, 杨振山Urban amenity: A new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testimony on China's city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WENTing, YANGZhensh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7-8
修回日期:2015-11-12
网络出版日期:2016-02-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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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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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纪以来,****们就一直在探寻推动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代表性理论包括经典生产要素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图1展示了三种城市发展模型。随着信息技术和创新经济的逐渐发展,近年来西方国家兴起了城市舒适性（urban amenity）理论研究热潮,城市舒适性被视为新技术条件下推动城市发展的新动力[1-12]。对于其概念而言,Ullman认为是舒适性一种愉悦的生活条件[13],Smith则将其定义为城市某地特有的、使人感到舒适、愉悦而吸引人们在其周围居住和工作的各种设施[1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舒适性对创新性人才尤其具有吸引力,并可以作为地区和城市的对外营销策略,因此有益于提高城市竞争力[15]。同时,城市舒适性还有利于获得“注意力经济”,吸引投资者和游客在城市里进行消费、投资,甚至迁居于此,使“注意力”这种隐形价值转化成为直接的城市经济收益[16]。综上,城市舒适性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提出的一种面向需求和高品质生活的城市发展理论,核心在于通过提高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使城市获得更好的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三种城市发展模型[
-->Fig. 1Three successive models of urban development[
-->
城市舒适性与人居环境相关,但更强调“愉悦”和空间环境的吸引力,关注愉悦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层面[17]。近年来,以张文忠为代表的国内****进行的宜居城市（Livable City）相关研究在中国城市人居环境领域已取得了卓越的成绩[18,19]。“Amenity”作为宜居城市指标体系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在宜居城市相关研究中被译为“舒适性”,也有一些研究将其译为“适宜性”或“便利性”。考虑到宜居城市研究在人居环境领域的重要性及概念上的统一,本文认为将“Urban Amenity”译为“城市舒适性”更合适。城市舒适性是宜居城市或城市宜居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在侧重点上又存在差异：① 在面向对象上,建设宜居城市的受众是城市中所有居民,城市舒适性是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后针对信息技术革命提出的新概念,旨在提升城市竞争力,主要关注对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吸纳。② 在内容上,宜居城市中的舒适性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舒适性和人文环境舒适性[19],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城市舒适性关注的内容更丰富,且关注的内容在层次上高于宜居城市,因为人才往往对人居环境的要求更高,更挑剔。此外,城市舒适性还提高了对心理和精神舒适度的关注程度。③ 就目标而言,宜居城市主要关注如何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18],而城市舒适性是在此基础上,将高品质的人居环境与人才流动和城市产业发展联系起来,打造既“宜居”又“宜业”的城市环境,使其成为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途径,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
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城市舒适性的初步研究。例如,借鉴国外研究对城市舒适性与住房价格和工资的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20-22],从城市设计、建筑等微观角度讨论如何提高城市舒适性[23,24],以及探讨城市舒适性对创意阶层区位选择的重要性[25]等。但总体而言,尚缺乏系统性研究。就人才的地域迁移而言,仅有胡兆量按照籍贯对中国人才的来源地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26],城市舒适性则主要关注吸引人才迁入。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特别是对于高学历人才而言,他们对自身发展通常更自信,并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往往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当前,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人才是确保转型成功的关键所在。以吸引人才为核心的城市舒适性恰好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新思路。此外,城市舒适性还从理论上较好地解释了中国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内在原因,因此深入解析城市舒适性内涵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对引导中国未来人才合理流动和提高中小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基于人本需求的中国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构建
2.1 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2.1.1 国外城市舒适性内涵借鉴 总结西方已有研究,将城市舒适性内涵归纳为三类[27]：（1）城市自然舒适性。由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所决定,主要包括优美的河流、山川和海岸线等地貌环境,以及宜人的湿度、气温、降雨等气候条件。西方人喜欢亲近自然,例如,美国历史上大量人口迁往具有阳光和沙滩的南部地区[13],英格兰历史上南部居民向亲水环境迁移的现象[28]。当前,中国也出现了因追随好的自然条件而发生的人口迁移现象,但主要表现为退休人口候鸟式的季节性迁移,例如,北方人冬季到海南过冬,南方人夏季到东北地区避暑,他们对河流、山川和海岸线等的喜好主要通过旅游和度假形式来满足。因此,在自然方面,中国人更关注气候上的舒适性。
（2）城市人工舒适性。包括具有美学价值的历史舒适性,如历史街区、历史纪念碑和历史建筑等,以及现代舒适性,如具有特色的丰富的餐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歌剧院以及其他休闲娱乐设施和便利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等。这部分主要涉及人工物质空间,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西方互为影响,因此在城市人工舒适性内容上并没有大的差异,差异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上。
（3）城市社会氛围舒适性。包括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和态度,如友好和好客程度、包容性、风险承担意识、个人主义等。社会氛围舒适性在西方比较受到重视,特别是包容性。Clark通过同性恋的比例来衡量城市的包容性,认为包容性是城市舒适性的重要组成要素[6],并且城市包容性与高新技术人才集聚度呈正相关[3,7,30],由此推动 了城市的发展。在中国人居环境研究中,对社会氛围方面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够。社会氛围与个人心理层面的舒适度密切相关,良好的社会氛围有助于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率的 提高。
2.1.2 中西差异分析 鉴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西方关于城市舒适性的内涵并不宜直接在中国套用。具体而言,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1）经济发展阶段差异。首先,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了因舒适性而导致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虽然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贫富差距仍然较大。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根据个人喜好迁移,寻求更高收入仍是人口流动的主导因素。其次,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从环境污染到成功治理的过程,中国目前还处在治理污染的初期阶段,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还相当严重,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再次,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人口已呈负增长,国家鼓励生育。中国人口数量庞大,计划生育政策尚难完全放开,加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许多城市家庭都把子女教育摆在首要位置,不惜重金为子女争取最好的教育资源。
（2）城市化发展阶段差异。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初就已进入相对稳定态的城市化后期阶段。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50%。从世界城市发展经验看,城市化水平在30%~60%之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由此可以判断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城市人口增加缓慢,只需在原有城市人口基础上打造城市舒适性,而中国城市未来还将有大量人口涌入,这将对城市资源、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各方面产生新的压力和需求。
（3）传统文化差异。“居者有其屋”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住房不仅是组建一个家庭的必须,而且是一种心理归属。2012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即使刚毕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都想尽一切方法购房。因此,一个城市的购房成本就成为就业者是否会长期待下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性格差异方面,西方人因性格开放直率而好动,更喜欢亲近大自然,爱好户外运动。中国人则多因个性平稳中庸,而偏好室内休闲,热衷品味美食等休闲活动,杜亚泉先生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形象概括了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30]。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阶段和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人在城市舒适性方面的需求差异。这是在构建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及指标体系时需要特别强调的关键点。
2.1.3 以需求为导向 新型城镇化倡导“以人为本”和高质量的城镇化,其基础是充分了解人的需求。目前,中国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农民工半市民化状态、工业园区缺乏生活配套设施以及城镇化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都与没有处理好人的需求和城市供给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基于人的需求角度,构建适用于中国的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最经典的需求理论,它将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级,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中实现需求,在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才会产生高层次需求 [31]。《政治和发展阶段》一书则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提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将经历从“传统社会阶段”、“预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到“高额大众消费阶段”的发展过程,到最后一个阶段,人们即转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32]。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家庭收入不断提高,生活保健、教育培训等较高层次的需求逐渐增多,社会需求正在逐步升级。特别是对于人才而言,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收入,高层次需求比普通人更旺盛。因此,本文将以包括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中实现需求在内的马斯洛高层次需求为主,同时兼顾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作为城市舒适性理论体系构建的基本依据。
2.2 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
在总结西方城市舒适性内涵的基础上,以中西差异分析为背景,并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提出适用于中国的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分为健康需求、自我发展需求、休闲需求和社会氛围需求4个一级指标（图2）,并细分为13个二级指标和17个三级指标。相对于人们的需求,城市是供给方,为以上4种需求提供相应的供给或环境,即健康环境、自我发展环境、休闲环境和社会氛围环境,如图2所示。在此基础上,通过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函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的20位专家,根据经验进行三轮打分,最终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如表1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性框架构建
-->Fig. 2Process of building urban amenity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Chinese context
-->
Tab. 1
表1
表1中国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构成及权重
Tab. 1The index system and weights of urban amenities in China
| 一级指标 | 权重 | 二级指标 | 权重 | 三级指标 | 权重 |
|---|---|---|---|---|---|
| 健康环境 | 0.2 | 气候 | 0.2 | 气候舒适度X1 | 1 |
| 空气质量 | 0.3 | 年均PM2.5浓度X2 | 1 | ||
| 水质 | 0.2 | 城市污水处理率X3 | 1 | ||
| 医疗设施 | 0.3 | 人均三甲医院数X4 | 1 | ||
| 自我发展环境 | 0.5 | 住房 | 0.2 | 房价收入比X5 | 1 |
| 职业发展 | 0.4 | 人均上市企业总部数X6 | 1 | ||
| 教育 | 0.3 | 人均高质量中学数X7 | 0.4 | ||
| 人均211和985大学数X8 | 0.6 | ||||
| 交通 | 0.1 | 市辖区道路网密度X9 | 0.5 | ||
| 对外交通通达性X10 | 0.5 | ||||
| 休闲环境 | 0.2 | 休闲设施 | 0.6 | 人均剧场、影剧院数X11 | 0.2 |
| 人均餐馆数量X12 | 0.4 | ||||
| 人均休闲娱乐场所数量X13 | 0.4 | ||||
| 户外休闲空间 | 0.4 | 城市人均绿地面积X14 | 1 | ||
| 社会氛围环境 | 0.1 | 历史文化氛围 | 0.3 | 城市历史文化指数X15 | 1 |
| 邻里氛围 | 0.3 | 居民受教育程度X16 | 1 | ||
| 社会包容度 | 0.4 | 社会舆论参与度与态度X1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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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城市舒适性评价
3.1 评价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4个直辖市、26个省会城市（不含拉萨）以及大连、宁波、青岛、厦门和深圳等5个副省级城市,共35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这35个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也是人口吸引中心,因此本文选择这35个城市作为评价对象,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传统的城市研究主要依赖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官方数据。当前,开放的大数据成为城市规划、城市研究的重要数据基础。目前已有许多互联网网站在一定程度上公开自己的数据,增加了数据的可获取性,丰富了研究对象和内容。具体而言,数据来源主要包括：① 统计年鉴及普查数据,包括《2013城市统计年鉴》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等。② 网络数据及其基础上的分析评价。其中,三甲医院数量来源于好大夫网、餐馆数量和休闲娱乐场所数量来自大众点评网、社会包容度则是基于对网易新闻网中具有争议的热点新闻数据进行分析后的结果。③ 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和****的研究成果,如气候舒适度来源于唐焰等基于栅格尺度的中国人居环境气候舒适性评价结果[36],城市年均PM2.5浓度来自绿色和平组织,高质量中学数来源于猿题库发布的2014年全国高中综合能力前100名,上市公司总部数来源于万德数据库,城市历史文化指数引自香港城市竞争力协会出版的《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08》[37]。
3.2 城市舒适性的分类空间格局
根据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的权重,对4项分类舒适性进行评价,各分类舒适性空间格局如图3所示。从健康环境空间格局（图3a）来看,健康等级最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如海口、厦门、福州、深圳、广州、南宁、昆明等,主要受到南方优越的气候条件的影响,此外,海口、深圳、厦门、福州、广州等城市的临海环境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城市的空气质量。
从自我发展环境空间格局（图3b）来看,等级较高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南京、西安、长沙和武汉等,这些城市都是中国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即使房价水平比较高,但往往都有较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受教育机会和城市基础设施。
从休闲环境方面空间格局（图3c）来看,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部地区形成了凹陷,中部地区的休闲环境甚至不如经济发展条件稍落后的西部地区（图3c）。
社会氛围环境的空间格局（图3d）与自我发展环境非常类似,表明自我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果一个城市的社会氛围,如历史文化氛围浓郁、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或人们更加包容,那么在这样的城市氛围中人们就更容易获得自我发展。或者在一个人们追求自我发展的城市中就更容易产生好的社会氛围,两种环境之间相互促进。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城市舒适性的分类空间格局
-->Fig. 3Spatial layout of sub-categories of urban ameni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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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综合城市舒适性空间格局
采用主客观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城市舒适性进行综合评价。主观上,基于获得的权重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主观评价分值。本文采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在主成分分析的显著性检验中,KMO=0.761,Sig.=0.000<0.05,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各指标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进而对经过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客观评价分值。最后,取主客观平均值得到最终评价结果。全国35个城市的综合城市舒适性空间格局如图4所示,东部沿海一带城市舒适性最高,包括舒适性为一级的北京、深圳和上海,以及舒适性为二级的南京、广州、厦门和海口。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拥有先天的气候和临海环境优势,且因为对外开放早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方面成熟完善,并拥有非常丰富和高等级的休闲娱乐设施,由此形成更加包容和良好的社会氛围环境。总体上,综合城市舒适性由东向西递减,中部以武汉舒适度最高,西部以西安为最佳。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综合城市舒适性空间格局
-->Fig. 4Spatial layout of urban amenity in China
-->
北京、深圳和上海是对人们需求满足程度最高的舒适性城市,同时也是全国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城市,分别为37.14、27.34和22.33。根据西方城市舒适性的相关研究,有****提出,房价、工资和城市舒适性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即房价与工资之差应与城市舒适性水平相当。当一个城市具有突出的舒适性时,人们则愿意支付较高的房租和承受较低的收入来享受城市的这种舒适性[38,39]。这便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北京、深圳和上海的房价如此之高,却仍然有源源不断的人口涌入,原因就在于这三个城市具有其他城市难以达到的城市舒适性水平。
北京是首都,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公共资源,如教育、医疗、交通、文化等,并且这些资源的数量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首位度。在教育资源方面,全国前100名高质量中学中有10所位于北京,排名第二的天津、西安和武汉仅有3所。北京还拥有26所211大学,而排名第二的上海仅有9所。受到人脉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地选择主要集中在家乡或大学所在城市,因此大学资源集中的城市往往能够留住更多人才。在医疗资源方面,北京拥有62家三甲医院,比排名第二的上海多22家,尽管北京人口数量庞大,但人均三甲医院数量排名仍非常靠前。此外,本文基于对网易新闻中具有争议新闻事件的评论和归属地分析的结果表明,北京还是全国最具包容性的城市。因此,尽管房价高、污染严重,还是阻挡不了人口大军的涌入。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1年,上海共有上市企业总部201家,仅次于北京,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集聚于此。此外,上海还是中国国际化氛围最浓郁的大都市和中西文化汇集之地,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城市文化氛围和“小资”情调,成为现代休闲潮地。根据大众点评网数据,上海拥有各类休闲娱乐场所33431家,餐馆94937家,位居全国之首,其中国内外美食云集,并拥有全国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
除北京之外,深圳也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城市,这与其移民城市的特质有关。而且,根据唐焰等的研究[36],深圳处于全国气候适度性最高的区域。此外,深圳空气质量较好,2013年PM2.5年均浓度只有39.7,仅次于海口、厦门、福州和昆明等4个城市。在户外休闲空间方面,深圳城市人均绿地面积高达371 km2,居全国之首,为市民提供了充足的户外活动空间。除了良好的气候与自然环境外,深圳还聚集了174家上市企业公司总部,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移民的青睐。
从城市排名上来看,重庆排在最后一位,但实际上重庆并不是一个舒适性差的城市。本文以包括市辖区、县在内的重庆市作为了研究单元。在成立直辖市时,原隶属四川的大面积农村地区都被划入重庆市。因此,虽然在舒适性要素总量上,重庆在35个城市中处于中等水平,但在人均指标上就排在了最后。
4 中国城市舒适性与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分析
城市舒适性理论认为,相对于一般的人口流动,城市舒适性对人才的吸引力更为显著。基于本文的中国城市舒适性评价结果,对中国城市舒适性与人口迁移和人才迁移的相关性进行验证。总人口迁移采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各城市净迁移人口数,即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之差进行衡量。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各城市中户籍在外省的大学学历以上受教育人口数来衡量人才迁入,即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考虑到重庆市所辖范围内的农村地域过大而影响其城市舒适性排名的特殊情况,将重庆剔除,用其余34个城市的数据进行验证。分别对34个城市的城市舒适性、净迁移人口和迁入人才数量进行排序,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分别对城市舒适性与净迁移人口和迁入人才的相关性进行检验。Spearman秩相关的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rs为秩相关系数;di为变量xi和变量yi的差值;xi为城市舒适性排序后的秩;yi为净迁移人口或迁入人才数量排序后的秩;n为样本数量,本文n=34。
如图5所示,净迁移人口与城市舒适性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净迁移人口数量随着城市舒适性的提高而增加,在显著性水平为0.01时,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99。中国少数大城市集中了全国最好的资源,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它们或是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公共资源,或是满足了人们的职业发展诉求,又或者两者兼具,而且往往休闲设施全面丰富,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是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但同时,人口在大城市的过度集中也造成了如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城市舒适性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大城市病的原因,因此合理引导舒适性要素的空间转移和合理布局是解决大城市人口拥挤问题的根本所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城市舒适性与净迁移人口的秩相关分析
-->Fig. 5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menity and net migration
-->
城市舒适性理论认为城市舒适性对人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通过对中国35个城市人才迁入与城市舒适性之间的Spearman秩相关检验（图6）发现,Spearman秩相关系数为0.724,高于城市舒适性与净迁移人口之间的相关性,表明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即受教育程度高者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更明显。在中国经济结构从传统工业经济向创新型知识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才至关重要,城市若想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就需要考虑人才的需求,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城市舒适性,提升城市的人才竞争力及综合竞争实力。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城市舒适性与迁入人才的秩相关分析
-->Fig. 6Spearman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menity and talents migration
-->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理论也在不断更新升级,以生活质量和吸引人才为关注点的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理论,已成为西方国家目前研究的热点。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建立城市舒适性理论体系不仅必要,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借鉴西方城市舒适性研究,在分析中西差异的基础上,基于需求理论构建了适用于中国的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体系。结果表明：① 受到气候条件的影响,健康环境等级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自我发展环境等级较高城市都是中国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等,这些城市即使房价水平比较高,但往往都有较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受教育机会和城市基础设施;休闲环境方面,东部和西部均高于中部,形成了中部“凹陷”;社会氛围环境的空间格局与自我发展环境非常类似,两者之间互为因果。② 基于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对中国35个主要城市综合城市舒适性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城市舒适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逐渐降低,舒适度最高两个等级所涵盖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包括北京、深圳、上海、南京、海口、广州和厦门等,武汉和西安分别是中部和西部舒适度最高的城市。③ 舒适度越高的城市对人们需求满足的程度越高,因此往往成为人口吸引力中心。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城市舒适性与净迁移人口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99,呈较强的正相关,从一个全新角度解释了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原因。然而,城市舒适性与人才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这与西方的情况类似,表明城市舒适性对人才的吸引力更为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追求高品质生活。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认为,仅仅依靠行政手段和限制户籍迁入来抑制大城市人口拥挤,最终将难以奏效。未来只有在中小城镇普及更高水平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并伴随着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才有可能缓解大城市过度拥挤的问题。考虑到人才往往倾向于在城市舒适性较高的城市集中,中小城市更应关注城市舒适性的打造,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未来创新经济和知识经济主导的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功。
城市舒适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符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的城市发展理论,未来有很大的研究与应用空间。本文首次尝试对中国城市舒适性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评价方法较为主观,不同的评价方法可能产生略有差异的评价结果。同时,本文中城市舒适性指标的选取主要依靠文献追溯和客观分析,考虑到不同人群对舒适度的体验还存在一定差异,未来的研究还应结合需求调查,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不同人群的舒适性需求和偏好。此外,对微观城市环境的研究亦非常重要,因为城市舒适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感受,而人的活动与日常生活微观空间更为密切。对微观舒适性的研究也助于更好地进行城市社区设计,营造出更符合人们需求的美好城市空间。
需要强调的是,鉴于中国已进入城市社会,未来城市的发展竞争力将更有赖于城市质量的综合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舒适性将会成为创新时代城市脱颖而出的制胜武器。因此,秉持以人为本、开放共享的理念,通过嵌入多元文化要素和充分发挥其孵化机、加速器和连接体的多功能有机作用,营造更为宜人的高品质城市舒适性,持续吸引高端人才,就成为城市实现创新型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务。本文的探索性实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印证了这一观点,但鉴于其仍存在着方法论上的一些不足,因此,需要就此议题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入合作研究,以完善城市舒适性综合评估体系,引领城市持续提升其综合竞争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32] |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
| [33] | . 本文利用医书资料，探讨古人如 何理解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气候，并以脚气病、疟疾、麻病病、梅毒为例子，说明岭南地区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关系。从史书中知道，自汉代已形成对南方炎热潮湿 的看法，并以此解释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这个看法一直支配著古人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虽然如此，医家在治疗这些疾病时却取得一些成果。 本文利用医书资料，探讨古人如 何理解岭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及气候，并以脚气病、疟疾、麻病病、梅毒为例子，说明岭南地区自然环境与疾病的关系。从史书中知道，自汉代已形成对南方炎热潮湿 的看法，并以此解释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这个看法一直支配著古人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虽然如此，医家在治疗这些疾病时却取得一些成果。 |
| [34] | .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关节滑膜炎及对称性、破坏性的关节病变为主要特征。其发病机理较复杂,诱发因素也很多, 目前多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据统计约90％的RA患者对气候变化敏感,现代研究亦表明气象因素的变化与RA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报道在 气候湿度变化大的地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病率高；也有一些风湿患者就诊时常主诉天气变化前锋(锋即冷气团和暖气团的交界面)经过时症状加重,尤其是雨前 疼痛加重,雨后疼痛减轻。可见,类风湿性关节炎不仅是季节病(发病有季节规律),同时也... 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关节滑膜炎及对称性、破坏性的关节病变为主要特征。其发病机理较复杂,诱发因素也很多, 目前多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而引起。据统计约90％的RA患者对气候变化敏感,现代研究亦表明气象因素的变化与RA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报道在 气候湿度变化大的地区,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病率高；也有一些风湿患者就诊时常主诉天气变化前锋(锋即冷气团和暖气团的交界面)经过时症状加重,尤其是雨前 疼痛加重,雨后疼痛减轻。可见,类风湿性关节炎不仅是季节病(发病有季节规律),同时也... |
| [35] | . 冻疮是冰点以上的低温与高湿度环境暴露所致的一种局限性皮肤炎症,其主要临床表现为红色至紫红色的斑疹、丘疹或斑块. 1 病因和发病机制 1.1 病因 寒冷引起冻疮的机制未明,可能与皮肤血管对寒冷过敏有关,也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及遗传因素有关.潮湿可加速体表散热,故冬季湿度大,特别是气温在 10℃以下的地区,冻疮发生率较高.此外,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肢端血循环不良、手足多汗、缺乏运动、鞋袜过紧、营养不良、贫血及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常为冻 疮的发病诱因. 冻疮是冰点以上的低温与高湿度环境暴露所致的一种局限性皮肤炎症,其主要临床表现为红色至紫红色的斑疹、丘疹或斑块. 1 病因和发病机制 1.1 病因 寒冷引起冻疮的机制未明,可能与皮肤血管对寒冷过敏有关,也可能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及遗传因素有关.潮湿可加速体表散热,故冬季湿度大,特别是气温在 10℃以下的地区,冻疮发生率较高.此外,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肢端血循环不良、手足多汗、缺乏运动、鞋袜过紧、营养不良、贫血及一些慢性消耗性疾病常为冻 疮的发病诱因. |
| [36] | . 运用GIS技术，基于1km×1km栅格尺度，计算了中国的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并系统分析了二者的时空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定量评价了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舒适期与适宜性。结果表明：①中国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的空间分布大势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适宜性整体呈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递减的趋势；②基于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气候舒适期地域差异显著，最高值分布在东南丘陵和云贵高原东南部，舒适期长达12个月，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等高寒地区为全年气候不舒适区；气候舒适期超过半年（6个月）的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强；气候舒适期为12个月的地区，面积不足全国的1%；③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适宜性评价表明，气候适宜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3.14%，相应人口占98.22%，临界适宜区和不适宜区面积各占14.06%和22.77%，而相应人口仅占1.62%和0.16%，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气候适宜地区。 运用GIS技术，基于1km×1km栅格尺度，计算了中国的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并系统分析了二者的时空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定量评价了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舒适期与适宜性。结果表明：①中国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的空间分布大势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适宜性整体呈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由高原、山地向丘陵、平原递减的趋势；②基于温湿指数和风效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气候舒适期地域差异显著，最高值分布在东南丘陵和云贵高原东南部，舒适期长达12个月，青藏高原和天山山地等高寒地区为全年气候不舒适区；气候舒适期超过半年（6个月）的地区，面积占全国的1/3强；气候舒适期为12个月的地区，面积不足全国的1%；③中国人居环境的气候适宜性评价表明，气候适宜地区占国土面积的63.14%，相应人口占98.22%，临界适宜区和不适宜区面积各占14.06%和22.77%，而相应人口仅占1.62%和0.16%，人口明显集中分布于气候适宜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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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is defined as individuals with high levels of human capital,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tion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and above. This article advances the hypothesis that talent is attracted by diversity, or what are referred to as low barriers to entry for human capital. To get at this, it introduces a new measure of diversity, referred to as the diversity index, measured as the proportion of gay households in a region. It also introduces a new measure of cultural and nightlife amenities, the coolness index, as well as employing conventional measures of amenitie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and regional income. Statistical research supported by the findings of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is used to probe these issues.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hypothesis and shed light on both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and its effec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is highly concentrated. Tal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iversity index. Furthermor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location. Talent and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work independently and together to generate higher regional incomes. In short, talent is a key intermediate variable in attract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generating higher regional incomes. |
| [2] | Discusses the emergence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cities and regions in the 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reative class; Concentration of the creative class in various U.S. cities and regions; Characteristics of cities and regions that attract lots of creative talent; Attitude of creative class people toward outdoor recreation. INSET: The Creativity 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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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While there is a general consensus on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capital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debate has emerged around two key issues. The first involves the |
| [5] | Studies of the city traditionally have presumed a division between the economy of cities and their culture, with culture subordinate in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work” of the city. However, categorie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in the urban context have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
| [6] | Studies of the city traditionally have presumed a division between the economy of cities and their culture, with culture subordinate in explanatory power to the “work” of the city. However, categorie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in the urban context have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
| [7] | Studies of the city traditionally posit a division between a city's economy and its culture, with culture subordinate in explanatory power to work. However, post-industrial and globalizing trends are dramatically elevat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urban economic vitality. Models to explain the growth of cities from the era of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re outmoded. Citizens in the postindustrial city increasingly make quality of life demands, treating their own urban location as if tourists, emphasizing aesthetic concerns. These practices impact considerations about the proper nature of amenities that post-industrial cities can sust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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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Throughout social science, non-market interactions are increasingly being recognized as central. The endogenous growth literature argues that the flow of ideas between innovators is critical for progress. The social capital literature argues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dinary citizens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The literature on poverty is increasingly emphasizing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that the intellectual isolation of the ghettos leads to the worst problems of the inner city. pointing to the importance of non-market interactions. These three literatures are all There are two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critical, non-market interactions and urban economics. First, the demand for cities is to a large extent driven by these sorts of nonmarket interactions. The appeal of locating in Wall Street or Silicon Valley lies, in part, in their roles as centers of information flows. The New Urbanism, which lay behind the planning of Celebration, argues that density can be critical in creating a highly desir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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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Population density varies widely among U.S. metro areas. A simple, stat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demonstrates that moderate differences in metro areas' consumption amenities can cause extremely large differences in their population density. Such amenities are more strongly capitalized into housing prices than into wages.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amenities do indeed help support high density levels and that amenities are becoming a more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where people choose to live. Matching the empir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wages and density requires that amenities cause approximately one fifth of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in metro population density.</p> |
| [12] | The US population has been migrating to places with high 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 Theoretically, such migration can follow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amenities that accompanies increasing wealth. Under the baseline calibration of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a place with amenities for which individuals would initially pay 5% of their income grows slightly faster than an otherwise identical place. As local quality of life becomes more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relative population density, local productivity independently becomes less important. Together these two trends cause local amenities to eventually become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relative local density. From a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 high quality of life together with low relative productivity can boost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growth by several percentage poi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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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a study which examined the rating of cities and location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they offer. City ratings; Quality of life and city competition; Conceiving of quality of life and attraction of capital; Conclusion. |
| [16] |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asic theory of attention econom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to the sports market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marke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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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宜居城市的内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与人居环境、居住环境、生态城市等相关概念的异同点.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最后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 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宜居城市的内涵,并分析了宜居城市与人居环境、居住环境、生态城市等相关概念的异同点.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城市、健康的城市、生活方便的城市、出行便利的城市,也是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最后从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五个方面,构建了宜居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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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从不同城市宜居性特征差异分析入手,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构建 了商品住宅的城市宜居性特征空间评价计量模型.得出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不同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 异主要是由经济水平、自然区位、政治区位、气候条件和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公共图书设施建设造成.鉴于城市的区位、气候和经济水平相对固定,基 础设施建设成为导致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 从不同城市宜居性特征差异分析入手,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构建 了商品住宅的城市宜居性特征空间评价计量模型.得出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呈现逐渐增强的态势;不同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 异主要是由经济水平、自然区位、政治区位、气候条件和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公共图书设施建设造成.鉴于城市的区位、气候和经济水平相对固定,基 础设施建设成为导致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距加大的重要原因. |
| [22] | . 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以城市 宜居性特征体系的27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以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城市宜居性特征对 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探索城市间房价差异的原因。研究表明,静态和动态模型均显示商品住宅价格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呈现逐渐增强的态 势,但静态模型对空间相关性产生过高估计的偏误,动态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由于分离了人们的预期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使得空间相关性对房价的影响偏误得以部 分矫正;城市的经济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自然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宜居性特征是形成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文化、交通、通讯设 施的完善程度和便利程度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但是,人均GDP、每万人中小学校数、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空气质量优良率五 个指标对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表现为负向关系。 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以城市 宜居性特征体系的27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以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为被解释变量,通过构建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考察了城市宜居性特征对 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探索城市间房价差异的原因。研究表明,静态和动态模型均显示商品住宅价格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呈现逐渐增强的态 势,但静态模型对空间相关性产生过高估计的偏误,动态空间滞后面板模型由于分离了人们的预期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使得空间相关性对房价的影响偏误得以部 分矫正;城市的经济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自然区位条件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宜居性特征是形成城市间商品住宅价格差异的主要因素,尤其是文化、交通、通讯设 施的完善程度和便利程度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更为明显。但是,人均GDP、每万人中小学校数、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空气质量优良率五 个指标对城市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表现为负向关系。 |
| [23] | . 为了创造现代城市环境的“宜人性”,首先要强化城市的“人居环境”意识 ,明确工作的对象及任务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合理调配城市的功能和物质形态。要依据人的行为特征合理解决各类城市空间的使用问题 ,以高效率支持人的各项活动 ;注重人工元素与自然元素的有机结合 ,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满足人的生理舒适的需求 ;在人与历史、人与地方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创造良好的文态环境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照顾到老人、儿童、残疾人、外来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 为了创造现代城市环境的“宜人性”,首先要强化城市的“人居环境”意识 ,明确工作的对象及任务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合理调配城市的功能和物质形态。要依据人的行为特征合理解决各类城市空间的使用问题 ,以高效率支持人的各项活动 ;注重人工元素与自然元素的有机结合 ,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满足人的生理舒适的需求 ;在人与历史、人与地方文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 ,创造良好的文态环境 ,满足人的情感需求 ;照顾到老人、儿童、残疾人、外来人等特殊人群的特殊需求。 |
| [24] | . 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中心区大体量建筑的发展现状及成因,结合实例探讨了大体量建筑易对城市空间宜人性形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判定标准。基于这些评价标准,提出"控制建筑尺度"和"开放和整合外部空间"2个措施,并对其增加城市空间宜人性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以北京为例分析了我国城市中心区大体量建筑的发展现状及成因,结合实例探讨了大体量建筑易对城市空间宜人性形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判定标准。基于这些评价标准,提出"控制建筑尺度"和"开放和整合外部空间"2个措施,并对其增加城市空间宜人性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
| [25] | . ＂逃回北上广＂现象已经引起媒体的重视,国内媒体对该现象发生背 景的介绍与国外创意产业研究中涉及到的城市便利性及弱连接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创意阶层为分析对象将这一现象与城市便利性、弱连接理论相结合,在非均 质空间下分析了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逃回北上广＂与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密切联系,便利性及弱连接理论能较为充分的解释这一现象。 ＂逃回北上广＂现象已经引起媒体的重视,国内媒体对该现象发生背 景的介绍与国外创意产业研究中涉及到的城市便利性及弱连接理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以创意阶层为分析对象将这一现象与城市便利性、弱连接理论相结合,在非均 质空间下分析了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从分析中可以看出＂逃回北上广＂与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密切联系,便利性及弱连接理论能较为充分的解释这一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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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
| [28]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motives underpinning the form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 marginal social group residing in houseboats within Shoreham-by-Sea, South-east England.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 ‘boat-people’ represent a unique example of going back-to-the-water, which is tied to a predilection for a self-su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lifestyle, anti-consumerism,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closeness to nature and natural elements. The discussion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idyllic r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uth Downs, which render positive cultural readings of the river, coast, water and tides. It is also noted that the houseboats provide an economic ‘loop-hole’ into the wider gentrified housing markets of Brighton and Hove. Focusing on recent socio-cultur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s, and linked to the regul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the alternative lifestyle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the case study provides an example of the ‘purification’ of manufactured, atypical gentrified spaces. The findings therefore disrupt ideas of gentrification being synonymous with conventional residential spaces, and extend understandings of the diversity of ‘other’ geographies of gentrification to more fully embrace sociocultural marginality. |
| [29] | San Francisco is known both as one of America's loveliest cities and as home to an unusually large gay community. We argue that this overrepresentation of gays is not coincidental. Gay households face constraints that make having children more costly for them than for similar heterosexual households. This reduces lifetime demand for housing while freeing resources for allocation elsewhere. Therefore, gay men disproportionately sort into high-amenity locations. A ranking of metropolitan areas by their gay concentration finds high concentrations in America's most attractive cities.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at measures of local amenities predict gay location more strongly than does gay friendliness. |
| [30] | .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任主 编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五四"文化先驱们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烛照出几千年来中国 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与落后性,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全盘否定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态度,也遭致了一部分自由主义(也可称之为"文化保守 主义")知识分子的异议。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伦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激进改革思想表达了不同看法。由此 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激烈论争。论战一直持续到"五四"民主运动爆发以后的1920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后才告一段落。其时间之长, 涉及面之广,参战文章的"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王元化语),都是令后人难以企及的。而关于这场论战的意义,王元化先生更有精辟的论述: 它可谓是"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参见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57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长城》杂志从本期开始,陆续重刊当年论战中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我们的愿望是,进一步发掘出当年中西方文化论战对今天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本期选录的 杜亚泉先生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是集中体现杜亚泉关于中西方文化观点的论文之一。在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 明",两种文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 之穷者。"中国传统文明能否"济西洋文明之穷"另当别论,但杜氏所持的中西方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看法,在"五四"那样一个否定中国传统 文化的观点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时代,的确不同凡响。而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在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如今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作者还运用历史学、文化人类 学、民俗学等西方现代理论的观点,深入剖析了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他认为关键在于中西方民族斗争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西方文明发轫于地中海之滨,那 里"交通顺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中国文明则源于大陆内地的黄河沿岸,这里"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 少",正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风俗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形态。而"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正好可以互补,因此杜氏断言:"两文明互相接 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尽管整个20世纪中西方文明相互输入与输出的程度绝非对等,但两种文明相互依存、各自取长补短的历史趋势大致并未判断失 误。整篇文章虽然谈不上字字珠玑,然而细细读来,却实在是不乏真知灼见的。很多观点即使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依然在争论 不休的很多话题,尽管改头换面了一些新的名词和时髦的理论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八十年前先辈们早已探讨过的问题的重复?这的确应该令吾辈汗颜。世 界不同民族先后走向自我更新之路的经验都足以证明:只有真正把民族精神与开放精神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强盛与民族的中兴。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 面临的问题绝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是否输入西方优秀文明成果,而是要探讨输入西方先进文明的原则与方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中 华民族正在别无选择地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在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特色,以自信的姿态立足于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民族 之林,实在是当务之急的重大理论课题。站在新世纪之初,重读八十六年前的这篇《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相信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1915年9月,由陈独秀任主 编的《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五四"文化先驱们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烛照出几千年来中国 传统文化的封建性与落后性,并给予了猛烈抨击。但他们有意无意流露出的全盘否定传统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态度,也遭致了一部分自由主义(也可称之为"文化保守 主义")知识分子的异议。从1916年起,《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以伦父为笔名,连续发表文章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激进改革思想表达了不同看法。由此 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激烈论争。论战一直持续到"五四"民主运动爆发以后的1920年,杜亚泉辞去《东方杂志》主编后才告一段落。其时间之长, 涉及面之广,参战文章的"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王元化语),都是令后人难以企及的。而关于这场论战的意义,王元化先生更有精辟的论述: 它可谓是"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参见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第57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长城》杂志从本期开始,陆续重刊当年论战中的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我们的愿望是,进一步发掘出当年中西方文化论战对今天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本期选录的 杜亚泉先生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是集中体现杜亚泉关于中西方文化观点的论文之一。在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 明",两种文明之间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 之穷者。"中国传统文明能否"济西洋文明之穷"另当别论,但杜氏所持的中西方文明实属"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的看法,在"五四"那样一个否定中国传统 文化的观点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时代,的确不同凡响。而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在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别,如今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作者还运用历史学、文化人类 学、民俗学等西方现代理论的观点,深入剖析了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形成原因,他认为关键在于中西方民族斗争和地理环境的不同。西方文明发轫于地中海之滨,那 里"交通顺利,宜于商业,贸迁远服,操奇计赢,竞争自烈",而中国文明则源于大陆内地的黄河沿岸,这里"土地沃衍,宜于农业,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竞争较 少",正是由于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风俗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文明的不同形态。而"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正好可以互补,因此杜氏断言:"两文明互相接 近,故抱合调和,为势所必至。"尽管整个20世纪中西方文明相互输入与输出的程度绝非对等,但两种文明相互依存、各自取长补短的历史趋势大致并未判断失 误。整篇文章虽然谈不上字字珠玑,然而细细读来,却实在是不乏真知灼见的。很多观点即使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依然在争论 不休的很多话题,尽管改头换面了一些新的名词和时髦的理论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八十年前先辈们早已探讨过的问题的重复?这的确应该令吾辈汗颜。世 界不同民族先后走向自我更新之路的经验都足以证明:只有真正把民族精神与开放精神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强盛与民族的中兴。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所 面临的问题绝不是要不要学习西方,是否输入西方优秀文明成果,而是要探讨输入西方先进文明的原则与方法。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中 华民族正在别无选择地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然而,在全球化的历史大潮中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特色,以自信的姿态立足于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民族 之林,实在是当务之急的重大理论课题。站在新世纪之初,重读八十六年前的这篇《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相信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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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引入“生活质量理论”,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双向循环互动机理,从乡村聚落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等三个方面研究乡村聚落空间优化问题,试图构建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模式.研究认为:① 聚落是生活质量的空间载体,生活质量是聚落的本质内容,乡村聚落与生活质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聚落空间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② 乡村聚落空间功能类型可以划分为生计维持型功能、产业发展型功能与品质提升型功能,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功能优化,重点在于提升生计维持型功能,整合产业发展型功能,植入品质提升型功能.③ 乡村聚落空间结构优化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居住空间、农业空间、工业空间有机集聚,社会交往空间、休闲空间、服务空间有机疏散,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有机均衡,以实现聚落内部空间类型比例合理化与组合最优化;二是要通过聚居区位转换与聚落职能调整,移拆部分衰落村落,保留部分一般村落,扩大部分重点村落,新建部分新型村落,形成“综合村—特色村”的功能结构等级,构建以乡村公路为链接的聚落体系空间组织模式.④ RROD模式是基于生活质量导向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的理想模式,该模式的构建要合理确定聚落单体的规模尺度与聚落之间的距离尺度,引导形成结构合理、设施配套、功能完备、分布有序的RROD和RROD体系. |
| [39] |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08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