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煜达Pattern evolution of settlement space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the past 300 years
HUORenlong, YANGYuda收稿日期:2016-02-24
修回日期:2016-07-17
网络出版日期:2016-09-1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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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聚落是人类各种居住地的总称,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可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狭义的聚落指乡村聚落[1]。聚落的分布格局与演变受一定时期内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产物[2]。许多****对当代聚落的分布格局及其与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3-7]。由于当代聚落的分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对历史时期聚落格局演变的研究可以反映土地开发和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8, 9],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9-12]。山地具有不同于平原的高度梯度差异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特征,山地聚落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规律与平原地区有较大的差别[13],对土地覆盖变化产生的影响也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14]。因此,探讨山地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变及驱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对山地聚落分布格局的研究主要利用遥感影像、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和实地考察获得的数据,结合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影响山地聚落分布格局的地貌、民族、人口和社会经济等因素进行了定性或定量研究[14-19]。但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在百年到几百年尺度上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20],定量研究较为缺乏。
近300年来,由于移民开发等原因,西南山地的聚落分布格局和自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以作为山地基本地理单元的中小流域[21]为研究区,探讨300年尺度上聚落在山地流域内的格局演变及驱动力机制,可以更好地认识山地聚落分布格局和演变的规律,有助于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2 研究区概况
掌鸠河流域位于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禄劝县）,地势北高南低（图1）。掌鸠河流程123 km,径流面积1367 km2,流域内海拔1564~3136 m。禄劝县多年平均温度为13.5 ℃,年平均降水量966.4 mm。禄劝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居住着24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0.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云南省禄劝县掌鸠河流域
-->Fig. 1Zhangjiuhe Basin in Luquan county,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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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掌鸠河流域内主要聚居民族为彝族和汉族,其中汉族人口集中在县城附近的坝区,在以后的300余年间,汉族、苗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大量迁入,改变了流域内原有的民族和人口分布格局,形成了今天流域内民族数量众多、各民族交错杂居的特点。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流域内的聚落数量持续增加,空间不断扩展。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3.1.1 地名志资料 本文所用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1995年出版的《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名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该地名志中共收录地名3193条,其中,掌鸠河流域内的聚落地名784 条。详细记载了聚落的地名含义、行政隶属、民族构成、1990 年末聚落的人口、耕地数量和部分聚落的建立时间等信息。但地名志中所记载的聚落创建时间信息较为缺乏,不足总数的10%,要复原300 年来流域内聚落的格局演变还需要借助其他资料进行补充。3.1.2 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文献资料主要包括禄劝县历代的地方志资料,如康熙《禄劝州志》(康熙《禄劝州志》,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本。)、乾隆《农部琐录》(乾隆《农部琐录》,云南省图书馆传抄本。)、民国《禄劝县志》(民国《禄劝县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等地方志中有关聚落信息的记载。这些资料提供了若干时间断面的聚落信息,但不完整,且信息相对简略,一般只包含聚落名称和行政隶属关系等。这类资料中的聚落信息可以为复原聚落的创建时间提供一个时间下限。
3.1.3 实地调查资料 实地调查资料来源于作者2015年4-5月在掌鸠河流域进行了44个工作日的实地调查后获得的数据资料。具体调查过程为：在流域内以各乡镇的行政村为调查单位,以访谈为主,访谈对象主要为对行政村内各自然村相对熟悉的老支书或其他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等。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每个自然村中最早定居的姓氏及经历的代数（按25年一代）、有无较古老的碑刻和家谱资料、行政村中各自然村形成的早晚顺序等。运用访谈资料,对照搜集到的地方碑刻和家谱等资料,推算出各自然村的创建时间。如果某行政村的单次调查没有达到理想效果,则对该行政村进行第二次调查。
通过以上方法得到有效信息的聚落为767个,占总聚落数量784个的98%。其中17个聚落因处于偏僻的山区而无法进行实地调查,按其自身的人口数量、民族构成和周边聚落的情况综合分析,确定其创建时间。通过实地调查方法得到的资料可以较好地补充地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中所缺乏的聚落创建时间等信息。
3.1.4 数字高程数据（DEM） 采用ArcGIS 10.0软件对DEM数据(30 m分辨率GDEMV2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http://www.gscloud.cn）。) 进行填洼处理,再利用软件中的Arc Hydro Tools工具提取出掌鸠河流域的地形图,并生成流域坡度栅格图。
3.2 方法
将禄劝县地名志中掌鸠河流域内聚落的相关信息整理录入数据库,对地名志资料、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三种不同资料来源中聚落创建时间信息进行同化处理,记入“聚落创建时间”字段中。利用2005年绘制的比例尺为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技术路线图
-->Fig. 2Technical route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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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聚落在流域内的空间演变趋势,利用ArcGIS软件对1700年以前创建的聚落和近300年来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的聚落进行平均中心和标准差椭圆分析。平均中心是一系列点的地理中心（或密度中心）,标准差椭圆（又称方向分布）可以汇总地理要素的空间特征,如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是分析具有方向性的地理数据的有效手段。
4 结果分析
4.1 聚落时空演变
从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数量演变的时间分布特征图（图3）中可以看出,掌鸠河流域聚落的数量自1700年以来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1700年聚落总数为180个,占2000年聚落总数量784个的23%,可见在1700年以前流域内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聚落分布。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数量增长从时间上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1701-1800年的缓慢增长时期;② 1801-195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③ 1951-2000年的缓慢增长时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掌鸠河流域聚落增长时间分布特征
-->Fig. 3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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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每50年一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的格局演变与平均中心、标准差椭圆可以看出（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掌鸠河流域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的平均中心与标准差椭圆（方向分布）
-->Fig. 4Mean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of newly added settlements distribution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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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0年以前,流域内的聚落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河谷地带和上游平坝区,1700年以后新创建的聚落逐渐向流域的中上游和河谷两侧的高海拔山区扩展。
（2）1700年以前,聚落的平均中心位于流域的中游偏下方,椭圆长轴较长,短轴较短,聚落主要沿掌鸠河中下游河谷呈带状分布。
（3）1701-1850年,新创建聚落的平均中心和标准差椭圆呈现出不断向流域中上游移动的趋势,标准差椭圆的短轴不断拉长,表明聚落的分布呈现出不断向流域的中上游和河谷两侧山区发展的趋势。1851-2000年,新创建聚落的平均中心不断向流域的中下游移动,标准差椭圆的短轴有所减小,说明这一时期聚落的分布逐渐向流域中下游河谷两侧的山区发展。
（4）从标准差椭圆长轴的变化上来看,1801-1850年和1901-1950年两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标准差椭圆的长轴较长,表明新创建聚落的分布在流域的上下游之间相对均匀。1751-1800年和1851-1900年两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标准差椭圆的长轴较短,表明新创建聚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且主要位于流域的中上游地区。
河谷地带是流域内自然环境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是人类在选择农业生产和生活定居点时首要考虑的地区[11]。在西南山地,河谷两侧相对平缓的台地自然环境相对优越,呈狭长形分布,是人口和聚落密度较大的区域。至2000年,掌鸠河流域内聚落的密度为0.57个/km2,如果把山地聚落的影响范围简化为一个规则的圆,则平均每个聚落的地理半径为0.75 km。河谷地带由于聚落密度较大,平均每个聚落的地理半径小于流域内的平均水平。对掌鸠河以1~2个聚落范围的1 km为距离做缓冲区,从每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中位于缓冲区内的聚落百分比可以看出（图5）,位于掌鸠河1 km范围内新创建聚落的比重呈现出逐渐减小的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创建聚落的分布逐渐远离河谷地带,向两侧的偏远山区扩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位于掌鸠河1 km缓冲区内的 聚落占新创建聚落百分比
-->Fig. 5Proportion of settlements within 1-km buffer zone in the Zhangjiuhe River to all the newly-built sett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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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分布格局演变,从纵向上看,经过了一个从中下游向中上游,又从中上游向中下游逐渐扩展的过程。从横向上看,流域内聚落的分布有着从河谷地带向边远山区扩展的趋势。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山地流域内人口迁移和土地开发的空间扩散过程。
4.2 影响因素分析
4.2.1 自然环境因素 自然环境对聚落的分布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高程和坡度是影响山地聚落分布的主导性自然因子[22-24]。参考国内和云南省内对高程和坡度的划分标准[25,26],并根据禄劝县农业气候区划[27]和掌鸠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对流域高程和坡度进行分级和统计（表1）。Tab. 1
表1
表1掌鸠河流域聚落分布主要自然影响因素分级
Tab. 1Rating of main natural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 高程(m) | 区间面积占 总面积比例(%) | 坡度(°) | 区间面积占 总面积比例(%) |
|---|---|---|---|
| 1564≤h≤1800 | 5.1 | 0≤s≤8 | 14.1 |
| 1800<h≤2000 | 17.4 | 8<s≤15 | 26.2 |
| 2000<h≤2200 | 23.9 | 15<s≤25 | 35.6 |
| 2200<h≤2500 | 38.9 | 25<s≤35 | 17.9 |
| h>2500 | 14.7 | s>35 |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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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在不同高程和坡度区间的分布密度可以直观地反映出人类在定居和进行农业生产时对自然环境的选择。在1700年,从掌鸠河流域不同自然环境中聚落密度分布（图6）来看,聚落分布密度最大的高程区间为1564~1800 m,达70个/100 km2,27%的聚落分布在5.1%的面积中,使得流域下游的河谷地带成为聚落密度最高的区域,其他高程区间的聚落密度远远低于这一区间。随着高程的增加,聚落密度逐渐减小。至2000年,1564~1800 m仍是聚落密度最大的高程区间。与1700年相比,从低到高的各高程区间内聚落密度分别增长了0.9倍、2.6倍、5.1倍、5.8倍和15.5倍,各高程区间内聚落密度的差距缩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1700年、2000年掌鸠河流域整体聚落不同自然环境中的聚落密度分布
-->Fig. 6The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 densities in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Zhangiuhe Basin in 1700 and 2000
-->
从不同坡度区间的聚落密度来看,各坡度区间的聚落密度差异相对较小,但仍然以0~8°这一坡度区间的密度最高,为20个/100 km2。聚落密度随着坡度的增加而减小。至2000年,0~8°仍是密度最高的坡度区间。与1700年相比,从低到高的各坡度区间内聚落密度分别增长了2.6倍、3.2倍、4.1倍、3.0倍和5.3倍,各坡度区间内聚落密度的差距也在缩小。
从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不同自然环境中聚落密度分布（图7）中可以看出,从高程因素看,在1701-1900年的200年间,新创建聚落中较高的密度分布主要集中在1564~1800 m、1800~2000 m和2000~2200 m三个高程区间中,尤其是1800~2000 m这一高程区的密度最高。1901-1950年,在低海拔区域聚落密度不断增加的同时,2200~2500 m区间的聚落密度在不断增加,2500 m以上高程区间的聚落密度也首次超过5个/100 km2,这一时期新创建聚落在各高程区内的分布相对均匀。1951-2000年,流域内聚落的分布以海拔相对较高的1800~2500 m为主,1800 m以下的聚落密度较低。从坡度因素来看,1701-1950年,0~25°的坡度区间始终是聚落分布密度较高的区域,25°以上的区域在此期间发展速度较快,尤其是在1801-1950年间,与25°以下各区间的差距逐渐缩小。1951-2000年,35°以上区域的聚落密度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坡度区间,成为聚落分布密度最大的区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新创建聚落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密度分布
-->Fig. 7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settlements in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s in the Zhangiuhe Basin in resent 300 years
-->
在低纬高原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作物生长所需的热量不断减少,对粮食作物生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掌鸠河流域,2200 m是水稻种植的上限,2600 m是农作物种植的上限[27],图8展示了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整体聚落在2200 m和略低于农作物种植上限的2500 m以下的比例,位于2200 m以下的聚落比例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1800年以来由于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与在高海拔山区的定居,加快了下降的速度,但始终保持在65%以上。位于2500 m以下的聚落比例始终保持在95%以上,是流域内聚落分布的重要高程界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整体聚落位于 2200 m和2500 m以下的比例
-->Fig. 8Percentage of all the settlements below 2200 m and 2500 m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in recent 3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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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平均坡度演变（图9）来看,每个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的平均坡度总体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至1951-2000时间断面内达到19.5°。整体聚落的平均坡度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由1700年的15.4°上升到2000年的16.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9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平均坡度演变
-->Fig. 9Average slope of settlements in the ZhangjiuheBasin in recent 3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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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人文因素 人口数量的发展对聚落数量的增加和聚落规模的扩大有着重要的影响。据曹树基等[28,29]的研究,对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的禄劝县人口数据进行修正,并根据当代掌鸠河流域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得到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的人口数据（图10）。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0掌鸠河流域聚落与人口数量发展
-->Fig. 10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settlements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
从图10和图4可以看出,流域内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是聚落数量不断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1700年以前,1800 m以下的高程区是聚落分布的主要区域,聚落密度远远大于其他高程区,也说明1800 m以下的下游河谷地带是1700年以前人口迁移和土地开发的主要区域。1701-1900年,1800 m以下河谷地带的聚落密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聚落开始向高海拔区域扩展,尤其是1800~2000 m的高程区成为人口迁移和土地开发的主要区域。当聚落的扩展达到一定规模后,新增加的农业人口只能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增加聚落密度的形式创建新的聚落[8],出现1901-1950年间聚落在流域内分布相对均匀,低海拔和小坡度地区密度增加的现象。在聚落密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的发展和土地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新增加的农业人口不得不向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边缘山区迁移,在掌鸠河流域,这种现象也发生在1900年前后。
1950年以后,流域内的人口数量增加迅速,但聚落数量增加较为缓慢,制度因素对移民的控制加强,社会主义集体化和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聚落的产生。这一时期流域内聚落的发展以扩大规模为主,创建新聚落为辅。
掌鸠河流域作为云南山地的一个普通流域,流域内聚落数量的高速增长期主要集中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前半期,也是人口数量增长较为迅速的时期,从人口的来源看,既有来自于流域内的区域间短距离移民,也有大量流域外或云南省外的长距离移民(民国《禄劝县志》卷3《风土志·风俗》。)。这一由于大量人口迁移导致聚落数量大规模增长的特点,不同于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聚落主要通过裂变与次生分化等形式促进其数量增长[30],这一差异主要是全国范围和云南山地内部人口的不同发展模式综合作用的结果[31]。
19世纪以来,流域外的少数民族大量迁入,主要有苗族、傈僳族和哈尼族等[32],这一移民过程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期。各民族具有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了流域内聚落数量和分布格局的变化,其中以苗族最为显著。
19世纪初期,苗族开始大量迁入流域内并创建新的聚落,如民国《禄劝县志》记载：“花苗,在县属六块、缉麻、兴龙、罗国卧等处山居,性佃地耕种,不治生产,自食其力,数年一迁徙,靡所定居。”(民国《禄劝县志》卷3《风土志·种人》。)苗族多迁移至边远的山区,其所种植的农作物也以荞和洋芋为主。从苗族在不同时间断面内新创建聚落的分布特征来看（表2）,苗族聚落多集中在海拔相对较高、坡度较大的山区,平均海拔在2184 m以上,平均坡度在16°以上。1951-2000年,新创建的苗族聚落占总聚落数的31.7%,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为苗族划分了土地和山林,使得苗族的生活方式由迁徙向定居转变,创建了许多新的聚落。大量少数民族迁移至边远山区,对山区的开发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山地流域聚落分布由中下游河谷地带、平坝区、半山区到山区的垂直性特征。
Tab. 2
表2
表2掌鸠河流域苗族聚落分布
Tab. 2The distribution of Miao Nationality in the Zhangjiuhe Basin
| 时间段(年) | 新创建苗族聚落数量(个) | 苗族聚落占新创建聚落的比例(%) | 新创建苗族聚落平均海拔(m) | 新创建苗族聚落 平均坡度(°) |
|---|---|---|---|---|
| 1801-1850 | 17 | 12.9 | 2184.9 | 18.4 |
| 1851-1900 | 11 | 5.9 | 2242.9 | 16.8 |
| 1901-1950 | 22 | 15.5 | 2234.9 | 17.2 |
| 1951-2000 | 13 | 31.7 | 2231.9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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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本文综合利用地名志资料、历史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和DEM数据等,重建了近300年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聚落数量和分布格局的演变进程,分析了影响聚落演变的自然和人文影响因素。（2）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内的聚落数量增长可分为3个时期：1701-1800年的缓慢增长时期;1801-195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1年以后的缓慢增长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人口的大量移动导致了流域内聚落数量的高速增长,不同于华北地区以聚落裂变和分化为主的增长模式。
（3）从空间上来看,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内聚落的空间演变经过了一个由流域的中下游向中上游,再由中上游向中下游,由河谷地带向两侧山地逐渐扩展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可以反映出流域内人口移动、土地开垦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进程。
（4）分析发现,人口的迁徙和数量的增加是这一时期流域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促使聚落从光热条件较好的低海拔地区向高海拔地区扩展。其中,苗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的迁移与定居,增强了聚落的垂直分布特征。1950年代以来,制度与政策的变动限制了聚落在数量和空间上的扩展。
（5）海拔和坡度始终是影响聚落演变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在西南山地,2200 m和2500 m的海拔是聚落扩展的重要限制高度,20°是聚落扩展的重要坡度界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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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中国农村聚落地理 金其铭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4 中国农村聚落地理 金其铭编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9.4 |
| [3] | . 本研究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本技术手段 ,以国家 1:2 5万基础地理数据库等数字信息为主要信息源 ,对陕北榆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区位特征进行了探讨。通过综合应用基于GIS的缓冲区分析、多层面的复合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 ,揭示了该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受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影响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可望为该地区的城乡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资料。 . 本研究以地理信息系统为基本技术手段 ,以国家 1:2 5万基础地理数据库等数字信息为主要信息源 ,对陕北榆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规律与区位特征进行了探讨。通过综合应用基于GIS的缓冲区分析、多层面的复合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 ,揭示了该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受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影响的基本特征。研究结果可望为该地区的城乡发展规划提供有益的借鉴资料。 |
| [4] | .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 基于苏北地区2008年卫星遥感影像,通过运用空间插值、空间关联指数、空间变差函数等空间测度模型,深入分析了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具有"南密北疏"的特征;在规模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出现高值簇的空间集聚,其主要集中于徐州、连云港和宿迁等地,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形态分布上,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空间分异格局中的随机成份较低,而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则较为显著。从不同方向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形态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各向异性,其中东南-西北方向的乡村聚落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特征,自东南向西北,聚落形态具体表现为由带状、长矩形、矩形到方形或不规则团块状的渐进性演变。总体来看,苏北地区乡村聚落的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
| [5] | .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 以甘肃省秦安县为研究对象,以DEM和1998、2008年秦安县遥感数据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1998—2008年秦安县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研究表明：①秦安县人口和聚落密度较高,乡村聚落在空间分布上极为分散,空间扩展特征显著;②秦安县不同高程与坡度上分布的聚落斑块,其数量与面积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聚落斑块随高程和坡度均呈正态分布且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③聚落沿道路与河流集聚分布的趋向十分明显,随着距河流距离的增加,聚落斑块数量迅速减少;④地形等自然条件决定了秦安县乡村聚落的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但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镇建设、交通条件、政策制度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对秦安县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 |
| [6] | . 综合运用GIS 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 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 综合运用GIS 技术、景观指数定量分析方法以及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河南省巩义市1990-2010 年农村居民点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形态结构的演变特征，探索地形因素、区位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农村居民点发展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巩义市农村居民点规模扩张明显，集约用地程度较低；居民点斑块形态趋于规则，规划管理效果已开始有初步体现；聚落斑块空间分布聚集特征明显，呈现大斑块低密度分布与小斑块高密度分布格局；但巩义市农村聚落近20 年来整体空间格局变化不大，只是局部集中趋势进一步增加，不仅在平原与丘陵地区具有集中趋势，在其之外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的集中趋势亦较为明显。居住空间格局变化与自然条件有关，但在时间与空间的微观层面上区位条件、社会经济因素具有更大的影响。本文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布局调整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
| [7] | . <p>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p> . <p>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p> |
| [8] | . 从1918年放垦,巴林左旗经历了近百年的聚落兴建与农业开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转折点,此前聚落分布以空间扩展为主,以后转为密度增加,在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变化的同时,聚落高程也表现出从400~600m高程区这一自然条件具有优势的区域向其它高程扩展。在人口的推动下,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与环境选择经历了由疏至密、由优至劣的过程,并随着农业发展,农田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地关系的矛盾焦点。 . 从1918年放垦,巴林左旗经历了近百年的聚落兴建与农业开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转折点,此前聚落分布以空间扩展为主,以后转为密度增加,在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变化的同时,聚落高程也表现出从400~600m高程区这一自然条件具有优势的区域向其它高程扩展。在人口的推动下,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与环境选择经历了由疏至密、由优至劣的过程,并随着农业发展,农田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地关系的矛盾焦点。 |
| [9] | . . |
| [10] | . 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两个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过程,东北地区州、道、府、县等各级民事行政管理机构是为了管理从事农业开发的汉民而设立的。从城镇体系演变及城镇密度空间变化过程来看清代东北的土地开发,得出结论:清代东北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可区分出4次城镇设置的增长时期;清代城镇体系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南向北、从中间向东西两侧的阶段性扩张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清代东北土地开发也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浪潮并发生了垦殖界线的北移;重点开垦区域是沿今沈阳-吉林、长春-哈尔滨一线不断往北的,且自该线往东西两边扩展,体现出自然区位条件、地形因素及政策等对土地开发的限制和影响。 . 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两个互相促进、互相作用的过程,东北地区州、道、府、县等各级民事行政管理机构是为了管理从事农业开发的汉民而设立的。从城镇体系演变及城镇密度空间变化过程来看清代东北的土地开发,得出结论:清代东北地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可区分出4次城镇设置的增长时期;清代城镇体系在空间上呈现出从南向北、从中间向东西两侧的阶段性扩张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清代东北土地开发也经历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浪潮并发生了垦殖界线的北移;重点开垦区域是沿今沈阳-吉林、长春-哈尔滨一线不断往北的,且自该线往东西两边扩展,体现出自然区位条件、地形因素及政策等对土地开发的限制和影响。 |
| [11] | . <p>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p> . <p>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p> |
| [12] | . 聚落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新开垦区的聚落建立与农业土地开垦相辅相成,聚落格局演变可反映出土地开垦的过程。聚落地名,记录人类移居到新开垦区域时的直观状况,对于认识土地开发过程和恢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根据地名志资料,将聚落地名依据不同的土地开垦类型进行划分,提出了土地开垦—聚落地名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辨识出土地开垦—聚落类型,即官垦聚落和民垦聚落,其中民垦聚落又可分为自发移民聚落和政府招垦聚落,并得到各类型聚落近300年来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为认识吉林省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提供依据,也为利用聚落地名进行土地开垦格局重建提供尝试。 . 聚落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新开垦区的聚落建立与农业土地开垦相辅相成,聚落格局演变可反映出土地开垦的过程。聚落地名,记录人类移居到新开垦区域时的直观状况,对于认识土地开发过程和恢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根据地名志资料,将聚落地名依据不同的土地开垦类型进行划分,提出了土地开垦—聚落地名的分类方法,在此基础上辨识出土地开垦—聚落类型,即官垦聚落和民垦聚落,其中民垦聚落又可分为自发移民聚落和政府招垦聚落,并得到各类型聚落近300年来的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为认识吉林省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提供依据,也为利用聚落地名进行土地开垦格局重建提供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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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p>我国岩溶山区聚落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在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其对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弄清岩溶山区聚落动态分布格局和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岩溶山区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普定县后寨河地区为例，应用1963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通过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在小尺度区域内研究了乡村聚落40多a来的分布格局和演变，结果表明在后寨河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地貌类型下土地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聚落分布格局、数量和规模，之后到2004年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聚落的总面积极大增长，而聚落快速发展的空间差异则主要由对外交通条件决定，聚落向交通干线集中，表现出沿公路呈线状分布趋势，并且形状更加复杂。〖</p> . <p>我国岩溶山区聚落步入稳定发展的轨道，在几十年的演变过程中，其对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以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弄清岩溶山区聚落动态分布格局和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岩溶山区的新农村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以贵州省普定县后寨河地区为例，应用1963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通过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在小尺度区域内研究了乡村聚落40多a来的分布格局和演变，结果表明在后寨河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不同地貌类型下土地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聚落分布格局、数量和规模，之后到2004年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使聚落的总面积极大增长，而聚落快速发展的空间差异则主要由对外交通条件决定，聚落向交通干线集中，表现出沿公路呈线状分布趋势，并且形状更加复杂。〖</p> |
| [15] | . 应用GIS环境下的地统计分析 功能、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和缓冲分析功能,基于CV值和NNI指数判定山区聚落的集聚性,并根据VCM曲线分析山区聚落的集聚特征。研究表明:岷江上游山区 聚落空间分布与河流密切相关,且聚集性明显,聚落间的最邻近距离约为200 m,88%聚落相隔2 000 m内;在山体垂直方向上,聚落数量在海拔3 000 m内,随海拔升高而呈上升趋势,而在海拔3 000 m以上,聚落数量沿着山体递减。研究结果可为岷江上游山地城镇化布局和山区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 应用GIS环境下的地统计分析 功能、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和缓冲分析功能,基于CV值和NNI指数判定山区聚落的集聚性,并根据VCM曲线分析山区聚落的集聚特征。研究表明:岷江上游山区 聚落空间分布与河流密切相关,且聚集性明显,聚落间的最邻近距离约为200 m,88%聚落相隔2 000 m内;在山体垂直方向上,聚落数量在海拔3 000 m内,随海拔升高而呈上升趋势,而在海拔3 000 m以上,聚落数量沿着山体递减。研究结果可为岷江上游山地城镇化布局和山区防灾减灾提供参考。 |
| [16] | . 以岷江上游山区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的方法，利用遥感资料和GIS技术，提取岷江上游山区空间信息，定量研究山区聚落生态位影响尺度、人口密度及民族类型带谱垂直分异特征，并建立民族聚落生态位类型图谱。研究表明：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其数值介于300~600 m；相反，聚落生态位人口密度却随着海拔升高而递减，其数值介于200~630 人/km<sup>2</sup>；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和人口密度的垂直分异特征，是山区居民长期适应山地环境的结果，与民族类型及其生计方式密切相关。在流域尺度上，岷江上游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条民族廊道，聚落生态位民族类型空间格局具有典型的带谱特征：藏族和回族聚落生态位均处于河流干支流的上部，羌族聚落生态位对应于干旱河谷和V型河谷上部的低半山缓坡地带，汉族聚落生态位位于岷江上游入口处的河谷地带。 . 以岷江上游山区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位的方法，利用遥感资料和GIS技术，提取岷江上游山区空间信息，定量研究山区聚落生态位影响尺度、人口密度及民族类型带谱垂直分异特征，并建立民族聚落生态位类型图谱。研究表明：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随着海拔升高而增大，其数值介于300~600 m；相反，聚落生态位人口密度却随着海拔升高而递减，其数值介于200~630 人/km<sup>2</sup>；聚落生态位地理半径和人口密度的垂直分异特征，是山区居民长期适应山地环境的结果，与民族类型及其生计方式密切相关。在流域尺度上，岷江上游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一条民族廊道，聚落生态位民族类型空间格局具有典型的带谱特征：藏族和回族聚落生态位均处于河流干支流的上部，羌族聚落生态位对应于干旱河谷和V型河谷上部的低半山缓坡地带，汉族聚落生态位位于岷江上游入口处的河谷地带。 |
| [17] | . 坡地聚落是我国山区聚落的重要类型,多处于生态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山区。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充分认知坡地聚落面临的生态、贫困、聚落重组、人口迁居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云南省昭通市为研究地区,运用GIS方法详尽探讨其坡地聚落的空间特征,并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坡地聚落空间特征的成因机制。研究表明:昭通市具有坡地聚落比例高、聚落密度突出、聚落分散布局、人类活动强度高、民族聚落垂直分异等显著特点。特殊的区位、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增长率导致了高密度的聚落分布;生态脆弱、贫困和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加剧了人类活动强度;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有限的城市集聚力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聚落分散态势的重要成因。 . 坡地聚落是我国山区聚落的重要类型,多处于生态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山区。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充分认知坡地聚落面临的生态、贫困、聚落重组、人口迁居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云南省昭通市为研究地区,运用GIS方法详尽探讨其坡地聚落的空间特征,并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坡地聚落空间特征的成因机制。研究表明:昭通市具有坡地聚落比例高、聚落密度突出、聚落分散布局、人类活动强度高、民族聚落垂直分异等显著特点。特殊的区位、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增长率导致了高密度的聚落分布;生态脆弱、贫困和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加剧了人类活动强度;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有限的城市集聚力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聚落分散态势的重要成因。 |
| [18] | . 以代表岩溶山区不同发展水平的贵州省4个地区为例，应用1963年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研究了岩溶山区聚落格局变化及其与所在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63年，该区聚落规模较小，受地貌影响较小，主要分布在土地生产力高的地方，聚落分布形状较为规则。经过几十年地区经济的发展及人口增长，聚落在不断扩张，因受制于山区的地理环境，聚落分布形状趋于复杂，且有向交通线集聚分布的趋势。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聚落空间发展方向各有差异，其中优化开发型地区聚落稳定并朝自身扩张和合并方向发展；保护开发型地区聚落变化小，部分聚落向保护地区外围迁移；恶劣发展型地区聚落变化数量大、等级低，其发展方向以新生为主，消亡较多；岩溶山区聚落的分布格局变化对周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明显，因此岩溶山区聚落的周边生态建设方向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 以代表岩溶山区不同发展水平的贵州省4个地区为例，应用1963年航片和2004年SPOT影像，运用GIS技术和景观指数定量评价方法，研究了岩溶山区聚落格局变化及其与所在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63年，该区聚落规模较小，受地貌影响较小，主要分布在土地生产力高的地方，聚落分布形状较为规则。经过几十年地区经济的发展及人口增长，聚落在不断扩张，因受制于山区的地理环境，聚落分布形状趋于复杂，且有向交通线集聚分布的趋势。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聚落空间发展方向各有差异，其中优化开发型地区聚落稳定并朝自身扩张和合并方向发展；保护开发型地区聚落变化小，部分聚落向保护地区外围迁移；恶劣发展型地区聚落变化数量大、等级低，其发展方向以新生为主，消亡较多；岩溶山区聚落的分布格局变化对周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异质性明显，因此岩溶山区聚落的周边生态建设方向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
| [19] | . . |
| [20] | .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蓝勇关于唐宋时期酉南地区城镇的地理格局演变问题我已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一文中作了探索①。唐宋时期是西南地区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那么在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城镇分布和发展出现了什么变化呢？这便是本... .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的地理演变蓝勇关于唐宋时期酉南地区城镇的地理格局演变问题我已在《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一文中作了探索①。唐宋时期是西南地区城镇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那么在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城镇分布和发展出现了什么变化呢？这便是本... |
| [21] |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对山地属性、山地学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目标等进行了系统论述。下篇重点对中国山地形成地质背景、山地地貌特征、山地气候与水文、山地生态系统、山地自然资源、山地土地与人口承载力、山地灾害与防治、山地城镇建设与规则和山地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地分析与总结。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对山地属性、山地学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目标等进行了系统论述。下篇重点对中国山地形成地质背景、山地地貌特征、山地气候与水文、山地生态系统、山地自然资源、山地土地与人口承载力、山地灾害与防治、山地城镇建设与规则和山地可持续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地分析与总结。 |
| [22] | . <p>建立具有空间属性的历史时期土地覆被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气候 与生态效应。根据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利用的特点, 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 发利用的主导因子, 量化了海拔高度、坡度、人口分布等自然及人文要素与耕地分布的关系, 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一套将我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的方法与算法模型, 计算各网 格(分辨率为60 km×60 km) 耕地面积占整个农区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以及各网格的耕地面 积与垦殖率; 同时利用基于《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建的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资料, 采用上 述方法与算法建立了研究区内1820 年(清嘉庆二十五年) 60 km×60 km 空间尺度的耕地数据 集, 并绘制了分布图。重建结果与册载府级田亩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 该方法与算法可以有 效地将以行政区域为统计单元的中国历史耕地数据量化为具有统一且更高空间分辨率的网格 化数据集。</p> . <p>建立具有空间属性的历史时期土地覆被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气候 与生态效应。根据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利用的特点, 深入分析了影响我国历史时期土地开 发利用的主导因子, 量化了海拔高度、坡度、人口分布等自然及人文要素与耕地分布的关系, 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一套将我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的方法与算法模型, 计算各网 格(分辨率为60 km×60 km) 耕地面积占整个农区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以及各网格的耕地面 积与垦殖率; 同时利用基于《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建的中国传统农区历史耕地资料, 采用上 述方法与算法建立了研究区内1820 年(清嘉庆二十五年) 60 km×60 km 空间尺度的耕地数据 集, 并绘制了分布图。重建结果与册载府级田亩数据的比较分析表明: 该方法与算法可以有 效地将以行政区域为统计单元的中国历史耕地数据量化为具有统一且更高空间分辨率的网格 化数据集。</p> |
| [23] | . 建立具有准确空间属性的历史时期土地覆被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过程及其效应。本文基于我国过去300年耕地面积总体呈持续增加的特点,提出了历史时期耕地分布范围未超出现代耕地范围的合理假设,并以地表高程和坡度为影响土地宜垦程度的主导因子,评估了MODIS土地覆被产品中现代耕地分布区域的宜垦程度,再按宜垦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将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订正的以行政单元为统计单位的耕地面积分配至网格。利用这一方法,重建了清代云南省1671年和1827年两个时间断面空间分辨率为90m的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地将历史耕地统计数据转化为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的网格数据,其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历史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情况。 . 建立具有准确空间属性的历史时期土地覆被数据集有助于更好地模拟土地覆被变化的过程及其效应。本文基于我国过去300年耕地面积总体呈持续增加的特点,提出了历史时期耕地分布范围未超出现代耕地范围的合理假设,并以地表高程和坡度为影响土地宜垦程度的主导因子,评估了MODIS土地覆被产品中现代耕地分布区域的宜垦程度,再按宜垦程度从高到低的顺序,将依据历史文献资料订正的以行政单元为统计单位的耕地面积分配至网格。利用这一方法,重建了清代云南省1671年和1827年两个时间断面空间分辨率为90m的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地将历史耕地统计数据转化为具有较高空间分辨率的网格数据,其结果基本能够反映历史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情况。 |
| [24] | . 本文以现代耕地分布格局为基础, 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和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 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6 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耕地数据。结果表明:①就整体而言, 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垦殖范围的扩张, 1661-1911 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约24%, 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 1661-1911 年垦殖率大于30%的网格占比提高了10.3%, 最为显著的是四川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②就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量增减来看, 整个时段可划分为3 个阶段:前期(1661-1724 年) “复原性”垦殖, 60 多年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11.4%;中期(1724-1820 年)缓慢“拓展性”垦殖, 全区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下降约7%,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提高约7%;后期(1820-1911 年)局部抛荒与再垦, 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从75.0%降至72.2%,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9.1%提高至10.9%。相关分析表明, 本文网格化重建的清代西南地区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本文以现代耕地分布格局为基础, 通过量化地形(海拔、坡度)、气候生产潜力(光照、温度、水分)和人口密度等因子与耕地空间分布的关系, 重建了清代西南地区6 个时点分辨率为10 km×10 km的耕地数据。结果表明:①就整体而言, 清代西南地区耕地空间格局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垦殖范围的扩张, 1661-1911 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约24%, 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二是垦殖强度的提高, 1661-1911 年垦殖率大于30%的网格占比提高了10.3%, 最为显著的是四川盆地和云南中东部地区。②就清代西南地区耕地数量增减来看, 整个时段可划分为3 个阶段:前期(1661-1724 年) “复原性”垦殖, 60 多年间土地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减少了11.4%;中期(1724-1820 年)缓慢“拓展性”垦殖, 全区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下降约7%,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提高约7%;后期(1820-1911 年)局部抛荒与再垦, 垦殖率在0~10%的网格占比从75.0%降至72.2%, 在30%以上的网格占比从9.1%提高至10.9%。相关分析表明, 本文网格化重建的清代西南地区的耕地空间格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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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本志始于民国元年，止于1993年，记述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发展的历史，记述的范围是粮食作物、茶桑果、农业机具、沼气能源、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等五个行业的生产、工作及科学技术等事业的兴衰起伏。 本志始于民国元年，止于1993年，记述了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发展的历史，记述的范围是粮食作物、茶桑果、农业机具、沼气能源、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等五个行业的生产、工作及科学技术等事业的兴衰起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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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本文通过对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同源村落成因的系统分析,动态地揭示了村落密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早期的村落主要通过结构型裂变、灾害型裂变、行政型裂变以及村落的次生分化使村落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并逐步完成了空间上的密集化过程。 . 本文通过对华北平原部分地区同源村落成因的系统分析,动态地揭示了村落密集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力因素。研究发现,早期的村落主要通过结构型裂变、灾害型裂变、行政型裂变以及村落的次生分化使村落数量得到了迅速增长,并逐步完成了空间上的密集化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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