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rism intern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ts influenc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on cycle: 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MAXuefeng收稿日期:2016-03-16
修回日期:2016-07-5
网络出版日期:2016-10-26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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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绩效评价对任何组织、管理部门均具有重大意义[1]。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指出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就业、增收入、脱贫困等方面有重大意义。《意见》中还提到加快旅游转型方式,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能[2],即旅游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绩效是衡量旅游业发展情况及产业地位的重要量表,科学合理地评价旅游业绩效,可以全面了解旅游业在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实现绩效最优化。自“旅游学”诞生以来,旅游的经济效益一直就是国内外****研究的重点,从最初的旅游对经济的乘数效应[3,4]、贸易效应[5,6],逐步扩展到后来的福利效应[7]、均衡关系[8],目前已延伸到空间集聚效应[9,10]及经济综合绩效[11],相应的乘数原理、投入产出模型、贸易依赖模型、模糊评价法、旅游卫星账号、一般均衡模型、空间自回归模型及灰色关联度等研究方法在旅游界逐步应用和深化。另外,也有****从效率角度进行评价[12,13]。随后,因旅游业的不断成长,其产生的影响效应逐步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如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城市民生等,相应的研究方法也涉及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14-16]。国内外有关旅游业绩效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虽逐步由经济领域向社会、城市化等方向扩展,但从系统论角度来看,仍缺乏旅游业内外部绩效分类的研究,且相应的研究年份也较短,对影响因素作用过程的分析也较少见,更缺少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分阶段评价和探讨旅游业绩效及其影响机制。产业绩效,细分研究除了能清楚地了解产业自身取得的效益或成果外,还能清楚认知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其他外部效应,且随着产业的成长而动态变化,在不同阶段取得不同成果,其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作用机理亦不一样。基于此,首先,对旅游业绩效进行划分,重点研究旅游业内部绩效,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及周期特征分析;其次,以张家界为研究对象,运用小波分析,定量划分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最后,结合耦合—协调模型、Th指数、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分周期评价和探讨张家界旅游业内部绩效及其影响机制。2 旅游业内部绩效界定及其周期性特征分析
绩效内涵,目前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即行为观、结果观和行为结果观[17]。旅游业绩效则多从结果观进行界定,指旅游产业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所获得的成果或收益[11,18],包括经济绩效、社会文化绩效及生态环境绩效等方面,涉及的内容较宽泛,但凡受旅游业影响而获得的成果或收益都可纳入旅游业绩效范畴,这样不能深入地考察旅游业最核心部分的绩效情况。旅游业是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对国民经济有强大的辐射效应和波及作用,不仅对旅游活动主体本身产生影响,也会对其他相关的利益集团产生超出主体范围的影响,后者认为是旅游的外部效应。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19]。只有旅游自身取得了良好的效益,产业链逐步完善,产业集聚效应显现,社会、政治、民生等外部效应才会愈来愈凸显。因此,旅游业内部绩效是旅游发展成果最直接、最主要的体现,若想科学、客观、综合地评价旅游业绩效,系统地测量和分析旅游业内部绩效就成为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张凌云指出,旅游涉及游客食住游行购娱等方面,即旅游产业应该就是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生产或提供食住游行等方面需求的企业或部门[20]。同时,业界也公认此观点,认为旅游产业是集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于一体的产业,虽然现代旅游活动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旅游活动提供服务[21],但这六大要素仍是旅游产业最基础,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服务于旅游产业,为旅游产业带来经济、社会等效益。其中各产业之间的内部结构,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而经济绩效是要素相互作用带来最直接,最主要的成果或收益。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将旅游业内部绩效界定为: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共同构成的旅游产业体系,它们之间相互竞争、相互合作,为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生产旅游产品或提供相应服务,通过一段时间的开发、生产和经营,直接获得经济等方面的回报或成果。因此,旅游业内部绩效评价不仅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规定。旅游业内部绩效质的规定性,可以体现为产业各部门之间结构关系的优化,即旅游各部门由最初的盲目竞争,逐步协调至合作共赢的局面,日益完善的旅游产业链可以满足游客不同层次的旅游需求,产业结构越趋合理化和高度化;而量的规定性,可以体现为旅游自身总量方面取得的效益,如旅游收入的提高,旅游人数的增多,旅游就业队伍的庞大等。质和量的规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离开了质的束缚而过于追求量的扩大,就会偏离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宗旨;反之,只考虑质的规定,而忽略量的追求,产业也将缺少科学的经营管理和积极创新开拓的精神。只有把质和量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综合评价旅游自身的发展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保证旅游活动健康持续开展,实现旅游业绩效最大化。产业生成,指产业在某区域的出现、生成到发展的动态过程[22]。旅游产业同其他产业一样,都会经历从出现到衰退的演变过程,旅游业内部绩效是旅游产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果,同样也具有周期性。在旅游出现期,慕名而来的游客主要聚集在一处或几处知名度较高的景点(区),各旅游组织为吸引游客,各自为营,互相争夺旅游资源,未形成有序的市场秩序,景区设施及其住宿条件较差,旅游产业链未成规模,游客消费水平极低,内部绩效较差;在生成期,随着旅游人次的增多,其他部门相继投入旅游行业,投入资本首先满足游客吃、住、行等基础性产业,其他非基础性产业较少涉及,产业链初步形成,产业结构仍不协调,因基础性消费增多,会取得一定旅游经济效益;在发展期,随着旅游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人数大幅增长,以及旅游需求的多元化,非基础性产业得到重视,旅游产品开始向其他产业融合创新,产业链向其他领域扩展,产业结构逐步协调和高度化,旅游业经济和结构均有所改善;在成熟期,旅游人数开始饱和,旅游产品市场趋于完全竞争市场,产业向集约型模式转型,旅游各部门间相互竞争和相互合作,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非基础性消费比例较大,旅游业经济和结构优化显著;在衰退期,因旅游人数的减少,旅游关联组织开始亏损、倒闭或转型,旅游业内部绩效逐步减少,最后趋于零甚至亏损。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划分
旅游产业是新兴朝阳产业,对季节变化、国内外市场动荡等突发事件极为敏感,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演变发展,大多属于非平稳序列,具有周期性、趋势性、突变性等“多时间尺度”特征。目前,对于旅游地成长周期的划分,多集中于用本底趋势线理论、ARIMA、ARCH模型等方法[23,24],虽能刻画出不同时间尺度的变化规律,但对于隐藏的微观规律却难以把握,小波分析由Morlet提出,具有时—频多分辨功能,能充分揭示隐藏在时间序列中的多种变化周期[25],清晰反映研究对象在不同时间尺度中的变化趋势。小波分析现已在大气科学、物理勘探、数值分析等科学领域得以应用,在经济学中,多用于分析股市的变化规律,而应用于研究旅游产业成长周期的,还较少见。因此,尝试用小波分析来对张家界的旅游成长轨迹进行识别和划分。3.2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测量
在遵循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前提下,选取合适指标,构建旅游经济绩效指数
式中:
旅游经济绩效主要反映从事旅游经济活动所取得的成果或收益。有关旅游经济绩效的研究,****多从旅游产业规模、经营效益、就业贡献、基础动力等[11]方面,选取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收入、旅游从业人员、旅游企业等[26]多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横向比较为主,且选取的年份相对较短。另外,旅游经济绩效的评价模型不能单一,应具系统性和综合性,评价对象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尽可能以国家及地区旅游局和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为主,指标易获取且客观。从长期角度,评价张家界从建市以来到现阶段旅游业经济效益,遵循客观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借鉴苏建军等研究成果[11,27],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选取旅游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比较显著的3个方面共12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表1)。其中,旅游经营效益,反映目的地在一定时期内旅游生产活动的经营成果,主要由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收入组成,国际旅游收入/地区出口总额,还可体现地区旅游的创汇能力;旅游就业贡献,旅游业是众多行业交叉聚集形成的产业群,其就业门槛低、机会多、带动系数大,能有效推动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旅游市场规模,既体现旅游目的地的市场接待情况,又从游客视角体现目的地吸引值,能较好地反映目的地当前市场竞争情况、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Tab. 1
表1
表1旅游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 1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economic performance
目标层 | 系统层 | 指标层 |
---|---|---|
旅游经济绩效(A) | 旅游经营效益B1(0.4689) | 国内旅游收入C1(0.2501);国际旅游收入C2(0.2484);旅游收入占GDPC3(0.1370);国际旅游收入占地区出口总额C4(0.3645) |
旅游就业贡献B2(0.1051) | 旅游直接就业人数C5(0.4103);旅游相关产业就业人数C6(0.3036);第三产业就业人数C7(0.2861) | |
旅游市场规模B3(0.4260) | 国内旅游人数C8(0.2168);入境旅游人数C9(0.2685);入境旅游人均花费C10(0.0736);国内旅游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C11(0.1983);入境旅游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C12(0.24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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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旅游产业结构绩效
产业结构,指各部门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及其比例关系,这种联系及比例并不是维持不变的,而是随着产业的发展而缓慢变化[28]。对于这种变化,学术界多用优化、演变、变迁、演进等词来描述,但对于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结构变迁、产业结构演进等概念并没有明晰的界定。苏东水对产业结构优化概念进行了界定,即产业结构逐步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29],前者指产业各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及关联水平的提高,后者指产业结构从低水平状态逐步转向高水平状态。产业结构优化可认为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其越来越适应相应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可认为这是产业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化或取得的成果,即产业结构绩效。同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可认为是旅游产业结构方面取得的效益,即旅游产业结构绩效,主要从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维度进行衡量。3.3.1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 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间保持符合产业发展要求的比例关系,即各行业间保持较强的协调性和互补性,以实现整个旅游产业的协调发展[30]。传统测量旅游结构合理化的方法以偏离—份额分析法(SSM)为主,但计算繁琐,不适宜较长时间的应用,且不能了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但可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来测量产业内部的协调情况。耦合,源于物理学,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31],近年来在旅游领域比较常见,如旅游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32],较少用于分析旅游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若用于分析旅游六大部门之间的协调状况,也会比较复杂,且不利于了解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为此,借鉴陈太政等的研究成果[33],即旅游产业大致可分为基础产业、核心产业和发展产业。基础产业是为旅游活动的发生和完成提供基础物质条件,主要包括交通、住宿和餐饮业;核心产业是旅游活动发生的关键环节,主要由景区(点)企业构成;发展产业是指在满足游客基本旅游需求外,给游客带来的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由旅游购物业、娱乐业构成。传统测算耦合度的模型较为简练,但在测算过程中,若其中任一个系统的评价指为0,不管其他系统评价值如何,系统整体的耦合度均为0,与现实经济情况不符合。借鉴李裕瑞等的耦合度测算模型[34],结合实际情况,得出旅游三大产业之间发展的耦合度测算模型为:
式中:
3.3.2 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 在上述旅游产业分类的基础上,借鉴结构高度化的概念,可以认为,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旅游发展的重心逐步由基础产业向核心产业、发展产业螺旋式转移,即旅游需求弹性低的住宿餐饮等部门向娱乐、购物等弹性高的部门转变,产业更具竞争优势。为全面了解旅游三大产业之间的关联强度,测量三大产业相对比例的动态变化,在空间夹角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标,用Th表示,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第一,计算基础产业向核心产业的转移效应。运用基础产业和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占旅游收入的比例构成二维向量U1,0=(u1,0,u2,0)。分别计算u1,0与基础产业到核心产业排列的单位向量U1=(1,0)和U2=(0,1)的夹角
上述二维向量夹角公式为:
第二,计算Th值。Th值=
3.4 旅游业内部绩效
选取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来衡量旅游业本身取得的成效,因此,可以使用线性权重法进行合成。合成前,先对旅游产业结构绩效进行测量,步骤如下:首先,对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原始值与均值相除,便于保持各指标间的相对差异性;其次,测量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客观权重(用3.5 数据来源
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最早始于林场的修建,随后建立全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早期因数据统计分散,相关数据缺失,计算口径不一,这一时期将作为张家界旅游业的发展背景。1988年,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县升级为地级大庸市,建立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张家界旅游业开创了新的起点,因此,以1989年为研究起点,分析1989-2013年张家界旅游业内部绩效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原始数据源于1989-2014年《张家界统计年鉴》、2001-2014年张家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张家界统计信息网(http://222.240.193.196/)、对于无法直接获得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调研法及访谈法等方法进行填补。4 实证研究
4.1 张家界概况
张家界历史上是一个经济落后的“老少边穷”山区,因独特神奇的自然风光发展到如今的国际知名旅游城市。1989-2014年,张家界旅游接待人数由56.49万人次增加到3884.58万人次,翻了68.77倍,年均增长率为17.68%;旅游总收入由2491万元增长到248.7亿元,翻了998.39倍,年均增长率为30.42%;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由1.69%提升到60.66%,即旅游业是张家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旅游产业结构比例中,基础产业、核心产业和发展产业所占比例由1989年的53.1%、5.4%和28.6%演变为2013年的50.3%、21.0%和23.2%,核心产业比例的大幅提升,增强了旅游竞争力,但发展产业比例的下降说明张家界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待进一步加强。4.2 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划分
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通常是衡量旅游发展的两个重要指标。将这两个指标,通过小波分析,运用Matlab 7.0软件,绘制小波方差图,结果发现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的小波方差图基本相同。文中仅将旅游总人数的小波方差图呈现出来(图1)。图1显示,旅游产业生成过程中,存在2个较为明显的峰值,依次对应着4年和8年,另一个时间尺度很长的峰值还未形成,这是旅游产业生成的第一主周期;8年和4年的时间尺度,依次为旅游生成的第二和第三周期。因此,张家界旅游产业生成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1989-1992年为第三周期,即出现期;1993-2000年为第二周期,即生成期;2001年至今为第一主周期,即发展期。另外,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该周期的划分与麻学锋等[35]大体一致,说明用小波分析来划分旅游生成周期,符合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作为研究背景。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小波方差图
-->Fig. 1Graph of wavelet variance
-->
4.3 生成周期视角张家界旅游业内部绩效评价
4.3.1 出现期(1992年以前) 据张家界发展史实可知,张家界旅游业起步于1982年的国家批准同意建设国家森林公园,但在立市之前,旅游相关数据并未进行统一整理,数据难以获取,此阶段,数据方面主要分析立市之后的情况。出现期,建立了武陵源风景区,结束了张家界、索溪峪和天子山“三足鼎立”的混乱发展格局,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旅游经济进入投入阶段,旅游管理模式开始探索,旅游产业链逐步形成。1992年武陵源风景区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名牌知名度迅速在国内外打响,旅游经济绩效由1989年的0.411提升至2.887,均值为1.596。结构协调度也由0.011改善至0.036,结构高度化则经历了高—低—高的变化过程,基础产业正处于投资建设阶段,核心产业管理无序,发展产业未成规模,产业之间的转换不稳定,结构绩效受高度化影响较大,也经历了高—低—高变化过程,1992年旅游产业结构绩效为0.433。在经济和结构的共同影响下,旅游业内部绩效由1989年的0.422提升至1992年的2.082,提升速度较快,但水平偏低。该阶段,大规模、高速度开发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交通可行性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客源市场也集中于湖南及其周边省份,旅游业在张家界经济结构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旅游业经济、结构及内部绩效均处于初级水平。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旅游业内部、经济及结构绩效动态演变过程
-->Fig. 2Dynamic evolution of tourism internal,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performances
-->
4.3.2 生成期(1993-2000年) 张家界在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后,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出现期投入的景区建设,已大致完成,旅游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阶段。1993-2000年,经济绩效由2.282提升至25.101,年均增长率高达40.85%,其中旅游市场规模表现最好(均值为3.207),旅游经营效益增长显著(81.08%),但旅游就业队伍扩大较缓慢(16.52%)。产业结构合理化由极度失调(0.036)改善至中度失调(0.255),年均增长率为27.86%,但结构高度化以周期性波动为主,在1999年达到另一高峰值(2.570),三大产业之间的转换效应分别为0.478、0.906和1.185。周期波动的原因在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开始活跃,民营资本开始投向张家界旅游市场,主要是旅游基础接待设施;1995年和1996年,张家界旅游住宿和餐饮收入和之比高达64.90%和72.80%,相应的购物娱乐收入较少,导致Th值降低;1997-2000年,张家界荷花机场先后开通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深圳等20多条国内外航线,国家假期也发生调整,1999年世界特技飞行大赛在张家界举行,2000年武陵源风景区是首批被评为4A级的景区,交通、时间及知名度的改善,带动了张家界整个旅游业的发展。该阶段,旅游结构绩效均值为0.426,年均增长率为3.63%,经济绩效增长更为显著,内部绩效也由1.673优化至17.047,年均增长率为39.32%。
4.2.3 发展期(2001年至今) 该阶段是张家界旅游生成的第一主周期。2000年,张家界旅游经济增长显著,2001年达到第一个峰值(71.555),旅游总收入是2000年的1.384倍,旅游经营效益高达57.575。后受2003年SRAS危机影响,旅游经济受到重创,经历过一年的恢复期,经济绩效才恢复到2001年的水平。因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经济绩效再次降低。2013年受国外经济低迷及国内出台反铺张浪费等因素影响,旅游市场再次受到冲击。2001-2013年,旅游经济绩效受国内外事件影响而三次减少,但下降幅度逐步减缓,旅游经济体系越趋成熟,经济绩效均值为70.823,年均增长率为2.48%。产业结构合理化。经过十多年的调整,协调性由中度失调,逐步改善至优质协调(0.921)。结构高度化也在调整中稳步前进,Th均值为2.286,三大产业之间的转移效应程度接近,分别为0.735、0.749和0.802。持续改善的产业结构,使得结构绩效表现突出(均值为0.883,年均增长率为5.46%)。在经济和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内部绩效由48.291提升至64.94,年均增长率为2.49%,结构绩效相对表现较好。该阶段,张家界旅游在交通、资源、基础设施、管理模式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交通围绕公路、铁路和航运形成了多维一体的网络模式,拥有8个4A级以上景区,星级宾馆38家,旅行社67家,管理模式由粗放型逐步转向集约型,旅游产品创新融合受到关注,旅游产业不管从经济总量,还是从结构质量都取得一定成果。
5 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机制分析
导致旅游经济非均衡性的成因研究中,众多****认为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交通便利性等是主要影响因素[36,37]。本文试探选取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等因素分析其对旅游经济绩效的作用机理。对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比较认同是旅游需求、旅游供给、中介服务及系统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作用[38,39]。旅游需求的主体是消费者,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可通过需求总量来衡量,旅游需求总量是旅游业成长的基础,持续增长的旅游需求,能刺激旅游供给系统及中介系统的完善,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协调,能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旅游供给系统的主体有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投资。钟章奇等认为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弱,但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高品质的旅游资源仍是旅游发展的基础[40],如黄山、桂林等旅游城市。张家界也不例外。旅游投资不仅可以改善旅游接待设施,促进旅游消费,还能决定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有效配置。但旅游活动的发生与完成仅依靠需求系统和供给系统是不行的,良好的系统环境及中介服务系统也是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辅助动力[41]。下面以张家界为例,构建模型来分析不同阶段各变量对旅游业经济、旅游结构绩效的作用机理。5.1 影响机制模型构建
5.1.1 指标选取 为测量影响因素对旅游业经济、结构绩效的作用程度,在现有理论基础上,结合张家界实际情况,选择主要影响指标进行分析。自变量有经济水平、政府支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旅游资源禀赋、交通、旅游总需求。经济水平用人均GDP来表示。政府支出是政府通过财政支出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改善公共基础设施,良好的市容市貌,对目的地旅游形象有一定影响。选用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的基本建设支出、城市维护费、工业交通及流通部门事业费、文化体育与传媒及科学支出之和来表示政府对旅游的作用。随着旅游业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大,以旅游为主的城市,其旅游业务几乎涉及到城市发展的所有领域,单纯的旅游投资数据难获取和剥离。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衡量旅游的投资资本[42]。虽各年份的投资资本有放大的可能,但大体上能反映其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也不影响其本身的特征描述。旅游资源禀赋采用加权赋值法,其中世界级、国家级、省级的景区分别赋值8分、6分、4分,而5A、4A、3A、2A和A景区分别赋值6分、4分、3分、2分和1分,具有多重“身份”的同一旅游资源不进行重复计算。中介服务系统选取年度总客运量来反映交通的变化。旅游总需求用旅游接待总人数表示,因变量为旅游经济绩效和旅游结构绩效。5.1.2 路径分析原理及步骤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在经济学领域,经济机制是指某一经济机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43]。将“经济机制”概念延伸到旅游业绩效领域,来探讨旅游业内部绩效的影响机制,即旅游业内部绩效这一机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及各因素之间作用联系及其功能。路径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处理多因素关系,得到变量之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量化各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及作用程度[44],解决影响机制问题。路径分析法的主要步骤如下:首先,在理论基础上构建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图;其次,将各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运用Amos 22.0软件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后,根据结果分析变量间作用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5.2 模型检验
旅游出现期,因1982-1989年的旅游数据难以查找和统计,1989-1992年研究的年份短、样本数据少,不能完整、客观反映张家界旅游出现期的真实发展状况,也不宜构建结构模型。为了可以分阶段探析各因素对旅游内部绩效的影响机制,且充分利用样本数据,增强可信度,将1989-2013年分为两个阶段:1989-2000年作为旅游的生成阶段,2001-2013年则为旅游的发展阶段。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路径关系,分别构建结构模型(修正后的模型),再结合极大似然估计对假设模型进行适配度检验。主要选取4个绝对适配指标、5个相对适配指标和3个简约适配指标,结果如表2所示。Tab. 2
表2
表2模型适配度检验
Tab. 2Fit test of support model
结构模型 | 绝对适配指数 | 增值适配指数 | 精简适配指数 | |||||||||||
---|---|---|---|---|---|---|---|---|---|---|---|---|---|---|
χ2/df | GFI | AGFI | RMR | NFI | RFI | CFI | TLI | IFI | PCFI | PNFI | PGFI | |||
理想值 | 1-3 | >0.9 | >0.9 | <0.05 | >0.9 | >0.9 | >0.9 | >0.9 | >0.9 | 0-1 | 0-1 | >0.5 | ||
生成期模型 | 2.307 | 0.672 | 0.863 | 0.003 | 0.864 | 0.762 | 0.914 | 0.850 | 0.918 | 0.571 | 0.494 | 0.499 | ||
发展期模型 | 2.756 | 0.681 | 0.882 | 0.101 | 0.846 | 0.730 | 0.891 | 0.809 | 0.896 | 0.509 | 0.483 | 0.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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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适配度检验,是对模型的外在质量进行评估。从表2中可以看到,两个阶段模型的适配度中AGF、NFI等指标未达到理想值,但与理想值的差距较小,说明模型的适配度情况基本上可以接受,即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存在较高的一致性。
5.3 结果分析
5.3.1 1989-2000年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机制分析 以旅游经济、结构绩效及其影响因子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运用AMOS 22.0软件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图3),选用显著性、临界比(C.R.)、标准化路径系数平方三个指标来检验模型内在结构的适配度。图3中单箭头表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双箭头表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e1~e6为相应变量的误差项,箭头上系数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变量上方的系数是该变量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平方值,该系数越大,模型结构适配度越高。该阶段,回归模型各指标基本上都在0.1%水平显著,标准化路径系数平方值在0.71~1.00之间,C.R.绝对值都大于5%的显著水平1.98,模型结构适配度较好。从图3中可以看到,可直接优化旅游经济绩效的影响因子有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和旅游总需求。其中,旅游总需求的作用程度最大(0.503***),其次为交通(0.454***)和旅游资源禀赋(0.068*)。而早期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为了完善旅游的基础设施,对旅游资源的作用程度较大(0.903***);同时,交通的改建资金大多也来源政府(0.844**),便捷的交通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0.950***),还能直接提高旅游经济绩效(0.454***)和优化产业结构,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作用程度要比旅游资源强。旅游资源禀赋对旅游市场有很强影响力,但早期旅游资源的级别以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为主,还存在其他知名度较小但仍有一定市场的旅游景区,没有计入考虑;旅游产品一旦被赋予级别后,其对以后的旅游市场均有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另外,它对市场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行业竞争环境,产品营销策略,基础设施条件等,因此,旅游资源与旅游需求的联系并不显著。从图3中还可看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0.391***)、旅游总需求(0.361***)和交通(0.344***)能直接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其中社会固定资产的作用程度最大。早期旅游市场供不应求,1992年张家界旅游经济开发区成立,个体、私营企业等民间资本开始加入其中,主要投向旅游接待设施项目,其结果是,达到供需平衡,增强产业结构协调性,优化产业结构。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1989-2000年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机制
-->Fig. 3Influence mechanism on internal performance of tourism industry during 198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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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的是各因素之间的直接作用关系,实际上,有些自变量还可通过中介变量对其他变量产生间接效应。从图3可知,财政支出虽未直接作用于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但借助交通和旅游资源,间接对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产生0.847和0.580的作用效应;同理,经济水平也对结构绩效产生0.378的间接效应;另外,交通不仅可直接作用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还能借助旅游总需求,分别产生0.478和0.343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总和为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总效应,根据测算结果可知:交通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对旅游经济绩效和结构绩效分别产生0.931和0.687的总效应;政府支出以间接方式对旅游经济绩效和结构绩效产生0.847和0.580的总效应;旅游总需求和旅游资源禀赋分别对旅游经济绩效产生0.503和0.068的总效应;社会固定资产和经济水平分别对结构绩效产生0.391和0.378的总效应。因此,对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最大的是交通,其次是政府支出,而经济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效应较小。早期张家界以区域赋存的资源开发起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新的旅游发展模式如雨后春笋开始出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10年,中国旅游发展受市场因素驱动显著[41],旅游资源的作用效应有所下降,交通、经济、客源市场等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因子。交通的可达性与否直接影响旅游需求及市场占有率,决定旅游业发展规模,特别是对于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来说,交通通达性未解决,将直接限制旅游业的发展,故旅游业对交通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同时,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不足以为旅游业提供强大的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等发展旅游业,所以,政府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系要更紧密些。
5.3.2 2001-2013年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机制分析 2001-2013年是张家界旅游的高速发展时期。该阶段,变量普遍在5%水平显著,C.R.>1.98,因子载荷平方系数值在0.74~1.00之间,模型结构适配度较好。直接作用关系来看(图4),与生成阶段相比,有以下5点变化:① 旅游资源的作用发生改变。旅游资源对旅游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能优化产业结构(0.083**)。2001-2007年,张家界旅游资源产品增加迅速,相应的接待设施也在该期间达到最大量值,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旅游业以粗放型发展为主,如再继续坚持粗放型发展模式,可能会降低旅游的经济效益。2008-2013年,张家界旅游模式逐步转向集约型,2010年“天门狐仙”依托当地山水、文化的实景演艺,深受大众喜爱,相继的“烟雨张家界”“魅力湘西”等旅游演艺产品,丰富了旅游内涵,提高了非基础性消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② 政府对旅游的支持可直接优化产业结构(0.588***)。2003年和2008年受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影响,张家界旅游业受到重创,除国家相应的调整外,政府在旅游方面也出台一系列补救措施,先后开展“张家界送礼”等节庆活动,极力鼓励和保护核心产业和发展产业,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巩固。③ 交通的直接作用效应有所减弱。交通可达性的改善,虽仍能继续提高旅游经济绩效(0.647***),但交通运输成本在旅游消费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高,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对旅游总需求的直接效应也有所减弱(0.874***)。④ 经济水平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为-0.134*。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人们逐步由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由国内游转向国际游,旅游途中的交通、住宿餐饮等基础支出增多,导致结构高级化水平降低,经济水平与结构绩效之间呈负关系。⑤ 旅游总需求作用的升级。旅游市场对旅游经济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237(原为0.503),对结构绩效的直接效应为0.538(原来0.361),即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增多和多元化,在总量上对经济绩效的直接效应虽没有之前显著,但多元化旅游需求,提高了基础产业向核心产业、发展产业的转移效应,更利于产业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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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01-2013年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机制
-->Fig. 4Influence mechanism on internal performance of tourism industry during 200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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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可知,经济水平通过社会固定资产、旅游总需求等中介变量分别对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产生了0.744和0.484的间接效应;社会固定资产借助交通对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均产生了0.757和0.492的间接效应;交通借助旅游总需求,对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也产生了0.207和0.470的间接效应。根据测算结果:交通、社会固定资产、经济水平和旅游总需求以直接和间接方式,分别对旅游经济和结构绩效产生0.853和0.470,0.757和0.492,0.744和0.350,0.237和0.538的总效应;政府支出和旅游资源以直接方式对旅游结构绩效分别产生0.588和0.082的总效应。因此,对旅游业内部绩效影响最大的是交通,其次是社会固定资产和经济水平,而政府支出和旅游资源禀赋的影响效应较小。与生成期相比,社会固定资产和经济水平的作用显著提升。2001年中国加入WTO,市场经济体制更开放化和国际化,加上政府支持和引导,社会各类投资主体涌入张家界市,特别是个体和私营企业队伍日渐庞大,港澳台等外商投资日渐增多,投资重心由景区建设逐步转向城市建设,为改善城市面貌,打造世界精品旅游,创建良好的硬件环境;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张家界人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休闲度假、周边旅游等备受喜爱,相应的旅游消费支出增多,对旅游经济的正面效应要远大于对旅游结构的负面效应。
6 结论与讨论
从产业生成周期视角,探讨旅游业内部绩效的动态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通过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 出现期。旅游经济以投入为主,经济绩效均值为1.596;旅游产业链尚未形成,结构协调度处于极度失调阶段,结构高度化也因产业的不成熟而上下波动,结构绩效均值为0.388;内部绩效均值为1.199,水平均较低。② 生成期。旅游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绩效均值为9.114,年均增长率为40.85%,市场效益显著;产业结构合理化改善至中度失调,高度化因投资市场活跃而呈周期波动,结构绩效均值为0.426,年均增长率为3.64%;内部绩效均值为6.265,经济绩效表现相对突出。③ 发展期。旅游经济绩效受国内外事件影响而三次减少,下降幅度逐步减缓,绩效均值为70.823,年均增长率为2.48%;产业结构合理化改善至优质协调,高度化也在调整中稳步前进,结构绩效均值为0.883,年均增长率为5.46%;内部绩效均值为47.885,结构绩效表现相对较好。④ 影响机制。产业生成周期的不同阶段,旅游业内部绩效的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亦不相同。生成阶段,直接影响因子有交通、旅游总需求、社会固定资产和旅游资源;间接影响因子有财政支出、交通、经济水平;影响总效应依次为交通、政府支出、旅游总需求、社会固定资产、经济水平和旅游资源。发展阶段,直接影响因子有交通、政府支出、旅游总需求、旅游资源和经济水平;间接影响因子有经济水平、社会固定资产和交通;总效应依次为交通、社会固定资产、经济水平、旅游总需求、政府支出和旅游资源。研究结果可知,产业生成的不同阶段,交通可达性对旅游业内部绩效的提高均有一定影响。目前,乡村旅游、自驾游、邮轮旅游等市场旺盛、消费潜力大的新型旅游方式已悄然盛行,老年旅游在张家界也开始流行,张家界应针对这些游客,完善交通的可进入性、设置旅游咨询服务站、加快停车场建设等,为游客提供舒适和便捷的交通环境。另外,旅游投资也至关重要。近年来,即使国家出台了促进旅游休闲投资的利好政策,投资商因景区投资风险大、投资期长、产权不清晰、估值不准确等原因,民间资金对旅游业投资有点望而却步,民间投资想在旅游市场扎根成长,应具有敏感的市场感知能力,抓住商机迅速切入市场;找准企业的定位,发挥不可替代作用;政府做好投资导向、旅游规划监督、行业监管等工作。其次,发展产业有待调整和巩固市场地位。张家界旅游购物娱乐等消费比例低、波动性大,游客对其满意程度并不理想,在市场需求基础上,结合当地文娱项目,构建高质量、多样化的文体设施才是当务之急。
将旅游业绩效分为内部和外部绩效,运用小波分析划分旅游产业生成周期,结合张家界实例,对其旅游业内部绩效进行周期性评价,反映了张家界从立市以来旅游产业在经济和结构方面取得的成果及不足之处。结合路径分析法,探析旅游业内部绩效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各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旅游业内部绩效作用机理,为张家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理论上,为旅游业绩效评价及分析提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但内部绩效从质和量的变化视角,只分析了旅游业经济和结构绩效的演变情况。相关研究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36]。但研究发现,旅游经济绩效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关系不显著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同时,新构建的Th指标模型测量旅游产业结构高度化,其科学性需要更多实证检验。另外,研究只选取了影响内部绩效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并未考虑,影响机制仍有待更一步完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 从经营绩效角度对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投入方式的优化和资源利用能力的提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在比较1995年、2000年和2005年58个中国主要城市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非增条件下旅游效率的基础上,总 , 从经营绩效角度对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及其演化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资源投入方式的优化和资源利用能力的提高。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在比较1995年、2000年和2005年58个中国主要城市规模收益不变和规模收益非增条件下旅游效率的基础上,总 |
[2] | . , 正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 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要达到5.5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出游4.5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 . , 正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 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进一步促进旅游业改革发 展,提出到2020年,境内旅游总消费额要达到5.5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出游4.5次,旅游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 |
[3] |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expan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A Granger causality test is performed following the cointegration approach to reveal the direction of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tourism expansion. Test results indicate a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and further a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In other w... |
[4] | . , 在综述国内外文献并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Engel-Granger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以1978~2008年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因果作用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分别有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到旅游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但与国际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尚不存在旅游发展到经济增长或第三产业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2)中国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158和2.340,其中,第三产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与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 在综述国内外文献并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文章通过构建Engel-Granger两步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以1978~2008年旅游发展、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和因果作用关系。结果显示:(1)中国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分别有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到旅游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但与国际大多数研究结果不同的是,尚不存在旅游发展到经济增长或第三产业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2)中国经济增长和第三产业增长对旅游发展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158和2.340,其中,第三产业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与旅游的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
[5] | , My topic is the question: what difference does the set of commercial policies chosen by a developing country make to its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Three points are salient. First, in its present state, trade theory provides little guidance as to the role of trade policy and trade strategy in promoting growth. Second,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verwhelmingly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important links between them. Third, a number of hypotheses as to the reasons for these links have been put forward, but there is not as yet sufficient evidence to enable us to estimate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
[6] | , The causal link between tourism receipts and GDP has recently become the major focus of some recent studies in tourism economics. Results obtained in these studies about the causal link appear to be sensitive with respect to the countries analyzed, sample period and methodology employed. Considering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ausal link, we use the rolling window and time-varying coefficients estimation methods to analyze the Granger causality based on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When applied to Turkey for the 1963–2006 periods, this methodology enables us to overcome differences in the outcome of the tests performed in other studies for tourism receipts and GDP.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results from the full sample within the VECM model indicate that there is no Granger causality between the series, while the findings from the time-varying coefficients model based on the state-space model and rolling window technique show that GDP has no predictive power for tourism receipts; however, tourism receipts have a positive–predictive content for GDP following early 1980s. |
[7] | . , 旅游业的高速增长使得其与国民福利的关系成为部分****研究的主要 领域.回顾和总结旅游业与国民福利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找出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主要视角和推进方法,并探讨下一步研究可能的空白点以及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问 题是本文主要目标.理论研究上,旅游业与国民福利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结论不尽相同,税收、市场扭曲、外来资本、偏好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旅游业扩张是否 会提升国民福利.实证研究方面应对上述因素对福利的影响做出确凿的回答. , 旅游业的高速增长使得其与国民福利的关系成为部分****研究的主要 领域.回顾和总结旅游业与国民福利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找出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主要视角和推进方法,并探讨下一步研究可能的空白点以及需要继续深入的研究问 题是本文主要目标.理论研究上,旅游业与国民福利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结论不尽相同,税收、市场扭曲、外来资本、偏好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旅游业扩张是否 会提升国民福利.实证研究方面应对上述因素对福利的影响做出确凿的回答. |
[8] | . , 本文依据江苏2002年旅游活动社会核算矩阵,构建了一个省级双区域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型包括了5个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其他第三产业共8个产业、外省与国外两个外部区域,并根据CGE模型的一般优化假设,设计了5类方程模块,分别是生产模 , 本文依据江苏2002年旅游活动社会核算矩阵,构建了一个省级双区域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模型包括了5个与旅游活动密切相关的产业和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其他第三产业共8个产业、外省与国外两个外部区域,并根据CGE模型的一般优化假设,设计了5类方程模块,分别是生产模 |
[9] | , To explain the significant dispar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using statistical data of Chinese provincial tourism industry for the 2000-2009 periods. The estimated result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rovincial tourism in firm level.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tourism density in agglomeration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It appears that the varianc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ensity of tourism economic activities. (c)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10] | . , 运用残差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权重回归模型及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01-2010年中国地市入境旅游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空间差异变化。在提升区域经济水平上,中国地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总体上具不断增强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持续而显著的空间集聚作用;局部上具显著促进效应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且表现为促进效应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调整区域经济差异上,入境旅游具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效应,但局部上集聚范围的扩大表明其总体上的扩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基于空间集中性的分析也表明,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地带的内部区域上,这种扩大效应存在且具不断减弱的趋势。研究表明,地市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其变化趋势也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及规划的战略取向。 , 运用残差空间自回归模型、地理权重回归模型及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2001-2010年中国地市入境旅游的区域经济效应及其空间差异变化。在提升区域经济水平上,中国地市入境旅游对区域经济总体上具不断增强的促进效应,且存在持续而显著的空间集聚作用;局部上具显著促进效应的地市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带及其邻近地区,且表现为促进效应不断增强、集聚范围不断扩大的态势。在调整区域经济差异上,入境旅游具扩大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效应,但局部上集聚范围的扩大表明其总体上的扩大效应在逐渐减弱;基于空间集中性的分析也表明,不仅在总体上也在各地带的内部区域上,这种扩大效应存在且具不断减弱的趋势。研究表明,地市入境旅游区域经济效应的发挥主要体现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作用,而其变化趋势也反映了政府宏观调整与区域旅游发展政策及规划的战略取向。 |
[11] | . , 从产业角度出发,定量研究了山西省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力和绩效,建立了旅游业影响力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11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西省各城市的旅游业经济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结论如下:太原的旅游经济综合实力强,且旅游业经济规模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但其在旅游业经营水平、旅游业基础动力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其他城市;大同、晋中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业经营水平和旅游业经济贡献度方面相对高于其他城市;朔州的综合实力最低,忻州、运城、临汾和长治等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旅游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点。 , 从产业角度出发,定量研究了山西省旅游业的经济影响力和绩效,建立了旅游业影响力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山西省11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西省各城市的旅游业经济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结论如下:太原的旅游经济综合实力强,且旅游业经济规模明显强于省内其他城市,但其在旅游业经营水平、旅游业基础动力等方面相对落后于其他城市;大同、晋中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业经营水平和旅游业经济贡献度方面相对高于其他城市;朔州的综合实力最低,忻州、运城、临汾和长治等城市都不同程度存在旅游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特点。 |
[12] | , Although the measurement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at the micro level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at the macro level.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efficiency of the tourism sector in 105 countries, including 34 developed and 71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finds that globalizat... |
[13] | , Purpose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between hotels operating under a brand and hotels operating independently, on the island of Crete, Greece; identify the inefficiency causes; and suggest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to relevant business experts and managers in order to increase hotel efficiency in Crete and in other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br/>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e sample is constituted by 50 superior hotels (luxury and class A) operating in Crete in 2008: 25 hotels are operating as totally independent and 25 hotels are operating under a brand. The efficiency for the above hotels is estimated through the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methodology.<br/>Findings - First, nationally branded hotels are relatively the most efficient; internationally branded are the least efficient, while those operating under a local brand and the independent ones lie in between. This efficiency ranking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interplay between operating under a brand and being flexible to changes in the local market's conditions. Second, the hotels' inefficiency cause is mainly due to the input/output configuration and not due to their management teams' performance to organize the inpu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br/>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 A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 to enrich input and output variables. The paper could also be extended through a larger sample of hotels and an enriched data set covering more variabl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 so as to study the dynamics of hotel efficiency. The larger sample could also contain hotels from other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Greece.<br/>Practical implications - The inefficiency causes are identified and, moreover, suggestions are made to hotel owners and managers, at the level of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o as to increase hotel efficiency.<br/>Originality/value -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measuring hotel efficiency in Greece. Moreover, it identifies the inefficiency causes of hotels and offers suggestions, at the level of 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so as to increase hotel efficiency,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Crete as well as to other tourism destinations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
[14]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reviews recent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in protected areas on plant biodiversity and vegetation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Despite the intern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Australian flora and increasing visitation to protected areas there has been limited research on recreational and tourism impacts in Australia. As overseas, there are obvious direct impacts of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uch as clearing of veget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or damage from trampling, horse riding, mountain biking and off road vehicles. As well, there are less obvious but potentially more severe indirect impacts. This includes self-propagating impacts associated with the spread of some weeds from trails and roads. It also includes the severe impact on native vegetation, including many rare and threatened plants, from spread of the root rot fungus <em>Phytopthora cinnamomi</em>. This review highlights the need for more recreational ecology research in Australia.</p> |
[15]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Managers of national parks and other protected areas need to balance visitor needs with conservation objectives. In Western Europe, these areas are often part of a “living landscape” where people live and work and where the area roads are used not only by visitors but also by utilitarian local bound and through traffic. When recreating in these areas, many visitors park at a gateway as the main entrance point to the nature areas. As such, gateways are a useful means of visitor management. Two case studies at gateway locations in the Veluwe area in the Netherlands show that gateways can tempt many visitors to park their car at the gateway, which results in reduced traffic flow within an area. To attract visitors, it is important that a gateway be strategically located (e.g. at the border of the area) and that the facilities and activities offered at a gateway meet visitor demands.</p> |
[16] | . , <p>论文从经济、市场、效率、公平四个方面构建了旅游业绩效的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综合测度1998、2003、2008年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模块,系统分析了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分异明显,总体上呈现提高态势,3个时间断面均呈现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格局;相邻地域单元表现较弱的空间集聚特征,绩效系统内部整体协调度不强,部分城市旅游业绩效水平与协调度高度耦合;针对旅游业绩效区域差异格局演化的形成机理剖析表明,经济驱动、市场驱动、产业链驱动、政府驱动及其相互间的综合驱动共同作用促使了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格局的演化。</p> , <p>论文从经济、市场、效率、公平四个方面构建了旅游业绩效的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综合测度1998、2003、2008年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模块,系统分析了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泛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分异明显,总体上呈现提高态势,3个时间断面均呈现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格局;相邻地域单元表现较弱的空间集聚特征,绩效系统内部整体协调度不强,部分城市旅游业绩效水平与协调度高度耦合;针对旅游业绩效区域差异格局演化的形成机理剖析表明,经济驱动、市场驱动、产业链驱动、政府驱动及其相互间的综合驱动共同作用促使了城市旅游业绩效空间格局的演化。</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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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 , 在剖析了旅游业绩效客观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济绩效、 市场绩效、效率绩效、公平绩效在内的旅游业绩效系统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旅游业绩效系统的主成分因子,并引入灰色关联耦合模型,定量分析了主 成分因子和指标因子各自的关联度与子系统耦合度,最后,针对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泛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绩效系统主成分因子表现出中度及 以上的关联性,子系统耦合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经济—市场系统和经济—公平系统的耦合度分别位于最高值和最低值状态,系统间的耦合发展普遍处于拮抗阶段 和磨合阶段,并有向高阶段演化的趋势,针对2020年子系统耦合度预测表明了城市间绩效耦合度存在绝对数值的增大,相对差异缩小的态势。 , 在剖析了旅游业绩效客观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济绩效、 市场绩效、效率绩效、公平绩效在内的旅游业绩效系统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旅游业绩效系统的主成分因子,并引入灰色关联耦合模型,定量分析了主 成分因子和指标因子各自的关联度与子系统耦合度,最后,针对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泛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绩效系统主成分因子表现出中度及 以上的关联性,子系统耦合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经济—市场系统和经济—公平系统的耦合度分别位于最高值和最低值状态,系统间的耦合发展普遍处于拮抗阶段 和磨合阶段,并有向高阶段演化的趋势,针对2020年子系统耦合度预测表明了城市间绩效耦合度存在绝对数值的增大,相对差异缩小的态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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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 , 与许多其他产业不同,旅游业的产业范围较难界定,其产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大、关联性强、依托和带动功能都很明显。在很多场合下,旅游业的这种性质被片面地误用和滥用了。并导致了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认识的简单化和一元化。本文分析讨论了旅游产业的超然性、旅游产业地位的 , 与许多其他产业不同,旅游业的产业范围较难界定,其产品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大、关联性强、依托和带动功能都很明显。在很多场合下,旅游业的这种性质被片面地误用和滥用了。并导致了对旅游业的产业地位认识的简单化和一元化。本文分析讨论了旅游产业的超然性、旅游产业地位的 |
[21] | 本书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旅游产业模式演进:产业功能的转变和再定位等。 本书共分为九章,主要内容包括:旅游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旅游产业模式演进:产业功能的转变和再定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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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 文章运用旅游地非线性成长模型(TANG模型)对50年来西安国际旅游成长进行实证分析。分 析指出,西安国际旅游第一周期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阶段,规模极小,受政府制度、资源与产品创新、大规模突发事件影响极大;从客流量与旅游收入两个指 标体系入手,讨论1978年以来的第二、第三周期,通过模拟方程、成长曲线及相关特征值实现了不同周期、不同指标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同时在与统计值进行对 比的过程中,清晰地反映出异常波动情况,判断波动原因,对旅游地成长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 文章运用旅游地非线性成长模型(TANG模型)对50年来西安国际旅游成长进行实证分析。分 析指出,西安国际旅游第一周期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阶段,规模极小,受政府制度、资源与产品创新、大规模突发事件影响极大;从客流量与旅游收入两个指 标体系入手,讨论1978年以来的第二、第三周期,通过模拟方程、成长曲线及相关特征值实现了不同周期、不同指标的横向与纵向比较,同时在与统计值进行对 比的过程中,清晰地反映出异常波动情况,判断波动原因,对旅游地成长过程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
[24] | . , 文章利用结构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谱分析方法,通过综合对比多个宏观经济指标与实际产出序列各自周期性成分在不同波动频率上的协动性,构建合成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一致指标为基准、领先指标为参照,对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态势进行了跟踪与预测。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平均持续期为3年半左右。当前宏观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收缩通道中,该轮收缩过程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因此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既要保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的有序进行,又要防止经济出现急剧和持续下滑。 , 文章利用结构时间序列模型和多元谱分析方法,通过综合对比多个宏观经济指标与实际产出序列各自周期性成分在不同波动频率上的协动性,构建合成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以一致指标为基准、领先指标为参照,对中国增长型经济周期波动态势进行了跟踪与预测。结果表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共经历了四轮完整的经济周期,平均持续期为3年半左右。当前宏观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收缩通道中,该轮收缩过程具有明显的持续性,因此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既要保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的有序进行,又要防止经济出现急剧和持续下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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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 , 为了从总量绩效和质量绩效两方面研究西北五省区旅游业发展状况,在系统分析相关因素对旅游产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的同时,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因素的总体影响以及相关因素的动态影响过程,结论为:西北五省区提升旅游产业绩效,应依托于低级要素到高级要素的逐步释放;注重旅游产业的资本投入和提高各地经济整体实力;在劳动力投入方面注重素质建设;对市场制度建设、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水平的影响作用应给予充分关注。 , 为了从总量绩效和质量绩效两方面研究西北五省区旅游业发展状况,在系统分析相关因素对旅游产业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的同时,通过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相关因素的总体影响以及相关因素的动态影响过程,结论为:西北五省区提升旅游产业绩效,应依托于低级要素到高级要素的逐步释放;注重旅游产业的资本投入和提高各地经济整体实力;在劳动力投入方面注重素质建设;对市场制度建设、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服务化水平的影响作用应给予充分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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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本书对有关旅游的基本概念、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旅游地开发、旅游空间结构、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经济影响力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案例分析介绍了有关的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技术40多种。 本书对有关旅游的基本概念、旅游者行为、旅游市场、旅游地开发、旅游空间结构、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经济影响力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案例分析介绍了有关的分析方法和定量分析技术40多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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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 , 根据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2009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发现:杭州市9年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系数呈现持续递增趋势,2009年为0.8043,达到"非常协调"等级水平。尽管如此,但各年之间的改善系数却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同步推进规律,两者之间协调状态会持续朝着理想最优方向推进。然而,各年协调状态改善程度非持续递增现象说明杭州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态存在"恶化"的风险,需要对其密切关注。 , 根据对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概念的界定,从城市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公共交通、城市绿化、环境保护和旅游水平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杭州市2001~2009年的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性进行了定量评价。结果发现:杭州市9年间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系数呈现持续递增趋势,2009年为0.8043,达到"非常协调"等级水平。尽管如此,但各年之间的改善系数却并未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杭州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存在同步推进规律,两者之间协调状态会持续朝着理想最优方向推进。然而,各年协调状态改善程度非持续递增现象说明杭州城市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状态存在"恶化"的风险,需要对其密切关注。 |
[33] | . , 借鉴费希尔—克拉克的产业划分法,旅游产业可进一步细分为基础层次、核心层次和发展层次产业。对1983—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发展初期,旅游产业高级化呈下降趋势,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基础层次产业;随着旅游经济发展,我国旅游产业高级化在1993—2007年呈加速增长,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基础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自2008年起,旅游产业高级化水平开始下降,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发展层次产业。旅游产业高级化过程和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耦合关系,2004年以前,旅游产业高级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结果,2004年以后,旅游产业高级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 借鉴费希尔—克拉克的产业划分法,旅游产业可进一步细分为基础层次、核心层次和发展层次产业。对1983—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发展初期,旅游产业高级化呈下降趋势,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基础层次产业;随着旅游经济发展,我国旅游产业高级化在1993—2007年呈加速增长,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基础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自2008年起,旅游产业高级化水平开始下降,高级化决定因素是发展层次产业。旅游产业高级化过程和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耦合关系,2004年以前,旅游产业高级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结果,2004年以后,旅游产业高级化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
[34] | . ,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 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 类计145 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
[35] | . , 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旅游投资决定机制的演变;运用旅游产业响应强度模型,分析武陵源区对旅游投资的时间响应特征,并阐述了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空间响应和重构。结果显示:① 从投资决定机制演变看,投资制度安排决定了张家界旅游发展不同时期的投资主体差异,并随制度的演变,凸显了阶段性旅游投资分工格局。② 从时间响应看,在出现期,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1282增加到1992年的0.1341;在生成期,由1993年的0.1631提高到1999年的0.8511;在发展期,再从2000年的0.8767提高到2012年的1.1214,反映出旅游投资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响应系数的大小。③ 从空间响应看,在政府、世界遗产管理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5A级景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以及“景区游,城区住”的产业布局;经过重构后,旅游服务密度的排序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 以张家界为例,分析了旅游投资决定机制的演变;运用旅游产业响应强度模型,分析武陵源区对旅游投资的时间响应特征,并阐述了在政府和市场作用下张家界旅游产业的空间响应和重构。结果显示:① 从投资决定机制演变看,投资制度安排决定了张家界旅游发展不同时期的投资主体差异,并随制度的演变,凸显了阶段性旅游投资分工格局。② 从时间响应看,在出现期,响应系数由1989年的0.1282增加到1992年的0.1341;在生成期,由1993年的0.1631提高到1999年的0.8511;在发展期,再从2000年的0.8767提高到2012年的1.1214,反映出旅游投资力度的强弱直接影响响应系数的大小。③ 从空间响应看,在政府、世界遗产管理制度和市场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以武陵源和天门山两个5A级景区为核心的空间格局,以及“景区游,城区住”的产业布局;经过重构后,旅游服务密度的排序为: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武陵源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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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 , 当前,经济结构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优化是该问题的核心。为了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业界已经做了诸多实践,学界则为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但在部分细分化产业形态中,相关实践还有待深化,理论指导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旅游产业领域便是如此。 其中,在理论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是多数研究不仅把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经济结构相混淆,也缺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在约束规则的探讨,并引发了旅游产业结构研究成果无法获得跨学科认同等问题。同时,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实践的需求。此外,理论研究的失范与缺失,也致使部分实证研究严谨性不足、甚至相互冲突,已经阻碍了同学科研究成果的累积与交流。在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数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推进的系统性不足,对关键环节的把握也较为缺失。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探讨。 结合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的现状,本文试图在理论、实证和政策建议三个层面探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剖析了我国当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存在严重分歧的原因,并在跨学科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产业结构构成的理论框架,从而确定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范畴。同时,从系统理论和优势理论两个角度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其中,前者的着眼点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系统动力因素;后者的着眼点则强调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守一定的约束规则。上述理论分析既是本文展开的理论基础,也是对既有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理论框架缺失的弥补。 (2)针对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存在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本文按照事情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顺序,进一步提炼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中的关键性环节,并展开了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为系统探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奠定基础。 首先,认为合理化和高度化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表现维度,并在分析其实质的基础上,从全国、区域和部门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整体看,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在持续提升、合理化程度在波动中下降,且区域差异明显。对于其成因,本文结合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尤其是区域经济特征进行了阐述。上述工作提升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精细化水平,也为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跨区域比较提供了可能。 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影响因素作用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构建了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推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分别使用基于复回归和相关系数分解的路径分析技术对作用机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筛选出了影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并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作用于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的差异。 再次,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短期动态变化能力的指标体系和转换速度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转换能力和转换速度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从而提炼出了决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主导因素,同时发现转换能力和转换速度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了梯度递减态势且区域内差异明显。 第四,从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涵两个角度分析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并依托多部门经济模型比较分析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托面板数据模型精确测度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明显;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区域普遍性,但受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不足的影响,其经济影响效应在下降。稳健性检验则证明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对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多层面探讨了其成因。 (3)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旅游企业能力塑造、要素影响力激活、协调发展、非均衡增长、立足区域特征、产业政策引导、借鉴国际经验七大方面系统阐述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其中,认为旅游企业能力的塑造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出发点,要素影响力激活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协调发展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非均衡增长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口,立足区域发展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产业政策引导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保障,借鉴国际经验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 , 当前,经济结构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最为突出的问题,而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优化是该问题的核心。为了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业界已经做了诸多实践,学界则为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智力支持。但在部分细分化产业形态中,相关实践还有待深化,理论指导也存在着诸多不足,旅游产业领域便是如此。 其中,在理论方面,存在的典型问题是多数研究不仅把旅游产业结构和旅游经济结构相混淆,也缺乏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在约束规则的探讨,并引发了旅游产业结构研究成果无法获得跨学科认同等问题。同时,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无法满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实践的需求。此外,理论研究的失范与缺失,也致使部分实证研究严谨性不足、甚至相互冲突,已经阻碍了同学科研究成果的累积与交流。在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数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推进的系统性不足,对关键环节的把握也较为缺失。为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探讨。 结合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与实践的现状,本文试图在理论、实证和政策建议三个层面探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问题。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剖析了我国当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存在严重分歧的原因,并在跨学科认同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产业结构构成的理论框架,从而确定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范畴。同时,从系统理论和优势理论两个角度构建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其中,前者的着眼点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系统动力因素;后者的着眼点则强调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守一定的约束规则。上述理论分析既是本文展开的理论基础,也是对既有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理论框架缺失的弥补。 (2)针对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存在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本文按照事情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顺序,进一步提炼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中的关键性环节,并展开了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为系统探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奠定基础。 首先,认为合理化和高度化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表现维度,并在分析其实质的基础上,从全国、区域和部门三个层面考察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演变趋势。结果表明,整体看,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在持续提升、合理化程度在波动中下降,且区域差异明显。对于其成因,本文结合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历程与特点尤其是区域经济特征进行了阐述。上述工作提升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测度的精细化水平,也为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跨区域比较提供了可能。 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影响因素作用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机制,构建了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推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模型,并分别使用基于复回归和相关系数分解的路径分析技术对作用机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筛选出了影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并揭示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因素作用于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制的差异。 再次,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短期动态变化能力的指标体系和转换速度的度量指标,并分析了转换能力和转换速度的区域差异和动态变化。从而提炼出了决定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主导因素,同时发现转换能力和转换速度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呈现出了梯度递减态势且区域内差异明显。 第四,从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涵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涵两个角度分析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旅游经济增长方式的机理,并依托多部门经济模型比较分析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依托面板数据模型精确测度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第一,多部门经济模型分析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的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明显;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表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区域普遍性,但受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不足的影响,其经济影响效应在下降。稳健性检验则证明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对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多层面探讨了其成因。 (3)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旅游企业能力塑造、要素影响力激活、协调发展、非均衡增长、立足区域特征、产业政策引导、借鉴国际经验七大方面系统阐述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对策。其中,认为旅游企业能力的塑造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出发点,要素影响力激活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协调发展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非均衡增长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突破口,立足区域发展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方向,产业政策引导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保障,借鉴国际经验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有效途径。 |
[39] | 《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采用SDA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全面地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成因进行分析,构建对之进行系统数量分析的可操作模型系统。可供研究人员与实际部门进行相关分析时使用,也可供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使用。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认为,在SDA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研究经济问题方面,由刘保珺所著的《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做了很有益的工作。本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的阶段性成果中,两项入选国际投入产出技术会议,三项获省部级奖,多项被其他文献引用。 《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采用SDA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全面地对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成因进行分析,构建对之进行系统数量分析的可操作模型系统。可供研究人员与实际部门进行相关分析时使用,也可供本科生、研究生教学使用。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认为,在SDA与投入产出技术相结合研究经济问题方面,由刘保珺所著的《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做了很有益的工作。本研究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产业结构演变成因分析模型及其应用》的阶段性成果中,两项入选国际投入产出技术会议,三项获省部级奖,多项被其他文献引用。 |
[40] | . , 在厘清中国旅游业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并识别出不同发展阶段下主要驱动因子的基础上,本文以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为建模工具,构建了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下旅游者行为的模拟模型。基于上述模型,本文对旅游资源因子驱动下、市场因子驱动下和文化因子驱动下的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旅游资源是影响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基础因子;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市场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由于旅游业发展受到旅游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持续影响,文化因子对其引导作用则可能叠加在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惯性”作用之上,进一步强化着中国旅游业的空间分异格局。 , 在厘清中国旅游业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并识别出不同发展阶段下主要驱动因子的基础上,本文以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为建模工具,构建了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下旅游者行为的模拟模型。基于上述模型,本文对旅游资源因子驱动下、市场因子驱动下和文化因子驱动下的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旅游资源是影响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基础因子;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市场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由于旅游业发展受到旅游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持续影响,文化因子对其引导作用则可能叠加在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惯性”作用之上,进一步强化着中国旅游业的空间分异格局。 |
[41] | . , <p>利用通达性系数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结合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1978-2012年武陵山区64个县(市、区)与武陵山区及其外围38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之间通达性演化的格局和特征,并分析了2000-2012年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格局,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定量模拟了通达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978-2000年,武陵山区通达性系数的稳定性较好,到2012年,通达性系数较小值具有向武陵山区东南部集聚的趋势。1978-2000年武陵山区的经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人口加权出行时间的优劣程度均具有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圈层式”布局的特点,到2012年,经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人口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较小值均具有向武陵山区东南部迁移的趋势,原因在于武陵山区及其外围的东部和南部城市较多且路网发展更为迅速和完善。2000-2012年,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格局相对稳定,形成了“东部和西北部强、西南部和中北部弱”的经济发展格局,但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逐步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00-2012年武陵山区通达性的重要程度发生变化,通达性的优劣程度对于GDP的影响明显上升,通达性的改善在整体上较好地促进了武陵山区GDP的增长,对武陵山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通达性改善削弱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对第二产业发展具有逐渐上升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显著上升。研究充实了贫困地区交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和理论,对武陵山区通达性改善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p> , <p>利用通达性系数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结合GIS网络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1978-2012年武陵山区64个县(市、区)与武陵山区及其外围38个地级市以上城市之间通达性演化的格局和特征,并分析了2000-2012年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格局,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定量模拟了通达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978-2000年,武陵山区通达性系数的稳定性较好,到2012年,通达性系数较小值具有向武陵山区东南部集聚的趋势。1978-2000年武陵山区的经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人口加权出行时间的优劣程度均具有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圈层式”布局的特点,到2012年,经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和人口加权平均出行时间较小值均具有向武陵山区东南部迁移的趋势,原因在于武陵山区及其外围的东部和南部城市较多且路网发展更为迅速和完善。2000-2012年,武陵山区经济发展格局相对稳定,形成了“东部和西北部强、西南部和中北部弱”的经济发展格局,但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逐步扩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00-2012年武陵山区通达性的重要程度发生变化,通达性的优劣程度对于GDP的影响明显上升,通达性的改善在整体上较好地促进了武陵山区GDP的增长,对武陵山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通达性改善削弱了第一产业的发展,但对第二产业发展具有逐渐上升的正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正向影响显著上升。研究充实了贫困地区交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和理论,对武陵山区通达性改善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p> |
[42] | . , 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张家界市22年来旅游发展的效率水平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该市22年来的城市旅游效率只有2006年、2007年和2012年达到有效,说明多数年份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在各分解效率中,规模效率水平较低,但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规模效率与总效率的相关性强于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说明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规模是决定张家界城市旅游效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以2000年左右为界限,张家界城市旅游的效率可以划分为快速增长期和相对稳定期两个阶段。随着资源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通过要素投入获取更高生产效率的空间逐渐收窄。研究认为,不同阶段对资源投入利用方式的差异是决定张家界城市旅游效率水平的关键,而这种特征正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有效验证。 , 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张家界市22年来旅游发展的效率水平进行了测量,结果显示,该市22年来的城市旅游效率只有2006年、2007年和2012年达到有效,说明多数年份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在各分解效率中,规模效率水平较低,但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水平相对较高。规模效率与总效率的相关性强于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说明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资源投入规模是决定张家界城市旅游效率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以2000年左右为界限,张家界城市旅游的效率可以划分为快速增长期和相对稳定期两个阶段。随着资源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通过要素投入获取更高生产效率的空间逐渐收窄。研究认为,不同阶段对资源投入利用方式的差异是决定张家界城市旅游效率水平的关键,而这种特征正是人地关系相互影响的有效验证。 |
[43] | . , 本文主要对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些基本结果及最新发展作一大致介绍。我们将介绍经济机制理论的两个领域:激励相容问题和信息效率问题。不同的机制会导致不同的信息成本、不同的激励和不同的配置结果。研究一个经济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可评价其制度的优劣性。机制理论系统地研究经济制度的设计和这些制度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互动行为和配置结果的。 , 本文主要对机制设计理论的一些基本结果及最新发展作一大致介绍。我们将介绍经济机制理论的两个领域:激励相容问题和信息效率问题。不同的机制会导致不同的信息成本、不同的激励和不同的配置结果。研究一个经济机制的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可评价其制度的优劣性。机制理论系统地研究经济制度的设计和这些制度是如何影响人们的互动行为和配置结果的。 |
[44] | . , 返乡农民工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良好的创业需要有资金支持。本研究以路径分析法分析了江苏省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性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的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直接影响借贷途径,创业计划直接和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借贷途径,社会资本、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直接影响借贷途径,经济资本直接和间接影响借贷数量,打工经历、人力资本间接影响借贷途径、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因此,应加大正规信贷资金供给,推出差异化借贷产品,提高金融扶持的需求针对性,提升农民工的认知水平和其贷款可得性。 , 返乡农民工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良好的创业需要有资金支持。本研究以路径分析法分析了江苏省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性借贷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返乡农民工的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直接影响借贷途径,创业计划直接和间接影响借贷数量、借贷时间和借贷途径,社会资本、对融资渠道的认知与评价直接影响借贷途径,经济资本直接和间接影响借贷数量,打工经历、人力资本间接影响借贷途径、借贷数量和借贷时间。因此,应加大正规信贷资金供给,推出差异化借贷产品,提高金融扶持的需求针对性,提升农民工的认知水平和其贷款可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