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碧凡Research on the leisure agriculture tourism based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LITao, CAIBif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3-20
修回日期:2016-07-13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1609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1.1 农业多功能性与休闲农业
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①(① 人民网.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器.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5015103, 2010-11-19.)。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求。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已成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实现生态化、高效化、智能化的重要途径和有利抓手。农业多功能性是农业生产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以农业生产空间为承载,通过农业生产涉及资源、环境、景观、民俗、事件等要素,突出农业生产的参与性、学习性、休闲性和愉悦性等复合功能。休闲农业作为综合发挥现代农业体验与生产两大功能的有效形式②(② 古罗马****瓦罗在其著作《论农业》中将农业作为一种技艺,认为生产农产品和生产过程中的快乐是农业的两大功能。),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依托,以实现农业三产化和休闲化为导向,推进农业与旅游业间要素资源的优化组合及跨界融合的渠道下沉,成为现代农业产业价值增值的有效载体和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农业多功能性的重要方向。研究对农业多功能性与休闲农业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学界对其关注和探讨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强,且研究内容存在三个特征：一是研究视角多元化,努力实现问题的综合解释。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休闲农业地域单元内社会关系与权利空间在旅游活动中的演化[1]、乡村旅游开展对当地犯罪率的刺激作用[2]等社会问题,社会资本对休闲农业管理的影响[3]、休闲农业在缓解旅游需求季节性中扮演的角色[4]、休闲农业政策对非农收入的影响[5]等经济问题,企业家精神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6]、国内外乡村旅游研究的学术交流互动[7]等文化问题,农业节庆活动与旅游发展的互动关系[8]、地方农业品牌与休闲农业互补关系的价值评价[9]等综合议题进行阐释。二是注重以体验者为核心,强调社区参与的意义。大量研究以保持和提高体验者满意度为切入点,将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作为体验者精神情感寄托的媒介和场所[10],充满对体验者的人文关怀,同时,基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之间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11,12],****积极倡导乡村社区参与休闲农业体验服务、氛围营造、文化展示的发展模式,区域社会共同为体验者高质量的旅游感知而努力。三是明确的目标导向,带有显著的务实主义研究色彩。不论多元研究手段的应用,还是以体验者为核心的情感关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发展规划合理布局、乡村文化与景观有效保护,发挥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发优势,达到地区休闲农业特色品牌构建、乡村旅游价值再创造、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的总目标[13]。
1.2 环境健康评价与休闲农业
环境健康作为生态学领域用来描述生物成长、发展与演化周围环境状况的术语,不断被社会经济领域借鉴,逐步衍生出评价某项经济活动受区域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和社会经济等要素扰动下发展环境优劣的新内涵。随着经济活动对当地社会发展意义日益凸显,****对区域经济环境健康研究广泛开展。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环境健康对企业区位选择和区域产业集聚活动空间演化影响。龙冬平等[14,15]通过半结构访谈与结构方程以农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产业环境是农业企业区位选择与集群发展过程中考虑的首要因。二是借助对区域产业环境预测与评估来对地区产业经济活动发展趋势、潜力与脆弱性进行判断。于秋阳[16]将产业环境分解为制度因素、基础支撑和环境保障三个维度,对中国东中西部旅游产业发展潜力进行测度与模式总结。李锋等[17]基于“环境—结构”集成视角对旅游产业进行分析后,认为旅游环境脆弱性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来源。三是综合阐释环境与产业发展之间作用关系。李瑶亭[18]认为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作为旅游产业在城市特定环境下发展的总体方式,体现了城市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和特征;李玉凤等[19,20]则对景观环境健康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后,将旅游景观健康解释为旅游景观对其所处发展的环境压力与环境状态的响应结果。环境健康的意义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不言而喻,休闲农业旅游活动因其关联性高、综合性强的产业特征,对区域发展环境更为敏感。因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对区域环境健康存在更加强烈的要求。科学准确地对休闲农业环境健康进行评价,便于清晰客观认识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充分利用有利外部条件,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突出产业特色,指导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卓有成效开展,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农民收入渠道拓宽、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村空心化整治、民俗文化传承等具有积极意义。鉴于此,本文从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视角,构建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模型,并对中国东部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运用熵值法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技术来厘清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状况及空间差异特征,以期为各地休闲农业开发定位、规模布局、规划修订提供决策参考。
2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模型构建
2.1 评价模型指标体系确立
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为便于研究,本文借鉴经济地理学探讨区域环境对经济活动影响的相关研究,并结合已有经济活动开发环境文献成果,从自然生态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产业经济环境三个角度,突出“以资源吸引力要素为核心,以产业整体环境要素为支撑”的原则,构建了包含6个评价指标和24个表征变量的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体系（表1）,并提出环境健康指数概念来具体化、定量化反映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与发展的环境健康状况。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是指运用自然、人文、产业等方面的多个指标对特定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基础条件、潜力水平与适宜程度进行的综合评价和定量表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水平。一般情况下,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值越高,说明该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越健康,其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适宜性越强,反之亦然。Tab. 1
表1
表1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Tab. 1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system of LAT
 |
新窗口打开
2.2 环境健康指数评价方法
2.2.1 熵值法 本文利用熵值法来完成对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的测度。熵值法是在信息熵基础上进行指标权重确定和效用价值评价的方法,其精髓是借助熵分析结果来表示评价指标效用价值,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在社会农业、交通、旅游等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领域[21]。具体步骤[22]为：① 研究以沿海六大城市群61座城市为样本m,以24个表征变量为评价指标n,为实现沿海六大城市群样本数据可比性,并消除因数据统计口径差异导致的数据误差,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涉及数据进行处理,即式（1）;② 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下第i个样本城市指标值所占比例yij,即式（2）;③ 计算第j项评价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j和权重Wj,即式（3）和式（4）;④ 计算样本城市i的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的评价值Ui,即式（5）。式中：xij′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xij为原始数据,xmin、xmax分别为指标体系中最小值和最大值;
2.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是借助统计学原理结合图形表达,对研究内容空间属性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并分析、鉴别和可视化的方法,它是GIS空间统计学的一部分[23]。本文借助ArcGIS 10.0软件中空间数据分析模块的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功能,探讨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空间地理特征。KDE对具有空间位置信息的事件,根据不同未知的差异,给出事件点密集区域事件发生的概率,并将概率在二维空间中表达。如果假设,从分布密度函数f中抽取的事件点集为X1, …, Xn,则f在点x处的函数f (x),通常用Rosenblatt-Parzen核估计[24]：
式中：
3 实证研究——以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为例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城市是休闲农业所需资金、人才、科技、营销等资源要素的承载体及其开发、消费、创新、提升的动力来源。由城市间依据地理区位与经济联系组成的具有相对统一市场、政策、投资、规划、环境等巨大经济优势的城市群,是区域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大连、北京、青岛、上海、厦门、广州等城市为核心的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已成为沿海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中国最具规模、需求最为强烈的休闲消费市场。截至2014年底,六大城市群GDP总量、人口规模、旅游接待与外汇收入分别占全国的49.51%、25.4%、10%和30%③(③ 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到。)。同期,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发展已具有较高水平和相当规模,其中,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星级示范创建企业（园区） 分别占到总数的42.4%和41.7%,成为中国休闲农业开发的典型区域和先行示范区域。因此,选择以中国东部沿海六大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基于环境健康测度来分析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适宜性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科学性。本文涉及的城市自然生态环境数据从各省、市环境状况公报获得,对于相关年份缺失数据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环境保护部门官方网站公布数据进行补充;人文社会环境和产业经济环境数据通过各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得,对于相关年份缺失数据通过各省、市旅游统计年鉴,国家农业部和旅游局官方网站公布相关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数据进行补充。可以看出,本文数据获取遵循了权威性、可靠性、科学性原则,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状况。
3.2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
3.2.1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多维度测度 通过计算得到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整体维度及城市群内部维度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表2）。Tab. 2
表2
表2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
Tab. 2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index of LAT of six coastal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 城市群 | 样本 城市 | 城市群整体维度 环境健康指数(RTEHa) | 城市群内部维度 环境健康指数(RTEHb) | 城市群 | 样本 城市 | 城市群整体维度 环境健康指数(RTEHa) | 城市群内部维度环境健康指数(RTEHb) |
|---|---|---|---|---|---|---|---|
| 珠三角 城市群 | 深圳 | 0.023 | 0.194 | 京津冀 城市群 | 北京 | 0.057 | 0.368 |
| 广州 | 0.026 | 0.242 | 天津 | 0.022 | 0.125 | ||
| 东莞 | 0.011 | 0.073 | 石家庄 | 0.015 | 0.099 | ||
| 珠海 | 0.020 | 0.111 | 唐山 | 0.014 | 0.063 | ||
| 佛山 | 0.011 | 0.095 | 沧州 | 0.005 | 0.036 | ||
| 中山 | 0.011 | 0.075 | 廊坊 | 0.010 | 0.063 | ||
| 惠州 | 0.008 | 0.064 | 秦皇岛 | 0.011 | 0.076 | ||
| 江门 | 0.008 | 0.072 | 保定 | 0.011 | 0.059 | ||
| 肇庆 | 0.007 | 0.075 | 承德 | 0.008 | 0.052 | ||
| 长三角 城市群 | 上海 | 0.029 | 0.080 | 张家口 | 0.011 | 0.059 | |
| 苏州 | 0.038 | 0.116 | 辽中南 城市群 | 大连 | 0.021 | 0.210 | |
| 南京 | 0.042 | 0.104 | 沈阳 | 0.019 | 0.187 | ||
| 杭州 | 0.047 | 0.128 | 盘锦 | 0.007 | 0.057 | ||
| 无锡 | 0.027 | 0.058 | 鞍山 | 0.009 | 0.072 | ||
| 宁波 | 0.030 | 0.068 | 营口 | 0.005 | 0.037 | ||
| 常州 | 0.018 | 0.054 | 辽阳 | 0.006 | 0.038 | ||
| 镇江 | 0.014 | 0.041 | 铁岭 | 0.007 | 0.050 | ||
| 嘉兴 | 0.028 | 0.080 | 抚顺 | 0.007 | 0.052 | ||
| 绍兴 | 0.026 | 0.048 | 本溪 | 0.009 | 0.071 | ||
| 扬州 | 0.016 | 0.034 | 丹东 | 0.008 | 0.062 | ||
| 南通 | 0.012 | 0.049 | 锦州 | 0.008 | 0.055 | ||
| 舟山 | 0.009 | 0.031 | 阜新 | 0.008 | 0.058 | ||
| 泰州 | 0.015 | 0.034 | 葫芦岛 | 0.008 | 0.051 | ||
| 湖州 | 0.034 | 0.075 | 山东半岛城市群 | 济南 | 0.022 | 0.192 | |
| 海峡西岸城市群 | 厦门 | 0.025 | 0.290 | 青岛 | 0.024 | 0.216 | |
| 福州 | 0.026 | 0.304 | 烟台 | 0.014 | 0.132 | ||
| 泉州 | 0.015 | 0.181 | 威海 | 0.011 | 0.113 | ||
| 漳州 | 0.010 | 0.081 | 东营 | 0.009 | 0.052 | ||
| 宁德 | 0.007 | 0.051 | 潍坊 | 0.012 | 0.107 | ||
| 莆田 | 0.010 | 0.092 | 淄博 | 0.011 | 0.118 | ||
| 日照 | 0.007 | 0.070 |
新窗口打开
从城市群整体维度分析,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相对较低,达到或超过平均水平（0.016）的样本城市数量仅为三分之一（34.43%）,有约37.70%的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不足0.01,反映出当前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水平整体不佳的现状,这与市场对休闲农业较强消费需求与开发前景形成较大反差。改善沿海地区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促进区域发挥自身资源、经济、市场、技术、交通等优势,实现地区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水平进一步提升,将成为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同时注意到,城市群及样本城市间环境健康指数存在较大差异：首先,达到平均水平城市占比在长三角（16.39%）、珠三角（4.92%）、京津冀（3.28%）、辽中南（3.28%）、山东半岛（3.28%）和海峡西岸（3.28%）之间呈现递减趋势,长三角城市群表现特别突出,“一区独大”;其次,样本城市间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最高值北京（0.057）为最低值沧州和营口（0.005）的11.4倍。分析认为,受样本城市地理环境、农业基础、区位条件、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因素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当地休闲农业旅游开发规模扩展、产业层级深化、市场潜力开拓和区域休闲农业知名度的提升。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的“非均衡性”成为区域整体水平较低的“瓶颈”。
为进一步探讨造成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差异的内在机制,对六大城市群环境健康指标对环境健康指数贡献（图1）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经济环境是带来六大城市群差异的最大贡献要素,人文社会环境其次,自然生态环境最小。此外,从评价指标来看,自然生态环境中环境保护投入指标对区域环境健康指数影响最为突出,清新的空气、有机农产品、舒适休闲氛围是休闲农业旅游活动核心吸引力,环保投入是保障休闲农业发展生态维护、清洁生产、科技创新实现的首要工作;人文社会环境中交通便捷程度、区域社会创新能力和城市综合发展指数等指标通过对区域社会开放水平、交通便利性、休闲文化氛围、综合服务能力等休闲农业发展基础条件影响在环境健康指数中作用明显;产业经济环境中休闲产业经济基础、休闲产业网络关注指数、休闲产业资源优势、休闲产业市场规模与增加值、区域产业发展管理能力等关系产业基础环境与市场竞争力指标要素,对其环境健康指数影响较为显著。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城市群环境健康评价指标对环境健康指数贡献差异
-->Fig. 1The contribution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dex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
从城市群内部维度分析,各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标准差在海峡西岸、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和长三角之间呈现递减趋势（图2）：① 海峡西岸城市群在与中国台湾地区交流学习过程中,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得到发展,但受自然条件、农业基础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休闲农业旅游开发主要集中在福州和厦门两大区域中心城市之间,导致该区环境健康指数一体化水平最低;② 京津冀城市群由于地跨一省两市,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市场环境、政策扶持、休闲消费意愿等长期以来均存在较大差异;③ 珠三角城市群受广州、深圳两座特大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影响,周围城市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产业经济要素配置无法满足当地休闲农业发展需求,造成区域内较大环境健康差异;④ 山东半岛和辽中南城市群具有相近的城市环境健康差异指数,两者均为农业追求转型发展典型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处于开创发展阶段,当地休闲农业开发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且城市间差异较大,造成区域样本城市间环境健康差异;⑤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沿海传统休闲旅游开发较早地区,凭借区域良好的休闲市场环境、完善的产业服务机制、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积累和活跃的社会经济发展氛围等产业和文化优势,营造优异的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氛围。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差异状况
-->Fig. 2The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index of LAT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
同时,本文对各城市群环境健康指标贡献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图3）,发现：① 海峡两岸城市群依托较好的空气、植被和水质等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更大程度发挥区域内部便利交通、外联互通、休闲产业服务能力和网络关注度指数等人文社会环境优势来打造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竞争力,促进当地休闲农业旅游市场壮大。② 京津冀城市群通过协调区内休闲旅游需求、城市综合发展、休闲产业经济基础、产业投资环境以及网络资源利用优势等人文社会环境和产业经济环境优势,不断优化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促进产业发展。③ 珠三角城市群则在充分发挥水质环境、环保投入等自然生态环境优势基础上,激发区域乡村原真性、休闲产业经济基础、休闲产业对外互联互通水平、休闲产业网络关注指数等人文社会环境和产业经济环境对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④ 山东半岛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水平整体受产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指标影响较大,乡村文化氛围与乡村原真性是人文社会环境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因素,区域产业发展管理能力、休闲产业资源优势、休闲农业网络关注指数通过高效的生产组织水平,是塑造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良好环境的重要力量。⑤ 辽中南城市群积极发挥自身休闲产业服务能力、休闲产业网络关注度、产业投资吸引能力和产业发展保障水平等优势,加大对区域风俗民情、传统文化等休闲农业旅游要素开发,提升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软环境。⑥ 长三角城市群以环境保护投入优势为基础积极营造休闲农业旅游开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并借助区内交通便捷程度、社会创新能力、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和社会休闲氛围等便利条件,推进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不断优化。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各城市群环境健康评价指标对环境健康指数贡献差异
-->Fig. 3The contribution difference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dex of six urban agglomerations
-->
3.2.2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空间差异特征 将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及城市群内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进行可视化输出和空间趋势分析（图4~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城市群间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图
-->Fig. 4The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dex between urban agglomerations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城市群内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图
-->Fig. 5The distribution of kernel density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dex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城市群间及城市群内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空间趋势图
-->Fig. 6The spatial trend of kernel density of environmental health evaluation index between and within urban agglomerations
-->
从城市群整体维度来看：① 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在六大城市群间呈现明显地节点状等级空间结构差异,且具有显著地社会经济导向特征：北京、湖州、苏州、广州为核密度一级中心节点,沈阳、大连、青岛、南京、杭州、厦门、深圳等为核密度次级中心节点,通过区域休闲农业发展不同层级间中心节点带动作用,形成“以点促面”的沿海休闲农业空间等级发展结构;中心节点依靠自身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强烈的休闲消费需求、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雄厚的休闲农业扶持资金、积极的休闲农业引导政策、知名的休闲旅游城市形象和通达的对外交通联系等实现区域休闲农业开发优势,体现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地正相关关系。② 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在辽中南、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呈现“斑块状、分散型”,长三角、海峡西岸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圈层状、连续型”的空间形态特征。辽中南等城市群整体较低环境健康指数得分和较大的区内发展水平差异,形成区域休闲农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斑块状特征,弱化了样本城市间合作联系与协调发展机制,刺激了城市间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散化空间形态。长三角等城市群优良产业环境与市场协同机制,实现区域间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有机互动与整体提升,形成区域核密度连续型空间扩展的特征。③ 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空间变化趋势呈现南北方向上,由长三角为中心向两侧递减,东西方向上,中偏西部均衡变化,偏东部下降变化的特征。反映,沿海南北与东西方向上环境健康指数不同变化趋势,以江浙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以最具竞争力的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为南北方向上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峰值地区,同时,辽中南和山东半岛环境健康指数较低水平,成为制约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空间变化趋势东西方向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城市群内部维度来看：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呈现明显地网络状等级空间结构特征,依托城市群间贸易、人员、旅游往来,休闲农业要素在社会经济纽带上流通,形成中心城市间网络连接,实现不同层级间网络状发展特征。② 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存在以珠三角、海峡西岸等为代表的“团状集聚式”和以辽中南、山东半岛等为代表的“带状延伸式”空间形态特征,珠三角、海峡西岸以广州和厦门两地为核密度峰值区,形成与周围区域明显的核密度差异,从而促使周围休闲农业开发向峰值区富集,达到核密度团状集聚的特征;辽中南、山东半岛等“双核模式”发展区域,核心城市连线依托区内发展优势带动沿线休闲农业旅游较快发展,形成沿轴线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延伸带。③ 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空间变化趋势呈现南北方向上,自北向南增长,东西方向上,由中部向两侧递减特征,反映了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市场活力和休闲文化氛围差异影响下,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需求、规模、效益呈现以社会经济为主导的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上的差异。
3.2.3 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适宜性划分 研究根据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聚类分析,结合城市群休闲农业发展情况,将研究样本61座城市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适宜性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RTEHa>0.02）,较健康适宜开发（0.01<RTEHa≤0.02）、亚健康适度开发（0.007<RTEHa≤0.01）、非健康整合开发（0<RTEHa≤0.007）等4种类型（图7）,各类型占比分别为29.51%、32.79%、22.95%和14.75%,其中较健康及以上城市占62.30%,反映了在沿海地区强烈休闲消费需求和旅游经济优势刺激下,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呈现比较良好的状况,同时亚健康和非健康区域还存在较大比例,对于沿海地区休闲农业进一步提质增效、打造品牌、满足消费需求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中国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适宜性类型划分
-->Fig. 7The division of suitability of LAT of six coastal agglomerations in China
-->
（1）健康积极开发型城市为北京、湖州、南京、杭州、苏州、无锡、青岛、宁波、大连、福州、天津、广州、深圳和嘉兴等18座城市,均为城市群内核心城市。依托良好的资源条件、产业经济、市场基础、科技实力、政策支持,各城市已经具备休闲农业发展优势条件,在沿海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赢得明显的竞争优势,今后各城市应通过进一步完善休闲农业管理、测评、提升机制,保障休闲农业开发科技投入,并逐步加强与欧美、日韩及台湾地区交流与合作,借助参加国际休闲农业产业博览会、推介会等机会,向外界展示中国休闲农业发展,提升中国现代化农业与休闲产品竞争力和影响力。
（2）较健康适宜开发型为常州、沈阳、珠海、张家口、石家庄、烟台、镇江、威海、泉州、佛山等20座城市,具有一定休闲农业开发的资源环境、市场需求与产业条件,但由于受到当地产业结构不均衡、休闲农业开发政策滞后、生产技术力量不足等因素制约,休闲农业开发优势没有得到完全发挥。今后应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制定和完善休闲农业开发鼓励政策,优化地区休闲农业开发产业环境。城市群内通过建立适宜的开发、营销、宣传、支持机制,为实现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营造有利环境。
（3）亚健康适度开发型为丹东、鞍山、廊坊、舟山、莆田、漳州、江门、东营、锦州等14座城市。受自然环境、休闲产业条件、交通基础设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区域休闲农业开发环境处于亚健康状态,无法为当地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完善的保障和支持系统。因此,今后该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基础上,应适度扩大农业资源开发规模与程度,依托区域农业文化优势,加大休闲产品科技支持力度,突出自身地方特色,逐步形成以地方特色为竞争优势的区域性休闲农业旅游目的地。
（4）非健康整合开发型为铁岭、辽阳、盘锦、营口、抚顺、沧州、日照、宁德和肇庆等9座城市,均为农业资源、自然环境相对较好优质区域,由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休闲消费能力不足、营销推广缺乏特色、政策重视不够等因素影响,区域休闲农业开发环境长期处于非健康状态,造成当地休闲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应整合区域农业资源、深挖传统特色文化、加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完善和提升基础设施服务保障水平、积极落实休闲农业优惠政策,同时,积极主动加强与外界联系,通过与休闲农业发达地区合作与交流,改善自身发展环境,加快休闲农业开发步伐。
4 结论与讨论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是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实现传统农业提质增效,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激发农村社会发展活力的有效途径与手段。科学客观评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水平,对于区域休闲农业开发的类型、规模和布局,政策、市场、资金及基础设施等资源配置,避免盲目开发、无序扩张带来的不良竞争与生态破坏,具有理论指导与实践价值。基于此,研究从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视角,构建环境健康评价体系,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状况,结果发现：（1）城市群间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整体水平较低,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的“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产业经济环境、人文社会环境、自然生态环境对样本城市间环境健康指数差异贡献程度存在由大到小的分布特征;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空间结构存在明显地节点状等级分布特征,空间形态呈现“斑块状、分散型”与“圈层状、连续型”分布差异特征,空间趋势存在南北方向上,由长三角为中心向两侧递减,东西方向上,中偏西部均衡变化,偏东部明显下降变化的特征。
（2）城市群内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与影响各城市群环境健康水平的指标要素存在较大差异：环境健康指数在海峡西岸、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和长三角之间呈现递减趋势;山东半岛、珠三角和辽中南城市群受产业经济环境影响较大,其中,山东半岛自然生态环境优势明显,珠三角和辽中南人文社会因素优势突出;长三角、京津冀和海峡两岸城市群受人文社会环境影响较大,其中,长三角自然生态环境优势明显,京津冀产业经济环境优势明显;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在空间上表现出网络状空间分布结构,“团状集聚式”和“带状延伸式”空间形态及南北方向上,自北向南增长,东西方向上,由中部向两侧递减的空间变化趋势特征。
（3）研究基于环境健康指数聚类分析与实际状况,将61座样本城市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健康积极开发型为北京、湖州、广州等18座城市,较健康适宜开发型为常州、沈阳、珠海等20座城市,亚健康适度开发型为舟山、莆田、东营等14座城市,非健康整合开发型为铁岭、辽阳、盘锦等9座城市。
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今后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策略与认识：① 完善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服务与保障机制,为地区休闲农业资源提供有效开发平台。积极推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管理、星级评定、产品创新制度,乡村旅游全员培训制度,耕地规划和保护制度,乡村旅游合作社制度等建设,以充分激发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市场、企业、政府、个人等主体的活力、潜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和巩固地区休闲农业旅游产业发展能力。② 统筹协调是降低地区间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水平差异,实现区域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整体效益提升的有效手段。通过全国或城市群间休闲农业总体发展规划修编,明确地区休闲农业发展定位与特色,提升创造乡村旅游吸引力的差异性。同时,积极发挥地区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促进区域间优质资金、技术、品牌、营销等资源合理流动以及充分实现中心城市带动辐射作用和区域协调发展。③ 借助国际乡村旅游大会、国际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展览会、海峡两岸休闲产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学术研讨会等渠道,逐步提高中国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国际视野和水准。通过与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先进国家交流与学习,积极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向国际展示中国休闲农业发展特色与成果,推动中国休闲农业旅游创新,提升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④ 明确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的评价意义,充分保持各地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积极性和创造性。指数高值区需进一步发挥已有竞争优势,实现地区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再突破,低值区需进一步认识地区休闲农业开发的不足。通过区间或区内资源优化与整合,营造有利于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实现休闲农业旅游发展与农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城乡统筹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互动与良性循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The article critiques Halfacree's conceptualisation of rural space for masking the workings of power within 'black boxes' such as structural coherence and trial by space. One consequence is that rural change's social activities and also their social and personal consequences are cloaked, thereby rendering the localised fault lines of rurality analytically out of reach. Halfacree's conceptualisation is developed further by attaching a conceptual extension comprising three hubs: an immaterial hub, a material hub, and a personal hub. This is done as an attempt to give Halfacree's tool for d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rural space analytical sensitivity to the actors engaged in the processes implied by social produc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analytical potential of the extended Halfacree approach, the conceptual model is applied to a case study: data from two communities undergoing rapid change, as they shifted from being dominated by primary industry to becoming tourism destinations.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2]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study compares rural tourism places under different growth levels in terms of crime effects. Adopting social disruption theory, the study hypothesized that average crime rates would differ for tourism counties with different growth levels, and that high growth tourism counties would experience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average crime rates. The study used data from a sample of rural Colorado tourism communities. Results partially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and confirmed some result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apid growth and crime identified in previous boomtown studi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to public leaders and policy makers engaged in processes of evaluating alternative tourism growth strategies for their community. |
| [3] |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social capital as it affects community conflict management for community residents in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n on-site survey consisting of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was conducted with residents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ies. These self-administered surveys were obtained from 380 community residents in the study area. A factor-clustering method identified distinct segments: high social capital (52%) and low social capital (47.7%). The estimation of a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determi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who were most likely to be associated with each type of social capi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ruit, vegetable and rice farmers who also operated farm-stay businesses and rural activity programmes for tourists had the most social. We suggest that certain types of government policy programmes are helpful for increasing social capital and managing community conflicts by means of involvement in the tourism business.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4] | |
| [5] | There has been growing concern as to whether the growing investment in rural South Korea is achieving the desired ends. Empirical evidence is required to assess the current policies. Based on the logic of those policies, this study conducts an ex-post evaluation of outcomes following the termination of the Rural Traditional Theme Village program previously operated by the Rur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a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in South Korea. The research adopts farm households' non-farm income as an ex-post quantifiable indicator and assesses the impact of the Program on this indicator.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gram was evaluated positively and as being effective from both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the absence of the program the farms would have experienced difficulties in making non-farm income due to the lack of intern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
| [6] | The aim of this case study is to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with a focus on the roles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s first presented, followed by a narrative abou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ural destinations and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 in establishing successful destinations. The data consists of six case studies and nin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mong tourism entrepreneurs and managers at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in Finland. Th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prevailing DMO dominated approach to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development, and call for the acknowledgmen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in the enhancement of rural destinations. Municipalities have a crucial role as facilitators of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but without innovative, committed, and risk-taking entrepreneurs no destination will flourish. |
| [7] | In the latest two decades, Rural Tourism (RT) has speedily developed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ourism in China. However, there remains little understand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about RT for its special role in China's rural socio-economic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attempt to analyze six different models of RT development. More specifically, the collective imagery of "Nong jia le" (Happy Farmer Home) tourism, a Chinese version of rural tourism, is examined.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highlight the widely-held beliefs about the important role of RT but also identify a number of related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acing its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 future, which hopefully would stimulate the interest for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area. (C)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8] | . 运用耦合指数和ESDA方法,从时空维度动态分析2002—2013年南京农事节庆活动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状况,得到以下结论：1在年际尺度上两者存在明显正向相关关系,农事节庆活动呈现＂协调发展、效益提升、快速发展、优化调整＂阶段性波动特征;在季节变化上则呈现整体相似特征,3—4月和9—11月出现较明显的峰值期,但农事节庆活动表现出更强的季节性。22002—2013年农事节庆活动空间耦合差异较明显,耦合指数稳定变化的有主城区、高淳区和六合区,偏离1的有江宁区,波动变化的有溧水区和浦口区;农事节庆活动空间耦合整体存在南北方向上以主城区为中心自北向南,东西方向上由偏西部向偏东部演化的特征。最后,提出南京今后农事节庆活动与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运用耦合指数和ESDA方法,从时空维度动态分析2002—2013年南京农事节庆活动与旅游业发展的耦合状况,得到以下结论：1在年际尺度上两者存在明显正向相关关系,农事节庆活动呈现＂协调发展、效益提升、快速发展、优化调整＂阶段性波动特征;在季节变化上则呈现整体相似特征,3—4月和9—11月出现较明显的峰值期,但农事节庆活动表现出更强的季节性。22002—2013年农事节庆活动空间耦合差异较明显,耦合指数稳定变化的有主城区、高淳区和六合区,偏离1的有江宁区,波动变化的有溧水区和浦口区;农事节庆活动空间耦合整体存在南北方向上以主城区为中心自北向南,东西方向上由偏西部向偏东部演化的特征。最后,提出南京今后农事节庆活动与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
| [9] |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rect effects of local brand farm products, such as through increases in income and employment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indirect effects, such a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by examining data collected by a survey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Japan. Estimation of a determinant model of direct and indirect economic eff... |
| [10] | It has long been suggested that (post)modern societies are characterised by a decline in the perceived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and, as a consequence, people now seek less formal, structured and ritualised means of achieving spiritual fulfillment. Tourism, in particular,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such mean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extent to which a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Drawing on research into tourists' experience of the English Lake District, it identifies the extent to which a spiritual dimension to tourism is verified in practice, revealing that although tourists do not purposefully visit the Lake District in search of spiritual fulfillment, their visits frequently embrace a subconscious emotional dimensi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is spiritual or more generally a sense of place is, however, questionable. |
| [11] | .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
| [12] | This study presents a discussion of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construct, within a rural tourism perspective. The study also reviews the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s theory and measurement and its association to rural tourism environment. The extant literature is revisited to establish taxonomy of the methodological procedures for measur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context of rural tourism. Hence, proposing 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eaturing its multifaceted, intertwined and progressive nature for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a rural tourism environment. |
| [13] | . 发展农业旅游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已有研究,以439个星级农业旅游景点和102件农业旅游节庆活动为研究变量,运用偏离份额法来动态分析和比较2000—2006年和2006—2012年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演化状况,结果表明:2000—2012年星级农业旅游景点和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均为推动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的贡献要素;星级农业旅游景点是地区农业旅游吸引力最重要的内容,对区域农业旅游发展起主导作用,且其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对于提升农业旅游竞争力的贡献,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对优化农业旅游资源结构贡献更突出,成为苏中和苏北农业旅游资源富矿区实现农业旅游综合发展的新突破。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将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划分为农业旅游优势发展型、农业旅游滞后发展型、农业旅游结构突破型和农业旅游竞争突破型4类。通过类型演化分析得到:2000—2012年江苏省各地农业旅游均有所发展,但地区间农业旅游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苏北和苏中地区发展相对迅速,后发优势明显,苏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但仍保持了在全省农业旅游发展中的重心地位。最后,针对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状况从资源开发、统筹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今后提升建议。 发展农业旅游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基于已有研究,以439个星级农业旅游景点和102件农业旅游节庆活动为研究变量,运用偏离份额法来动态分析和比较2000—2006年和2006—2012年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演化状况,结果表明:2000—2012年星级农业旅游景点和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均为推动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的贡献要素;星级农业旅游景点是地区农业旅游吸引力最重要的内容,对区域农业旅游发展起主导作用,且其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相对于提升农业旅游竞争力的贡献,农业旅游节庆活动对优化农业旅游资源结构贡献更突出,成为苏中和苏北农业旅游资源富矿区实现农业旅游综合发展的新突破。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将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划分为农业旅游优势发展型、农业旅游滞后发展型、农业旅游结构突破型和农业旅游竞争突破型4类。通过类型演化分析得到:2000—2012年江苏省各地农业旅游均有所发展,但地区间农业旅游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苏北和苏中地区发展相对迅速,后发优势明显,苏南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但仍保持了在全省农业旅游发展中的重心地位。最后,针对江苏省农业旅游发展状况从资源开发、统筹发展、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出今后提升建议。 |
| [14] | . 企业是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元，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能为园区的优化布局与企业的集群发展提供依据。基于企业的微观视角，在对已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杨凌、渭南、吴忠、银川、定西、天水6 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从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园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受4 个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影响；从表象来看，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直接效应强度依次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地理区位>园区环境；从本质来看，地理区位的差异性形成了政策环境的特殊性，两者又经连锁通道形成了产业环境的差异性与园区环境的优越性，从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总体效应强度依次是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园区环境。 企业是最基本的微观经济单元，研究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能为园区的优化布局与企业的集群发展提供依据。基于企业的微观视角，在对已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对杨凌、渭南、吴忠、银川、定西、天水6 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的企业进行抽样调查，结合结构方程模型从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和园区环境等四个方面，对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龙头企业集群发展的区位选择受4 个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综合影响；从表象来看，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直接效应强度依次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地理区位>园区环境；从本质来看，地理区位的差异性形成了政策环境的特殊性，两者又经连锁通道形成了产业环境的差异性与园区环境的优越性，从而对企业管理者的区位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即影响龙头企业集群发展区位选择因素的总体效应强度依次是地理区位>政策环境>产业环境>园区环境。 |
| [15] | . 本文在对以往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安徽五大农业产业集聚区的样本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从资源禀赋、产业环境、外部环境和竞合互动的视角,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资源禀赋的存在促进了产业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改善,进而引起产业内的竞合互动,最终促成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 本文在对以往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业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利用安徽五大农业产业集聚区的样本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从资源禀赋、产业环境、外部环境和竞合互动的视角,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资源禀赋的存在促进了产业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改善,进而引起产业内的竞合互动,最终促成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 |
| [16] | .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指现有的旅游产业资源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潜在能力,这一能力是对产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力的支持与保障,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竞争实力和发展力。在此概念框架下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系统结构、影响要素、测度模型及相关测度环节进行层层递进的剖析,可为下一步开展不同尺度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纵向测度和横向评价构建理论框架并提供操作思路。对于涉及到产业发展潜力测度的具体问题,应结合评价体系和案例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更翔实的结论。 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是指现有的旅游产业资源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逐渐积累而成的一种潜在能力,这一能力是对产业未来的竞争力和发展力的支持与保障,并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竞争实力和发展力。在此概念框架下对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系统结构、影响要素、测度模型及相关测度环节进行层层递进的剖析,可为下一步开展不同尺度下的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纵向测度和横向评价构建理论框架并提供操作思路。对于涉及到产业发展潜力测度的具体问题,应结合评价体系和案例展开更为深入的分析,这样才能得出更翔实的结论。 |
| [17] | . 旅游产业脆弱性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反向。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5级分类，从外部旅游环境脆弱和内部旅游结构脆弱两个方面，对我国旅游产业脆弱性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显示：①中国旅游产业处于中等脆弱水平，但分布极不均衡。②当前，旅游结构性脆弱是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脆弱性的根源性原因。③中国旅游产业高度脆弱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其旅游环境脆弱性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生态经济因子和旅游风险因子；旅游产业中度脆弱省区，呈分布散、分布广、差异大特征，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服务效率因子、旅游市场化率因子和旅游投资协调平衡因子；旅游产业轻微度脆弱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其旅游结构性脆弱性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旅游投资协调平衡因子。 旅游产业脆弱性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反向。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5级分类，从外部旅游环境脆弱和内部旅游结构脆弱两个方面，对我国旅游产业脆弱性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显示：①中国旅游产业处于中等脆弱水平，但分布极不均衡。②当前，旅游结构性脆弱是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脆弱性的根源性原因。③中国旅游产业高度脆弱省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其旅游环境脆弱性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生态经济因子和旅游风险因子；旅游产业中度脆弱省区，呈分布散、分布广、差异大特征，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服务效率因子、旅游市场化率因子和旅游投资协调平衡因子；旅游产业轻微度脆弱省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其旅游结构性脆弱性是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影响旅游产业脆弱性的主要是旅游投资协调平衡因子。 |
| [18] | . 我国旅游产业从1978年起经历了形成、快速成长和稳步发展阶段,已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在这35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旅游产业作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和依托,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繁荣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旅游产业在城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也不断提升,成为城市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发展旅游业成为城市大力发展 我国旅游产业从1978年起经历了形成、快速成长和稳步发展阶段,已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发展速度最快的产业之一。在这35年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旅游产业作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和依托,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繁荣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旅游产业在城市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地位也不断提升,成为城市第三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发展旅游业成为城市大力发展 |
| [19] | . 景观健康研究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新研究方向，两者区别在于研究尺度的选择。景观健康的标准体现在景观能否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湿地的西溪湿地公园，其可持续性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建立景观健康评价模型，运用GIS 技术使其空间化，揭示景观健康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1) 西溪湿地公园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较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边界区域，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18%，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内部，约占39.50%；(2) 公园景观健康较好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内部区域，占公园面积的25.06%；较差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周边区域，以公园南边界附近分布面积较大；(3) 景观健康状态与景观要素的功能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息息相关。 景观健康研究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新研究方向，两者区别在于研究尺度的选择。景观健康的标准体现在景观能否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湿地的西溪湿地公园，其可持续性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建立景观健康评价模型，运用GIS 技术使其空间化，揭示景观健康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1) 西溪湿地公园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较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边界区域，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18%，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内部，约占39.50%；(2) 公园景观健康较好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内部区域，占公园面积的25.06%；较差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周边区域，以公园南边界附近分布面积较大；(3) 景观健康状态与景观要素的功能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息息相关。 |
| [20] | . 在对景观健康理论和旅游景观特征分析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主线的旅游景观健康评价体系。参照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生态城市以及旅游景区评定标准等确定了相对健康的目标值。设计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糊评价法,依据评价对象与目标值序列的相似程度,将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整合遥感和统计调查数据,对南京江心洲2001~2007年旅游景观健康进行了跟踪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2001~2002年旅游集中开发建设时期,研究区旅游景观综合健康指数下降;随着响应的健康指数持续上升,2002年后下降速度减缓,2005年后开始逐渐上升,但一直处于亚健康水平(≤0.7),压力健康指数持续下降限制了旅游景观健康综合水平的提高;旅游景观状态的健康指数在短暂下降后呈上升态势;设施用地的无序扩张、化肥施用量居高不下、林地减少和破碎化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在对景观健康理论和旅游景观特征分析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主线的旅游景观健康评价体系。参照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生态城市以及旅游景区评定标准等确定了相对健康的目标值。设计采用熵权-灰色关联模糊评价法,依据评价对象与目标值序列的相似程度,将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整合遥感和统计调查数据,对南京江心洲2001~2007年旅游景观健康进行了跟踪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在2001~2002年旅游集中开发建设时期,研究区旅游景观综合健康指数下降;随着响应的健康指数持续上升,2002年后下降速度减缓,2005年后开始逐渐上升,但一直处于亚健康水平(≤0.7),压力健康指数持续下降限制了旅游景观健康综合水平的提高;旅游景观状态的健康指数在短暂下降后呈上升态势;设施用地的无序扩张、化肥施用量居高不下、林地减少和破碎化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
| [21] | . 在明确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生态环境、城乡协调、城镇化效率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依据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通过系统聚类将全省17 地市划分为五大类型区：高质量城镇化地区、城镇化质量较高地区、城镇化质量中等地区、城镇化质量较低地区和低质量城镇化地区。在总结、概括各类型区共同特点的基础上，对各地市城镇化质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在明确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口发展、生态环境、城乡协调、城镇化效率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山东省城镇化质量进行了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依据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通过系统聚类将全省17 地市划分为五大类型区：高质量城镇化地区、城镇化质量较高地区、城镇化质量中等地区、城镇化质量较低地区和低质量城镇化地区。在总结、概括各类型区共同特点的基础上，对各地市城镇化质量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就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
| [22] | . 引入优势度的概念,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定量测评1993～200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聚类分异对比,得到以下结论: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地域格局突出——广东、上海、北京3省(直辖市)优势度极其显著,是中国入境旅游的三大核心;云南、广西、四川、陕西四省(自治区)优势度很显著,是中国西部入境旅游的核心;内蒙古、黑龙江、湖北三省(自治区)优势度较显著,是中国中部入境旅游的热点区域。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动态演进受到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引起优势度空间动态演进的地理因素可归结为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两大类;中国入境旅游流空间梯级网络结构正处于优化调整和良性重组的转型关键期。本文旨在为探索区域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地域结构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技术支持。 引入优势度的概念,基于改进的熵值法,定量测评1993～200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聚类分异对比,得到以下结论: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地域格局突出——广东、上海、北京3省(直辖市)优势度极其显著,是中国入境旅游的三大核心;云南、广西、四川、陕西四省(自治区)优势度很显著,是中国西部入境旅游的核心;内蒙古、黑龙江、湖北三省(自治区)优势度较显著,是中国中部入境旅游的热点区域。区域入境旅游流优势度的时空动态演进受到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引起优势度空间动态演进的地理因素可归结为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两大类;中国入境旅游流空间梯级网络结构正处于优化调整和良性重组的转型关键期。本文旨在为探索区域入境旅游流的时空地域结构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技术支持。 |
| [23] | .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中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国内城镇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乡镇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单元,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乡镇是不仅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还是工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研究乡镇竞争力,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探寻其空间分异规律,可以更好地为政府部门制定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理规划提供决策支持,为实现乡镇健康快速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依据。 本文以地理学、空间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探索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格局分异规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乡镇竞争力内涵的界定与评价方法研究。对乡镇竞争力内涵加以界定,提出乡镇竞争力模型,归纳乡镇竞争的特征、过程与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评价乡镇竞争力的一般方法。 (2)以宿迁市为例的实证研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宿迁市两区两县80个乡镇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并对乡镇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SDA与GIS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分异格局。基于“时间”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对宿迁市乡镇竞争力进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变化分析,探讨其总体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异质性变化特征、空间关联模式,展现其时空分异规律。 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研究给出了乡镇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提出了乡镇竞争力模型,完善了乡镇竞争力理论体系,提出了分析乡镇竞争力的一般方法。 (2)构建了“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将ESDA与GIS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于乡镇竞争力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丰富了该方法在微观尺度的研究内容。 (3)在影响宿迁市乡镇竞争力的因素中,GDP不再是衡量乡镇竞争力最主要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与乡镇竞争力的相关性较强；乡镇竞争力水平受交通区位条件影响明显,回应了交通是乡镇竞争力主导因素这一理论。 (4)揭示了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空间异质性变化特征、空间关联模式。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会议中首次正式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目前,国内城镇化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乡镇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微观单元,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乡镇是不仅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还是工业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具有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综合功能。研究乡镇竞争力,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探寻其空间分异规律,可以更好地为政府部门制定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理规划提供决策支持,为实现乡镇健康快速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提供依据。 本文以地理学、空间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探索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格局分异规律,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乡镇竞争力内涵的界定与评价方法研究。对乡镇竞争力内涵加以界定,提出乡镇竞争力模型,归纳乡镇竞争的特征、过程与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评价乡镇竞争力的一般方法。 (2)以宿迁市为例的实证研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宿迁市两区两县80个乡镇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并对乡镇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SDA与GIS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分异格局。基于“时间”距离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从全局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对宿迁市乡镇竞争力进行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变化分析,探讨其总体空间分布格局、空间异质性变化特征、空间关联模式,展现其时空分异规律。 研究得到结论如下： (1)研究给出了乡镇竞争力的概念与内涵,提出了乡镇竞争力模型,完善了乡镇竞争力理论体系,提出了分析乡镇竞争力的一般方法。 (2)构建了“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并将ESDA与GIS相结合的方法应用于乡镇竞争力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丰富了该方法在微观尺度的研究内容。 (3)在影响宿迁市乡镇竞争力的因素中,GDP不再是衡量乡镇竞争力最主要的指标,产业结构指标与乡镇竞争力的相关性较强；乡镇竞争力水平受交通区位条件影响明显,回应了交通是乡镇竞争力主导因素这一理论。 (4)揭示了宿迁市乡镇竞争力时空格局演变规律、空间异质性变化特征、空间关联模式。 |
| [24] | . “癌症村”反映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癌症聚集发生、引起社会群体格外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具体表现为从某一年开始并持续多年的远高于正常水平的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研究基于地理空间统计分析的局部自相关、点距离关联维及核密度等方法,从不同空间尺度分析了“癌症村”的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癌症村”聚集分布但区域差异显著,总体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川陕晋冀津构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低—高集聚分布的分界线;距离关联无标度区间为120~180 km,核密度分析显示“癌症村”集中于河流下游地区,及中部、沿海部分地区,多中心、集中分布格局明显。研究突出了“癌症村”地理多尺度分布特征的探索,可为相关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提供参照。 “癌症村”反映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癌症聚集发生、引起社会群体格外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具体表现为从某一年开始并持续多年的远高于正常水平的癌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研究基于地理空间统计分析的局部自相关、点距离关联维及核密度等方法,从不同空间尺度分析了“癌症村”的分布状况。结果表明：“癌症村”聚集分布但区域差异显著,总体上自东向西梯度递减,局部自相关分析表明川陕晋冀津构成西部与东部之间低—高集聚分布的分界线;距离关联无标度区间为120~180 km,核密度分析显示“癌症村”集中于河流下游地区,及中部、沿海部分地区,多中心、集中分布格局明显。研究突出了“癌症村”地理多尺度分布特征的探索,可为相关环境污染整治工作提供参照。 |
| [25] | . 通过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 各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时空测度,结过显示,六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排名依次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 南、海峡西岸,该文认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受城市群原有基础、核心城市辐射作用、外资依存度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的影响. 通过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加权求和的方法对 各城市群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时空测度,结过显示,六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其排名依次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中 南、海峡西岸,该文认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受城市群原有基础、核心城市辐射作用、外资依存度和产业结构四个方面的影响. |
| [26] | .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划分出 农业主导、工业主导、服务主导和均衡发展4种乡村发展类型;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理论公式,对2000~2012年长三角地区乡村性 及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服务主导的县域分别占总地域面积的13.79%、18.96%及12.06%,而均 衡发展型的县域占到55.19%;农业型乡村分布在苏中、舟台地区,工业型乡村分布在苏锡常地区,而服务型乡村主要分布在宁甬杭地区;长三角县域RI总体 上呈减弱趋势,乡村性空间格局与乡村类型划分具有较高关联性,苏中、舟台地区乡村发展农业主导,乡村性总体高值集聚,而苏锡常乡村发展工业主导,乡村性总 体低值集聚,并且工业、服务主导型乡村性RI低于农业主导和均衡发展型;最后,提出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发展相关的重构建议.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划分出 农业主导、工业主导、服务主导和均衡发展4种乡村发展类型;基于区域城乡一体的思想构建乡村性指数RI理论公式,对2000~2012年长三角地区乡村性 及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服务主导的县域分别占总地域面积的13.79%、18.96%及12.06%,而均 衡发展型的县域占到55.19%;农业型乡村分布在苏中、舟台地区,工业型乡村分布在苏锡常地区,而服务型乡村主要分布在宁甬杭地区;长三角县域RI总体 上呈减弱趋势,乡村性空间格局与乡村类型划分具有较高关联性,苏中、舟台地区乡村发展农业主导,乡村性总体高值集聚,而苏锡常乡村发展工业主导,乡村性总 体低值集聚,并且工业、服务主导型乡村性RI低于农业主导和均衡发展型;最后,提出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发展相关的重构建议. |
| [27] | . 基于2009—2012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全国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但相比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还较小;2区域间、区域内和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显著;3区域间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是造成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内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对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贡献率很小;4西部地区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省际规模位序低于中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指数一直靠前;5整体上,2011—2012年全国和三大区域的旅游安全治理信息的网络关注度较高,所占比重最大;中部地区对旅游安全治理信息的网络关注度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011年和2012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假日旅游安全信息网络关注度所占比例较接近。 基于2009—2012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百度指数,采用泰尔指数测算方法,分析全国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发现:1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总体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但相比我国互联网上网人数还较小;2区域间、区域内和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显著;3区域间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是造成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区域内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对以省际为单元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的贡献率很小;4西部地区的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省际规模位序低于中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旅游安全网络关注度指数一直靠前;5整体上,2011—2012年全国和三大区域的旅游安全治理信息的网络关注度较高,所占比重最大;中部地区对旅游安全治理信息的网络关注度明显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2011年和2012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假日旅游安全信息网络关注度所占比例较接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