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业翠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nsive land use and urbanization in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ZHAODandan, HUYecu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5-11
修回日期:2016-09-19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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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土地集约利用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随着城市人口、产业的不断集聚,优化城市产业发展结构,鼓励发展节地型且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迫在眉睫,并且需要综合考虑城市区位等要素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因此,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也是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落实土地集约利用理念的过程。土地集约利用包含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土地利用效率提升以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等内涵,可以发挥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的集聚优势,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探讨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正确认识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于促进区域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学术界针对城市规模与区域增长的关系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1],但是针对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关系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国内****针对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2]等问题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同时,在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关系方面也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研究尺度包含城市[3]、省域[4]、城市群[5-8]及区域[9]等不同层次。该类研究虽然可以对二者相互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但并不能厘清其是否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发展关系及其相互影响机制。在研究方法上,协整检验、脉冲响应等方法在经济生态领域中应用较为常见,已有研究成果包含经济发展与城镇化[10]、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11]等方面。但相关方法在土地利用领域中应用较少,当前仅有部分****开展了相关研究,如郝晋珉[12]基于协整理论探究了新疆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张苗[13]通过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对湖北省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关系展开研究。而该方法在土地利用领域与社会经济领域结合应用中更为少见,如郑华伟[14]对江苏省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尺度上,已有研究多是基于时间序列的单一城市[2,15]的中观尺度研究,而缺乏基于面板数据的某一或某几个区域的宏观尺度研究。在研究侧重点上,多数****侧重于分析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而忽略了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其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的矛盾更为突出。面对国家政策与现实形势,要实现三大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疏通城市化发展与土地利用的矛盾。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3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面板数据为基础,应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以期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提供视角借鉴,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提供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平稳性检验
传统计量经济分析要求数据变量保持平稳性。只有模型中数据变量具有平稳性,才能开展相关的计量经济分析。本文采用LLC和ADF-Fisher检验两种应用较为广泛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平稳性检验。2.2 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可以揭示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且稳定的相关关系[14]。若每个分量序列均为单整数阶,则称该序列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协整检验主要包括E-G两步法和Johansen检验两种方法,分别用于两个变量和多个变量间的协整检验。因此,本文选择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2.3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即某个变量受其他变量冲击和影响而做出的反应,本文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达城市化、土地集约利用对自身及其他变量的冲击所产生的反应变化,从而揭示其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14]。2.4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旨在获得各分量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相对重要性的信息[14],以此来定量化分析某一变量的变化对其自身及另一变量所产生的影响。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8-2014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和新华网等官方网站。3.1 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是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位一体的复合过程。根据城市化内涵,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获取性等原则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16-19],本文选取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指标综合测度三大城市群城市化水平。其中人口城市化反映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选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和市区人口占比（%）表示;经济城市化反映经济结构的非农化转变,采用人均GDP（元/人）、三产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万元）表示;空间城市化反映地域景观的变化过程,选用建设用地面积占比（%）、建成区面积占比（%）表示;社会城市化反映生活方式的变化,通过公共图书馆百人藏书（册）、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来反映。3.2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根据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4-8,20],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土地利用可持续性五个方面来构建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土地投入水平的测度指标为：地均固定资产投资（万元/km2）、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km2）;土地利用经济效益测度指标为：地均工业产值（万元/km2）、地均GDP（万元/km2）、地均财政收入（万元/km2）、地均社会商品零售额（万元/km2）;土地利用社会效益测度指标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2/人）、人口密度（人/m2）和人均建设用地面积（m2/人）;土地利用生态效益测度指标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绿地面积（m2/人）;土地可持续性测度指标为：GDP增长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人口增长与建设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变换,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采用改进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研究区城市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得到研究区的城市化水平（lnURB）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lnULIU）,结果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三大城市群2007-2013年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Tab. 1The urbanization and intensive land use level of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7 to 2013
| 评价对象 | 区域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增幅（%） |
|---|---|---|---|---|---|---|---|---|---|
| 城市化水平 | 京津冀 | 63.69 | 64.13 | 65.06 | 65.25 | 75.41 | 75.98 | 76.58 | 20.2 |
| 长三角 | 64.01 | 64.91 | 65.30 | 66.72 | 76.28 | 77.46 | 77.48 | 21.0 | |
| 珠三角 | 64.59 | 64.99 | 65.34 | 66.34 | 70.29 | 70.58 | 71.58 | 10.8 | |
|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 京津冀 | 62.75 | 63.46 | 64.09 | 67.36 | 65.56 | 66.15 | 66.48 | 5.9 |
| 长三角 | 65.04 | 67.24 | 65.39 | 68.30 | 66.84 | 67.14 | 69.00 | 6.1 | |
| 珠三角 | 60.11 | 62.68 | 63.64 | 65.18 | 64.99 | 62.24 | 67.90 |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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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2007-2013年研究区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京津冀城市化水平由63.69上升至76.58,增幅为20.2%;长三角城市化水平由64.01上升至77.48,增幅为21.0%;珠三角城市化水平由64.59上升至71.58,增幅为10.8%。城市化水平增幅表现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来看,京津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62.75上升至66.48,增幅为5.9%;长三角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65.04上升至69.00,增幅为6.1%;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60.11上升至67.90,增幅为13.0%。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增幅表现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
4 结果分析
4.1 平稳性检验
本文综合采用Eviews 8.0中的LLC检验和ADF-Fisher检验法对城市化水平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原数据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其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本文中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Tab. 2
表2
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Tab. 2Result of unit root test
| 检验方法 | lnURB | D(lnURB) | lnULIU | D(lnULIU) | ||||||||
|---|---|---|---|---|---|---|---|---|---|---|---|---|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
| LLC检验 | -2.2 (0.0)*** | -2.0 (0.0)*** | -1.8 (0.0)*** | -8.6 (0.0)*** | -14 (0.0)*** | -6.9 (0.0)*** | -3.9 (0.0)*** | -4.3 (0.0)*** | -3.0 (0.0)*** | -13 (0.0)*** | -18 (0.0)*** | -9.5 (0.0)*** |
| ADF-Fisher 检验 | 22.0 (0.7) | 18.6 (0.9) | 11.0 (0.9) | 47.4 (0.0)*** | 78.0 (0.0)*** | 39.9 (0.0)*** | 23.8 (0.6) | 44.6 (0.1)* | 24.6 (0.1)* | 67.3 (0.0)*** | 78.1 (0.0)*** | 59.9 (0.0)*** |
| 结论 | 不平稳 | 不平稳 | 不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不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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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可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运用Eviews 8.0软件对lnURB和lnULIU的关系,采用固定效应下的变截距模型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别得到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回归方程：京津冀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回归模型表达式：
lnULIU=0.382838+0.908681lnURB R2=0.86,P(F)=0.00 （1）
lnURB=2.401021+0.424639lnULIU R2=0.94,P(F)=0.00 （2）
长三角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回归模型表达式：
lnULIU=0.419767+0.903345lnURB R2=0.92,P(F)=0.00 （3）
lnURB=3.430495+0.180184lnULIU R2=0.96,P(F)=0.00 （4）
珠三角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回归模型表达式：
lnULIU=1.731051+0.606116lnURB R2=0.81,P(F)=0.00 （5）
lnURB=3.625467+0.139639lnULIU R2=0.96,P(F)=0.00 （6）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存在正向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即城市化水平（土地集约利用）的提高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城市化）的发展。但二者之间的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即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京津冀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约0.91个百分点;其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升约0.42个百分点。而长三角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约0.90个百分点;其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提升约0.18个百分点。珠三角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0.61个百分点;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城市化水平提升0.1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带动作用明显强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同时,本文对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3）。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Tab. 3
表3
表3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Tab. 3Residual result of stationary analysis
| 检验方法 | 京津冀城市群 | 长三角城市群 | 珠三角城市群 | |||
|---|---|---|---|---|---|---|
| 因变量 | lnURB | lnULIU | lnURB | lnULIU | lnURB | lnULIU |
| LLC | -10.7 （0.00）*** | -11.7 （0.00）*** | -13.8 （0.00）*** | -16.6 （0.00）*** | -12.6 （0.00）*** | -9.3 （0.00）*** |
| ADF-Fisher | 55.5 （0.00）*** | 58.6 （0.00）*** | 83.5 （0.00）*** | 82.3 （0.00）*** | 55.0 （0.00）*** | 63.8 （0.00）*** |
| 结论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平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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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脉冲响应分析
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脉冲响应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升一个标准差单位,城市化所做出的反应,可反映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当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脉冲响应为正时,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有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反之亦然。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脉冲响应指城市化水平提升一个标准差单位,土地集约利用所做出的反应,可反映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当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脉冲响应为正时,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反之亦然。基于城市化（lnURB）与土地集约利用（lnULIU）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三大城市群的脉冲响应效果差异进行分析（图1~图3）。从图1a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在第一期下降至最低值,从第二期开始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表明城市化发展受自身内部要素影响较为明显;从图1b可以看出,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基本不明显,表明京津冀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和引导作用有限,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对土地集约理念的考虑不够,从而导致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不明显现象的发生;从图1c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在第一期达到峰值,经历第二期短暂下降之后,从第三期开始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发展的正向作用明显;从图1d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始终为正。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京津冀城市群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Fig. 1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curve of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长三角城市群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Fig. 2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curv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珠三角城市群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Fig. 3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curve of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
从图2a可以看出,长三角城市化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基本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表明城市化发展受自身内部各要素影响较为稳定;从图2b可以看出,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从第一期至第六期持续下降,而从第七期开始缓慢上升,表明短期内随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向反应,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正向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从图2c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始终受到城市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表明随着长三角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其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随之上升;从图2d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保持下降趋势,但始终为正,表明土地利用内部各要素调整变化可以推动土地集约化发展。
从图3a可知,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化过程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始终为正,且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其城市化发展受自身影响更为明显,城市内部各要素的调整变化可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从图3b可以看出,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始终为负,表明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程度偏弱,且正向影响的时间滞后性更为明显;图3c显示,珠三角城市群的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始终为正,且保持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表明城市化的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贯彻落实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从图3d可以看出,土地集约利用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单位的冲击响应不断下降,珠三角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受到自身变化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但始终为正,表明珠三角地区土地利用内部各要素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土地集约利用模式的深入扩展。
4.4 方差分解
在城市化（lnURB）与土地集约利用（lnULIU）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根据预测方差分解模型,进一步分析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三大城市群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Tab. 4
表4
表4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方差分解表
Tab. 4Result of variance decomposition of lnURB and lnULIU in three urban agglomerations
| 时期 | lnURB | lnULIU | ||||||||||
|---|---|---|---|---|---|---|---|---|---|---|---|---|
| lnURB | lnULIU | lnURB | lnULIU | |||||||||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京津冀 | 长三角 | 珠三角 | |
| 1 | 100 | 100 | 100 | 0.00 | 0.00 | 0.00 | 1.42 | 1.42 | 0.07 | 98.58 | 98.58 | 99.93 |
| 2 | 99.60 | 98.96 | 99.99 | 0.40 | 1.04 | 0.01 | 10.02 | 1.63 | 0.19 | 89.98 | 98.37 | 99.81 |
| 3 | 99.71 | 97.97 | 99.98 | 0.29 | 2.03 | 0.02 | 10.85 | 1.79 | 0.37 | 89.15 | 98.21 | 99.63 |
| 4 | 99.73 | 97.25 | 99.96 | 0.27 | 2.75 | 0.04 | 13.95 | 1.91 | 0.64 | 86.05 | 98.09 | 99.36 |
| 5 | 99.76 | 96.74 | 99.95 | 0.24 | 3.26 | 0.05 | 16.07 | 2.02 | 1.00 | 83.93 | 97.98 | 99.00 |
| 6 | 99.78 | 96.38 | 99.93 | 0.22 | 3.62 | 0.07 | 18.45 | 2.12 | 1.47 | 81.55 | 97.88 | 98.53 |
| 7 | 99.80 | 96.11 | 99.91 | 0.20 | 3.89 | 0.09 | 20.74 | 2.21 | 2.04 | 79.26 | 97.79 | 97.96 |
| 8 | 99.81 | 95.91 | 99.90 | 0.19 | 4.09 | 0.10 | 23.06 | 2.30 | 2.73 | 76.94 | 97.70 | 97.27 |
| 9 | 99.83 | 95.75 | 99.88 | 0.17 | 4.25 | 0.12 | 25.38 | 2.39 | 3.54 | 74.62 | 97.61 | 96.46 |
| 10 | 99.84 | 95.62 | 99.87 | 0.16 | 4.38 | 0.13 | 27.73 | 2.47 | 4.48 | 72.27 | 97.53 | 95.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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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知,从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波动影响来看,京津冀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保持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由1.42%上升至27.73%,增幅达26.31%;长三角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断上升,由1.42%上升至2.47%,增幅仅为1.05%;珠三角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不断上升,由0.07%上升至4.48%,增幅达4.41%。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波动影响来看,京津冀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持续下降,由0.4%下降至0.16%,且与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相比差距明显;长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不断上升,由0上升至4.38%;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也保持上升趋势,由0上升至0.13%,增幅最小。
从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来看,京津冀影响最为强烈,增幅达26.31%,同时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冲击响应为正,且最为明显,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的深入发展;长三角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最弱,且增幅仅为1.05%,同时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冲击响应为正,但响应效果最小,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样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理念的贯彻实施;珠三角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居中,增幅为4.41%,同时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冲击响应为正,且响应效果位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之间。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化发展均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来看,京津冀影响持续下降,由0.4%下降至0.16%,同时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为负,随时间推移逐渐趋于正向发展;长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由1.04%上升至4.38%,增幅达3.34%,同时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短期内为负向响应,且与京津冀和珠三角相比负向响应最为突出,但长期内逐步趋于正向发展;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影响较弱,仅由0增加至0.13%,同时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为负,但最不明显。由此可见,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来看,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脉冲响应均呈现出先负后正的发展趋势,但是短期内正向发展趋势并不太明显,该正向发展趋势随时间变化逐渐趋于明显。
总体来看,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均强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而长三角相反。具体来看,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呈现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基本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呈现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基本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对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化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测度基础上,探讨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结论如下：（1）2007-2013年研究区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有所提高,并且二者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相互作用强度不同：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表现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的基本特征;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表现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的基本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均强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而长三角正相反。
（2）从城市化发展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来看,京津冀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胁迫性不明显,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城市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但作用强度最小;珠三角城市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从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来看,京津冀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倒逼作用弱于长三角,但在城市化发展中,仍需进一步加强贯彻落实土地集约理念;长三角短期内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倒逼影响显著,即短期内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反推作用强于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促进作用,长期内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逐步趋于协调发展;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胁迫性不明显,未来城市化发展中需要进一步与土地集约利用相结合。
鉴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相互影响程度不同,未来的发展重点也有所不同：京津冀在未来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注重城市土地内涵开发,走内涵挖潜道路,制定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而增强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作用强度。长三角城市群短期内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负向影响明显,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正向影响微弱,而在长期内逐步趋于正向协调发展,因此长三角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城市化发展在符合土地集约利用理念的前提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发展规划,逐步调整和优化城市化发展模式,发挥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倒逼作用,转变原有的“摊大饼”模式,在土地集约利用理念的引导下,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转变依靠建设用地扩张带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实现存量建设用地的内部挖潜,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进而提高城市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的作用强度。珠三角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强度居尾,因此未来城市化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落实土地集约利用理念,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土地集约利用对城市化的影响强度,推动二者协调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4] |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
| [15] | . 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法研究重庆市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和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二阶差分具有平稳性;城市化对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的OLS方程残差拒绝单位根,说明城市化和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间存在均衡关系;城市化是居住用地比例、绿地比例变化的Granger原因;工业用地比例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与公共服务用地比例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不明显。 采用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法研究重庆市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和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二阶差分具有平稳性;城市化对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的OLS方程残差拒绝单位根,说明城市化和居住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公共服务用地比例和绿地比例间存在均衡关系;城市化是居住用地比例、绿地比例变化的Granger原因;工业用地比例是城市化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与公共服务用地比例之间Granger因果关系不明显。 |
| [16] | . 本文利用DEA模型、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0-2010 年长江三角洲16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 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理论初探, 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① 30 年间, 长三角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总体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急剧下降的过程, 呈倒“U”型发展;② 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效率耦合关系不同, 在一定时期, 提高城市化效率可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可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当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城市化效率;③ 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 本文利用DEA模型、层次分析法和耦合度模型分析了1980-2010 年长江三角洲16 个地级市的城市化效率、经济发展水平, 以及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 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理论初探, 提出了概念模型。结果表明:① 30 年间, 长三角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总体经历了缓慢上升—急剧上升—缓慢下降—急剧下降的过程, 呈倒“U”型发展;② 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效率耦合关系不同, 在一定时期, 提高城市化效率可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可提高城市化效率;但当城市化效率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 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不再成为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不会过多地影响城市化效率;③ 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动态耦合关系,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会首先摆脱城市化效率带来的促进作用。 |
| [17] | .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根据城市化的内涵,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等4个方面,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1991~2005年江苏省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江苏省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主要表现为经济城市化和地域景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人口城市化对区域城市化的总体贡献不断减弱;在此基础上,结合多元线型回归模型对城市化的主要动力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市场力、内源力、外向力和行政力依次是江苏省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市场力和行政力是促进江苏省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理想动力。 |
| [18] |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 |
| [1]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tropolitan scale expansion and land use intensity has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recent years. Even 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already discussed this topic from a theoretical standpoint, unfortunately,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has been woefully lacking. In light of this, this study proffer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120 major Chinese cities in 2009, by first establishing an urban land use intensity index by means of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llowed 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verify said relationship. The findings show that urban land use intensity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urban scale. In particular, while the agglomerate effect of land and capital is positive,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between them is negativ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articularly addres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urban scale and land use intensity in Mainland China. The results imply that when the levels of non-land factors rise, urban land use intensity will improve. In other words,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n China, and the ever-growing significance of the dynamic agglomeration effect, there is a posi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cale and land use intensity. |
| [2] | .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借助 Eviews5.0软件,分析了无锡市1991-2007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 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存在失衡关系,短期失衡向长期均衡回归的速度达0.9709;长期内,经济增长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为0.2848,短期则为 0.2681;无锡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
| [18] | 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 |
| [19] | .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äre-Primont 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 年31 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 年北京的1.292 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基于构建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Färe-Primont 指数的DEA评价模型,对中国1999～2012 年31 个省份的城镇化综合效率进行动态的测算和分解,以克服传统DEA模型无法进行趋势分析、无法区分决策单元之间优劣性的缺陷。同时,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动力因子进行理论分析,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影响城镇化效率的主要动力因子进行分析和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1999 年北京的1.292 倍,大部分地区属于有效增长型地区。中国各地区城镇化综合效率的总体水平较高的原因是混合效率和残余规模效率的高增长。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效率呈现出了明显的分化。城镇化效率动力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内源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后面依次是市场力和外向力,而行政力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需要推进“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
| [20] | . 科学分析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分异格局特征,对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科学决策具有实践意义。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2~2011年间河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合GIS空间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从时序特征上看,河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由46.65提升至75.44,区域间差异日趋缩小;从空间特征上看,呈现"中东部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程度呈现显著差异;随着沿海战略的实施,集约度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用地集约性提高。研究结果对推进城镇化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 [2] | 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密切关系.借助 Eviews5.0软件,分析了无锡市1991-2007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 期的均衡关系,但短期存在失衡关系,短期失衡向长期均衡回归的速度达0.9709;长期内,经济增长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弹性为0.2848,短期则为 0.2681;无锡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增长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
| [3] | . 实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例，对其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的测算得知，并没有城市处于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同步型的发展阶段，而是全部位于滞后型或超前型的状态，且滞后型成为主流趋势，城市数量也呈现递增的态势；②东北三省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程度总体较高，以中高度耦合为主；在区域内部，辽宁省内中高度耦合的城市比例明显高于吉林和黑龙江；③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的协调度分析得知，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沿哈一大交通经济带呈带状分布；协调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一外围”空间递减分布趋势，即越靠近中心城市协调度越高、越远离中心城市协调度越低的发展格局。 实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的高度耦合协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例，对其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的测算得知，并没有城市处于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同步型的发展阶段，而是全部位于滞后型或超前型的状态，且滞后型成为主流趋势，城市数量也呈现递增的态势；②东北三省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程度总体较高，以中高度耦合为主；在区域内部，辽宁省内中高度耦合的城市比例明显高于吉林和黑龙江；③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和城市化的协调度分析得知，协调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沿哈一大交通经济带呈带状分布；协调程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一外围”空间递减分布趋势，即越靠近中心城市协调度越高、越远离中心城市协调度越低的发展格局。 |
| [4] | . 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关系日益密切,城市的适度发展能有效促进集约利用的发展,同时集约利用的有序开展也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者存在着天然的交互耦合关系.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11个地级市在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四个评价时点上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尺度上看,随着时间的推进耦合协调关系逐渐优化;从空间尺度上看,晋东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高,晋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适中,太原都市圈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晋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低. 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与城市发展关系日益密切,城市的适度发展能有效促进集约利用的发展,同时集约利用的有序开展也可以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二者存在着天然的交互耦合关系.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11个地级市在2002年,2005年,2008年,2011年四个评价时点上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尺度上看,随着时间的推进耦合协调关系逐渐优化;从空间尺度上看,晋东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高,晋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适中,太原都市圈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晋南中部城镇群的耦合协调水平低. |
| [5] | . 在城市土地-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较高，是综合水平双高型协调；南京、宁波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型不协调；镇江、泰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表现出双低的特征，是综合水平双低型不协调；常州、南通、扬州、舟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型不协调。 在城市土地-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较高，是综合水平双高型协调；南京、宁波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型不协调；镇江、泰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表现出双低的特征，是综合水平双低型不协调；常州、南通、扬州、舟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型不协调。 |
| [6] | .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处于城市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的利用强度、利用形式与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城市土地利用最佳集约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可有效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交互耦合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将其分为拮抗、磨合和协调三大阶段9类状态,最后利用ArcGIS9.2对耦合协调发展度进行空间聚类分析,并以环渤海地区27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内环渤海地区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多处于磨合阶段,没有拮抗阶段,且交互耦合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而逐渐优化;基于其相对发展状态,环渤海地区城市多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状态与超前发展状态较少,呈稳定的梭形形态;基于空间聚类系数,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度呈先集聚后随机分布,没有空间强极化效应,高值集聚地域为京津冀圈,低值集聚地域则为辽东半岛圈。 |
| [7] | . 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法与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采用静态与动态协调度两个指标,对2004—2012年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了测度,并运用Arc GIS软件绘制其时空变化图。结果表明：1从静态协调度方面看,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高的协调阶段,即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2按2004—2012年静态协调度变化趋势,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可划分为逐步上升、逐步下降、先升后降、先降后升和循环波动5种类型;3从动态协调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区域覆盖面积不断减少,南京—上海—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地区始终属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区。 构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主成分法与隶属函数协调度模型,采用静态与动态协调度两个指标,对2004—2012年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协调性进行了测度,并运用Arc GIS软件绘制其时空变化图。结果表明：1从静态协调度方面看,长三角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比较高的协调阶段,即土地利用与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2按2004—2012年静态协调度变化趋势,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可划分为逐步上升、逐步下降、先升后降、先降后升和循环波动5种类型;3从动态协调度来看,长三角地区处于优质协调发展阶段的区域覆盖面积不断减少,南京—上海—杭州所围成的三角地区始终属于良好或优质协调区。 |
| [8] | . 以京津冀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与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1年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指数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按照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将13个城市划分为4大类;每个大类内部再按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指数的关系,分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和城镇化滞后的2个亚类.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之间关系密切,二者相互作用,但并非同步发展;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城镇化耦合程度基本上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 以京津冀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建立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与城镇化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1年1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指数及二者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按照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将13个城市划分为4大类;每个大类内部再按照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指数的关系,分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和城镇化滞后的2个亚类.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之间关系密切,二者相互作用,但并非同步发展;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与城镇化耦合程度基本上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度水平总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 |
| [9] | .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 [10] | . 近年来,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越来越多。这种看法对传统“城镇化源自产业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多种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更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和现象,城镇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但通过城镇化确实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得到很好的集聚,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传导效果。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因此,讨论21世纪中国城镇化问题要从其要素集聚功能上下功夫,即是城镇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摊大饼和简单数量扩张。 近年来,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越来越多。这种看法对传统“城镇化源自产业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多种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更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和现象,城镇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但通过城镇化确实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得到很好的集聚,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传导效果。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因此,讨论21世纪中国城镇化问题要从其要素集聚功能上下功夫,即是城镇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摊大饼和简单数量扩张。 |
| [11] | . 利用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建立物质流账户,分析唐山市在经济环境系统运行中物质投入量与产出量的阶段特征及物质投入和产出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直接物质投入(DMI)和直接废弃物排放(DPO)进行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探索了各指标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和长期关系.结果表明: 1992—2011年,唐山市DMI和DPO 均呈增长趋势,DMI的增幅高于DPO.DMI投入强度呈增长趋势,DPO产出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GDP与DMI、DPO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协整关系,指标间的作用关系经历了由波动到逐步平稳的过程.DMI与DPO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发展起到较强的正向冲击作用,但是经济-环境系统会逐步消化这些影响,并对系统内外指标进行短期的动态调整,最终使系统表现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受到经济规模效应的影响逐步增加.将各指标对GDP的贡献度予以分解,其中,DMI的贡献度上升,GDP的贡献度下降,DPO的贡献度变化不大.总体上,唐山市的经济发展遵循了资源型城市的传统生产轨迹,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投入,高能源消耗又加剧了环境污染. 利用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建立物质流账户,分析唐山市在经济环境系统运行中物质投入量与产出量的阶段特征及物质投入和产出强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直接物质投入(DMI)和直接废弃物排放(DPO)进行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探索了各指标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和长期关系.结果表明: 1992—2011年,唐山市DMI和DPO 均呈增长趋势,DMI的增幅高于DPO.DMI投入强度呈增长趋势,DPO产出强度呈波动下降趋势.GDP与DMI、DPO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协整关系,指标间的作用关系经历了由波动到逐步平稳的过程.DMI与DPO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发展起到较强的正向冲击作用,但是经济-环境系统会逐步消化这些影响,并对系统内外指标进行短期的动态调整,最终使系统表现出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经济发展受到经济规模效应的影响逐步增加.将各指标对GDP的贡献度予以分解,其中,DMI的贡献度上升,GDP的贡献度下降,DPO的贡献度变化不大.总体上,唐山市的经济发展遵循了资源型城市的传统生产轨迹,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投入,高能源消耗又加剧了环境污染. |
| [12] | .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可以综合反映某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对于具体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优化利用土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是全球性的课题,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结果,笔者应用信息熵理论和协整理论及Granger因果检验,探究新疆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反映了新疆土地利用的时空情况,其信息熵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上升,其变化幅度较小,总体上土地利用结构趋于稳定,但南北疆土地利用差异明显;②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发展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新疆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结构及类型变化的主要原因,其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各业各类用地,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以维护区域系统的稳定。 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可以综合反映某区域在一定时段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动态变化及其转换程度,对于具体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优化利用土地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是全球性的课题,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是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结果,笔者应用信息熵理论和协整理论及Granger因果检验,探究新疆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结果表明：①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反映了新疆土地利用的时空情况,其信息熵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上升,其变化幅度较小,总体上土地利用结构趋于稳定,但南北疆土地利用差异明显;②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土地利用结构与经济发展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新疆经济发展是土地利用结构及类型变化的主要原因,其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统筹安排各业各类用地,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因此,必须对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以维护区域系统的稳定。 |
| [13] | .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与土地利用碳减排的双赢,是我国土地管理者的期望。先是测算了湖北省3个中心城市1996~201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值,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假定,最后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土地利用资本集约阶段,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作为碳源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效果明显大于保育农用地等碳汇的碳吸收量效果;不同土地集约利用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关系呈动态变化,技术进步将成为改变两者正相关关系的关键;在土地利用的资本集约阶段,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会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及产业集聚特征的变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将减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土地低碳集约利用策略。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提高与土地利用碳减排的双赢,是我国土地管理者的期望。先是测算了湖北省3个中心城市1996~2010年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值,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假定,最后通过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计量方法验证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土地利用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土地利用资本集约阶段,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作为碳源的建设用地碳排放量效果明显大于保育农用地等碳汇的碳吸收量效果;不同土地集约利用阶段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关系呈动态变化,技术进步将成为改变两者正相关关系的关键;在土地利用的资本集约阶段,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会促进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但随着城市经济发展转型及产业集聚特征的变化,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将减弱。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中心城市的土地低碳集约利用策略。 |
| [14] | .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
| [20] | 科学分析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分异格局特征,对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科学决策具有实践意义。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2~2011年间河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合GIS空间分析法和重心模型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从时序特征上看,河北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整体水平呈波动上升,由46.65提升至75.44,区域间差异日趋缩小;从空间特征上看,呈现"中东部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各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程度呈现显著差异;随着沿海战略的实施,集约度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用地集约性提高。研究结果对推进城镇化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