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广州 510632
Tourism particip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at the heritage sit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in the Danxia Mountain
WANGHua, ZHENGYanfen收稿日期:2016-01-17
修回日期:2016-04-21
网络出版日期:2016-06-2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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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1,2]。近些年国内对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逐步聚焦到“制度”问题上,包括从国家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层面自上而下地探讨如何改革与完善土地产权、吸引物权、旅游资源集体产权等来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增权问题[3-7],也包括自下而上地探索社区如何通过构建非正式制度来实现自我增权[8-10]。然而,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往往基于二元分立的、“外部”即客位（etic）的立场,这可能产生“制度归因”的片面性和“外部强加”的解释危险[11]。事实上,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同时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采取主位（emic）的研究立场,即从农村社区参与主体的角度来揭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所构成的约束与影响。伴随着世界遗产地丹霞山30多年的旅游发展历程,丹霞山景区内的瑶塘村和断石村通过两轮旅游服务型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基本实现了以经营旅游住宿、餐饮和商铺等方式全村参与到旅游发展中来。然而,隔河相望、紧密相邻的两村却在参与旅游的时序、方式和结果上呈现显著的差异。20世纪90年代以前,两村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背景相似,所受到的外部环境约束也是相似的。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同时面对外部发展政策制度影响时,两村在参与旅游发展特别是前后两轮旅游服务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过程中,分别作出了各自相异的行动决策：在第一轮新村建设中,瑶塘村抓住机遇率先建设新村,断石村错失机遇滞后7年建设新村;在第二轮旧村改造中,瑶塘村有序统一拆建旧村,断石村无序拆建旧村。其呈现的结果是：在第一轮新村建设中,瑶塘村只有部分农户参与,断石村全部农户参与;在第二轮旧村改造中,两村全部农户参与拆建,瑶塘村建成“美丽乡村”,断石村出现“公地悲剧”。为什么紧密相邻的两村在参与旅游过程中会有如此迥异结果?是什么因素约束和影响着两村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选择?基于此,通过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对两村展开调研,从农村社区主位视角,通过扎根理论和制度嵌入性理论来寻找问题根源。
2 制度与制度嵌入性
2.1 制度
制度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不同人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12]。本研究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诺斯关于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则（习俗、行为、规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13]。从制度的形式和实施机制来看,根据是否有成文规则及是否有权威性的执行和惩罚机构,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即诺斯所指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在诺斯看来,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包括法律、政治规则、经济制度、公司章程、商业合约等;非正式制度主要由习俗、惯例、个人行为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构成,社会上自发存在的传统、习俗、观念、思想意识形态等都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正式制度具有一定的确定性,而非正式制度有较大的灵活性。诺斯认为,正式制度只是“冰山的一角”,非正式制度却是大量的,并且其作用不可忽视[13]。2.2 制度嵌入性
所谓嵌入性,指的是经济行动、行动结果和制度都受到行动者的个人关系和关系的总体网络结构影响[14]。自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纲领以来,嵌入性问题引起相关学科****的浓厚兴趣,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5]。不过,Nee等指出,Granovetter所说的“嵌入性”只是“网络嵌入性”,忽视了制度因素的作用,因此提出“制度嵌入性”作为“网络嵌入性”之外的一个主要类型[16],并迅速引起重视。简言之,“嵌入”即选择行为中的约束,相应地,“制度嵌入性”指的就是选择行为的制度约束[17]。制度是如何约束选择行为的呢?根据王宁的观点,第一,制度限定了选择的范围与边界;第二,制度影响了选择的方向;第三,制度限制了选择行为的理性程度;第四,制度约束会在社会化或再社会化过程中内化到人的心理结构中,并构成人们的习惯性的“行动纲领”,从内部支配人们的行为[17]。近年来王宁又将“制度嵌入性”概念引入旅游研究领域,认为要分析中国的旅游经济,不能离开制度嵌入性这个大背景[18]。其后,已有少数****尝试运用“制度嵌入性”范式研究旅游现象,如姚云浩等构建了旅游企业的制度嵌入性对其创新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19];郭凌等对泸沽湖两个典型民族旅游社区的参与制度如何嵌入具体社会情境中从而发挥预期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20]。但总的来看,应用“制度嵌入性”范式对中国旅游发展中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本研究旨在援引该范式,分析哪些制度影响和约束着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行动,制度是如何嵌入在社区行动主体的决策行动中,并导致截然不同的行动结果。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丹霞山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总面积292 km2。1980年丹霞山对外旅游开放,以长老峰为主要景点,但游客接待量长期停滞,维持在25万人次左右。直至1995年起,发生了三次跳跃式发展。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995年阳元石和翔龙湖两个新景区开放以后,至2003年游客量达到73.4万人次;第二次飞跃在2004年申报世界地质公园成功后,至2009年游客量达到203.7万人次;第三次飞跃在2010年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后,至2013年游客量达到350万人次。瑶塘村与断石村是丹霞山遗产地内283个村落中的两个自然村,两村仅一河之隔,同属韶关市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委。因先天地缘优势,两村在参与丹霞山旅游发展过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并引起了学界的关注[21-23]。瑶塘村位于景区大门进山主干道前往阳元石和长老峰景区公路的三岔路口上,是两个景区结合部上的重要节点;断石村位于锦江西岸的冲击平原上,背靠阳元山,与瑶塘村隔江相望,扼守着阳元石景区入口（图1）。至2014年底,瑶塘村共有农户44户,总人口168人;断石村共有农户69户,总人口213人。总体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村都依托丹霞山,经历了以农业生产为主到全面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是全国众多景区依附型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之一;同时,两村规模相当、外部环境几乎相同,但经历了不同的参与旅游发展的路径,具有很好的比较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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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Location of Yaotang village and Duanshi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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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鉴于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从主位立场来对行动进行研究的方法[11],本研究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广泛的深度访谈分析两个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情况。扎根理论研究主要用于产生或发现一个理论来解释某一个概念、过程或人际间的互动[24]。扎根理论中的系统设计取向[25]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其重视采用开放的、轴式的以及选择性的编码,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分析,然后发展出一个逻辑范式或描绘出一个理论的图像。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的系统设计取向方法,对访谈数据按照开放式编码、轴式编码和核心式编码逐级展开。通过访谈法、非参与式观察法和二手资料等多渠道、多手段收集各类数据资料,并采用三角鉴定方法进行信息间的相互验证。另外,资料的编码和范畴化也使用三角检验法加以完成,即两位作者同时各自完成,在两人商讨达成一致后,最后交由一位从事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加以补充修正。3.3 资料收集
主要运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质性资料,包括丹霞山旅游发展变迁与两村参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两村在新村建设与旧村改造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与前因后果,两村在关键节点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差异以及两村房族特征等。结合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直观记录10多年来两村村容村貌、建筑风格与体量、村民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从而推断两村的发展变化差异与趋势;另从韶关市仁化县、丹霞山管委会、黄屋村委会及两村小组收集了其他辅助验证性二手资料。最早的调研在2002年1月6日,主要通过观察法收集了两村村容村貌照片,建立起案例地的初步认识。正式的调研主要集中于2013-2015年间,进行了三次共21天的田野调查,共访谈64人次,其中,景区管理者4人次,村干部10人次,瑶塘村民16人次,断石村民14人次,外来租户20人次,访谈时长多在半小时以上,整理访谈录音文本约27万字（表1）。鉴于对外来租户的访谈主要目的在于佐证相关信息,仅对景区管理者、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共44份访谈文字稿进行扎根编码分析。Tab. 1
表1
表1案例地访谈情况
Tab. 1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s
| 时间 | 地点 | 访谈对象（人次） | 录音文本 （精简后） | ||
|---|---|---|---|---|---|
| 景区管理者和村干部 | 普通村民 | 外来租户 | |||
| 2013/8/8-2013/8/12 | 断石村 | 6 | 8 | 2 | 约4万字 |
| 2014/8/25-2014/9/2 | 瑶塘村 | 6 | 12 | 13 | 约10万字 |
| 2015/10/7-2015/10/13 | 断石村、瑶塘村 | 4 | 8 | 5 | 约13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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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扎根编码分析
4.1 编码分析过程
4.1.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原始资料初步概念化和范畴化,将原始资料打碎、揉碎并用概念或范畴重新组合的过程[26]。通过对44份访谈文字稿进行逐句逐段的分析、初步概念化、编码到自由点,第一轮分析编码后共建立121项自由节点。开放式编码示例如表2所示。Tab. 2
表2
表2开放式编码示例
Tab. 2Example of open coding
| 参考点举例 | 定义现象（自由节点） | 概念化 |
|---|---|---|
| “我们村的村长也换过很多的” | 断石频换村长 | 集体商讨与“民主”意识 |
| “各家各户还是比较听这个所谓的村干部的,因为村干部带领他们致富” | 瑶塘村民对村长的认可 | 信奉权威与“顺从”思想 |
| “他们是把老村全部拆掉,再重新分的宅基地,像他们这样,村里面自发组织的,自己拆自己分配的” | 有组织统一拆建旧村 | 按景区规划有序拆建房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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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轴式编码 在轴式编码时,选择一个开放的编码范畴,把它置于被研究之过程（或互动）的核心,然后把它与其他范畴相联系。这些关系类型包括因果条件、策略、背景及影响因素（情境因素）和结果[24]。在轴式编码中,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分析自由节点,对符合要求的自由节点进行初步合并、归类,得到38个子节点;第二步,探究38个子节点之间的关系,再次提升编码的抽象化程度,分析得出14个亚范畴,即树节点;第三步,根据亚范畴的关系建立具有最高抽象程度的范畴,即主范畴,分析得到3个：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社区行动。对概念进行抽象化的轴式编码过程如表3所示。
Tab. 3
表3
表3轴式编码示例
Tab. 3Example of axial coding
| 自由节点 | 概念化（子节点） | 亚范畴（树节点） | 主范畴（树节点） |
|---|---|---|---|
| 村务公开 |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政府层面正式制度 | 正式制度 |
| 环境卫生管理 | 丹霞山保护管理制度 | 景区层面正式制度 | 正式制度 |
| 频换村长 | 集体商讨与“民主”意识 | 断石民主议事惯例 | 非正式制度 |
| 有组织统一拆建旧村 | 按景区规划有序拆建房屋 | 瑶塘第二轮旧村新建 | 社区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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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核心式编码 核心式编码是指在已发现的概念范畴中经过系统的分析后,选择一个“核心编码”。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主要集中于核心范畴有关的编码上[26,27]。对44份访谈文字资料分析后确定核心范畴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能串联各主范畴之间的联系,解释绝大部分编码内容。
4.2 编码分析结果
基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这一核心范畴,研究从“制度嵌入性”理论出发分析制度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行动的约束与影响,紧紧围绕“社区行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展开。通过扎根分析法得到两村主要的社区行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编码结果（表4~表6）。Tab. 4
表4
表4社区行动的扎根编码结果
Tab. 4Coding result of community actions
| 瑶塘村社区行动 | 断石村社区行动 | |||||
|---|---|---|---|---|---|---|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
| 第一轮新村建设：部分参与,自行规划有序建设 | 村长主导决策建设 | 32 | 第一轮新村建设：全村参与,景区规划有序建设 | 集体协商决策建设 | 14 | |
| 抓阄分配宅基地块 | 2 | 竞标分配宅基地块 | 8 | |||
| 部分农户参与有序建设房屋 | 11 | 全村按景区规划有序建设房屋 | 1 | |||
| 村内自征地规划建设新村与公共设施 | 16 | 以地块换取公共设施统一建设 | 15 | |||
| 第二轮旧村改造：全村参与,景区规划有序建设 | 村长主导拆建决策 | 24 | 第二轮旧村改造：全村参与,无规划无序建设 | 集体协商决策失灵 | 21 | |
| 按户抓阄分配宅基地块 | 27 | 各户争夺宅基地块 | 3 | |||
| 全村按景区规划有序拆建房屋 | 9 | 各户无规划无序建设房屋 | 14 | |||
| 公共设施统一建设“美丽乡村” | 18 | 公共设施建设“公地悲剧” | 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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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5
表5
表5正式制度的扎根编码结果
Tab. 5Coding result of formal institutions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
| 政府层面 正式制度 | 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制度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 5 39 31 | 景区层面 正式制度 | 丹霞山管理体制 丹霞山保护管理制度 丹霞山规划建设制度 | 65 121 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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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6
表6
表6非正式制度的扎根编码结果
Tab. 6Coding resul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s
| 瑶塘村非正式制度 | 断石村非正式制度 | |||||
|---|---|---|---|---|---|---|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树节点 | 子节点 | 节点数 | |
| 垄断型宗族 文化 | 三姓族人构成 | 7 | 均衡型房族文化 | 吴氏家族垄断 | 3 | |
| 刘氏族人独大 | 13 | 吴氏五房族势力均衡 | 7 | |||
| 集权决策惯例 | 村长具有权威 | 55 | 民主议事惯例 | 村长缺乏权威 | 3 | |
| 信奉权威与“顺从”思想 | 45 | 集体商讨与“民主”意识 | 54 | |||
| 村规民约强化 | 历年村规民约执行有力度 | 3 | 村规民约弱化 | 新村建设起草了村规民约 | 3 | |
| 旧村新建重修家训与村规民约 | 15 | 旧村新建村规民约名存实亡 | 5 | |||
| 集体效率公 平观 | 集体收入大头存留集体 | 5 | 市场竞争公平观 | 集体收入大头按户分红 | 7 | |
| 抓阄分配宅基地块制度 | 12 | 竞标分配宅基地块制度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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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度嵌入性比较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瑶塘村和断石村都经历了通过两轮旅游服务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以自有住宅经营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和商铺的方式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两轮旅游服务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是两村实现全民参与旅游的关键事件,但两村在新村建设和旧村改造的时序、方式和结果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在此,假借制度嵌入性理论,通过比较分析两村的决策行动,以透视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5.1 第一轮新村建设的制度嵌入性
5.1.1 瑶塘村 自1980年丹霞山旅游发展伊始,丹霞山景区内及周边村落便开始出现部分村民向游客贩卖矿泉水和瓜果、番薯、甘蔗等初级农副产品的方式参与旅游。在瑶塘村,以原任村长（Y-1）和副村长（Y-2）为首的体制精英通过早期的实践经历最先感受到参与旅游的致富效应远高于“打工种田”,加之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体制精英萌发了通过建设新村来带动村民整体参与旅游的理性想法。1995-1998年,韶关市政府为了响应国家基本实现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发起了让农民脱贫致富的“奔康工程”,从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农民资助。Y-1借此机会开始努力动员村民建设奔康新村参与旅游。在建设奔康新村决策时,主要受到了两方面的阻力,一是丹霞山景区规划,二是村民。按照规划,现瑶塘奔康新村所在位置并未规划建设新村,而是村内另一个位置,且新村建设应体现粤北特色的农村风貌。然而,由于丹霞山内农村事务与旅游发展事务分属不同的政府部门管辖,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度与丹霞山景区规划制度不完全兼容。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奔康新村要有10户以上的规模,要整齐划一,小楼房就是奔康的标志”（Y-1-2014）。因此,在政府关于建设奔康新村的标准要求下,在景区规划执行缺乏刚性（弱嵌入）的情况下,瑶塘村并没有遵循当时景区规划的要求,而是在丹霞山锦江边上自己规划了三期三排共30多户二层洋楼式新村建设方案。相对而言,来自村民方面的阻力远大于景区规划的约束。锦江边上的旱地属于村内已经承包给农户种植柚子等经济作物的集体土地,原任村长（Y-1）在拿下新村建设指标后,依靠个人权威和体制精英身份,利用国家土地管理制度关于“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农户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的规定,提出了对各户村民均有利的征地方案,最终做通了村民思想动员工作,完成村内自征地,并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了奔康新村宅基地块。
1995年,丹霞山阳元石和翔龙湖景区相继建成开放,游客量增长迅速。Y-1为了抓住政策和旅游发展机遇,迅速建成新村,制定了“不能占着土地不建房子”的规定。因此,村内除了持观望怀疑态度的农户,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弱的农户也望而止步,最终有近一半的村民被迫放弃了新村宅基地。为了达到政府关于建设奔康新村的规模要求,Y-1利用“奔康工程”与“土地制度”间的“制度缝隙”[11]向政府提出了“允许其他人进入到我（瑶塘村）这里（Y-1-2014）”的诉求并得到默许,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了近20户外人进村建房。奔康新村于2000年全部建成,并因此获得韶关市政府授予的“市级奔康标准村”的称号。
在奔康新村建设之时,瑶塘村制定了相应的村规民约,其第二条规定“新村的建设以宜居、有特色和品味的农家庭院的模式进行建设,使新村成为景区的一个旅游景点和一流的休闲点”,第三条规定“新村内的一切建设必须严格按规划依法进行建设,统一建筑风格,体现新村特色。不得违法违规进行建设,一旦出现违规建筑或影响村容村貌的建筑,责令自行拆除,否则,由村小组申请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在村规民约的制约下,村民及外来投资者有序地按照规划要求建设与经营。由于历年来瑶塘村的村规民约能得以有力执行,相比于断石村,瑶塘奔康新村至今未出现规模的违拆违建行为,基本仍保留原来的统一风貌。
5.1.2 断石村 在同期,一河之隔的断石村为什么没有利用“奔康工程”的契机建设新村呢?是不是断石村缺乏像Y-1一样的体制精英呢?事实上,该村历史上就有经商传统,部分村民比瑶塘村民更早通过流动售卖方式参与旅游。该村也不缺乏体制精英,在近30年频繁的村长换届中,曾产生过10多位村长和副村长,而瑶塘村自1987年以来,只产生过4位,其中原任村长Y-1和副村长Y-2担任了20年之久,而现任村长也已担任8年。在一个自然村中,竟然产生过如此之多的体制精英,为何没有抓住建设新村的机遇呢?这得从两村的宗族文化和集体决策惯例中寻求答案。
瑶塘村和断石村经历数代的繁衍,虽区位相近人口规模相当,但形成了迥然相异的宗族文化和决策惯例。瑶塘村存在一支以Y-1为首的家族势力相当强的刘氏家族,在这种垄断型的宗族结构下,培养了一位像Y-1这样的民间权威统领村内的大小事务,村民多选择顺从村长Y-1的家长式的村治决策,包括建设奔康新村参与旅游的决策行动也不例外。相比瑶塘传统的集权决策惯例,断石村的集体决策行为就显得民主多了,这与该村均衡型的宗族文化密切相关。断石村基本为吴姓一大家族,但形成了五大房族,各房人口数量、经济实力相当,力量均衡,各房各户的权利意识相当强,导致村长频繁换届,虽因此诞生了不少体制精英,但也一直难形成可以服众的权威人物。在面临重大决策时,断石村内往往很难达成共识,这直接导致了在1995-1998年间断石村与地方政府的“奔康工程”失之交臂。
在瑶塘奔康新村的示范效应下,基于逐利的理性驱使,断石村民也一直伺机建设“奔康”新村。但直到2003年,因丹霞山申报世界地质公园需要,地方政府和景区向断石村征地建设停车场和锦江游船码头项目,断石村的“奔康”机会才得以来临。然而,断石村内部的宗族文化和民主议事惯例决定了集体决策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2003-2005年间,甚至出现了“五人治村”的特殊时期,各个房族都有一名利益代言人,与政府、景区进行轮番博弈,以朴素的农民交换思想,用土地为筹码,与政府、景区达成交易协议,获得政府和景区的新村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正是在外部正式制度的支持下,断石村的“奔康新村”终于尘埃落定,并通过竞标的市场方式完成宅基地块分配,建成三排两层共42间楼房和商铺,户均一栋楼房和一间商铺。
断石村在建设新村时也制定了与瑶塘村相似的村规民约,村民按照规划的要求有序进行建设新居,外观整齐划一,具有粤北民居建筑风格,既符合景区规划的要求,也符合地方政府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策规定。断石新村因此获得韶关市“市级文明村”称号。然而,近几年在市场经济思维逻辑和个人家庭利益最大化观念的影响下,村规民约开始脱嵌（“脱嵌”是与“嵌入”相对应的概念,即主动或被动地从“嵌入”的状态中脱离[28]。）,新村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居违拆违建改造行为,原来统一的民居建筑风貌受到较大破坏。
5.1.3 两村比较 在第一轮新村建设中,两村虽都是基于通过建设新村参与旅游发展以带动全村致富的理性诉求出发在各自村内集体用地上进行新村建设,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主体行动及其结果。瑶塘村在村庄精英主导下,率先通过自行选址规划的方式有序建设旅游服务型新村,但只有约一半农户参与;断石村则在瑶塘新村建成7年之后才在政府和景区支持下由景区规划设计新村的方式有序建设旅游服务型新村,且所有农户参与。究其原因（图2）：在地方政府“奔康工程”和土地制度等上位正式制度强嵌入及景区规划等下位正式制度执行缺乏刚性（弱嵌入）的情况下,瑶塘村内部垄断型宗族文化和“家长式”集权决策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促进了新村建设行动的高效率,但导致了新村选址的违规和部分农户利益的损害;而断石村在外部正式制度的强嵌入下新村规划建设符合政府和景区规定,内部的均衡型房族文化和民主议事惯例等非正式制度也能较大程度地保证社区整体利益和公平,但却导致了集体决策的低效而错失机会。此外,由于两村都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约束村民的建设与经营行为,两个新村建设均能按照相应规划要求有序完成。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两村第一轮新村建设的制度嵌入性
-->Fig. 2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the first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new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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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第二轮旧村改造的制度嵌入性
5.2.1 瑶塘村 在断石新村全村参与的示范效应下,瑶塘村体制精英也酝酿着第二次新村建设,主要原因在于,村内还有一半多的农户并未能受益于奔康新村。为了使村内每一户村民都至少有一栋新楼房参与旅游经营,瑶塘村体制精英又开始借丹霞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征地需求向景区和政府提出旧村改造规划的要求。由于受到《土地管理法》的约束（“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第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一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第六十二条）”。）年起,瑶塘村的体制精英在获得政府和景区的旧村改造批准和规划的制度支持下,又进行了新一轮的动员努力。依托精英的强势推动和村民集体利益最大化观念,借助长久以来村集体收入的积累由村集体出资统一对旧村进行了拆除和“三通一平”工作,并在2014 年初通过按户抓阄方式统一分配了旧村宅基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新村建设。地方政府“美丽乡村”的政绩需求③与丹霞山环境保护管理的要求相互契合,促使瑶塘旧村改造形成了民居风格统一、道路宽阔、基础设施配套良好的村落格局,因此获得“广东省级新农村示范片建设主体村”称号。2015 年,瑶塘村体制精英又积极重修家规家训和村规民约,并统一制作匾牌分发各户悬挂,进一步强化旧村改造管理。5.2.2 断石村 正当瑶塘村轰轰烈烈地进行旧村拆建运动之时,与瑶塘村同时拿到政府批文的断石村却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各自无序地进行着旧村的拆建。断石村的民主议事惯例决定了该村无法在旧村拆建、宅基地分配等问题上取得统一意见,村长等体制精英为了避免得罪村民,选择“不作为”的行动。在村规民约已脱嵌的情况下,虽然部分拆建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审批同意,但仍需要遵守景区规划的建设要求,由于景区管委会的监管缺位,违拆违建者并未受到相应的惩罚,出现了正式制度的执行弹性与漏洞（弱嵌入）。因此,断石旧村的拆建行动从一开始便是村民逐利的脱嵌行动。脱嵌的结果是,断石旧村在缺乏统一规划建设和外部监管的情况下,村容村貌与周边环境呈现极大的不协调,基础设施未统一建设的弊端日渐凸显,并直接影响到丹霞山的景区环境和旅游形象。
5.2.3 两村比较 在第二轮旧村改造中,两村同样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诉求出发对各自旧村进行拆建的,但瑶塘村是从集体利益出发通过由政府审批、景区规划、统一拆建的方式有序改造建设新村,所有农户参与有序建设;断石村则是从农户个体利益出发,在政府审批后无景区规划许可的情况下由各户在各自宅基地上陆续完成拆旧与建新,由此出现了“公地悲剧”。原因在于（图3）：瑶塘村在外部地方政府与景区间协调耦合的正式制度嵌入,以及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锁定的情况下,旧村改造新建得以有序进行;而断石村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民间权威的民主议事惯例失灵,另一方面景区规划监管的执行弹性、景区管理体制的漏洞与摩擦、村规民约的执行弹性等共同导致了旧村改造新建行动的脱嵌与失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两村第二轮旧村新建的制度嵌入
-->Fig. 3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of the second construction of of the two new villages
-->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1）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正式制度主要包括政府和景区两个层面的制度,前者主要是奔小康和新农村建设制度、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后者主要是景区管理体制、保护管理制度和规划建设制度;非正式制度包括宗族文化、集体决策惯例、村规民约、公平价值观念以及其他传统思想价值观念。这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和约束农村社区行动主体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行动。（2）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不同的行动决策及发展结果,而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瑶塘村的垄断型宗族文化、集权决策惯例、集体效率公平观和强化的村规民约,使瑶塘村不仅能够抓住新村建设的机遇,还在两轮村庄建设过程中能按规划有序完成统一建设;断石村的均衡型房族文化、民主议事惯例、市场竞争公平观和弱化的村规民约,使得村内各户均能公平地享受到参与旅游发展的利益,但集体决策低效容易导致错失时机以及内部非正式制度约束失灵,结果出现个体理性但集体不理性的行动决策。
（3）当农村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不足或出现弊端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景区与社区共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逐利的理性主导下,上述两类村庄都可能存在脱嵌的行动,都需要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无论是瑶塘村第一轮选址违规的奔康新村建设,还是断石旧村的无序拆建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区行动脱嵌于景区发展规划的结果,无疑也破坏了村落与景区环境的协调性,不利于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丹霞山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缺失和总体规划刚性不足及景区管理体制不顺导致监管制度出现弹性,是未来亟需解决的问题。
6.2 讨论
瑶塘村和断石村虽然只是中国300多万个自然村落中的两个特殊个案,但其30多年来在外部正式制度和内部非正式制度影响和约束下如何探求发展致富之路却是全国广大农村普遍面对的共性问题。过往研究往往将农村社区视为同质的、弱势的群体,因而致力于从国家宏观层面自上而下的或从外部客位的立场探索各种为实现农村社区“增权”或“自增权”的制度设计和路径安排[3-10],这固然是必要的。近来有****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原先被视为同质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着社会分化和转型,现有研究中基于全国视角的增权制度和途径在用于具体农村社区时可能需要修改或细化[29];还有****强调地理学研究“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更应注重中国自身的社会文化特质”[30]。鉴于此,本研究援引制度嵌入性范式揭示了中国情境下不同制度如何交互影响两个不同社会文化结构的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差异,从中观层面提出了一些适合本土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理论。这可能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也是对地理学研究“制度、文化、关系与尺度转向”[31]的一种呼应。研究认为,农村社区的增权行动也是一个多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嵌入过程,并非简单地从外部对农村社区施于某种正式制度就能实现他增权,或在农村社区内部建立某种非正式制度就能实现自增权。虽然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区自我增权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甚至决定了社区增权成功的可能性大小与增权程度,但仍需要借助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来保障增权行动的顺利进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外部正式制度之间出现摩擦、漏洞以致嵌入弱化的情况下,农村社区内部容易出现过度自我增权的行为,即出现自利导向的失范或机会主义行为,这从农村社区层面印证了王宁所指出的旅游市场经济脱嵌[18]。
本研究虽试图全面梳理影响和约束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因素的方方面面,但由于只选取了两村两轮新村建设这一比较显著的行动差异和主要的制度约束因素进行分析,所以研究仅聚焦于农村社区群体的决策行动,未对农户的个体决策行动进行分析,这还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此外,由于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决策行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影响和约束其行动的各种制度因素也是在不断变迁中,所以有必要对案例地进行长期的跟踪调研,为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文章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的特点,并从旅游社区中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角度,探讨了旅游社区的分类及进化机制. . 文章探讨了旅游目的地建设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的特点,并从旅游社区中旅游资源的形成机理角度,探讨了旅游社区的分类及进化机制. |
| [2] | .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国外主要从社区参与旅游的类型、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社区参与旅游的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相较而言,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相对较多,对于实证研究相当缺乏,而且大多数研究沿用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较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问题。西方有关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是建立在其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盛行,非政府组织发展比较成熟,旅游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等基础之上,而这些都与我国现实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问题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理论成果,而是应该因地制宜,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本土化,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 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国外主要从社区参与旅游的类型、社区居民与旅游发展的利益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社区参与旅游的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相较而言,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旅游方面的研究对于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相对较多,对于实证研究相当缺乏,而且大多数研究沿用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思路,较少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问题。西方有关社区参与旅游的研究是建立在其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盛行,非政府组织发展比较成熟,旅游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等基础之上,而这些都与我国现实情况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我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问题时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理论成果,而是应该因地制宜,将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本土化,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相结合。 |
| [3] | . 文章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跟踪 调查和法经济学分析,指出了旅游吸引物权存在的事实和现实基础,提出从法律上确立旅游吸引物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在物权法的框架下对旅游吸引物权的具体 立法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以助于系统性地解决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和旅游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从根本上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性以及农民对旅 游资源进行保护的积极性。 . 文章通过对两个典型案例的跟踪 调查和法经济学分析,指出了旅游吸引物权存在的事实和现实基础,提出从法律上确立旅游吸引物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在物权法的框架下对旅游吸引物权的具体 立法制度安排进行了探讨,以助于系统性地解决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和旅游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从根本上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性以及农民对旅 游资源进行保护的积极性。 |
| [4] | . 民族地区原住民既是当地旅游活动的重要对象,又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但在旅游扶贫开发和运营中,由于旅游吸引物权规定的“法律真空”,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原住民在与开发商和政府博弈中往往被边缘化,导致经济收益偏低,却要承担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成本,严重损害了原住民的利益。文章运用赋权与产权理论,对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弱势地位的核心原因进行了辨析,指出原住民参与处于“无权”或“弱权”状态是因为对旅游者最具吸引力的天然属于原住民所有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上的法律缺失,提出了加强旅游吸引物权的“确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赋权建议,并分析了赋权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防范措施。最后以石泉苗寨为例,具体剖析了法律赋权下的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与企业的经营机制,以期彻底改变原住民的地位弱势、收益偏低和参与“无话语权”的现状,增加原住民的财产性收益,缓解原住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 民族地区原住民既是当地旅游活动的重要对象,又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但在旅游扶贫开发和运营中,由于旅游吸引物权规定的“法律真空”,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原住民在与开发商和政府博弈中往往被边缘化,导致经济收益偏低,却要承担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成本,严重损害了原住民的利益。文章运用赋权与产权理论,对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弱势地位的核心原因进行了辨析,指出原住民参与处于“无权”或“弱权”状态是因为对旅游者最具吸引力的天然属于原住民所有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上的法律缺失,提出了加强旅游吸引物权的“确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赋权建议,并分析了赋权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防范措施。最后以石泉苗寨为例,具体剖析了法律赋权下的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与企业的经营机制,以期彻底改变原住民的地位弱势、收益偏低和参与“无话语权”的现状,增加原住民的财产性收益,缓解原住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
| [5] | . 旅游吸引物在旅游学上属于一个集合概念, 在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 但不同属性的旅游吸引物作为个体在《物权法》上的权属性质往往是有法可循的。文章运用物权法理论, 结合新颁布的《旅游法》, 分析几个典型旅游吸引物的权属, 试图澄清几个与此相关的问题, 论证设立旅游吸引物权、为之统一立法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 并进一步提出充分运用《合同法》、《旅游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等现有法律规定, 解决农村土地旅游开发中社区权益保护问题, 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修改法律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 . 旅游吸引物在旅游学上属于一个集合概念, 在法律上没有相关规定, 但不同属性的旅游吸引物作为个体在《物权法》上的权属性质往往是有法可循的。文章运用物权法理论, 结合新颁布的《旅游法》, 分析几个典型旅游吸引物的权属, 试图澄清几个与此相关的问题, 论证设立旅游吸引物权、为之统一立法的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 并进一步提出充分运用《合同法》、《旅游法》以及相关法律解释等现有法律规定, 解决农村土地旅游开发中社区权益保护问题, 而不是简单地采取修改法律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 |
| [6] | .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 是指权利主体对少数民族社区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所享有的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我国有关法律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作了间接的规定。但是一些法规否定少 数民族群众集体对社区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拥有产权。因此,应当对我国有关法律进行修改,确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 产权实行民主管理。 .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 是指权利主体对少数民族社区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所享有的支配和收益的权利。我国有关法律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作了间接的规定。但是一些法规否定少 数民族群众集体对社区内的文化旅游资源拥有产权。因此,应当对我国有关法律进行修改,确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产权制度,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集体 产权实行民主管理。 |
| [7] | . 文章旨在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与研究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仍未完全得到法律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当前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尚未或者较少在立法宗旨和专门章节或条目上体现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部分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为此,就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立法层次、宗旨、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 文章旨在通过内容分析法梳理与研究我国旅游法律法规条文中社区参与旅游的权利。研究发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权利仍未完全得到法律保障,社区参与的主体地位在法律法规层面上尚未确立。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当前旅游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层级和法律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尚未或者较少在立法宗旨和专门章节或条目上体现社区参与旅游的内容;在保障社区参与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方面尚存不足;在促进当地居民社会增权与心理增权方面仍须完善;部分法律法规重于社区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轻于相应权利的赋予。为此,就我国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立法层次、宗旨、内容等方面提出了探索性的建议。 |
| [8] | . 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雨 崩村发现了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的案例。雨崩村在游客住宿、租马等经营方面实施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 享的措施,控制了外来投资,它已经发展成社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旅游社区。雨崩的社区旅游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社区旅游,村民真正参与 到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中。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怎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 的主体地位,是雨崩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 在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雨 崩村发现了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社区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的案例。雨崩村在游客住宿、租马等经营方面实施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 享的措施,控制了外来投资,它已经发展成社区自主的、自我实现的可持续性旅游社区。雨崩的社区旅游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社区旅游,村民真正参与 到旅游决策、管理、利益分配各个环节中。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怎样在制度层面上确立社区的权力,进行制度性增权,真正凸显社区在旅游发展中 的主体地位,是雨崩村旅游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
| [9] | .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
| [10] | . 西方研究者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迫 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心理、教育和社会增权,而中国现阶段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的缺权才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西 方国家清晰的产权制度使得其旅游增权理论欠缺了对制度性缺权状态的研究。本文在对制度和增权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分别 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为进一步开展旅游社区增权的实践研究夯实 了理论基础。 . 西方研究者认为社区参与旅游迫 切需要解决的是信息、心理、教育和社会增权,而中国现阶段由于产权界定模糊导致的制度性的缺权才是阻碍旅游地社区通过参与旅游获得公平发展的主要障碍,西 方国家清晰的产权制度使得其旅游增权理论欠缺了对制度性缺权状态的研究。本文在对制度和增权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划分了4种制度性增权类型,分别 讨论了制度缺失和制度失灵两种社区参与旅游的缺权状态,探索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现实下可行的制度性增权途径,为进一步开展旅游社区增权的实践研究夯实 了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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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学术界一般把嵌入性概念的发明者归到波兰尼。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折》一书被布洛克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在本书中，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西方的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认为，市场是一种脱嵌的力量，并把自己的触角伸到社会，用市场的规则来替换社会的规则，从而导致社会受到伤害。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人们奋起反抗。这种反抗其实就是反脱嵌。脱嵌力量与反脱嵌力量博弈的结果，是市场与社会达成了一个均衡。 . 嵌入性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学术界一般把嵌入性概念的发明者归到波兰尼。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转折》一书被布洛克认为是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批判。在本书中，波兰尼提出了嵌入性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这个框架对西方的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分析。他认为，市场是一种脱嵌的力量，并把自己的触角伸到社会，用市场的规则来替换社会的规则，从而导致社会受到伤害。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人们奋起反抗。这种反抗其实就是反脱嵌。脱嵌力量与反脱嵌力量博弈的结果，是市场与社会达成了一个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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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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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在质的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领域，一个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Ｇｌａｓｅｒ）和斯特劳斯（ Ｓｔｒａｕｓｓ）提出的“扎根理论”（ｇｒｏｕｎ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６７）。扎根理论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 . 在质的研究（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领域，一个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Ｇｌａｓｅｒ）和斯特劳斯（ Ｓｔｒａｕｓｓ）提出的“扎根理论”（ｇｒｏｕｎ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６７）。扎根理论是一种作质的研究的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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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 21 世纪以来,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与“变迁”,典型社会文化现象不断涌现,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已成为学界所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在初步总结国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演进脉络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了过去10 年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与关注,结合中国发展现状提出,本土社会文化特质的地理学研究、权利与资本对社会文化空间形态与地方建构的影响、城乡与区域人口迁移所形成的流动现象与规模效应等,是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强调了,社会文化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注重知识贡献的普适性与中国自身社会文化特质的辩证统一. |
| [31] | .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 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 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 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 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 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 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