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证据的客观化审查机制
Objective Examination of Evidence in Bribery Cases 龙宗智; 1:教育部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 2:四川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当前贿赂犯罪证据体系及审查机制的主观性较强,要求建立客观化的修补机制,以保障办案质量。人证印证事实,应当通过客体物事实、权钱交易基础事实、行为逻辑事实等,进行客观验证;"承诺受贿"("约定受贿")应以要约、承诺明确性、资金及交接安排、着手兑现等事实进行客观验证;对行为人特定话语涵义、财物占有状态等案件特定事实,应当按照客观标准解释,侦查笔录中当事人的主观解释仅为参考;证人出庭作证,使证言可视化,是对证言进行客观验证最重要的手段,为此须做出必要的制度安排,包括在审判阶段限制单方面庭下调查证人甚至直接采取强制措施等。不能孤立看待客观化验证的证伪效果,而应注意其对整体证据构造的影响;以客观化的经验法则为基础的主观性证明标准,在客观化验证中具有重要功能。

关键词(KeyWords)： 贿赂犯罪;;刑事证据;;审查机制;;事实认定;;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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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龙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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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左卫民:“‘印证’证明模式反思与重塑:基于中国刑事错案的反思”,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1期。[2]龙宗智、杜江:“证据构造论述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年第10期。(1)参见龙宗智:“悬置于真幻之间的罗生门”,载《上帝怎样审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205页。(1)参见张燕生:“反贪中的几个危险倾向”(一)、(二)(网址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113450100nsq2.html;网址二: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113450102wsc2.html)。这类文章难以在公开刊物发表,但笔者调研认为,张燕生律师是根据实际案件所作的总结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并非危言耸听。(1)职务犯罪查处中,因制度性限制,刑讯逼供的操作空间有限,导致假供、假证的主要方法是违法的、不适当地使用威胁、引诱以及欺骗的方法,同时借助这些方法实施指供。但由于同审讯策略关联性强,具有威胁、欺骗要素的审讯方法,其实践应用的违法性比较难以界定,这也是难以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而主要依靠证据客观性审查来保障案件质量的原因之一。(1)例如,某市一公安局副局长,向另一资深副局长行贿十万元,双方口供一致。但庭审时人证改变,辩方提出行、受贿事实存在合理怀疑:因为如果行贿人为了解决个人升迁或者工作方便问题,应当向有相应干部管理权限以及职务管理关系的领导行贿,而对这些能为他办事的人没有行贿,对没有此种权限只是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同级干部行贿,如无特殊理由解释,其供述真实性存在合理怀疑。此笔指控后被判决所否定。(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22号文)第10条,就“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这一规定,成为追究约定(承诺)受贿的依据。但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到追究其他约定受贿行为,而且对约定但未实际收受贿赂的行为进行追究(通常作为受贿未遂)。(1)参见沈岩:“约定受贿后尚未兑现应怎样定性”,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网址:http://www.ccdi.gov.cn/djfg/ywgw/201308/t20130822_4648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6-12-29。(2)魏东教授从犯罪阶段角度区分约定受贿的罪与非罪,认为:“约定收受普通财物,犯意流露阶段和犯罪预备阶段的约定受贿依法不应认定为受贿罪,约定受贿而‘着手’实施收受财物但尚未完成实际收受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罪未遂。”这一观点认为单纯的犯意表示及准备资金等犯罪预备均不构成受贿罪,仅在“着手”实施后,才有定罪条件。与本文主要从证据学角度分析的观点基本精神一致。参见魏东:“约定受贿的刑法解释与司法适用”,载赵秉志、莫洪宪、齐文远主编:《全国刑法学术年会文集(2016年度)中国刑法改革与适用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3-1362页。(1)在庭审实质化推进过程中,有的试点单位基本不用职务犯罪案件做试点。有的地方明确要求,庭审实质化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要“慎重推行”。(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第78条,对证人的法庭证言与庭前证言相矛盾的判定原则的规定。(2)面对并质询反对自己的证人的权利,应当是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参见龙宗智:“刑事对质制度及其改革完善”,载《法学》2008年5期。(3)不过,司法解释还应当明确规定,应出庭的证人不出庭,其书面证言只有在特别可信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定案依据。即建立“传闻排除规则”。才能从根本上完善证人出庭制度。(1)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查封、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1)笔者曾引国外学者的论述说明“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与方法的这一人权保护功能。参见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