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心证与精神病鉴定及强制医疗关系论
Analysis of the Judge's Mental Impression on the Mental Diseases Identification and the Compulsory Medical Treatment 元轶; 1:中国政法大学 摘要(Abstract)：

纵向构造意义上的强制医疗程序应当分为"前置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和"强制医疗决定程序"两个阶段,后者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得以全新创设,鉴定启动权重新配置的改革则停滞不前。从"制度层面、理论演进层面、人身危险性司法判断和程序法角度"四个维度对新创设的强制医疗决定程序进行实证分析,学界将其作为保安处分定位的性质属于误判,该程序尚不具备程序法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功能和价值,而是一个专门针对精神病人、以安置和保障为目的的医疗确认程序。法官心证能力在客观上型构了整个强制医疗纵向构造,可以将其概括为"法官心证——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模式"和"法官心证——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类型"因果关系律。根据该归纳,可以进一步演绎推理出三种代表不同心证水平的鉴定启动模式亚型。

关键词(KeyWords)：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精神病鉴定启动模式;;法官心证;;纵向构造中的因果关系律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16FXC043);;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15ZFG82007)

作者(Author): 元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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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中外法学》编辑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发展评价(2010-2011)——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3期。[2]樊崇义:“论我国刑事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4期。[3]陈光中:“鉴定机构的中立性与制度改革”,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年第1期。[4]陈光中等:“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与新展望”,载《中国司法鉴定》2012年第2期。[5]田圣斌:“强制医疗程序初论”,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6]郭志媛:“刑事诉讼中精神病鉴定的程序保障实证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6期。[7]张军:“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2期。[8]时延安:“隐性双轨制:刑法中保安处分的教义学阐释”,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9]陈卫东:“构建中国特色刑事特别程序”,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6期。[10]《最新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1][德]约翰内斯·韦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珂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12]陈啸平:“保安处分的诱惑与风险”,载《法学评论》1989年第5期。[13]柳延延:《概率与决定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14]翟中东:“危险评估与控制——新刑罚学的主张”,载《法律科学》2010年第4期。[15]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16]张伟东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适用条件解析”,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2期。[17]陈瑞华:《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述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18]陈瑞华:“以限制证据证明力为核心的新法定证据主义”,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19]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20][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1]黄松有:“事实认定权:模式的选择与建构”,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22][美]加里·古德帕斯特:“美国对抗式刑事审判理论探究”,载《争鸣与思辨——刑事诉讼模式经典论文选译》,虞平,郭志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3]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24]王彪:“法院内部控制刑事裁判权的方法与反思”,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2期。[25]孙万怀:“公开固然重要,说理更显公正”,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26]高北陵等:“司法精神鉴定中评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与责任能力差异的调查分析”,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上海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27]卞建林:“论司法鉴定的诉讼程序立法”,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4期。[28]陈立成:“法律精神医学与法医学之关系辨析”,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29][法]米歇尔·福柯:《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王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30]陈立成:《司法精神病学实务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31]李从培:《司法精神病学坚定的实践和理论》,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32]覃江:“论影响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一致性的原因”,载《中国司法鉴定》2006年第5期。[33]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34]冯宗美等:“鉴定意见审查问题探究”,载《中国司法鉴定》2013年3月。[35]陈卫东等:“刑事案件精神病鉴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1年第2期。[36]张军:“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2期。[37]张军、陈卫东:《域外刑事诉讼专题概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38][美]罗杰·帕克、迈克尔·萨克斯:《证据法学反思:跨学科视角的的转型》,吴洪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39][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亊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40]白冰:“司法鉴定改革的德国启示”,载《刑事法律评论》第33卷。[41]张华:《司法鉴定若干问题实务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42]郭华:“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43]郭金霞:“司法鉴定启动之正当程序控制研究”,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9期。[44]熊秋红:“从特别没收程序的性质看制度完善”,载《法学》2013年第9期。[45][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46]张泽涛:“刑事特别程序亟需厘清三个基本问题”,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47]元轶:“程序分流视角下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改革”,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5期。[48]左卫民:“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1)如刑事诉讼法第2编第3章“侦查”第7节“鉴定”第144条至第147条,第3编第2章第1节第191、192条等。(1)如2004年马加爵案、2008年杨佳案及2013年温岭连恩青杀医案。(2)以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国人大网全文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节点。(3)Dritter Abschnitt,sechster Titel des StG B,Massregeln der Besserung und Sicherung.(4)1960年苏俄刑事诉讼法中同样在法典的末篇并列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和“适用医疗性强制措施的诉讼程序”。(1)该编标题由2006年7月27日第153号俄罗斯联邦法律修订。(2)Ст322УПКРСФСР1922г.(3)#12(4)#12(5)#12(1)#12(2)Siehe§415 StP O.(1)该规定后来被确认违宪。(2)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专门用一个独立条文规定辩护人须参加强制医疗诉讼程序。(3)刘庆华等:“强制医疗程序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几个问题”,http://www.jcrb.com/procuratorate/theories/practice/201303/t20130324_1072971.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07-30。(1)参见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3条。(2)参见1998年黑龙江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74条。(1)且这种质证意见会始终存在,即便是在法院成为“惟一有权决定启动鉴定程序的主体”、并驳回了控方启动重新鉴定申请这样的极端情形下。(1)BGH,Urt.v.22.10.2002-5 StR 275/02,http://www.wiete-strafrecht.de/Entscheidungen/BGH,%20Urteil%20vom%2022.%20Oktober%202002%20-%205%20StR%20275_02.html(2)BGH 5 StR 372/05-Beschluss vom 11.Januar 2006(LG Berlin)http://www.hrr-strafrecht.de/hrr/5/05/5-500-05.php(1)Deutschen�Frzteblatt v.09.Okt.1998,http://blog.viciente.at/misbrauch-psychiatrischer-gutachten/.(2)且其中大多数涉及的是反恐或有组织犯罪等问题,如“反恐刑事特别程序”、“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别程序”、“试论有组织犯罪特别程序”等论文。(1)陈卫东、张弢:《刑事特别程序的实践与探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事实上,俄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4部分“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正是依照“案件类型和人的种类”的标准分为两编。(2)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严厉批评,如万毅:“‘敌人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一国两制’立法模式质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3)#12(4)Статья 198 УПК РФ 2001.事实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6条也体现了类似思路:“当事人申请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资格的鉴定人”。(5)Статья 198 УПК РФ 2001,Статья 185 УПК РСФСР 196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