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Liang- Qichao and the Rise of Modern Jurisprudence in China 喻中;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梁启超于1896年开始倡导、推进的"法学"或"法律之学",旨在提升中国与世界的文明程度,这样的法学或法律之学与传统中国的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具有本质的差异,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法学世界观,标志着一种新法学的兴起。梁启超的新法学既没有菲薄中国传统,也不排斥西方新知,既着眼于发明西方的法律之学,也着眼于发明中国传统的法律之学。梁启超的新法学既阐述了新的法学世界观,也确立了新的法学范畴,不仅造就了法学人才,还为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因而产生了其他法学家难以比拟的影响。鉴于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开创性贡献,可以把梁启超视为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梁启超写出了中国现代法学史的第一章,他的新法学标志着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关键词(KeyWords)： 梁启超;;中国近现代法学;;中国现代法学史;;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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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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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2]范忠信:“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法理学的主题与特征”,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3]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4]张雷:“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载《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5]梁启超:“新史学”,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6]胡思敬:“党人列传·梁启超”,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7]何勤华:“汉语‘法学’一词的起源及其流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8]李遗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2期。[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10]许章润:“书生事业,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载《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1]黄静嘉:“戴炎辉:朴实谨严、开一代宗风的大师——略述其生平及其对法史学、法学教育及司法进步的贡献”,载《清华法学》第4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华友根:“薛允升的律学研究及其影响”,载《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3期。[13]张晋藩:“伍廷芳的法律思想”,载《现代法学》1981年第4期。[14]张生:“王宠惠与中国法律近代化: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3期。[1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6]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17]陈金全:“论严复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载《现代法学》1993年第5期。[18][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20]郭道晖:“近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先知:严复自由观的法理解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21]孟祥才:《梁启超传》,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22]李泽厚:《李泽厚对话集·浮生论学》,中华书局2014年版。[23]沈家本:《历代刑法志:附寄簃文存》(第4册),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24]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载《政治与法律》1998年第6期。[25]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方法、旨趣与范式”,载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6]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7]俞荣根、龙大轩:“中华法系学述论”,载《法治论丛》2005年第4期。[28]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9]刘广安:“杨鸿烈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学”,载《法学家》1994年第3期。[30]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31]吴其昌:“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三联书店2009年版。[32]范忠信、何鹏:“杨鸿烈及其对法律史学科的贡献”,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版。[33]陈顾远:《中国法制史》“序”,上海书店1936年版。[34]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版。[35]俞荣根:“论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兼论梁氏对传统法文化的转化创新”,载《孔子研究》1996年第1期。[36]程燎原:“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1)代表性著作有,宋学勤:《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石莹丽:《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研究论文,笔者检索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中,在“篇名”栏目中输入检索词“梁启超新史学”,找到的学术论文有75篇(截止至2015年2月11日),数量较大,这里不再一一列举。(2)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法学,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近代法学。无论是中国近代法学还是中国现代法学,对应的都是中国传统法学或中国传统律学。在英文中,近代与现代都是一个词:modern。按照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识,一般把1840年至1911年(或五四运动)之间的历史称为“近代”,把1911年(或五四运动)至1949年之间的历史称为“现代”,把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当代”。这样的划分在史学界自有其逻辑。但是,对中国法学来说,却不必如此划分。因为,在19世纪下半期,虽然是中国的“近代”,但在19世纪下半期,中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近代法学”,所谓“近代法学”,几乎是一片空白。近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如果一定要划出一个时间刻度,那么,它就是从1896年开始的。此后的中国法学,都是中国近代法学,亦是中国现代法学。(1)其他的关于梁启超的法学文献,都只是把梁启超作为一个有“法律思想”的思想家,就像孔子、董仲舒是有“法律思想”的思想家一样。在各种关于梁启超的介绍性文字中,他不是法学家。譬如,北京植物园内梁启超墓园入口处关于梁启超的介绍文字,贴在梁启超身上的标签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学者,等等,但是,没有“法学家”这个标签。(2)譬如,1864年出版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H.Wheaton,International Law),等等。(3)外国法律思想进入中国,既有外国传教士的传入,也有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的拿来,参见喻中:“近代法治信念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思想史的考察”,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4)传统中国的律学是否属于法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本文暂且承认:传统中国的律学,也是法学,也代表了法学的一种形态。相关的分析,可参见,何勤华:“法学形态考——‘中国古代无法学论’质疑”,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1)关于传统中国以“兵刑同义”的法律观,《国语·鲁语·上》记载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代表性的说明:“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史记·律书》也有同样的论述:“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罚不可偃于天下。”按照这些说法,鞭笞、刑罚、征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适用范围不同而已。(1)据范忠信的统计与整理,梁启超的法学论著,共有71篇。详见,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论总目》,载范忠信选编:《梁启超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7-360页。(1)顺便指出,在一些文献中,一般都是以“新会”二字指代梁启超。譬如,陈寅恪的一段话就很有代表性:“先君因言聘新会至长沙主讲时务学堂。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详见,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载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三联书店2009年,第152页。“梁新会”几乎是梁启超的另一个名字。但是,几乎没有人以“新会”指代伍廷芳,也未见到“伍新会”一说。透过这种不经意的表达方式,也可以掂量出两人的差异。(2)关于王宠惠的学术评传,可参见刘昕杰:“王宠惠评传”,载《政治法学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1)梁启超甚至在民法方面亦有研究兴趣与专门著作,据1907年梁启超写给徐佛苏的信:“弟颇欲更组织一报,约如政治经济讲义录,其内容则(一)法学通论,(二)宪法,(三)民法,(四)行政法,(五)经济或多添一两门亦可,以辑著为主。其民法、经济两门,弟担任之,其宪法一门,兄可担任,自余则别觅人担任之。此议实因弟数月以来,欲自研究民法,……顷弟自有《日本民法集注》之著述,今呈上一阅,公可以见其内容。……弟于民法及经济学,皆有著述”。详见,梁启超:《致徐佛苏》,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页。(1)2015年3月2日,笔者检索中国知网中的文献数据库,篇名中包含了“宪政”的文章共有6 314篇;检索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数据库,书名中包含了“宪政”的图书共有1 130本。(2)攻法子:“世界五大法系比较论”,载《政法学报》1903年第3卷第2期。发表该文的《政法学报》,可以略加说明。最初,《政法学报》名为《译书汇编》,创刊于1900年12月6日,由留学日本法政等学科的戢翼翬、雷奋、杨荫杭、杨廷栋、金邦屏、章宗祥、曹汝霖、钱承志、吴振麟等人,共襄其事,在日本东京出版发行,1903年更名《政法学报》,1904年即告停刊。详见,程燎原:“中国近代法政杂志的兴盛与宏旨”,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4期。攻法子似为笔名,其真实姓名,不得而知。有论者考证,“攻法子”可能是“钱承志、吴振鳞、章宗祥、王鸿年”4人中的某一位。详见,赖骏楠:“建构中华法系:学说、民族主义与话语实践(1900-1949)”,载《北大法律评论》第9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26页。(1)科耶夫的论文是《评梁启超〈先秦法的概念与法家理论〉》,相关分析,可详见,肖琦:“科耶克与中国”,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虽然很多,譬如,[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刘丽、姜铁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80-1907)》,崔志海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等,但是,这些著作侧重于讨论梁启超的一般思想,几乎不涉及梁启超在法学领域内的贡献。(2)顺便指出,“第1章”一说,本是梁启超用以评价乃师康有为之语。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梁启超写道:“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1章。”(载《梁启超全集》,第5214页)。今以梁启超之言,评梁启超本人:后有作中国现代法学史者不得不以梁启超为第1章。(1)此为陈寅恪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撰写的碑文,原文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详见,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