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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移植与文化适应: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 辅仁网/2017-06-25

法律移植与文化适应:基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分析
Legal Transplant and Cultural Adaptation: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李麒; 1:山西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法律移植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是一项法律移植的典型制度成果。非法证据排除实践与制度、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反差与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移植与文化适应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移植的效果,不仅要发挥好法律移植对法律变革的先导性作用,而且要关照到文化适应的结构性、层次性、过程性的特点,注重法律移植与变革的渐进性。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以移植法律规则的本土化改造和本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为核心,实现法律移植路径从嵌入到融合的转变,通过移植规则与本土文化的互相适应、良性互动,构建主体性与法治化并重的现代化刑事诉讼制度体系。

关键词(KeyWords): 法律移植;;文化适应;;非法证据排除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事诉讼制度变革与诉讼文化的关联性研究”(项目批准号11BFX132)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Author): 李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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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高鸿钧:“法律移植:隐喻、范式与全球化时代的新趋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2]王勇:“法律移植研究与当代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3]张文显:“继承·移植·改革:法律发展的必由之路”,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下),刘云德、王戈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20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7]孙长永、王彪:“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8]左卫民:“‘热’与‘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实证研究”,载《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9]陈瑞华:“司法审查的乌托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实施的一种成因解释”,载《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第2期。[10][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1][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的理想”,信春鹰译,载《外国法译评》1990年第4期。[12][俄]伊·亚.伊林:“法律意识的第一公理”,徐晓晴译,载高鸿钧等编:《法理学阅读文献》,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13][意]戴维·奈尔肯:“法律文化概念的界定与使用”,鲁楠译,载[意]戴维·奈尔肯、[英]埃辛·奥赫绪编:《比较法新论》,马剑银、鲁楠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14][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吕迺基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15][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16][美]阿兰·沃森:“法律移植论”,贺卫方译,载《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17][美]罗伯特·赛德曼、安·赛德曼:《法律秩序与社会改革》,时宜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8]陈平:“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载《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19]焦垣生、马宝云:“从文化的传播看多元文化交融的态势”,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20]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1]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2][美]金勇义:《中国与西方的法律观念》,陈国平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3]沈宗灵、黄楠森:《西方人权学说》(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4]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5]成中英:《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26][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张栋:“中国刑事证据制度体系的优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28]李训虎:“证明力规则检讨”,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2期。[29]李秀林等主编:《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0]黄光国:“中国人的人情关系”,载文崇一、萧新煌主编:《中国人:观念与行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31][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法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7条、第82条对证人证言、讯问笔录的收集程序、方式有瑕疵,经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采用的情形进行了规定。(2)参见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0-72条的规定。(1)参见陈卫东、程雷、孙皓、陈岩:“‘两个证据规定’实施情况调研报告”,载《证据科学》2012年第1期;王超:“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难以激活的原因与对策”,载《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6期;杨宇冠、郭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考察报告-以J省检察机关为视角”,载《证据科学》2014年第1期;闫召华:“‘名禁实允’与‘虽令不行’:非法证据排除难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4期;等等。(1)Jean-Guy Belley.Legal Pluralism as a Paradigm for Jurisprudence:What Legal Cultu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nadian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p.237(2011).(1)Yun-Hsien Diana Lin.Civil Mediation in Taiwan:Legal Culture and the Process of Legal Modernization.East Asia Law Review,p.19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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