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保守与变革的平衡——武昌起义期间梁启超的立宪努力
Pursueing Balance Between Conservatism and Reform: Liang Qichao's Attempts for“Constitutional Monarchy”during Wuchang- Uprising Period 周睿志; 1: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自兹而后的四个月里,一直以"君主立宪"为努力目标的梁启超,面对新的政治形势,筹划了三个立宪方案。一是借武昌起义之机,促动宫廷政变,改造"皇族内阁",拥立立宪派阵营的载涛为总理,并召集国会、抚慰南方革命势力;二是发表以"虚君共和"为主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并派员向南北各方游说推广,意图将政治局势导入到"虚君共和"的轨道上来;三是向袁世凯靠拢,以外部协作的方式共同遏制南方的革命激进主义,以求维持"十九信条"中的君主立宪格局。三个方案虽然都失败了,但其中包含的理论与实践智慧,对于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说,依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KeyWords)： 武昌起义;;梁启超;;君主立宪;;保守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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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周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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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2]康有为:“救亡论”,载《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载《饮冰室合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1)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的阐释,可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章:“大一统政府之创建”第113-128页;第8章:“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131-152页;第23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政治机构”第392-399页。(1)高全喜先生专门用“日常政治”和“非常政治”这两个概念解释宪制变迁问题,参见高全喜:“‘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课题”,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1)基辛格从世界秩序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古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秩序与当今东亚秩序之间的异同,参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6章“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第275-304页。(2)外蒙王公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曾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回国救难。信中写到:先皇下诏立宪,今上颁布信条,既为立宪之君,当食立政之报。民军主张共和,排斥君位,欺人孤寡,攘夺非分,稍有人心,能不发指?公倡议保皇,热心祖国,内外蒙藩部落,俱表同情。既因君位存亡,危在旦夕,请公等速归,共筹匡济之策,亟谋对待之方,失今不图,悔其何及?扶冲主而慰先皇,惟公是赖。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4页。(1)相关历史细节,参见徐爽:《旧王朝与新制度》第7章,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176页。(2)张朋园细致梳理了晚清立宪派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态,参见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3页。(3)孟子曾阐释过政治官僚阶层的问题,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所谓世臣,就是政治世家、以政治为业的官僚阶层。参见孟子:《孟子》“梁惠王·下”篇,中华书局2015年版。(1)福山在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中,曾细致分析了主权、国家能力、自由、政府责任这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部分:“国家建设”第96-225页;第三部分:“法治”第241-299页;第四部分:“负责制政府”第315-413页。(2)这一内阁组成人员状况如是:总理大臣奕劻(满),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善耆(满),度支大臣载泽(满),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满),司法大臣绍昌(满),农工大臣溥伦(满),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满)。(1)康有为给徐君勉的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页。(1)约翰·密尔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系统阐释,参见[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52页。(2)陶希圣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了汉代以前“士”的行为模式,参见陶希圣:《辩士与游侠》,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36-61页。(1)高全喜先生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细阐释,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