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权制度看现代性问题
龙庆兰; 1: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摘要(Abstract)：

中国近年来物权制度的发展,显示出在法律界经济自由主义的深入影响。经济自由主义运用个人财产权原理,将社会划分为个人与政府,市场与国家两个对立部分,不允许国家对市场体系有任何干预。然而,纵观中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史,国家与市场体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反向运动的干预是同时存在的。在中国,国家更是市场体系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国家与市场这样不可分割的关系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换有关。近代中国在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胁迫下,承担着建立市场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双重任务。所以国家与市场在现代化的创制中相互支撑,相互交错。甚至在毛泽东时代,虽然采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高度的无产阶级专政,但其高速的工业化发展和严密的官僚体系建立,正是体现了市场社会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式;同时,它也为邓小平改革开放和市场体系的建立打下基础。不论是毛的计划经济还是邓的经济改革,市场体系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尝试,都以打破传统政治经济制度为目的。在这一过程中,无疑也带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与社会危机。

关键词(KeyWords)： 物权法;;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民族-国家;;现代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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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龙庆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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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三联书店2008年版。[2]王利明:《物权法名家讲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4]沈开举、郑磊:“改革开放与行政法治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展望-以财产权保障的制度变迁为视角”,载《宪政手稿》2008年第1期。[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6]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7]魏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及不同阶段的任务”,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8]王文章:“毛泽东时代的制度遗产及其对改革的影响”,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版。[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①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886—1964),匈牙利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著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大转型》等作品。②这一观点可参考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①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 Boston,2001),p.45.②Id.,p.136.③值得注意的是仅仅是机器的发明和使用还不足以改变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作坊可以使用廉价的非专门化的机器,从而大大提高产量,但并不能促使家庭作坊主成为工业资本家。因为家庭作坊的生产流程还是自给自足式的独立运行,而非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家的分工合作、统筹规划。④人与机器的关系的另一方面,机器与人变成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人的劳动成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环节。只有当人与机器密切配合时工业生产才能得以维持。人作为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元素,由于机器作业而被物化成为工业要素—劳动力。在工业社会里,劳动价值代表了人的所有价值。劳动与人的其他社会活动相分离,逐渐的,他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要素如宗族、亲情、邻里关系、荣誉、道德、信仰等等都被全部清除干净。人作为一个和谐有机的整体被无情地撕裂开来。①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 Boston,2001),p.79.②不容否认的是,反向运动的干预,在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干预的形式出现的。但除了政府干预以外,也有阶级的争夺、文化的冲突等。③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 Boston,2001),p.191.①“Contrary to expectation,the introduction of free markets,far from doing away with the need for control,regulation,and intervention,enormously increased their range.”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 Boston,2001),p.147.②Thomas J.Campanella,The Concrete Dragon:China’s urban revolution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world,19 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①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eacon Press Boston,2001),p.103,p.107.②我们知道在西方反向运动的干预主义主要体现在政府干预上,市场经济的兴起则主要发源于市民社会的自身运动,而非政府所倡导。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既对立又勾结,是藕断丝连的关系。但中国政府担负着市场发起主体与反向运动主体的双重任务,这是一个貌视矛盾的角色。①按照汪晖的理解,不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他们对群、公和社会的界定目的都是为形成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社会”。①萧公权在谈及康有为的经济改革计划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关系是曾说:“康氏的计划于日本经验相合之处,不止一端:诸如政府起领导作用,皇帝扮演重要角色,私人企业为基本动力,以及教育经济现代化齐头并进。见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285页。②Maurice Meisner,The Deng XiaoPing Era and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New York,Hill and Wang),pp.189-191(1996).①Maurice Meisner,The Deng XiaoPing Era and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New York,Hill and Wang),pp.194-201(1996).②共26级。③从全球市场体制建立的历史来看,任何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正常运作都赖于持续的,有组织的行政调控。为了保证市场要素能自由运作,行政部门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一旦有诸如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或商业团体组成托拉斯提高价格等状况,行政干预就会被立刻动用起来清除破坏市场自发调节的一切干扰,恢复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所以与人们的预期相反,自由市场不但没有消除政府干预,反而大大增加了对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比如英国圈地运动中无数的法案涉及大量的官僚控制和行政部门的增加。④Friedrich 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54.①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194.②Hannah Arendt,The Human Condition:A Study of the Central Dilemmas Facing Modern Man(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p.38.③生物权力,以及人的生物性是福柯对现代性问题最深刻的解读,认为生物权力是现代社会的根本实质。见《性史》,《规训与惩罚》等。④Joseph Townsends,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Gale Ecco,Print Editions 2010),p.53.⑤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New York:Vintage Books,1977),p.137.①Alasdair Macintyre,After Virtue,(University Notre Dame press 2006).p.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