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改革研究——以某省改革实践为分析样本
葛琳; 1: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 摘要(Abstract)：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权"上提一级"改革使逮捕决定的理性化程度有所提高、下级院侦查部门的侦查行为得到规范,但也出现了立案下沉、上下级院之间配合甚于监督、分歧难以弥合等问题。影响"上提一级"改革效果的关键因素包括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科层制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在程序运转中的风险考量、上下级检察院的工作量。应当有针对性地通过明确指导理念、引导利益考量、健全工作机制等方面对改革进行完善。

关键词(KeyWords)： 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科层制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中国法学会2012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青年项目“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研究”[课题编号:CLS(2012)Y39]的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 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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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刘慧玲:“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的改革”,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2]徐日丹:“高检院负责人就职务犯罪审查逮捕决定权上提答问”,载《检察日报》2009年9月5日。[3]杨涛:“批捕权上提:内部监督制约有限”,载《东方早报》2009年9月7日。[4]何邦武、张孔文:“职务犯罪批捕权上提一级改革制度分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5]李思伟:“‘上提一级’所引发的思考——职务犯罪案件审查决定逮捕权的归属”,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6]刘晓溪:“逮捕权‘上提一级’对自侦案件的影响及对策”,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0期(中)。[7]天津二分院:“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改革的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12期(中)。[8]周光权、刘祥林、王黎、邢永杰:“职务犯罪案件批捕权上提一级试行改革报告”,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11期。[9]周冬梅:“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改革与完善的思考”,载《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10]刘晓涛、史丽英:“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运行状况试析”,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11]吴祥义、王宏平:“附条件逮捕的异化”,载《中国检察官》2011年第10期。[12]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13][法]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4][美]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5][美]W.理查德·斯科特:《组织理论》(第4版),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16][美]丹尼尔·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7]罗祥远、孙立功:“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程序‘上提一级’的反思与重构”,载廖荣辉主编:《职务犯罪侦查新视野》,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18]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9]曹建明:“转变和更新执法理念确保刑诉法正确实施”,载《检察日报》2012年7月23日。[20]董邦俊、操宏均、秦新承:“检察引导侦查之应然方向”,载《法学》2010年第4期。①本表中关于A省的调研数据为该省根据本课题调研要求提供,与检察院内部统计周期并不一致,在计算上可能存在误差。各年度全国情况数据来自媒体公开报道和笔者调研。还有一些阶段性数据可作参考:根据高检院统计,在上提一级改革实施半年后(2010年3月),全国职务犯罪案件不捕率为6.9%,与2008年不捕率3.9%相比,上升了3%,个别地区的不捕率上升幅度达到8%。参见王新友:“逮捕权上提一级改革取得四大成效”,载《检察日报》2010年3月12日。2010年1月至2011年6月,全国职务犯罪案件不捕率为8 .5%,比2009年上升4.4%。参见李娜:“最高检盘点职务犯罪案件‘上提一级’改革”,载《法制日报》2011年8月29日。①倪泽仁:“逮捕权的‘上提一级’和‘下放一级’”,载中顾法律网2011年8月4日。http://news.9ask.cn/Article/lgxd/08/1474692.shtml;张燕生:“最高检‘上提一级批捕’规定被规避、滥用值得关注”,载中国在线律师网2011年5月23日。http://www.52 lawyers.net/news/11115111.html②有些更改罪名的行为是为了在内部绩效考核中获得加分,并非单纯出于规避上级监督目的。侦查监督部门移送涉嫌职务犯罪线索在考核中是加分很重的内容,有些基层检察院经与公安机关协调,将涉嫌职务犯罪案件以涉嫌普通刑事犯罪移送审查批准逮捕,侦查监督部门在批准逮捕后再以发现职务犯罪线索的名义建议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自侦部门立案侦查,如此则侦监、自侦、公安等部门皆大欢喜。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30条规定:“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可以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和本院侦查监督部门派员介入侦查,参加案件讨论。上一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和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报经检察长批准,派员介入侦查,对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①达玛什卡将科层制的概念用于分析现代刑事程序,提出了“科层型法律程序”的理论,在科层型法律程序下,程序的进行按部就班,上级审查全面深入,卷宗是决策的主要依据、职务的执行是建立在一个常设官员和文书班底的基础之上、排斥集中式管理、遵循严格的逻辑法条主义和程序规则。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马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①最高人民检察院2010年12月曾印发《关于加强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该规定“明确了对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的法律监督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实质上是将对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监督扩展到了逮捕后的公诉、审判过程中,重点防止上级院批捕后下级院随意变更罪名、不起诉的情况,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保障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公正性。此规定可以视为与“上提一级”改革相衔接和配套的措施,为上级院提供了职务犯罪办理情况的全面信息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