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探究
田艳; 1: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代表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当前我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过程中四个部门的四级认定体系同时并存,存在着缺少对普通传承人权利的保护、对团体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不够客观等问题。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韩国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的可能路径主要包括统一由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来进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适当提高认定的条件,优化认定的程序,增加代表性传承人的种类,促进来源群体对代表性传承人认定的有效参与,创设临时性指定制度等。

关键词(KeyWords)：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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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820109);;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法律保护研究”(项目批准号:12CFX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 田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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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See Glossary-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Expert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Establishmentof a Glossary,Unesco Headquarters,Paris,10-12June2002.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第3条。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指的社区,是指在植根于实践、参与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的历史联系中形成认同感和连通感的人们结成的网络,参见Report of the Expert Meeting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Toward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2003Convention,Unesco,Tokyo,p8-9(2006).②如吴汉东教授认为,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知识产权一般归属于特定的民族、部族和社区,奉行的是以群体为特征的权利主体制度。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权利归属并不排除个人享有的形式,但总的来看,群体所有权是其基本原则,并处于核心地位。参见吴汉东:“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③原生境人就是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成长环境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民族、自然社区,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成员。原生境人是一个包含极其广泛的概念,它除了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民族、自然社区、传承人、传播人、持有人外,还包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传统区域的一切人们,不论其是否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思想、技艺等。参见高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④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是指为保障原生境人及其后代的尊严、生命、健康和财产,基于其长期以来所珍视的代代相传的特性,对其视为保持健康富足的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具有审美或精神价值及经济价值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所享有的一种集体权利的统称。参见赵纲:“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境人的法律地位”,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期。①该材料来源于笔者对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前所长雷秀武先生所做的访谈。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建立“人类活珍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第37条。②根据《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法律第11228号,2012.1.26日部分修改)第24条规定,被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国家级)的保有者根据第41条第2款不能正常进行技能、艺能传授教育时,经过文化财委员会审议,文化财厅厅长可以认定其为名誉保有者。在以上情形下被认定为名誉保有者时起重要文化财保有者的认定视为取消。根据《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实施令》第25条规定,《韩国文化财保护法》第41条第二款规定的不进行传授教育的事由如下:1.因为疾病或者事故不能进行传授教育2.在外国大学或者研究机构进行一年以上的研究、进修。③该数据来源于笔者对黔东南州民族研究所前所长雷秀武先生所做的访谈。①韩国《文化财保护法》第41条第2款规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传承和保存,文化财厅要使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保有者进行相应的技、艺能的传授教育。除非根据总统令规定的特别事由。[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3]李墨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4]晓光:“从日本‘人间国宝’说起”,载《人民日报》2007年5月30日。[5]周超:“中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比较研究”,载《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6]苑利:“名录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7]徐辉鸿、郭富青:“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法保护模式的构建”,载《法学》2007年第9期。[8]高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9][日]木原啓吉:《历史的环境——保护与再生》,岩波书店2001年版,转引自宋振春:《日本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10]王军:《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11]林和生:“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1日。[1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我们所应秉承的十项基本原则”,载王文章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