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革命: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孤军”困境——以《孤军》杂志为中心
饶传平; 1: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19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采取革命的方法造党建国,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党统替代。宪政,抑或革命?这对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又抱有家国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构成了选择困境。孤军派的彷徨与抉择,具有典型性。他们从尊崇法统到走向革命,揭示了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复杂性。这对当今中国的政治与法治建设,不无警示意义。

关键词(KeyWords)： 1920年代;;宪政;;革命;;《孤军》;;知识分子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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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Foundation): 李贵连教授主持司法部重点课题“近代中国法治研究与反思”(项目编号09SFB1002);;饶传平主持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文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2011WC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Author): 饶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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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据1912年8月10公布的《国会组织法》,民初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构成,参议院定额274人,缺中央学会8人,实额266人;众议院定额596人,全部选出。议员名录,详见张玉法:《两院议员表》载,《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34597页。[1]罗罗:“一九二三年之世界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号。1923年1月10日。[2]坚瓠:“内乱之因”,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3号,评论之评论,1923年10月10日。[3]详见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号,1922年5月13日;李剑农:“民国统一问题(篇三)”,载《太平洋》第3卷第7号,1922年9月。此一时期,《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杂志刊登了大量的主张联省自治的文章,《太平洋》杂志和《东方杂志》并出版了联省自治的专号。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联治派,他们的主张也非常复杂多样,比如,胡适便反对李剑农提出的由联省会议制宪,主张国会制宪,见胡适:“李剑农的‘民国统一问题’”,载《努力》周报第12号。[4]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李煜瀛、李麟玉、谭熙鸿等北大六教授:“分治与统一商榷书”,载《太平洋》第3卷第7号,1922年9月。[5]共产党人的主张,详见此一时期的《向导》周报。[6]芮恩施:“中国之财政的独立”,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8号。[7]“孤军·宣言”,《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1]杨端六承认,欲使中国组成一欧美式之近世国家,无论用何种方法,决非旦夕所能至。于是,杨氏对于国家前途,不抱有乐观的感想,他提出的解决时局之方案,也便只是一种“无可言之中,不得不略抒己见”而已。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的讨论”,载《太平洋》第3卷第8号,1922年10月。[2]杨端六是罗素访问长沙第一回演讲的翻译,讲题是《德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世界政治》。杨端六自己也对长沙的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3]思勤:“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载《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告别演讲”全文见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11日。罗素在该次演讲中,虽一再声称他对中国各种问题的议论要冒着闹笑话的极大危险,并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但他毕竟还是放胆去议论并提了建议,他的这些议论和建议,比如“西方文明的失败”、“需要新式的教育”、“政治的改革居先”、“俄政策适合中国”等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详见孙家祥:“一个历史的误读——罗素中国社会改造思想的重新审视”,载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在华讲演集》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思勤:“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载《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5]“孤军·宣言”,《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1]详见说难:“南北国会和南北总统那一个是合法的”,《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该文认为北方和南方的总统俱不合法;北方和南方的国会议员想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俱未成立。说难的文章马上引起孙镜亚的批驳,孙氏认为,民国七八两年,国会在广州开第二会期临时(会),是继承法统的正式国会,他的举动是完全有的;在上述其间内依法解职或除名的分子,已丧失议员的资格;混杂丧失议员资格的分子而构的机关,我们不能够承任他是国会。详见孙镜亚:《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民国日报》1922年9月28日,《孤军》第1卷第2期对孙文作了全文转载。孙氏的观点又引起了何公敢的反驳。孤军派的何公敢、希贤等和孙镜亚你来我往,就南北国会和南北总统的合法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法律辩论。详见公敢:“驳《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载《孤军》第1卷第2期,1922年10月。希贤:“民六民八议员之争”,载《孤军》第1卷第2期,1922年10月。来件:“陈荣广先生来函:关于第二会期临时会事”,载《孤军》第1卷第2期,1922年10月;孙镜亚:“再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载《民国日报》1922年11月11日;公敢:“驳《再驳南北国会......那一个是合法的》”,载《孤军》第1卷第6期,1923年3月。[2]公敢:“评努力周报的政治主张和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载《孤军》创刊号,1922年9月。[3]寿康:“法律与实力”,载《孤军》第1卷第6期,1923年3月。[4]公敢:“评‘联省自治’与‘邦联’”,载《孤军》第1卷第6期,1923年3月。[5]寿康、公敢:“建造新中国的惟一的路”,载《孤军》第1卷第7期,1923年4月。[6]同上。[7]肃清:“‘平庸政治’和‘伟人政治’”,载《孤军》第1卷第,1923年4月。[1]肃清:“国会议员对时局应取的态度”,载《孤军》第1卷第10期,1923年6月。[2]公敢:“国会的死期近了”,载《孤军》第1卷第11期,1923年9月。[3]寿康:“对此时局,国民应当准备牺牲!!!”,载《孤军》第1卷第12期,1923年10月。[4]寿康:“国家的一大隐忧——青年的浮惰”,载《孤军》第2卷第2期,1924年1月。[5]寿康:“反抗与合作”,载《孤军》第2卷第3期,1924年4月。[6]佛海:“不合作运动之我见”,载《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1]思勤:“讨论中国改造的一封信”,载《孤军》第2卷第4期,1924年5月。[2]公敢:“国民自决之路”,载《孤军》第2卷第7期,1924年11月。[3]同上。[4]公敢:“解决时局不应取消约法”,载《孤军》第2卷第8期,1924年12月;公敢、寿康、灵光:“答锡符诸君——关于取消约法问题”,载《孤军》第2卷第10期,1925年3月。[5]详见孟武:《革命理论及革命方略》,《孤军》第2卷第11期,1925年5月;益增:《释革命——并告革命的人民》,《孤军》第3卷第1期,1925年6月;孟武:《改造中国底惟一的路》,《孤军》第3卷第2期,1925年7月等。[6]灵光:“以护法始以革命终的孤军”,载《孤军》第3卷第6期,终刊号,1925年11月。[1]灵光:“以护法始以革命终的孤军”,载《孤军》第3卷第6期,终刊号,1925年11月。[2]同上。[3]《孤军》改名《独立青年》。[4]孤军派在解散后,个人的出路选择略有差异,详见邓丽兰:“从‘法统’崇信到‘革命’认同——从‘孤军派’观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动态”,载《福建论坛》2008年第11期,何刚:“以护法始以革命终:<孤军>杂志同人的政治诉求”,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10年2月。[1]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的关系非常复杂,民主不一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增长,还得具体环境具体分析。详见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2,第192-195页。[2]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转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8,238页。[3]一般的看法,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但罗志田指出,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并非只是左倾激进分子的信仰,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都曾确信社会主义是新时代的世界发展的趋势。胡适也曾有以英文在国外发表的推赞社会主义的文章。对此,胡适在晚年有清楚的自我供证,只不过,晚年的胡适是在反思自己,认为当时的那种认识是错误的。胡适当时在思想和立场上的调整和转变,只是没有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已。详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8-239,243-244页。[4]李泽厚在讨论严复思想时也指出“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区别,详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1页。[5]这是墨子刻的看法,转引自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1]追求“最新最好”的方案,孙中山的“汽车论”是典型。他在晚清与改良派论战时举例说,中国可以一蹴而至共和,不必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如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要修铁路,当然不用最初粗恶之汽车,而要用最近改良之汽车。梁启超反驳道,政体之为良,应与人、地、时三者适应,制度改良应拾级而升;孙中山的“汽车论”是“国家器械说”,但国家并非器械,而是“有机体”,不能说他树已缀实,此树可以毋绽花而获果也。但在不断革命的大潮中,不同时期的改良派,均被一一贴上落后、守旧的标签,被迫退居历史的边缘。梁启超对孙中山“汽车论”的反驳,详见氏著《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75、77期,1905年2、3月版,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75页。[1]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2]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实时观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3]李玉刚:“青年毛泽东与湖南自治运动初兴——以1920年代前后毛的国际视野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4]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中华书局2006年版。[5]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6][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7]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