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补丁沈玄庐——读《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
孙德鹏; 1: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正>萧邦奇(R.Keith Schoppa)的《血路》曾获得美国列文森图书奖,写的却是中国,是宿命,一个当代中国文学中几近缺席的主题。《血路》与沈定一的传奇经历融合在一起,其实是在不经意间接续了《红楼梦》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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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孙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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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在《留别留俄同志们的一封信》中,沈定一对革命和军人的破坏性力量有着严厉的批判,他说:“革命是一桩越过死线的事,指导大多数人民超越死线,岂是不负责任的儿戏?我们拿铁箝夹断颈项上的锁链,决不是夹断我们自己底颈子,发端稍有差误,很容易使革命本身和建设上蒙极大的害处,这就是军事上的动作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1月1日。①方德万(Hans J.van de Ven)的研究表明,即使新文化运动坚持反军阀的方向,投身其中的人并不从根本上反对武力本身。在民族主义的目标下,还有一股“军国主义”和尚武精神的舆论流行着。1916年11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刘叔雅曾撰文主张中国采取德国式的军国主义,因为这样能使所有的人都为国家的强大而工作。以沉静著称的周作人也曾在1923年作《还不如军国主义》一文,赞成提倡军国主义,因为“以武力对外解决一切……还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美]方德万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胡允桓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9-83页;刘叔雅:“欧洲战事与青年觉悟”,《新青年》,第2卷第2期(1916年10月1日)第1-8页;“军国主义”,《新青年》,第2卷第3期(1916年11月1日),第5-8页;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510页;老舍:《赵子曰》,《老舍小说全集》(第1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页。①在“汉族”被视为国家“中国”形成某种默契前提的社会中,沈从文常常以“乡下人”自居,以此来表明区别于汉民族和都市文明的身份与视野。沟口雄三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把视点移至农民内部的作法是由鲁迅首开先河的,之后开始了知识分子与农民同化的过程。老舍的《骆驼祥子》为这种视角塑造了祥子这样的劳工阶层代言人,沈定一也曾发出“可厌的都市”的呼声。从中国历史的这一推移过程来看,革命与立宪政治确实是在城市中失败了,至少在知识分子看来是如此。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国共产党人走向农村,开始发动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推翻旧秩序的工作取代了寻求立宪政治的努力。参见[美]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6年版,第287-289页;[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7-438页;[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8页;[日]今泉秀人:“‘乡下人’究竟指什么:沈从文和民族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第238-248页;沈定一:“训练社会革命的‘都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9月22、23、24、26日。①沈从文对待鲁迅的态度很独特,在《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1941年)和《学鲁迅》(1947年)中,他高度评价鲁迅对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贡献。不过在《记丁玲》中,他又非常委婉地表达了对鲁迅的惋惜之情:“也有身不服老而又鲠直倔强的,带着游侠者的感情,在为弱小的事业与孤单的理想力主正义,则依然仿佛本身站在最前线上,作为人类光明的火炬,但自己在得失打算中既厌于执笔,不能写点自以为合乎理想的理想作品,也不能用什么有秩序的理论,说明所谓中国的纪念碑似的作品,是什么形式,需什么内容,在某种方法上某种希望里可以产生。只时时刻刻作着负隅自固的神情,向近在身边受了威胁的小小一点,加以猛毒的一搏,却忘了大处远处自己所能作所应作的事情。”沈从文:《记丁玲》,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41-142页;金介甫:《沈从文传》,第115-116页。②日本学者对“无政府主义者”巴金的研究表明,军阀时期的许多作家不得已而采取了“为批判而批判”的姿态,这一姿态表明社会对思想的高压与排斥:“任何思想在实践运动中寻找自身现实化的途径时,其参与者都往往通过‘批判’的形式主张自己站在战线前卫的新颖及纯粹性、正统性。尤其是当这种思想已为社会环境排斥并无实践可能时,这种强迫性的自负心便可能转化为‘为批判的批判’,这勿宁说是信仰者不得不选择的一种姿态。”[日]山口守坂井洋夫著:《巴金的世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③巴金一直以一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旧译安那其主义,Anarchism)自居,甚至主张以暗杀与恐怖主义手段变革社会。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巴金退出这一阵营,留学法国,开始“思想亡命”。他在1936年写道:“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被称为安那其主义者,我到现在还相信那主义……但其实我已经失掉了这个资格,我这几年来离开了实际运动的阵营,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在稿纸和书本上消磨生命。”巴金:“答徐懋庸并谈西班牙的联合阵线”,《作家》第1卷第6期,1936年9月;《巴金的世界》,第227页。④周作人在1925年写道:“照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也有非讲国家主义不可之势,但这件铁甲即使穿上也是出于迫不得已,不能就作为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机会还要随即脱下,叠起,收好。”到了1928年周作人便为自己设计了一种安静的活法:“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鲁迅曾以《语丝》的格调问题间接地表达了对于周作人的看法:“《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由此可知见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庄子所谓“察见渊鱼者不祥”,盖不独谓将为众所忌,且于自己的前进亦有碍也。”周作人被英国学者David E·Pollard界定为“一位退避的学者”,做了政治的逃兵,以迷恋士大夫趣味为消遣。参见周作人:“日本的人情美”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2页;“闭户读书论”,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中国气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79-681页《两地书》,1931年3月3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David E·Pollard:“周作人—一位退避的学者”,郭小秋译,载付乐诗等著:《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24页。①K.S.Liew,Struggle for Democracy:Sung Chiao-Jen and the1911Chinese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160(1971).②美国学者杨格(Ernest P.Young)用更为学术化的语言描画出了这种不安定感:中央政府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走向集权之路。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权力核心与新制度之间的冲突、官僚阶层与精英分子之间的矛盾以及北京政府与地方自治势力的矛盾。……因此,改革成功有一个假设必须成立:国家权力的集中与精英分子政治参与程度的大幅提高本质上兼容。然而,这一假设毫无疑问是不成立的。在1912年时,省已经成为改革力量集结和反集权运动者施展抱负的新中心。于是,集权与自由体制的冲突就和北京政府与各省之间的冲突交汇在一起。参见Ernest P.Young,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kai:Liberalism and Dictatorship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Ann Arbor,pp.80-85(1997);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0-372页。③关于军阀与文人及儒家思想的关系,参见[加]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集(军阀政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页11;[英]加文·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毕万闻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四章;赵恒惕编:《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51页;[美]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1878-1933)”,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第79页;[日]波多野善大:“民国军阀的形成过程”,《承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55页;[美]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尹庆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79页。①对传统儒家观念的执著在吴佩孚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1914年,吴佩孚奉袁世凯之命与袁的日本顾问讨论宪法中关于国防的条文,他认为:“因为宪法草案是现存外国宪法的翻译品,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而且因为与他争论每一点,将意谓冒违抗长官的危险,我采取缄默的上策。”在1924年失败以后,日本领事吉田建议吴与前直系军阀领袖段祺瑞合作,以稳定北方的形势。吴表示拒绝,他说:“各国之历史与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为有四千余年历史之邦,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远威,苟坏其一,则无收拾人心准绳,余若从贵领事之言,为一时权宜之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世人往往见中国共和政体之成立而以为君臣之义已灭,照余所见,则有异于是”。由此可见,吴佩孚对于宪法并非真心信服。吴佩孚对于君臣之义的理解还可以由下面的一段对谈而可见一斑:1924年9月17日,吴奉曹锟之命由洛阳入京,准备征讨张作霖。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市村瓒次郎慕名拜访,他对吴提出一个很中国式的问题:民国建立十余年,最大的问题是共和国的五伦缺一而只余四伦,即无君无忠,所以,“想为收拾人心至难”。吴佩孚回答说:四伦之说并不成立,因为依中国之“古道”,共和之新精神是用“长幼之序”来代替“君臣之义”,即“怀敬老尊贤之观念以敷教于天下,则君臣之义以行,而不伤及父老政治之本义”。“一乡有长老则一乡安,一省有长老则一省治”,“贱货贵才,敬老尊贤”是中国千古不变的美善风俗,以此为基础的父老政治是中国“千古不磨之不成文宪章”。在吴佩孚的观念中,与其说宪法之道是遵循西方的法治传统,不如说是延续中国礼乐治法与文章经国之道。参见[加]陈志让:“现代中国寻求政治模式的历史背景”,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一集(总论)》,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286页;[加]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载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集(军阀政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3-15页;赵恒惕编:《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279-283页。②汉语中的慷慨有着多重含义,如大度,大方,豪爽,情绪激昂等,而最有意味的一种解释是士对于天道无常,大志待筹的感叹。《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打得天下后回到老家,与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写曹操率百万雄师南征孙权,于明月皎洁之夜在江上置酒,欢宴众将。酒酣,横槊赋诗而作《短歌行》,于是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之文传于后世。美国学者浦安迪(Andrew H·Plaks)认为慷慨一词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表现在曹操身上的是某种空虚与厌世情绪,表现于《三国演义》一书则是“义士气概的局限”。浦安迪虽然精通汉语,却还是没能领会到“士”的资格与礼乐中国的关系。推而广之,凯撒、拿破仑、华盛顿、林肯、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恐怕都不知慷慨为何物。沈玄庐的一生是趟着革命的血路前行,屡屡处于恐怖而幽深的险境,他的文章与诗歌常常沉浸在恶梦的想象中。然而这悲剧般的境遇却没有淹没士的慷慨,他在1920年写道:“凡是悲剧,都要当作乌托邦的背面,不该当作灰心厌世的导旌。话虽如此,我也爱作慷慨激昂的东西,不过把一般人当作可以灰心的记载,戏剧,诗歌,我总看作成理想世界的历史。”士何以慷慨?为有江山入梦。参见[美]浦安迪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享寿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五章;沈定一:“答无名”,《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2月12日。①军阀支持联省自治策略也是为了把乡绅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时,还可以使地方从北洋军阀手中获得独立。对于像陈渠珍这样的地方小军阀而言,诸如“湘西自治”之类的方案也有利于他能不受省级军阀的管辖。文人支持“自治制宪”的策略是为了走出第三条道路,“地盘宪法”、“一部分人的自治宪法”、“革命宪法”,无论哪一条道路都是为了与军阀对抗。参见《沈从文传》,第54-55页;沈定一:“制宪问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8月22日。②对于民国时期流行的国家主义学说,陈炯明并不赞同。在《闽星报》发刊词中,陈谴责国家主义是政治野心家欺世诬民的骗术。即使一国以国家主义为手段达到富强,百姓却还要为政客们所控制而不自由。他借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主张以互助和博爱的精神不代替国家主义。虽然年青时以“竞存”为表字,但陈炯明的看法却与达尔文大相径庭,他认为生存竞争是一种道德欠缺的状态。很显然,这是因为儒家和谐观念的影响。参见[美]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1878-1933)”,第53-54页;陈炯明:“《闽星》发刊词”,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上),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2-406页。①应修人的另一首诗有着同样的新鲜与喜气:“笑问兰花何处生,兰花生处路难行。争向襟发抽花朵,泥手赠来别有情。”这是背负五千年历史的青年写出的文明之累,却如此的有余裕闲情,以至于读后使人悲、使人惧。兰花好比是圣贤之学、革命之志,能微笑着泥手赠与志于学者,而后便汇成王者之师了。应修人:“初游草佳村”,“游鄮隩问山儿女”,《修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4-75页。[1][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沈定一:“谁是师?谁是敌?”,《星期评论》第17号,1919年9月28日。[3]沈定一:“笔与枪”,《星期评论》第12号,1919年8月24日。[4]沈定一:“随便谈”,《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5]沈定一:“前途的灯”,《星期评论》,1919年8月17日。[6]沈定一:“中华民国的基础在哪里”,《星期评论》,1919年10月26日。[7]沈定一:“《浙江省平民自治宪法》说明书”,《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2月28日。[8][美]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6年版。[9]沈从文:“我的教育”,《沈从文文集》(第3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10]沈从文:“入伍后”,《沈从文文集》(第2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11]沈从文:“女难”,《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12]老舍:《骆驼祥子》,《老舍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13]鲁迅:“文艺与革命”,载《语丝》第4卷第6期,1928年4月4日。[14]鲁迅:“随感录四十二”,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15]鲁迅:“随感录三十六”,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9年11月15日。[16]鲁迅:“‘坟’的题记”,载《语丝》第106期,1926年11月20日。[17][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版。[18]章炳麟:《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9][美]普莱斯(Don C.Price):“革命与宪法:宋教仁政治策略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1981年。[20]梁启超:《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饮冰室文集·卷二十九》1912年10月20日。[2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22][美]麦科德:“军阀主义处于穷途之境:民初文人政治取代军事统治”,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7辑。[23][美]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24][加]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五集(军阀政治)》,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25][美]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与理想:陈炯明(1878-1933)”,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26][美]吉欧·波尔泰编:《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27]沈定一:“制宪问题”,《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8月22日。[28]沈定一:“凭我,你们只依我来”,载《责任》第13期,1923年3月5日。[29]沈定一:“题张静江与友合写的山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0月20日。[30]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沈玄庐其人》,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31]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32]沈定一:“塑像”,《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