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困难解决体系视野下的刑事推定
褚福民; 1: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摘要(Abstract)：

变更待证事实方式、严格责任、阶梯型罪名体系都具有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功能,它们与刑事推定一起构成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体系,三种方式的存在为准确定位刑事推定提供了坐标系。通过分析三种方式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的有效性、适用范围、正当性,可以初步勾画出刑事推定在解决证明困难体系中的定位。

关键词(KeyWords)： 刑事推定;;证明困难;;变更待证事实;;严格责任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刑事推定规制之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820012);;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初步成果

作者(Author): 褚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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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①关于“概括性认识”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拙文“证明困难的解决模式”,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②相关分析参见《检察日报》的报道,2009年11月11日第1版。③列举的情形包括:(一)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所携带的物品内查获毒品的;(二)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三)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四)体内藏匿毒品的;(五)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或不等值的报酬而携带、运输毒品的;(六)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毒品的;(七)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的;(八)其他有证据足以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的。④关于法律拟制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拙文“证明困难的解决模式”,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①目前为止,有些学者主张我国在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但是分析其具体论述可以发现,学者主张的严格责任基本上是程序性的严格责任,实际上应为引入推定。具体论述参见陈君:“论我国环境刑法中严格责任的适用”,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陶卫东:“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1期。②参见赵秉志、黄俊平:“对严格责任制度的考察”、赵秉志、时延安:“试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明知’与‘自愿’问题”、张明楷:“主客观统一原则在奸淫幼女犯罪中的贯彻”、王作富:“奸淫幼女罪的认定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高铭暄、朱本欣:“论奸淫幼女罪与非罪的界限”、陈兴良:“简论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制度”,载赵秉志主编:《主客观相统一:刑法现代化的坐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131、156、24、7、120页。①储槐植:“完善贿赂罪立法”,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在该文中,储教授将“罪刑系列”的立法模式概括为列举式、对称式、主从式三种,其中与解决犯罪构成要件证明困难相关的主要是主从式立法模式。①例如对于持有型犯罪,在刑法理论中的争论使得其设置遇到了不少阻碍;即使现在,仍然对其定位、价值等问题存在不同意见。[1]苗有水、黄河、李文健、高冬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第11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2]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3]储槐植:《美国刑法》(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美]道格拉斯·胡萨克:《刑法哲学》,谢望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展与限缩》,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6]储槐植:《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7]刘仁文:“刑法中的严格责任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8]骆梅芬:“英美法系刑事法律中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之辨析”,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5期。[9][英]鲁珀特·克落斯、菲利普·A·琼斯著,理查德·卡德修订:《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0][英]J.C.史密斯、B.霍根著:《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11]于佳佳:“我国刑法中严格责任之否定”,载《法治论丛》2006年第4期。[12]谢静:“论虚假信用申请罪”,载《金融法苑》2008年第1期。[13]陈兴良:“论金融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认定”,载姜伟主编:《刑事司法指南》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14]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15]白建军:“信用安全与道德冒险”,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16]储槐植:“完善贿赂罪立法”,《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17]高铭暄、张杰:“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5期。[18]储槐植、杨书文:“公务活动中单纯受贿行为之贪污罪处理”,《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