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的技术与情感——以许霆案为例
李兰英; 1:厦门大学法学院 摘要(Abstract)：

理论中的量刑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整体平衡,二是个别平衡。量刑整体平衡的实现依靠立法的技术及其合理的量刑规则;量刑个别平衡的实现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而离不开情感的因素。量刑的技术和情感并不是对立的两个因素。为了追求刑罚实质的公正和相对的量刑均衡,需要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科学合理的量刑来源于立法、司法的技术设计以及正义情感的归位。

关键词(KeyWords)： 量刑均衡;;量刑技术;;量刑情感;;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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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李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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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参见归丽华:《论量刑均衡的司法实现》,载《华东政法学院硕士论文》2002年电子版本,第8页。[1]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对盗窃罪量刑的数额标准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2]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l/2008-01-08/020014687927.sht ml。[4]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l/2008-01-08/020014687927.sht ml。[1]《广州中级法院关于许霆案前后量刑悬殊的释法答疑》,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03/31/content-13978714.ht m。[2]黄冲、王亦君:“8名律师就恶意取款者被判无期案上书最高法院”,《中国青年报》,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l/2008-01-08/020014687927.sht ml。[1]王琳:“许霆案轻判是司法还是民意的胜利”,《东方早报》,来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pl/2008-04-01/074515266758.sht ml。[2]譬如,在丹尼尔.高曼(Daniel Goleman)所著的《EQ》一书中,将情绪定义为“感觉及其特有的思想、生理与心理的状态,以及相关的行为倾向”。他研究的结果表明,情绪、行为、认知就如同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三者必须配合而非抗衡,才能使个人身心状态处在平衡状态。转引蔡秀玲、杨智馨著:《情绪管理》,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10月第1版,第127页。[1]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先生在全国大法官“大学习大讨论”研讨班上指出,“法院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要越来越近,不能越来越远。要切实纠正司法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习气和作风,真正体现司法为民。”(吴兢整理:“王胜俊:司法不要搞神秘化”,载《人民日报》2008年8月28日)[2]王小喜,安徽人,在泉州打工,与母亲一同生活,母亲病逝后,因为无钱埋葬或者火葬母亲,就采取了“将母亲的尸体装在麻袋里沉于水中”的葬母方式。几天后,尸体被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之后,认为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但其行为涉嫌“侮辱尸体罪”,将王小喜刑事拘留。见2008年11月29日《海峡导报》的相关报道。[1]2005年9月9日晋江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通过《刑事案件量刑规则》。这一规则包括四个主体部分和四个附件内容。主体内容分别是:一、量刑的一般规则;二、量刑情节适用规则;三、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规则;四、个别刑罚适用规则。在附件中分别对“本院受理的所占比例较大的几类刑事案件,包括盗窃、抢劫、抢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制定具体的量刑细化标准,供本院审理具体案件时参照适用”。[3]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规则》第9条。[1]如日本刑法典第66条、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2条第2款、台湾地区刑法典第59条、澳门地区刑法典第66条均规定了“刑罚的特别减轻制度”,可见,作为通行的制度,其价值和必要性并不令人怀疑。转引冯卫国:《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载郎胜、刘宪权、李希慧主编:《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328页。[2]学者李立众建议,将酌定减轻处罚核准权下放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参见:清华法学网站http://www.law.tsinghua.edu.cn/lawtsinghua/index.asp。[1]参见由《法制日报》及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共同主办《法制资讯》,2008年1月30日出版,第66页。[1]张庆旭:“数量型犯罪的量刑基准计量研究——兼论贪污罪量刑基准的构建”,载《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2]李荣:“影响量刑的法官情绪因素研究”,载《刑法实践热点问题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3][意]贝卡利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4]孙炜:“论同罪个案间的量刑均衡——由二审对量刑不当案件改判引发的思考”,载《江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8期。[5][美]唐.布莱克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6][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7]陈武能:“法官的天职与良知——重读英国名哲学家培根《论法律》有感”,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9期。[8][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9]庞凌:“司法如何介入政治”,载《法学》2002年第11期。[10]黄京平、李小文、吴江:《媒体干扰审判行为的刑事抗制》,黄京平、韩大元:《宪法学与刑法学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1][美]安德鲁.冯.赫希,著:《已然之罪还是未然之罪——对罪犯量刑中的该当性与危险性》,邱兴隆、胡云腾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12]周美华、黄应生:“盗窃案件如何规范量刑”,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7年第8期。[13]赵廷光:《量刑公正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4]季卫东:“电脑量刑辩证观”,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15]赵廷光:“量刑精确制导”,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16]罗猛、温国帅:“被害人宽恕与量刑”,载《时代法学》2008年第4期。[17]胡康生、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18][日]曾根威彦:《量刑基准》,载[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19][美]爱伦.豪彻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徐美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0]赵秉志:《刑罚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1]房保国:《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22]洪川:《法学中的现代和后现代》,载《人大法律评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