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话语变迁
郭云忠; 1: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2:国家检察官学院 摘要(Abstract)：

1980-2008年的29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既是对检察制度恢复重建曲折历程的真实记载,也是我国近三十年来法治发展轨迹的生动写照。报告中的话语变迁主要有三种方式:中心话语的交替变迁,风云人物的时代变迁,政治词语、军事词语、法律词语等具体词语的互动变迁。这些话语变迁,对检察机关而言,反映了自身定位的重大转变及其职能的相应转变,体现了从工具主义向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中国法治而言,从非法律话语向法律话语的逐渐演变,则意味着我国的法律体系正变得越来越形式理性化,从而增加了脱离民众的危险性。

关键词(KeyWords)： 话语;;词语;;政治;;军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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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郭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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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古人有所谓“不易之则”的说法:“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型之,万世传之”。参见夏勇:《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1页。[3]这29个报告文本均下载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网址hhtp://www.spp.gov.cn/site2006/region/00018.ht ml,访问日期:2008年9月25日。[1]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是相对而言的,并且词语的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也就是说,之所以如此分类和选择这些词语,是由于“我”认为合适,是在定性基础上的定量研究。对词语或话语进行分类研究主要是基于研究的目的,因此,目的不同分类也会不同。如美国学者梅丽在研究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问题时,曾把初等法院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分为法律话语、道德话语和治疗性话语三类。参见[美]梅丽:《诉讼的话语》,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1][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1]“同志”一词,曾经是老少皆宜、男女通用的泛尊称,也曾经是区分敌我的标志。“同志”连用最早见于2700年前的《国语.晋语》。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同志”一词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一大”党纲中就使用过“同志”一词。毛泽东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中央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但随着多元化人际关系的发展、人们淡化政治色彩的想法等原因,“同志”称谓几乎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参见唐颖、曲晶:《“同志”称谓的源流及其演变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1]白建军:“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2]夏勇:《朝夕问道——政治法律学札》,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3]李波:《史记字频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4]叶传星:“法学的阶级话语论析”,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5]蔡琳:“论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冲突”,载《法学论坛》2000年第1期。[6]姚建宗:“法治与公共话语”,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7]胡水君:“《法学研究》三十年:法理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8]雷磊:“二十世纪中后期中国主流法律观的文本考察”,载《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3期。[9][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10]尤陈俊:“法制变革年代的诉讼话语与知识变迁”,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11]刘思达:“当代中国日常法律工作的意蕴变迁(1979-2003)”,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12]黄文艺:“法律职业话语的解析”,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