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著名教育家，字鸿声，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人。1908年赴美留学，1911年获乌斯特大学理学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博士论文），为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1915年，郭秉文回国，参与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任教务主任，三年后任代理校长、校长。郭秉文先生深知，办学之道首在广延名师。在美国时，他曾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对中国的欧美留学生较为熟悉，决意招纳他们中的优秀人才为国效力。为此，他再度出国考察高等教育，广泛结交留美学生。对于他看中的真才实学者，千方百计地“拉”回国，常常预付薪水，作为归国旅费。

　　在郭秉文的努力下，一批学术精英纷纷回国。当时，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聚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郭秉文认准了这是一个“富矿”，几度诚邀创始社员加盟南高师。他先将社长任鸿隽和主要发起人秉志、胡刚复、杨杏佛等请来学校，或委以重任，或待若上宾，又鼎力支持他们将“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迁回国内，安扎在南高师。一时间，南高师名师荟萃，俊彦云集。

1919年，郭秉文任校长以后，即改革学校的组织制度和行政机构，颇具胆略地把学校各类事务实行分头管理，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之创举。他还对学制、学科、课程设置等作了变革。在南高师原设文史地、数理化两部和教育、英文、农业、工艺、商业、体育六个专修科，1920年1月他将两部合为文理科，下设8个系，并在原有6科之外新增两个专修科，构成8系8科，突破了师范科系设置的界限，为逐步过渡到创设大学奠定基础。

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实施“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和“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外平衡”的“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对学校发展颇多建树。他倡导“诚朴、求实、勤奋”的学风，要求学生要养成“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深静，大江之雄毅”般的国士风范。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郭秉文在对南高进行一系列改革时提倡男女同校，后终打破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女禁”，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的创始人，郭秉文为当时上海商科大学的筹备及创立多方奔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17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商业科，其时，郭秉文为校教务主任。1920年他着手筹建东南大学时，就决定将南高商业专修科扩充改组为商科大学，并且在选择校址时，他独具慧眼，认为“在人才与环境关系”上，商科“应在上海择地建设”。因为上海能够为学生提供“有关实际培训和与现实的工商业接触的机会”。当时正好暨南学校也要在上海办商科教育，郭秉文遂与暨南学校校长柯成懋相商，决定集两校之力，合办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春，他们同商学两界“关系素切各人”经过“集会商榷”，公推黄炎培、黄奕住、史量才等15人，组成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以后，由该委员会详细讨论筹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具体办法，决定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暨南学校合设上海商科大学”。

1921年夏，教育部批准了两校合设商科大学的方案。是年秋天，上海商科大学正式开办，由郭秉文兼校长，马寅初任教务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1921年8月16日举行第一次入学考试，9月28日，上海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国内有商科大学，自本日始。

1922年3月，商科大学改由东大独立承办，定名为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学校由以下六大系组成：（1）银行、财政以及保险；（2）会计；（3）对外贸易和领事事务；（4）交通运输；（5）工商管理；（6）一般贸易。学校当时还开有夜校课程，为经商人士提供进一步深造学习的机会，教师队伍以归国留美学生为主体。

　　 1925年，郭秉文离开东南大学，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从此成为促进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锋及从事国民外交的健将。他曾代表我国出席历届世界教育会议，且连续四届当选副会长。1926年5月他在纽约创立了对中华文化交流有重大贡献的“华美协进社”。1937年抗战爆发，郭秉文奉派驻英，以财政部次长兼中英贸易协会主任身份争取友邦助力。抗战胜利后，郭秉文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显示了其卓越的政治才华，被尊为“中国哲人”。

　　 晚年的郭秉文先生创立中美文化协会，从事中美文化交流活动。1969年8月29日，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并在其他许多方面成就卓越的郭秉文先生逝世，享年89岁。

“巍巍钟山，万人空仰芳惠在；浩浩江水，千古长留教泽存。”——也许中大校友的这副挽联，便是对郭先生这一生所作之无数贡献的最合适赞美。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90周年校庆纪念资料、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校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