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祖籍江西玉山，生于江西清江县。其早年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1912年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获得了硕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杏佛文存》、《杏佛演讲集》等。

 

杨杏佛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中国现代卓越的民主革命家、人权运动的先驱。杨杏佛在青年时代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杨杏佛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杨杏佛痛感时局不可为，遂决意弃官赴美留学。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杨杏佛等人在南京城北成立了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国民党第一区党部。1924年夏，因遭嫉妒和排挤，杨杏佛被迫辞职，前去广州，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孙中山奔走南北，奉行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五卅惨案后，杨杏佛在上海创办了《民族日报》，集编、排、校于一身，日夜努力，宣传“三民”主义，为罢工、罢课、罢市大声呐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杨杏佛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共同组织起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政府的人权团体，他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做了大量的工作。

 

除此之外，杨杏佛还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管理科学的先驱。

 

杨杏佛认为，“在现今世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为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回国后，杨杏佛与任鸿隽、赵元任、秉志、胡明复等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杨杏佛等人正式举起了科学这面旗帜。他们创办的《科学》月刊一直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都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物，对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功不可没。

 

1919年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商业科，杨杏佛任南高师教授兼商科主任。他主张实业与教育相结合的救国道路，学校的教育应当与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当时的商科教学也呈现出了这一特点。除了课堂讲授外，学校还提供一些实习和实地参观等机会，以培养学生实际的应用能力。他倡导“学以致用”的理念，告诉学生应该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之余，参加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的结合起来。

 

1927年10月，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震惊当局的考察报告《赤祸与中国之存亡》。

 

有学者认为，杨杏佛是“中国最早的MBA学位获得者之一”。他率先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强调在科学管理中只有改善福利、愉悦心情、协调关系，才能适应“为和平利世”的建设性竞争，提高劳动效率。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说是早期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的萌芽，对以后科学管理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1933年6月18日早上8时左右，杨杏佛与儿子杨小佛乘坐一辆敞篷车外出，遭到4名特务连连射击，杨杏佛不幸中弹身亡，遇难时年仅40岁。由此，杨杏佛被称为“为人权流血第一人”。对于杨杏佛的死，鲁迅先生奋笔疾书《悼杨铨》诗篇，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先生是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斗士，同时，他也为我国的教育事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科学管理理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始终影响着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办学、教学的后人们，也引导着上海财经大学在商科教育中，始终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实践的重要性以及知识与实践的关联性，将他的理想与智慧继承并发扬下去。

 

 

来源：上海财经大学校友会网络资料，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校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