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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1 典型的表面等离激元材料及其相应的等离激元响应 等离激元损耗取决于等离子体响应频段和载流子迁移率; TI, 拓扑绝缘体; 图中描述了金属(Au, Ag, Al, K, Na, Al; Pt, Pb, Pd和Ti)、 超导体(YBa2Cu3O7-d)、石墨烯、拓扑绝缘体(HgTe和Bi2Se3), 以及各种半导体(In2O3/SnO, ZnO, Ge, Si, III-V族, 和SiC)的载流子迁移率、等离子体响应频段; 图上方给出了石墨烯、半导体和金属天线的典型尺寸, 并绘制了这些材料的等离激元天线尺寸与辐射损耗之间的关系[3]
Figure1. Typical plasmonic materia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plasmonic responses[3]. The plasmon damping largely depends on the plasma frequency and carrier mobility. TI, topological insulator. We present parameters for metals (Au, Ag, Al, K, Na; Au, Ag, Cu, Na, Al; Pt, Pb, Pd, and Ti), a superconductor (YBa2Cu3O7-d), graphene, two TIs (HgTe and Bi2Se3), and various semiconductors (In2O3/SnO, ZnO, Ge, Si, III–V’s, and Si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ze of a dipole plasmon antenna made of these materials and radiative damping is schematically plotted in the upper part. Typical antenna sizes of graphene, semiconductor, and metals are indicated.
红外表面等离激元材料 | 载流子迁移率cm2/(V·s) | 可调性 | 局域能力λIR/λp | 品质因子 |
金属(如Au, Ag)[31,32] | ~100—102 [33] | 电学不可调 | < 5[34] | < 36[30] |
半导体(如Ge, ITO)[35,36] | ~100—103[36] | 电学可调 | < 10[30] | < 37[30] |
超导体(如FeSe)[37,38] | ~104[39]* | 电学可调 | — | — |
拓扑绝缘体(如Bi2Se3)[40,41] | ~104[42] | 电学可调 | < 900[41,43] | 3[43] |
石墨烯[30,31] | ~103—105[30] | 电学可调 | ~40—220[7,18,30,34,43] | < 130*[30] |
碳纳米管[44,45] | ~103—104 [46] | 电学可调 | ~100—1000[47] | < 26[47,48] |
注: *表示低温. |
表1比较红外等离激元材料金属、半导体、超导体、拓扑绝缘体、石墨烯及碳纳米管的载流子迁移率、可调性、局域能力以及传输距离; 等离激元波矢可以表示为q = q'+ iq'', q'为等离激元波矢实部, q''为等离激元波矢虚部; λp为等离激元波长,
Table1.Comparing carrier mobility, adjustability, confinement ratio, and propagation length of SEIRA materials (metal, semiconductor, superconductor, topological insulator,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 Plasmon wave vector q = q'+ iq'', the real part q' is used to define plasmon wavelength
金属等离激元最早被应用于表面增强红外光谱领域, 可以追溯到1980年, 金和银纳米颗粒被发现可以显著增强单分子膜的红外吸收[8]. 随后多种金属薄膜和共振结构被设计用于实现表面增强红外光谱探测. 虽然金属等离激元共振频率主要分布在可见及紫外波段, 但是通过设计不同光频天线结构, 也能实现红外波段的金属等离激元共振增强. 贵金属Ag和Au具有较低的光学损耗[49,50], 是最常使用的红外表面等离激元材料. 然而Ag在空气中极易被氧化, 影响了其等离激元器件的稳定性. Au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 是一种高性能的红外表面等离激元材料. 2008年, Kundu等[51]设计的金纳米壳结构实现了红外表面等离激元104的场增强因子; 2015年, Brown等[52]通过设计扇形金纳米天线/SiO2/金反射层结构实现了十八烷硫醇的红外增强探测, 场增强因子高达105. 整体而言, 金属等离激元表现出良好的红外光谱透射和反射模式的兼容性、易修饰的表面及优异的光捕获及聚焦能力等优点[53—56]. 然而, 金属等离激元的高欧姆损耗、难以调控、场局域能力差、制造成本高以及缺乏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 CMOS)技术的兼容性等缺点, 限制了其在SEIRA领域的应用[3,57].
为了克服金属等离激元难以动态调制的瓶颈, 基于半导体的红外表面等离激元得到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这是因为半导体材料不仅兼容CMOS工艺, 还可以通过电学调控等手段实现动态可调的等离激元响应. Huang等[58]研究了一种在近红外波段有等离激元响应的导电玻璃(ITO)超表面结构, 并且随着栅极电压的增加, 半导体等离激元共振频率发生蓝移. 动态可调的半导体等离激元能锁定分子的振动模式, 从而提高半导体等离激元与分子振动模式的耦合效率, 被广泛应用于增强红外探测. 例如Baldassarre等[59]通过对在Si上外延生长的Ge重掺杂(载流子浓度约为2.3 × 1019 cm–3), 实验上实现了对聚二甲基硅氧烷的红外增强探测, 其场增强因子约102. 但是大多数半导体在重掺杂下才能实现红外等离激元响应, 而重掺杂的半导体往往具有较低的载流子迁移率, 例如掺杂浓度约为1021 cm–3的导电玻璃(ITO)的载流子迁移率仅为13.6 cm2/(V·s)[60]. 低载流子迁移率导致半导体等离激元高的欧姆损耗使其在SEIRA领域的发展遇到了挑战[60—62].
新型材料如拓扑绝缘体和超导体的等离激元共振频率主要分布在太赫兹及红外波段. 拓扑绝缘体表面具有被拓扑保护的电子态[63,64], 可以方便地实现等离激元的调制, 因此也吸引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2017年, Yuan等[40]利用s-SNOM在纳米厚度的Bi2Te3薄片上直接观测到中红外波段的等离激元响应. 通过改变拓扑绝缘体的化学成分以及光栅结构, 利用拓扑绝缘体的表面态电学可调的性质, 拓扑绝缘体等离激元共振频率可被有效调控[65-67]. 然而由于生长技术的限制, 制备的拓扑绝缘体质量参差不齐且表面态极不稳定, 限制了拓扑绝缘体在表面增强红外光谱领域的发展. 超导体具有超高的导电性, 可以支持受温度和电学调控的低损耗的等离激元[68,69], 是潜在的红外表面等离激元材料. 然而由于高频率的光子会破坏决定超导体电流输运的库珀对(Cooper pair), 室温下超导体在红外波段无等离激元响应, 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实现超导体的红外等离激元响应的方法[70].
电学动态可调的石墨烯等离激元在红外波段的局域电磁场高度增强、低本征衰减等优异性质使微量纳米材料的超高灵敏度的探测成为可能, 并在分子结构识别、折射率传感和化学反应监测上具有重要应用. 2014年, Li等[6]通过检测石墨烯条带上8 nm厚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覆盖层, 观察到石墨烯等离激元共振峰中增强5倍的C=O键振动信号. 但是受介电环境的影响及石墨烯生长和转移技术的限制, 实验中使用化学气相沉积生长的石墨烯载流子迁移率最高仅能达到2000 cm2/(V·s), 这种低载流子迁移率的石墨烯使其等离激元寿命及共振强度大幅降低. 为了提高石墨烯载流子迁移率, 可以使用少杂质和低缺陷的石墨烯、采用无红外活性声子的介电基底(如CaF2, MgF2)或者构建异质结结构(如hBN-石墨烯异质结)等[24,71,72].
此外, 石墨烯等离激元在不同波段的性质也差别较大. 在近红外波段, 高的带间损耗导致石墨烯等离激元难以激发, 而金属及半导体等离激元的近红外响应已经有报道[73]. 预计通过提高石墨烯掺杂水平、减小石墨烯尺寸以及发展低温探测技术等手段, 有望实现可用的近红外波段响应的石墨烯等离激元. 从中红外到远红外/太赫兹波段, 如表2所列, 激发石墨烯等离激元所需的石墨烯尺寸从纳米量级到微米量级, 石墨烯本征寿命从皮秒量级增加到纳秒量级, 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局域能力随着其波长增大而大幅减弱[74,75]. 而对于石墨烯等离激元增强红外探测领域, 因为识别分子振动模式及结构变化的特征峰主要分布在中红外的分子指纹区域(600—1500 cm–1), 所以中红外波段的等离激元响应至关重要. 而在中红外波段, 与半导体等离激元和金属等离激元相比, 石墨烯等离激元具有更高的载流子迁移率、更强的场局域能力以及更高的品质因子(如表1所列); 并且相比较于块体材料, 二维材料石墨烯对介电环境变化更加敏感.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在中红外波段的优异性质使其成为增强红外光谱响应的理想方案.
石墨烯等离激元 | |||
等离激元响应波段 | 近红外(0.7—2.5 μm) | 中红外(2.5—25 μm) | 远红外及太赫兹(> 25 μm) |
能否激发 | 否 | 能 | 能 |
尺寸 | — | ~100 nm | ~1 μm |
本征寿命 | — | ~20—120 psa | ~0—40 nsa |
局域能力 | — | ~40—220b | < 50c |
注: a摘自文献[74]; b摘自文献[7,17,43]; c摘自文献[76,77]. |
表2不同波段的石墨烯等离激元性质比较
Table2.Properties of graphene plasmon in different plasmon wavelength.
碳纳米管是一维碳纳米材料, 其等离激元具有和石墨烯等离激元相似的优异性质, 例如低欧姆损耗、动态可调、高载流子迁移率等. 同时由于碳纳米管的一维特性, 其Purcell因子(材料自发发射率/自由空间的衰减率)比石墨烯高了三个数量级, 因此碳纳米管具有更高的场局域能力(最高约103)[78]. Shi等[47]利用s-SNOM直接观测到单壁碳纳米管在红外波段的等离激元响应, 具有金属特性的单壁碳纳米管等离激元展现出极高的光场束缚(约1 nm), 品质因子高达20. 然而由于碳纳米管制备的不均匀性(不同的手性和长度)导致的低相干性和低品质因子[79], 限制了其在表面增强红外光谱领域的发展, 因此进一步研究碳纳米管的生长和转移技术是有必要的.
3.1.高光场束缚
石墨烯等离激元波长比自由空间光波长小两个数量级, 即石墨烯等离激元对自由空间光波的空间压缩比为106,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具有超高的光场束缚[15]. 同时石墨烯等离激元的高压缩比也意味着较大的波矢失配, 因此为了激发石墨烯等离激元必须满足波矢匹配条件, 常用的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激发方式包括棱镜耦合、针尖散射近场激发和光栅耦合等. 图2(b)绘制了石墨烯等离激元和金属等离激元的色散关系[83], 从中红外到太赫兹波段, 石墨烯等离激元具有明显更低的群速度,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具有更高的亚波长限制. 通过有限元方法可以计算出约90%电磁场被束缚在石墨烯表面15 nm内, 而金属表面500 nm才能实现90%的电磁场束缚, 如图3(a)所示[25]. 这种高度局域在石墨烯表面的电磁场使光波群速度大幅降低, 从而进一步增强红外波段范围内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图 3 石墨烯等离激元性质 (a)石墨烯等离激元高光场束缚, 石墨烯与金的近场强度束缚的百分比随纳米结构空间距离d变化的关系[25]; (b)石墨烯等离激元低本征损耗, 固定光子能量
Figure3. Graphene plasmon: (a) High field confinement, percentage of space-integrated near-field intensity confined within a volume extending a distance d outside the nanoantenna[25]; (b) low damping, the intrinsic Dirac plasmon lifetime τp is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electron density n and for a fixed photon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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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低本征损耗
本征损耗是影响器件性能的重要因素. 石墨烯等离激元损耗主要有三种机制: 电子-电子散射、电子-声子散射和电子-杂质散射[19]. 而电子-电子散射机制决定了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本征损耗. 图3(b)分别描述了中红外和太赫兹波段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本征损耗与石墨烯掺杂浓度的关系, 随着石墨烯掺杂浓度的增加, 石墨烯等离激元本征损耗减小; 且由于石墨烯的电子是无质量的狄拉克费米子, 它的本征态的手性特性抑制了电子的反向散射,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本征寿命比普通二维电子气本征寿命要长得多[74].2
3.3.易于调谐
随着等离激元共振频率和分子振动频率之间的失谐, 远离等离激元共振频率的分子振动模式的红外吸收会减弱. 因此为了实现分子振动模式和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强耦合, 需要将石墨烯等离激元共振频率调控到分子的振动频率附近. 对于金属等离激元, 一旦确定了金属结构, 就很难调节其共振频率. 而对于石墨烯等离激元, 即使确定了其器件结构, 也可以通过改变化学掺杂浓度或者栅极电压调控石墨烯等离激元共振频率. 由随机相位近似理论可以计算出石墨烯等离激元的色散关系[15]:2
3.4.宽光谱响应
石墨烯等离激元在太赫兹和中红外波段具有宽光谱响应. 石墨烯等离激元的易于调谐使石墨烯等离激元共振频率在宽光谱范围内可以被有效调控, 包括改变石墨烯的结构(纳米条带[24]、圆盘[84]、纳米孔[85]等)、尺寸[86]、层数[87,88]、载流子浓度和介电环境等[73,76], 如图3(c)—(g)所示. 通过调控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共振频率, 其在中红外波段的宽光谱响应覆盖了红外分子指纹区域,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能灵敏探测分子复杂的振动模式, 在表面增强红外光谱探测中有着巨大潜力.-->
4.1.分子指纹探测
石墨烯是优异的红外表面等离激元材料, 当石墨烯等离激元和吸附在石墨烯表面分子的振动模式相消干涉时, 消光谱线上出现凹陷的峰形. 通过识别凹陷峰的位置可以得到分子振动模式的信息. 如图4(a)所示, Rodrigo等[25]利用单层石墨烯在SiO2/Si基底上制备了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 并且在消光谱线上观测到重组蛋白A/G和山羊抗小鼠免疫球蛋白G(IgG)双层蛋白质层的amide I和amide II振动模式对应的凹陷峰. 然而, 二维材料石墨烯极易被介电环境影响. 当石墨烯放置在SiO2基底上时, 基底SiO2的声子与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强耦合会显著降低红外增强探测的灵敏度. 使用无红外活性声子基底(例如CaF2和MgF2)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如图4(b)所示, Hu等[24]利用无红外活性声子CaF2基底的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实现了对8 nm聚氧化乙烯(PEO)14种分子振动模式的超灵敏探测, 红外消光谱信号增强倍数高达10. Wu等[26]利用MgF2基底的双层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 同时观测到可以识别和监测牛血清蛋白质的结构及结构变化的amide I, amide II, 侧链和端点四种分子振动模式. 但是在生物化学探测领域, 大多数生物化学反应都在液相环境下进行. 目前探测分子时是将分子旋涂在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表面并干燥. 而在旋涂和干燥过程中, 一些分子(例如蛋白质)的结构、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会发生改变, 因此发展石墨烯等离激元生物化学液相探测至关重要.图 4 分子红外指纹区增强探测 (a)石墨烯等离激元增强红外生物探测蛋白质[25]; (b)红外指纹区增强探测PEO分子振动模式[24]; (c)柔性云母基底石墨烯红外传感器[90]; (d), (e)声学石墨烯等离激元增强红外探测[91,82]; (f)悬空石墨烯红外窗片[89]
Figure4. (a) Graphene plasmon-enhanced infrared bio-sensing of protein[25]; (b) infrared fingerprint region enhanced detection of PEO vibration modes[24]; (c) flexible mica based graphene infrared sensor[90]; (d), (e) acoustic graphene plasmon enhanced infrared detection[91,82]; (f) suspended graphene to be infrared window[89].
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日益增长的需求, 如何实现柔性可穿戴的红外传感器成为SEIRA领域研究热点之一. 石墨烯作为一种超薄、超轻、机械性能超强的二维材料, 在柔性电子领域有重要应用. Hu等[90]利用云母基底设计了一种柔性可调谐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图4(c)), 即使经过1000次弯曲, 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共振频率、吸收强度、品质因子以及实空间局域场分布几乎不受影响. 石墨烯优异的机械性能和稳定性使石墨烯等离激元器件即使在弯曲条件下仍能稳定地探测分子的红外振动模式, 为柔性可穿戴红外传感器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近, 声学石墨烯等离激元因其超强的场局域能力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 通过设计石墨烯/绝缘体/导体谐振腔结构, 激发的石墨烯等离激元在小波矢处具有线性色散, 因此称之为声学石墨烯等离激元[82]. 如图4(d)所示, Chen等[91]利用COMSOL设计了一种能激发声学石墨烯等离激元的石墨烯圆盘/纳米介质层/金膜的纳米谐振器; 与传统石墨烯等离激元相比, 声学石墨烯等离激元具有更强的z方向的场局域能力, 并且其品质因数(
此外, 石墨烯具有良好的红外透光性, 也可用作红外光谱的新型窗口材料. 如图4(f)所示, Hu 等[89]提出了一种大面积悬空石墨烯 (直径可达到150 μm)的有效制备方法. 使用单原子厚度的悬空石墨烯作为红外窗口材料不仅具有超高的红外光透射率 (>97.5%)和优异的机械性能 (断裂强度约90 GPa), 相比传统的红外窗口材料 (例如CaF2)还可以显著降低测量过程中因背景扣除而引入的杂散信号, 是纳米材料红外光谱测量的理想红外窗口材料.
1935年, Beutler在实验上首次观察到表现为不对称形状的电离谱线的Fano共振现象[92]; 1961年, Ugo Fano给出了Fano共振的理论解释—原子的离散激发态和相同能级的连续体之间的量子干涉现象[93]. 因此通过设计石墨烯光栅结构或者破坏纳米结构的几何对称性, 使激发出的尖锐的亚辐射模式(高阶振荡)与超辐射模式(偶极子)发生相消干涉, 可以产生Fano共振. 在石墨烯等离激元Fano共振结构中, 具有更高的品质因子的高阶石墨烯等离激元被激发, 且其谱线具有两个共振吸收峰, 可以同时增强分子的多个振动信号, 为多光谱生物传感提供了平台[29]. Guo等[94]理论上提出了一种石墨烯等离激元超材料Fano结构, 当石墨烯载流子迁移率为1000 cm2/(V·s)时, 传统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探测分子振动模式信号的增强倍数仅一个数量级, 而该Fano结构探测分子振动模式信号增强倍数可以高达400. 但是受微纳加工技术及石墨烯生长转移技术的限制, 实验中还未实现基于Fano共振结构的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增强探测. 因此未来探索石墨烯等离激元Fano共振模式的实验对其应用于生物化学探测及生物化学反应监测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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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气体识别
气体分子的灵敏识别在环境安全、医疗健康等应用中起着关键作用. 例如石油及化工行业[95], 气体传感器被应用于监测产品生产过程中释放的有毒或易燃气体, 从而及时发现险情并保障工作人员的安全. 大气科学中[96], 高灵敏度的气体传感器被应用于监测和分析不同温室气体的含量和传播. 医学中[27], 气体传感器常被应用于呼吸诊断. 然而常见的基于电学的气体传感器通常不能直接识别气体分子种类和浓度的变化. 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能灵敏探测分子的振动模式, 推动了基于等离激元的气体红外传感器的快速发展. 如图5(a)所示, Liu等[97]设计金天线结构, 利用其等离激元对介电环境的响应检测Pd纳米颗粒上吸附的氢气的浓度变化. 但是大多数金属难以吸附气体分子, 因此金属等离激元增强探测气体分子的振动模式面临着巨大挑战.图 5 气体识别 (a)金属等离激元检测氢气[97]; (b)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探测丙酮和己烷气体[98]; (c)基于石墨烯等离激元的红外传感器对气体的无标记识别[27]
Figure5. (a) Metal plasmon detection of hydrogen[97]; (b) graphene plasmon infrared sensor for the detection of acetone and hexane vapor[98]; (c) label-free identification of gas by infrared sensors based on graphene plasmon[27].
微纳加工后的石墨烯边缘存在大量的缺陷和悬键, 能够吸附大量气体, 并且石墨烯边缘热点处超强的局域电磁场可以有效的增强气体分子振动模式的红外吸收, 为各种新型气体传感器应用提供了新思路. Farmer等[98]利用基于石墨烯等离激元的红外传感器对气体丙酮的C=O分子振动模式和己烷的C—C分子振动模式进行了红外增强探测. 该气体传感器灵敏度能达到50 zeptomole/μm2, 但是其得到的谱线信噪比有待提高, 如图5(b)所示, 原因可能是气流的不稳定及器件基底SiO2声子和杂质的散射. 为了获得稳定和高灵敏度的气体传感器, Hu等[27]将CaF2基底的石墨烯等离激元气体传感器放入装配有流量计和压力计组合的气体腔室(气体腔室可以精确控制气体的参数), 成功实现了SO2, NO2, N2O和NO的无标记灵敏识别和对气体化学反应的实时监控, 如图5(c)所示. 然而, 由于气体分子的介电响应和等效偶极振动强度比固体薄膜低数个量级, 例如, 8 nm厚度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 methacrylate, PMMA)可以达到 0.25%的红外吸收, 达到和PMMA相同的吸收强度需要通入1000 ppm NO2气体(空间范围约5 mm). 而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局域电磁场增强空间范围(几十纳米)远小于气体分布的空间范围(毫米量级), 探测水平目前仅能达到约103 ppm. 因此石墨烯等离激元气体红外传感器仍然面临气体分子的吸附量低以及探测效率低等问题. 为了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需要研究提高石墨烯气体吸附量及探测效率的方法, 例如设计石墨烯三维孔洞结构以及功能化修饰石墨烯表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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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分子振动模式全方向识别
如图6(a)所示, Liu和Cubukcu[99]利用杂化模式理论证明了石墨烯等离激元对分子振动模式的全方向和超灵敏传感的性质. 当入射光偏振方向垂直于分子振动方向时, 传统红外光谱无法直接探测分子的振动模式. 例如hBN具有面内面外两种振动模式, 传统红外光谱无法直接探测到hBN的面外模式, 而利用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全方向传感特性可以克服这一挑战. 如图6(b)所示, Hu等[24]在实验中利用石墨烯等离激元红外传感器同时检测到hBN平面内和平面外的振动模式信号(1370 cm–1, 820 cm–1). 石墨烯等离激元的全方向传感特性开辟了检测分子振动模式的新可能, 在生物、化学、医学、环境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图 6 分子振动全方向识别 (a)石墨烯等离激元全方向传感能力[99]; (b)石墨烯等离激元灵敏识别hBN面内及面外振动模式[24]
Figure6. (a) Graphene plasmon omnidirectional sensing capability[99]; (b) graphene plasmons sensitively identify the in-plane and out-of-plane vibration modes of hBN[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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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折射率传感
由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推导可得图 7 折射率传感 (a)石墨烯等离激元对不同折射率覆盖物的反射率[28]; (b) Ag-石墨烯杂化结构折射率传感[102]; (c)具有H, T和HC高阶模式的石墨烯Fano超材料结构的透射光谱和Fano高阶模式对不同分析物(由折射率标记)的折射率传感[29]
Figure7.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 (a) Reflectance from the structure for different values of the refractive index on top of the graphene[28]; (b) Ag-graphene hybrid structure for refractive index sensing[102]; (c) the transmission spectra of the Fano metamaterials with H, T, and HC order modes and simulated transmission spectra of the HC Fano resonance mode with different analyte (marked by refractive indices)[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