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ypical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in Southern Hebei Plai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Zhi,1,2, LIU Jinsong,1,2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02-10修回日期:2020-12-12网络出版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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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2-10Revised:2020-12-12Online: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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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智(1989-), 男, 河北邢台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与城乡发展。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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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 刘劲松. 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 地理学报[J], 2021, 76(4): 939-954 doi:10.11821/dlxb202104011
LI Zhi, LIU Jinsong.
1 引言
冀南平原位于河北省南部,西邻太行山,东接山东省,行政区划隶属于邢台、邯郸地区,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面积约1.6万km2,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冀南平原远离京津冀城市群核心区,区内及周边缺少辐射带动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县域经济实力普遍较弱,乡村转型发展以内生动力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的发展受到工业化与城镇化影响,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持续转型重构,乡村非农化、混杂化特征日益显著。截至2018年底,全区人均GDP约4万元,人口密度约770人/km2,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2 hm2;乡村聚落达5000余个,分布密度约0.35个/km2,村落建设用地面积平均约0.22 km2,其中80%的村落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村落,乡村振兴面临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外部环境等综合约束。厘清农业村落过去40年的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是破解这些约束的关键所在,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新时期冀南平原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1]。乡村转型是乡村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乡村出现了以粮食过剩为主要特征的“生产主义”危机,乡村发展经历了“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追求产量的乡村”逐渐让位于“多元乡村图景”[2,3,4,5],乡村转型成为西方乡村地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乡村后生产主义转型和乡村多功能转型相继成为乡村转型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6,7,8,9]。受“文化转向”哲学思潮影响,乡村转型研究出现了政治经济[10,11,12,13,14,15]、社会文化视角[15,16]。例如,Newby等主张将社会学理论用于乡村转型研究,着重关注因资本积累的地理空间变迁导致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12,13,14];Cloke等主张从功能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建构三个理论视角来评价乡村转型特征[16]。
21世纪初,中国乡村地理****借鉴了西方乡村转型理论和研究范式[17,18,19],围绕中国乡村转型实践,从理论[20,21]、时空过程[22,23]、影响因素[23,24]、对策建议[25,26,27]等方面,开展了不同尺度[17, 23, 26]、不同区域的实证研究。例如,刘彦随探讨了1978—200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发展[28];龙花楼等从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乡村转型与乡村重构的理论内涵[29],指出乡村转型是乡村重构的结果,强调地域系统的质变,乡村重构是乡村转型的过程,强调人为干预和调控,系统提出了乡村转型重构机制框架[29,30,31,32,33],并在中国多个区域开展了乡村转型的实证研究[31, 34-35]。中国乡村社会****也围绕乡村转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村庄社会关系[36,37,38]、家族文化[38]、基层组织[36,37,38]、村庄与国家关系[37]、乡村治理[39,40,41]等方面。例如,贺雪峰通过村庄田野调查,剖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华北、华南等地村庄社会关系、宗族文化、村庄秩序等方面的转型特征[36];毛丹将中国农村转型放在村庄与市场、村庄与城市、村庄与国家三大关系转变背景中进行了专门研究[37]。
乡村转型是指乡村聚落发展状态的本质性变化,涉及空间、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乡村转型研究呈现出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融合交叉的研究特点。西方乡村转型研究侧重关注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实证研究以个案剖析为主;国内乡村转型研究则以空间为主要切入点,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实证研究成果丰硕,但微观尺度案例研究多围绕旅游村、专业村、城郊村、古村落等特色村落展开,普通农业村落转型案例研究尚显不足。本文以冀南平原的典型农业村落——历城村作为案例村,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1978—2018年该村的转型过程,进而凝练冀南平原农业村落的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
2 研究区与数据
2.1 研究区
历城村隶属于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贾家口镇。截至2018年底,全村户籍户共190户,户籍人口599人,18岁以下159人,18~60岁353人,60岁以上87人;常住户共156户,常住人口401人,18岁以下110人,18~60岁205人,60岁以上86人。耕地面积49.47 hm2(共394个地块),建设用地面积10.04 hm2(共211个地块)。该村东邻贾家口镇区,北距393省道仅1 km,生活和交通便利(图1、图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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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Location of Licheng village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历城村聚落格局
Fig. 2Spatial pattern of settlements in Licheng village
历城村是冀南平原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20世纪90年代后期,历城村先后建设了1家水泥楼板加工厂,4家小型电线电缆生产加工厂,均为个体企业,没有村集体产业。截止2018年底,该村企业从业人员共计42人,约占本村劳动力的1/10,企业占地均是村落边缘的村集体未利用地,工业企业并未大规模发展,耕地的数量和性质没有改变(国家建设G20高速公路征用耕地10 hm2除外),农业种植未受企业直接影响,农户一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贾家口镇已逐渐发展成为河北省著名的电线电缆工业小镇,电线电缆生产制造工厂集中分布在贾家口镇区及周边中心村,为历城村居民提供了充足的非农就业岗位,目前非农收入已成为历城村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包括3个方面:① 人口和耕地数据。从镇政府和村委会获得1995年、2005年、2018年历城村人口户籍登记表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表。并通过村支书、村会计、4名退休教师、10名65岁以上村民(随机抽取10人)等重点访谈对象,进一步核实1978—2018年历城村户籍人口数量、常住人口数量、劳动力职业构成、耕地总量和农业种植结构。② 农户生产和消费数据。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50户,构成调研样本,其中,完全农户10户、兼业农户30户、非农户10户①(① 完全农户是指家庭劳动力人口均从事农业种植活动的农户;兼业农户是指家庭部分劳动力人口从事农业种植,部分劳动力人口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非农户是指家庭劳动力人口全部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半结构访谈,获取1978—2018年历城村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消费数据。③ 聚落空间数据。从Google Earth的高清影像图(2018年12月拍摄)获得2018年历城村聚落空间图,结合村庄历史图集和实地走访,修编获得1978年、1985年、1995年、2005年4期历城村聚落空间图;结合各个时期历城村人口户籍登记表和调研结果,在各期聚落空间图中标注每一个农村住宅的户主、人口数、居住状态(常年居住、季节性居住、闲置)②(② 季节性居住是指非采暖季节在农宅居住、采暖季节在高层楼房居住;闲置是指一年中居住少于2个月,一般仅在春节返乡期间短期居住。)等属性信息。3 农业村落转型过程与特征
3.1 聚落空间转型过程
聚落空间转型是指村落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布局的转变。厘清聚落空间转型过程,是改善村庄人居环境、优化村落空间布局的关键。3.1.1 村落建设用地总规模不断增加,且具有明显阶段性 1978年(基期),历城村建设用地总规模为2.47 hm2,农村住宅用地总规模为2.24 hm2,人均住宅用地面积不足75 m2/人(表1),没有工业用地(图3)。
Tab. 1
表1
表11978—2018年历城村建设用地和人均住宅用地统计数据
Tab. 1
年份 | 建设用地总 规模(hm2) | 住宅用地总 规模(hm2) | 工业用地总 规模(hm2) | 户籍/常住 人口(人) | 户籍/常住人均 住宅用地(m2/人) |
---|---|---|---|---|---|
1978 | 2.47 | 2.24 | 0 | 302/302 | 74.01/74.01 |
1985 | 3.36 | 3.15 | 0 | 369/365 | 85.38/86.31 |
1995 | 4.90 | 4.68 | 0 | 462/460 | 101.46/101.90 |
2005 | 7.23 | 5.67 | 1.36 | 517/470 | 109.74/120.71 |
2018 | 10.04 | 6.97 | 2.89 | 599/401 | 116.44/17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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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78—2018年历城村聚落空间变化
Fig. 3Changes in the settlement space of Licheng village from 1978 to 2018
1978—1995年村落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至4.90 hm2,以住宅用地扩张为主,没有工业用地(图3)。期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32‰,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基本持平,复合家庭③(③ 复合家庭是指在某一代中包含两对及以上夫妻的家庭。)逐渐瓦解,新建住宅快速增加,住宅用地规模从2.24 hm2增加至4.68 hm2,户籍人口人均住宅用地面积增至101.46 m2/人。
1995—2018年村落建设用地总规模增至10.04 hm2,住宅用地增至6.97 hm2,工业用地增加了2.89 hm2,但2010年以来,村落建设用地扩张受到政策严格管控,聚落空间开始从外延扩展向内部重构转型。这一期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为11.36‰,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常住人口规模降至401人,但住宅用地继续扩张,常住人口人均住宅用地面积达到173.73 m2/人(表1),聚落空间集约化水平显著降低(图3、图4)。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8年历城村农村住宅利用现状
Fig. 4Rural residential utilization status of Licheng village in 2018
3.1.2 村落住宅用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布局,聚落空间持续重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历城村住宅用地沿旧村主要道路向村南、村东不断蔓延,聚落空间持续重构(图3)。改革开放初,村落人均住宅用地不足75 m2,村内没有闲置或废弃住宅。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户收入不断提高,老(新)户有了翻旧(盖新)的经济实力,同时村落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复合家庭分户居住需求增多,家庭小型化趋势逐步显现,农户盖房需求显著增加。旧村周边的储粮和晾晒场地逐步转为了宅基地。到2005年,宅基地已全部分配给农户,但部分农户建房需求未能得到满足。2010年以来,建设用地扩张受到严格管控。为缓解部分农户宅基地不足压力、满足农户改善居住条件诉求,2016年该村在村北盖了2栋居民楼,共有72套住宅。楼房住宅改变了村落居住空间格局,加剧了村落“空心化”,推动了聚落空间重构。截至2018年底,已有49户入驻小区,其中,27户常年居住;22户仅采暖季节(11月15日—次年3月15日)居住,非采暖季回村内老宅居住。2005—2018年村内常住人口从470人减至401人(表1)。村内闲置住宅已占全部住宅的40%,季节性(即采暖季)闲置住宅已占全部住宅的11%,聚落空间“空心化”现象显著(图4)。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历城村工业企业逐步发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逐步扩张,进一步推动了聚落空间重构。工业用地分散布局于村落边缘的西北、西部和南部区域。由于这些村庄边缘土地原始耕作条件差,1978年未承包到户,均划为村集体未利用地,当工业企业需要占用土地时,村委会将这些村集体未利用地租赁给村内个体企业主使用。2018年土地确权后,这些企业建设用地被确认为工业用地,仍为村集体所有,继续租给企业主从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3.2 经济形态转型过程
经济形态转型是指村落发展过程中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户生计模式的转变。厘清经济形态转型过程,是科学制定村庄发展规划、实现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重要前提。3.2.1 农业生产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占比快速提高 1978年历城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户成为农业生产基本单位和独立经营核算单位,极大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经济作物(棉花)种植比例快速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商品率大幅提升(表2)。以小麦为例,平均产量从1978年的1365 kg/hm2增至1985年的4250 kg/hm2。农户除去上交的公粮、留存的口粮和种子外,余粮全部通过市场销售,棉花和余粮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少、农业边际效用降低,农户收入增长受限。随着农业机械化逐步发展,单位农田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和劳作时间大幅降低,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为增加收入,兼业农户开始出现,少部分农民出村务工(以近距离打工为主),但农业收入仍是农户重要收入来源。
Tab. 2
表2
表21978—2018年历城村农业种植结构变化(hm2)
Tab. 2
年份 | 耕地总面积 | 农业种植用地结构 |
---|---|---|
1978 | 59.47 | 冬春季:小麦(51.47)、蔬菜(3.33)、棉花(4.67) 夏秋季:玉米(48.80)、谷子(2.67)、蔬菜(3.33)、棉花(4.67) |
1985 | 59.47 | 冬春季:小麦(34.14)、蔬菜(2.00)、花生(3.33)、棉花梨树兼作(20.00) 夏秋季:玉米(30.14)、谷子(4.00)、花生(3.33)、蔬菜(2.00)、棉花梨树兼作(20.00) |
1995 | 59.47 | 冬春季:小麦(36.13)、花生(3.34)、棉花(10.67)、梨树(9.33) 夏秋季:玉米(34.80)、谷子(1.33)、花生(3.34)、棉花(10.67)、梨树(9.33) |
2005 | 49.47* | 冬春季:小麦(42.13)、花生(3.34)、棉花(4.00) 夏秋季:玉米(42.13)、花生(3.34)、棉花(4.00) |
2018 | 49.47* | 冬春季:小麦(48.80),闲置(0.67) 夏秋季:玉米(48.80),闲置(0.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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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贾家口镇镇区及周边中心村建设了很多电线电缆加工厂,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历城村也先后建设了1家水泥楼板加工厂,4家电线电缆加工厂,2018年底提供了42个非农就业岗位。由于非农务工收入远高于务农收入,农户兼业化快速发展。为减少务农时间、增加非农就业时间,农业生产模式开始向省时、省力方向转型。例如:种植棉花机械化程度低,费时、费力、费工,增产受限,致使棉花种植面积由1995年的10.67 hm2,降到2005年的4 hm2,到2018年,村内已不再种植棉花,同时梨树、花生、谷子、蔬菜等收益较低的农作物也已不再种植,全部转向种植机械化程度高、收益较好的玉米和小麦(表2)。随着农户兼业化程度加深,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快速提高,“你挑水,我施肥”的农户内部分工逐渐被社会分工所替代,出现了专业播种、专业浇水、专业打药、专业收割等农业生产新景观[41]。
随着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户非农收入占比不断提高。1978—1995年农业收入在农户生计来源中占主导地位;到2005年,农户非农收入已超过农业收入;2018年农户非农收入已远超农业收入。以水浇地为例,若采用冬小麦和夏玉米种植模式,不计劳动力成本,地均利润约为18225元/(hm2·年)(表3),人均利润不足1600元/(人·年),而青壮年男性、女性劳动力的非农收入约为2.5万元/(人·年)和1.2万元/(人·年)。目前,该村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一般从事非农活动,老年人或家庭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种植。
Tab. 3
表3
表32018年历城村农业投入和产出平均状况(元/hm2)
Tab. 3
类别 | 农业投入和产出平均状况(元/hm2) |
---|---|
投入 | 种子(小麦1125+玉米450=1575)、化肥(4500)、农药(小麦3次×300+玉米2次×300=1500)、机械灌溉(小麦3次×675+玉米1次×675=2700)、机械翻地(1350)、机械种植(小麦300+玉米300=600)、机械收割(小麦900+玉米900=1800),合计:14025(劳动力成本不计) |
收入 | 小麦17250+玉米15000=32250 |
利润 | 18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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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农户消费中货币支出快速增长,劳动力价值明显倾向货币化表达 1978年改革开放前,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率很高,市场交易不活跃。改革开放后,村落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农户逐渐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农户货币支付压力持续加大。例如,目前农户需用货币购买农业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农药;需用货币雇请人员和机械,播种、收割庄稼;教育、医疗、建房、婚丧、人情往来等货币支出也快速增加。据统计,历城村农户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已从1978年的230元/户增至2018年的13480元/户,生活必需品消费从1978年70元/户增至5430元/户(表4)。当前农民已不再发愁吃饭问题,转而担心用于生产、生活所需的货币数量不足,农户普遍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
Tab. 4
表4
表41978—2018年历城村农户年均日常生活消费支出情况(元/户)
Tab. 4
项目 | 1978年 | 1985年 | 1995年 | 2005年 | 2018年 | |
---|---|---|---|---|---|---|
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共性消费) | 水费 | 0 | 0 | 0 | 0 | 130 |
电费 | - | 40 | 150 | 250 | 1200 | |
燃料费 | 60 | 350 | 1100 | 1700 | 2300 | |
油肉蛋奶蔬等消费额* | 170(农户 自给率95%) | 390(农户 自给率90%) | 1830(农户 自给率38%) | 3860(农户 自给率5%) | 9850(农户 自给率2%) | |
小计1 | 230 | 780 | 3080 | 5810 | 13480 | |
生活必需品消费(半共性消费) | 服装鞋包等 | 70 | 240 | 800 | 2000 | 3860 |
网络电话 | 0 | 0 | 0 | 650 | 840 | |
交通消费 | 0 | 20 | 130 | 360 | 730(若拥有汽车,费用4350) | |
小计2 | 70 | 260 | 930 | 3010 | 5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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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8年间村民的劳动力价值明显倾向货币化表达,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1978年以前,村民生产小组是生产经营的独立核算单位,村民生产生活围绕村集体展开,劳动力价值多以互帮互助的“换工”方式表达。改革开放以后,村内过往的“换工”方式逐渐被通过市场购买服务所替代,村民劳动力价值的货币化表达逐渐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劳动力价值货币化表达更加显著,农村劳动力价格快速攀升。例如:1995年历城村成年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价格分别约为10元/天和6元/天;2018年成年劳动力和辅助劳动力价格分别约为130元/天和90元/天。
3.3 社会生活转型过程
社会生活转型是指村落发展过程中社会网络和职住空间的转变。厘清社会生活转型过程,是推动乡村空间优化重构、谋划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重要基础。3.3.1 村落社会网络不断开放,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新型“村镇共同体”孕育发展 村落共同体是指传统农业发展阶段,村落血缘网络(家族圈)、地缘网络(居住圈)、业缘网络(就业圈)关系高度耦合的村落单元。1978年改革开放前,村民被牢牢束缚在集体土地之上,村民社会交往网络集中在村落内部,村落血缘、地缘和业缘网络关系耦合度较高。20世纪70年代末,部分种植蔬菜的农户开始定期到村外集市销售,村民与外部社群的交往日渐密切,村落社会网络逐步向外拓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村落周边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大量村民外出就业,村民外部就业网络快速拓展。兼业农民仅在农忙时才与本村农民共同劳作,农业机械化、租赁市场、服务外包的发展致使原来家族内部的农业生产合作关系逐渐淡化,村落血缘与业缘网络关系耦合度降低;从事非农工作的村民与村内成员互动频次明显降低,与外部社群的经济社会交往日益密切,但村民大多仍居住在村内,呈现出典型的早出晚归“潮汐摆动”状态,致使村落地缘网络和业缘网络关系不断解耦,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表5)。
Tab. 5
表5
表51978—2018年历城村成年人口的职业构成(人)
Tab. 5
职业 | 1978年 | 1985年 | 1995年 | 2005年 | 2018年 |
---|---|---|---|---|---|
全职农民 | 175 | 144 | 167 | 94 | 32 |
兼业农民 | 0 | 24 | 103 | 135 | 147 |
在本地打工的非农村民(住村) | 0 | 9 | 21 | 91 | 160 |
在外地打工的非农村民(居外) | 2 | 7 | 15 | 55 | 59 |
其他成年村民(村干部,大学生,残疾、重病等失能人员) | 16 | 19 | 27 | 30 | 42 |
合计 | 193 | 203 | 333 | 405 |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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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户始终以家庭为独立核算单位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但如今的农户与传统的自给自足农户已大相径庭,农户已转变为兼业生产单位,农户对外经济社会联系广泛而密切,已深深融入到社会化分工体系之中。截止2018年底,历城村不仅有一半以上劳动人口在镇区或周边中心村的电线电缆工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且由于交通便利,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镇区和中心村作为日常消费和社会交往中心,村镇联系不断加强。集镇不仅已成为村民主要的生产和消费空间、生产和生活资料供给中心,而且已成为村民社会交往和生活服务中心。随着村镇之间经济、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呈现出生产和生活功能分工协作、社会网络密切交织的村镇集群式发展态势,新型“村镇共同体”得以孕育和发展。
3.3.2 村民职住空间不断分离,农户聚居关系不断重塑 随着农业村落经济形态的转型发展,越来越多的村民到镇区或中心村就业,导致村民的兼业或非农生产空间转向村落外部。调查表明2018年底村内楼房住宅均价为1500元/m2,镇区楼房住宅均价为2800元/m2,镇区居住成本远高于村落内部;村民在村内可利用自家宅院种植蔬菜瓜果,节省了生活消费成本;从历城村到镇区,骑自行车约需15 min,通勤成本低;村民的亲缘圈和社交圈仍主要集中在村内,老年村民的乡愁和恋土情结浓厚。由于村内生活成本较低、通勤便利、故土难离,就近兼业的村民依旧会选择住在村内,村落居住空间和生活功能得以存续,村民职住空间不断分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聚落空间扩张,农户聚居关系不断重塑。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生产需要借助家族内部生产合作,村内农户住宅明显按姓氏聚居(图5a)。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快速发展,家族内部生产和生活互助关系持续衰退,村民在旧村外围申请新建住宅和村委会分配宅基地时均不看重家族姓氏聚居。随着村落人口不断增加,村民分户居住需求增多,农户住宅从中心向外围扩建,村内原有家族姓氏聚居格局被逐渐打破。此外,2016年历城村新建楼房住宅小区,进一步推动了村落家族姓氏聚居格局重构(图5b)。在这个过程中,农户经济实力成为重塑农户聚居关系的经济基础(住宅小区的楼房价格平均为1500元/m2,物业费和采暖费户均约3550元/年,楼房居住成本远高于农宅平房居住成本,目前购买楼房的均是兼业或非农就业农户)。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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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Spatial pattern of family houses in Licheng village in 1978 and 2018
3.4 农业村落转型特征
1978—2018年间历城村转型成长经历了缓慢发育、快速成长、加速重构3个阶段。(1)缓慢发育阶段(1978—1995年)。农户居住空间比较紧密,村内没有工业用地,村落建设用地规模较小,且向外扩张缓慢。种植业几乎是村内唯一产业,人均耕地不足0.2 hm2,农业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农业生产精耕细作,劳动力密集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快速增加;农户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率较高,农户货币支出较少。村落血缘、地缘和业缘网络关系高度耦合,农户住宅明显按家族姓氏聚居,传统村落共同体特征显著。
(2)快速成长阶段(1995—2005年)。新建住宅沿主要道路向村外扩展,工业用地沿着村落边缘布局,聚落空间快速扩张。农业机械化率快速提高,农户兼业化快速发展,非农收入逐渐成为农户主要收入来源;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户货币支出快速增加。村落社会网络向外拓展,村民职住空间开始分离,村落血缘、地缘和业缘网络关系逐渐解耦,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
(3)加速重构阶段(2005—2018年)。村落建设用地逐渐受到严格管控,楼房住宅改变了居住空间格局,加剧了农村住宅闲置化,聚落内部空间加速重构。农业生产机械化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已达较高水平,农户非农化或兼业化就业普遍,非农收入成为农户生计主要来源;农户生产和生活资料自给率不断降低,农户货币支出持续增加。村落社会网络外向性不断增强,村民职住空间进一步分离,家族姓氏聚居关系继续弱化,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新型“村镇共同体”得到孕育和发展。
4 农业村落成长机制
农业村落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地域系统,它的转型过程受地理环境、资源条件、产业结构、社会文化、制度政策、行政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影响因素有不同作用方式。运用系统学理论,经过综合分析,发现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成长主要受自然禀赋、行为主体、城乡互动、政策环境4种作用力影响,它们相互作用、密切关联,共同构成了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多尺度动力系统。其中,自然禀赋是基础性约束力,行为主体是内部推力,城乡互动是外部拉力,政策环境是方向调控力。城乡互动的拉力与行为主体的推力共同构成了农业村落转型的“双轮”驱动力。在该动力系统作用下,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经历了缓慢发育、快速成长、加速重构三个阶段,村落转型结果对动力系统具有反馈作用(图6)。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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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in Southern Hebei Plain
4.1 农业村落转型的动力系统
(1)自然禀赋是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基础性约束力。地形、气候、水土、村域面积等自然禀赋是农业村落发展的基础条件,对村落转型具有约束作用。① 历城村属于平原农区,地形平坦,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率。② 冀南平原年均降水量低(约600 mm/a),地下水常年超采,地下漏斗持续加深,农田以沙粘质土壤为主,保水保肥性较差,水土条件制约了农业种植结构、作物产量,农业发展面临自然禀赋约束。③ 历城村域面积小(约87.90 hm2),2018年村内耕地总面积仅49.47 hm2(含394个地块),建设用地总面积为10.04 hm2,制约了农业生产规模和乡村企业规模。(2)行为主体是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内部推力。村委会、农户、驻地企业是农业村落发展的内部行为主体,他们的管理行为、生活行为、生产行为等显著推动了农业村落转型。① 改革开放初,村委会的管理行为围绕农业生产发力,落实包产到户政策,奖励增产提效,推广农业机械化;20世纪90年后期,村委会决策将村内闲置的原储粮和晾晒场地转为宅基地,为农户新建住宅提供了空间,并将村落边缘土地租赁给个体企业主从事工业生产加工,推动了村落经济转型与空间扩张;2010年以来,村委会深入落实耕地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政策,严禁村民非法占用耕地,引导企业入驻镇区企业园区;2015年村委会征得村民同意向上级政府申请新建楼房住宅,并协助致富能人筹建,推动了聚落空间重构,重塑了农户聚居关系。② 1978年分田到户后,农户为增加货币收入,大幅增加了经济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推动农业种植结构转变;20世纪90年后期,随着非农化发展,农户加快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以减少农业劳动时间,增加非农劳动时间和货币收入,目前村内83%成年人口(含兼业)从事非农活动(表5),推动了村落经济形态转型和社会网络开放。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主在村内陆续建成了楼板加工厂、电缆生产加工厂等小型企业,重构了聚落空间,推动了农户非农就业;通过产品生产和销售,拓展了村落社会网络。
(3)城乡互动是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外部拉力。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城乡之间劳动力、商品、公共服务等要素流动日渐频繁,城乡互动成为农业村落转型的关键外部拉力。①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业村落大量的劳动力逐渐到乡镇企业就业。1995—2018年历城村非农就业人口占比从11%增至50%,其中36%的非农就业人口在镇区和中心村就近打工(表5),从事非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改变了农户生计模式,致使村民业缘网络扩展和职住空间分离。1995—2018年村内户籍人口从462人增至599人,但常住人口从460人减至401人(表1),人口流出导致住宅闲置化和聚落空间“空心化”。②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户通常向城镇出售农产品,到城镇购买工业产品、手工业产品,城乡之间商品流动日益频繁,增加了农户货币支出,拓宽了村落社会网络。③ 贾家口镇区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已有效辐射到历城村,成为该村公共服务的必要依赖,拉动了村落社会生活的转型。
(4)政策环境是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方向调控力。制度与政策是对资源配置方式的一种人为规定,对农业村落转型方向与转型路径具有外部调控作用。① 改革开放前,村民小组是基本农业生产单位,通过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将村民牢牢捆绑在集体土地之上,农户的自主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活动受到政策限制,村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缓慢。②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权利,农户纷纷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通过改种高附加值的棉花来增加收入,并将大量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经济改革鼓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传统农民改造成为兼业农民或企业工人,进而改变了聚落空间、经济形态和社会网络。③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渗透到农业村落转型过程中,现行土地管理政策要求严格保护耕地、限制建设用地无序扩张、落实“一户一宅”;通过编制和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确保村落转型发展符合上位规划;通过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明确村落建设空间边界,规范乡村聚落空间重构;通过制定和完善环保条例,逐步淘汰缺失环保设备的乡村小型工厂,引导在镇区和中心村建设集中式的企业园区。政策调控强化了村镇经济联系,拓宽了村落外部业缘网络,推动了村民职住空间分离。
上述4种动力是相互作用、密切关联的。① 自然禀赋对行为主体、城乡互动、政策环境的影响。历城村村域面积较小,建设用地有限,阻碍了乡村企业发展壮大;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且地块分散,制约了农业规模化发展,导致了部分农户选择外出打工;水土禀赋导致农作物品种相对单一,无法满足村民生活需要,需到集镇购买油料、小米等农产品;村域面积较小,直接影响该村在村镇体系规划中的定位,以及外部政策资源的分配和落地方式。② 行为主体对自然禀赋、城乡互动、政策环境的影响。村委会和农户行为直接决定了耕地分配方式和农业种植方式,进而影响村内耕地的开发与利用方式;农户兼业化和非农化生产行为推动了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互动,而且农户生活消费行为空间转向集镇,村内企业也有逐步向镇区集中的趋势,这些进一步加强了城乡之间商品和服务联系;村委会、农户、企业等主体行为方式变化,会进一步刺激国家调整和完善乡村治理的配套政策。③ 城乡互动对自然禀赋、行为主体、政策环境的影响。通过城乡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的流动,弥补了诸如村落水土禀赋不适宜种植谷子、大豆等作物的不足;促使村委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刺激企业和农户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推进配套制度政策的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城乡要素流动和融合发展。④ 政策环境对行为主体、城乡互动、自然禀赋的影响。农村土地改革政策赋予个体农户自主经营权利,市场化改革鼓励企业和农户发展非农产业,环保政策引导企业主将生产工厂集中迁至园区,乡村振兴政策鼓励村委会优化村落空间布局、顺势发展壮大集体产业;新型城镇化政策引导城乡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要素合理流动,支持城乡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国土空间规划与管理政策对村落耕地、建设用地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等具有严格管控作用。
4.2 农业村落转型不同阶段的主导作用力
在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不同阶段,主导作用力不同(表6)。Tab. 6
表6
表6农业村落转型不同阶段的主导作用力
Tab. 6
转型阶段 | 动力因素 | |||
---|---|---|---|---|
自然禀赋 | 行为主体 | 城乡互动 | 政策环境 | |
缓慢发育阶段 | ++ | -- | -- | ++ |
快速成长阶段 | + | ++ | ++ | + |
加速重构阶段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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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村落缓慢发育阶段,政策环境和自然禀赋是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改革开放初,农村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大大解放了被土地束缚的农村劳动力,激发了农户生产热情;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农户充分利用本地的水土、气候等自然禀赋条件,扩大了耐旱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面积,追求粮食增产和经济增收,政策环境和自然禀赋是这一时期推动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这一时期村镇企业尚未兴起,农户、企业等主体能动性有限,原村民生产组解体,村委会作用减弱;村落经济自给性较强,城乡社会经济联系较弱,城乡互动对村落转型影响相对较弱。
(2)村落快速成长阶段,行为主体和城乡互动是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村镇企业快速发展,农户生产兼业化和非农化发展较快,企业主和农户的能动性得以激发,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本、商品等要素联系强度不断加深,行为主体和城乡互动是这一时期推动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这一时期城乡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双向互补流动,减缓了自然禀赋对村落转型发展的约束作用;政策环境较为稳定,对村落转型影响相对较强。
(3)村落加速重构阶段,政策环境和行为主体是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调控政策密集出台,为农业村落转型发展划定了底线,指明了方向,对村落转型有显著的方向调控作用;乡村振兴政策实施过程中,村委会、农户和企业等村落主体的能动性得到进一步激发,成为促进村落转型的重要内生动力,政策环境和行为主体是这一时期村落转型的主导作用力。这一时期城乡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配置,城乡互动对村落转型影响相对较强;村落日益融入城乡发展网络中,自然禀赋的基础性约束作用继续减弱。
5 讨论与结论
5.1 讨论
(1)农业村落转型重构是村落振兴的重要环节,需有序推进。农业村落转型重构包括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3个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维度。空间重构应以土地集约化整治为核心,按照“职住分离”原则,推动农户集中居住、企业连片开发、土地连片复垦,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集体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场所,为改善人居环境创造必要条件;经济重构应以农户专业化为核心,鼓励农业专业户、非农专业户开展专业化生产,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经营利润,增强农民集中居住、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行性,为空间重构、社会重构创造物质基础[29, 41-43];社会重构应以拓宽村落社会网络为核心,主动培育新型农户主体,积极对接区域商品市场和公共服务体系,为空间、经济重构提供支撑网络。(2)推进农业村落振兴发展,需有机整合多尺度动力系统。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动力系统涉及国家、地方、社区、企业、农户等多个尺度,多尺度动力的顺利传导与有机整合是实现农业村落振兴发展的关键和保障。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要彰显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国土空间管控等宏观意志,也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充分顾及农户需求,并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中的配套制度,为整合多尺度动力系统提供制度保障;村委会应在国家政策指导下,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住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时机,推进低效建设用地开发复垦和规划重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发展村集体产业,提高村民生活水平;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和地方政府号召,主动对接具有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增强企业自身适应市场波动的韧性,促进村镇产业融合发展;农户在享受政策红利时,应自觉遵循土地制度与管理,退出闲置宅基地,积极参与乡村基层治理。
(3)本文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新型“村镇共同体”是指村镇居民的市场圈、就业圈、社交圈、公共服务圈四大圈层相互耦合,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工协作的聚落集群单元,是村镇居民生产生活相互依赖(行为主体层面)、商品和服务优化配置(经济政治层面)、社会文化地域认同(社会文化层面)、资源禀赋相互补充(资源禀赋层面)4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村民生产和消费活动日益依赖村镇共同的市场和就业网络;商业网点向集镇(含建制镇)集中布局,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主要依据行政级别,自上而下逐级配置,集镇日益成为村镇集群中商品市场和服务供给的关键节点;村镇集群向来是村民共同的社交、婚恋、民俗等社会文化活动地域单元,形成了村民共同的社会文化认知;个体村镇发展面临地形、水土、气候、村域面积等资源禀赋约束,村镇集群发展是弥补村镇禀赋约束、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促进村镇资源优势互补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孕育和发展了新型“村镇共同体”。
(4)本文聚焦中国乡村中占比最大的农业村落,从微观尺度解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的“三维”转型过程,填补了中国农业村落转型研究不足,从多尺度视角探讨了冀南平原非农化过程中农业村落的成长机制,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丰富了乡村转型研究理论。基于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业村落治理策略:村委会应着力提高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积极开展村落土地综合整治,推动村镇空间优化布局,为做强村集体产业、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空间支撑;厘清乡村空间经济权属,以村镇集群为地域单元,推动农业种植规模化和经营管理现代化,促使农户生产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效益;优化乡村社会空间组织,建立完善地域功能分工协作的村镇社会网络,促进城乡要素合理流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镇村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44,45,46]。
5.2 结论
(1)本文揭示了1978年以来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三维”转型特征。① 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沿交通道路向外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缘布局,2010年以来,村落建设用地空间被框定,楼房住宅加剧了村落“空心化”。聚落空间转型经历了缓慢发展、快速扩张、加速重构三个阶段。② 农业机械化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率不断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占比逐渐增加,农户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趋势显著,但农业生产仍以农户种植和经营为主。经济形态转型经历了生计农业、农户兼业化、农户非农化与兼业化三个阶段。③ 村落社会网络不断开放,村民社会生活不断重构,传统村落共同体逐渐解体,新型“村镇共同体”孕育发展。社会生活转型经历了传统村落共同体、职住空间分离、聚居关系重塑三个阶段。(2)提炼出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成长机制。村落自然禀赋、行为主体(村委会、农户、企业)、城乡互动、政策环境分别是农业村落转型的基础性约束力、内部推力、外部拉力和方向调控力,它们相互作用、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成长的多尺度动力系统,促使农业村落不断转型成长。
(3)通过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提出了新型“村镇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统筹了经济生产效率、社会服务共享、生态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兼顾了国家意志、区域发展和禀赋约束、行为主体诉求。围绕这一理念,进一步提出了推动村镇空间优化布局、促使农户生产专业化、优化村镇社会生活网络等乡村治理策略,为落实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破解中国农业村落转型发展困境,提供了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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