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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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¹, 张清源¹, 许艳², 黄剑锋¹, 徐雨晨³1. 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芜湖 241000
2. 安庆师范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安庆 246133
3.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州 510275

Rescal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LU Lin¹, ZHANG Qingyuan¹, XU Yan², HUANG Jianfeng¹, XU Yuchen³1. Research Center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收稿日期:2018-06-11修回日期:2019-11-19网络出版日期:2020-02-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44

Received:2018-06-11Revised:2019-11-19Online:2020-02-25

Fund supported:

Key Program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4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陆林(1962-),男,安徽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0078M),主要从事旅游地理教学与科研工作E-mail:llin@263.net。

摘要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全球地方化;空间;尺度重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乌镇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the Marxist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tourism destinations have been gradually connected to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through abundant spatial practices, providing vivid cases for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aking Wuzhen as a study case, this paper has put forwar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y putting together David Harvey's circuits of capital theory and Neil Smith's rescaling theo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hich regards rescaling as a complex process formed by power and capital acting on a multi-scale space. Us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during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pre-tourism stage" to "tourism stage" and finally to "post-tourism stag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is a microscopic mapping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is the result of a two-way comprehensive action of "top-down" and "bottom-up" at different scale levels, such as global,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s, and it has dual attributes as method and resul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The logic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is the core mechanism of the rescaling of Wuzhen. The spatial practice of Wuzhen expa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relevance at a micro level. As a space uni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glocalization space practice of Wuzhen has come out of a "compatible binary relation" realistic path, which is a refere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urrent imbalanc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words：glocalization;space;rescaling;Marxist geography;W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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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林, 张清源, 许艳, 黄剑锋, 徐雨晨.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地理学报[J], 2020, 75(2): 410-425 doi:10.11821/dlxb202002014
LU Lin. Rescaling of tourism destination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Wuzhen, Zhejiang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20, 75(2): 410-425 doi:10.11821/dlxb202002014

1 引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北大西洋福特—凯恩斯主义（Fordist-Keynesian）经济危机凸显,后福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逐渐兴起^[1],资本过度积累迫使商品、人流、金钱、信息、意象等要素在地理空间上加速循环并不断扩张^[2,3,4,5]。在此背景下,流动性的资本顺应其危机转移的内在逻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突破空间壁垒,使地方纳入全球化生产体系,表现为固定的“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逐渐成为一种“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6]。面临不断往复的资本循环过程,地方作为资本地域化的空间载体发生尺度重组（rescaling）,扎根于地方的权力关系突破尺度边界发生结构性转变^[7,8,9]。在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下,全球化与资本循环、尺度重组过程相互交织^[10],处在多尺度空间两个端点的全球与地方建立联结,产生了强大张力^[11],表现为一种全球地方化进程^[12]。这一概念明确了全球化浪潮下地方空间的重要意义,强调全球与地方的相互建构过程和尺度重组机制^[13]。因此全球地方化进程在对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为地理学“文化转向”和社会学“空间转向”背景下的旅游目的地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14,15]。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顺应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趋势,以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空间增长极,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进行社会空间实践。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不再局限于本地资源和特定地方关系^[16],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尺度空间在权力和资本的综合驱动下发生尺度重组^[17],产生了等级化、嵌套性、差异化的空间演化模式。随着资本空间化的深入推进,以乌镇为代表的“地方”逐渐接驳了全球化进程,进入了国际格局对话平台。结构主义地理学认为,地方构造性演变的动力来源于所处空间系统的演变^[18,19]。因此,研究旅游目的地发展进程应将其放置在一个由多尺度空间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中。旅游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作为典型的消费空间^[20,21],旅游目的地已经俨然成为城市及城市群空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2]。从宏观尺度结构着眼,聚焦微观地方案例,通过外部整体的合理关注和内部具体的深入透视,更能够有效把握旅游目的地尺度重组和空间生产的本质。

鉴于此,本文选取乌镇为研究案例,从全球地方化视角对乌镇不同发展阶段的尺度重组过程及机制进行分析,力图初步探寻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以期丰富尺度重组的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为旅游目的地发展中的尺度运用提供理论借鉴。

2 理论基础

2.1 全球地方化

随着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瓦解,美国和西欧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现代性进行广泛空间扩张的集中表征,使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7, 23-24]}。然而,这一概念忽视了全球化的地方依赖性,全球化需要地方为其提供必备的设施空间、劳动力和制度保障,地方也在全球话语体系下被生产与再生产^[25,26]。全球化进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是地方语境在场（presence）与全球关系缺场（absence）的交集,其内在包含深刻的地方关联^[27]。因此,Robertson率先提出“全球地方化”概念以求更加精确地描述全球与地方深刻互动下,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辩证统一过程^{[12, 28]}：首先,权力与政治制度从国家尺度向上转为超国家或全球尺度,向下转为个体机构尺度或地方、城市和区域格局;其次,经济活动和企业间网络在扎根于地方属性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跨国化特征;再次,西方国家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e imperialism）背景下,在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输出的同时,也为后者的地方内生文化系统变革与突破带来动力^{[7, 24, 29]}。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结构主义视角进一步分析,全球地方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资本积累存在着分异化趋势与均衡化趋势并行的时空逻辑^[30,31]。一方面,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制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社会化和利润平均化,加速了世界统一经济体的形成,为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转移固有矛盾创造了新的时空途径;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不同地域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异质性,在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固有属性下,国家、区域、地方往往会采取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策略增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32],进而留存了相当程度的地方性要素。这两种矛盾交织的趋势造成了空间的“囚徒困境”,即全球性普遍化力量与地方性特殊化力量的对抗与合作^[33],构成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动力之源。从本质上来看,全球地方化内化着深刻的资本运行逻辑,而这一逻辑必须以不平衡空间尺度结构为前提。因此,资本循环的时空逻辑和尺度重组的时空结构,是进一步理解全球地方化复杂进程的重要维度。

2.2 资本循环

以资本与劳动力盈余为主要表现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是全球地方化进程的内生性动力。为解决“过度积累”危机,资本依托空间产生了新的内在运行逻辑。对此,Harvey提出了资本的三重循环（the circuits of capital）理论框架^{[3, 5, 34]}：资本的初级循环（the primary circuit of capital）是资本向劳动力与商品等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性投入,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初级循环中剩余的货币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投入生产性与消费性建成环境,进入了资本的次级循环（the secondary circuit of capital）。在这一循环中,城市等物质空间成为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即Harvey提出的“资本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capital）过程^[35],是资本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张。为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与生产、再生产效率,资本在第三级循环中借助国家和政府职能,向科技、教育等社会性花费投入,为资本在未来阶段产生剩余价值创造了条件,是资本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

从本质上看,资本的三重循环是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延迟解决自身根本性矛盾的一种时间—空间修复^[3]。资本通过与空间互动从而转移和扩散自身危机,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城市与乡村等不同空间尺度的不平衡地理发展^[5],积蓄了多尺度空间竞争与博弈的内在势能,推进了国家、区域和地方的尺度重组进程。尽管从宏观上看,资本循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时间维度上资本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运行特征,但其理论框架中蕴含了国家职能、社会支出、科技管理等权力与制度要素,而Harvey认为,正是权力、制度与社会建立和构成了地方^[36]。从微观角度上看,固着于地方的权力机构与制度,同流动性的资本共同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资本循环运动在特定时刻的切面。权力、资本共同作用下的物质实践依托于特定地方空间,并推动了地方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37]。资本在周期性的循环过程中遵循地域化、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运行逻辑^[7,8],而这必须以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和制度空间的支持配合为前提。在中国宏观调控的经济模式下,权力和资本的耦合作用更为凸显。因此,本文尝试以权力、资本与空间交互逻辑关系为切入点,分析特定空间尺度的资本循环过程。

2.3 尺度重组

尺度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38,39,40],受本体论影响,长期被认为是在一定空间上固着（fixed）、预先给定（pre-given）、封闭的形态^[41]。作为测度地理空间分异的有效工具^[42],尺度能够解释物质固有空间转化为具有特定社会关系地方的过程^[43]。因此,在认知论层面,尺度是对不同大小有界空间的嵌套等级,通常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名词相联系^[44]。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西方学界对尺度的人文内涵不断挖掘,提出尺度是一种社会建构和政治斗争物化的概念^[45,46,47],是各种社会关联和空间实践的平台与竞技场^[48,49],为解释当代全球重构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西方****认为地理学关于尺度的研究已经形成由本体论向认知论进而向方法论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表现为通过现实主义尺度（realist scale）、等级化尺度（hierarchical scale）和建构主义尺度（constructionist scale）等不同视角对复杂人地关系系统进行解读^[50]。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西方人文地理学界愈发强调空间尺度研究的政治导向与空间组织演化的尺度视角。Taylor提出的尺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51]与Smith开创的“尺度政治”概念^[30],指出地理尺度存在同时作为社会政治斗争场所和利益的二元辩证属性^[52]。作为Harvey的高足,Smith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的结构主义视角,指出地理尺度是资本作用下产生的不平衡空间结构,具有层级化、嵌套性和能动性的特点,可以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4个等级进行判别^[53],并进一步提出尺度跃迁（jumping scale）是尺度政治运用的核心途径,即社会群体或组织通过扩大尺度范围实现其政治目的^[45]。国内****刘云刚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尺度政治存在两个彼此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辩证过程：政治经济斗争中的弱势方会通过获取外部支持或动员内部力量,突破并扩大尺度边界,即尺度上推;而强势方则会凭借自身权力将弱势方限制在一定的尺度内,阻止后者尺度跃迁,即尺度下推^{[38, 54]}。在此过程中,尺度重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关注将尺度本身作为尺度运用的目的与结果^[55]。尺度重组本质上是特定地方空间对权力和资本的控制与吸纳能力在尺度层级上的跃迁^{[7, 9, 17, 56]},因此更适用于将地域组织演化过程作为其研究对象。

2.4 研究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整体性视角,全球地方化进程蕴含着资本循环的内在动力和尺度重组的外在表现。资本三重循环是全球地方化产生的内生动因,空间尺度重组是全球地方化进程的核心舞台^[29]。全球信息网络时代存在两种张力：一方面,“流的空间”的资本逻辑与“地方空间”的权力逻辑相互博弈^[6],全球资本通过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tial compression）解构地理空间边界、异化地方社会关系（去地域化）并使之融入资本循环过程,地方权力借助资本实现地域组织再构（再地域化）并使之与更高空间尺度建立联结,即权力、资本内部的逻辑张力^{[4, 7, 29]};另一方面,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形态、大小、等级的空间尺度相互转换,上级尺度通过管制和划定下级尺度发展边界（尺度下推）,遴选实现目标的优势地区并推广自身的话语体系,下级尺度通过向上级尺度表达诉求和建立联盟（尺度上推）,寻求自身发展的自主权利并实现路径突破,即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的尺度张力。这两种张力彼此作用、互为表里,在时间维度上加速循环,在空间维度上扩张转移,共同促进了全球地方化的推进。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立足于全球地方化的结构主义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与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论述,参考以往研究^[57]提出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尺度重组分析框架,力图为特定空间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提供有力工具（图1）。其中,尺度重组呈现出不同空间尺度的结构转化过程,资本循环揭示出权力、资本的逻辑关系。换言之,本文提出的尺度重组分析框架是一种尝试将资本循环的内在机制嵌入其中的广义结构,尝试提出一种多尺度综合、多要素耦合的研究工具。权力、资本构成的制度、经济关系既推动着不同尺度相互作用的空间关系异化,同时前者又内嵌于后者之中。因此,应当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该研究框架强调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相互建构,即抽象与具象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与部分相结合。本文在宏观层面关注全球尺度体系的结构性作用,在微观层面考察地方尺度的社会关系及生产方式演变。乌镇作为地方尺度的代表,在权力、资本和空间的交互作用下,其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怎样的尺度重组过程,这些差异化过程的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形成机制?这是本文需要探讨的科学问题。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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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全球地方化视角下的尺度重组分析框架

Fig. 1Framework of rescaling under the glocalization perspective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选取乌镇为研究案例地,采用非参与式观察法、访谈和新闻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进行三角互证。为达到研究目的,笔者于2016年9月12—14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预调研,又于2016年9月20—30日、2018年5月4—7日进行了为期15天,共分两次的正式调研。初次调研主要通过非参与式观察法对案例地的地形地貌、建筑分布、产业发展状况、居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等进行记录,并进入地方档案部门查询和收集了相关基础资料。正式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方法和分层目的性抽样策略,通过焦点小组访谈和深度访谈方法,根据受访者对案例地熟悉程度、表达能力和资料饱和度需要的典型性,遵循研究对象的差异最大化原则,最终共访谈桐乡市旅游委员会行政管理人员2人、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人4人、当地居民13人和旅游者12人,获得访谈录音文稿3.6万字。

此外,为了补充更加全面的历时性文本资料,研究选取全球最大的中文新闻搜索引擎“百度新闻”（http://news.baidu.com/）为网络文本资料来源,以求最大程度地减少单一资料的不足与偏失。笔者以“乌镇”为关键词检索出2003年至2018年新闻文本3.2万条,通过逐条人工浏览,剔除重复、与研究主题无关文本,最终筛选出新闻文本1204条,并进一步整理出文稿资料13.6万字。其中,新闻文本对案例地发展动态进行了即时性、开放性、针对性的报道与评论,新闻文本陈述人涵盖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评论员、艺术家、演员、歌手、旅游者、当地居民等社会各个阶层,具有较高的质性研究效度。访谈和新闻文本在分析中主要采用人类学“深描”方法,以期对研究现象进行整体性、情景化、细致深入的呈现。

3.2 案例地概况

乌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桐乡市境内,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镇域面积67.22 km²,人口约5.72万^① (①数据来源：2017年桐乡市电子政务办公室统计数。),地理坐标为120°33′26′′E~120°26′6′′E、30°47′48′′N~30°44′19′′N。作为介于城市与乡村的人类聚居空间,乌镇毗邻京杭大运河,镇域水网密布、河道纵横,“苏杭嘉湖六通四辟,粮艘贾舶无间道可他适”,历来是江浙两省三市的水上交通枢纽,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名（图2）。在农耕文明时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温润的气候特征使乌镇逐渐成为浙北商业巨镇,形成了农桑繁荣、商贾汇集、文人荟萃的水乡文化^[58]。从梁昭明太子到近现代的文学巨匠茅盾和艺术大师木心^[59],乌镇的地方性在被不断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保留着一致性的“时空惯习”^[60]——透过乌镇细致精巧的建筑布局和居民枕水而居的生活方式,平和淡雅的人文风貌、质朴厚重的文脉底蕴依旧清晰可见。得益于水乡文化遗存,乌镇成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国际著名旅游小镇。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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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案例地概况

Fig. 2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来看,乌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① 改革开放之初,乌镇地方的生产方式以传统农业与手工业为主,自然景观、民居建筑、地方文化等资源未被充分利用;② 以1999年乌镇探索古镇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为标志,乌镇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东栅景区与西栅景区相继开放,旅游业发展使得乌镇的要素构成与产业结构发生剧烈转变,乌镇的游客接待量从2001年的78.9万人次上涨到2012年的600.8万人次^[61],门票收入从0.4亿元上涨到3.43亿元^②(②数据来源：2012年乌镇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经过10余年的转型成长,乌镇成为中外重要的旅游特色小镇;③ 进入第三阶段,伴随2013年乌镇国际戏剧节和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大节事的相继举办,乌镇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与展示的舞台、国际互联网创业创新的高地,一系列新型高端业态入驻并与旅游业融合发展,空间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本质性转变,乌镇成为国内外旅游目的地小镇全面转型升级的标杆与典范,成为世界小镇和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乌镇地方空间的跃迁升级内含着深刻的社会关系转型,全球、国家、区域、地方复杂互动,重塑了乌镇空间演化的尺度结构。

4 乌镇旅游发展的尺度重组

4.1 乌镇尺度重组过程分析

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内含着深刻的社会关系^[62,63],具体地方空间的发展演变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外在表征。作为中国地方尺度跨越式发展的典型案例,乌镇在地方发展的不同阶段,围绕着权力和资本表现出不同运行逻辑,地方社会空间呈现出与之相适应的形态,进而产生了具有不同特征和机制的尺度重组模式。因此,本文基于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64],将乌镇地方空间演化的不同阶段称之为“前旅游阶段”“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力图对乌镇尺度重组过程进行全方位、动态性、辩证性的呈现。

4.1.1 乌镇“前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1998年以前是乌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前旅游阶段”,尺度重组主要停留在地方与区域之间,全球地方化尚未显露。改革开放后,“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度大力推动了乌镇北栅丝厂等地方乡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乌镇逐渐由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形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仍相对落后。“彼时的乌镇还是很穷的,……没有一条平整的道路是通向乌镇的。当时浙江人对乌镇有句口头禅,叫做‘车子跳,乌镇到’”（XW01-CXH-A）^③(③文本资料编号说明：XW—新闻,FT—访谈;01—陈述者或被访者序号;大写字母（论文中人名按照学术管理做技术性处理的一种方法）表示陈述者或被访者代号;A/B/C—新闻序号或访谈次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④(④参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1993]85号）。),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分配关系发生转变,伴随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乡镇企业逐渐走向衰落,地方劳动力资源开始外流,乌镇以水运和农业为依托的市镇商贸集散功能受到强烈冲击。“一天路过曾经繁华的（北栅）丝厂,早已空寂荒芜,斑驳铁锈大门后茂盛的野草和厚厚腐叶……镇子总挟裹着颓败的气息”（XW01-CXH-C）。与之同时,中央将事权逐步向地方让渡,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考核与激励体制下成为乌镇地方空间生产和土地开发的关键行动主体。在被评定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后,乌镇成立“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领导小组”,以茅盾故居等公共资源为生产资料开启新一轮的地方生产环节,为后续的旅游规模化发展奠定了物质与制度基础。

此阶段,中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同行政级别之间逐级向下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显著,国家、区域和地方构成了线性的三级尺度空间系统,地方空间尺度处在相对封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乌镇缺乏有效的渠道发挥自身的文化与资源优势并与更高等级的尺度建立联系。由于较低的行政等级与经济发展水平,乌镇处于尺度政治中的弱势方,上级行政区域通过产业分工推进其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固化乌镇的发展路径,表现为尺度下推。但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变革,收效并不明显。面临周庄、西塘等邻近同类型古镇的竞争压力驱使和发展模式影响,乌镇力图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突破传统固有的单一化发展路径,依托地方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业成为探索性尝试,表现为尺度上推。在地方政府与地方财政的协同配合下,乌镇的土地、环境、历史文化等公共资源得到开发与利用,茅盾故居等公共产品投放至社会公众的生产与消费环节,产生剩余价值回归地方财政,进而形成了资本的初级循环。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系列的政策背景下,国家、区域、地方形成了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权力和制度空间,具体表现为区域和地方社会生产分工的专业化和明细化。然而,这种相对固化的生产模式会制约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当资本逐渐榨取地区超额利润,乌镇地方发展陷入困境,进而转变地方生产模式并逐级向区域和国家尺度寻求突破。因此,乌镇“前旅游阶段”的尺度重组具有显著的权力结构的上推与下推机制,但尚未表现出较强的资本流动性,乌镇的权力、资本和社会空间生产的互动更多仍固着在地方尺度范围内（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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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乌镇“前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3Rescaling during the “pre-tourism stage” of Wuzhen

4.1.2 乌镇“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1999—2012年是乌镇在地方政府和企业集团共同作用下的“旅游阶段”,乌镇地方发展实现跨越式突破,尺度重组过程得到国家层面关注,全球地方化进程初显。1999年以后,乌镇政府强化旅游开发的行政导向和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成立“乌镇古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管理委员会”“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联合申遗等一些列举措开辟地方发展新路径。与此同时,东栅景区投放市场,古镇居民开始以房屋为生产资料参与旅游发展,表现为古建筑、古民居作为生活空间的使用价值向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初步转换。2006—2007年乌镇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引入上市公司中青旅控股有限公司和境外投资IDG创业投资基金两大资本集团,成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地方权力向外来资本逐步让渡。“2006年的中青旅进驻无疑是带来了强大的资金实力和经营实力,乌镇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很好的挖掘”（FT03-SY-A）。西栅景区内原著居民悉数迁出,实现了古镇空间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彻底转变。“随着乌镇旅游的红火,乌镇也逐渐变为一个空壳,没有原住民……更像个‘主题公园’”（XW10-TLM-A）。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共同致力于营造水乡的“空间想象”,利用地方特色历史与地理文化要素作为生产资料,建构大众族群的地方文化认同^[65],进而对地方政府与企业集团的空间实践产生积极反馈。“西栅有别于东栅的观光功能,……古镇风情观光与休闲度假功能进行了完美的融合,乌镇西栅不再仅仅是一个‘只能看不能住’的‘活化石’、‘博物馆’,而是一块远离尘嚣的安谧绿洲”（XW05-HL-A）。

发展至第二阶段,全球力量刺穿国家与区域边界融入空间系统,在全球化渗透和资本积累压力的作用下,地方空间与外部空间联系逐渐增强,相对封闭的地方空间内部发展要素不断优化。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历史文化名镇、5A级景区等一系列的等级评定等激励和扶持手段,进一步固化了乌镇的发展路径,锁定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范围,表现为尺度下推。乌镇通过基础设施整治、遗产保护、古建修复、景区建设、资本融入、影视宣传、世博会展览等一系列方式,逐渐获取了更大的开发自由度,展开尺度上推策略的有效实践。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既为乌镇地方发展创造自由资本市场,也调控区域协调发展;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的市场化与企业化转向日益凸显,与企业之间逐渐形成“增长联盟”^[66]。表现为国家尺度和地方尺度的上下推绎。在这一阶段,作为地方的乌镇已经与更高一级尺度建立关联,对权力的控制能力和对资本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提升,呈现出了空间尺度的跃迁升级。地方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于公共资源,以物质性建成环境（景区）为生产资料进入资本的次级循环。在此循环中,外来资本遵从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流入全球资本市场的“洼地”,乌镇东栅和西栅的投资建设顺应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后的房地产开发热潮^⑤(⑤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旅游地空间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为更大空间尺度的资本过度积累提供了扩散和转移渠道。因此,乌镇“旅游阶段”的尺度重组是国家宏观政治和经济制度下推背景下的地方发展模式上推,外来资本涌入助推了乌镇社会空间演化效率,地方尺度逐渐进入全球资本循环链条（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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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乌镇“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4Rescaling during the "tourism stage" of Wuzhen

4.1.3 乌镇“后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2013年至今是乌镇在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社会公众综合参与下的“后旅游阶段”,乌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尺度重组上升至全球层面,全球地方化得到集中呈现。2013年首届乌镇戏剧节使乌镇在文化层面与国际接轨,为其后续在政治、经济层面的全球化地方创造了机遇。“乌镇,它就是一条河,戏剧节、当代艺术这些就是河里的鱼。将来,这条河里也会有更多不同品种的鱼……这些都将是实现乌镇文艺复兴梦的重要举措”（FT01-CXH-B）。201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成功举办并持续发挥“磁场效应”,乌镇成为集景区、度假区、创新发展试验区、高科技产业园于一身的“互联网+”小镇样板。“比如很多汽车、互联网企业的发布会都会放在乌镇,这就是对乌镇的认可……没有互联网大会,路不会这么快修,工厂也不会这么快转型”（XW15-ZF-A）。木心美术馆、乌镇大剧院、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陆续落成,互联网医院、智慧养老平台、智慧城镇联合实验室和一系列众创空间纷纷落户,为乌镇增添了全新的符号景观,为地方空间系统新要素的注入带来契机,为新闻媒体、企业家、艺术家、创业者等更广大社会精英群体的融入提供了平台。截至2018年6月,乌镇已有注册互联网及相关企业近400家,“乌镇”区域品牌价值评估达299.58亿元^⑥(⑥数据来源：中国质量认证中心《2017年区域品牌价值评价》。),乌镇成为国内旅游古镇进入“后旅游阶段”的先锋和典范。旅游与空间系统内其它要素耦合协调发展,旅游的空间“孵化器”效益凸显,重塑了乌镇的空间性与地方性,实现了乌镇由点状空间向面状空间、由单一功能的旅游目的地向立体化国际互联网小镇的蝶变。

进入“后旅游阶段”,全球与地方建立联结。乌镇依托国际互联网大会等国际性事件建立全球联系,成为全球尺度信息互动和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表现为尺度上推;全球通过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在乌镇强化了自身的发展逻辑,重新塑造与定义了乌镇的地方空间,表现为尺度下推。固着于乌镇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受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流动性要素裹挟,不断被解构与重构,并以全新的更加契合全球化话语逻辑的方式呈现出来。“生产性”主导与“消费性”主导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区别,在全球资本过度积累的压力推动和各级政府的政策拉动下,权力与资本以形象、符号与媒体作为全球化话语下生产消费的原材料,以乌镇为空间载体承办全球性大事件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活化地方的公共资源并重塑公共产品,推进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吸纳更多的社会精英和投资项目参与乌镇的地方空间实践,加快了资本的时空流动速度。凭借一系列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性花费的投入,通过感官的图像化、艺术的符号化和媒体的信息化,以权力为表征的地方政府和以资本为表征的企业集团在社会公众中创造了新的众创空间、建构了新的认知形式、产生了新的地方认同、规训了新的行为方式,满足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想象,引致了生产与消费效率的提高,形成了地方政府、企业集团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下的空间建构,使得古镇发展进入资本的第三级循环。在第三级循环中,国家遴选优势地区,通过以“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代表的象征和权力叙事为乌镇地方空间赋能,使乌镇地方空间被赋予更加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乌镇“后旅游阶段”的尺度重组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杂互动下,乌镇参与控制权力结构和资本运动的能力跨越式提升,融入全球空间生产体系（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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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乌镇“后旅游阶段”尺度重组

Fig. 5Rescaling during the "post-tourism stage" of Wuzhen

4.2 乌镇尺度重组形成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权力与资本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变革的深入推进,在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之间进行了广泛的组织调整与重新分配,具体表现为一种多尺度交互、嵌套、转换的尺度重组过程。在新一轮的权力格局重构和资本全球扩张中,旅游目的地作为城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权力渗透和资本转移的全新目标。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各自的发展逻辑,在乌镇这一具象化场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换言之,对乌镇地方演化的分析也必须以全球地方化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将乌镇放置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体系中剖析其尺度重组的内在机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间,“去中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渐进交替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显著特征^[67],这一过程既响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策略的空间实践结果。乌镇旅游发展引导下的三阶段尺度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进程的映射与印证,通过这一角度,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时空必然性和偶然性并存的。一方面,乌镇的尺度跃迁升级顺应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先进地区到落后地区、从城市到乡村流动和扩张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在中国语境下,权力和制度是遴选特定地区优先发展的关键性力量,乌镇的转型升级得益于国家和区域的一系列的战略举措和政策支持。因此,乌镇的尺度重组既是不同空间尺度进行权力等级延伸与资本时空扩张的方式与对象,也是空间活动尺度化现象和不同等级空间尺度相互作用的目的与结果。这充分论证了空间尺度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动态建构的,空间尺度既为权力与资本的互动作用提供等级框架,同时也是推动权力延伸和资本流动的生产方式,即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存在辩证的交互逻辑。

从外在表现具体来看,乌镇的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全球尺度为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创造了空间范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在此背景下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世界生产系统,不同层级的空间壁垒（space barrier）被冲破与化解,以乌镇为代表的地方空间逐渐成为资本循环与加速流动的重要环节。其次,作为资本和政治权力的共同体,国家尺度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不断将中央权力下放至以长三角城市群和乌镇为代表的区域和地方,以不同形式的地域组织为增长极推进国家治理模式的深化,构建大规模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举办非物质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吸纳劳动力、商品和资本在固有空间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与流动,进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参与世界市场竞争、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再次,作为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和劳动分工的空间场所,区域尺度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同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经济产业分工愈发明显,进而导致了长三角城市群超级都会城市（exopolis）和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s）的出现^[68],区域资本迅速积累并不断溢出,乌镇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权力和资本进一步渗透和转移的对象。最后,地方尺度是社会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具体领域。乌镇充分利用地方地理区位、历史文化和资源禀赋的优势,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契合了权力和资本的内在逻辑,实现了地方空间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充分转换,成为全球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国家、区域等外部尺度构成总体性框架下,乌镇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本土性特征。这不仅反映了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乌镇地方性与全球性的对抗,更是不平衡地理发展规律下,不同地方空间差异性生产维持资本流动张力的必然结果。

从内在动力进一步剖析,乌镇的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和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并受权力、资本和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的驱动。一方面,全球、国家、区域、地方是空间尺度在认知论层面的等级化表现形式,空间尺度是存在边界、等级和属性的具象化概念,这一角度为尺度重组分析预先设定了权力和资本运行的结构和框架,因此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权力再分配和资本再投入的方式与对象。另一方面,在乌镇的尺度重组过程中,不同等级的空间尺度在权力和资本的运动过程中是彼此关联、相互交织和不连续的,尺度重组本身革新了社会的生产方式,进而为权力和资本创造出新的政治—制度关系和社会—经济关系,因此空间尺度是社会建构的抽象化概念,乌镇的尺度重组是政治经济关系变革的目的与结果。进而,对尺度重组不同层面认知的背后实质上是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双向辩证关系,权力和资本以社会关系为中介,在将空间作为作用对象参与其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同时,自身也受到空间的重新塑造。权力通过组织设立和制度调整等方式进行权力渗透,资本则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延迟推动资本循环,这两个过程作用于具体的空间尺度上使地域组织发生结构重组;与之同时,空间尺度的跃迁与转换也必然伴随着权力和资本强度、结构和关系的变化。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每个社会都处于既定的生产模式架构里（在此可以理解为权力与资本的相互作用）,内含于这个架构的特殊性质则形塑了空间”^[63]。综上,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乌镇尺度重组的核心机制（图6）。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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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权力、资本与空间作用下的乌镇尺度重组形成机制

Fig. 6Rescaling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uzh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wer, capital and space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全球地方化的结构主义地理学研究视角下,通过文献梳理辨析出全球地方化蕴含权力、资本的逻辑张力与全球—地方联结的尺度张力,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与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近2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如下：

（1）通过对乌镇尺度重组过程进行分析,乌镇在时间维度上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变革,在空间维度上经历了资本三重循环的逐步推进和尺度重组的逐步深化,这一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地方尺度通过不断与区域、国家、全球尺度建立联结,对权力的控制能力和对资本的吸纳能力逐步提升。

（2）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为乌镇尺度重组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宏观的空间系统,在这一框架下,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推动了乌镇的尺度重组。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各自的发展逻辑,在乌镇这一研究场域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3）乌镇的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和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尺度重组既为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提供了等级框架,又为其创造了全新的生产方式。这充分表明空间尺度既是等级化的,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存在双向辩证关系,三者之间的交互逻辑是乌镇尺度重组的核心机制。

（4）旅游目的地作为城乡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逐渐成为权力渗透和资本转移的全新目标。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验证了研究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初步提出了以旅游目的地为主要对象的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命题,为旅游目的地演化的过程、格局和机制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5.2 讨论

不同于西方外向性的城市文明,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内向性的农耕文化^[69]。从老子“小国寡民”的朴素自然哲学到陶潜“归园田居”的田园理想,无不体现着中国人对乡野秩序的依恋与向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关系的不断演化,城市成为生产与生活最核心的场域。然而,城市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的价值倾向不断异化着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内核^[70],人们通过旅游的方式逃离城市、回归乡野,在寻求文化认同、心灵慰藉和乡愁记忆的同时,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城乡互动方式。从微观角度看,乌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通过发展旅游业逐步现实了空间要素的升级与空间尺度的重组。从宏观角度看,乌镇的转型是中国城乡关系由“乡村关系”走向“城市关系”的缩影^[71]。

在传统社会时期的自然状态下,乌镇便利的水运使之成为农贸商品的交换中心,乡土社会处在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相对均衡状态,城乡关系停留在朴素的“乡村关系”主导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尤其城市群成为权力博弈、资本积累和社会运动最剧烈、最集中的区域,“城市战胜了乡村”主导社会生产^[72]。权力、资本和空间的逻辑由城市和城市群向大都市边缘地区和广大乡村地区转移,打破并解构了地方原有的均衡结构。旅游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同盟军^[73],引致了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管理等流动要素固着于旅游目的地等地方空间^[74],推进了地方的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重构了地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均衡稳定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制度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大时代,剧烈的转型升级带来了一系列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贯穿于多级空间尺度中,为空间系统内部尺度博弈和要素流动积蓄了强大张力。其中,城乡二元机制是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突出表现。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现状,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应当以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为基点^[64],建立连接城乡发展的空间纽带,疏解大都市产业的过度集中状况,吸纳农村劳动力剩余,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格局和劳动分工结构,建构“城乡连续统一体”。乌镇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其围绕权力、资本与空间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75],为城乡融合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响应^[76],对中国未来县、镇、乡级旅游目的地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Xie

Fusheng

. Capitalist labor process: The transition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7,21(2):6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