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hanism model and demonstration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in Guizhou ethnic tourism villag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mmunity-driven, government-driven and enterprise-drive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LIRui收稿日期:2015-07-28
修回日期:2015-11-12
网络出版日期:2016-08-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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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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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旅游地精准扶贫是当前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精准扶贫最终实现脱贫[1]。当前,在民族村寨旅游地开发理念和目标上,政府主导往往追求短期政绩和旅游经济效益并非村寨社区发展,而在“谁投资、谁受益”政策背景下的“旅游扶贫”往往只扶持了少数人富裕,企业主导下的开发则更是以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导致旅游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扶贫目标的错位,陷入“旅游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2];更为重要的是,在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不同利益群体中,村寨居民天然的处于获益的弱势地位,更加对村寨地方感知与民族自身认同的社区认知、旅游发展的主观期望程度、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层次与深度、尤其是旅游发展主体有效性的根本保障等,产生不同程度的主观满意度认知[3],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旅游扶贫中村寨居民利益诉求的实现程度,也是最终提高民族村寨旅游精准扶贫质量和效果的客观反映。因此,如何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从影响机理视角定量研究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理论问题并以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成为指导和评价民族村寨旅游地精准扶贫质量和效果的重要依据。回顾国内外文献可知,定量分析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构建指标体系对影响居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并实证分析[4-6]以及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对旅游发展满意度(支持度)之间的相互作用[7-12]等方面。通过综述可以看出:① 已有因素研究文献较少从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的角度直接剖析和构建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并分析其可靠性、收敛有效性和稳定性;② 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可以透视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主体地位有效性[13-14],已有模型研究文献尚未以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作为居民社区参与旅游地发展满意度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③ 已有实证研究文献多以单一民族村寨或其单一社区特征的多个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感知与态度的“静态”影响因素研究为主,缺乏系统性地归纳和提炼不同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的“动态”作用过程。
本文从理论上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以贵州省典型民族旅游村寨为案例地,剖析和构建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概念模型与结构模型,系统性地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与影响机理;实践上也为增强村寨居民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主体有效性,影响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以及旅游者等不同利益群体的发展决策与行为选择的同时,真实反映民族村寨旅游地村寨居民旅游发展获益态势、提升旅游精准扶贫质量与效果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 案例地概况与主导模式
上郎德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北部,距省会贵阳市260公里和首府凯里市27 km(图1),2010年“六普”统计现有住户共134户,人口540人,均为苗族,是贵州省“巴拉河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区”规划的民族旅游村寨之一;该村寨采取了松散型的、全体社区成员志愿参与、以“记工分(本文所说的“工分制”是上郎德苗寨在开展民族旅游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旅游资源管理和旅游收益分配制度的概称,这种分配制度主要特征为:A. 苗寨全体居民都有平等参与表演权和分配权;B. 凭分计酬,按劳分配;C. 村寨居民参加接待按“角色”和“着装”不同而工分不同;D. 向普通群众、妇女、老人、小孩等弱势群体倾斜;E. 实行严格的工分票分阶段发放制度;F. 每场表演散场后登记工分,月底分红。)”方式进行分配的“社区核心力量导向”模式[15]。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的雷公山麓,距省会贵阳市约260 km和首府凯里市35 km,2010年“六普”统计现有住户共1258户,人口5326人,其中苗族人口占全寨人口总数的94.5%,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2014年全年游客达到272.5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21.36亿元;该村寨采取了以政府投资为主,政府成立景区管理局、景区旅游公司对其直接进行管理经营的“政府核心力量导向”模式[16]。天龙屯堡位于贵州省平坝县天龙镇天龙村,距省会贵阳市67 km和安顺市28 km,村寨屯堡人为汉族一个特殊的支系族群,至今却依然保持着明代南方汉族的文化风俗,2010年“六普”统计现有住户1215户,共4320人左右;该村寨采取了外来企业资本进入,组建旅游开发公司,按公司经营管理制度运行的“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15]。这3种核心力量导向模式在各自特殊的内外部制约因素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及合理性,也是当前西部地区民族村寨发展旅游业所采用的典型开发模式,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结论对其他民族村寨社区型乡村旅游地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案例地空间示意
-->Fig. 1Spatial diagram of ethnic villages
-->
3 模型构建
3.1 概念模型
3.1.1 理论依据 根据传统心理学理论,满意是一种心理状态[17]。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Clark从发生逻辑的角度提出满意度形成的核心要素,主要强调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18];这其中,关系强调人际之间因事物发展所建立起来的各种联系;付出、回报与期望则强调个人或群体在参与事物发展过程之中和之后的利益感知与事前期望的整体认知;公正知觉则更进一步强调了对综合认知的权力感知,为再次发生的行为决策提供主观依据。3.1.2 访谈对象与内容 本文课题组于2014年5月1-7日赴上述3个民族村寨对有关干部、参与旅游经营业主、非遗传承人、活路头等村寨精英,以及部分参与旅游发展多年和未参与旅游发展的村寨居民等42位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由于文章篇幅,省略访谈村寨居民基本情况及背景信息)。在访谈前围绕调研内容拟定了一份开放式的访谈提纲,除了个人相关信息外,访谈内容主要以上述理论依据为基础涉及10个方面:① 对居住村寨感情变化;② 生计模式变化;③ 对民族喜爱和对族胞关系变化;④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对旅游发展的影响;⑤ 参与旅游发展、规划、决策和管理的方式或途径及其满意程度;⑥ 参与旅游发展对个人与村寨社区的发展期望;⑦ 参与旅游对村民和村寨的经济收入、参与机会、个人地位、人际关系、管理组织、村寨居住与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及其满意程度;⑧ 参与旅游对村民和村寨的收入分配、参与机会、个人地位、人际关系、生活成本与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等方面产生的消极影响;⑨ 对村寨旅游发展的总体满意程度;⑩ 继续支持和参与村寨旅游业发展意愿及建议。本文应用行为事件访谈方法[19],通过适当的案例类比将其思维引导至问题的关键方面,以能识别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从而确保访谈的效度。
3.1.3 语义网络图刻画 以理论依据和访谈问题为主线,运用ROST CM 6.0将400项访谈观点提取高频词,过滤掉无意义的高频词,分析概念节点与关系链,进一步提取行特征,建立邻接矩阵,刻画语义网络。经分析处理后,访谈资料的语义关系网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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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语义网络图
-->Fig. 2Sketch of semantic network
-->
3.1.4 概念模型 如上述语义网络图所示,与“满意”关系较为密切的影响因素(概念节点)主要有“感情”、“认同”、“收入”、“参与”、“分配”、“协调”、“民主”、“权利”、“政策”、“治理”、“改善”以及对态度与行为感知的“期望”和“支持”。综合分析,可以归纳为村寨社区感情与民族认同、村寨居民旅游期望与参与、村寨居民社区增权与去权感知、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满意和支持4个方面。进一步构建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图3)可知,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主要遵循“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的逻辑路径,其中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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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
-->Fig. 3Conceptual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under the formation of inherent mechanism
-->
3.2 结构模型
根据概念模型的影响因素,遵循结构方程模型的基本原理[20],构建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3.2.1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通过分析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以及实地深入访谈调研的基本内容,验证性和开拓性假设上述概念模型的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和居民社区参与做解释变量、居民满意度与居民支持度做结果变量、居民社区增权与去权感知做中介变量(因果链发挥中介效应)之间的15项因果关系(表1)。本文初步构建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M1(图4)。
Tab.1
表1
表1研究假设汇总
Tab.1Hypothesis contents
假设 | 假设内容 | 文献依据 | |
---|---|---|---|
H1 | 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Nicholas[21];Cottrell等[22];Haywantee等[23] | |
H2 | 居民民族认同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Mckercher等[24];罗永常[2] | |
H3 | 居民发展期望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Teye等[25];唐文跃等[26] | |
H4 | 居民社区参与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Murphy[27];Wang等[28] | |
H5 | 居民满意度与居民支持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Gursoy等[7];Lee[9] | |
H6 | 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Scheyvens[29] 左冰等[30] 廖军华[31] |
H7 | 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8 | 居民民族认同与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9 | 居民民族认同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0 | 居民发展期望与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1 | 居民发展期望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2 | 居民社区参与与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3 | 居民社区参与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4 | 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
H15 | 居民社区去权感知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 开拓性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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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M1
-->Fig.4Structural model M1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under the formation of inherent mechanism
-->
3.2.2 结构模型验证与修正
3.2.2.1 问卷设计 通过对结构模型M1中的解释变量、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94个观测变量进行问卷设计,进一步验证和修正结构模型M1。由于民族村寨居民在本文课题组成员协助下选择问卷题项仍存不便,故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原则上对上郎德苗寨采取进户逐人调查、对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采取逐户抽样调查(表2)。
Tab. 2
表2
表2问卷调查时间、地点、发放、回收情况
Tab. 2Questionnaire overview
调查时间 | 调查地点 | 发放问卷 | 有效问卷 | 有效率(%) | |
---|---|---|---|---|---|
2014年07月05-14日 | 上郎德苗寨 | 450 | 365 | 81.1 | |
2014年07月23-27日 | 西江苗寨 | 南贵、平寨 | 480 | 383 | 79.8 |
2014年07月28-31日 | 东引、羊排 | 420 | 273 | 65.0 | |
2014年08月01-04日 | 乌嘎、干容 | 100 | 77 | 77.0 | |
2014年08月11-20日 | 天龙屯堡 | 主景区 | 480 | 422 | 87.9 |
2014年08月21-29日 | 天龙村及周边村寨 | 420 | 323 | 76.9 | |
合计 | 2350 | 1843 | 7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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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观测模型检验与修正 分析问卷量表的项目—总体相关系数(ITC)和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可知,解释变量中的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和居民社区参与的各自观测变量PA4、PA12、EI3、EI8、VP4、VP10的ITC为0.396、0.289、0.364、0.293、0.341、0.215,均小于0.5,删除后的信度系数α由0.804、0.724和0.752提高为0.821、0.795和0.779,符合Ryan提出的删除标准[32];进一步分析可知,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和居民社区参与的上述6个观测变量被删除后,上述解释变量剩余的10个、6个和9个观测变量的ITC指标、因子载荷值和信度系数α均大于0.5,符合Evans等提出的统计要求[33];同时,问卷量表收敛有效性对应的KMO和Bartlett检验卡方值分别由0.763和1963.462、0.667和2169.532、0.635和1953.562变化为0.784和1589.722、0.771和1827.647、0.684和1637.189(p = 0.000),符合Martin等提出的收敛标准[34]。另一个解释变量居民发展期望的8个观测变量ITC指标、因子载荷值和信度系数α均大于0.5,KMO和Bartlett检验卡方值分别为0.779和2048.391(p = 0.000),说明符合统计要求且收敛有效。中介变量居民社区增权与去权感知的各自观测变量EP4、EP10、DP4和DP14均小于0.5,删除这4个观测变量后,信度系数α由0.774和0.807提高为0.829和0.856,符合删除标准。进一步分析可知,居民社区增权与去权感知的上述4个观测变量被删除后,解释变量剩余的21个和16个观测变量的ITC指标、因子载荷值和信度系数α大于0.5,KMO和Bartlett检验卡方值分别由0.673和1801.763、0.739和2190.762变化为0.734和1779.384、0.825和1784.892(p = 0.000),符合统计要求且收敛有效。分析结果变量居民满意度和居民支持度的6个和8个观测变量ITC指标、因子载荷值和信度系数α也均大于0.5,KMO和Bartlett检验卡方值分别为0.817和2037.158、0.862和2270.061,说明两个结果变量仍符合统计要求且收敛有效。由此提出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M2。
3.2.2.3 结构模型M2检验与修正 根据Amos 17.0输出报表的潜在变量之间残差修正指数发现,“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发展期望”、“居民地方依恋”与“居民社区参与”、“居民民族认同”与“居民发展期望”、“居民民族认同”与“居民社区参与”、“居民发展期望”与“居民社区参与”之间的残差修正指数较高,建立彼此之间的关联将会降低卡方统计量(χ2),并使显著性程度p值增加。对比发现(表3),模型M2除了AGFI、NFI和IFI指标低于0.90的理想数值外,其他各项指标均达到理想状态,但进一步提高3项指标的数值,再次尝试建立“PA9”与“PA10”、“EI2”与“EI5”、“VP9”与“VP11”、“EP1”与“EP3”、“EP7”与“EP9”、“DP1”与“DP3”观测变量之间的联系,形成新的结构关系模型M3,并检验模型M3拟合情况,发现各项拟合指标上没有M2理想,说明结构模型M2(图5)已没有可调整优化的余地。
Tab.3
表3
表3初始假设模型M1与修正模型M2拟合度比较
Tab.3Comparison M1 and M2 fitting
拟合指数 | 绝对拟合指数 | 相对拟合指数 | 简约拟合指数 | |||||||||||
---|---|---|---|---|---|---|---|---|---|---|---|---|---|---|
χ2/df | GFI | AGFI | RMSEA | SRMR | NFI | NNFI | CFI | IFI | RFI | PNFI | PGFI | |||
标准 | (1, 3) | >0.90 | >0.90 | <0.06 | <0.08 | >0.90 | >0.90 | >0.90 | >0.90 | >0.90 | >0.50 | >0.50 | ||
整体样本模型M1 | 3.154 | 0.814 | 0.778 | 0.096 | 0.052 | 0.081 | 0.813 | 0.932 | 0.857 | 0.848 | 0.707 | 0.681 | ||
整体样本模型M2 | 2.018 | 0.947 | 0.862 | 0.055 | 0.039 | 0.085 | 0.924 | 0.963 | 0.896 | 0.934 | 0.752 | 0.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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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M2
-->Fig. 5Structural model M2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under the formation of inherent mechanism
-->
3.2.2.4 结构模型M2的区别有效性检验 根据Amos17.0软件输出报表拟合值(表4)分析比较结构模型M2的8因子模型、7因子模型、6因子模型、5因子模型A和5因子模型B的拟合指数可知,8因子模型的卡方统计量χ2值为2342.467或2290.872,p值为0.004或0.003,CMINDF为3.015或2.985,均方根残差RMR为0.159或0.152,均小于7因子模型、6因子模型、5因子模型A和5因子模型B中的同一指标;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881或0.883,修正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为0.839或0.843,增量拟合指数IFI为0.909或0.912,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07或0.906,符合Anderson等研究统计要求[35],并且均大于7因子模型、6因子模型、5因子模型A和5因子模型B中同一指标。因此,结构模型M2所涉及的8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具有跨样本稳定性[36],可适用于不同样本。
Tab. 4
表4
表4基于观测变量多样本的因素模型潜在变量区别有效性检验
Tab. 4Test of difference effectiveness of M2 latent variables
因素模型 | 8因子模型 | 7因子模型 | 6因子模型 | 5因子模型A | 5因子模型B |
---|---|---|---|---|---|
校正样本 | 校正样本 | 校正样本 | 校正样本 | 校正样本 | |
效度样本 | 效度样本 | 效度样本 | 效度样本 | 效度样本 | |
χ2 | 2342.467 | 2379.225 | 2416.029 | 2493.481 | 2539.705 |
2290.872 | 2357.192 | 2381.846 | 2447.052 | 2504.001 | |
Δχ2 | 51.595 | 22.033 | 34.183 | 46.429 | 35.704 |
p | 0.004 | 0.021 | 0.038 | 0.047 | 0.053 |
0.003 | 0.019 | 0.026 | 0.033 | 0.049 | |
CMINDF | 3.015 | 3.476 | 4.193 | 4.910 | 5.229 |
2.985 | 3.454 | 4.112 | 4.772 | 5.168 | |
RMR | 0.159 | 0.189 | 0.183 | 0.237 | 0.245 |
0.152 | 0.175 | 0.181 | 0.212 | 0.238 | |
GFI | 0.881 | 0.872 | 0.832 | 0.812 | 0.779 |
0.883 | 0.876 | 0.837 | 0.817 | 0.786 | |
AGFI | 0.839 | 0.823 | 0.799 | 0.774 | 0.736 |
0.843 | 0.835 | 0.821 | 0.785 | 0.741 | |
IFI | 0.909 | 0.875 | 0.861 | 0.833 | 0.821 |
0.912 | 0.876 | 0.865 | 0.841 | 0.825 | |
CFI | 0.907 | 0.877 | 0.853 | 0.837 | 0.817 |
0.906 | 0.889 | 0.859 | 0.842 | 0.8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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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联效应与影响机理
4.1 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
根据Amos 17.0输出报表中参数估计显示路径系数β及其p值分别对3个民族村寨结构模型M2的15项研究假设关系进行验证(图6)可知:① 上郎德苗寨居民地方依恋(β = 0.629,p < 0.01)、居民民族认同(β = 0.827,p < 0.05)和居民社区参与(β = 0.536,p < 0.001)对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这3个影响因素和居民发展期望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② 居民地方依恋(β = 0.461,p < 0.01)、居民民族认同(β = 0.505,p < 0.05)、居民发展期望(β = -0.332,p = 0.377)和居民社区参与(β = 0.309,p = 0.549)对西江苗寨居民满意度产生一定程度或未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均较大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且去权感知影响效应(β = -0.589,p < 0.05)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β = 0.432,p < 0.01);③ 居民地方依恋(β = 0.423,p < 0.01)、居民民族认同(β = 0.113,p = 0.486)、居民发展期望(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6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路径系数图
注:① 图中实线表示研究假设获得支持的路径,虚线表示研究假设没有被支持的路径;② +:P < 0.10;*:P < 0.05;**:P < 0.01;***:P < 0.001;NS表示不显著。
-->Fig. 6Coefficient maps of influencing path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
同时上郎德苗寨4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效应结果除居民地方依恋对居民发展期望、居民民族认同对居民发展期望、居民发展期望对居民社区参与不支持外,其余均为支持;西江苗寨除居民地方依恋对居民民族认同不支持外,其余均为支持;天龙屯堡除居民地方依恋对居民民族认同、居民民族认同对居民发展期望不支持外,其余均为支持。
4.2 影响机理分析
4.2.1 程度性二维因素分析 根据不同影响因素观测变量的公因子分析发现(表5):70个观测变量在3个民族村寨上萃取的程度性二维因素基本相同,即:“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经含Kaiser最大方差旋转后共获取前22个公因子,且特征根均大于1,对应的观测变量(载荷值)均大于0.5。具体分析各公因子对应的观测变量路径系数可知:①“居民地方依恋”。上郎德苗寨居民“地方依恋”观测变量PA2的路径系数为1.000,PA1和PA11也在0.800以上,其余6项观测变量路径系数均在0.572~0.745之间,表明上郎德苗寨居民受“地方依恋”二维因素中的“地方认同”较“地方依赖”影响更大;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居民“地方依恋”观测变量PA3的路径系数为1.000,前者的PA5、PA6、PA7、PA9、PA10均在0.700以上且其余4项均在0.400以下,后者的上述5项均在0.800以上且其余4项在0.623~0.775之间,表明西江苗寨居民对所处村寨社区发展旅游的经济索取和居住功能的利益诉求明显高于对其产生的情感性依赖,而天龙屯堡居民的“地方依赖”在对居民满意度起到主导作用的同时,“地方认同”对居民满意度也起到了辅助作用。②“居民民族认同”。上郎德苗寨居民“民族认同”观测变量EI2的路径系数为1.000,EI4和EI7均在0.900以上,其余3项观测变量路径系数均在0.208~0.377之间,上郎德苗寨居民受“民族认同”二维因素中的“认同承诺”较“认同探求”影响更大;西江苗寨居民和天龙屯堡居民的“民族认同”观测变量EI1的路径系数为1.000,两者的EI5和EI6均在0.800以上且其余3项观测变量路径系数分别在0.400和0.700以下,表明西江苗寨居民的“民族认同探求”对其居民满意度起到主导作用,而“民族认同承诺”的影响作用则不显著,天龙屯堡居民的“民族认同探求”在对居民满意度起到主导作用的同时,“民族认同承诺”对居民满意度也起到了辅助作用。③“居民发展期望”。西江苗寨居民和天龙屯堡居民“发展期望”观测变量DE2的路径系数为1.000,两者的DE1、DE3和DE4均在0.900以上且DE7和DE8分别为0.745、0.823、0.628和0.691,其余2项观测变量路径系数分别为0.387、0.306、0.585和0.590,表明西江苗寨居民的“民族社区发展期望”和“自我发展期望”对居民满意度分别起到了主导作用和辅助作用,“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期望”则不显著,而天龙屯堡居民的“民族社区发展期望”在对居民满意度起到主导作用的同时,“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期望”和“自我发展期望”共同对居民满意度也起到了辅助作用。④“居民社区参与”。上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居民社区参与”观测变量VP3和天龙屯堡观测变量VP2的路径系数为1.000,3个民族村寨观测变量VP1、VP7、VP8、VP9的路径系数在0.627~0.895之间,与此同时,上郎德苗寨和天龙屯堡的观测变量VP5、VP6、VP11的路径系数在0.534~0.688之间,而西江苗寨3个观测变量的路径系数则更低,均在0.113~0.206之间,表明上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的“居民直接参与”对其起到主导作用,“居民间接参与”对其起到了辅助作用,而“居民深度参与”对前者起到辅助作用且对后者影响作用不显著;天龙屯堡居民的“居民直接参与”和“居民间接参与”共同对其起到主导作用,而“居民深度参与”对其起到明显的辅助作用。⑤ 上郎德苗寨居民的“经济增权感知”、“心理增权感知”、“社会增权感知”和“文化增权感知”共同在影响因素对居民满意度中起到主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政治增权感知”和“环境增权感知”共同起到次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西江苗寨居民的“经济增权感知”对其起到主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心理增权感知”、“社会增权感知”、“文化增权感知”和“环境增权感知”共同对其起到了次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而“政治增权感知”对其起到中介影响效应不显著;天龙屯堡居民的“经济增权感知”、“心理增权感知”和“环境增权感知”共同对其起到主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而“政治增权感知”、“社会增权感知”和“文化增权感知”共同对其起到次要的正向中介影响效应。⑥ 西江苗寨居民的“经济去权感知”、“政治去权感知”和“文化去权感知”共同在影响因素对居民满意度中起到主要的负向中介影响效应,“社会去权感知”起到次要的负向中介影响效应,而“心理去权感知”和“环境去权感知”对其起到的中介影响效应不显著;天龙屯堡居民的“经济去权感知”对其起到主要的负向中介影响效应,“政治去权感知”和“社会去权感知”共同对其起到次要的负向中介影响效应,而“心理去权感知”、“环境去权感知”和“文化去权感知”对其起到中介影响效应则不显著。Tab. 5
表5
表5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程度性二维因素
Tab. 5Second variabl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
因素与项目 | 上郎德苗寨 | 西江苗寨 | 天龙屯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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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
居民地方依恋量表 | |||||||||||||||||||||||||||||||||||||||||
地方依赖 | 1.893 | 22.783 | 辅助作用 | 2.784 | 46.385 | 主导作用 | 1.953 | 32.465 | 主导作用 | ||||||||||||||||||||||||||||||||
PA3旅游致富 | 0.732 | 0.745 | 0.816 | 1.000 | 0.596 | 1.000 | |||||||||||||||||||||||||||||||||||
PA5生活安全 | 0.815 | 0.692 | 0.501 | 0.735 | 0.825 | 0.804 | |||||||||||||||||||||||||||||||||||
PA6困难帮助 | 0.906 | 0.724 | 0.572 | 0.822 | 0.687 | 0.856 | |||||||||||||||||||||||||||||||||||
PA7居住条件 | 0.748 | 0.572 | 0.595 | 0.709 | 0.865 | 0.871 | |||||||||||||||||||||||||||||||||||
PA9世代生活 | 0.692 | 0.717 | 0.528 | 0.704 | 0.752 | 0.816 | |||||||||||||||||||||||||||||||||||
PA10喜住村寨 | 0.829 | 0.591 | 0.674 | 0.893 | 0.601 | 0.858 | |||||||||||||||||||||||||||||||||||
地方认同 | 3.094 | 54.016 | 主导作用 | 1.276 | 25.904 | 间接影响 | 1.467 | 26.972 | 辅助作用 | ||||||||||||||||||||||||||||||||
PA1深厚感情 | 0.946 | 0.924 | 0.716 | 0.337 | 0.524 | 0.692 | |||||||||||||||||||||||||||||||||||
PA2骄傲自豪 | 0.837 | 1.000 | 0.956 | 0.400 | 0.745 | 0.775 | |||||||||||||||||||||||||||||||||||
PA8常想村寨 | 0.673 | 0.873 | 0.852 | 0.304 | 0.515 | 0.637 | |||||||||||||||||||||||||||||||||||
PA11非议辩护 | 0.905 | 0.907 | 0.784 | 0.398 | 0.689 | 0.623 | |||||||||||||||||||||||||||||||||||
方差累计贡献率 | 76.800 | 72.289 | 59.437 | ||||||||||||||||||||||||||||||||||||||
居民民族认同量表 | |||||||||||||||||||||||||||||||||||||||||
民族认同探求 | 1.329 | 27.265 | 间接影响 | 3.455 | 50.252 | 主导作用 | 4.002 | 59.265 | 主导作用 | ||||||||||||||||||||||||||||||||
EI1寻找民俗 | 0.835 | 0.377 | 0.506 | 1.000 | 0.513 | 1.000 | |||||||||||||||||||||||||||||||||||
EI5理解民族 | 0.793 | 0.319 | 0.637 | 0.808 | 0.626 | 0.901 | |||||||||||||||||||||||||||||||||||
EI6谈论民族 | 0.527 | 0.208 | 0.524 | 0.873 | 0.517 | 0.835 | |||||||||||||||||||||||||||||||||||
民族认同承诺 | 3.672 | 55.386 | 主导作用 | 1.423 | 19.063 | 间接影响 | 2.628 | 24.638 | 辅助作用 | ||||||||||||||||||||||||||||||||
EI2民族意识 | 0.924 | 1.000 | 0.753 | 0.400 | 0.550 | 0.685 | |||||||||||||||||||||||||||||||||||
EI4族胞关系 | 0.629 | 0.913 | 0.923 | 0.475 | 0.627 | 0.700 | |||||||||||||||||||||||||||||||||||
EI7民族依恋 | 0.916 | 0.937 | 0.502 | 0.371 | 0.504 | 0.629 | |||||||||||||||||||||||||||||||||||
方差累积贡献率 | 82.651 | 69.315 | 83.903 | ||||||||||||||||||||||||||||||||||||||
居民发展期望量表 | |||||||||||||||||||||||||||||||||||||||||
民族社区发展 | 1.276 | 20.552 | 不显著 | 3.463 | 53.073 | 主导作用 | 3.028 | 50.736 | 主导作用 | ||||||||||||||||||||||||||||||||
DE1参与期望 | 0.601 | — | 0.784 | 0.956 | 0.776 | 0.958 | |||||||||||||||||||||||||||||||||||
DE2收益期望 | 0.576 | — | 0.893 | 1.000 | 0.802 | 1.000 | |||||||||||||||||||||||||||||||||||
DE3环保期望 | 0.794 | — | 0.627 | 0.932 | 0.793 | 0.801 | |||||||||||||||||||||||||||||||||||
DE4生活改善 | 0.752 | — | 0.572 | 0.955 | 0.672 | 0.927 | |||||||||||||||||||||||||||||||||||
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 | 3.595 | 52.056 | 不显著 | 1.035 | 19.275 | 间接影响 | 2.005 | 23.558 | 辅助作用 | ||||||||||||||||||||||||||||||||
DE5文化传承 | 0.734 | — | 0.500 | 0.387 | 0.507 | 0.585 | |||||||||||||||||||||||||||||||||||
DE6意识强化 | 0.753 | — | 0.621 | 0.306 | 0.500 | 0.590 | |||||||||||||||||||||||||||||||||||
居民自我发展 | 2.863 | 25.206 | 不显著 | 2.003 | 24.286 | 辅助作用 | 1.724 | 20.658 | 辅助作用 | ||||||||||||||||||||||||||||||||
DE7发展认同 | 0.562 | — | 0.582 | 0.745 | 0.682 | 0.628 | |||||||||||||||||||||||||||||||||||
DE8价值实现 | 0.673 | — | 0.523 | 0.823 | 0.558 | 0.691 | |||||||||||||||||||||||||||||||||||
方差累积贡献率 | 97.814 | 96.634 | 94.952 | ||||||||||||||||||||||||||||||||||||||
因素与项目 | 上郎德苗寨 | 西江苗寨 | 天龙屯堡 |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
居民社区参与量表 | |||||||||||||||||||||||||||||||||||||||||
居民直接参与 | 3.544 | 51.275 | 主导作用 | 2.752 | 24.753 | 主导作用 | 2.776 | 24.847 | 主导作用 | ||||||||||||||||||||||||||||||||
VP2景区工作 | 0.528 | 0.943 | 0.735 | 0.929 | 0.825 | 1.000 | |||||||||||||||||||||||||||||||||||
VP3参与接待 | 0.925 | 1.000 | 0.944 | 1.000 | 0.613 | 0.931 | |||||||||||||||||||||||||||||||||||
居民间接参与 | 1.065 | 16.753 | 辅助作用 | 1.965 | 22.587 | 辅助作用 | 3.256 | 44.205 | 辅助作用 | ||||||||||||||||||||||||||||||||
VP1事关家庭 | 0.745 | 0.685 | 0.735 | 0.689 | 0.883 | 0.815 | |||||||||||||||||||||||||||||||||||
VP7教育培训 | 0.582 | 0.634 | 0.658 | 0.704 | 0.794 | 0.859 | |||||||||||||||||||||||||||||||||||
VP8基建环保 | 0.673 | 0.701 | 0.574 | 0.671 | 0.683 | 0.863 | |||||||||||||||||||||||||||||||||||
VP9文化传承 | 0.852 | 0.639 | 0.542 | 0.630 | 0.568 | 0.895 | |||||||||||||||||||||||||||||||||||
居民深度参与 | 2.985 | 27.857 | 辅助作用 | 1.024 | 15.682 | 间接影响 | 1.025 | 19.985 | 辅助作用 | ||||||||||||||||||||||||||||||||
VP5民族项目 | 0.538 | 0.679 | 0.511 | 0.113 | 0.835 | 0.578 | |||||||||||||||||||||||||||||||||||
VP6规划决策 | 0.845 | 0.682 | 0.509 | 0.205 | 0.561 | 0.611 | |||||||||||||||||||||||||||||||||||
VP11管理监督 | 0.682 | 0.688 | 0.500 | 0.173 | 0.502 | 0.590 | |||||||||||||||||||||||||||||||||||
方差累积贡献率 | 95.885 | 63.022 | 89.037 | ||||||||||||||||||||||||||||||||||||||
居民社区增权感知量表 | |||||||||||||||||||||||||||||||||||||||||
经济增权感知 | 3.295 | 17.573 | 主导作用 | 4.294 | 27.947 | 主导作用 | 3.823 | 22.475 | 主导作用 | ||||||||||||||||||||||||||||||||
EP1经济发展 | 0.543 | 0.903 | 0.967 | 0.874 | 0.935 | 0.908 | |||||||||||||||||||||||||||||||||||
EP2就业机会 | 0.794 | 0.869 | 0.846 | 0.932 | 0.856 | 1.000 | |||||||||||||||||||||||||||||||||||
EP3居民收入 | 0.893 | 1.000 | 0.782 | 1.000 | 0.832 | 0.948 | |||||||||||||||||||||||||||||||||||
EP5生活水平 | 0.781 | 0.937 | 0.695 | 0.812 | 0.807 | 0.913 | |||||||||||||||||||||||||||||||||||
政治增权感知 | 2.452 | 13.376 | 辅助作用 | 1.036 | 10.462 | 间接影响 | 1.856 | 15.492 | 辅助作用 | ||||||||||||||||||||||||||||||||
EP6居民利益 | 0.945 | 0.799 | 0.783 | 0.226 | 0.721 | 0.758 | |||||||||||||||||||||||||||||||||||
EP7交流平台 | 0.502 | 0.604 | 0.611 | 0.314 | 0.599 | 0.759 | |||||||||||||||||||||||||||||||||||
EP8参与选举 | 0.956 | 0.764 | 0.501 | 0.276 | 0.793 | 0.705 | |||||||||||||||||||||||||||||||||||
EP9参与决策 | 0.852 | 0.792 | 0.537 | 0.355 | 0.681 | 0.789 | |||||||||||||||||||||||||||||||||||
EP19用地补偿 | 0.500 | 0.634 | 0.502 | 0.295 | 0.524 | 0.673 | |||||||||||||||||||||||||||||||||||
EP20精英抵制 | 0.926 | 0.796 | 0.540 | 0.157 | 0.596 | 0.624 | |||||||||||||||||||||||||||||||||||
心理增权感知 | 3.385 | 19.364 | 主导作用 | 2.572 | 17.384 | 辅助作用 | 2.286 | 18.366 | 主导作用 | ||||||||||||||||||||||||||||||||
EP11文化认可 | 0.984 | 0.915 | 0.823 | 0.824 | 0.835 | 0.872 | |||||||||||||||||||||||||||||||||||
EP12居民自豪 | 0.894 | 0.998 | 0.579 | 0.693 | 0.504 | 0.936 | |||||||||||||||||||||||||||||||||||
EP13传承教育 | 0.832 | 0.900 | 0.671 | 0.705 | 0.827 | 0.928 | |||||||||||||||||||||||||||||||||||
社会增权感知 | 2.653 | 15.673 | 主导作用 | 1.004 | 10.384 | 辅助作用 | 1.075 | 10.472 | 辅助作用 | ||||||||||||||||||||||||||||||||
EP16社区建设发展 | 0.882 | 0.809 | 0.836 | 0.779 | 0.849 | 0.691 | |||||||||||||||||||||||||||||||||||
EP17弱势地位提高 | 0.945 | 0.936 | 0.639 | 0.797 | 0.805 | 0.782 | |||||||||||||||||||||||||||||||||||
EP18社区凝聚力 | 0.938 | 0.827 | 0.515 | 0.801 | 0.643 | 0.674 | |||||||||||||||||||||||||||||||||||
EP21村组织约束力 | 0.942 | 0.868 | 0.527 | 0.824 | 0.501 | 0.727 | |||||||||||||||||||||||||||||||||||
文化增权感知 | 2.751 | 16.476 | 主导作用 | 1.276 | 11.473 | 辅助作用 | 1.375 | 14.628 | 辅助作用 | ||||||||||||||||||||||||||||||||
EP14文化保护传承 | 0.935 | 0.838 | 0.523 | 0.647 | 0.680 | 0.735 | |||||||||||||||||||||||||||||||||||
EP15文化自豪 | 0.874 | 0.934 | 0.534 | 0.693 | 0.745 | 0.797 | |||||||||||||||||||||||||||||||||||
环境增权感知 | 1.284 | 11.285 | 辅助作用 | 1.956 | 14.645 | 辅助作用 | 2.185 | 19.362 | 主导作用 | ||||||||||||||||||||||||||||||||
EP22环境治理 | 0.882 | 0.746 | 0.571 | 0.617 | 0.892 | 0.935 | |||||||||||||||||||||||||||||||||||
EP23增强环保认识 | 0.683 | 0.793 | 0.510 | 0.684 | 0.790 | 0.928 | |||||||||||||||||||||||||||||||||||
方差累积贡献率 | 93.747 | 92.295 | 98.795 | ||||||||||||||||||||||||||||||||||||||
因素与项目 | 上郎德苗寨 | 西江苗寨 | 天龙屯堡 |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特征值 | 因子载荷 | 方差贡献率 | 路径系数 | 作用影响 | |||||||||||||||||||||||||||
居民社区去权感知量表 | |||||||||||||||||||||||||||||||||||||||||
经济去权感知 | 1.053 | 12.375 | 不显著 | 3.047 | 22.753 | 主导作用 | 2.793 | 20.405 | 主导影响 | ||||||||||||||||||||||||||||||||
DP1未能分享收益 | 0.501 | — | 0.692 | 1.000 | 0.635 | 0.945 | |||||||||||||||||||||||||||||||||||
DP2未能参与发展 | 0.503 | — | 0.624 | 0.885 | 0.592 | 0.825 | |||||||||||||||||||||||||||||||||||
DP3收入流向精英 | 0.500 | — | 0.896 | 0.949 | 0.846 | 1.000 | |||||||||||||||||||||||||||||||||||
DP5资料价格上涨 | 0.615 | — | 0.920 | 0.873 | 0.658 | 0.841 | |||||||||||||||||||||||||||||||||||
DP6用品价格上涨 | 0.624 | — | 0.906 | 0.858 | 0.592 | 0.827 | |||||||||||||||||||||||||||||||||||
政治去权感知 | 1.028 | 10.488 | 不显著 | 2.947 | 21.386 | 主导作用 | 2.486 | 20.004 | 辅助作用 | ||||||||||||||||||||||||||||||||
DP7精英专横 | 0.520 | — | 0.783 | 0.832 | 0.593 | 0.748 | |||||||||||||||||||||||||||||||||||
DP8村民意见甚少 | 0.502 | — | 0.805 | 0.834 | 0.628 | 0.707 | |||||||||||||||||||||||||||||||||||
DP10屋改权力较小 | 0.500 | — | 0.827 | 0.929 | 0.503 | 0.607 | |||||||||||||||||||||||||||||||||||
DP11地补不合理 | 0.510 | — | 0.845 | 0.904 | 0.546 | 0.722 | |||||||||||||||||||||||||||||||||||
心理去权感知 | 1.757 | 16.762 | 不显著 | 1.237 | 12.394 | 间接影响 | 1.386 | 13.295 | 间接影响 | ||||||||||||||||||||||||||||||||
DP17感到沮丧失望 | 0.621 | — | 0.683 | 0.265 | 0.586 | 0.113 | |||||||||||||||||||||||||||||||||||
社会去权感知 | 1.003 | 9.037 | 不显著 | 1.735 | 14.243 | 辅助作用 | 1.636 | 17.306 | 辅助作用 | ||||||||||||||||||||||||||||||||
DP13夺利影响关系 | 0.502 | — | 0.755 | 0.726 | 0.802 | 0.624 | |||||||||||||||||||||||||||||||||||
DP18平分利益困难 | 0.500 | — | 0.728 | 0.649 | 0.603 | 0.576 | |||||||||||||||||||||||||||||||||||
文化去权感知 | 1.000 | 8.495 | 不显著 | 1.836 | 15.304 | 主导作用 | 1.573 | 16.203 | 间接影响 | ||||||||||||||||||||||||||||||||
DP9失去文化尊重 | 0.507 | — | 0.854 | 0.902 | 0.795 | 0.293 | |||||||||||||||||||||||||||||||||||
DP12主流文化侵蚀 | 0.630 | — | 0.829 | 0.924 | 0.845 | 0.311 | |||||||||||||||||||||||||||||||||||
环境去权感知 | 1.863 | 15.285 | 不显著 | 1.475 | 12.208 | 间接影响 | 1.285 | 12.406 | 间接影响 | ||||||||||||||||||||||||||||||||
DP15破坏生态环境 | 0.614 | — | 0.710 | 0.246 | 0.593 | 0.205 | |||||||||||||||||||||||||||||||||||
DP16破坏生活环境 | 0.672 | — | 0.746 | 0.368 | 0.592 | 0.277 | |||||||||||||||||||||||||||||||||||
方差累积贡献率 | 84.442 | 98.288 | 99.6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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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影响机理的社区差异 以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为依据,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
(1)社区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上郎德苗寨
首先,民族村寨居民对社区拥有的深厚感情和骄傲自豪的情感性依赖,加之以安全和定居以及发展和维护为主的经济效用和居住效用的功能性依赖,共同对居民满意度产生了基础影响;运用韦伯的“理性理论”分析可知,初始在超越对民族村寨经济价值认知的前提下,对社区情感性依赖的本质理性起到了主导作用,至后期居民逐渐认为需通过发挥民族村寨经济与居住效用的形式理性作用,才能对上述本质理性提供一定的延续与传承的物质基础,在本质理性强于形式理性的共同作用下,对居民满意度产生了情感性依赖大于功能性依赖的情态[37];与此同时,村寨居民的社区民族环境认知对民族村寨居民满意度也产生着基础作用,也类似的表现出村寨居民自身民族意识以及产生的情感性认同对村寨旅游发展的影响,明显大于村寨居民自身对民族历史、传统和习俗的功能性认知以及族际扩散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使得以民族情感性认同为民族环境认知主导的“民族认同承诺”对村寨居民满意度产生主导作用。其次,由于民族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村寨产业发展的规模限制等,共同导致民族村寨采用了社区力量导向模式,也致使村寨居民大多利用村寨民族文化独特资源,并通过村寨社区直接参与途径发展旅游,而主动参与当地旅游规模化发展的动机和态度则明显不足,“居民发展期望”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作用不显著。第三,仅在上述村寨居民对村寨社区与民族环境认知的共同驱动下,也在“社区组织(旅游管理小组)”主导村寨旅游业开发和管理的模式下,传统“农家乐”旅游经营方式成为村寨居民“直接参与”和直接获益的主要途径,由于村寨人口与社区规模、村寨居民道义生存伦理与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等主客观因素,使得村寨居民参与旅游项目开发设计、文化传承发展、旅游规划分配决策和旅游管理监督等“间接参与与深度参与”也成为主要途径。第四,村寨居民在直接、间接与深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驱动”下,居民满意度主要受到了增权感知因素的中介影响作用,进一步分析“权力”感知的中介影响作用主要在于收益分配和激励制度的较合理制定,社区精英和旅游组织对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权、参与权、选举权或否决权等政治权利具有一定程度的维护和保障,民族旅游资源独特性强化了对村寨旅游发展的自信心和社区自豪感,弱势利益群体的村寨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得到提升,旅游收入建设和发展了村寨设施硬环境和文化软环境使村寨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得到提升,族群团结互助与均衡意识较好地维系村寨民族文化传统及其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在村寨规模天然局限的条件下,游客规模持续增加,虽然旅游收入用于村寨环境治理且村寨居民环境意识有所提高,仍存在着居民村寨心理容纳能力适当高于实际生态环境容量情态。综上所述,这一类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遵循了“社区依赖及其认同和民族认同承诺的社区认知→直接、间接和深度社区参与→社区经济、政治、心理、社会、文化和环境增权中介感知→居民满意度→支持行为”的路径过程(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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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社区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
-->Fig. 7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drive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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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西江苗寨
首先,村寨居民对所处村寨社区发展旅游的经济索取和居住功能的形式理性,明显高于对其产生的本质理性,呈现出功能性依赖明显大于情感性依赖的情态;与此同时,在村寨旅游发展规模化和市场化驱动下,村寨居民对其民族文化的功能性认同较强,进一步挖掘、整理和评估民族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歌舞文化等资源与产品用于开发和经营民族旅游项目,这对村寨旅游经济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作用,也使得民族文化功能性认同对居民满意度起到了主导影响。其次,在上述对社区依赖与民族认同探求的共同认知驱动下,村寨居民前期对自身和村寨社区层面将带来的经济收益、社区有效参与和生活环境改善等积极变化抱有较大期望,也寄希望于能通过上述方面的积极改善,获得村寨民族同胞或游客等群体对个人或家庭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认同,这使得“民族社区发展期望”和“自我发展期望”对居民满意度产生影响作用;与此同时,受民族村寨政府主导的节事经济发展影响,民族村寨呈现出旅游市场规模化发展态势,导致对村寨民族文化舞台化、商品化、标准化的市场需求较大,村寨居民在政府主导下对民族文化持续挖掘和传承,以及民族意识培养和教育程度则明显不足,促使“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期望”对村寨旅游发展及其居民满意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第三,尽管村寨采取了政府主导旅游业开发和管理模式,但在上述对社区发展期望和自我发展期望共同“获益”驱动下,传统“农家乐”旅游经营方式和参与景区工作方式仍为村寨居民“直接参与”和直接获益的主要途径;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主要围绕村寨旅游基建、环保、民培等领域制定惠民利民措施,拓宽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间接途径,但仍存在政府政策色彩过浓导致居民旅游参与“形式”大于参与“内容”的情况。第四,在直接和间接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驱动”下,居民满意度共同受到了增权与去权感知因素的中介影响,主要在于收入水平与就业机会相对提高,村寨民族旅游资源独特性价值受到游客认可,强化了对村寨旅游发展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弱势利益群体的村寨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得到一定的提升,村寨设施硬环境与文化软环境的建设和发展使村寨居民的社区凝聚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政府划拨了村寨社区环境治理设施建设与保护经费并制定相关条例等;更为重要的是,也存在着不同村寨区域对当地政府制定的收益分配和激励制度存在一定异议,且还承担部分旅游负外部性发展后果特别是贫富差距致使村寨生产生活成本有所提高,村寨旅游发展中的居民发展权、参与权、选举权或否决权的政治权利维护特别是在土地批复与房屋修缮、门票经济与农户增收、分配制度等方面有较多矛盾,且始终在这些矛盾关系中处于较弱势地位,由于民族文化经济价值的表层认同占主导,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在强势主流文化入侵氛围中易失去自身民族文化的内在根基和本质特色,村寨社区内部不同地段收益难于均衡分配,导致村寨居民为了争夺旅游利益相互竞争与嫉妒,对村寨游憩和社区环境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类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主要遵循了“社区依赖和民族认同探求的社区认知→民族社区和自我发展期望→直接和间接社区参与→社区经济、心理、社会、环境增权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去权的共同中介感知→居民满意度→支持行为”的路径过程(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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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政府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
-->Fig. 8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drive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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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天龙屯堡
首先,村寨居民诉求着所处社区发展旅游带来经济利益即形式理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企业对村寨民族文化价值市场认知的影响,不断强化村寨居民发展旅游对所处村寨社区的民族情感认知即本质理性,在形式理性稍强于本质理性的作用下,产生了功能性依赖也稍大于情感性依赖的情态;与此同时,在公司为主体的企业主导模式下,村寨旅游发展的规模化与市场化已达到较高的程度,村寨居民对其民族文化的功能性认同也较强,建筑、民俗和节日等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和经营项目对村寨旅游经济产业深度发展产生影响作用,然而公司企业通过不断投入资金和完善制度对村寨社区民族氛围和民族社区凝聚力进行塑造和建设,产生了村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性效益,使得村寨居民对自身民族的族群意识及其情感性认同对村寨旅游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居民的民族文化功能性认同与情感性认同共同对居民满意度起到影响作用。其次,在村寨居民对社区依赖及其认同和民族认同探求及其承诺的共同认知驱动下,在旅游发展前期,村寨居民也对自身和村寨社区层面将带来的经济收益、社区有效参与和生活环境改善等积极变化抱有较大期望,并寄希望于能在这些方面的积极改善下,也得到村寨族群和游客对个人或家庭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认同;与此同时,企业行为引导村寨居民挖掘、整理和开发村寨民族文化及其市场价值的能力明显强于政府行为,村寨居民主动参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民族意识再培养和再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使得“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期望”对居民满意度产生影响作用的期望感知也相对较强。第三,在村寨居民对3种不同程度发展期望的共同“获益”驱动下,受村寨采取企业主导村寨旅游业开发和管理模式影响,村寨旅游企业职能机构运行尤其是村寨景区化、项目化建设有效引导着村寨居民直接参与景区经营、管理和监督工作,而针对部分技能结构单一、文化程度偏低的村寨居民仍通过传统“农家乐”旅游经营方式“直接参与”和直接获益;与政府主导相比较,企业主导模式下的民族村寨基建、环保、教培、文保、项规等项目化运作较系统,使得村寨居民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间接和深度参与途径也较完善。第四,在上述直接、间接和深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为驱动”下,居民满意度共同受到增权与去权感知因素的中介影响作用,分析两者“权力”感知的中介影响主要在于村寨居民在企业主导下参与有关村寨旅游发展职能部门的决策和管理,且能在不同利益群体格局中直接参与部分利益分配,村寨旅游企业职能机构运行尤其是村寨景区化、项目化建设和收益股份制提高和增加了村寨居民及其家庭经济收入特别是就业机会,村寨民族旅游资源独特性价值受认可增强了村寨居民自信心与自豪感,但其功能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上述心理认知程度,村寨居民从事村寨社区特别是游憩核心区的环境管理工作,从企业旅游收益中专门拨出资金用于村寨社区环境监测设施建设与治理保护,能以“居民”身份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村寨居民个体或家庭发展所需要的建筑改造和土地使用得到一定补批,企业对村寨民族文化价值市场认知影响强化了村寨居民发展旅游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意识以及民族自豪感等;同时,也存在着村寨社区内部不同地段入股收益难于保证均衡分配导致村寨居民为了争夺旅游利益而相互竞争与嫉妒,承担部分旅游负外部性发展后果特别是贫富差距致使村寨生产生活成本有所提高,在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各项政治权利维护特别是在土地批复与房屋修缮等方面仍存在制度性问题。这一类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主要遵循了“社区依赖及其认同和民族认同探求及其承诺的社区认知→民族社区发展、民族意识与文化传承和自我发展期望→直接、间接和深度社区参与→社区经济、心理、环境、政治、社会、文化增权与经济、政治、社会去权的共同中介感知→居民满意度→支持行为”的路径过程(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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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企业力量导向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
-->Fig. 9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s' satisfaction of enterprise-driven ethnic tourism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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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1)本文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可知:“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4项验证性研究假设和11项开拓性研究假设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结构模型,并通过了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这比以往仅从影响目的地旅游发展居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表层结构要素构建旅游地居民满意度模型或评价体系,且缺乏对模型和体系可靠性、有效性和稳定性检验的研究更为深入。(2)通过实证分析贵州上朗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可知: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同时,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这比以往多从居民感知和态度的角度,测度和评判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对个人和旅游地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但未真正透视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主体地位有效性的根本问题更为深入。
(3)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这比以往仅以单一民族村寨或其单一社区特征的多个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发展感知与态度的“静态”影响因素而缺乏“动态”影响作用过程的研究更为深入、更具指导价值。基于不同类型存在差异,应针对性地通过培育村寨居民地方依恋,提升居民满意度的村寨社区地方感知;积极引导村寨居民探求与承诺民族认同,提升居民满意度的村寨民族环境认知;合理设定发展期望,提升居民满意度的获益感知;建立多层次参与途径,保障居民有效参与;凸显居民主体地位,全面提升村寨居民增权感知。
(4)综合考虑民族村寨数据资料获取难度以及民族村寨居民弱势群体地位需更受关注等主要原因,今后还需延伸的研究问题有:① 进一步分析村寨居民与不同利益或参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4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作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以进一步加深机理差异形成原因的多理论解释;② 提出居民社区增权与去权感知作为中介变量,透视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主体地位有效性的根本问题是本文的一个探索性创新方向,今后应深入分析社区增权对民族村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满意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③ 本文仅选择了贵州3种类型民族村寨旅游地进行案例实证,今后应开展多类型案例地调研,同时进行深入的历时性分析,将影响机理由静态观测推向动态监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D]. , . , |
[2] | . ,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 ,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
[3] | . , <p>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假设模型,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5个重要驱动因素。(2)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等变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期望、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则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3)在5个驱动因素中,正面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对居民满意度的总效应最大。</p> . , <p>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假设模型,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5个重要驱动因素。(2)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等变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期望、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则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3)在5个驱动因素中,正面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对居民满意度的总效应最大。</p> |
[4] | . , Many rural communities view tourism as a major vehicle for addressing rural economic decline, but several empirical studies suggest that its growth can bring negative social impacts. One group of studies suggests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community and the presence of negative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it. This tourism dependence hypothesis is evaluated using survey data from four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Rocky Mountain West. Results support the hypothesis with some important qualifications, and suggest a typology of rural communities experiencing tourism growth that includes tourism-saturated, tourism-realized, and tourism-hungry community types. |
[5] | . , 社区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重要形式,是农村社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文章主要从社区居民视角,通过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满意度的研究来探索影响发展的原因,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龙脊平安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分析了社区居民满意度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出结论:社区(含居民)是社区旅游发展中最关键的群体,是社区旅游发展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发展前景。 . , 社区生态旅游是生态旅游的重要形式,是农村社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文章主要从社区居民视角,通过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满意度的研究来探索影响发展的原因,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龙脊平安寨社区居民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并分析了社区居民满意度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得出结论:社区(含居民)是社区旅游发展中最关键的群体,是社区旅游发展能否实现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将直接影响其发展前景。 |
[6] | [D]. , . , |
[7]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study develops and tests a structural model to assess key factors on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s of the 2002 Winter Olympics as a mega tourism event and how these perceptions affect their support. The model is based on previous literature and uses data collected during the event. Community backing for mega events is affected directly and/or indirectly by five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the level of community concern, ecocentric values, community attachment, perceived benefits, and perceived costs. There are interactions between costs and benefit factors, and support relies heavily on perceived benefits rather than costs. Theoretical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accueil des méga-événements: modelage du soutien des habitants. Cette étude développe et met à l’essai un modèle structurel pour évaluer des facteurs clé pour les perceptions des habitants au sujet des impacts des Jeux Olympiques d’hiver 2002 comme méga-événement de tourisme et voir comment ces perceptions influent sur leur soutien. Le modèle est basé sur la littérature antérieure et utilise des données cueillies pendant l’événement. Le soutien communautaire des méga-événements est influé directement et/ou indirectement par cinq déterminants: niveau de préoccupation communautaire, valeurs écocentriques, attachement communautaire, bénéfices perçus et coûts perçus. Il y a des interactions entre les facteurs liés aux coûts et bénéfices, et le soutien dépend beaucoup des bénéfices perçus plutôt que des coûts. On discute des implications théoriques et gestionnaires.</p> |
[8] | . , Studies o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have primarily been conducted in the developed world. This study analyzes community support in the island economy of Mauritius by testing a model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identity theory. The model proposes that the resource-based occupational identity, environmental identity, and gender identity of the residents influence attitudes to tourism impacts and support (behavior). Results indicate that one’s identity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support, but may not always influence attitudes. Findings confirm the relevance of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identity theory in explaining community support for tourism in island economies. The study’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are discussed. |
[9] | . ,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suppor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using the latent variables of community attachment, community involvement, perceived benefits, perceived costs, and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lemental data of the residents of the Cigu wetland, which is located in southwest Taiwan. The analy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are crit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benefits perceived by host residents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attachment and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between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Several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introduced,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
[10] | . , <p>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出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 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 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 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p> . , <p>基于“地方感”、“期望理论”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旅游发展期望、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出发,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三阶段结构方程模型的定量分析,校验理论模型中各结构因子、结构因子与其所含维度之间影响路径及其系数,定量测度了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在居民地方感与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关联中的中介效用和影响机制,及对旅游发展支持度的潜在影响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居民地方感对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的作用存在差异,地方感对获益感知的作用远大于成本感知。② 居民从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有助于他们对当地旅游发展持更积极态度,而成本感知则会产生消极影响。③ 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中介效用的存在性和有效性,居民地方感通过发展期望,强化了对旅游发展影响感知及旅游支持度作用。④ 发展期望在居民旅游发展正反影响感知两结构模型中的中介效用存在强弱,在感知获益子结构模型的中介作用强于感知成本子模型。</p> |
[11] | . ,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 , 基于地方感、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以及利益相关者等理论,选择“地方感”、“环境态度”、“参与度”、“居民感知”和“支持度”5个结构变量,构建影响旅游地居民支持度结构关系模型,以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3 个乡村旅游地(渔港村、旺山村、蒋巷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居民旅游支持度结构模型进行验证分析,并依据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深入探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基本维度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模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感”和“环境态度”对支持度起正向作用,而“参与度”对支持度没有产生影响;“地方感”、“环境态度”和“参与度”对迅速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支持度均产生正向作用。②“居民感知”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没起到中介作用;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产生负向中介作用;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感知”对支持度起到正向中介作用。③二维影响因素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旅游地的居民支持度影响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起步阶段旅游地的“地方认同”和“基本环境态度”;迅速发展阶段旅游地的 “地方认同”、“可持续性环境态度”和“表层参与”以及稳定发展阶段旅游地的“地方依赖”、“经济代价性环境态度”、“深度参与”和“正面影响感知”对支持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
[12] | . ,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 , 门户社区毗邻风景区且处于其出入口位置,在旅游发展中面临特殊的机遇和难题.依据社会交换理论,选择“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社区满意度”和“旅游支持度”7 个结构变量构建社区旅游支持度测度模型,以黄山风景区的4 个门户社区为研究案例,对该模型进行检验,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因子分析,探讨模型内各变量对社区旅游支持度发挥作用的路径及造成同一风景区不同门户社区支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而言,旅游利益感知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支持度有正向影响;居住区条件、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和社区满意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居住区条件和对旅游机构信任度对社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社区参与度对旅游利益感知正向影响不显著,旅游成本感知这一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关系不大.②各地居民感知和旅游支持度存在差异,南门汤口各维度总体得分最高,北门甘棠—耿城次之,东门谭家桥第三,西门焦村得分最低.③ 门户社区与黄山风景区的空间关系、区位条件与交通格局、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了各门户社区旅游支持度的差异. |
[13] | . , Despite empowerment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ere have yet to be scales developed to measure whether resident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being psychologically, socially, or politically empowered from tourism.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Resid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ourism Scale (RETS) was developed following Churchill's (1979) criteria for scale development. The RETS was purified through a pilot and pretest study before being tested in a three county region of western Virginia, USA. The data were initially analyzed using multipl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before being validated through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Results of the CFA demonstrated that the RETS displayed construct validity with standardized factor loadings ranging from 0.65 to 0.92 for the three subscales and construct reliability scores ranging from 0.85 to 0.92. The RETS is presented as a scale ready for use to measure the extent to which residents perceive themselves as being empowered or disempowered by tourism. |
[14] | . , This study expands Perdue, Long, and Allen's (1990) original model of resident attitudes toward tourism in two significant ways. It first proposes Weber's theory of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WFSR) as a way to strengthe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condly, WFSR is operationalized by using the Resid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ourism Scale (RETS) as substantive antecedents and the Personal Economic Benefit from Tourism Scale as a formal antecedent influencing resident attitudes. Ten of 14 hypotheses were confirmed, with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and Personal Economic Benefit having 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s on Support for Tourism. Implications include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ailoring destination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efforts to empower residents psychologically,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C) 2014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15] | . , 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和文献分析方法,以Regina Scheyvens提出的面向社区的增权框架为依据,借鉴Ap和Crompton提出的旅游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及国内旅游****社区增权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贵 州天龙屯堡和郎德苗寨两地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下社区经济增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 , 采用田野调查、统计分析和文献分析方法,以Regina Scheyvens提出的面向社区的增权框架为依据,借鉴Ap和Crompton提出的旅游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及国内旅游****社区增权研究的已有成果,对贵 州天龙屯堡和郎德苗寨两地不同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下社区经济增权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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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 , This paper considers whether a competitive economy will achieve an optimal allocation when firms produce differentiated products.In the model studied, firms market those products which maximize profit given the demand curves facing them. Markets are assumed to be open only for goods actually traded. Competitive conditions are achieved by replicating the consumer sector. It is shown that market equilibrium may be suboptimal if those products not being produced are highly complementary in consumption. Sufficient conditions on preferences and production sets for the market equilibrium to be optimal are given. |
[18] | . ,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minority position and the minority's argument refutation of the majority viewpoi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both the minority's refutation of majority arguments and majority defection to the minority position enhanced minority influence. Subjects changed more toward the minority position when the minority could refute the majority position than when the minority could not; the more arguments the minority refuted, the greater was minority influence. In addition, minority influence was a positive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the majority members who deserted to the minority pos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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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 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four sustainability dimensions (i.e., environmental, economic, socio-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n predicting resident satisfaction with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residents near Frankenwald Nature Park (FNP) in Germany ( n = 306). The dimensions were based on three to eight survey items. Perceived satisfaction was a five-item measure of resident satisfac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all four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satisfaction. The economic dimension was the strongest predictor, followed by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l four dimensions should be included for a holistic approach to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clude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nd developing standards associated with each indicator. |
[23] | . , Drawing on literature from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place attachment as a second-order factor and investigate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 satisfaction and visitors' low and high effort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al intention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were used to test a model using a sample of 452 visitors at the Dandenong Ran... |
[24] | ,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gender and home economy influence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Students enrolled in senior undergraduate and first-year postgraduate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ubjects from eight economies are studied. Previous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has focused on either gender or home nationality, but has rarely examine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none has focused explicitly on attitudes to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nationality mitigates attitudes among women much more than it does among men. The authors also conclude that general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re well formed, but tourism-relate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re often contradictory. Copyright (C) 2010 John Wiley & Sons, Ltd. |
[25]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In recent years, tourism has been playing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conomies of several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Ghana. The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xamine attitudes of residents of two of its towns toward tourism development. Factor analysis of scaled items measuring their attitudes resulted in seven tourism-related factors: social interaction with tourists, beneficial cultural influences, welfare impacts, negative interference in daily life, economic costs, sexual permissiveness, and perception of crowding. Results indicate residents' expectations from tourism development were not met and also individuals working in related businesses have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 the industry.</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es attitudes des habitants envers le développement du tourisme. Depuis quelques années, le tourisme joue un rôle de plus en plus significatif dans l'économie de certains pays africains, y compris le Ghana. Le propos de l'article est d'examiner l'attitude des habitants de deux villes ghanéennes envers le développement du tourisme. Une analyse factorielle d'une échelle d'attitudes a mesuré les réponses dans sept catégories de questions: interaction sociale avec les touristes, influences culturelles favorables, impacts sur le bien public, l'intrusion dans la vie quotidienne, coûts économiques, relâchement des mœurs et perception de trop de monde. Les résultats indiquent que le tourisme ne répond pas aux espérences des habitants et que ceux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secteurs connexes ont des attitudes négatives envers l'industrie du tourisme.</p> |
[26] | . , <p>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p> . , <p>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旅游是人们感知和认识环境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旅游者地方感是旅游者与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构建旅游者地方感模型, 以九寨沟为案例研究发现, ① 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在自然风景维度、社会人文维度、旅游功能维度和情感依恋维度等四个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② 九寨沟的自然风景与环境得到了旅游者较高的感知评价和普遍认同, 是旅游者对九寨沟产生情感依恋的主要因素; ③ 旅游者对九寨沟的社会人文环境的感知评价相对较低, 并影响到对九寨沟旅游环境与功能的感知评价; ④ 旅游者赋予九寨沟更多的是自然观光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九寨沟蕴涵 的民俗文化体验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并未能被旅游者所充分感知和认识, “藏族村寨”的地方特质没有得到旅游者的足够认同; ⑤ 不同类型旅游者之间的感知评价差异集中在九寨沟的藏 族风情、地方文化、旅游服务、游览秩序和旅游氛围等方面。旅游者地方感研究为自然资源和旅游地规划与管理提供了依据,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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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Generally western scholars argue that local tourism participation is a precondition for benefits reaching communities. However, in China, particularly in some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is paradigm is not easily put into practice. Based on a study in the Kanas Nature Reserve of Xinjiang combining the use of a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he means by which Tuva residents participated in, and derived benefits from tourism was investigated, and local stakeholders' attitude abou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scerta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 a low level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for future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discuss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e Kanas Reserve.</p> |
[29] | . , This research note considers ways in which we may better understand how ecotourism ventures impact on the lives of people living in, and around, the environments which ecotourists frequent. From a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cotourism ventures should only be considered ‘successful’ if local communities have some measure of control over them and if they share equitably in the benefits emerging from ecotourism activities. An empowerment framework is proposed as a suitable mechanism for aiding analysi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acts of ecotourism on local communities. |
[30] | . ,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 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 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 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 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 ,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 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 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 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 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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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Although many studies treat trust as a situational constru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can be used to study and predict trusting behavior. We report two studies, the first showing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a new trust inventory (the Propensity to Trust Survey or PTS), the second study validating this inventory using the standard economic task, the Investment Game. The first study utilized online survey data (<em>N</em> > 8000) to show that the PTS scales were reliable and measured broad constructs related to Big Five personality domains. Trust was related to extraversion and negative neuroticism, and trustworthiness was related to agreeableness and conscientiousness. The second study (<em>N</em> = 90) validated the PTS trust scale as a predictor of behavior in the Investment Game. These findings are evidence that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re compound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at PTS scales are preferable to general Big Five measures for predicting trusting behavior.</p> |
[34]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is to enrich the body of knowledge on destination image by examining in depth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this concept, as well as analy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factors and perceived image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 807 tourists visiting a holiday destination. As hypothesized, results found that destination image is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 formed by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valuations of a place. In addition, result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i.e. motivations and cultural values, on image that individuals have of a tourist destination before visiting it. Finally, several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and positioning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are outlined in this study.</p> |
[35] | . , In this article, we provide guidance for substantive researchers on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for theory testing and development. We present a comprehensive, two-step modeling approach that employs a series of nested models and sequential 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s. We discuss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is approach over a one-step approach. Considerations in specification, assessment of fit, and respecification of measurement models using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re reviewed. As background to the two-step approac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ploratory and confirmatory analys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mplementary approaches for theory testing versus predictive application, and some developments in estimation methods also are discussed. |
[36] |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Lack of research regarding destination brand measurement indicates that conceptualizing how tourists evaluate a destination brand is complex. This study examined empirical information to develop a destination brand model by employ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models through a scale purification process, ensuring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proposed model and the alternative model were tested with an online survey sample of Las Vegas and Atlantic City visitors. The results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concept of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and corroborate its application to the destination context. However, multi-sample invariance tests implied that destination-specific items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veloping a destination brand model.</p> |
[37] | . , It is noted that many rural communities interested in cultivating tourism while maintaining local control are considering the cooperative form of development. Because this form requires little initial capital investment (which enables local control and self-development) and can be developed in a way that allows for non-economic goals, it can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sustainable tourism. Qua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