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nalysis of coupling between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quality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ongqing
ZHANGY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9-18
修回日期:2016-03-17
网络出版日期:2016-05-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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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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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完成了大规模城镇化,至2014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4.77% [1]。与1980年比较,2012年全国能源消耗从5.7×108 t标准煤/年增加到32.5×108 t标准煤/年,增加城市人口3.5亿,相当于350个100万人的特大城市。作为全球低端产品“世界工厂”的庞大经济、社会体量,中国在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影响[2]。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不断建设美丽中国,进一步改革生态文明体制、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最终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提出,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从注重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向注重效率效益、兼顾人与自然协调同步的集约式发展模式,走一条区域与城乡统筹协调和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新型城镇化应从由政府主导、重规模扩张、人口数量集聚和空间蔓延的粗放式城镇化,转变为以科学发展、统筹发展为宗旨,以产业升级为动力,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式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全面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重庆市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是长江上游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也是国家主体功能区的生态保护区之一。重庆市的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状况具有一定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样本。城镇化质量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包含发展水平和发展效率两方面特征[3]。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国内外比较鲜见,如Zhou等[4]以环杭州湾城市群为例,通过分析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开发了一种城镇化质量评价方法,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系统科学的城镇化质量评价综合指标体系;吕丹等[5]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建设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和生态内涵,在系统梳理既有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和发展式的评价;进而针对既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更加完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曹飞[6]通过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空间集约、城乡统筹指标七个方面构建区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综上,还未见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运用到城镇化质量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领域,提出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效率”模型,以及据此构建包含城镇化水平、效率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视角或方法。
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既有支持作用也有限制作用,生态环境承载力特征影响着城市发展方向和发展特点。在以往城镇化进程中,一方面,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降低了环保门槛,造成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空调等使用频率增加,也使得城市在环境资源方面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通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演变有九种组合方式[7-10]。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就是指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元素产生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现象[11]。按照“各态遍历假说”的观点,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的时序演变规律可以由城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和生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表征[9]。有****认为,从长期来看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镇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慢—快—慢”的特征,在不同阶段、区域内,这种曲线特征由于各地发展政策的作用差异而不明显[8-10]。在时间序列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过程主要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在耦合时序上通常不一定重叠,如果城镇化发展超出生态环境的承载极限,则对应的区域生态环境将恶化,城镇化发展因而受阻;反之,若生态环境建设力度和进程超出区域经济承受能力,则城镇化也将因为资金短缺而延缓发展进程,生态环境得不到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对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构建的方法、成果尽管较丰富,但基于对新型城镇化本质理解,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效率—水平模型,并以此为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的研究视角未曾有。结合经济增长模式等相关研究成果,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就是以经济内涵式增长、资源集约式利用、区域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协调为主要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谐、城市发展与乡村繁荣同步为主要目标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兼顾公平、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质量,即是由内涵式城镇化模式要求下的资源利用效率、空间优化程度、发展要素匹配程度、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城乡发展协同性的总称。本文将该评价指标体系作为研判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阶段的依据,通过测算重庆市2000-2012年的生态环境承载力,辨析全市生态环境承载力变化情况,探索重庆市近13年来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规律,以促使新型城镇化有序、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分析工具和结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中国内地西南部、长江上游地区,幅员面积8.24万km2,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素有“山城”之称。截止2014年底,全市户籍人口3375.2万人,常住人口2991.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6%,全市GDP 14265.4亿元,当年增速10.9%,人均GDP 47859元。重庆市辖23个市辖区,15个县(自治县),被划分为五个主体功能区:都市核心区(内环线以内市辖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外环线以内、内环线以外市辖区)、城市发展新区(渝西除都市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以外市辖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北区县)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渝东南区县)。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局经济社会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各区县统计年鉴等面板数据。数据处理包括初始数据的正负标准化处理和综合指数的计算,标准化处理公式为:综合指数计算依据各指标权重进行处理,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为AHP层次分析法,权重值根据各二级指标在同级中当年数据所占发展重要程度进行计算并加权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计算模型如下:
式中:EC是指区域总的生态承载力;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N为区域人口总量;aj为区域人均资源生产性土地的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指区域某类资源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与世界同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的比值。在模型中引入产量因子有利于不同空间范围内相同指标之间的比较和换算。借鉴刘宇辉等[12]****的研究成果,产量因子取值为:耕地与建设用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
2.3 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前人研究视角和方法,从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两个方向选取指标。其中,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源自前期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即城镇化质量的本质由发展效率和发展水平决定,因此以效率—水平模型为基础,构建起城镇化质量评价三角模型(图1),将城镇化质量分为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效率2项二级指标、9项3级指标[3]。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参考刘耀斌等[13]、马利邦等[14]建立的指标体系,且考虑到重庆市是省域直辖市,五大功能区已充分反映了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实际,生态环境空间差异较大,生态保护目标任务不同,因而本文将生态环境承载力分为生态环境水平、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保护3项二级指标、11项三级指标(表1)。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水平三角模型
-->Fig. 1Triangular efficiency-level model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
Tab. 1
表1
表1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
Tab. 1Index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三级指标 |
---|---|---|
城镇化质量x | 城镇化水平x1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x11 |
城镇建成区占比x12 | ||
非农产业产值GDP占比x13 | ||
城镇化效率x2 | 万元GDP能耗x201 | |
单位劳动力产值x202 | ||
R&D投入GDP占比x203 | ||
土地产出率x204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x205 | ||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x206 | ||
义务教务普及率x207 | ||
城乡医疗、养老保险覆盖率x208 | ||
污水、垃圾集中处理率x209 | ||
城市首位率x210 | ||
城乡居民收入比x211 | ||
乡村信息化覆盖率x212 | ||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x213 | ||
空气质量年达标天数x214 | ||
生态环境y | 生态环境水平y1 | 森林覆盖率y11 |
建成区面积覆盖率y12 | ||
人均耕地面积y13 | ||
人均水资源量y14 | ||
生态环境压力y2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y21 | |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y22 | ||
人均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y23 | ||
万元产值能源消耗量y24 | ||
生态环境保护y3 | 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y31 |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y32 | ||
环保投资占GDP比重y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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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耦合协调度模型
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Capacitive coupling)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要素)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即:为便于分析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二者的耦合度,得到简化函数表示为:
式中:C是耦合度;u是指标体系各指标值;
3 结果分析
3.1 重庆市生态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时序耦合分析
选取重庆市2000-2012年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共计28个单项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2000-2012年重庆全市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和耦合度(表2、图2)。从表中数据看,2000-2012年,重庆全市耦合度处于在0.967~1.000之间,显示出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的耦合阶段处在高水平耦合阶段。Tab. 2
表2
表22000-2012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及耦合度值
Tab. 2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upling degree data of Chongqing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in 2000-2012
年份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2004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
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 | 0.473 | 0.531 | 0.573 | 0.574 | 0.549 | 0.579 | 0.622 | 0.654 | 0.698 | 0.725 | 0.789 | 0.789 | 0.962 |
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 | 0.281 | 0.431 | 0.479 | 0.514 | 0.536 | 0.559 | 0.597 | 0.629 | 0.655 | 0.681 | 0.711 | 0.757 | 0.791 |
耦合度C | 0.967 | 0.995 | 0.996 | 0.998 | 1.000 | 1.000 | 1.000 | 1.000 | 0.999 | 1.000 | 0.999 | 1.000 | 0.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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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0-2012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数及耦合度值趋势
-->Fig. 2Comprehensive index and coupling degree tendency of Chongqing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in 2000-2012
-->
(1)近13年以来,重庆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提高显著,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处于全国中等偏上,尤其是近年来重庆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城市环境治理不断深入,城市的内外部功能和软硬件设施不断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品质得到大幅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综合指数值在2012年达到0.791,相比2000年(0.281)提高了近2倍。
(2)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值都较大,并且整体在上升。结果反映出重庆市生态环境情况较良好,但各生态环境指数间有轻微差异,说明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不平衡,导致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值存在轻微浮动。
(3)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耦合度在0.967~1.000之间微弱浮动,即处于较高耦合阶段,显示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较好且兼顾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重庆市经过对主要污染企业的搬迁和环保改造后取得了较好效果,对土地开发利用强度的控制和使用效率也较好,尽管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值不太高,但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综合水平比较协调,因此反映出二者的耦合度数值较大。
3.2 重庆市区县生态环境与新型城镇化质量截面耦合度分析
针对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评价,采用2012年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指数的标准化值进行截面耦合分析,得到重庆市38个区县的耦合度(表3、图3)。Tab. 3
表3
表32012年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耦合度标准值
Tab. 3The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and coupling degree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Chongqing in 2012
区县 | 新型城镇化质量 | 生态环境承载力 | 耦合度 | 耦合阶段与类型 | 区县 | 新型城镇化质量 | 生态环境承载力 | 耦合度 | 耦合阶段与类型 |
---|---|---|---|---|---|---|---|---|---|
九龙坡区 | 0.603 | 0.471 | 0.993 | I | 巴南区 | 0.578 | 0.769 | 0.990 | II |
大渡口区 | 0.676 | 0.475 | 0.985 | I | 长寿区 | 0.514 | 0.773 | 0.980 | II |
南岸区 | 0.634 | 0.607 | 1.000 | I | 南川区 | 0.476 | 0.532 | 0.998 | III |
渝中区 | 0.600 | 0.614 | 1.000 | I | 梁平县 | 0.483 | 0.593 | 0.995 | III |
沙坪坝区 | 0.624 | 0.616 | 1.000 | I | 垫江县 | 0.464 | 0.627 | 0.989 | III |
江北区 | 0.626 | 0.622 | 1.000 | I | 万州区 | 0.482 | 0.716 | 0.981 | III |
北碚区 | 0.604 | 0.666 | 0.999 | I | 石柱县 | 0.399 | 0.755 | 0.951 | III |
綦江区 | 0.513 | 0.475 | 0.999 | II | 开 县 | 0.435 | 0.759 | 0.962 | III |
璧山区 | 0.576 | 0.502 | 0.998 | II | 城口县 | 0.458 | 0.767 | 0.968 | III |
荣昌区 | 0.561 | 0.506 | 0.999 | II | 巫溪县 | 0.436 | 0.767 | 0.961 | III |
大足区 | 0.525 | 0.556 | 1.000 | II | 云阳县 | 0.494 | 0.918 | 0.954 | III |
永川区 | 0.565 | 0.557 | 1.000 | II | 秀山县 | 0.373 | 0.737 | 0.945 | IV |
江津区 | 0.566 | 0.622 | 0.999 | II | 忠 县 | 0.474 | 0.916 | 0.948 | IV |
潼南区 | 0.515 | 0.701 | 0.988 | II | 彭水县 | 0.333 | 0.917 | 0.884 | IV |
渝北区 | 0.593 | 0.710 | 0.996 | II | 巫山县 | 0.452 | 0.920 | 0.940 | IV |
铜梁区 | 0.549 | 0.724 | 0.991 | II | 丰都县 | 0.441 | 0.922 | 0.936 | IV |
涪陵区 | 0.542 | 0.729 | 0.989 | II | 奉节县 | 0.436 | 0.929 | 0.933 | IV |
合川区 | 0.516 | 0.743 | 0.984 | II | 武隆县 | 0.485 | 0.940 | 0.948 | IV |
黔江区 | 0.500 | 0.747 | 0.980 | II | 酉阳县 | 0.392 | 0.980 | 0.904 | 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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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2年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关系
-->Fig. 3The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coupling degree relationship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Chongqing in 2012
-->
整体上看,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分布基本符合“一圈两翼”的空间分异规律,耦合度范围在0.884~1.000之间,均处于生态环境与城镇化发展高耦合时期,说明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快速提高,要素之间互动关系比较符合区域发展实际,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重庆市区县城镇化整体水平和效率高,而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尤其是生态环境指数有显著的空间差异,部分区县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可见重庆市区县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在发展中对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依赖和协调性在改善,生态环境建设成为重庆市发展进程中高度关注的内容。重庆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从时间维度上看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区县在2012年的耦合度也普遍偏高,这一结果与重庆市整体结果也比较吻合。虽然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协调度比较高,然而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的空间差异也很明显,其产生的原因可能与重庆市不同区域发展进程处于不同阶段有关,也就是说重庆市不同区域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不同,仅仅是差异化的影响并未改变整体城镇化发展质量。因此,尽管重庆市整体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度较好,然而由于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不同,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存在差异,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生态环境禀赋和城镇化发展条件制定差别化发展策略。
根据耦合度大小,结合各区县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水平,可大致将全市38个区县划分为4种类型,分别是:(I)高耦合—高城镇化质量型、(II)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型、(III)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和(IV)中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表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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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2年重庆市区县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空间格局
-->Fig. 4Coupling degree spatial situ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eco-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Chongqing in 2012
-->
(I)高耦合度—高城镇化质量型
该类型包括都市核心区和都市功能拓展区(除渝北区),所在区域位于重庆市中部,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的沿江地带,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功能集中体现的地区,其城镇布局应主要把着力点放到内部的结构调整、交通环境改善和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区域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人口城镇化进程处于后期发展阶段,在追求物质文化发展的同时,已更加注重城市建设与环境的协调关系。从耦合度数据来看,由于区域内城市基础设施较完善,人口城镇化对区域生态环境压力呈现逐渐减小之势,但空间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压力依然存在,导致该地区空间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发展对生态环境压力较大;但由于该地区拥有清洁的环保技术,其发展能保持在生态环境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人们生产、生活排放所产生的生态压力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和释放。总体上这些地区经济和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逐步走向和谐,但有时出现强劲的波动,所以其耦合度值较大。
考虑到人口、产业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都市核心区(内环线以内)应重点布局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以维持与生态环境的和谐耦合关系;而都市功能拓展区(外环线以内、内环线以外)由于人口、土地矛盾相对较小,且发展空间潜力较大,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也较好,因而可考虑重点布局现代制造业、现代物流业、休闲旅游业、都市农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都市区产业调整为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业为主导,未来都市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会逐步提高,这种发展策略是较合理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主要需降低城市扬尘污染、机动车排气污染、粉尘污染等,尝试开展简易工况法检测机动车尾气( 简易工况法,是起源于美国的一种在用车排气污染物检测方法,它根据汽车在道路行驶的特点,通过模拟汽车在道路上实际行驶的状况进行排气检测,其检测结果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在用汽车的实际排放状况,是一种科学先进的检测方法,代表了国际上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检测的先进技术。与原来的检测方法相比,该检测方法克服了测量工况单一、在无负荷状况下进行排气检测的缺陷,误判率较低,有利于促进加强车辆排放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改善在用车排放状况,对综合控制机动车排气污染、进一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北京、江苏、山东、广东等十多省、市已开展简易工况法排气检测工作,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II)高耦合—中高城镇化质量型
该类型包括都市功能拓展区的渝北区、巴南区,城市发展新区的江津、永川、合川、涪陵、长寿等市辖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黔江区。此类城市的城镇化率已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以上,处于中高速水平区域。从耦合数据来看,耦合度值也较高,它们或因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或因是周边城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强度日渐加大,城市规模随产业园区建设而迅速扩展,大量高能耗产业向此类城市集中,劳动人口不断聚集,机动车数量激增,由此带来的“三废”排放强度增大,生产、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有限,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限制和负反馈作用日益突出,使得该类城市处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作用的限制阶段。
该类型城市在接纳都市区外迁企业和引进外地企业时应有所选择,同时进行以节能降耗为主要任务的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免产生新的污染源;需要严格控制酸雨控制区内SO2排放总量,关停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在酸雨控制区内限制新建燃煤电厂,重点整治粉尘污染严重的行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不再新建、扩建水泥尘污染严重项目,逐步淘汰高能耗、重污染的水泥生产工艺,推行新型干法水泥工艺,鼓励城区工业重点污染源“退城进园”;加强重点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控制;在涪陵、黔江、合川、永川、江津等5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试点推行机动车环保分类标识管理,强化规模化畜禽污染治理及生活、工业废水治理,全面推进水污染防治和水资源保护工作,优先保障饮用水安全;提高污水处理厂的治理能力,对中心城市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改进。
(III)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
该类型包括城市发展新区的南川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万州、垫江、梁平、开县、云阳、巫溪、城口、石柱等区县。此类型城市为城镇化水平未达到国家平均值(50%)的中低速发展区域。从耦合度来看,该类型城市耦合度值居中,呈现一定空间差异。南川、万州、垫江、梁平等区县因交通较便利,城镇化水平提高较快,城市建设力度日渐加大,但环境治理相对滞后,生态环境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较显著。云阳、开县、石柱、巫溪、城口等县的城镇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对这些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制约还较小或者问题并不突出。该类型区域的可利用水资源相对较少,使这类城市处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作用的拮抗、限制阶段。
与都市区、城市发展新区的城市相比,该类型城市城镇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与城镇化耦合关系也呈现拮抗阶段,但就发展新型城镇化来说,适宜加快发展中小城镇,通过中小城镇带动区域人口聚集、土地集约利用、生态恢复等。该地区发展中小城镇有以下优势:① 由于中小城镇距离乡村近,有利于吸引农民进城,从而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② 由于中小城镇建设,为工业化创造条件,有利于企业落户,从而加速建成小康社会;③ 由于中小城镇使人口聚集,从而会节约大量土地;④ 由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农民长期形成的陈旧传统落后的生活陋习,从而摆脱地灾不宜居的环境;⑤ 由于中小城镇建设带动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从而推动了中小城镇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了农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⑥ 由于有了中小城镇化的载体,有利于加快农产品的转化,从而加快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IV)中高耦合—低城镇化质量型
该类型包括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忠县、丰都、巫山、奉节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的武隆、彭水、酉阳、秀山等。从耦合度数据可见,该类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低,资源开发强度相对较小,城镇化发展基本还没有影响到生态环境承载力问题,相对而言耦合度表现得最小。该类型的渝东北地区城市位于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和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区域,受库区搬迁和城镇建设等影响,原有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植被减少明显,水土流失严重,洪涝灾害频繁。
在该类型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人口、社会和经济承载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集聚人口,适当扩大城镇规模,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质量,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教育水平、医疗条件,增强城镇的吸引力;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绿色产业,吸引返乡就业、创业常住人口,激发小城镇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塑造良好的有特色的小城镇形象,不断增强城镇的对外辐射力。另一方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突出生态环境宜居,从而增强城镇的凝聚力,吸引农村人口进城落户居住;提高污水处理率技术,加大环境整治力度;整理闲置废弃宅基地,避免土地资源的浪费,保障并提高森林覆盖率,有步骤实施生态移民,努力实现城镇扩张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的目标。
4 结论
本文通过用耦合分析法,在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模型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分析重庆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度,以明确区域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状况,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奠定分析基础。研究方法兼顾了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特点,且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做出了效率—水平的划分以作为评价指标构建依据,具有一定创新性。研究结果发现,在城镇化过程中区域生态承载力在逐步提高,区域耦合协调度波动幅度较小,城镇化发展总体上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但不同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需要结合不同区域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城镇化发展策略。研究发现:(1)重庆市快速城镇化导致都市区生态压力增大,主要是人口集中向该区域集中过快,资源和空间占用增长迅速,利用效率较低。重庆市受政策驱动发展特征明显,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速近年来都很快,伴随其发展的结果是重庆大都市区集中了大量人口,土地、住房、交通、能源等资源消耗较大,单位资源产出率较低,浪费和污染较严重,生态环境承载力越来越难以支撑城镇化发展。
(2)重庆市生态承载力虽然整体在缓慢增长,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高,但也反映出生态环境承载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这和不同地区发展进程、资源基础等有关。生态环境承载力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高耦合阶段折射出原有城镇化发展方式提升空间越来越小,面临不可维系局面,亟需调整城镇化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不能以过度消耗资源的方式持续发展,否则必将使区域发展面临停滞甚至倒退,并给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破坏,使下一步治理成本进一步提高。
(3)通过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和空间布局,通过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产业升级可以达到疏导人口分布目的,进而减少城镇化发展给城市地区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缓解重庆市区域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制约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适当调整资源利用方式、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和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和升级产业,将过剩人口适度向区域中心城市转移,降低人均生态足迹和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过度依赖,同时恢复对生态的修复,增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重庆市在直辖后随着建设发展的大幅度提速,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然而反映在生态承载力上凸显了生态环境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原有城镇化发展模式面临较大压力和矛盾,人口集聚在大都市之中,增加了对耕地的需求,导致重庆市土地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增多,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转型,重庆市必须要高度重视人口资源、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益和效率,减少生产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性影响,向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分散人口,转移产业,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率,加大植被覆盖和森林绿化面积,优化大气、水源等环境,提高对城市建成区生态优化的意识,稳步加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断增强重庆市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此外,受三峡库区移民搬迁建设的影响,长江上游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匹配程度也将长期影响该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受篇幅限制本文未作进一步阐释,但作为重大问题值得在今后研究中深入思考和探讨。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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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
[3] | ,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 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 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 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 ,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内涵的理 解,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包括城镇化发展水平和效率两个子系统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重庆市1996—2014年统计年鉴数据,通 过计算机拟合计算并根据结果对重庆市城镇化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测评,将重庆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的城镇化发展质量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 展质量应综合考察人口、土地、产业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发展要素产出率、社会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等城镇化效率及其区域协同程度;重庆市新型城 镇化发展质量虽然在快速提高,但仍远落后于东部中心城市;重庆市的人口、土地、产业发展要素与资源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之间匹配度相对较好,可持续发展潜力 较大,应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要素配置和城镇体系格局,推进城乡统筹进程,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 |
[4] | , Urbaniz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is a test of land space, industrial economy, institutional politics, social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eco-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e propose a specific path to improving urbanization quality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ound Hangzhou Bay (UAHB), a region in easter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The objective of our study was to develop an urbaniz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methodology by analyz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the function of a system and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based on systems science. We demonstrat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composite urbanization quality for the UAHB, which is undergoing rapid urbanization. The comprehensive indexes for assessing urbanization quality were conducted using thirty-two indicators an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EWM). Results from th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urbanization quality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he driving force analysis for urbanization quality evolution also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pattern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system structures for all cities in the UAHB displayed strong variability at the spatial scale and both system structure and system function have changed in the past 10yearsat the temporal scale. To maintain a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rocess, we proposed a set of optimization methods for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our study of UAHB. |
[5] | ., 2014( 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和发展,但是在喜人的数字背后,却隐藏了很多会引 致中国社会进一步非均衡发展的新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新型城镇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在内涵不断丰富的前 提下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选题。本文正是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建设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和生态内涵,在系统梳理既有城镇化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和发展式的评价;进而针对既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更加完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 2014( 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和发展,但是在喜人的数字背后,却隐藏了很多会引 致中国社会进一步非均衡发展的新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新型城镇化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的重要载体。因此,如何在内涵不断丰富的前 提下提升城镇化的质量,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选题。本文正是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建设等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和生态内涵,在系统梳理既有城镇化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和发展式的评价;进而针对既有评价体系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更加完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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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机制 ,采用代数学和几何学两种方法对环境库兹涅茨 (KUZNETS)曲线和城市化对数曲线进行逻辑复合 ,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数理函数和几何曲线 ,揭示出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交互耦合的过程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浙江省进行了实证分析 . , 本文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机制 ,采用代数学和几何学两种方法对环境库兹涅茨 (KUZNETS)曲线和城市化对数曲线进行逻辑复合 ,推导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数理函数和几何曲线 ,揭示出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存在先指数衰退、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交互耦合的过程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文章最后对浙江省进行了实证分析 |
[8] | , 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涵义的基础上,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对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②从空间上看,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且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部省区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的规律,同时它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由于经济发展、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政策影响的差异作用,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强度与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 , 在阐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涵义的基础上,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对1985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且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较低;②从空间上看,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存在着地域性差异,且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东部省区普遍高于中西部省区的规律,同时它还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③由于经济发展、历史基础、自然条件和政策影响的差异作用,中国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强度与耦合协调程度在空间分布上不具有对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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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加拿大****mathiswackernagel发展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就是一种测量可持续性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计算支持特定区域人类社会所有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土地(生态足迹)与该区域可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生态承载力)相比较来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简单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的基本概念、研究进展、计算方法;对中国历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62~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逐步下降,人均生态足迹则逐步上升,目前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出现,并持续扩大,中国目前的发展处于一种强不可持续状态。 . , 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测度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加拿大****mathiswackernagel发展完善的生态足迹模型就是一种测量可持续性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计算支持特定区域人类社会所有消费活动所需要的土地(生态足迹)与该区域可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生态承载力)相比较来判断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简单介绍了生态足迹模型的基本概念、研究进展、计算方法;对中国历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1962~2001年,中国人均生态承载力逐步下降,人均生态足迹则逐步上升,目前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人均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出现,并持续扩大,中国目前的发展处于一种强不可持续状态。 |
[13] | ,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协同论的观点,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其预测模型.模型涉及了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耦合协调度函数和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人工神经BP网络.根据建立的模型,结合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阶段特征,将对应的耦合度值和耦合协调度值分别划分为4个评判区间,作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分析与预测的依据.最后,应用此模型,以徐州市为对象,对耦合度模型及其预测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 , 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作用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协同论的观点,建立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其预测模型.模型涉及了功效函数、耦合度函数、耦合协调度函数和城市化-生态环境耦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人工神经BP网络.根据建立的模型,结合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阶段特征,将对应的耦合度值和耦合协调度值分别划分为4个评判区间,作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分析与预测的依据.最后,应用此模型,以徐州市为对象,对耦合度模型及其预测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 |
[14] | , 通过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利用协调 发展度模型.对甘肃省1990-200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演化的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城市化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都呈线性增长,协调发 展度指数也呈现一种线形的上升趋势.从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曲线看出,2003年以前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建设,导致甘肃城市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一直以中低度协调为主.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也会有所改善,两者的耦合关系才会逐渐增强. . , 通过构建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指标体系,利用协调 发展度模型.对甘肃省1990-2006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演化的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城市化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都呈线性增长,协调发 展度指数也呈现一种线形的上升趋势.从城市化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曲线看出,2003年以前城市化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建设,导致甘肃城市化与生态环 境耦合协调一直以中低度协调为主.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生态环境也会有所改善,两者的耦合关系才会逐渐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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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 <p>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p> . , <p>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p> |
[17] | . , 2010( ., 2010( |
[18] | ,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 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 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 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②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 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 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③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 , 综合运用熵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挖掘城镇化质量内涵的基 础上,建立“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以重庆市为例,对研究区2002-2012年“土地、人口、产业”城镇化质量、耦合度、 协调指数、耦合协调度及空间格局差异进行测算、分析,以期为重庆市未来城镇化发展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序列上看,重庆市城镇化 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受区位条件、国家和地方政策,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特征;②从空间格局上看,重庆市县域城镇化质量协调指 数和耦合协调度空间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呈现出以都市功能核心区、都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为中心,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为外围 的“中心—外围”空间差异特征;③城镇土地资源利用效益偏低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现阶段重庆市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两个关键性因素. |
[19] | . , 2010( 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有关专家的重视,但对其内涵往 往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对城市化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城市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二是城市化推进的效率; 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城市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阐述了城市化质量评价的方法过程. ., 2010( 对城市化质量的研究日益受到政府和有关专家的重视,但对其内涵往 往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对城市化质量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城市化质量的具体涵义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二是城市化推进的效率; 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程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城市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阐述了城市化质量评价的方法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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