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广州 510275
Evalu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patter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modern life index
XUEDesheng, ZENGXianjun收稿日期:2015-03-9
修回日期:2015-07-24
网络出版日期:2016-02-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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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突破了50%.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将由快速的城镇化率提升逐步转向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以人为核心,质量内涵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表明中国城镇化发展思路已从追求经济和城镇人口的数量增长转向关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一转变对中国城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城镇化发展进行科学评价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城镇化和合理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基础.西方国家对城镇化评价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城乡二元划分的基础上,通过计算人口城镇化率来测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城市化水平[1-3].这种城镇化水平衡量方法的科学基础是,城镇与乡村在经济组织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被视为实现了城镇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郊区化现象蓬勃发展,大量居住在郊区但同时在城市中心就业的人口,实质上是城镇化的人口[4-5],基于传统的城乡二元划分的衡量方法不再能够反映城镇化的现实.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逐步采用大都市区和标准大都市统计区等,将居住在与核心大城市间有紧密经济社会联系的郊区和乡村地区的人口也视为城镇人口,即把大都市区范围内的所有人口均统计为城镇人口.上述变化反映了郊区化以来对传统城市空间范围的拓展,但城市,大都市区和其他乡村地区的二元统计和衡量标准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日益增长的居住在乡村,但就业和生活方式已实现城市化转变的人口依然被划分在城市化统计之外.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发达国家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城镇化率已不再是研究热点,哈维指出当前的城市研究已经超越了城市和城市化进程,进入到对城市社区研究为主的时期[6].有****更提出了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完结论[7].说明在西方国家城镇化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城镇化研究已经由人口在不断变化定义的乡村和城市间的空间移动,转向对城市内部人口城市生活质量方面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新现象,一些****提出了关于城镇化的新概念,一些国家则提出了测度城镇化的新方法.最典型的是加拿大****麦基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desakota空间模型[8],用以定义在部分东南亚国家出现的城市--乡村景观和农业--非农业活动高度混合的新型区域.他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区域基础上的新型城市化区域,在desakota区域内(而不仅仅是其中的城镇)的人口均实现了城镇化.之后这一区域与其临近的城市被统称为扩展的大都市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area)[9].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新的城镇化连续测度方法,通过人口密度,非农就业比重,城市设施建设3个指标的"0~10分"评价法,将23分以上划分为城市,17分以下划分为乡村,18~22分则通过实地调查以确定城乡划分[10].事实上,desakota是新国际劳动分工之后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与西方大都市区相类似的城市化空间载体,连续测度方法则是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化空间扩展现实,把更大范围的已经城市化了的区域纳入到城市的范围.
中国国内城镇化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两类.城镇化率是一个区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率的提高反映了人口向城镇逐步集中的过程.对城镇人口划分的主要依据是基层组织的属性,居民委员会被视为城镇地域,村民委员会被视为乡村地域,城镇化率是居民委员会所辖范围的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近年来,"村改居"成为许多城市扩大城市增长空间的重要途径.在一些地方"村改居"的过程中,只是更改了当地人口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居民的生活方式并未发生真正的改变.很明显,采用城镇化率很难准确地判定一个区域真正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国内有关城镇化的质量评价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多采用建立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这些指标主要包括生活质量[11-12]与城市发展[13-14]两个方面,包括城市的经济,人口,资源,土地,环境等多个要素[15-19].现有的关于城镇化质量评价以城镇或区域为研究对象,聚焦其土地,经济,景观等方面的变化,是对城镇的城镇化程度进行评价,而不是针对"人"的城镇化质量的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亦工亦农[20],离土不离乡[21],乡村城市化[22-23],异地城市化[24],半城市化[25, 28],就地城市化[26],农民工市民化[27]等多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现象.这些现象是在国家对由乡村户籍向城镇户籍转化严格限制的政策背景下,一些乡村地区部分人口已经实现了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进入城市的一部分农业户籍人口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城市化过程.与此同时,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信息网络的发展,部分乡村居民虽未改变居住地,户籍甚至就业方式,但其生活方式已发生了日益巨大的城镇化转变.在此背景下,以传统的城镇化率或通过界定新的城镇化区域,均难以科学地测度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
社会结构变迁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以及城镇文化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向乡村扩散的过程[29].现有的城镇化衡量标准和评价方法未能反映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建立以人为研究主体,以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扩散为核心,来评价城镇化质量及其发展,将是对已有衡量标准和评价方法的有效补充,对全面,科学地认识当前和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发展的特征,制定新型城镇化的有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概念,方法与数据
2.1 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与测度评价的理论基础
相对于现有的"城镇或区域的城镇化质量",通过对城镇化基本概念的解读,本文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是指(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人接受和获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程度,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包括人口的就业情况,日常生活,居住条件,人际交往,消费行为,文化观念等方面(图1).作为区别于乡村的聚落,城镇为人类提供了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居住,学习,购物,通勤,休闲娱乐等活动的现代生活[30].人们与城市各类场所和设施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各项生活开支与经验积累,是他们城市生活方式的核心体现(图2).国外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中已采用生活开支来判别人口的城市性,发现高日常生活开支对应高市民认知 感 [31-32],生活开支对人的城市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Fig. 1Sketch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human being来源:作者对人口城镇化内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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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指标选取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数据的可获性,本文选取7个城市现代生活指数构建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表1).从全国和省级行政区两个空间尺度对人口城镇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和对比分析.Tab. 1
表1
表1基于现代生活指数的人口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 1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population's urbanization quality based on the modern life index
评价内容 | 指标选取 | 熵值 | 冗余度 | 权重 |
---|---|---|---|---|
就业状况 | 可支配收入/纯收入 | 0.9287 | 0.0713 | 0.1491 |
基本生活与消费 | 食品支出 | 0.9559 | 0.0441 | 0.0922 |
衣着支出 | 0.9179 | 0.0821 | 0.1716 | |
居住支出 | 0.9496 | 0.0504 | 0.1053 | |
交通通讯支出 | 0.9035 | 0.0965 | 0.2018 | |
休闲与文化观念 | 娱乐教育文化支出 | 0.9308 | 0.0692 | 0.1446 |
医疗/康体保健支出 | 0.9352 | 0.0648 | 0.1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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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1996,2001,2006,2011,2013年5个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选取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娱乐教育文化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作为人口城镇化质量分析的数据,选择城镇常住人口比重作为人口城镇化率的数据.2.4 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及其等级划分
假定各个指标对人口城镇化质量总的贡献率是100%,采用熵权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各个指标之和为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先分别计算全国和各省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然后加总计算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具体计算步骤包括:① 以5个间隔年份全国和各省份的数据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② 采用离差(0~1)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③ 计算各个指标的熵值(ej),熵冗余度(dj)和权重(wj)(表1);④ 计算个案单指标得分,公式为为了能够参照国际经验对计算结果进行合理分等定级,把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比较,以0.2作为级差将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表2).
Tab. 2
表2
表2人口城镇化质量等级划分
Tab. 2Hierarchy divide of population's urbanization quality
等级 | 类型名称 | 指数值区间(对应人均收入) | 参照标准(人均收入)[33] |
---|---|---|---|
1 | 高质量城镇化 | > 0.8 (> 5113美元) | 1975年美国的城市化质量水平(5645~8037美元) |
2 | 中高质量城镇化 | 0.6~0.8 (3835~5113美元) | 1970年美国的城市化质量水平(3713~5135美元) |
3 | 中等质量城镇化 | 0.4~0.6 (2557~3835美元) | 1960年美国的城市化质量水平(2020~3324美元) |
4 | 中低质量城镇化 | 0.2~0.4 (1278~2557美元) | 1950年美国的城市化质量水平(1384~1976美元) |
5 | 低质量城镇化 | < 0.2 (< 1278美元) | 1940年美国的城市化质量水平(703~1275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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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全国人口城镇化质量逐步提高,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差异不断扩大
自1995年以来,中国(总)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加速上升的趋势,提高了2个质量等级(图3),年均增长率为0.236,1995和2000年(总)人口城镇化质量处在低等级,2005和2010年提高至中低等级,2012年进一步提高至中等等级.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Fig. 2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valuating population's urbanization quality 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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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城乡人口可以发现,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了3个等级,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仅提高了1个等级.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速度快于乡村人口,两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6和0.184.表明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城乡差异正在不断拉大,城镇人口享受到城镇化发展的成果远大于乡村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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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发展趋势
-->Fig. 3The growing tren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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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差异分析
20世纪末,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均处在低质量等级,质量等级在空间上处于低位均等状态.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差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0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处在低质量等级,开始出现中低质量省市(图4a).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城镇化质量最先提高至中低质量,指数值分别为0.248和0.227,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0.09,其余29个省市仍处在低质量等级.当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省际差异变异系数是0.553(表3),省际间相对差异较大,由于总体指数值较低,在质量等级方面未形成明显的空间差异格局.
Tab. 3
表3
表3中国城镇化各指标的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变化
Tab. 3Changes of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dex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2年 | |
---|---|---|---|---|---|
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 | 0.2667 | 0.2563 | 0.2793 | 0.25 | 0.2254 |
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 | 0.6333 | 0.54 | 0.5333 | 0.4625 | 0.3955 |
总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 | 0.5776 | 0.5526 | 0.5439 | 0.4471 | 0.3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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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依然较低,但低质量省市减少,中低质量省市增加,出现了中等质量省市(图4b).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175,依然有25个省市处在低质量等级.上海和北京同时提高至中等质量,上海依旧居全国第一;浙江,广东,天津和江苏由低等级提高至中低等级.随着总体指数值的提高,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相对突出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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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中国省际人口城镇化质量时空差异发展趋势
-->Fig. 4Spatio-temporal discrepancy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popul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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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进入中低质量,低质量省市显著减少,中低质量省市持续增加,出现了中高质量省市(图4c).各省市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320,中低质量省市的数量增加至23个,还有西藏,贵州,甘肃3个省份处在低质量等级.上海和北京提高至中高质量,浙江,广东,天津提高至中等质量,上海依旧居全国第一.随着总体指数值的持续提高,这一时期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第一梯队,西部少数省市第三梯队,其余省市第二梯队的空间差异格局.
2012年,中国各省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总体水平进入中等质量,低质量等级省市继续减少,中等质量省市有所增加,出现了高质量省市(图4d).各省市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414,低质量省市只剩下西藏,中低质量的省市有19个,仍然占据最大的比重.上海和北京提高至高等级,北京超越上海居全国第一;浙江和天津提高至中高等级;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吉林,内蒙古等6省提高至中等等级.当年变异系数持续降低至0.394(表3),但"东部沿海省市--中部省市--个别西部省份"的三梯度的空间差序格局更加明显,与2000年的人口城镇化率的空间格局非常类似.
总的来看,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的省际空间差异变异系数日益缩小,但随着人口城镇化质量指数的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等级的空间差异逐渐扩大,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是全国和各省市,尤其是内陆省市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
3.3 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及其变化的省际差异分析
与总人口城镇化质量相同,2000年以前,中国各省市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处在低质量,21世纪之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3,图5).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中国城乡人口城镇化质量省际时空差异及其变化
-->Fig. 5Spatio-temporal discrepancy of urbanization quality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
2000年,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处于低等级,仅个别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中低等级(图5a,5e).各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156,乡村人口为0.046,绝大多数省市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低质量等级.仅上海,北京,广东,浙江4个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在中低等级.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264.当年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分别是0.256和0.540,但两类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均未形成明显的差异化的空间格局.
2005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提高至中低等级,中低质量省市大量增加,出现中等质量省市(图5b);乡村人口依然处在低等级,开始出现中低等级省市(图5f).各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277,处于中低等级;乡村人口为0.083,仍处于低等级.原本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处于中低等级的4个省市全部提高至中等等级,北京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501,除海南省仍旧处于低等级外,其余省市均提高至中低等级.仅上海和北京两个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至中低等级,其余省市仍处于低等级,上海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25.当年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略有上升,乡村人口方面略有下降.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等级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高于其他区域的空间格局;乡村人口尚未出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格局.
201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提高至中等等级,中等等级省市显著增加,出现了中高质量省市(图5c);大部分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仍旧处于低等级,中低质量省市数量略有增加(图5g).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提高至0.461,处于中等等级;乡村人口为0.158,仍处于低等级.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显著提高,低等级省市消失,中等等级省市增加至17个.5个省市提高至中高等级,上海超过北京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8.新增加的中等质量省市主要是东部和中部的17个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变化相对较小,上海仍居全国第一位,指数值为0.367.浙江和江苏2个省份提高至中低等级.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均有所下降,城镇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东部--西部二元化的空间差异格局,乡村人口仍然未形成显著的空间差异.
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总体水平处于中等等级,中低等级省市显著减少,中等等级和中高等级省市显著增加,出现了高等级省市(图5d);乡村人口仍处于中低等级,出现了中等等级省市(图5h).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平均值提高至0.574,绝大多数省市提高至中等等级,仅西藏仍处于中低等级.北京,上海和浙江3省市提高至高等级,北京超过上海居全国第一;内蒙古,辽宁,山东,福建4省区提高至中高等级,处于中等等级的省市增加至20个.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的平均值提高至0.217,但绝大多数省市仍处于低等级;北京和上海2个直辖市提高至中等质量,北京居全国第一,指数值为0.457;14个东部的省市处于中低等级,15个中西部省市仍处于低等级.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值省际差异变异系数继续减小,城镇人口在质量等级方面形成了东部沿海--中西部--个别西部省份三梯度的空间格局,但空间差异有所缩小;乡村人口形成了明显的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省市双梯度的空间格局.
总的来看,中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发展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空间格局从2000年的低位均衡--2005年的局部突出+总体均衡--2010年的东西部二元化--2012年东中西三梯度发展.相比之下,乡村人口则初步形成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的双梯度空间格局.
3.4 不同省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差异分析
对比不同年份同一省份和不同省份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发现(表4):① 同一省份相同年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均高于乡村人口,说明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② 同一省份较晚年份的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较早年份的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至2005年,已经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等10个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城镇人口;2010和2012年,除西藏以外的29个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超越了城镇人口.说明中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在快速提高.③ 同一年份部分省份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大于一些内陆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例如,2012年全国最高的北京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高于江西,贵州,青海和西藏4个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2010,2005,2000和1995年上海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分别高于全国其他6,16,8和21个省份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类似的情况也已经发生在浙江省这种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较高的省份.说明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深入,经济社会发达地区的乡村作为城镇化空间载体的作用也在日益提高.Tab. 4
表4
表45个年份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指数
Tab. 4Urbanization quality of urban population and rural population in provinces of China
省市 | 城镇人口 | 乡村人口 | ||||||||||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2年 | 1995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10年 | 2012年 | |||
北京 | 0.138 | 0.260 | 0.501 | 0.745 | 0.913 | 0.061 | 0.111 | 0.200 | 0.366 | 0.457 | ||
天津 | 0.103 | 0.186 | 0.355 | 0.605 | 0.735 | 0.036 | 0.070 | 0.110 | 0.183 | 0.322 | ||
河北 | 0.090 | 0.146 | 0.252 | 0.404 | 0.489 | 0.023 | 0.042 | 0.070 | 0.142 | 0.201 | ||
山西 | 0.073 | 0.127 | 0.245 | 0.387 | 0.479 | 0.016 | 0.029 | 0.057 | 0.130 | 0.204 | ||
内蒙古 | 0.068 | 0.133 | 0.262 | 0.540 | 0.684 | 0.023 | 0.045 | 0.076 | 0.163 | 0.224 | ||
辽宁 | 0.088 | 0.142 | 0.265 | 0.493 | 0.616 | 0.031 | 0.049 | 0.094 | 0.165 | 0.219 | ||
吉林 | 0.074 | 0.134 | 0.258 | 0.455 | 0.581 | 0.033 | 0.043 | 0.073 | 0.156 | 0.231 | ||
黑龙江 | 0.083 | 0.131 | 0.239 | 0.406 | 0.492 | 0.036 | 0.045 | 0.091 | 0.169 | 0.215 | ||
上海 | 0.141 | 0.264 | 0.479 | 0.800 | 0.888 | 0.096 | 0.128 | 0.250 | 0.367 | 0.433 | ||
江苏 | 0.095 | 0.157 | 0.301 | 0.516 | 0.685 | 0.046 | 0.070 | 0.113 | 0.227 | 0.337 | ||
浙江 | 0.140 | 0.225 | 0.457 | 0.674 | 0.804 | 0.062 | 0.099 | 0.189 | 0.339 | 0.387 | ||
安徽 | 0.079 | 0.122 | 0.215 | 0.408 | 0.541 | 0.020 | 0.031 | 0.063 | 0.133 | 0.188 | ||
福建 | 0.088 | 0.165 | 0.297 | 0.506 | 0.633 | 0.037 | 0.064 | 0.098 | 0.171 | 0.231 | ||
江西 | 0.065 | 0.106 | 0.202 | 0.361 | 0.445 | 0.017 | 0.039 | 0.070 | 0.124 | 0.167 | ||
山东 | 0.093 | 0.162 | 0.278 | 0.508 | 0.606 | 0.029 | 0.051 | 0.090 | 0.170 | 0.256 | ||
河南 | 0.071 | 0.127 | 0.224 | 0.412 | 0.515 | 0.017 | 0.032 | 0.057 | 0.129 | 0.185 | ||
湖北 | 0.094 | 0.147 | 0.238 | 0.402 | 0.520 | 0.024 | 0.037 | 0.067 | 0.132 | 0.197 | ||
湖南 | 0.102 | 0.161 | 0.269 | 0.421 | 0.525 | 0.026 | 0.046 | 0.074 | 0.131 | 0.185 | ||
广东 | 0.167 | 0.246 | 0.413 | 0.638 | 0.770 | 0.053 | 0.071 | 0.108 | 0.173 | 0.223 | ||
广西 | 0.101 | 0.145 | 0.232 | 0.400 | 0.492 | 0.021 | 0.032 | 0.062 | 0.103 | 0.153 | ||
海南 | 0.085 | 0.113 | 0.182 | 0.357 | 0.483 | 0.016 | 0.031 | 0.046 | 0.101 | 0.142 | ||
重庆 | 0.105 | 0.167 | 0.303 | 0.475 | 0.575 | 0.018 | 0.032 | 0.057 | 0.111 | 0.160 | ||
四川 | 0.089 | 0.146 | 0.231 | 0.406 | 0.505 | 0.017 | 0.034 | 0.059 | 0.119 | 0.165 | ||
贵州 | 0.078 | 0.124 | 0.210 | 0.346 | 0.439 | 0.011 | 0.019 | 0.037 | 0.086 | 0.115 | ||
云南 | 0.091 | 0.158 | 0.247 | 0.392 | 0.515 | 0.015 | 0.025 | 0.044 | 0.104 | 0.136 | ||
西藏 | 0.104 | 0.173 | 0.267 | 0.307 | 0.361 | 0.010 | 0.013 | 0.033 | 0.076 | 0.080 | ||
陕西 | 0.074 | 0.134 | 0.238 | 0.429 | 0.560 | 0.015 | 0.032 | 0.056 | 0.135 | 0.197 | ||
甘肃 | 0.067 | 0.127 | 0.233 | 0.360 | 0.476 | 0.011 | 0.025 | 0.049 | 0.091 | 0.135 | ||
青海 | 0.074 | 0.126 | 0.226 | 0.343 | 0.444 | 0.014 | 0.026 | 0.058 | 0.130 | 0.191 | ||
宁夏 | 0.080 | 0.136 | 0.231 | 0.425 | 0.528 | 0.019 | 0.036 | 0.065 | 0.143 | 0.189 | ||
新疆 | 0.094 | 0.145 | 0.225 | 0.371 | 0.502 | 0.020 | 0.030 | 0.062 | 0.123 | 0.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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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高级城市化的社会里,城市化不仅仅发生在城市,而是无处不在[34-35].近年来,中国已经初步显现类似的现象.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乡村人口的城镇化发展也将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城乡二元划分的体制和框架将遭遇城镇化现实强有力的挑战,而仅仅以人口城镇化率来评价中国的城镇化将越来越难以反映城镇化的实质.
4 结论与讨论
结合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城镇化新现象,从城镇化的本质出发,提出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概念.以城市社会地理学中人类日常行为与城市环境相互作用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衡量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指标体系,对比分析了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个尺度城镇人口,乡村人口和总人口城镇化质量的发展及空间格局的变化.研究发现:① 尽管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提高速度显著快于乡村人口,但人口城镇化并非城镇人口独有的社会过程.自1995年以来,全国和各省市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均有所提高;② 城乡两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在省域尺度上正逐步形成差异明显的空间格局.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经历了由低位均衡--局部突出--东西部二元化--东中西三梯度--趋于高位均衡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正在形成东部沿海--中西部内陆的双梯度空间格局;总人口的城镇化质量空间演变格局总体上与城镇人口相似.③ 北京,上海,浙江等少数省市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质量已经超越部分内地省市城镇人口的城镇化质量,表明一些经济社会发达的沿海地区的乡村正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应该更新对城镇化的认识和衡量评价标准,兼顾城镇化率和人口的城镇化质量.探索在城镇化发达的地区调整城--乡二元体制的新途径,以满足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求,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本文结合介绍国际上城乡划分的非二元化趋势对中国城乡人口划分的标准和方法进行了分析,从聚落类型、人口特征、城市化所处的外部条件等方面说明城乡二元的人口和聚落分类已难以反映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聚落类型及其人口特征;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和方法面临着城乡界限趋于模糊、城市化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和方法有必要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在2000年人口普查所作重大改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本文结合介绍国际上城乡划分的非二元化趋势对中国城乡人口划分的标准和方法进行了分析,从聚落类型、人口特征、城市化所处的外部条件等方面说明城乡二元的人口和聚落分类已难以反映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聚落类型及其人口特征;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和方法面临着城乡界限趋于模糊、城市化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据此笔者认为,中国城乡划分标准和方法有必要超越城乡二元的概念框架,在2000年人口普查所作重大改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
[2] | . , I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that where people live and work can be a relevant factor in helping to explain demographic behavior, yet the treatment of location in censuses and surveys remains surprisingly crude. Emphasis is still being given to the urban鈥搑ural dichotomy based on definitions that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troduced 40 to 50 years ago and have modified little since. Given the increase in the complexity of settlement systems in recent decades in less developed as well as in more developed contexts, this simple classification is no longer adequate for examining the role of settlement in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e time has come to rethink how settlement should be differentiated in populati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Contemporary technologies and methodologies make it possible to analyze spatially referenced data in ways that are more rapid and sophisticated than could have been imagined when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was devi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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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Urba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nodes in an urban system. This association, however, does not make much sense in a world where the functional areas of many large cities have merged to form continuous urban landscapes. When more than 85% of a country's population is urbanize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commonly understood has come to an end, so that traditional means of analysis no longer suffice. Within a Danish context, this paper discusses limits to traditional urban analyses based on individual urban places and an urban rural dichotomy. It argues for the use of an alternative concept related to localization within a larger urban landscape and goes on to demonstrate how the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n Denmark over the last 25 years may be explained by increasing mobility and improved access to labour markets. |
[8] | This book is a produc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Urbanization held in Akron Ohio in April 1985. It contains 20 papers including an initial description of trends and prospects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ountry-specific reviews are then presented for India Pakistan China and Taiwan. The remaining papers are grouped under the general headings of regional and metropolitan effects of urbanization case studies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issues and polici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NO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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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 The PQLI is relatively neutral. It measures results, not inputs. To the extent that we can explain why a country like Sri Lank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150, has a very high PQLI, the Index may lead us to less costly methods of life quality improvement (as measured by the Index) than now are used. |
[13] | . , Three billion people - nearly every other person on earth - already live in cities. Today the planet hosts 19 cities with 10 million or more people; 22 cities with 5 to 10 million people; 370 cities with 1 to 5 million people; and 433 cities with 0.5 to 1 million people. By 2030, over 60 percent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4.9 billion out of 8.1 billion people) will live in cities. The current worldwide rate of urbanization (that is, the percentage, per year, that the urban share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expanding) is about 0.8 percent, varying between 1.6 percent for all African countries to about 0.3 percent for all high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Urbanization of poverty is a growing phenomenon; it is estimated that between one-quarter and one-third of all urban households in the world live in absolute poverty. Starting with this 2001 edition,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ities Report takes the reader through Africa, the Arab States,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high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o understand better how shelter, society,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above all, systems of governance can contribute to urban vibrancy and viabilit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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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城市现代化包括城市经济现代 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方面,城乡一 体化则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生活质量差异状况来反映。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质量还比较低 ,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9个超大城市没有一个进入高度现代化的行列,大部分都属于初步实 现现代化的水平;城乡一体化程度更低,还处于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阶段。因此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高城市化质量。 城市现代化包括城市经济现代 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三个方面,城乡一 体化则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其生活质量差异状况来反映。中国当前的城市化质量还比较低 ,城市人口超过300万的9个超大城市没有一个进入高度现代化的行列,大部分都属于初步实 现现代化的水平;城乡一体化程度更低,还处于二元结构比较明显的阶段。因此需要采取一 系列措施,提高城市化质量。 |
[16] | . , 在测度和评价城市化水平高低时应该对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绝对规模进行综合判断。学界通 常用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来计算城市化水平,对城市外来人口考虑不够。对这种偏小的口径进行修正后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多略低于同等收入下的国际城市化水 平。从城市人口与城市经济的适应程度看,中国的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发展状况类似的国家相比有偏低的倾向。因此,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 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存量部分已经“人满为患”,未来城市化的着力点应是城市的增量部分,包括现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市的设置。应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 度、创业制度等制度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 , 在测度和评价城市化水平高低时应该对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人口绝对规模进行综合判断。学界通 常用市区非农业人口口径来计算城市化水平,对城市外来人口考虑不够。对这种偏小的口径进行修正后发现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多略低于同等收入下的国际城市化水 平。从城市人口与城市经济的适应程度看,中国的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发展状况类似的国家相比有偏低的倾向。因此,与流行的看法相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 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存量部分已经“人满为患”,未来城市化的着力点应是城市的增量部分,包括现有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市的设置。应进行户籍制度、土地制 度、创业制度等制度创新,为城市发展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
[17] | . , 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 . , 根据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就业、居民生活、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用地质量、创新质量和城乡协调等10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除拉萨外的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质量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城市之间城市化质量差距明显,城市化质量总体不高;城市化质量和城市规模没有对应关系,城市不是越大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能反映城市化质量,人口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仍存在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特点;城市化质量较高的城市呈“群”状分布,与城市群有较好的拟合。 |
[18] | . ,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 , <p>从城市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土地四个方面, 构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 对1981-2006 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综合测度,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 综合水平持续提高, 以经济增长和地域景观的快速演进为主要特征, 其次是人口城市化, 最 后是社会城市化中的医疗水平, 其中各子系统有不同的演变特点。多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 城市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 市场力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后面依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 外向力。从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看, 市场力、外向力和行政力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呈上升 趋势, 而内源力呈明显下降趋势。本文认为, 中国城市化主要是内生过程, 应强化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 统筹城乡发展。</p> |
[19] | . ,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 社会城市化质量<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内陆→沿海→内陆→沿海→整体提高"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 ,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 社会城市化质量<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内陆→沿海→内陆→沿海→整体提高"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
[20] | . , 正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占总人口84%),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城市化水平也较低。但是,随着今后四化建设的进程,农业生产体制的变革,农、工、副、商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就面临着农村解放出来的人口如何转化,小城镇如何 . , 正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占总人口84%),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商品经济不甚发达,城市化水平也较低。但是,随着今后四化建设的进程,农业生产体制的变革,农、工、副、商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就面临着农村解放出来的人口如何转化,小城镇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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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 , 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演变过程,笔者以苏南为分析单元,总结80年代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90年代的新趋向. . , 乡村城市化是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演变过程,笔者以苏南为分析单元,总结80年代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90年代的新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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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北京有个“浙江村”,它由来京分工经商的温州人集聚形成,它有农村城市化,农民进城的普遍规律作用,又有中国农村城市化,农民进城的特殊规律作用,还有温州农民进城更特殊的规律作用。本文从“浙江村”形成的规律、困惑与前程等方面作一阐述. 北京有个“浙江村”,它由来京分工经商的温州人集聚形成,它有农村城市化,农民进城的普遍规律作用,又有中国农村城市化,农民进城的特殊规律作用,还有温州农民进城更特殊的规律作用。本文从“浙江村”形成的规律、困惑与前程等方面作一阐述. |
[25] | .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受外 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的推动及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阻碍等多因素的复合作用,在我国部分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 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即半城市化地区。在广泛地评析国内外相关进展的基础上,重点辨析了 城市边缘区、边缘城市、都市扩展区、Desakota、城乡一体化等5种具有理论借鉴意义的概念及其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的异同,进一步阐述了开展我国半城 市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研究重点。 . ,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受外 国资本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的推动及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阻碍等多因素的复合作用,在我国部分区位、禀赋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普遍发育和形 成了一种城乡土地利用混杂交错、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似城非城”的过渡性地域类型,即半城市化地区。在广泛地评析国内外相关进展的基础上,重点辨析了 城市边缘区、边缘城市、都市扩展区、Desakota、城乡一体化等5种具有理论借鉴意义的概念及其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的异同,进一步阐述了开展我国半城 市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研究重点。 |
[26] | . ,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对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分析了上述城镇化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在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政策上的意义,认为相关研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对上述新特点和新形式予以更多的关注. . , 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发展中国家城镇化进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城镇化形式对我国城镇化政策的影响,分析了上述城镇化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在我国人口迁移和城镇化政策上的意义,认为相关研究和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对上述新特点和新形式予以更多的关注. |
[27] |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 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 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 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 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城镇化进城中的农民工是一个逐步分化的过渡性群体,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 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愿意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在受传统体制影响依然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认识偏 见、政策排斥、制度抑制和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等多重障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分别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 |
[28] | .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peri-urbanism" (urban growth in regions surrounding or between major metropolitan centers) in post-Mao China, based on detailed study of Donggua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nditions facilitating peri-urbanism and influencing its location include relaxed state control over population mobility; spontaneous, bottom-up expans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spread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aper also investigates roles played by entrepreneurial local government, kinship ties/personal connections with overseas investors,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access to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from nearby metropolitan cent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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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 ,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town within Turkey's historical process lis descrbed using a rural-urban framework to review certain demographic,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ata on Turkish villagers and townsme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own of Eregli and its surrounding villages. The study covers: family and household, 茅duca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behavioural characteristic... |
[32] | . , CiteSeerX - Scientific documents that cite the following paper: A string matching algorithm fast on the aver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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