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忠, 余建辉Applic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in human geography studies in China
ZHANDongsheng, ZHANGWenzhong, YUJianhu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9-21
修回日期:2016-01-4
网络出版日期:2016-06-30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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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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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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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地理学是联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桥梁,以探索人类活动地域空间组织与人类和自然环境关系为研究对象[1],其研究议题始终离不开“人类活动”存在。问卷调查则是通过对个体进行一套标准化的问题调查,以获取人类活动的感知、行为、态度等原始数据的一种研究方法[2]。显而易见,加强问卷调查方法应用,有助于从微观视角加深对“人地关系”的科学认识。伴随统计学的抽样技术理论与方法发展,问卷调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社会学科相关领域。与其他学科问卷调查方法应用不同的是,人文地理学科的问卷调查应用特色是以解读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规律为核心,侧重地理空间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3],以及人类活动行为需求的时空间规律与影响机制[4-5]。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问卷调查方法其本质上又属于一种数据获取途径,有效地拓展了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数据使用类型。与其他数据来源相比,如统计年鉴、遥感影像、物质空间要素数据以及新兴的大数据,问卷调查数据拥有经济性、准确性、时效性、可量化等多种优势[6],能够弥补宏观数据缺乏、更新慢与数据失真等现实弊端[7-8],也能辅助其他类型数据开展综合研究[9-10],进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人类社会活动行为规律与机理。
国外人文地理学的问卷调查方法最早运用于行为地理学研究,主要探讨居民环境感知、旅游行为和消费行为等内容[11-12]。继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社会文化转向后,问卷调查方法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与实践,研究议题涵盖了交通出行、游客满意度、农户行为、环境灾害感知、人口迁移决策、设施使用态度和公共健康等领域[13-19],并出版了一批包括问卷调查方法内容的地理研究方法专著[20-21],这些研究成果积累也促进国内问卷调查研究的兴起。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问卷调查方法正式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直到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各界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理念不断重视,问卷调查方法由于正面关注人的行为需求等优势,才逐渐受到国内人文地理****研究的青睐。目前调查主题主要涉及企业决策行为[22]、通勤购物行为[23-24]、人居环境[25]、游客满意度[26]、迁居意愿[27]和农户行为[28]等方面。
尽管近年来国内问卷调查方法应用出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整体来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微观研究仍相对薄弱[29],同时缺乏问卷调查方法为题材的专业教材。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对如何科学获取问卷调查数据与开展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也涉及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广泛应用。因此,本文回顾了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献概况,鉴于已有研究对抽样设计内容缺乏应有重视,专门针对“抽样方案设计”过程进行了科学解读和实证案例分析,同时结合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研究热点,总结了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以期促进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科学规范应用,并引起广大人文地理****对问卷调查方法的重视。
2 问卷调查方法的文献分析
以“问卷调查”为关键词采用“全文”方式检索,能够避免按“主题”检索由于限定过于严格造成的文献遗漏,期刊来源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收录的10大地理类核心期刊为准,截止时间为2014年。共搜索到1646篇文献,筛选以“研究进展”、“综述”、期刊总目录和书评等为题材的195篇文献,余下1451篇文献符合要求,作为问卷调查文献分析的数据基础。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知识网络图谱的可视化在Citespace软件中进行具体操作。2.1 研究动态
从各年份载文数量来看（图1）,1999年和2011年是两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共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8年）,问卷调查方法应用处于低速徘徊时期,该时期人文地理学问卷调查方法文献数量较少,年度最高载文数量为8篇,平均每年载文数量仅3.6篇,研究主题以农村工业、区域经济、郊区化、旅游行为等为主。第二阶段（1999-2010年）,问卷调查方法应用处于快速增长时期,除了2000年略有减少外,载文数量呈现出显著的线性增长趋势,从14篇增加至138篇,主要涉及旅游行为、生态旅游、购物消费行为、流动人口和土地利用等研究领域。第三阶段（2011-2014年）,问卷调查方法应用进入平稳回落时期,载文数量为165~175篇,但该阶段整体载文数量却较前一阶段有明显增加,研究议题包括居民满意度、城市化、地方依恋、游客感知、农户意愿等。上述不同阶段的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研究成果数量和主题变化,主要与各阶段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面临的实际社会问题、以及本学科的研究队伍规模和研究经费支持力度等因素有关。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问卷调查文献的研究动态
-->Fig. 1Research development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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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热点领域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方法,追踪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热点研究领域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图2）。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热点领域主要包括“影响因素、北京、南京、指标体系、广州、产业集群、旅游、流动人口、满意度、郊区化、空间格局、结构方程模型”等关键词,且研究热点主题随着时间不断变化。其中“影响因素”的出现频次最高,达到121次,表明问卷调查方法应用更加重视对人类活动行为形成机理的解释。对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关键词按研究区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详细分类可得：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热点领域
-->Fig. 2Hot fiel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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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域。问卷调查方法文献包含全国、省份、城市和特定地点等不同空间尺度单元,且研究区域呈现出微观化倾向,针对城市内部或特定地点的调查成为明显趋势。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中国和南京等地域,出现频次均超过32次,其中以北京为研究区域的问卷调查文献数量最多,达到98次。另外,河南省、西安、九寨沟和新疆、古村落、城中村等地域也是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重要研究区域,载文数量均达10次以上。由此可见,问卷调查研究的热点区域,主要与中国人文地理学科研究阵地分布和研究区域自身特色等有紧密联系。
（2）研究内容。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研究内容也得到不断拓展与深化,包括“农户、城市化、满意度、土地利用、旅游、居民、产业集群、流动人口、游客满意度、生态旅游、古村落、郊区化、游客感知、地方依恋、时间地理学、消费行为、社会空间”等不同主题（表1）。梳理可以发现,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研究主题更多集中于城市地理、旅游地理、农业地理等分支学科,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问卷调查方法应用还相对滞后。
Tab. 1
表1
表1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
Tab. 1Appearance frequency of main keywords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studies
| 关键词 | 出现频次(次) | 关键词 | 出现频次(次) |
|---|---|---|---|
| 农户 | 23 | 城市 | 13 |
| 感知 | 22 | 时间地理学 | 13 |
| 满意度 | 19 | 游客满意度 | 12 |
| 土地利用 | 18 | 古村落 | 12 |
| 旅游 | 18 | 郊区化 | 11 |
| 城市化 | 17 | 地方依恋 | 11 |
| 产业集群 | 16 | 游客感知 | 11 |
| 居民 | 16 | 生态旅游 | 11 |
| 流动人口 | 15 | 社会空间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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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文献主要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除“结构方程模型（29次）、因子分析（14次）”2种方法出现频次相对较高外,多数问卷调查文献在关键词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其中,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是一种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用以处理复杂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它整合了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的功能,可利用观察变量对潜变量进行间接测度,并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与传统统计方法相比具有明显优越性[30];而因子分析是运用降维技术把一组具有相关关系的原始变量转变为少数潜在综合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31]。
从问卷调查文献所采用的具体方法来看,均值、方差等描述统计是问卷调查文献的基础方法[32-34],也是深入开展数理统计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的前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数理统计方法仍是问卷调查文献的主要方法[35-39],用于揭示研究议题的属性差异、结构维度、综合评价、类型划分和影响因素等。与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类似,社会网络分析[40-41]、多层次模型[42-43]等复杂模型方法也在问卷调查文献中逐渐盛行。前者是解释团体或个人等行为者的关系而非行为者属性的数据分析方法,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于一体,主要描述和分析社会事物的关系特征、类型,并分析关系对网络的影响[44];后者是解决复杂嵌套数据结构特点的影响因素分析技术,重视“个体”所嵌套的“背景因素”效应[45]。
2.3 研究抽样设计
由于针对所有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抽样设计逐一统计的工作量相对较大,且非十分必要,故对符合条件的所有问卷调查文献编码后,再随机抽取100篇对其抽样设计内容进行逐个统计。表2统计结果显示,问卷调查文献对抽样设计内容表述尚不够科学规范与严谨,具体表现为：（1）问卷调查时间不可小觑。68%的问卷调查方法文献对调查时间做出明确表述,但仍有32%的问卷调查方法文献未阐明问卷调查的具体时间,导致研究结论难以与同类研究进行准确比较,明显降低了研究的科学价值,因此问卷调查时间等细节表述需要进一步规范。
（2）面访调查是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主要方式。面访调查使用比例高达97%,网络调查和邮件调查比例分别为2%、1%,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加快,尤其移动位置服务的推广应用,网络调查比例将有望上升。
（3）使用抽样方法不明且存在误区。超过一半的问卷调查文献未明确报告其所采用的抽样方法,而采用1种抽样方法和2种以上混合抽样方法的文献比例分别为34%和13%。从已使用的抽样方法类型来看,概率抽样中的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使用频次较高,分别为25次和9次,而非概率抽样中的方便抽样应用较多,达到14次。存在的典型误区为,少数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的样本去推断目标总体特征,这与抽样调查的科学规律相违背。
（4）样本特征描述需要完善。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发放样本、有效样本和有效率的汇报比例分别为66%、94%和70%,表明样本特征描述也亟需完善,从而帮助读者真实全面地了解研究样本的代表性程度。问卷有效率相对较高,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达到85.41%、89.23%;问卷调查发放样本和有效样本规模的中位数分别为465、371个,主要以中小型调查为主。但如何科学地选取样本量大小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要尽力避免盲目追随他人研究的样本量。
Tab. 2
表2
表2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抽样设计描述统计
Tab. 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ing design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studies
| 抽样描述 | 类别 | 比例(%) | 抽样方法 | 类别 | 频次(次) | 样本特征 | 类别 | 数值 |
|---|---|---|---|---|---|---|---|---|
| 调查时间 | 有 | 68 | 概率抽样 | 随机抽样 | 25 | 发放样本(个) | 平均值 | 1268 |
| 无 | 32 | 分层抽样 | 9 | 中位数 | 465 | |||
| 调查方式 | 面访调查 | 97 | 等距抽样 | 5 | 取值范围 | [85, 11000] | ||
| 网络调查 | 2 | 整群抽样 | 2 | 有效样本(个) | 平均值 | 821 | ||
| 邮件调查 | 1 | 多阶段抽样 | 2 | 中位数 | 371 | |||
| 抽样方法 | 未报告 | 53 | 非概率抽样 | 方便抽样 | 14 | 取值范围 | [14, 7647] | |
| 1种 | 34 | 定额抽样 | 5 | 有效率(%) | 平均值 | 85.41 | ||
| 2种 | 9 | 判断抽样 | 3 | 中位数 | 89.23 | |||
| 3种以上 | 4 | 滚雪球 | 1 | 取值范围 | [28.7,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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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问卷调查过程的抽样方案设计
问卷调查过程通常包括“确定调研问题、抽样方案设计、问卷内容设计、实施调查过程、数据处理分析、撰写调查报告”等六步[46]。由于人文地理学的问卷调查设计重点关注地理空间因素与人类活动行为的互动性,故被访对象的地理空间位置和地理环境要素等成为问卷调查内容的重要特色。图3对人文地理学的问卷调查流程进行简要概括,“抽样方案设计”作为问卷调查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对问卷调查获取方式的基本描述,由问卷收集方法、抽样方式和抽样框选取、样本量确定等内容构成。结合课题组2013年北京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案例,重点阐述问卷调查过程的抽样方案设计思想,对其他步骤的详细了解可参阅相关书籍或文献。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人文地理学的问卷调查基本流程
-->Fig. 3The basic flow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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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问卷收集方法
从问卷收集方法来看,包括面访调查、电话调查、邮寄调查、网络调查等多种类型。参考已有研究[47],对不同类型问卷收集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总结（表3）,调查组织方应根据研究条件和研究目的选择合适的问卷收集方法。为加强调查员与被访者当面相互交流和互动,提高问卷调查的最终回收率和有效率,北京宜居城市问卷调查仍采用传统的面访调查形式收集数据。Fig. 3
表3
表3不同问卷数据收集方法的比较
Fig. 3Comparison of questionnaire data-collection methods
| 数据收集方法 | 优势 | 劣势 | 调查成本 |
|---|---|---|---|
| 面访调查 | 加强与被访者互动交流、增进理解与信任、提高应答率 | 调查成本较高、调查员素质要求严格、部分样本不易获取(如高收入的门禁社区、军队大院等) | 高 |
| 电话调查 | 数据收集速度快、成本比面访调查要低、利于对访谈过程控制、调查员雇佣管理方便 | 抽样局限性、应答率较低、问卷的可视性较差、不适合隐私或敏感问题 | 较高 |
| 邮寄调查 | 不受调查员影响而独立回答问题、可视化效果较好 | 问卷设计要求较高、不太适合开放型问题、被访者的阅读和书写能力要求高、调查员不便对问卷质量进行控制 | 较低 |
| 网络调查 | 问卷调查成本低、回收速度快、良好的可视化效果 | 样本代表性有限、不方便对小尺度的调查区域进行控制 |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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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抽样方式与抽样框
问卷调查的抽样方式包括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两种类型。前者是按随机原则从目标总体抽取样本,能够利用样本对目标总体做出统计推断,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多阶段抽样和空间抽样等类型。后者主要根据研究者自身经验或调查方便性,而不是按照随机原则来选取样本,由判断抽样、方便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所组成。抽样框是指一个包括总体全部单位及其主要标志特征的一个架构,一般包括名录框、区域框、时间框和距离框四类,理想的抽样框应尽量实现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一致[48]。从抽样方式来看,宜居城市调查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主,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属性的配额要求,从而保证样本属性结构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抽样框选取方面,宜居城市调查主要根据区域框来设计,基本抽样单元为所在街道单元内的居民集合体。
3.3 样本量确定
（1）样本量计算合理确定样本量是抽样方案设计的重要内容,样本量大小主要受调查经费、精度要求、总体方差、抽样方式等因素影响[49]。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例,样本量n的计算公式为[53]：
式中：n为样本量;d为绝对误差限度;Z为置信水平对应值;N为总体规模;S2为总体方差。其中,总体方差S2取值,可通过以往的相关调查结果经验、预调查结果或专家经验判断等方式进行合理估计。
（2）北京宜居城市调查的样本量发放
计算北京宜居城市调查样本量前,首先要对宜居要素总体方差进行估计。根据课题组2005年北京宜居城市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得到,32个宜居子要素的方差取值范围为[0.58, 1.27],中位数和均值分别为0.89和0.90。为避免对宜居要素方差取值过大而导致样本量的浪费,最终选取方差的均值0.90作为对总体方差S2的合理估计。研究区总人口N = 13081686人;95%置信水平对应Z = 1.96;绝对误差限度d = 0.02。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样本量结果为6049个。
但是,仅计算出理论样本量显然不够完善,还应考虑抽样方式的设计效应与有效回答率等因素。由于宜居城市调查以简单随机抽样为主,设计效应为1,故不需要调整样本量。根据往年调查经验预判宜居城市问卷调查有效率为80%,调整后问卷样本量为7561份,即由n2 = 6049/80%计算而得。
常见的问卷调查仅需要计算出总样本量,为详细探讨宜居满意度在北京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尺度的特征与形成机制,还需要将宜居城市调查的总样本量细分到每个街道。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为：在满足研究精度要求前提下,每个街道调查的最低样本量是多少?有****建议,对分组数据精度也有要求时,一般每个次组的样本量至少有20~50个[38]。也有****强调每组至少应达到30个样本量,当n ≥ 30时,样本均值符合正态分布,而当n < 30时,样本均值符合Student分布[50],故认为每个街道调查的最低样本量为30个比较合理。按街道人口规模等比例抽样方法对7561个样本进行分配,由于街道空间单元大小和人口规模不一致等因素影响,部分人口规模偏小的街道在抽样后样本量较少,需要对其进行适当的人工调整,确保每个街道样本量达到30个。调整后共增加336份问卷,最终调查样本量达到7897份。图4为研究区每个街道的样本量发放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北京宜居城市调查的街道样本量分布
-->Fig. 4Sample allocation of the livable city survey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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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问卷调查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
问卷调查方法已在中国人文地理学微观研究的多个领域得到积极尝试,根据表1问卷调查方法文献的主要关键词出现频次统计可得,时空行为、人居环境、城市社会、旅游行为和农户行为等主题的问卷调查方法应用实践最为广泛。因此,重点梳理问卷调查方法在这5个热点领域的调查特点和使用意义,以期为其他****从事相关的问卷调查研究提供理论与经验参考。4.1 时空行为研究
时空行为研究是国内问卷调查方法应用最早的领域之一。调查内容包括居民通勤行为[23]、购物行为[24]、休闲游憩行为[51]和其他日常活动出行[52]等议题。时空行为研究主要关注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能动选择和被动制约两方面,反映城市空间对居民行为活动的时空制约以及居民在城市空间和时间等约束下的个体行为决策机制,进而预测居民行为需求,为城市空间优化与交通出行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53-54]。由于中国时空行为专题研究的汇总数据相对缺乏,长期以来国内时空行为研究主要以问卷调查方法为主。近年来,随着位置信息技术的发展,公交卡、浮动车、手机通话和手动GPS等大数据出现,对传统方法的时空行为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为理解城市空间和居民行为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大数据同样存在样本代表性有偏、居民社会属性特征缺乏、理论基础不完善等限制因素[55-56]。因此,问卷调查方法仍是大数据背景下时空行为研究的重要工具。4.2 人居环境研究
问卷调查方法在人居环境领域研究也有大量实践。调查区域涵盖区域、城市和社区等不同空间尺度单元,调查对象则包括城市人居环境和乡村人居环境两种类型。人居环境调查内容不仅涵盖居民对人居环境整体评价[25, 57],也涉及交通便捷[58]、生活服务设施[59]、环境风险[60]等特定人居环境要素的居民感知。现有人居环境客观评价主要从设施可达性或人均占有率等单一指标进行测度,对评价内涵理解还不够精确,不能真实反映人居环境要素供给的服务质量,导致客观评价结果可能与居民实际感受不符。另外,像邻里关系[61]、城市归属感[62]、城市管理服务水平[63]等潜变量的人居环境要素难以通过人居环境客观评价指标进行有效测度,因此有必要结合问卷调查方式的主观评价来完善人居环境评价研究,以获得对人居环境内涵的更全面理解。人居环境主观评价主要从以人为本视角出发,获取居民对人居环境要素感知评价特征,来揭示实体人居环境与居民个体需求的互动规律,达到改善区域人居环境和服务民生的目的。4.3 城市社会研究
伴随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不断深化,各种类型城市社会问题与矛盾也逐渐显化,成为制约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瓶颈,并引起国内人文地理****研究的特别关注。城市社会专题的问卷调查内容相对宽泛,包括典型人群分布[64]、流动人口[59]、居民生活质量[65]、绅士化现象[66]、城市内部迁居[27]和意象空间[67]等多个主题。由于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地域特殊性以及统计数据的不完善,问卷调查方法因其灵活性、时效性等特征在城市社会问题研究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成为分析中国各类城市社会问题特征与形成机理的有效途径,对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虽然人口普查数据为研究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人口普查数据却受时间节点和空间单元精度的双重限制,制约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深入,问卷调查方法起到了对人口普查数据的空间细化和时效补充作用。4.4 旅游行为研究
随着国家对旅游业发展越来越重视,旅游业已成为中国许多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则是如何通过吸引游客来开拓旅游市场,同时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游客和旅游地居民等相关主体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评价和行为意向,却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旅游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故问卷调查方法在旅游行为研究领域也备受推崇。旅游行为的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游客满意度[26]、旅游感知形象或价值[68]、旅游开发感知影响[69]、旅游客流空间网络结构[70]、旅游动机[71]、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72]、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感或地方依恋[44]等众多分支领域。由于中国长期缺乏旅游专题统计年鉴,已严重制约旅游领域研究的继续深入发展,尽管市级统计年鉴或旅游局统计数据等能为旅游研究提供一些相关基础信息,但对全面系统的开展旅游综合研究仍然远远不够,且难以体现游客主体与旅游地居民等主体对旅游业发展的真实诉求。因此,问卷调查方法成为旅游领域研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正面了解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或不同社会人群的游客行为需求特征,既能拓展旅游研究既有理论体系内容,又能更好地指导中国旅游业发展实践。4.5 农户行为研究
农户行为研究是制定有效的农业发展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保障。农户特征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农户生计资本[28]、农户生产与消费行为[73-74]、农户响应[75]等主题。农村统计年鉴数据往往偏向宏观层面的信息汇总,是对一定区域内“三农”发展整体情况的客观反映,却容易掩盖区域内部农户个体的异质性特征,同时较少涉及农户态度、意愿等方面信息。农户作为农业生产主体,其生计资本特征和行为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业生产活动开展和农户收入状况,仅通过宏观层面的统计数据,很难有效地揭示农户个体活动行为与地域空间的互动作用机制以及人群分异特征,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其政策指导性也会受到显著制约。因此,在结合宏观统计数据分析基础上,农户个体行为调查也得到快速发展。微观视角的农户行为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农户可持续生计理论体系,也有利于探讨农户活动行为的地域空间结构规律及其主导机制,为促进“三农问题”解决提供重要的科学支撑。4.6 问卷调查方法的应用评述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微观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加深了对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认识,并已形成相对固化的研究框架（图5）。从问卷调查的内容来看,可划分为个体感知、态度、行为和状态等4种类型调查。问卷调查的科学议题是以个体调查数据为基础,解析不同社会人群的个体行为活动机理、地方空间特征为重要抓手,映射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特征。从研究范式来看,问卷调查方法主要沿袭实证主义方法论,以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为主,通过个体参与意愿表达,问卷调查结论可为社会经济实践提供有益指导,并有利于充实和完善人文地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但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问卷调查实证案例的理论总结还明显不足,由于调查区域或调查对象等异质性影响,围绕同一研究主题的调查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亟需加强对问卷调查结论的讨论与理论提升;二是问卷调查方法通常以个体效用最大化为理论前提,个体理性叠加并不一定完全符合集体理性,如何通过个体调查结论,得到符合集体利益的政策建议也是问卷调查方法应用面临的重要难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问卷调查方法的研究框架
-->Fig. 5Research frame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
总的来看,未来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应用改进的重点方向包括：① 完善问卷调查内容设计的理论依据。科学的问卷调查内容设计是问卷调查研究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但也有部分问卷调查内容设计过度依赖于个人主观经验,缺乏有效的理论依据,对研究主题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指导作用也因此大大减弱,不利于中国人文地理学科的特色理论体系构建,应当及时给予纠正。② 加强问卷调查主题的动态跟踪研究。受调查成本和组织难度等现实条件因素制约,现有问卷调查研究主要以静态时间调查（截面数据）为主,缺乏对同一批被访者或同一调查区域的长时间序列跟踪（面板数据）研究,未来应鼓励采用历史回顾或动态跟踪等方式,加强对问卷调查主题的动态演化规律探讨。③ 重视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方法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理论与方法体系相对成熟,应鼓励通过跨学科、跨领域交流合作等方式,充分吸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自研究方法优势,丰富对人地关系的内涵机理解释。④ 强化“人地关系规律”为目标的学科特色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人文地理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也是人文地理学科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重要特色,今后不仅要关注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行为产生的影响,更要重视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变化的需求响应、以及人地关系相互作用规律,进一步促进人地关系地域体系的调控优化。
5 结论与讨论
问卷调查方法是收集掌握个体感知、态度、行为或状态特征等第一手数据的有效工具,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完善和参与社会经济实践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文献回顾、抽样方案设计案例阐述以及主要应用领域的梳理总结,本文得出如下结论：问卷调查方法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应用不断加强,研究内容逐步拓展与深化,热点领域不断变化;研究区域也逐渐丰富,并呈现出微观化的研究趋势,北京、广州和南京等城市依然是研究热点区域,针对中小城市或特定地点的问卷调查研究将有待丰富扩展;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方法为主,侧重于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呈现出描述统计为基础、数理统计方法为主体、结构方程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多层次模型等复杂模型方法为前沿的研究态势,但需要加强吸收其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由此促进定量与定性方法的共同发展;问卷调查研究的抽样设计描述还不够科学规范,包括问卷调查时间、抽样方法和样本量选择等方面;通过2013年北京宜居城市调查的实证案例分析进一步强调对“抽样方案设计”过程重视,能够为科学采集问卷调查数据提供有益借鉴。
另外,本文还阐明了问卷调查方法在时空行为、人居环境、城市社会、游客行为和农户行为等5个热点领域的应用实践特点和使用意义,在此基础上总结归纳出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研究框架和不足,并从完善问卷调查内容设计的理论依据、加强问卷调查主题的动态跟踪研究、重视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和强化“人地关系规律”为目标的学科特色研究等4个方面,提出未来问卷调查方法应用的改进方向。
本文按照问卷调查方法的“文献回顾—抽样方案设计—应用范例”主线贯穿于全过程,通过对问卷调查方法应用与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以期促进问卷调查方法的科学规范使用。但如何如何根据调查主题进一步深化拓展问卷调查的研究内容,加强空间抽样技术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的应用、创新问卷调查的既有研究方法体系、刻画人类活动行为的共性与差异化特征与规律、以及揭示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等将成为未来问卷调查方法应用亟待破解的学科命题,也期待广大人文地理****的共同重视和参与完成。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需要人文地理学家进一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发展符合中国国情、与国 际主流学派兼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作者从发展过程的角度论述了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认为人文地理学始终是扎根于自然地理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作者从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论两方面描述了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 中国改革开放和加入WTO需要人文地理学家进一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发展符合中国国情、与国 际主流学派兼容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作者从发展过程的角度论述了人文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认为人文地理学始终是扎根于自然地理学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作者从人文地理学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论两方面描述了当代人文地理学发展的新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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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Park use and accessibility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many green space studies, but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use urban parks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proposes and evaluates an expanded model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 that incorporates the variables of perceived park accessibility, geographic proximity, and past use behaviour. The expanded TPB model was empirically tested using primary data collected from community level surveys ( n 聽=聽319) in Brisbane, Australia, from two suburbs with contrasting social economic status. We compared the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quality of the expanded model for park use with the general model of TPB and a model operationalizing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Results fro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 indicate that the expanded model with perceived accessibility has the best model fit and highest explanatory power, while also enhancing prediction of park use intentions. Moreover,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rceived ac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ographic access or proximity in predicting park use.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hysical park provision is a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 to encourage greater park utilization. Park management should account for differentiated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of park access to increase the collective benefits of urban parks. |
| [4] | . ABSTRACT Conventional integral measures of accessibility, although valuable as indicators of place accessibility, have several limitations when used to evaluate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Two alternatives for overcoming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are explored in this study. One is to adapt these measures for evaluating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using a disaggregate, nonzonal approach. The other is to develop different types of measures based 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pursue the former alternative, this study specifies and examines eighteen gravity-type and cumulative-opportunity accessibility measures using a point-based spatial framework. For the latter option, twelve space-time accessibility measures 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 of a prism-constrained feasible opportunity se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relationship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se thirty measures using network-based GIS procedures. Travel diary data collected in Columbus, Ohio, and a digital data set of 10,727 selected land parcels are used for all computat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space-time and integral indices are distinctive types of accessibility measures which reflect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he accessibility experience of individuals. Since space-time measures are more capable of capturing interpersonal differences, especially the effect of space-time constraints, they are more “gender sensitive” and helpful for unraveling gender/ethnic differences in accessibility.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 is that whether accessibility is observed to be important or different between individuals depends heavily on whether the measure used is capable of revealing the kind of differences the analyst intends to observe. |
| [5] | . Convention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locational proximity ignore the role of complex travel behavior and space-time constraints in determining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As these factors are especially significant in women's everyday lives, all conventional accessibility measures suffer from an inherent “gender bias.” This study conceptualizes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as space-time feasibility and provides formulations of accessibility measures based on the space-time prism construct. Using a subsample of European Americans from a travel diary data set collected in Franklin County, Ohio, space-time accessibility measures are implemented with a network-based GIS method.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women have lower levels of individual access to urban opportunities when compared to men, although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the types of opportunities and areas they can reach given their space-time constraints. Further, individual accessibility has no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ngth of the commute trip, suggesting that the journey to work may not be an appropriate measure of job acc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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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统计数据质量认识的深入,统计数据质量 问题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内****从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技术方法、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为实际部¨的统计数据质量工作 奠定了基础.政府统计部门在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完善统计法律法规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统计实践工作的科学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稳步提 高.中国统计数据质量还而临着诸多挑战,科学的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机制和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促进统计数据质最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 .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对统计数据质量认识的深入,统计数据质量 问题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内****从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技术方法、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建立等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为实际部¨的统计数据质量工作 奠定了基础.政府统计部门在深化统计体制改革、完善统计法律法规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高统计实践工作的科学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政府统计数据质量的稳步提 高.中国统计数据质量还而临着诸多挑战,科学的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机制和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促进统计数据质最不断提高的重要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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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 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 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 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 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
| [10] | . 文章论述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研究的属性问 题,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资料利用方面的不同:理论研究要求数据资料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完整性,但对数据的现势性没有特别要求;而应用研究则因为预测的 缘故要求数据的现势性.二是研究的层次问题,即宏观层次的研究和微观层次的探讨各有侧重:微观层次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分析,主要目标是系统的发展机制探讨; 宏观层次的研究则偏重于物理学类比,主要目标是寻找统计平均规律.三是变量选择问题,即变量的选择必须注意信息含量、相互关系、快慢性质等诸多问题,而不 宜贪多求全. . 文章论述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研究的属性问 题,即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在资料利用方面的不同:理论研究要求数据资料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完整性,但对数据的现势性没有特别要求;而应用研究则因为预测的 缘故要求数据的现势性.二是研究的层次问题,即宏观层次的研究和微观层次的探讨各有侧重:微观层次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分析,主要目标是系统的发展机制探讨; 宏观层次的研究则偏重于物理学类比,主要目标是寻找统计平均规律.三是变量选择问题,即变量的选择必须注意信息含量、相互关系、快慢性质等诸多问题,而不 宜贪多求全. |
| [11] | . In the study of spatial behavior we a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the rules for spatial choice which, when applied to any unique distribution of spatial opportunities, are capable of generating spatial behavior patterns similar to those observed. Behavioral postulates in geographical theories should incorporate these rules rather tha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ctual behavior in a spatial system, since the latter are incorporating knowledge of the same spatial system that the theory hopes to generate and, in so doing, to explain. The concept of revealed space preferences is proposed as the organizing concept for finding these rules. This concept is similar to that of revealed preference in the theory of consumer demand. If spatial choice is viewed as a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spatial opprtunities against a personal preference function, then, from any consistent statement of preferences from the paired comparison of spatial opportunities, it ought to be possible to derive a unique ranking of those spatial opportunities. Such a ranking is graphically portrayed on the familiar indifference surface. This article evaluates one method of finding this preference structure (indifference surface) by generating hypothetical spatial behavior patterns in accordance with a known ranking of spatial opportunities and show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find that ranking from the spatial behavior patterns. A mathematical proof shows why this is possible and also indicates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proposed model is valid and those where it is w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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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Understanding the use and users of urban green spaces (UGSs) is necessary for effective planning, management, and design. However, most studies focus on developed cities; only a few focus on developing citi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visit patterns of UGSs and the related socio-demographic associations in Guangzhou, China. A face-to-fac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24 UGSs by strati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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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physical attributes of streetscapes affect the livability of Kuala Lumpur streets. Traffic management has been stressed as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livable streets, but physical features have been merely pointed out. Yet, does physical quality deterioration of streetscapes affect the livability degradation of urban space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people’s perception towards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multifunctional streets, have been examined in this study. Identification of fourteen streetscape’s physical attributes was fulfilled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Through structured observation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he physical attributes of each case study was evaluated and the physical problems were discovered. Additionally, users’ perception on the identified problems and their effects on livability of the studied areas were found and defined.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physical problems like improper walkway paving, inadequate public services and maintenance, besides traffic congestion, are deteriorating the livability of streets. |
| [16] | There is a lot of research on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ravel behaviour, specifically on travel distanc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distances travell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municipalities with lower population and neighbourhoods with lower density and less mixed land use are longer than those travell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cities with higher population, high density, and greater mixed land use. However, related studies focus mainly on daily travel.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ravel distances in daily trips based on random day trip diaries and long-distance trips for private and business purposes based on retrospective questions in the same questionnaire, asking about 鈥渓onger journeys with overnight stay鈥 within three months of the survey. We use Heckman models and ordinary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s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municipality size classes based on populatio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and-use mix, while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s. We find distances travelled on long-distance trips and daily trips to be affected by sociodemographics in much the same way, while spatial effects affect distances travelled on daily and long-distance trips mostly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Residents of small municipalities and low-density neighbourhoods make fewer and/or shorter long-distance journeys than those living in large cities and high-density neighbourhoods, but the latter travel shorter distances in their daily lives. Keywords: travel distances, long-distance travel, urban form, travel reduction |
| [17] | . The recent economic crisis has demonstrated the extent to which households are exposed to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advanced economies. Much of the debate surrounding the reasons for the crisis has centred on the role of neoliberal policies and particularly lax mortgage lending practices amo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neoliberal ideas were applied to property an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Irish house-building boom. Drawing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across five case study locations, it examines the mortgage practices of rural households during the boom period and their existing conditions in the current burst. In addition, the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the rural mortgage market for rural households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failure of these policies, a major housing crash and a neoliberal policy fix based on severe austerity measures is examined. Our results point towards the extreme hardship and stress being felt by rural households and highlight, through the lens of rural hous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racti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eoliberal policy in the mortgage arena are varied spatially in rural areas. |
| [18] | .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ituational and cogni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and acute hazardous conditions affect perception of risk.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wo disaster sites in the state of Puebla, Mexico: risk perception from chronic exposure to volcanic eruptions of Popocatepetl was investigated in San Pedro Benito Juarez, and risk perception from acute exposure to a flood/mudslide event was explored in Teziutlan. The research employed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s in both communitie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at include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e.g., age, sex, affinity to place, etc.), evacuation history, hazard belief systems, social network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related to hazard exposure. While well-being scores were worse for Teziutlan residents than for people in San Pedro Benito Juarez, with few exceptions it was in the chronic hazard site of San Pedro Benito Juarez and not in Teziutlan that individual well-being predicted risk percep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can be used to tailor risk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differently for acute disaster vs. chronic hazard settings, as well as identify subpopulations for specific kinds of support or education. (C)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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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An accessible guide to a wide variety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methods, providing an overview of bot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together with guidance on how to develop each approach. |
| [22] | . 优化开发区域是区域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其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比较复杂。选择制造业发达地区——广东东莞市为案例区,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探讨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并存,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是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业基础、区域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因素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迁入;企业迁移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区域生产空间质量和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构。 . 优化开发区域是区域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其内部企业迁移的规律比较复杂。选择制造业发达地区——广东东莞市为案例区,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和调查问卷法探讨优化开发区域制造业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影响。研究表明,现阶段东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迁入并存,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出是要素成本、环境管制、区域依赖性和地方政府博弈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产业基础、区域创新要素、产业政策和区域软环境等因素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迁入;企业迁移可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转型,提高区域生产空间质量和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构。 |
| [23] | . 以2005年和2010 年两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北京市区居民通勤时间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区居民的通勤时间从2005年38 分钟增加到2010 年的43.6 分钟， 通勤时间增长显著。通过比较城八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发现内城居民的通勤状况有所改善，而城近郊区居民通勤状况则不乐观，通勤时间的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而将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进行比较， 也发现通勤时间变化和年龄、学历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对通勤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铁建设等交通发展因素以及居民通勤方式的变化对居民通勤时间大幅增加影响显著，同时通过对典型就业集中区域和居住功能为主区域进行比较，发现城市规划中对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也对居民的通勤时间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 以2005年和2010 年两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北京市区居民通勤时间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区居民的通勤时间从2005年38 分钟增加到2010 年的43.6 分钟， 通勤时间增长显著。通过比较城八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发现内城居民的通勤状况有所改善，而城近郊区居民通勤状况则不乐观，通勤时间的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而将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进行比较， 也发现通勤时间变化和年龄、学历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对通勤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铁建设等交通发展因素以及居民通勤方式的变化对居民通勤时间大幅增加影响显著，同时通过对典型就业集中区域和居住功能为主区域进行比较，发现城市规划中对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也对居民的通勤时间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
| [24] | . <p>从消费者行为活动切入是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10 年来基于认知距离的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北京市居民购物的平均出行距离整体上有缩短趋势; 居民不同类型商品购物出行空间结构的演变和购物地点的演变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0 年来北京近郊区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有明显下降趋势, 中心城区居民则变化不大。上述演变特征均反映出北京商业发展的离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 居住地附近的低等级商品购物行为逐渐增多, 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以及家电卖场对高等级商品购物产生巨大吸引力。影响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宏观环境变化和购物供给方变化(外生因素) 以及购物需求方变化(内生因 素) 3 个方面, 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形成综合性机制模式, 有效推动了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p> . <p>从消费者行为活动切入是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重要视角。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分析10 年来基于认知距离的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 北京市居民购物的平均出行距离整体上有缩短趋势; 居民不同类型商品购物出行空间结构的演变和购物地点的演变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0 年来北京近郊区居民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有明显下降趋势, 中心城区居民则变化不大。上述演变特征均反映出北京商业发展的离心化和多中心化趋势: 居住地附近的低等级商品购物行为逐渐增多, 区域性购物中心、大型超市以及家电卖场对高等级商品购物产生巨大吸引力。影响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可以归结为宏观环境变化和购物供给方变化(外生因素) 以及购物需求方变化(内生因 素) 3 个方面, 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形成综合性机制模式, 有效推动了北京市居民购物行为空间结构的演变。</p> |
| [25] | . 构建宜居城市主观评价指标体 系,基于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问卷,对北京市居住环境从2005年至2013年的变化进行评价,重点分析居住环境的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 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健康性六大方面在不同城区及不同人群之间评价的差异。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居民比较认可宜居北京的生活方便性,对舒适度的评价逐 渐上升,对健康性的评价持续下降;主城区居民满意度高于郊区大型居住区;年轻群体、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商品房居民以及本地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评价更高。 . 构建宜居城市主观评价指标体 系,基于三次大规模抽样调查问卷,对北京市居住环境从2005年至2013年的变化进行评价,重点分析居住环境的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 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健康性六大方面在不同城区及不同人群之间评价的差异。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居民比较认可宜居北京的生活方便性,对舒适度的评价逐 渐上升,对健康性的评价持续下降;主城区居民满意度高于郊区大型居住区;年轻群体、高收入高学历人群、商品房居民以及本地居民对居住环境的评价更高。 |
| [26] | . 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塑造 目的地良好形象是吸引游客、培养游客忠诚度、增加回游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而实现这一策略的关键就是要明确目的地服务项目重要性程度与游客满意度的关 系。本文以张家界为调查点,运用问卷调查和"坐标分析"方法,检验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服务项目的重要性程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性。游客认为重要性程度高的 项目是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多样性、安全设施与服务以及交通条件,而满意度高的是自然风光、交通条件和旅游景点的多样性。张家界在进一步旅游开发中需要在民 族文化多样性、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饮食特色、购物以及住宿条件等方面加以改进。 . 在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塑造 目的地良好形象是吸引游客、培养游客忠诚度、增加回游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策略。而实现这一策略的关键就是要明确目的地服务项目重要性程度与游客满意度的关 系。本文以张家界为调查点,运用问卷调查和"坐标分析"方法,检验了游客对张家界旅游服务项目的重要性程度与游客满意度的相关性。游客认为重要性程度高的 项目是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多样性、安全设施与服务以及交通条件,而满意度高的是自然风光、交通条件和旅游景点的多样性。张家界在进一步旅游开发中需要在民 族文化多样性、当地人的热情好客、饮食特色、购物以及住宿条件等方面加以改进。 |
| [27] | . <p>利用千份问卷调查资料 ,研究居住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 ,以及包括通勤、出行和购物等在内的相关空间行为。研究表明 ,北京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的特征明显 ,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是居民迁居的主要原因 ,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 ,传统单位制下职住合一的空间格局已被打破 ;城市第二住宅多用于商业出租等用途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季节性郊区化特点 ,但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的程度 ;在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 ,北京城市居民的通勤、出行和购物等空间行为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p> . <p>利用千份问卷调查资料 ,研究居住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城市居民的迁居行为、第二住宅与季节性郊区化 ,以及包括通勤、出行和购物等在内的相关空间行为。研究表明 ,北京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的特征明显 ,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是居民迁居的主要原因 ,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十分普遍 ,传统单位制下职住合一的空间格局已被打破 ;城市第二住宅多用于商业出租等用途 ,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季节性郊区化特点 ,但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的程度 ;在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 ,北京城市居民的通勤、出行和购物等空间行为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化。</p> |
| [28] | .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 耕地比较效益低下引致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成为破解耕地保护问题的客观选择,而影响经济补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补偿模式设计是否符合农户诉求,因此定量刻画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对其补偿模式选择的影响便是补偿模式设计的核心.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价法(PRA)对渝西方山丘陵3 个样点村392 户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构建了农户生计资产六边形计量分析框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和Probit 回归分析法对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补偿模式选择意愿间耦合关系的存在性和影响度进行了分析,并设计了差别化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生计资产存在属性差异和空间分异.农户生计总资产呈现由自给型纯农户到非农户递增的总体趋势,空间上存在海拔越高生计资产越低的趋势.② 农户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模式的选择意愿存在随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由“成都模式”向“佛山模式”过渡的趋势,不同地带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存在空间分异.③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与耕地保护补偿模式选择间存在耦合关系,自然资产与农户模式选择意愿呈负相关,社会资产对农户的模式选择影响最小,金融资产对农户模式选择的影响较弱,人力资产和物质资产对农户决策均产生较显著影响,心理资产对农户的决策影响最为显著.④ 根据农户生计资产缺乏情况为7 种类型农户设计了概念性的补偿模式体系,并就补偿方法、补偿依据、补偿标准和补偿资金来源问题进行了探讨. |
| [29] |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 理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从不同视角、不同技术手段进行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指出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①微观研究有待加强;②人文地理 基础理论研究薄弱;③人文地理地位不高,且仍在下降;④人文地理研究方法增多,但运用力度不够;⑤人文地理研究风气尚需要斧正。21世纪以来,人文地理研 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研究成果更具综合性、边缘性、可操作性、可视性,与实际应用结合更加紧 密,且理论研究有所深入。根据问题,建议: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克服浮躁情绪,潜心钻研;②加大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借用力度;③加强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可操 作性;④加强人文地理学中的研究创新;⑤适时开展人文地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 理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从不同视角、不同技术手段进行不同区域、不同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指出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①微观研究有待加强;②人文地理 基础理论研究薄弱;③人文地理地位不高,且仍在下降;④人文地理研究方法增多,但运用力度不够;⑤人文地理研究风气尚需要斧正。21世纪以来,人文地理研 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研究成果更具综合性、边缘性、可操作性、可视性,与实际应用结合更加紧 密,且理论研究有所深入。根据问题,建议:①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克服浮躁情绪,潜心钻研;②加大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借用力度;③加强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可操 作性;④加强人文地理学中的研究创新;⑤适时开展人文地 |
| [30] | .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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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p>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p> . <p>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p> |
| [34] | . <p>论文通过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在基于认知率和位置关系划分认知地点类型、街道类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北京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差异性、基于地点—街道的空间认知关联模式，并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北京城市空间认知差异性明显。从地点类型来看，城区南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认知率低且分布集中，东北部近郊区认知率低且离散性强，西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认知率高且集中，东南中心城区认知率高且离散。从街道类型看，中心城区街道认知率高，外围街道认知率低，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二，各类型街道对23地点的认知率与距离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结合型式，有近距离—低认知率型、近距离—高认知率型、中距离—中认知率型、远距离—低认知率型、远距离—高认知率型。不同结合型式中距离对认知率的影响因结合型式而异。第三，北京城市空间的认知曲线存在双峰，一峰表现为近距离、高认知率特征，具体位置随认知地点而异；另一峰表现为远距离、高认知率特征，主要是城市中心区认知地点。</p> . <p>论文通过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在基于认知率和位置关系划分认知地点类型、街道类型的基础上，讨论了北京城市地名认知率的空间差异性、基于地点—街道的空间认知关联模式，并得出三方面的结论。第一，北京城市空间认知差异性明显。从地点类型来看，城区南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认知率低且分布集中，东北部近郊区认知率低且离散性强，西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认知率高且集中，东南中心城区认知率高且离散。从街道类型看，中心城区街道认知率高，外围街道认知率低，表现为中心—边缘结构。第二，各类型街道对23地点的认知率与距离之间表现为不同的结合型式，有近距离—低认知率型、近距离—高认知率型、中距离—中认知率型、远距离—低认知率型、远距离—高认知率型。不同结合型式中距离对认知率的影响因结合型式而异。第三，北京城市空间的认知曲线存在双峰，一峰表现为近距离、高认知率特征，具体位置随认知地点而异；另一峰表现为远距离、高认知率特征，主要是城市中心区认知地点。</p> |
| [35] | .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
| [36] | . 从入境游客视角出发,选取10大世界遗产类景区为研究对象,根据问卷调查资料,通过多元对应分析和方差分析,考察了此类景区代言中国旅游形象的市场认可度,并探讨了景区代言目的地形象的可行性、影响因素和具体策略,最后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代言互动传播模型。研究结果显示:①入境游客对长城、兵马俑和故宫的代言认同度最高,颐和园、天坛次之,苏州园林、黄山、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与莫高窟的代言认同度最低。②10大世界遗产类景区代言中国旅游形象的认同度基本与其知名度呈正相关关系。③代言认同度的文化类别分异特征较为明显,而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仅对少数景区代言认同度具有显著影响。④在中国旅游形象的景区代言配适度考察方面,市场群体的文化类别是比人口统计学特征更为有效的鉴别因素。 . 从入境游客视角出发,选取10大世界遗产类景区为研究对象,根据问卷调查资料,通过多元对应分析和方差分析,考察了此类景区代言中国旅游形象的市场认可度,并探讨了景区代言目的地形象的可行性、影响因素和具体策略,最后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代言互动传播模型。研究结果显示:①入境游客对长城、兵马俑和故宫的代言认同度最高,颐和园、天坛次之,苏州园林、黄山、丽江古城、布达拉宫与莫高窟的代言认同度最低。②10大世界遗产类景区代言中国旅游形象的认同度基本与其知名度呈正相关关系。③代言认同度的文化类别分异特征较为明显,而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仅对少数景区代言认同度具有显著影响。④在中国旅游形象的景区代言配适度考察方面,市场群体的文化类别是比人口统计学特征更为有效的鉴别因素。 |
| [37] | . <p>体现旅游地地方特征的元素是各种类型旅游体验设计的源泉，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进行体验认知，形成游客的综合体验感。地方感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两方面，而旅游地地方感的认知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方面构成：其中地方认同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独特性的感官、情感，以及对地方原真性的思考体验；地方依赖则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依赖性的功能要素的体验。本文归纳旅游地地方感的构成要素，构建了由3大部分、11个因子构成的游客地方感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游客的地方感认知进行定量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得到所有因子的评价得分，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所有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归纳得到游客地方感认知的规律，以便为旅游地开发、规划、管理提供参考。</p> . <p>体现旅游地地方特征的元素是各种类型旅游体验设计的源泉，引导不同文化背景的游客进行体验认知，形成游客的综合体验感。地方感包含了地方的客观特征和人们的主观认知两方面，而旅游地地方感的认知由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方面构成：其中地方认同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独特性的感官、情感，以及对地方原真性的思考体验；地方依赖则主要来源于游客对地方依赖性的功能要素的体验。本文归纳旅游地地方感的构成要素，构建了由3大部分、11个因子构成的游客地方感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调查对游客的地方感认知进行定量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得到所有因子的评价得分，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的方法分析所有因子之间的相关关系，归纳得到游客地方感认知的规律，以便为旅游地开发、规划、管理提供参考。</p> |
| [38] | . 旅游目的地形象对旅游者的目的 地选择行为和满意度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应用问卷调查法、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法、均值比较法,探索性地研究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旅游感知形象。 对外国游客认可的中国独特形象、影响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认知形象的主导因素、不同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旅游认知形象的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塑造和改 善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三点建议:塑造鲜明国家旅游形象,加大旅游市场营销力度;改善交通接待设施,着力优化旅游环境;更新换代旅游产品,提高旅游服务水 平。本研究可为中国国家旅游形象设计和提高中国入境旅游业服务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 旅游目的地形象对旅游者的目的 地选择行为和满意度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应用问卷调查法、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法、均值比较法,探索性地研究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旅游感知形象。 对外国游客认可的中国独特形象、影响外国游客对中国旅游认知形象的主导因素、不同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旅游认知形象的差异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塑造和改 善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三点建议:塑造鲜明国家旅游形象,加大旅游市场营销力度;改善交通接待设施,着力优化旅游环境;更新换代旅游产品,提高旅游服务水 平。本研究可为中国国家旅游形象设计和提高中国入境旅游业服务水平提供有益参考。 |
| [39] | . 目前，中国城市私人汽车的拥有量高速增长，小汽车不仅日益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更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道路的拥堵状况。然而，目前国内对汽车使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为此，本文试图基于2011 年11 月到2012 年7 月在北京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汽车使用行为的特征、强度及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和（定序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汽车使用目的、建成环境和各种家庭/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大城市居民的汽车使用强度和依赖度有重要影响。其中，通勤是居民日常使用汽车的主要目的；公共交通条件较差和停车条件便利是促使居民大量使用汽车的重要原因；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家庭规模和家庭内持有驾照的成员数等对居民的日常汽车使用也有重要影响；周末与工作日的汽车使用频次或时长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对道路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不过，要想更有效地控制汽车使用行为，未来的研究仍有必要增强对因果关系、出行的限制条件和影响交通行为的心理机制等问题的考察。 . 目前，中国城市私人汽车的拥有量高速增长，小汽车不仅日益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更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和道路的拥堵状况。然而，目前国内对汽车使用的研究仍十分匮乏。为此，本文试图基于2011 年11 月到2012 年7 月在北京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汽车使用行为的特征、强度及影响因素。描述性统计和（定序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汽车使用目的、建成环境和各种家庭/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对大城市居民的汽车使用强度和依赖度有重要影响。其中，通勤是居民日常使用汽车的主要目的；公共交通条件较差和停车条件便利是促使居民大量使用汽车的重要原因；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家庭规模和家庭内持有驾照的成员数等对居民的日常汽车使用也有重要影响；周末与工作日的汽车使用频次或时长没有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对道路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参考意义。不过，要想更有效地控制汽车使用行为，未来的研究仍有必要增强对因果关系、出行的限制条件和影响交通行为的心理机制等问题的考察。 |
| [40] | .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以跨界旅游区内主要旅游企业的人才就业、餐饮原料与用品、住宿用品、旅游商品等的供给为经济要素指标,以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各经济要素的供给地,以此为社会网络节点,构建跨界旅游区经济联系发生矩阵、邻接矩阵及其网络结构图,探寻各跨界网络特征、成因分析及其模型构建,结果表明:(1)跨界旅游区的两侧景区与地方经济联系较弱,边界效应极强;(2)两侧景区均以餐饮网联系度最高,就业网最低,分网络之间呈金字塔结构模式;(3)在邻接网中,西安、吉县、乡宁三点中心度最高,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区域一体化的关键节点;(4)跨界旅游区空间结构与规模呈现显著的行政对称格局,在网络演化过程中,节点选择、节点数量、经济联系度等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形成反扇形对称扩散形态。 . 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以跨界旅游区内主要旅游企业的人才就业、餐饮原料与用品、住宿用品、旅游商品等的供给为经济要素指标,以壶口瀑布风景名胜区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确定各经济要素的供给地,以此为社会网络节点,构建跨界旅游区经济联系发生矩阵、邻接矩阵及其网络结构图,探寻各跨界网络特征、成因分析及其模型构建,结果表明:(1)跨界旅游区的两侧景区与地方经济联系较弱,边界效应极强;(2)两侧景区均以餐饮网联系度最高,就业网最低,分网络之间呈金字塔结构模式;(3)在邻接网中,西安、吉县、乡宁三点中心度最高,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区域一体化的关键节点;(4)跨界旅游区空间结构与规模呈现显著的行政对称格局,在网络演化过程中,节点选择、节点数量、经济联系度等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形成反扇形对称扩散形态。 |
| [41] | . <p>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p> . <p>本文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基于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比企业在初创阶段的衍生网络与现阶段的情感网络、咨询网络和合作网络,探讨了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中网络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研究发现相对于偏重技术联系的发达地区高技术集群来说,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更具有内生性和自组织规律。在集群成长和网络演进的过程中,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关系受农村社区聚落环境的影响,并随农区企业规模、地位和能力的改变而演变。依此集群网络的形成和演化经历4个阶段,即家族或泛家族网络阶段、内部分工生产网络阶段、本地创新网络阶段和全球供应链网络阶段,各类型网络在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p> |
| [42] | . 本文构建了分层线性模型以揭示不同层次因素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差异有63.96%是开发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6.04%是区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开发区成立年限、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变异,开发区区位和开发区级别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关系不依赖于区域环境的变化;区域工业产值和区域城市化率两个变量对开发区成立年限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正向关联影响不显著;区域工业产值会强化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而区域城市化率则弱化了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区域工业产值的影响不大,而区域城市化率会强化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区域层次变量解释了18.18%的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解释了11.27%的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 . 本文构建了分层线性模型以揭示不同层次因素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差异有63.96%是开发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有36.04%是区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的;开发区成立年限、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在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变异,开发区区位和开发区级别对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关系不依赖于区域环境的变化;区域工业产值和区域城市化率两个变量对开发区成立年限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的正向关联影响不显著;区域工业产值会强化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而区域城市化率则弱化了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联;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受区域工业产值的影响不大,而区域城市化率会强化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和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区域层次变量解释了18.18%的开发区入驻企业数量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解释了11.27%的开发区土地政策强度与开发区土地集约度之间的相关。 |
| [43] | . 基于六大城市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贫困测度和多层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的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西安的相对丢失（relative deprivation）严重且低收入群体层级结构复杂,昆明的贫困深度大,而武汉财富集聚相对明显。贫困多层模型表明低收入邻里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仍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在家庭制度、市场制度、国家福利供应中所表现的特征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城市贫困同时存在邻里效应,主要体现在邻里经济状况和贫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城市间的贫困差异亦不可忽视。 . 基于六大城市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贫困测度和多层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的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西安的相对丢失（relative deprivation）严重且低收入群体层级结构复杂,昆明的贫困深度大,而武汉财富集聚相对明显。贫困多层模型表明低收入邻里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仍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在家庭制度、市场制度、国家福利供应中所表现的特征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城市贫困同时存在邻里效应,主要体现在邻里经济状况和贫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城市间的贫困差异亦不可忽视。 |
| [44] | .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
| [45] | . <p>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p> . <p>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深刻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尽管国内外****关注土地利用方式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然而其研究方法均采用简单的单层模型,未能将数据的多层嵌套关系纳入模型中。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多层线性模型（Multilevel Models）,以北京为例,同时分析了在居住地和工作地层级上的街道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居民职住分离的影响,以及居民住房情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混合度的提升的确有利于减轻个体的职住分离;个体所在的工作地土地利用方式也对其职住分离产生影响,而且工作地对个体的影响要比居住地的影响更大;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情况等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存在显著的影响;交叉分类多层线性模型适用于解决存在复杂嵌套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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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 休闲的性别差异研究是西方休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以北京市2007年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作为基础，多角度地分析了居民日常休闲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拥有更多的休闲机会；女性休闲时间显著少于男性，并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家务和照料活动，同时，女性更乐意将时间用在社交活动，而男性更倾向于将时间用在体育锻炼和上网活动；对于休闲地点的选择，男性和女性居民选择家内和家外休闲差异不大，但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男性平均出行距离更远，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较近的地点；在休闲中，男性倾向于一个人休闲而女性更倾向与家人一起休闲，表明女性更重视休闲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 休闲的性别差异研究是西方休闲研究的重要研究主题。本文以北京市2007年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作为基础，多角度地分析了居民日常休闲行为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男性拥有更多的休闲机会；女性休闲时间显著少于男性，并要花费更多时间在家务和照料活动，同时，女性更乐意将时间用在社交活动，而男性更倾向于将时间用在体育锻炼和上网活动；对于休闲地点的选择，男性和女性居民选择家内和家外休闲差异不大，但对于文化娱乐活动，男性平均出行距离更远，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较近的地点；在休闲中，男性倾向于一个人休闲而女性更倾向与家人一起休闲，表明女性更重视休闲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
| [52] | .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 基于北京5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从个体行为的角度系统研究了城中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活动的时间利用特征以及时空间结构。研究发现:工作日中工作活动是支配活动,对其他活动时间起到制约作用,休息日娱乐时间占据主导地位,男女在时间分配特征上体现出较大不同;城中村流动人口工作日和休息日活动的时空间结构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在时间上,休息日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自家;家中娱乐活动出现较强晚间高峰;在性别上,男性比女性外出娱乐活动多,出行距离更远,女性家务活动多于男性。人群个体日常活动的规律性可以为掌握城市人群生活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重要参考。 |
| [53] | . 自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引入中国以来的近20年间,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以解读城市转型为目标、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依然面临着理论发展滞后、实践应用需要突破等挑战。本文是对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综述性文章,从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演进、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进展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时空间行为研究自身的发展。 . 自时间地理学和活动分析法引入中国以来的近20年间,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领域。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以解读城市转型为目标、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点,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依然面临着理论发展滞后、实践应用需要突破等挑战。本文是对时空行为研究近年来发展的综述性文章,从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演进、实证研究与规划应用进展等方面回顾了近20年来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最新进展,致力于推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的交流和时空间行为研究自身的发展。 |
| [54] | . 在以人为本及后现代思潮的大背 景下,人文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体人的行为以及生活质量问题,基于居民移动-活动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正成为人文地理及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焦点。论文在对 城市活动空间研究及城市交通出行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居民移动-活动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新框架,强调行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强 调RP法和SP法的结合,强调现实行为、现实空间与理想行为、理想空间之间的和谐。 . 在以人为本及后现代思潮的大背 景下,人文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个体人的行为以及生活质量问题,基于居民移动-活动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正成为人文地理及城市规划学等学科的焦点。论文在对 城市活动空间研究及城市交通出行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居民移动-活动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新框架,强调行为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强 调RP法和SP法的结合,强调现实行为、现实空间与理想行为、理想空间之间的和谐。 |
| [55] | . <p>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定位应用程序的普及,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中的重要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契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以及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人文地理****也面临着数据决定论、数据分析方法准备不足以及数据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大数据”热潮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大数据”还是“小数据”的研究,都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数据规模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阐述并无很大的关联。并且,还需要警惕由于数据垄断可能带来研究的“数字鸿沟”,并呼吁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等方面与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合作。</p> . <p>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定位应用程序的普及,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中的重要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契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以及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人文地理****也面临着数据决定论、数据分析方法准备不足以及数据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大数据”热潮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大数据”还是“小数据”的研究,都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数据规模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阐述并无很大的关联。并且,还需要警惕由于数据垄断可能带来研究的“数字鸿沟”,并呼吁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等方面与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合作。</p> |
| [56] | . 大数据技术的诞生不仅快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且也将科学研究不 断引向新的高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当前大数据建设和发展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大数据的发展对丰富和完善人文-经济地 理学势必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梳理和分析了目前大数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城市内部空间研究、交通与消费行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最近进展,以及大数据对参与式研究和决策平台的作用.着重剖析了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 学数据获取,研究思维与范式,研究内容、研究时空尺度与研究目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与存在问题,特别是由于大数据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在数据收集特别是数据属 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基础将会使得大数据与实际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数据本身也不能替代研究者思维和决策过程.因此,人文-经济地理**** 应该科学对待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弥补和丰富以往发展中的短板,即完善学科数据建设、建立大数据应用较为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促进跨域数据整合和跨域研 究,以及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转变. . 大数据技术的诞生不仅快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而且也将科学研究不 断引向新的高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当前大数据建设和发展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大数据的发展对丰富和完善人文-经济地 理学势必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思维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梳理和分析了目前大数据在人文-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包 括城市内部空间研究、交通与消费行为、社会空间与社会网络研究中的最近进展,以及大数据对参与式研究和决策平台的作用.着重剖析了大数据对人文-经济地理 学数据获取,研究思维与范式,研究内容、研究时空尺度与研究目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与存在问题,特别是由于大数据自身发展的不完善,在数据收集特别是数据属 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基础将会使得大数据与实际应用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数据本身也不能替代研究者思维和决策过程.因此,人文-经济地理**** 应该科学对待大数据所带来的机遇,弥补和丰富以往发展中的短板,即完善学科数据建设、建立大数据应用较为完善的研究方法体系,促进跨域数据整合和跨域研 究,以及推进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转变. |
| [57] | . 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村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研究表明：相比新农村建设前，京郊农村人居环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较大改善；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地域特征显著，近郊平原区优于其他地域类型；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协调水平对村民形成人居环境整体印象最为重要，收入状况、村内道路质量、垃圾处理设施、卫生所等因素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建立设施的长效管护机制、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京郊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关键环节。 . 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村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研究表明：相比新农村建设前，京郊农村人居环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较大改善；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地域特征显著，近郊平原区优于其他地域类型；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协调水平对村民形成人居环境整体印象最为重要，收入状况、村内道路质量、垃圾处理设施、卫生所等因素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建立设施的长效管护机制、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京郊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关键环节。 |
| [58] | . 运用交通出行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交通出行环境的空间分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造成空间分异的原因进行了解析。①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交通出行环境表现出显著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分异。目前北京市交通出行矛盾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包括前门王府井地区,亚运村-北苑-天通苑地区,中关村和回龙观地区,东长安街以南的双井-劲松-南磨房-王四营乡一带,西北五环以外的香山-植物园地区,大兴黄村,通州区。②在交通出行行为方面,北京市居民分化为四个具有明显差异的组群,他们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匀性特征。③公共交通布局规划对于提升满意度具有明显效果,其中,各地800m范围内公共交通站点布局以及公交线路配置的作用尤其显著。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各地区交通出行矛盾的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改善交通出行环境的对策。 . 运用交通出行满意度的调查数据,对北京市交通出行环境的空间分异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造成空间分异的原因进行了解析。①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北京市交通出行环境表现出显著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分异。目前北京市交通出行矛盾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包括前门王府井地区,亚运村-北苑-天通苑地区,中关村和回龙观地区,东长安街以南的双井-劲松-南磨房-王四营乡一带,西北五环以外的香山-植物园地区,大兴黄村,通州区。②在交通出行行为方面,北京市居民分化为四个具有明显差异的组群,他们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匀性特征。③公共交通布局规划对于提升满意度具有明显效果,其中,各地800m范围内公共交通站点布局以及公交线路配置的作用尤其显著。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各地区交通出行矛盾的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规划、交通规划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改善交通出行环境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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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 . <p>沿海港口地区大量地集聚化工企业,导致生态环境型邻避冲突在滨海港口城市不断涌现。利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对镇海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石化企业集聚对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结果表明：① 石化企业集聚的潜在危险与环境排放构成的居住安全、环境污染是集聚区环境外部性的首要负外部性,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② 本地居民认知的石化集聚区环境外部性对人居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且青年、中青年、老年群体的感知差异初现文化集团性;③ 初步证实人居环境是有效刻画城市产业空间组织及其环境外部性的综合媒介,将成为政府破解“环境抗争事件”和城市产业升级的着力点。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城市产业功能区升级与城镇人居环境建设需求及阶层偏好提供了案例,同时对指导城市产业空间优化与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p> . <p>沿海港口地区大量地集聚化工企业,导致生态环境型邻避冲突在滨海港口城市不断涌现。利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对镇海居民入户抽样,调查石化企业集聚对人居环境影响的居民感知。结果表明：① 石化企业集聚的潜在危险与环境排放构成的居住安全、环境污染是集聚区环境外部性的首要负外部性,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② 本地居民认知的石化集聚区环境外部性对人居环境影响的空间特征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且青年、中青年、老年群体的感知差异初现文化集团性;③ 初步证实人居环境是有效刻画城市产业空间组织及其环境外部性的综合媒介,将成为政府破解“环境抗争事件”和城市产业升级的着力点。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城市产业功能区升级与城镇人居环境建设需求及阶层偏好提供了案例,同时对指导城市产业空间优化与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p> |
| [61] | .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以广州番禺南浦岛丽江花园为案例地,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与南非、阿根廷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存在功能性互动,并未给周边邻里造成被隔离和被歧视的心理,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反而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融合和沟通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以广州番禺南浦岛丽江花园为案例地,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与南非、阿根廷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存在功能性互动,并未给周边邻里造成被隔离和被歧视的心理,地理空间上的临近性反而为不同阶层和不同生活背景的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融合和沟通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
| [62] | . 研究居民对居住小区环境归属感, 进行定量评价并揭示其规律, 可为指导城市小区规划设计提供依据。本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对大连市的居住小区进行调查, 充分考虑评价因子的代表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 选取5项一级指标和25个单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rfer 8.0 相结合的方法, 对大连市居住小区归属感进行初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居住小区归属感的主要因子有舒适感、识别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 大连市居住小区归属感的整体评价较好, 市内四区存在差异; 归属感的高值区域分布在生态环境风景区、商务活动中心、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及交通便利的地方。 . 研究居民对居住小区环境归属感, 进行定量评价并揭示其规律, 可为指导城市小区规划设计提供依据。本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对大连市的居住小区进行调查, 充分考虑评价因子的代表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 选取5项一级指标和25个单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rfer 8.0 相结合的方法, 对大连市居住小区归属感进行初步评价。研究结果表明: 影响居住小区归属感的主要因子有舒适感、识别感、安全感、交流感、成就感; 大连市居住小区归属感的整体评价较好, 市内四区存在差异; 归属感的高值区域分布在生态环境风景区、商务活动中心、靠近海岸线的地方及交通便利的地方。 |
| [63] | . <p>通过现场随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尽管深圳大小梅沙旅游区空间毗邻、资源雷同、游客来源地结构相似,但不同的海滩管理制度将公共海滩分割成了不同的海滨休闲空间,并进而影响到消费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海滩游览行为及决策影响因素、对海滩旅游区的认知和态度等。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尊重和理解差异化海滩休闲需求,并在海滩休闲旅游产品的供给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提供面向大众的公益性海滩休闲空间,逐步提高此类公共产品的开发规模和管理水平,保证公众基本的海滩休闲需求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可适时适度引入商业化海滩开发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和打造多元化、主题化、系列化的海滨旅游休闲空间,寻求合理并高效利用海滩公共资源的平衡点。</p> . <p>通过现场随机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尽管深圳大小梅沙旅游区空间毗邻、资源雷同、游客来源地结构相似,但不同的海滩管理制度将公共海滩分割成了不同的海滨休闲空间,并进而影响到消费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海滩游览行为及决策影响因素、对海滩旅游区的认知和态度等。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应尊重和理解差异化海滩休闲需求,并在海滩休闲旅游产品的供给方面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政府应继续提供面向大众的公益性海滩休闲空间,逐步提高此类公共产品的开发规模和管理水平,保证公众基本的海滩休闲需求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可适时适度引入商业化海滩开发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和打造多元化、主题化、系列化的海滨旅游休闲空间,寻求合理并高效利用海滩公共资源的平衡点。</p> |
| [64] | . <p>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p> . <p>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p> |
| [65] | . 以（Calvert-Henderson生活质量指标》一书为理论指导构建了生活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开展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及查找相关统计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研究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流域-黑河流域城乡居民2004 年的生活质量。具体的评价结果是：黑河流域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农村；黑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表现出中游高于上游和下游；黑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差异显著；黑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中游略好于上游、下游；影响黑河流域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教育和住房。 . 以（Calvert-Henderson生活质量指标》一书为理论指导构建了生活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通过开展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及查找相关统计资料，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的权重，研究了我国西北地区第二大内陆河流域-黑河流域城乡居民2004 年的生活质量。具体的评价结果是：黑河流域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农村；黑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表现出中游高于上游和下游；黑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以乡镇为单位计算差异显著；黑河流域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中游略好于上游、下游；影响黑河流域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教育和住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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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 . 历史街区是特定地域历史、社 会、文化的核心载体,兼具遗产保护、旅游开发价值,在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是历史地段发展一直面临的挑战。拉萨市八廓街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代表着藏族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与特色,同时也是西藏集宗教、文化、旅游、商业为一体的重要旅游吸引物。本文以八廓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 实地观察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旅游开发影响与居民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旅游对于地方经济的积极效益已得到普遍肯定,但是旅游对历史街区的具体作 用,尤其是对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的表现是存在分异的,由此也形成了居民态度的差异。 . 历史街区是特定地域历史、社 会、文化的核心载体,兼具遗产保护、旅游开发价值,在历史街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保护与开发是历史地段发展一直面临的挑战。拉萨市八廓街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代表着藏族历史文化街区的价值与特色,同时也是西藏集宗教、文化、旅游、商业为一体的重要旅游吸引物。本文以八廓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通过 实地观察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旅游开发影响与居民感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旅游对于地方经济的积极效益已得到普遍肯定,但是旅游对历史街区的具体作 用,尤其是对社会文化负面影响的表现是存在分异的,由此也形成了居民态度的差异。 |
| [70] | . <p>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 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 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p> . <p>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 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 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p> |
| [71] | . . |
| [72] | .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
| [73] | . 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 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和ISM 解释结构模型，基于575 份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定西市马铃薯技术扩散过程中，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显著因素，探讨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关系。结果表明：① 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主要受到农户自身变量、行为认知变量、生产经营变量、资源禀赋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五大类特征变量的影响；②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家庭结构、专业化程度、组织程度、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农业收入、气候生产力、地形、公路级别和区位为农户采用马铃薯新技术时的显著影响因素；③ ISM解释结构模型表明，定西市农户采用马铃薯种植新技术过程中，受到众多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中专业化程度、农业收入、公路级别、气候生产力、地形和区位为表层因素，农户对科技园区的认知、对新技术的认知为中层间接因素，农户的文化程度、组织程度和家庭结构为深层根源因素。基于以上结论，笔者认为应加大订单农业的发展力度，重构扩散模式，采用“企业牵头、政府扶持、农户参与”的环形扩散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对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
| [74] | .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
| [75] | .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