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essment and variance analysis on the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Illustrated by the agricultural waste recycling technology in Wuhan and Suizhou of Hubei Province
CHENQiq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04-10
修回日期:2015-11-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5-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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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仍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时期,面临着资源与市场的双重约束、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以及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双重挑战。与此同时,受到强烈的季节性、周期性、地域性以及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变动(土地的流转、劳动力的转移等)的影响,也使得农业生产比较收益相对较低。因此,目前中国农户在从事农业生产时,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挑战,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农业生产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时,农村农户的生计资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是否具有明显的分布差异?进一步地,当前农户兼业化现象对农户生计资产是否具有明显的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的心理资产与传统的五维生计资产(人力资产、物质资产、自然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若能充分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从全局把握农户生计资产的现状及结构规律,从而立足于农户,从微观层面充分调动农民务农的积极性,发挥其六维生计资产的整合效应,系统、全面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同时对新的惠农政策的制定及工程的建设亦具有重要的理论导向意义。2 文献综述
所谓“事生谋,谋生计”,生计是指一个家庭或个人,以其资源禀赋为手段,以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为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1]。简言之,生计就是谋生的办法[2]。生计研究历来是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重点研究的主题之一[1],且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其理论空间得到不断拓展。Chambers等对可持续生计思想的阐述拉开了学术界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序幕[2],Scoones和Ellis亦从不同的角度对生计所包括的能力、资产进行细化和归类并阐述了生计资产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理论的深化[3,4]。随着生计研究理论空间的扩展,兼具系统性思路与规范性分析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作为探讨农户生计脆弱性原因并提供解决方案的建设性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评估中得到不断的开发并日臻成熟[5]。由于生计资产涵盖内容的广泛性及各个研究侧重点的差异性,多种生计资产分析框架得以形成。目前主要的生计分析框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关怀(CARE)和英国海外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并以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应用最为广泛[6]。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国外****对农户生计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生计与土地利用[7,8]、生计脆弱性与安全[9-12]、农户生计与扶贫[13]、能源消费与农户生计[14]以及生计策略的多样化[15,16]等方面。相对而言,国内****对生计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主要涉及生计研究现状以及趋势 [17-19]、生计资产量化、整合与评估[1,20,21]、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关系[22]、生计策略多样化[23,24]、生计资产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25,26]以及政策、机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27,28]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针对农户生计与农业技术的研究较为稀缺,且基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农户生计资产研究更是未见报道。
事实上,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与推广不仅是发展循环农业不可或缺的科技战略需求,更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新农村的技术保障。中国《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农业资源循环利用仍十分欠缺,污染物无害处理能力较低,急需加强循环农业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清洁生产集成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支撑和引领新农村建设”[29]。与此同时,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潜力[30-32]、农户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行为与意愿[33-35]等方面。
就现有文献而言,关于农户生计资产或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均取得了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为本文奠定了轧实的研究基础。然而,现有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如在对农户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意愿与行为的研究中[36,37],鲜有****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五维生计资产全部纳入考虑范围,更忽视了心理资产的影响。一些针对部分资源禀赋的研究,割裂了农户生计资产之间的联系,不能较为客观地对农户生计资产进行量化及评估。鉴于此,本文利用中国湖北武汉新洲区与随州市农村地区的调研数据,以改进的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理论依据,建立基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囊括农户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与心理六维生计资产,既从微观层面考察湖北省农户六维生计资产的结构特征,又基于农户兼业化视角深层次挖掘农户生计资产差异性的内在机理。
3 理论基础
3.1 概念界定
(1)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农业废弃物的有效利用,有利于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农业污染,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废弃物主要包括作物秸秆、畜禽粪便、谷壳、果壳以及农膜、药瓶等生产性废弃物。相应地,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指导,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新农村为目的,以清洁生产、资源优化配置为手段,借助农业产后加工处理技术、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农业环境保护与修复等相关农业技术,通过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质化等途径,使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的农业技术,是农业环保型技术的一个子类。(2)农户类型划分。如前文所述,农业生产中上下行压力的增加及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户兼业化的形成。诸多****[23,27,38]对农户类型划分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不同国家农户兼业划分标准有所差异,如中国、德国与日本将农业外部收入比例作为划分依据,而美国则以农业外部劳动天数为划分依据。本文参照中国****李秉龙等[38]的研究,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一兼农户(农业兼业户)、二兼农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表1)。其中,纯农户与非农户比例略低,兼业农户比例高达71.50%,农户兼业化、市场化趋势凸显。
Table 1
表1
表1农户类型划分情况
Table 1The classification status of peasants
类型 | 家庭收入比重结构 /% | 样本数 | 占总样本比重 /% |
---|---|---|---|
纯农户 | 100 | 66 | 16.79 |
一兼农户 | 95 | 68 | 17.30 |
二兼农户 | 95 | 213 | 54.20 |
非农户 | 100 | 46 | 11.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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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理论分析框架
对农户类型的划分及生计资产的量化,可以直观显示农户生计资产的组合与配置情况,有助于判断农户所处的发展阶段并预测其未来生计的发展趋势[5,20,39]。本研究以改进的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6],试图在微观现实与宏观政策之间建立一种互动机制(图1)。即基于农业生产的机遇与挑战,农户展开其生计活动,并从农业生产背景中获取一定的生计资产,其生计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行农业生产结构、政策和机制的响应。与此同时,农业生产结构、政策与机制,农户生计策略亦会反作用于农户生计资产,致使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资产存在差异。此外,结合前文的文献分析及上述的互动机制可知,农户生计资产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决策行为(比如是否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与此同时,农户的选择(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与否)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已有的生计资产。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理论分析框架
-->Figure 1The framework of theory analysis
-->
图1中,六边形代表农户的六维生计资产,即人力、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与心理六种生计资产。六边形的中心点(各个资产值最小),表示农户不拥有某种生计资产或该资产较为匮乏;六边形的顶点为对应生计资产的最大值,表示农户在某种生计资产上占有优势。研究中人力资产是指农户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和劳动力数量;自然资产是指农户用于农业生产的水、耕地(林地、草地)等资源;物质资产是指除自然资源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金融资产指在消费或生产中农户的资金积累与流动,即家庭经济条件;社会资产指农户的社会资源,包括社交网络和政府公共服务等;心理资产指农户的生活预期及满意度、人格韧性、环境感知、风险意识等心理因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六维生计资产中,人力资产是最为基础的资产[18],农户可通过利用自身人力资源来发挥其它五维资产的功能从而实现其生计目标;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与心理资产是农户实现其生计的手段及条件,其中,物质与自然资产是农户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条件,且自然资产的贫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金融资产是农户实现目标生计的经济保障,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其他资产;社会资产与农户所处组织结构的外部环境相互影响[18];心理资产是农户在面临生计决策时,基于其他五维资产的差异所形成的心理建设,贯穿于整个改进的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之中。
4 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研究方法
4.1 数据来源
基于研究的内容及目的,依据随机抽样的原则,同时结合湖北省农户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使用现状,2012年7-8月,课题组对湖北武汉新洲区与随州市6镇(区)部分村庄农户的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农业废弃物及环保认知、农业废弃物利用方式与意愿、农业废弃物利用技术需求等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组成员依据调研前的培训,通过与农户一对一、面对面地沟通和交流,共收获问卷400余份。本文依据研究需要,剔除部分数据缺失问卷,共获有效问卷393份,有效率达97.52%。4.2 变量选取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调研地区农户的实际生产情况,选取影响农户生计的主要因素作为衡量农户生计资产的具体指标共23个,构建基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表2)。其中,定量指标直接使用,定性指标赋值使用。具体而言,人力资产包括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业生产经验3项;自然资产由水源、耕地面积和土地利用结构3项组成;物质资产涉及道路、供水、废弃物处理设施、信息化和市场条件5项;金融资产包括家庭纯收入、非农收入和技术经济基础3项;社会资产包括专业合作组织、政府补贴政策、公共服务完善程度和信任程度4项。心理资产包括自信指数、幸福感指数、环境感知指数、韧性指数和风险意识5项。Table 2
表2
表2变量的具体含义及权重
Table 2The definition and weight of variables
资产类型 | 指标 | 指标含义及赋值 | 调查修正权重 | 熵值法修正权重 | 最终权重 |
---|---|---|---|---|---|
人力资产 | 受教育程度 | 1=小学以下,2=小学,3=初中,4=高中/中专,5=大专及以上 | 0.400 0 | 0.486 3 | 0.443 1 |
家庭劳动力数量 | 家庭实际劳动力数量/人 | 0.350 0 | 0.257 4 | 0.303 7 | |
农业生产经验 | 农民实际务农年限/年 | 0.250 0 | 0.256 3 | 0.253 2 | |
自然资产 | 水源 | 村里是否具有河流/水库:0=否,1=是 | 0.300 0 | 0.238 9 | 0.269 4 |
耕地面积 | 2011年家庭总耕地面积/hm2 | 0.400 0 | 0. 488 4 | 0.444 2 | |
土地利用结构 | 0=不种地,1=旱地,2=旱地比重大于水田比重,3=水田比重大于旱地,4=水田 | 0.300 0 | 0.272 8 | 0.286 4 | |
物质资产 | 道路 | 最近公路离家距离/m | 0.200 0 | 0.322 7 | 0.261 3 |
供水 | 生活饮水来源:0=其他,1=地下水,2=地下水与自来水,3=自来水 | 0.100 0 | 0.286 6 | 0.193 3 | |
废弃物处理设施 | 村里是否具有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0=否,1=是 | 0.250 0 | 0.076 9 | 0.163 4 | |
信息化 | 农户固定电话/手机/有线电视/网络使用情况:0=无,1= 1种,2=2种,3= 3~4种 | 0.250 0 | 0.132 8 | 0.191 4 | |
市场条件 | 距离最近集镇/市场的距离/m | 0.200 0 | 0.181 2 | 0.190 6 | |
金融资产 | 家庭纯收入 | 2011年家庭纯收入/万元 | 0.400 0 | 0.303 9 | 0.351 9 |
家庭非农收入 | 2011年家庭非农收入/万元 | 0.350 0 | 0.507 7 | 0.428 8 | |
技术经济基础 | 具有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经济条件: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 0.250 0 | 0.188 4 | 0.219 2 | |
社会资产 | 专业合作组织 | 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0=否,1=是 | 0.300 0 | 0.613 5 | 0.456 8 |
政府补贴政策 | 政府对农户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补贴额度(每月):0=0元,1=1~50元,2=51~100元,3=101元及其以上 | 0.250 0 | 0.068 4 | 0.159 2 | |
公共服务完善程度 | 您周围的垃圾及生活污水是否得到有效的处理:0=否,1=是 | 0.200 0 | 0.279 1 | 0.239 6 | |
信任程度 | 得分(0~8分) | 0.250 0 | 0.039 0 | 0.144 5 | |
心理资产 | 自信指数 | 得分(0~8分) | 0.180 0 | 0.135 1 | 0.157 5 |
幸福感指数 | 得分(0~6分) | 0.220 0 | 0.032 8 | 0.126 4 | |
环境感知指数 | 得分(0~6分) | 0.210 0 | 0.265 1 | 0.237 6 | |
韧性指数 | 得分(0~4分) | 0.190 0 | 0.448 2 | 0.319 1 | |
风险意识 | 有否风险决定我是否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的重要原因:1=完全不同意,2=不太同意,3= 一般,4=比较同意,5=非常同意 | 0.200 0 | 0.118 8 | 0.15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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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自然资产中土地利用结构指标,是在结合水田与旱地价值的基础上,依据样本地区水田旱地占农户总耕地数的比重进行量化。其中,0=不种地(土地流出);1=旱地,表示农户耕地中旱地比重为100%;2或3均指农户拥有水田和旱地两种土地利用形式,差异在于:2表示农户旱地比重大于水田(60%以上耕地为旱地),3表示农户水田比重大于旱地(水田比重大于60%);4=水田,表示农户耕地中水田比重为100%。物质资产中供水指标,是结合水源卫生及安全问题,在考虑生活饮用水投入及价值的情况下,得以量化。0=其他(水窖蓄水和江河湖泊水),1=地下水,2=地下水与自来水,3=自来水。社会资产中的信任程度指标是指农户的人际信任关系,通过农户对下设4个问题(农户对技术推广员、村干部、邻里高学历人士、赚钱能手的信任程度)评价打分而得以量化[40],且文中取值范围为0~8分。同样地,心理资产中的自信指数、幸福感指数、环境感知指数和韧性指数亦通过该方法得到量化。即自信指数通过下设4个问题(农户对学习或掌握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自信程度)评价打分而得以量化,取值0~8分;幸福感指数通过下设3个问题(农户对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带来的经济收益、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感知)评价打分得以量化,取值0~6分;环境感知指数通过下设3个问题(农户对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对空气、水质、耕地质量影响的认知)评价打分而量化,取值0~6分;韧性指数表示农户自身性格特征及其决策的独立性,通过下设2个问题(农户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时的态度,决策独立、参考他人或观望)评价打分而量化,取值0~4分;风险偏好指标,以5分量表进行量化,如5=非常同意,表示农户认为是否具有风险是其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循环利用的重要原因,即农户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那么结合当前农业生产上下行压力,具有高风险意识的农户更容易在农业生产中占据优势,其心理资产亦较为丰富。
4.3 研究方法
农户生计资产指标赋权至关重要,直接关乎农户生计资产量化评估的结果。为确保评价结果的精准度,文章利用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既根据调研农户的评价修正前人指标权重[22,27,41],又利用熵值法[42]获得客观权重,通过将两种权重加权平均获得最终权重(详见表2)。熵值法赋权主要包括4个步骤:
(1)构建基础数据矩阵
(2)对标准化矩阵
(3)计算第
(4)基于信息效用价值,计算指标权重
5 结果分析
5.1 农户生计资产结构特征
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得到农户的生计资产值(详见表3)。调研发现,农户家庭纯收入、非农收入的高低是其金融资产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农户家庭经济基础的差异还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他资产,尤其是心理资产中自信指数、幸福感指数及韧性指数等子指标。这说明,农户家庭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户生计资产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整个资产评估体系至关重要。因此,结合表1中农户类型的划分,本文将从农户整体及农户兼业化两个方面归纳总结农户生计总资产与分维资产的结构特征。Table 3
表3
表3分组农户生计资产概况
Table 3The livelihood assets statu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asants
农户类型 资产类型 | 人力资产 | 自然资产 | 物质资产 | 金融资产 | 社会资产 | 心理资产 | 总资产 | |
---|---|---|---|---|---|---|---|---|
纯农户 | 最大值 | 0.401 6 | 0.777 9 | 0.889 5 | 0.300 1 | 1.213 0 | 0.460 4 | 2.424 7 |
最小值 | 0.114 2 | 0.078 1 | 0.040 8 | 0.000 0 | 0.020 6 | 0.067 1 | 0.615 8 | |
均值 | 0.255 5 | 0.294 3 | 0.257 6 | 0.088 5 | 0.238 6 | 0.247 3 | 1.381 6 | |
一兼农户 | 最大值 | 0.380 9 | 0.917 6 | 0.461 2 | 0.639 4 | 1.219 9 | 0.414 6 | 3.116 1 |
最小值 | 0.138 9 | 0.121 7 | 0.060 2 | 0.037 0 | 0.013 7 | 0.099 8 | 0.891 4 | |
均值 | 0.267 1 | 0.328 0 | 0.250 0 | 0.201 8 | 0.276 3 | 0.262 9 | 1.586 0 | |
二兼农户 | 最大值 | 0.432 1 | 0.633 6 | 0.580 5 | 1.287 3 | 1.226 7 | 0.453 1 | 3.058 1 |
最小值 | 0.069 4 | 0.051 7 | 0.018 3 | 0.050 3 | 0.013 7 | 0.056 1 | 0.843 8 | |
均值 | 0.248 7 | 0.240 8 | 0.257 5 | 0.291 6 | 0.243 6 | 0.253 0 | 1.535 2 | |
非农户 | 最大值 | 0.493 7 | 0.285 1 | 0.425 2 | 1.125 5 | 1.219 9 | 0.416 2 | 2.936 8 |
最小值 | 0.124 9 | 0.000 0 | 0.066 5 | 0.107 9 | 0.013 7 | 0.116 5 | 0.923 7 | |
均值 | 0.260 7 | 0.151 9 | 0.242 6 | 0.398 5 | 0.295 4 | 0.259 0 | 1.57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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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农户整体看,农户生计资产呈现分布不均,且差异性突显的特点1)(1)依据公式(1)-公式(4)可计算得到393个样本农户的生计资产值,但限于篇幅,本文未直接以表格形式列出样本农户的六维生计资产值及总资产值,仅在文中分析描述。)。就农户生计总资产而言,393份研究样本中,总资产最大值达3.1161,最小值仅为0.6158,相差5.06倍;农户的资产均值介于0.1026~0.5193之间,极差为0.4167,39.19%的农户总资产高于样本均值1.5267,且78.63%的农户总资产位于1.0025~1.9958。从资产细类看,农户金融资产差异性最大,43.00%的农户资产值大于样本均值0.2545,且多数农户(83.72%)的资产值小于0.4002;农户社会资产位于第二位,仅11.96%的农户社会资产值高于样本均值0.2545,且45.04%的农户资产值介于0.1028~0.9996;农户自然资产排名第三,50.13%的农户资产值高于样本均值0.2545,且44.78%的农户资产值位于0.2006~0.2995;农户物质资产极差为0.8712,位居第四位,46.56%的农户资产值高于样本均值0.2545,且农户资产值多集聚于0.1021~0.3976;农户人力资产位于第五位,47.07%的农户资产值高于样本均值0.2545,且57.00%的农户资产值介于0.2005~0.2991;农户心理资产的取值介于0.0561~0.4604,极差为0.4043,处于第六位,52.67%农户资产值高于样本均值0.2545,且41.98%的农户资产值介于0.2012~0.2992。
(2)从农户兼业化视角看,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产优劣不等,但兼业农户生计总资产高于纯农户。从整体来看,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非农户的生计总资产分布不同,分别处于[0.6158,2.4247]、[0.8914,3.1161]、[0.8438,3.0581]、[0.9237,2.9368];且结合表1中不同类型农户的样本量可知,一兼农户总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二兼农户与纯农户分列于第2~4位。就分维资产而言,人力资产方面,一兼农户具有一定优势,资产极差最小,且均值最大;非农户、纯农户与二兼农户均值略低,且二兼农户资产均值最小,甚至低于总样本均值。自然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极差介于0.2851~0.7960,且一兼农户资产均值最高,纯农户次之,二兼农户与非农户分列于第3、4位,且低于总样本均值。物质资产方面,兼业农户极差较小,且基础设施较为完善,而纯农户则不然。金融资产方面,兼业化农户极差较大,但资产均值较高;纯农户极差最小,且资产均值较低,不足非农户的1/4。社会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极差均大于1,纯农户资产极差最小,一兼农户与非农户居中,二兼农户极差最大,且其均值低于总样本均值。心理资产方面,非农户与一兼农户极差较小,且均值较高;纯农户与二兼农户极差较大,资产均值低于总样本均值。
5.2 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农户生计总资产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农户兼业化程度与其生计总资产基本呈正相关;不同类型农户分维资产分布不均,优劣不同。其中,农户总资产的差异多是由农户间人力、自然、物质、金融、社会及心理资产的差异所致。具体可解释为:由于样本群体年龄及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差异,农户务农年限不等,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户人力资产的不同;农户耕地面积的大小及土地利用结构的不同,致使其自然资产存在差异;农户所在地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及其拥有固定资产的不同,使得其物质资产有所差异;农户家庭收入的高低及其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资产的大小;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组织的情况、政府补贴政策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的不同影响了农户的社会资产;农户自身的性格、风险意识、幸福感及环境感知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心理资产;故总体看,农户生计资产整体差异性凸显。对于不同类型的农户而言,其生计资产的差异亦是由农户资源禀赋不同所致。具体而言,由于群体特征的不同,四类农户呈现出不同的生计特征,纯农户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大多无技术特长,多以务农为主;一兼农户虽仍以务农为主,但农闲季节兼业化特征凸显;二兼农户的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兼顾常年务工与农业生产;非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较高,市场化特征明显。为了更为清晰地展现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产的差异性,基于农户生计资产均值数据绘制农户生计资产分布图(图2),并结合表3进一步剖析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非农户资产差异形成的深层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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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产趋势
-->Figure 2The livelihood assets change trend of different kinds of farmers
-->
(1)人力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的差异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①与农业生产经验有关。纯农户以务农为主要生计,农业生产经验最为丰富,平均务农年限达38年。由于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常年外出打工,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较少,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非农户的农业生产经验略低于平均水平,甚至无任何农业生产经验;②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关。非农户与纯农户劳动力资源略低于平均水平,二兼农户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在不占用农业劳动力的同时有足够的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③与农户受教育程度有关。调研发现,农户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约83.33%的农户学历为初中及其以下,但相较于其他类型农户,非农户的受教育水平略高。
(2)自然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分布不均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水源(河流、水库)方面,尽管调研地区河流、水库的布局,差异不大,但农户对河流水量、水质及水库作用评价不一,其中44.52%的农户对其评价较低。土地资源方面,57.51%农户耕地面积小于0.33hm2,结合当前土地流转的政策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可知[43],以农业收入为主的纯农户与一兼农户耕地面积拥有量略大,二兼农户与非农户耕地面积较小,甚至低于平均水平。从土地利用结构看,为分散、降低农业种植风险,四类农户中水田、旱地兼有的农户比例均高于单纯拥有水田或旱地的农户比例,非农户中完全市场化的农户比例最高,具体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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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利用结构情况
-->Figure 3The land use structur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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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物质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分布仍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就道路交通与市场条件而言,农户距离最近公路与市场的距离越短,其兼业化程度越高,这表明在一定条件下,道路与市场设施会对农户生计产生一定的影响。供水方面,农户市场化特征越明显,其饮水基础设施越完善,即非农户与兼业农户主要以自来水为主要饮水源,纯农户则不然(详见图4);该结论在废弃物处理设施以及信息化方面也得到了有效验证,非农户废弃物处理设施完善程度与信息化水平均居第一位,二兼农户次之,一兼农户与纯农户分居于第3、4位,且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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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不同类型农户饮用水源情况
-->Figure 4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s situ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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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差距十分明显。原因在于,从家庭纯收入来看,非农户家庭纯收入指标均值最高,二兼农户次之,一兼农户与纯农户分列于第3、4位;且调研发现,97.71%的农户家庭纯收入低于10万元,且收入高于10万元的家庭均为兼业农户,纯农户最低收入与兼业农户最高收入差距高达16万元。家庭非农收入方面,基于不同类型农户兼业化程度的差异,非农户该指标均值最高,达0.2193,二兼农户、一兼农户与纯农户分列于第2-4位,且一兼农户与纯农户低于平均水平,尤其是纯农户,其指标均值与非农户相差36倍。技术利用的经济基础方面,兼业化农户条件较好,纯农户条件较差,这也是部分农户不愿投资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重要原因之一。
(5)社会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专业合作社组织方面,相较于纯农户,一兼农户更容易接触到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合作组织的认可度较高;非农户多以非农生产为主,故偏好选择合作组织来经营土地;纯农户作为基层农业生产者,更关注与了解专业合作组织的运作及作用;二兼农户经济来源主要依靠非农收入,其耕地面积普遍较小,且其农业生产多为获取口粮,故其参与专业合作组织的比例较低。政府补贴方面,非农户与纯农户高于平均水平,一兼农户与平均水平持平,二兼农户略低。公共服务政策完善程度方面,非农户与二兼农户认为是否具有回收市场是其采用农业循环废弃物利用技术的重要原因;纯农户与一兼农户则不认同。在考察农户社交网络的信任程度方面,只有一兼农户对技术推广员、村干部、高学历人士与赚钱能手的信任程度较高,其他类型农户均低于平均水平,且非农户最低。
(6)心理资产方面,四类农户资产差异的原因可解释为,在农户对掌握农业技术难易程度的评价方面,一兼农户与纯农户的自信指数较高,非农户与二兼农户自信程度略低,且低于平均水平。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对农户经济收益、生活环境与身体健康的影响方面,农户感知整体相差不大,但非农户与一兼农户幸福感略高,二兼农户次之,纯农户最低。环境感知方面,由于纯农户与一兼农户投入农业生产的时间或精力略高于非农户与二兼农户,因此能较为直观地对空气质量、水质与耕地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且二者评价值相近。韧性指数方面,纯农户与非农户韧性指数较高,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韧性指数最低且低于平均水平。可能的原因是,纯农户多为农村家庭户主,一般情况下具有较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其农业生产的决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风险意识方面,采用农业循环废弃物利用技术时,兼业化农户与非农户易受风险因素的影响;纯农户通常认为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小,且部分风险能够很好的预防及控制,故其采用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时很少考虑风险因素。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基于改进的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借助湖北省农户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调研数据,对农户的人力、物质、自然、金融、社会与心理六维生计资产进行量化评估,并以农户兼业化为视角,探讨了湖北省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非农户分维生计资产差异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农户六维生计资产差异明显。一方面,农户总资产差异性显著,极值相差5.06倍,且78.63%的农户总资产值位于1.0025~1.9958。农户生计总资产的差异多是由其资源禀赋及生计结构特征的不同所致。另一方面,农户分维生计资产分布不均,且差异明显。其分布排序依次为:金融资产、社会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与心理资产。此外,就分维资产高于均值的农户比重看,心理资产位于第1位,自然资产、人力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分列于第2-6位。
(2)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总资产分布不同,且分维资产优劣不同,但兼业农户生计总资产高于纯农户。其一,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总资产方面,纯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非农户的生计总资产分布不同;一兼农户总资产均值最高,非农户次之,二兼农户与纯农户分列于第3-4位。其二,就分维生计资产而言,四类农户中纯农户的物质资产较为丰富,位于第1位,自然资产位于第2位,人力资产位于第3位,金融、社会与心理资产相对贫乏,皆位于第4位;一兼农户,在人力、自然与心理资产方面占优,均位于第1位,社会资产位于第2位,物质与金融资产位于第3位;二兼农户的物质与金融资产较为丰富,排名第2,自然、社会与心理资产稍低,位于第3位,人力资产较低,位于第4位;非农户金融与社会资产较为丰富,位于第1位,人力与心理资产排名第2,自然与物质资产较为匮乏,位于第4位。
(3)不同类型农户分维心理资产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自信指数方面,一兼农户与纯农户的自信指数较高,认为掌握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较为容易;但非农户与二兼农户自信程度不高,且低于平均水平。幸福感指数方面,非农户与一兼农户幸福感略高,认为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对农户经济收益、生活环境与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突显;二兼农户次之,纯农户最低。环境感知方面,纯农户与一兼农户评价值相近,能较为直观地对空气质量、水质与耕地质量给予客观的评价;非农户与二兼农户则不然。韧性指数方面,纯农户与非农户韧性指数较高,其农业生产决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一兼农户次之,二兼农户韧性指数最低,且低于平均水平。风险意识方面,采用农业循环废弃物利用技术时,兼业化农户与非农户易受风险因素的影响,纯农户则不然。
6.2 讨论
本文通过对农户生计资产的量化、评估及差异性分析,揭示了湖北省农户生计资产的结构特征,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农户兼业化现象对农户六维生计资产的影响。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的特色之处在于:(1)基于心理学视角,首次将心理资产引入到传统的五维生计分析框架,将六维生计资产运用到基于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生计研究之中,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生计资产的研究空间,弥补已有研究忽视农户心理资产的不足.
(2)对湖北省不同类型农户的六维生计资产进行量化评估时,采用客观(熵值法)和主观(实际调研评价)相结合的方法赋权,既避免了权重设置的主观性,又不失其严谨与规范性。
(3)在比较分析湖北省农户生计资产的差异性时,基于农户兼业化视角,探讨了非农户、一兼农户、二兼农户与纯农户生计资产差异形成的内在机理。
文章对湖北省农户生计资产的评估及差异性分析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分维农户生计资产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比如,在基础数据的量化方面,由于量化方法的不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估的结果;此外,文中各个生计资产值,只是一个相对的、具有可比性的综合评价值,并不是农户各类资产的实际值。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进一步完善生计资产指标体系的构建,提高指标量化的精度和准确性,以便更为精准的测度农户生计资产值,并结合计量经济模型深入考察各个关键因素对农户生计资产的贡献度。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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