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永春, 汪胜兰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s of evolution of global trade networks during 1985-2015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geostrategy
JIANGXiaorong, YANGYongchun, WANGShengl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11-17
修回日期:2018-02-5
网络出版日期:2018-03-15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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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的全球化与贸易的自由化是相伴而行的[1]。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等要素的国际流动配置正是全球化的突出表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相互联系与依赖、相互竞争与制约、相互渗透与扩张。在国际分工发展的基础上,跨国公司带来的技术扩散引发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增强了各国间产品和生产要素相互交流的必要性。随着全球贸易规模和范围的日益增大,在空间上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复杂网络。由于贸易网络外部性的存在,这种影响通常并不局限于贸易联系的双边国家,而是可以沿着网络进行广泛传播,进而会直接或间接对网络中的其它国家产生影响。贸易全球化对于中国提升产业结构,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现实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和扩大海外市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中国企业所遭遇的贸易摩擦呈现不断加剧的趋势,不仅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日益增加。各国之间政治经济联系的波动与不稳定性等不可控因素处于不断演变中,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拓展全球层面均衡的地缘经济空间,防止贸易市场过度集中,成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等对外贸易突发事件的重要途径。
一国的贸易总量可以衡量该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但并不能描述该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考虑该国与其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而社会网络方法是定量分析区域乃至全球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有效工具。它以节点、边线和权重分别代表国家、贸易联系和贸易强度,三个要素所组成的网络拓扑结构不仅能描述各国在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还能挖掘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和空间格局的整体以及局部特征[2]。
国内外已有一些****采用社会网络方法来研究世界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其中早期主要集中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研究[3]。而网络的结构特性以及组织方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Garlaschelli等的研究指出世界贸易网络是一个负向匹配网络,即点度数高的国家倾向于与点度数低的国家发生贸易关系,并且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局部异质性[4,5]。Bhattacharya等的研究指出控制世界一半贸易所需的国家数在逐渐减少,贸易网络呈现“马太效应”[6]。Fagiolo等采用加权网络方法研究了1981-2000年期间共159个国家的世界贸易网络的统计特征及其动态变化[7]。陈银飞在复杂网络中心性计算的基础上对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指出贸易网络存在“富人俱乐部”现象[8]。徐正中对19个国家组成的局部网络进行了演化研究,得出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五国”的网络地位呈逐步上升的趋势[9]。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家,很多国家视中国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对于以中国为主体研究对象的贸易网络研究,近年来正逐步增多,其中“一带一路”自从提出以来就成为众多****竞相研究的热点区域。如潘峰华等从依赖度、结构同型分析等社会网络指标来研究中国及周边国家贸易网络与地缘环境分析,指出该网络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的地缘经济影响力逐渐上升[10];邹嘉龄等研究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得出2013年中国已成为此网络中最核心的国家[11];张虹分析了中国参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和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12];郑军等从多维度分析了2000-2014年海上丝绸之路62国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同样得出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的网络地位逐渐上升[3]。这些研究多侧重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甚至东盟等更小的局部区域的网络联系,时间跨度也多从中国加入WTO之后开始统计,缺乏对中国自改革开放来早期对外贸易发展的考察分析,而且仅单一地分析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忽视了对其背后所隐含的地缘战略意义。
信息技术带来的网络革命,抑制了空间距离对于贸易联系的束缚限制。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增速迅猛,对外贸易联系的界线呈现显著放大趋势,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贸易大国。此时,如果仅研究空间邻近的周边国家地区显得不够全面,而且欧盟和北美是中国传统的重点贸易地区和主要竞争对象,势必会对中国对外贸易联系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对大国来说,所有经济变量都有战略含义[13],尤其体现在对外经济贸易联系上。而所谓的地缘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国际经济分工的体现。因此,需要在更大尺度上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及其战略意义。本文把中国放到全球范围内,探究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30年来对外贸易格局的时空演变及其战略启示。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85-2015年,这类长时间序列的全球变化研究能够更准确的刻画出中国全球贸易格局及其地缘环境的演化过程。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联合国贸易商品数据库）。在考虑该数据库有中国纪录的数据可得性基础上,采用等距抽样和重要时间节点原则,选取收集了1985年、1995年、2005年、2009年和2015年共5个年份段的数据(限于论文的篇幅字数,本文从UN Comtrade 数据库中有中国（CHN）与其他各国双边贸易记录的第一年（1985年）开始,每隔10年取一个时间截面（1995年、2005年和2015年）作为研究年份,同时经过计算得出1995年和2005年也是亚洲和中国贸易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在下文中均有阐述。此外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对于全球贸易发展的巨大冲击影响,新增2009年作为研究年份,因此产生1985年、1995年、2005年、2009年和2015年5个时间截面。)。社会网络分析需要建立节点之间的邻接矩阵,因此需要将双边贸易数据转换成N×N的邻接矩阵。由于各国对外贸易体量悬殊,双边贸易额有可能从几十美元到上千亿美元不等。考虑到某些边缘国家（如部分非洲和太平洋岛国家）虽然经济水平与国际影响力较低,但却在中国全球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未对构成网络中边的贸易流量规模设置阀值,而是将所有有流量记录的贸易都纳入计算,这样更能体现全球贸易网络的完整性。另外,存在极少数国家进口数据缺失,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① 由于UN Comtrade数据库查询双边贸易时,发起方（Reporter）并不是和贸易伙伴（Partner）一样完全覆盖全球227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少量缺失。本文通过进口与出口转换来进行替换补充。如查询进口贸易数据时,选项里缺失A国（Reporter）到各国（Partner）的进口数据,我们可以通过查询各国（Reporter）到A国（Partner）的出口数据来替换A国与各国数据。② 经过替换处理后仍存在个别国家数据的缺失,但由于主要是贸易额较小的国家,且不是主要分析对象,因此并不影响研究结果。
2.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首先通过Ucinet计算各节点中心度、结构熵等相关指标,再利用百度ECharts软件对全球贸易网络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可视化分析,探讨中国与网络中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得到中国在国际贸易系统中的社团归属和影响力（采用Gephi进行可视化）,之后对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的空间结构及其战略启示做进一步分析讨论。2.2.1 中心性分析 点的中心度是衡量网络中节点联系强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14]。本文构建的全球贸易网络是一个复杂有向加权网络,具有入度与出度之分,分别对应某国或地区的进口与出口流向。采用刘军[14]关于社会网络节点i的强度公式如下：
式中：wij为节点i与j连接边权重。
本文中,定义aij为国家i向国家j的出口贸易额,aji则表示相反的向量数值,为了计算某个节点总的网络联系量（贸易总额）,进一步对节点i的出度和入度做如下定义：
式中：kiout和kiin分别表示为国家i的出度与入度。贸易网络中某一国家的节点出度值越大,说明该国的出口贸易额越大。节点入度值越大,说明该国的进口贸易额越大。
2.2.2 社团划分 在复杂网络中,连接紧密的节点集合可以视为一个社团[15]。模块度是度量社区划分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把每个节点视为一个独立的小社区,考虑所有相连社区两两合并的情况,计算每种合并带来的模块度的增量,选取使模块度增加最大或者减小最少的两个社区,将它们合并成一个社区。如此循环迭代,直到整个网络的模块度不再发生变化[16]。采用Newman等关于模块度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
社团划分可以由网络分析软件Gephi绘制所得,通过社团发现模型（Community Detection）计算而来（modularity=1.0）。当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较强的时候,其单元会基于重力模型而靠的更近,进而聚类成一个社团。
2.2.3 结构熵 熵作为网络系统无序（混乱）程度的度量,被广泛应用于统计物理学、信息论以及其他广义系统研究,是目前测度网络异构性的重要指标[17]。吴俊等提出的WU结构熵是典型的采用节点相对度值作为测度网络异构性的指标[18]。WU结构熵以“节点”为研究对象,根据节点拥有边的（相对）数量的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来反映网络的异构性—点无序性,其公式为：
式中：Ii为节点i的重要性程度。
式中：ki为节点i的度值。
在国际贸易网络中,无序性意味着空间分布的均匀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国的贸易市场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均衡,这与贸易市场多元化战略所追求的拓展均衡状态是完全契合的。因此,结构熵是一个能够反映贸易市场多元化程度的指标。本文通过对各个国家的网络结构熵来测度其贸易市场多元化程度。式（5）中的Ii就可以采用某国的各大贸易市场所占有的份额来表示其重要程度。
3 全球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3.1 全球贸易网络空间结构特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全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并呈现出跨洲际化的网络模式。为了方便分析贸易网络的跨区域拓展演进过程,将全球分为7大区：亚洲（不含西亚）、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含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非洲（不含北非）、大洋洲和中东地区（西亚与北非）。中东地区由于其独特的油气自然资源禀赋,历来都是各贸易大国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因素共同博弈的重要场所,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空间非均衡性一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一个显著特征,少数贸易大国占据着网络的中心地位,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球形成以美国为中心,德国、日本为次中心的网络格局,美国、德国和日本不仅承担着各自区域内的核心辐射作用,也是全球跨区贸易的主要枢纽。在大洲内部,欧洲已初步形成了由德、英、法、意四国为主体的内部贸易网络;沙特凭借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占据的核心地位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次一级核心节点（总贸易额大于600亿美元）;拉美、非洲和大洋洲地区无论是内部还是跨洲际贸易流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尚未出现区域性核心国家。此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外贸易刚刚起步,主要联系集中于日本和香港等近邻地区,跨洲际贸易额较小。到90年代中期,全球贸易网络不断丰富,逐渐复杂化。各大区的次一级核心节点明显增多,其中亚洲由3个增加至10个,欧洲增加至17个,另外拉美地区和大洋洲分别出现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区域核心节点,带动区域内部贸易联系快速增长。各大洲区域的核心国家之间的贸易流逐渐增强。其中,美国依然是“唱主角的明星”国家,占据了前10对跨洲际贸易流的前9位。大洲内部贸易网络依然是北美、欧洲和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最为突出。其中北美自贸区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联系,欧盟的成立也使得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更加紧密。虽然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出口贸易成为亚州内部贸易网络的最大贸易流,但亚州地区的主导国家还是日本,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国家都保持较高的贸易联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之间贸易联系日益频繁,在全球范围内已逐渐形成彼此连接相互交织的空间网络结构。原有全球核心节点国家基本维持不变,而次一级核心节点如中国、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等在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中国,在亚洲地区与原来的核心国家日本已经具备“分庭抗礼”的实力。2005年,中国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第一大贸易国家。其中中国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向香港和日本的出口占据着最大的几条贸易流,但在与东南亚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联系上稍逊于日本。在跨洲际间的贸易联系上,日本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更早更快地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从而在全球贸易中一直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
然而,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在全球迅速蔓延,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同时,以欧美发达国家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恶化了国际贸易环境,使得2009年全球贸易出现了明显的滑落,颓势显现（图1d）。经计算金融危机造成2009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幅度高达22.75%,使其整体的发展倒退至2006年的水平。通过与2005年对比,发现区域次一级核心节点只增加了埃及、卡塔尔、哈萨克斯坦和哥伦比亚,均为依靠油气矿产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全球范围内贸易增长点主要集中在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出口大国,如金砖五国、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以及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其中,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虽然其出口市场也受到较强的冲击,但其与美国、德国、东盟、印度、巴西与智利等国家的贸易联系还是得到了有效加强（与2005年对比）。危机过后受新兴市场国家消费需求的回升影响,石油价格实现快速反弹,使得欧佩克等资源大国的出口市场转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也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增长。而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基本滑落至2005年的水平。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贸易规模得到持续扩大,如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拉美,中印、巴西与阿根廷等。
至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关系更加复杂化,跨洲际的贸易联系明显增多,主要体现在大额贸易流上,如北美地区对于亚洲的进口贸易。另外,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该时期贸易网络的一大特征。如中国早已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的新兴增长极,其贸易联系基本覆盖全球所有国家,且对外的大额贸易联系大幅增多,甚至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全球贸易网络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此外,亚洲、拉美国家地位明显提升,以印度、印尼、越南、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最为显著,成为全球贸易网络的新兴力量。中东地区凭借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商品贸易的控制,在网络中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中代表国家有土耳其、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
总体而言,过去30年间全球贸易网络经历了显著变化,整个贸易网络由单一到复杂,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演变发展,但无论是全域网络还是各大洲内部子网络,在空间结构上均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模式,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国内外前期研究的结果[8,9]。各大洲次一级节点国家数目不断增多,大额贸易流也日益多元化。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在网络中的垄断地位受到严重冲击,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全球贸易重心由北美、欧洲向亚洲发生转移,贸易网络以北美、欧洲、东亚及东南亚国家（地区）为主,并逐步向拉美和非洲地区扩充覆盖。就主要核心国家而言,美国至始至终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贸易关系由北美逐步覆盖全球范围;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内部成员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形成了“富人俱乐部”,但对外贸易联系增长速率并不显著;亚洲地区核心国家由日本变为中国,代表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日益崛起。
3.2 全球贸易网络体系社团划分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体现在次区域经济合作当中,出现了联系紧密的贸易集团。如北美自贸区、欧盟和东盟等。这些集团内部贸易联系的紧密程度大于集团外各国之间的贸易紧密程度[19]。由于不同时期的地缘战略利益诉求,各国（尤其是大国）在对外经济合作的对象选择上有不同的战略定位,这些国家集团本身就是基于共同的地缘利益而联合形成的。本文将这类国家集合称为一个社团,可以更为直观地理解国际贸易网络中“派系”的划分情况。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联系分布图
-->Fig. 1The patterns of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during 198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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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全球贸易网络5个年份段进行社团划分,结果如图2所示。总体来看,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归属演化经历了4个阶段：
（1）发达国家主导阶段
20世纪80年代,全球贸易网络划分为两大社团：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社团”和以德国为首的“欧非社团”。这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日本和美国,作为网络中的从属节点被划分至“亚太社团”。这与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日益僵化后,中日、中美关系逐渐改善这一历史情况相符。基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与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考虑,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同样日本也视中国为廉价原材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这一阶段“亚太社团”呈现出典型的“核心—边缘”体系的网络模式,中国处于以美国为核心,以日本为次核心的外围地区,在网络中处于从属性地位。对外贸易联系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日本、美国和香港等地。
（2）亚洲地区崛起的萌芽阶段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地区（以东亚、东南亚为主）属于后起工业国,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出口导向型战略来融入到全球贸易网络中,这种模式称之为“雁行模 式”[20]。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些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尤其指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次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中国和东盟各国（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印尼等）发生转移,在区域内形成了技术—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带动了亚洲地区对外贸易经济的高速增长。90年代,亚洲地区内部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已初步形成亚洲社团的雏形,但仍然依附在美国为首的“亚太社团”内（图2b）。中国凭借着相对廉价而且富裕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体量,成为承接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这一时期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经贸往来的中介,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地贸易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
（3）亚洲社团分离阶段
亚太地区包含着两个不同特征的次级区域,即亚洲区域和西太平洋区域。一直以来,亚洲区域尽管受到西方冲击的影响,被从属地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社团”中,但依然能主动地利用其地缘临近优势发展内部经贸关系,从欧美获得了相对的自主性[21]。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各国纷纷放宽贸易与投资政策,使得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在此区域得以蓬勃发展。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得诸多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劳动力和资源等在各国之间大量流动,加上亚洲国家发展层次的巨大差异性,有利于产业的梯度转移。从日本引领的雁行发展模式到亚洲“四小龙”崛起,再到中国与东盟制造,亚洲地区一直具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增长极[22]。自1995年之后,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首次超过了亚洲国家和其它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其中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现了群体性崛起,这股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原先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重构新的国际秩序。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构建的“东盟10+3”区域合作框架,得益于各成员之间存在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和产业内贸易的水平分工格局,区域内部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动态梯度分工体系[22],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和旺盛活力,这也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乃至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速发展。随着亚洲地区各国经贸关系不断加深,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促使亚洲区域逐步从“亚太社团”中逐渐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个以中国和日本为首的“亚洲社团”。另外,这一阶段亚洲地区内部的贸易中心也发生了变迁。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对亚洲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急剧下降,无力充当亚洲“领头雁”的角色。而中国的地位迅速崛起,尤其在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中国制造”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在亚洲间贸易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已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贸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4）“三足鼎立”阶段
进入21世纪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带动着亚洲国家经贸、文化、旅游和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加速推进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同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欧美市场需求出现大幅收缩,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到中国主导的亚洲社团。其中,以中东和非洲国家脱离“欧洲社团”进入“亚洲社团”的转变为主,如沙特、阿联酋、伊朗、科威特、南非和安哥拉等资源大国。过去以欧美为核心的全球贸易旧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亚洲社团”分离的态势更加明显。全球范围内以德国、中国和美国为核心的欧洲、亚洲和美洲社团“三足鼎立”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图2d）。“亚洲社团”内集聚着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和东盟等众多新兴经济体,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成为带领全球贸易恢复增长的引擎。“亚洲社团”成员逐渐增多,吸引了大部分中东、非洲和大洋洲国家和地区加入,在成员数量上超越了“欧洲社团”,成为“三足鼎立”格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足。可以看出,近十年来,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最高,正逐渐成为世界财富与权力中心;欧洲的特点是工业发展水准均衡,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而美洲大陆由于地理的隔绝,主要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与南美洲地区贸易为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以上的快速持续增长。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完善的配套设施、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吸引了持续不断的国外资本大量涌入,促使中国快速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当中。后金融危机时代欧美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中国模式却表现突出,率先走出危机并引领世界。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在产品内分工合作中积累了中高端产品的生产经验和技能,带动了国内制造业的结构升级,逐步实现了所属价值链的提升,这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利益所在[23]。这一时期,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决定力量,不仅在亚洲社团处于主导地位,其网络影响力从周边地区延伸到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地区,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跻身为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之一。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85-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社团划分图
-->Fig. 2The community detection of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 during 198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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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市场多元化格局及其战略启示
4.1 基于结构熵的全球贸易市场多元化格局
贸易全球化带来了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的提高,但大多时候这种依赖并非对称性依赖。不同时期国家关系的变动和贸易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这使得全球贸易网络具有敏感性和脆弱性特征。如何规避风险、应对市场波动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问题。市场过于集中就好比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风险就会增大。而拓展均衡的多元化市场,正如分散投资,将鸡蛋分开来放,这样市场波动给国际贸易带来的风险就小得多[24]。本文通过对外市场数量和结构熵两个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市场的多元化程度。对外市场数量体现的只是与之联系的贸易伙伴具体数量,并不能反映贸易伙伴所占份额的均衡性,因此,结合了网络结构熵这一指标来分析研究。通过对比1985年和2015年各国网络结构熵与对外市场数量（图3、图4）,发现大多数国家的对外市场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然而网络结构熵并未出现相应统一的增长趋势,而是出现差异性的变化规律。传统欧美发达国家的结构熵增幅较小,基本维持在3.0~3.5区间内;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结构熵则呈现大幅提升趋势,其中以印度、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泰国的增幅尤为突出,已跻身为第一序列中,可见市场多元化是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实现追赶性增长的一致途径和共同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85年全球贸易市场多元化分布图
-->Fig. 3The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lobal trade markets i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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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5年全球贸易市场多元化分布图
-->Fig. 4The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global trade markets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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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发现,这些国家网络结构熵存在明显等级差异的原因是：一直以来,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态势,也是很多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成为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方,在贸易市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选择权,因此网络结构熵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如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的结构熵一直保持在3.0以上。然而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地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北北贸易所占份额不断萎缩,而南北贸易和南南贸易则持续扩大,以“金砖五国”、“金钻十一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新兴市场数目众多,分布广泛,是各自所在地区的核心国家,拥有广大的商品供应和销售市场,而且不同发展水平的新兴市场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这促使着新兴经济体成为各国对外贸易联系的重点发展地区。同时这也是导致这些新兴经济体的网络结构熵增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全球网络结构熵最高为印度,超越了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表现出相对更加均衡的市场结构。中印两国同处于相近的发展阶段,对产品的需求结构或需求档次相似,加上领土毗邻,贸易辐射范围重叠,必然引起双方对于资源与市场的“龙象之争”,尤其在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等地。印度提出的“季风计划”“棉花之路”和“香料之路”等多个经贸合作倡议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区域形成直接竞争与对抗[25],近日中印在边境上的对峙冲突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此背景下的衍生物。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印两国处于一种“竞合并存”形态[26]。然而长期看来,基于“一带一路”的巨大包容性以及两国存在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将促使印度与中国实现“战略对接”,减少零和思维,加强经贸合作。
4.2 大国博弈对中国地缘战略的启示
4.2.1 大国贸易市场的区域博弈 通过提取2015年全球贸易网络中各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流,构成Top1贸易网络联系图（图5）,以此来表示核心国家在网络中的影响力范围。可以看出中国、美国和德国3个全球网络核心的影响范围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其中视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分布最广,不仅分布于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等亚洲周边地区,还延伸至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而美国的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北美洲以及英国、西班牙等欧洲部分国家;德国主要辐射欧洲各国。三者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各自维护经营自己的核心利益区域,主要集中在各自的周边地区。然而,通过提取观察前两位贸易伙伴分布图（图6）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贸易大国在局部地区贸易市场的争夺形成了直接的竞争与冲突,例如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是中美两国的博弈区域;而非洲成为中国、欧盟和美国甚至印度等大国“群雄逐鹿”的能源争夺场所。而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中亚、中东和中东欧地区）更是异常复杂,由于其优越的战略区位以及充裕的能源储量,历来都是中、美、俄、欧四大权力中心和各区域性大国争夺能源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集中区域,在此形成了快速演进的的复杂地缘关系局面。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15年第一大贸易伙伴空间分布图
-->Fig. 5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p1 global trade network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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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15年前两位贸易伙伴空间分布图
-->Fig. 6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p2 global trade network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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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当年西方列强所走过的殖民掠夺扩张道路,如今大国崛起更多体现在经济的辐射范围和政治文化影响力范围的空间扩大上。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其利益边界不断向外延伸的过程[13]。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地缘环境异常复杂,崛起的进程中必定会遇到很多挑战,既有来自守成大国的各种疑虑和对抗,也有来自小国的担忧和期盼。当前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要领先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成就[13],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手段则成为中国谋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战略手段。在复杂的国际地缘环境下,中国正是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来弥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足,从而谋求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
亚太地区是当今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加之重要的地缘区位因素,无疑成为中、美、日等大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27],同时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集中来源地,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战略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8]。美国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正是为了遏制与围堵中国在此区域的主导地位[29]。美国原先主导的TPP（在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通过制造障碍,有意识地将中国排除在外,试图达到在亚太地区孤立并边缘化中国的目的,这些正是大国在区域贸易博弈常用的战略手段。中国适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作是对于TPP的回应,但并非地缘政治工具(2017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再次强调。)。不同于有着严格贸易规则的TPP协议,“一带一路”是一个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到。)。它将亚欧大陆的关注点从美国希望的安全议题重新回到亚欧利益共同体的经济议题上来。
4.2.2 启示与建议 金融危机后,由于西方欧美市场需求疲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需求增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新的增长点。2015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到9583.72亿美元,占全国货物贸易总额的25.40%,而这一比重在2005年仅为18.9%。中国凭借强大的基础工业能力和天然优越的地缘位置,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的争夺中占有先机,已经成为沿线许多国家的最主要贸易伙伴国。目前中国已成为65个沿线国家中3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18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2005年这一数据仅为5和8,可见10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关系得到飞速发展。沿线国家中有47个国家属于中国主导的“亚洲社团”的成员,除了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蒙俄等与中国领土接壤的国家之外,大部分中东国家和独联体国家都在其中,甚至中东欧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归属为“亚洲社团”,体现出中国作为全球性贸易网络中心而具有的强大网络辐射力和控制力。“亚洲社团”内部成员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联系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动力,同时也体现出“一带一路”倡议中贸易畅通所追求的沿线国家大合唱(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到。)
“一带一路”分别从陆路和海路两条线贯穿亚欧非大陆,将全球贸易格局“三足鼎立”中的“两足”（东亚与西欧）紧密地连接起来,覆盖了麦金德陆权论中的“大陆心脏地带”和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一直以来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的中心。纵观30年来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化过程,中国从最初的被动依附、受制于人的外围参与者逐步转变为如今的主动参与、积极倡导的核心决策者,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国家战略,同时也为21世纪中国全球大战略指明了地理方向[28]。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所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简称“五通”）,其中贸易畅通始终是最主要的,占据基础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开展区域合作的天然优势所在。依据劳动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迥异,区域资源禀赋的巨大差异,国家间在产业结构、商品贸易结构上的互补性明显大于竞争性[30]。这有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产业转移与贸易合作,推动各国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兼容、相互促进。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自从提出以来受到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和广泛支持。
建设“一带一路”自由贸易网络,加强各国与区域政策规划的互联互通与战略对接,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贸易畅通的重要内容。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而多元,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市场化程度参差不齐。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沿线国家反映不一,想法各异,积极、观望、疑虑态度并存。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应当根据根据东道国的要素优势、产业基础、贸易开放程度和对于中国的战略作用等因素综合考虑,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贸易政策与措施。
（1）“一带一路”横跨亚欧非三个大陆,涉及到多个高度异质性的区域,中国应当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积极扮演全球性网络核心角色,维护和引领贸易全球化向纵深发展。通过协调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东盟“10+3”、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与各区域国家的政策规划实现战略对接,促进沿线国家贸易联系,增强贸易网络的整体连接水平,从而逐步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制,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长期的、全新的区域合作机制,在不同区域应当有所侧重。在考虑沿线各国经济贸易水平、国内环境以及双边关系、地缘战略价值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等因素的基础上,选择东盟和中亚为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实行推进。东盟是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最大的贸易伙伴,中亚是10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速率最快的区域（2005-2015年均增长率为29.35%）,同时这两个区域分别是“一路”和“一带”的门户节点,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在贸易网络运行中,各次区域核心节点在空间联系上的承启、链接和辐射功能显得非常重要。因此,综合考虑下,可以选择东南亚地区的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南亚的巴基斯坦、中东的土耳其和埃及、独联体中的俄罗斯以及中东欧的波兰和捷克等各区域次一级核心节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战略支点,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推进区域大合作。
（3）加快推进多边与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加快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壁垒与障碍,强化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联系程度。此外,通过共建经贸产业合作区,引导国内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布局,加快纺织服装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转移,提升东道国的工业化水平,延长沿线区域内部的加工贸易产业链。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焦点都放在出口或者贸易顺差上,低估甚至忽视了进口贸易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作用[31]。因此今后需要逐渐从出口导向转向“有进有出”的平衡贸易政策,进一步扩大从沿线新兴市场的进口,主要包括先进技术设备、中高端消费品和大宗资源性商品等。
（4）“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战略追求,实际上也是在追求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分工体系。“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32]。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演讲中提到的“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亚欧大陆,同时非洲和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非洲、大洋洲和拉美地区是中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战略供应地,也是中国工业制品出口的重要潜力市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自然延伸,对于中国今后全球战略布局的整体性和平衡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地区曾经是欧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传统势力范围,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隔较远,尽管近年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影响力迅速提升,但欧美发达国家拥有中国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及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因此,目前中国的战略突破只能局限在“低政治”领域[28],通过发挥中国经济外交引擎作用,可以选择该地区核心国家和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作为示范点,如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等,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拉美地区的巴西、智利和秘鲁等。由于这些区域大国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诸多的利益交汇点。中国应加强与“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大国的经贸合作,通过这些地方性大国的辐射链接作用,进而发展成区域性多边合作的网状联系,共同反对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5）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这凸现出两国经贸关系和融合程度之深。虽然近年来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网络核心国家,甚至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仍是现阶段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依然无法回避欧美国家所主导的美国霸权主义[33]。因此,中国应避免与美国在其核心利益上产生直接冲突。两国应强化双方贸易合作,通过扩大合作拓展共同利益,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有利于缓解中美双方在亚太、中东、非洲以及拉美地区等利益交汇区域日益突出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同时也有助于推进全球经济贸易稳定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决定着地缘因素在全球经济格局的变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全球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化过程以及中国在网络中的地位变迁及其地缘战略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推进,全球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网络由单一到复杂,由“一超多强”向“多极化”演变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不断冲击着传统欧美发达国家在网络中的垄断地位,使得网络结构呈现日益多元化的复杂格局。整体上以欧洲、北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内部贸易联系以及各区域核心国家之间的联系最为密切。30年来,全球贸易重心由北美、欧洲向亚洲地区发生转移,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逐渐由边缘地带走向“舞台中央”,南南贸易合作得到有效提升。
（2）通过对全球贸易网络进行社团划分,全球贸易网络的社团归属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发达国家主导阶段、亚洲地区崛起的萌芽阶段、亚洲社团的分离阶段和“三足鼎立”阶段。30年来,中国从依附于日本的边缘节点角色,逐渐成为区域性核心节点,最终跻身为超越美国的全球性网络核心节点,这也意味着新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形成。
（3）通过对比1985年和2015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贸易市场多元化格局,发现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对外市场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多,但网络结构熵却出现差异性的变化规律。发达国家凭借着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作用,其市场多元化程度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近年来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网络结构熵呈现大幅提升,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新兴市场正逐渐成为全球贸易的重点区域。
（4）对比视中、美、德三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数量和分布来看,这三个全球性贸易网络核心的影响范围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三者在全球市场细分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错位竞争”关系,各自维护经营自己的核心利益区域,尤其体现在周边地区。同时,基于自身地缘利益的延伸考虑,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成为中国与其他大国互相争夺贸易市场的博弈区域。中国应首先立足于亚太地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非洲和拉美地区,从而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全球战略影响力。同时应避免与美国在其核心利益区域产生直接冲突与对抗。
社会网络方法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已经比较成熟有效,尤其是分析国家之间各种关系结构,但国家之间贸易联系的产生与数额大小背后的影响机制,是网络指标难以测度出来的。由于地缘因素涉及到政治体制、国际关系以及经济文化方面等多重复杂因素,且难以简单地模型量化,导致定量地进行全球贸易网络的地缘机制分析变得困难。因此,这也是今后进一步突破的研究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正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 . 正 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基础是产业内分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经济生活国际化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阐明了这个历史趋势是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的。产业革命即第一次科技革命塑造了19世纪的国际分工,即英国作为工业的太阳与广大农业和原料附庸之间的分工,从而就像《共产党宣言》所说,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第二次科技革命又导致了工业国之间的水平型分工。例如,英国的优势在钢铁、造船、采煤等工业,德国则擅长电气、化学等工业。二次战后,除了上述的垂直型和水平型分工,第三次科技革命又使国际分工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并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产业内分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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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This paper addresses world-system/dependency theories of differential economic growth among nations. We grant that such perspectives have considerable analytic potential but have serious re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ir current empirical status. Our croticisms focus particularly on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on the theoretically specified structural positions (core, semiperiphery, periphery) in the world system and the dynamic relations among them. After indicating why extant quantitative studies that claim to represent "position" are inadecuate, we propose that blockmodel analyses of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multiple networks address world-system formulations far more appropriately. We present a blockmodel of the world system circa 1965 that is based on four types of international networks: trade flow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conjoint treaty memberships. While we invite replications with additional network data, this blockmodel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for a core-semiperiphery-periphery structure. We then report regression analyses of the efects of these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change in GNP per capita) from 1955 to 1970. Net of other plausible determinants, these effects are large in magnitude and entirely consistent with world-system/dependency theories theories. Further analyses reinfor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findings as the structural, accumulative advantage of location in the core over that in the periphery. Substantively, our results that exogenetic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re even more powerful than previous analyses have indicated. Moreover, they demonstrate the natural wedding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world system) with an empirically grounded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blockmodel analysis), which has applicability much beyond issues of economic growth. |
| [4] | . We address the problem of link reciprocity in directed networks, the tendency of pairs of vertices to form mutual links between each other. We propose a new measure of reciprocity that, differen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allows the ordering of networks according to their actual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mutual links. Remarkably, we find that networks of the same kind display similar values of the reciprocity, and that the reciprocity-based ordering of a very large set of real networks identifies groups of networks of the same nature. In all cases, we find that real networks are either correlated or anticorrelated, whereas current models always yield no correlation in the reciprocity structure. This leads us to introduce a more general framework where the probability of drawing a link is condition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mutual one. In some of the studied networks, we find that the conditional connection probability is constant and we discuss its effects on the topology.Garlaschelli, D; Loffredo, M I |
| [5] | . The large-scale organ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es is exhibiting increasing levels of local heterogeneity and global interdependenc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features calls for analytical tools able to uncover the global emerging organiz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 Here we analyze the world network of bilateral trade imbalances and characterize its overall flux organization, unraveling local and global high-flux pathways that define the backbone of the trade system. We develop a general procedure capable to progressively filter out in a consistent and quantitative way the dominant trade channels. This procedure is completely general and can be applied to any weighted network to detect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transport flows. The trade fluxes properties of the world trade web determine a ranking of trade partnerships that highlights global interdependencies, providing information not accessible by simple local analysis. The present work provides new quantitative tools for a dynamical approach to the propagation of economic crises. |
| [6] | . |
| [7] | . This paper employs a weighted network approach to study the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the web of trade relationships among world countries, and its evolution over time. We show that most countries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trade links; yet, there exists a group of countries featuring a large number of strong relationships, thus hinting to a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lso, better-connected countries tend to trade with poorly-connected ones, but are also involved in highly-interconnected trade clusters. Furthermore, rich countries display more intense trade links and are more clustered. Finally, all network properties are remarkably stable across the years and do not depend on the weighting procedure. |
| [8] | . 文章根据2000—2009年的国际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00—2009年世界贸易格局及其在次贷危机前后的变化。描述性分析表明，世界贸易网络为负向匹配网络且存在富人俱乐部现象，大多数国家贸易伙伴多，但强度大的国家却很少，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世界贸易关系的萎缩先于世界贸易量的萎缩；核心一边缘分析显示，美国核心度一直下降，日、德、英、法与金砖四国的核心度均上升，次贷危机后，美国下降更显著，金砖四国则上升更显著，接近危机前的两倍． . 文章根据2000—2009年的国际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00—2009年世界贸易格局及其在次贷危机前后的变化。描述性分析表明，世界贸易网络为负向匹配网络且存在富人俱乐部现象，大多数国家贸易伙伴多，但强度大的国家却很少，受次贷危机的影响，世界贸易关系的萎缩先于世界贸易量的萎缩；核心一边缘分析显示，美国核心度一直下降，日、德、英、法与金砖四国的核心度均上升，次贷危机后，美国下降更显著，金砖四国则上升更显著，接近危机前的两倍． |
| [9]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相互联系与依存、相互竞争与制约,相互渗透与扩张,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消费和流通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交织和融合。现阶段,无论哪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离开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而封闭、独立地运转,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贸易联系形成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巨大网络,网络中的某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变更、经济增长或波动,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网络中的其它国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体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关系,而且这种紧密关系还并不只是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沿着国际贸易网络进行广泛的传播,如本世纪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对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全球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依赖于国际间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和遵循国际贸易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强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业已达到70%以上,极易受到外部贸易环境的影响。若要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危机应对措施,必须对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国际贸易系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根据复杂网络的思想,我们将国际贸易看成是一个复杂网络：以国家为网络中的节点,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作为网络中的链接,以贸易流量为链接赋权重。在构建权重的贸易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国流度中心度、网络凝聚子群及核心-边缘区位分析,描述了贸易网络11年来的演化情况,发现这些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国际贸易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非均质性,中国是五个金砖国家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最成功的国家,对国际贸易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也最大；同时,对网络划分凝聚子群后发现：当代的国际贸易关系仍没有摆脱地缘因素的影响；最后,美国、德国等国11年间一直是核心国家,中国近几年才开始跻身核心国家之列。 本文试图将复杂网络理论引入国际贸易的研究,着重对贸易网络的结构和演化的研究,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相互联系与依存、相互竞争与制约,相互渗透与扩张,形成了世界经济从资源配置、生产到消费和流通的多层次、多形式的交织和融合。现阶段,无论哪个国家都越来越难以离开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而封闭、独立地运转,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一个互相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世界贸易联系形成一个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巨大网络,网络中的某个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变更、经济增长或波动,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网络中的其它国家。由于世界各国经济体间存在着强烈的关联关系,而且这种紧密关系还并不只是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沿着国际贸易网络进行广泛的传播,如本世纪初的美国次贷危机,对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冲击。因此,全球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依赖于国际间经济政策的有效协调和遵循国际贸易系统自身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强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业已达到70%以上,极易受到外部贸易环境的影响。若要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危机应对措施,必须对国际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国际贸易系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根据复杂网络的思想,我们将国际贸易看成是一个复杂网络：以国家为网络中的节点,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作为网络中的链接,以贸易流量为链接赋权重。在构建权重的贸易网络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国流度中心度、网络凝聚子群及核心-边缘区位分析,描述了贸易网络11年来的演化情况,发现这些国家间的贸易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国际贸易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非均质性,中国是五个金砖国家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最成功的国家,对国际贸易系统的稳定性影响也最大；同时,对网络划分凝聚子群后发现：当代的国际贸易关系仍没有摆脱地缘因素的影响；最后,美国、德国等国11年间一直是核心国家,中国近几年才开始跻身核心国家之列。 本文试图将复杂网络理论引入国际贸易的研究,着重对贸易网络的结构和演化的研究,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指导意义。 |
| [10] | . 周边对一国地区稳定、经济发展等影响重大,中国也一直奉行"邻国是首要"的外交战略,推行"睦邻、富邻、安邻"的邻国政策。主要分析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在经济依赖度分析等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程度中心性分析、结构同型分析等一系列分析,从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进行多方面解剖。结果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网络化和网络关系的空间化,深化对地缘环境的认识。 . 周边对一国地区稳定、经济发展等影响重大,中国也一直奉行"邻国是首要"的外交战略,推行"睦邻、富邻、安邻"的邻国政策。主要分析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在经济依赖度分析等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程度中心性分析、结构同型分析等一系列分析,从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进行多方面解剖。结果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网络化和网络关系的空间化,深化对地缘环境的认识。 |
| [11] | .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
| [12] | . 通过中心度、结构洞、核心/边缘、国际贸易网络图和凝聚子群等网络分析法分析中国参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和所处的地位,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在CAFTA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各项指标都处于首位;随着中国的加入,其他成员国家的各项指标也有所提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凝聚力持续加强,各国之间平均度数中心度、平均特征向量中心度提升明显,中介中心度分布更加均匀,贸易网络联系更加密切。 . 通过中心度、结构洞、核心/边缘、国际贸易网络图和凝聚子群等网络分析法分析中国参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影响和所处的地位,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在CAFTA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各项指标都处于首位;随着中国的加入,其他成员国家的各项指标也有所提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凝聚力持续加强,各国之间平均度数中心度、平均特征向量中心度提升明显,中介中心度分布更加均匀,贸易网络联系更加密切。 |
| [13] | .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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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61In ou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globalization of oil trade is intensifying.61The part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only network is less than the trade volume network.61Communities in the relationship-only network are more stable than those in the trade volume network.61There are two turning points with different causes and features.61Analysis of globalized oil trade reveals the depth of detail that improves policy advice. |
| [18] | . 利用网络结构熵定量分析了无标度网络拓扑结构的非均匀性．通过引入度秩函数，解析地给出了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研究发现当标度指数大于2时，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仅与标度指数有关，与网络规模及最小度无关．在给定网络规模及最小度条件下，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在标度指数等于1．7附近取最小值，即此时网络最不均匀，当标度指数大于1．7时，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随标度指数单调递增． . 利用网络结构熵定量分析了无标度网络拓扑结构的非均匀性．通过引入度秩函数，解析地给出了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研究发现当标度指数大于2时，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仅与标度指数有关，与网络规模及最小度无关．在给定网络规模及最小度条件下，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在标度指数等于1．7附近取最小值，即此时网络最不均匀，当标度指数大于1．7时，无标度网络的网络结构熵随标度指数单调递增． |
| [19] | . 本文对TPP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高端制造业出口情况对比分析，并构建1992—2013年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利用Blondel算法对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社团划分及其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9年美国加入TPP以来，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占亚太经济体高端制造业进口比重显著提高，中国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社团的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太地区崛起”和“后金融危机”三个阶段，2009年后由原欧非、亚太两个社团分裂为欧非、亚太、TPP三个社团，TPP社团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强势加入吸引了东亚经济体的纷纷加入，中国却被拒之门外。美国在亚太高端制造业角逐中已抢占先机，中国面临在亚太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中被边缘化挑战。 . 本文对TPP背景下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高端制造业出口情况对比分析，并构建1992—2013年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利用Blondel算法对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的社团划分及其演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09年美国加入TPP以来，美国高端制造业出口占亚太经济体高端制造业进口比重显著提高，中国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世界高端制造业贸易网络社团的演化经历了“发达国家主导”、“亚太地区崛起”和“后金融危机”三个阶段，2009年后由原欧非、亚太两个社团分裂为欧非、亚太、TPP三个社团，TPP社团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强势加入吸引了东亚经济体的纷纷加入，中国却被拒之门外。美国在亚太高端制造业角逐中已抢占先机，中国面临在亚太高端制造业生产网络中被边缘化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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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 亚州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不可能走欧盟或北美的发展道路。本文认为中国应当加强与日本经贸联系，加紧和日本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双方的分歧应当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求得化解。 亚州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亚洲经济一体化已经不可能走欧盟或北美的发展道路。本文认为中国应当加强与日本经贸联系，加紧和日本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双方的分歧应当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求得化解。 |
| [22] | . 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 步入全球化进程后开始快速扩张且仍然有着高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FDI的作用。对于已经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东盟,FDI也尤为关键。文章在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及FDI绩效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用1998~2012年东盟六国的面板数据分析 东盟国家FDI流量、存量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实证检验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中FDI水平的决定因素,对于提高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FDI 绩效,改善其分工地位与经济社会效应并不断推进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亚洲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 步入全球化进程后开始快速扩张且仍然有着高增长潜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FDI的作用。对于已经成功实现快速工业化,并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东盟,FDI也尤为关键。文章在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及FDI绩效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用1998~2012年东盟六国的面板数据分析 东盟国家FDI流量、存量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实证检验其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程中FDI水平的决定因素,对于提高东盟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FDI 绩效,改善其分工地位与经济社会效应并不断推进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
| [23] | .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为主要成员的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多年的生产合作与相互的贸易投 资，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鼎足而立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然而，随着加快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网络中 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角度，着重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崛起的中国对东亚生产网 络的影响。 .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为主要成员的东亚生产网络，经过多年的生产合作与相互的贸易投 资，逐渐发展成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鼎足而立的三大生产网络之一。然而，随着加快融入东亚生产网络，以及生产和贸易能力的迅速扩张，中国在网络中 展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引发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重构。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角度，着重考察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崛起的中国对东亚生产网 络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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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复杂而矛盾的认知,为此提出了"季风计划"、"棉花之路"等交通规划,以期获得在互联互通领域的独立话语权.印度的目标在于掌控印度洋,但是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小,既无法容纳印度经济的扩张,也无法成为印度实现大国梦的理想舞台.印度若要激发其经济和贸易潜能,实现世界大国梦,就必须走出印度洋,跟东北亚和欧洲开展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符合印度的发展需求,其巨大的包容性、对亚欧贸易的重大影响力,将促使印度与中国实现"战略对接". . 印度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着复杂而矛盾的认知,为此提出了"季风计划"、"棉花之路"等交通规划,以期获得在互联互通领域的独立话语权.印度的目标在于掌控印度洋,但是印度洋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较小,既无法容纳印度经济的扩张,也无法成为印度实现大国梦的理想舞台.印度若要激发其经济和贸易潜能,实现世界大国梦,就必须走出印度洋,跟东北亚和欧洲开展互联互通."一带一路"符合印度的发展需求,其巨大的包容性、对亚欧贸易的重大影响力,将促使印度与中国实现"战略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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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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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还将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但是长久以来,在以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时,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或是贸易顺差上,很少对进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只对对外贸易的一个方面加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经历的贸易摩擦不断,我国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较为平衡的贸易结构的重要性。这样的背景下,原来长期受到忽视的进口贸易及其经济促进作用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我国也将发展进口贸易,实现贸易平衡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研究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现状和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进口发展模式,建立平衡的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对国内外学术界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然后,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角度分为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两个角度。总量角度包括进口贸易总量变化、增长率变化及与GDP的对比,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贸易结构包括商品结构、进口来源国多元化、贸易主体特征和贸易方式变化等方面,并对中国进口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之后,在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部分,首先结合获取的贸易数据,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通过建立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模型回归等方法,对进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结果显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双边贸易成本和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性支出对消费性商品进口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在本文的统计结果中不显著,说明目前不是我国进口贸易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政策建议部分,本文首现对国际上发达国家扩大进口贸易的措施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成为WTO成员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已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外贸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还将发挥更为明显的作用。但是长久以来,在以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时,时,人们几乎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出口,或是贸易顺差上,很少对进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对外贸易包括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只对对外贸易的一个方面加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经历的贸易摩擦不断,我国逐渐意识到建立一个较为平衡的贸易结构的重要性。这样的背景下,原来长期受到忽视的进口贸易及其经济促进作用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我国也将发展进口贸易,实现贸易平衡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研究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现状和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进口发展模式,建立平衡的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对国际贸易理论中关于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对国内外学术界进口贸易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然后,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分析角度分为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两个角度。总量角度包括进口贸易总量变化、增长率变化及与GDP的对比,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贸易结构包括商品结构、进口来源国多元化、贸易主体特征和贸易方式变化等方面,并对中国进口贸易发展的经济环境特征进行了分析；之后,在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的实证部分,首先结合获取的贸易数据,对影响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定性分析,然后通过建立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模型回归等方法,对进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计量结果显示,中国和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双边贸易成本和金融危机也是影响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消费性支出对消费性商品进口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在本文的统计结果中不显著,说明目前不是我国进口贸易主要的影响因素；在政策建议部分,本文首现对国际上发达国家扩大进口贸易的措施经验进行了总结,最后结合我国进口贸易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 [32] | .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
| [33] | . 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系统分析美国所处的地缘区位特征,并归纳美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阶段演化及不同阶段的地缘战略特点.远隔重洋为其建国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优越环境;美国是美洲唯一的强权,控制着美洲大陆的核心;美国本土地势广阔且平坦,具有全球最大的宜居和连续适宜耕种土地.依托于优良的地缘区位,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历经独立与建国、大陆扩张、海外扩张、世界秩序搭建、全球霸权等地缘政治发展阶段.在其崛起过程中,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表现出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大陆控制战略;强化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国际秩序体系的制定、维护;价值观的输出与推广等特点.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崛起阶段,中国决策者有必要积极参与和制定涉及货币、贸易等重要方面的全球治理秩序;提高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通过“一带一路”确保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位;制定中国全面、长期和完善的地缘战略图谱;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地缘战略研究智库建设. . 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系统分析美国所处的地缘区位特征,并归纳美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阶段演化及不同阶段的地缘战略特点.远隔重洋为其建国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优越环境;美国是美洲唯一的强权,控制着美洲大陆的核心;美国本土地势广阔且平坦,具有全球最大的宜居和连续适宜耕种土地.依托于优良的地缘区位,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历经独立与建国、大陆扩张、海外扩张、世界秩序搭建、全球霸权等地缘政治发展阶段.在其崛起过程中,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表现出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大陆控制战略;强化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国际秩序体系的制定、维护;价值观的输出与推广等特点.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崛起阶段,中国决策者有必要积极参与和制定涉及货币、贸易等重要方面的全球治理秩序;提高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通过“一带一路”确保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位;制定中国全面、长期和完善的地缘战略图谱;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地缘战略研究智库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