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刚The role and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SHANGYongmin, ZENGG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5-30
修回日期:2017-09-7
网络出版日期:2017-12-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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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不断发生转型并呈现出新的内涵特征和发展目标,如深圳脱胎于珠江模式依靠科技创新形成深圳模式,内生型和集体经济主导的苏州模式在外向型经济驱动下形成新苏州模式。区域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影响因素多样。国内外****从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增长、政府行为与制度环境变迁、产业集群与价值链升级等地方性因素[1,2]以及经济全球化、全球创新网络、区域关系、政策环境快速变化等外部变量[3]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加强技术引进、建立区域创新体系[4]、进行知识创造[5]、增强自主创新能力[6]等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途径。然而,这些做法并非对所有区域的发展都有效,仍然有部分重视科技创新的地区陷入了“引进技术—技术落后—引进技术”的发展路径锁定。例如,拉美国家大力引进技术,但东道国并未最终掌握国外关键技术,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经济增长缓慢[7]。可见,科技创新并不总是造成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更好的方向转型,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影响的复杂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近年来,以技术引进、模仿、集成为主的外源性创新和以本地力量、独立研发为主的内生性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国内外学界重新审视。一些****强调全球资源对推动区域发展的作用,认为要避免长期的区域锁定,吸收外部创新资源是最关键的[8];因为在开放经济中,落后国家模仿成本远低于自主研发成本[9]。然而,强调外部知识、外部联系的观点并非得到所有地理学家的认可,另一些****认为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只有少数地区能够成为知识枢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边缘地区[10];全球创新网络只是区域创新系统的补充,发展内生的区域创新系统才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11],并应该将理论和政策重点集中在动员区域内部资源和培育内生创新能力上[12]。任何经济活动都产生于一定的区域并受地理规律的制约,如果忽视了区域的地方性因素,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引导就会跑偏[13],创新资源需要与本地资源禀赋特点相适应,并嵌入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制度框架等,才能提高创新效率[14]。因此,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应该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发展结构、发展环境以及制度环境等特殊环境条件的影响[15],这也是在讨论全球生产网络与新区域主义的争辩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基于以上事实,拟通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就以下两个问题进行探讨：① 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进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其导致区域陷入锁定或推动区域成功转型的作用机制是什么?② 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各异的区域如何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
2.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理论概述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理解,学术界总体上有两种研究视角,一是模式即结构,倾向于分析模式所呈现的状态;二是模式即路径,强调模式形成的过程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更为普遍的思路[16]。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分析方法强调,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一定区域依托各种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形成的具有特色和示范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即特定地域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发展阶段、体制机制的转型,也可理解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表现为要素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改善等方面[17]。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在不断演化中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18],但也能实现路径创造,使部分陷入发展模式锁定的区域实现重生,从而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转型中形成升级、锁定、衰落、再生的多样化演化过程[19]。在转型过程中,创新主体在与环境交互作用中遵循着“刺激—反应”模式,不断积累经验并根据效果调整自身行为,从而使科技创新系统进入新的层次,为区域经济发展开启一条新的路径,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20]。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劳永逸,而是将进入新的演化阶段,并表现为锁定、再生等多样化的演化过程。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衡量,学术界主要立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两个视角。其中,发展水平主要考虑科技创新推动经济总量增长、效率提高[21]与产业能级提升等;经济结构体现在经济增长动力由生产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产业结构向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型转变[22]。这也是本文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的出发点。
2.2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作用方式
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根本性作用受到广泛认同,大量****对科技创新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从推动方式看,技术进步通过生产要素高级化促进要素创新,并通过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形态与功能,使技术创新高度融入经济活动生产过程,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13]。经济发展对资源、劳动力的依赖开始减弱,并使这些要素隐退成为区域环境的一部分[22]。从推动效果看,科技创新促进劳动质量提高和资本扩张,改善要素结构和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要素边际产出水平,从而降低传统要素的相对投入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23];并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引发产业结构变动,推动新兴产业部门出现和加速对传统产业改造。这也为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提供了基础。2.3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机制
Storper提出了“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holy trinity）理论,分析了产业区变迁中技术、组织、地域的作用以及其共同演化机制,并指出技术创新受区域环境的影响[24]。此后,这一分析框架也被扩展到城市等更大的区域尺度[25]。本文将该理论进行拓展并应用于对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探讨（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思维构架
-->Fig. 1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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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技创新活动总是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区域环境影响着技术和组织所发挥的作用。Storper的三位一体理论强调技术创新、组织变迁共同影响区域环境并决定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由于技术、组织、区域构成正反馈循环,区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技术与组织[26]。在三位一体理论中,组织被视为能够强化知识作用的要素,包括企业与产业组织形态、生产技术范式等;区域环境包括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软环境,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是包括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制度环境在内的各项区域环境因素的综合函数[27]。一般来说,宽容的文化、弹性的社会结构和创新的制度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健康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发展水平的转变有利于对科技创新路径不断修正。区域环境的差异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企业组织、产业组织等的变迁及其效果,同时还对科技创新作用过程及效果形成制约作用。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策略也不同。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技术引进与模仿成为首选,这将有效弥补技术水平的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的阶段转型和跃升。由于技术引进的惰性,该地区也容易陷入技术引进依赖,表现为无力形成核心技术而强化对原有技术的依赖,或尽可能压缩成本而锁定于低端市场,陷入“引进—滞后—引进”恶性循环循环[28]。随着经济水平提升、制度环境变迁等的出现,科技创新与区域环境将出现不适应,进而影响科技创新的效果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由此陷入路径依赖。据此,Setterfield提出了路径演化模型[29],由于最初偶然性技术选择而导致的路径依赖是一种“暂时均衡”,而需要不断通过内生创新打破这种均衡。根据Porter的研究,内生创新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只有通过高级阶段的内生创新才能有效打破均衡路径[30]（图2）。为此,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需要动员本地创新资源,加强内生创新能力建设,并增强区域环境与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变革的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可见,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与区域环境具有双向作用,既影响区域又受区域环境的制约,在推动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中需要尊重区域环境的特点。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Setterfield的路径依赖演化模型
-->Fig. 2The path dependence evolution model of Setter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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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所示,技术、组织和区域两两相关,在相互作用与影响中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变革与区域环境变迁,不断进行着共同演化;由于区域环境的差异,各地区技术、组织与区域的共同演化过程与结果也存在差异,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出现了分离。一些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合作不断加深,组织变革不断深化,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的区域环境;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增长效率提升以及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等,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经济发展要素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有些地区则由于忽视创新或创新与区域环境不适应而陷入路径依赖和低端锁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出现衰落。为此,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关键在于依靠科技创新推动要素升级、结构升级、发展方式转型,并推动组织变革与创新,尤其是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组织变革的环境,推动“技术—组织—区域”向有利的方向共同演化。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作用机制
-->Fig. 3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transformation
-->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采用Malmquist指数作为测量方法,以各样本不同时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的关系。其中,Malmquist指数可分解为综合效率变化指数（EC）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TC）,综合效率变化指数包含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RTEC）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计算模型为：式中：TEPC代表经济发展效率变化指数;
3.2 样本选择与指标选择
区域是多尺度地理概念,可大到经济带和国家,小到产业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既有国家和全球尺度的,如东亚模式、中国模式;也有省域尺度的,如浙江模式、广东模式;还有城市甚至乡镇尺度的模式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与承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尺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是学界重点研究的对象[16]。本文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示范性与适用条件[32]作为判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标准,筛选出16种地级市（含直辖市）层面的典型模式作为研究样本①(① 包括金华模式、温州模式、上海模式、深圳模式、东莞模式、苏州模式、泉州模式、东营模式、天津模式、大连模式、青岛模式、鄂尔多斯模式、长沙模式、重庆模式、西安模式、贵阳模式等。16种模式并不是指中国所有的模式,但本文力求通过有限的样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作力所能及的探讨。)。以GDP作为产出变量,资本、劳动力作为投入变量。（1）GDP。用中国的GDP平减指数（1990年为基期）进行调整。
（2）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地区的资本存量,计算公式：
式中：
（3）劳动力。即本市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报酬或经营性收入的就业人员数。
3.3 数据来源与说明
各项数据来源于1998-2015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起止时间为1997-2014年。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末或21世纪初,研究数据能够支撑本研究。各指标数据的描述统计见表1。Tab. 1
表1
表1指标数据描述统计
Tab. 1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indexes
| GDP | 固定资本存量 | 劳动力 | R&D占GDP比例 | FDI占GDP比例 | |
|---|---|---|---|---|---|
| 极大值 | 7964.81 | 25627.23 | 1715.40 | 5.20 | 22.44 |
| 极小值 | 40.23 | 358.82 | 29.40 | 0.10 | 0.19 |
| 均值 | 1454.53 | 5277.30 | 498.73 | 1.25 | 5.12 |
| 标准差 | 1425.29 | 5477.37 | 364.33 | 0.91 | 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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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作用
4.1 科技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主要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区域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加深。通过Deap 2.1软件计算出各模式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情况,以衡量科技创新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998-2014年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TFP和经济增速的相关系数达到0.561,即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率在1%水平上呈现出正向显著性相关。经济增速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而需要新的增长动力,TFP将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不竭动力,这也是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源泉。从表2可见,1997-2014年,各地区的TFP总体上大于1,中国各地区的TFP指数平均增长率为6.6%。本文对TFP增长率的估计高于郭庆旺的0.89%[36]以及相关研究结果,尽管有时间节点不一致的原因,但也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科技创新的显著作用。除2004年和2005年以外,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在不断增长,反映出各地区整体上实现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趋势。但2008年以后较多地区的TFP增长率却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与蔡昉等一大批经济学和地理****对中国TFP下降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7]。尽管该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高度依赖全球资金、技术与市场,经济发展面临低端锁定风险;当面临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时,这种外生型创新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弊端逐渐显现。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对TFP的贡献年均增长8.5%,而技术效率下降了1.5%,仅在个别年份大于1,总体上技术效率趋减。此外,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分别下降了0.09%和0.06%,这反映出中国各模式的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更多地来自技术进步而不是效率提高,这与刘建国等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38]。同时,在2004-2005和2008-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指数均大幅下降,这也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2008年底采取4万亿投资计划,这种大规模投资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容易对创新型资本形成“挤出效应”,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型模式转型。
Tab. 2
表2
表21997-2014年各模式平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
Tab. 2Averag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all models (1997-2014)
| 年份 | 技术效率 | 技术进步 | 纯技术效率 | 规模效率 | TFP | 年份 | 技术效率 | 技术进步 | 纯技术效率 | 规模效率 | TFP |
|---|---|---|---|---|---|---|---|---|---|---|---|
| 97-98 | 0.964 | 1.152 | 0.969 | 0.995 | 1.111 | 06-07 | 0.981 | 1.137 | 1.005 | 0.977 | 1.115 |
| 98-99 | 0.954 | 1.141 | 0.960 | 0.994 | 1.088 | 07-08 | 0.966 | 1.163 | 1.021 | 0.947 | 1.125 |
| 99-00 | 0.968 | 1.174 | 0.972 | 0.996 | 1.136 | 08-09 | 0.956 | 1.053 | 0.996 | 0.961 | 1.007 |
| 00-01 | 0.974 | 1.082 | 0.977 | 0.996 | 1.054 | 09-10 | 1.074 | 0.977 | 1.021 | 1.052 | 1.034 |
| 01-02 | 0.962 | 1.151 | 0.960 | 1.002 | 1.108 | 10-11 | 1.005 | 1.087 | 1.014 | 0.992 | 1.093 |
| 02-03 | 1.002 | 1.152 | 0.986 | 1.017 | 1.155 | 11-12 | 0.983 | 1.050 | 1.004 | 0.979 | 1.032 |
| 03-04 | 0.964 | 1.184 | 0.969 | 0.995 | 1.141 | 12-13 | 0.993 | 1.033 | 1.015 | 0.978 | 1.025 |
| 04-05 | 1.008 | 0.970 | 0.995 | 1.013 | 0.978 | 13-14 | 0.989 | 1.027 | 0.989 | 0.999 | 1.016 |
| 05-06 | 0.998 | 1.107 | 0.991 | 1.007 | 1.104 | 平均 | 0.985 | 1.085 | 0.991 | 0.994 | 1.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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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结构转变
科技创新促进各模式区域经济发展结构转变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转型和要素结构升级两方面,前者表现向人力资本型、创新型产业转型,后者表现为创新性要素在要素结构中的占比提升。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两种路径方式之一,长期以来产业创新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32,39]。有别于制度创新,产业创新研究更多聚焦于产业固化、刚性专业化陷阱等[40]。在报酬递增的正反馈机制下,产业结构可能会产生固化并锁定在某一特定产业中,从而陷入路径依赖[41]。借鉴路径依赖分析的简化模型②(② 路径依赖过程：式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97-2014年各模式产业结构演进
-->Fig. 4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1997-2014)
-->
从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要素结构来看,中国16个地区的创新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逐渐增加（图5）,1997-2014年间,R&D经费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均出现上升,在2002-2004年和2008-2012年间分别增长了160%和90%;2012年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开始缓慢下滑。从创新性要素的结构来看,1997-2014年间,FDI在GDP中的占比总体上呈下滑趋势,而R&D经费占GDP比例持续上升,从1998年的0.71%上升到2014年的2.55%,高于2014年全国平均水平2.05%,反映出对外部科技创新投入的依赖性开始减弱,内生性创新地位显著上升。这在要素结构上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从依赖资本、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投入向依赖科技创新等高级生产要素转变,以及内生创新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增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1997-2014年各模式创新投入、资本投入占GDP比例
-->Fig. 5The share of investment in innovation and capital (1997-2014)
-->
4.3 科技创新驱动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科技创新受区域环境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环境的重要体现。受模仿成本、研发活动不确定性风险等影响,科技创新总是以引进创新为起点,并逐步向内生创新转型[46]。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总是倾向于引进外部先进技术。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以降低生产要素价格来吸引外资,引进成熟技术并进行集成创新,这种“实用主义”创新模式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涵。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过度依赖外部技术容易使部分地区错失技术升级机遇,经济发展陷入低端锁定,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一旦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向粗放型、资源驱动型自我强化,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大的困境和风险[47]。从16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比与R&D和FDI占GDP比例的相关性看,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比与两项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呈上升趋势,相较于R&D,产业结构转型与FDI的关系更为紧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对外部创新投入的依赖较强。2005年以后,各地区FDI占GDP平均比例从1997年的8.10%下降至2014年的3.78%,且FDI占GDP比例与产业结构比的相关系数也从2003-2005年的0.742大幅下滑至2012-2014年的0.153,二者的相关性不明显,R&D占GDP比例的相关性则保持上升。从产业结构上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对外部创新引进的依赖程度相对减弱,内生创新的地位逐渐上升（图6）。16个城市1997-2014年GDP与R&D的相关系数从0.903增长到0.936,并始终高于GDP与FDI的相关系数;GDP与FDI的相关系数从2008年的0.867下降至2014年的0.806。这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内生创新投入,而对引进创新的依赖相对减弱（图7）。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依靠技术引进难以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只有加强内生创新能力提升,使科技创新与区域环境同步协调、共同演化,才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产业结构比与R&D、FDI占GDP比例的相关性
-->Fig. 6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D, FDI (1997-2014)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1997-2014年各模式GDP与创新投入的相关性
-->Fig. 7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DP and innovation input (1997-2014)
-->
5 结论与讨论
对“技术—组织—区域”三位一体理论进行了拓展,将其运用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研究,分析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作用与作用机制,并探讨不同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策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依赖于技术、组织、区域的共同演化。由于共同演化过程与结果的差异,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分离,形成多样化的演化路径,或成功转型,或陷入锁定。在技术引进和创新能力增强的同时,必须重视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文化、制度等组织变革因素,并重视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创新环境、市场环境等区域环境因子,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结构转换,从而避免由于忽视区域环境特点而陷入发展衰落。在现实中,有不少经济起飞区域和经济发展成熟区域陷入技术引进的低端锁定,这正是忽略组织和区域环境因素的结果;而上海、深圳等城市产业结构、制度体系等区域环境因子较优,相对更容易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因此,在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应充分重视区域创新环境的作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重视科技、教育、信息、交通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而东部发达区域在加强技术创新的同时,应完善体制创新与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和组织变革、适应不断提升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创新环境,改善区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吸收外部技术的能力。
其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两个方面。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主要通过引入创新性要素和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来实现,使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的作用逐渐下降并隐退成为区域环境的一部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高端创新要素的引进则非必须,而是亟需提升存量要素配置效率,并积极依靠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占比逐渐上升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优化经济结构往往并非同期进行。中西部欠发达区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加强技术引进与学习,积极参与全球分工,促进地区间的学习和技术溢出,加强技术引进、集成与模仿;而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应重视知识创新与积累,寻求原创性技术创新,增强内生创新能力来实现,这些是改变“技术落后—技术引进—技术落后—技术再引进”的低水平循环的重要途径。
再次,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不确定性,不总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地方的环境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究其原因,创新活动在极富区域特色的地理空间上发生,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其科技创新重点也不同。在发展初期,主要矛盾是与世界先进地区的技术差距问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引进前沿技术推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但在这一时期,区域往往还没有建立起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环境、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同时依赖外生性创新容易导致区域经济发展陷入低端市场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和集成创新依赖。从中国GDP、产业结构比与FDI、R&D的相关性分析来看,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投入尤其是R&D投入的关联性逐步增加,与外部、技术资金的关联性开始下降。因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应调整创新战略以适应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较为接近,应专注于内生创新;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短期内难以形成内生创新能力,仍然需要引入高端要素,加强区域学习与创新合作,依靠外生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 [2] | Wenzhou used to be one of the poorest regions in eastern China. With limited arable land, poor road access to major cities, and little support from the upper level governments, this region seemed to lack all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enzhou has developed the most dynamic private sector in China, and has accordingly achieved one of the fastest growth rates. In particular, the footwear industry in Wenzhou has grown from a negligible market share to the largest in China. Here, we report a survey of 140 Wenzhou-based footwear enterprises of various scales, and use this information to examin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ramatic rural industrial growth seen in this region. Our results show that clustering deepen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makes it possible for small entrepreneurial firms to enter the industry by focusing on a narrowly defined stage of production. Therefore, Wenzhou represents an example of how cluster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helping fledgling rural industries overcome the growth constraint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 the incipien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
| [3] | We examine China's competitive threat to East Asian neighbors in the 1990s, benchmarking performance by technology and market. Market share losses are mainly in low-technology products; Japan is the most vulnerable market.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are raising high-technology exports in tandem: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ystems here are leading to complementarity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In direct trade with its neighbors, China is acting as an engine of export growth, with imports outpacing exports. This may change, however, as China climbs the value chain and takes over activities that have driven East Asian export growth even within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s. |
| [4] | Many regions in advanced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old industrial ones, have been challenged by glob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They have strong imperatives to innovate, i.e. to renew their product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Broader and more lasting effects of renewal can be achieved if firms are part of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not just individual isolated actors. Styria is an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gion in Austria in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It had a strong industrial base in the past but has had a weak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recent decades. Also,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its industry was lower than in Austria. In the last few years firms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in this respect, however. Styria has developed a few industrial clusters,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in materials and metals, wood and paper and transport and vehicles. In part,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actors in these clusters and Styrian policy‐makers support in particular the expanding vehicle cluster. Region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Austrian system of social partnership, a model which stresses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major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state. Styria, thus, has a number of elements of a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However, the degree of ‘systemness’ between those elements and also the specific role of individual elements still have to be explored in further research. |
| [5] | The paper analyses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y discussing 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creation. Pittsburgh with its industrial history related to steel production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hat illustrates the impact of the scientific innovation for process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based on regional knowledge. The Digital Greenhouse and the Life Sciences Greenhouse initiatives give evidence of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
| [6] | .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内在的路径和模式。上海和深圳是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典范,在城市创新战略和驱动要素方面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在构建完整的城市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以上海和深圳为例,对两市的城市创新战略和驱动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并归纳、总结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可以为国内其他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 创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内在的路径和模式。上海和深圳是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典范,在城市创新战略和驱动要素方面各具特色、各有所长。在构建完整的城市创新体系的基础上,以上海和深圳为例,对两市的城市创新战略和驱动要素进行对比分析,并归纳、总结出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可以为国内其他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提供参考。 |
| [7] | . 拉美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80年代却遭 遇了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拖垮了多个工业新兴国家。拉美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模式。是基于二战和大萧条的大背景，以及内部寻求民族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发展 军事的目的。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劳动效率低下、不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未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使经济畸形发展以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采取何种发展 模式应符合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并同时兼顾社会公平。 拉美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80年代却遭 遇了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拖垮了多个工业新兴国家。拉美国家之所以采取这一模式。是基于二战和大萧条的大背景，以及内部寻求民族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发展 军事的目的。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劳动效率低下、不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未能充分利用劳动力、使经济畸形发展以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采取何种发展 模式应符合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处理好开放和保护的关系，并同时兼顾社会公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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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Access to global innovation networks (GINs) has been unequal across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While certain regions are considered knowledge hubs in GINs, others still remain marginalized; this points to the role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RISs) i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INs. Using firm-level data collected through a survey and case studies in 2009鈥2010,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patterns of global network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ndustry in a selection of European, Chinese and Indian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INs are more common in regions which are not organizationally and institutionally thick, suggesting that GINs may be a compensatory mechanism for weaknesses in the R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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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界兴起的诸多区域发展理论也都将创新视为决定和影响区域发展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路子,迫切需要以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目前,相关研究更多的认为技术创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技术创新,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界兴起的诸多区域发展理论也都将创新视为决定和影响区域发展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粗放式经济发展的路子,迫切需要以技术创新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目前,相关研究更多的认为技术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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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衡量标准、演变规律为何,学术界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治理”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各说各话”的乱象,探寻针对性更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帮助国内外社会各界、学术界深刻认识我国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的科学、高效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呈现新的特点。回首过去,我国不同时期下,资源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内生型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是什么?展望未来,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是否仍然适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之处何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学术界应该回答的问题。为了满足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入解析的期待,避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解释的混乱,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4107109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08AJY041)、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崇明生态岛发展国际评估标准研究及应用”(11dz1211000)、上海市科技攻关计划“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13231203400)等研究课题为支撑,运用经济学与地理学相关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标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脉络进行定量刻画和定性分析,对现有众说纷纭的中国区域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上海崇明模式的实证案例,对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实践应用进行了剖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和局限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时间与环境条件下,利用区域各种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方式。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所展现的快速经济发展绩效,容易被其他地区奉为典范,进而纷纷模仿,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区域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时代和区域局限性,适用范围具有限制性。从要素维度上看,资源驱动型模式在对自然资源需求较大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而人力资本驱动和创新驱动型模式在后工业化阶段呈现出较强的优越性；从制度维度上看,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周期中,政府推动型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具有相对较强的适用性,而市场推动型模式与政府推动型模式相比则在各阶段均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从地域空间关系维度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整合全球资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因而外生型模式相较于内生型模式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2)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日趋明显。随着时代的变化,从生产要素来看,我国逐渐步入从依赖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向依赖人才、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转变的新阶段；从制度环境看,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部分作用正在被市场所取代,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从全球态势看,我国参与全球劳动分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技术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形势、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日趋明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出由“资源-政府-内生型”、“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转变,即以资源驱动型、政府导向型、内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外生驱动型转变。得益于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外生力量,崇明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从依赖资源驱动、政府推动和内生力量的发展向依赖创新驱动、市场推动、外生力量互动的发展的升级。崇明模式较好地体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新时期的新特征。(3)我国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趋同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受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双重影响。受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交流便利化的影响,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融合中逐渐走向趋同,各模式的要素、制度、关系特征趋于相似,“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占据主导；尽管各模式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科技创新、市场、外生力量成为各模式的共同驱动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尝试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系统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针对中国区域发展模式认知上“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衡量标准；其次,基于经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与演化路径,勾勒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图谱；再次,从生产要素、制度、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区域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演化的机理。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内涵、衡量标准、演变规律为何,学术界还远远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治理”我国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各说各话”的乱象,探寻针对性更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帮助国内外社会各界、学术界深刻认识我国发展模式,促进我国的科学、高效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呈现新的特点。回首过去,我国不同时期下,资源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内生型发展模式等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是什么?展望未来,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是否仍然适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之处何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都是学术界应该回答的问题。为了满足国内外社会各界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入解析的期待,避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解释的混乱,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10ZD01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文明的区域发展模式研究”(4107109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08AJY041)、上海市科委国际合作项目“崇明生态岛发展国际评估标准研究及应用”(11dz1211000)、上海市科技攻关计划“崇明生态岛建设指标体系的优化研究”(13231203400)等研究课题为支撑,运用经济学与地理学相关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标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脉络进行定量刻画和定性分析,对现有众说纷纭的中国区域发展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并结合上海崇明模式的实证案例,对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背景、理论基础、实践应用进行了剖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和局限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时间与环境条件下,利用区域各种生产要素与生产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方式。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所展现的快速经济发展绩效,容易被其他地区奉为典范,进而纷纷模仿,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较强的示范性；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区域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时代和区域局限性,适用范围具有限制性。从要素维度上看,资源驱动型模式在对自然资源需求较大的工业化初期阶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而人力资本驱动和创新驱动型模式在后工业化阶段呈现出较强的优越性；从制度维度上看,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周期中,政府推动型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具有相对较强的适用性,而市场推动型模式与政府推动型模式相比则在各阶段均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从地域空间关系维度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整合全球资源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因而外生型模式相较于内生型模式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2)新型生产要素、市场和外生力量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日趋明显。随着时代的变化,从生产要素来看,我国逐渐步入从依赖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向依赖人才、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转变的新阶段；从制度环境看,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部分作用正在被市场所取代,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开始显现；从全球态势看,我国参与全球劳动分工、融入全球资本市场、要素市场、技术市场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受全球经济形势、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日趋明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出由“资源-政府-内生型”、“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转变,即以资源驱动型、政府导向型、内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市场导向型和外生驱动型转变。得益于科技创新、市场开拓、外生力量,崇明在较短时期内实现了从依赖资源驱动、政府推动和内生力量的发展向依赖创新驱动、市场推动、外生力量互动的发展的升级。崇明模式较好地体现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新时期的新特征。(3)我国内部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趋同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受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双重影响。受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交流便利化的影响,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融合中逐渐走向趋同,各模式的要素、制度、关系特征趋于相似,“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占据主导；尽管各模式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科技创新、市场、外生力量成为各模式的共同驱动力。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本文尝试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系统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针对中国区域发展模式认知上“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衡量标准；其次,基于经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与演化路径,勾勒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图谱；再次,从生产要素、制度、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区域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演化的机理。 |
| [17] | . 论文围绕“区域经济转型”问题展开研究。论文提出，“区域经济转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和研究问题。论文定义了本文有关“区域经济转型”的一个相对宽泛的内涵，以便于探讨辽宁省各个地区的不同问题。 论文主要研究了作为我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沈阳和最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盘锦的经济转型。 在对沈阳的研究中，论文着重研究了产业结构转型。认为，沈阳的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服务业逐步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趋向。论文通过对近年来沈阳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根据沈阳市及其各个城区固定资产项目资料，提出必须重视在居民就业和产业发展中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的趋势。对于老工业基地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宏观经济背景、城市自身条件、投资因素以及产业结构中的转型因素的讨论，是论文研究内容的重点。 在对盘锦的研究中，论文着重研究了发展方式的转型。认为，作为一个沿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盘锦的产业结构必须从过去的“自然资源依赖型转向”海洋经济型”，从单纯的“工业开发型”转变到兼顾民生和环境生态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为什么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的条件和因素，论文从盘锦生态环境的宝贵价值、忽略居民就业问题的教训、国家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形势以及海洋经济给盘锦带来的发展机遇等角度，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并论述了盘锦经济转型的战略和空间布局。 论文的基本结论是，一，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经济发展总是处在不断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二，工业化及其“后工业化”进程在我国各地有不同的表现；三，沈阳作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其经济转型相当成功，不仅实现了传统装备制造业继续承担全国性基地的功能，而且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大规模接收了制造业企业产生的冗员；四，全国各地的城市“新区”、“新城”绝大多数为房地产投资性和投机性投资造成的虚拟或闲置空间，沈北新区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和房地产业并行发展的道路；五，辽宁省的盘锦市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近些年来在空间上“向海发展”，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替代产业，成为东北地区和全国为数不多的率先走出发展困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论文围绕“区域经济转型”问题展开研究。论文提出，“区域经济转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和研究问题。论文定义了本文有关“区域经济转型”的一个相对宽泛的内涵，以便于探讨辽宁省各个地区的不同问题。 论文主要研究了作为我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城市沈阳和最为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盘锦的经济转型。 在对沈阳的研究中，论文着重研究了产业结构转型。认为，沈阳的产业结构已经呈现出服务业逐步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趋向。论文通过对近年来沈阳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分析，根据沈阳市及其各个城区固定资产项目资料，提出必须重视在居民就业和产业发展中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的趋势。对于老工业基地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的国家宏观经济背景、城市自身条件、投资因素以及产业结构中的转型因素的讨论，是论文研究内容的重点。 在对盘锦的研究中，论文着重研究了发展方式的转型。认为，作为一个沿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盘锦的产业结构必须从过去的“自然资源依赖型转向”海洋经济型”，从单纯的“工业开发型”转变到兼顾民生和环境生态效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一个传统的工业城市为什么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的条件和因素，论文从盘锦生态环境的宝贵价值、忽略居民就业问题的教训、国家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宏观形势以及海洋经济给盘锦带来的发展机遇等角度，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并论述了盘锦经济转型的战略和空间布局。 论文的基本结论是，一，经济转型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常态，经济发展总是处在不断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二，工业化及其“后工业化”进程在我国各地有不同的表现；三，沈阳作为我国最为典型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其经济转型相当成功，不仅实现了传统装备制造业继续承担全国性基地的功能，而且依靠服务业的发展大规模接收了制造业企业产生的冗员；四，全国各地的城市“新区”、“新城”绝大多数为房地产投资性和投机性投资造成的虚拟或闲置空间，沈北新区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与生态环境建设和房地产业并行发展的道路；五，辽宁省的盘锦市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近些年来在空间上“向海发展”，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替代产业，成为东北地区和全国为数不多的率先走出发展困境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 |
| [18] | . 路径依赖是理解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理学涵义。但相对于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路径依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系统梳理了路径依赖理论的起源及其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回顾了该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入及其发展;并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本文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依赖效应：一种是以企业衍生、聚集经济为驱动力的路径依赖;一种是由于过度专业化、忽略外部联系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即锁定。最后文章还分析了现有经济地理里路径依赖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路径依赖是理解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理学涵义。但相对于在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路径依赖理论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领域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系统梳理了路径依赖理论的起源及其在技术变迁、制度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扩展;回顾了该理论在经济地理学中的引入及其发展;并重点探讨了如何运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演化的机理。本文认为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路径依赖效应：一种是以企业衍生、聚集经济为驱动力的路径依赖;一种是由于过度专业化、忽略外部联系而导致的路径依赖,即锁定。最后文章还分析了现有经济地理里路径依赖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 [19] | . 在构建文化经济共同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对江苏省丰县、昆山的共同演化类型进行判定，进而从共 同演化路径、共同演化亚型、共同演化大类、共同演化亚类、共同演化过程等方面对丰县模式、昆山模式解读和比较，研究发现：（1）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共 同演化的结果，而区域文化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和区域发展模式形成创新的能动因素；（2）区域发展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文化、经济通过 非均衡发展形成发展张力和发展联动；（3）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嵌套耦合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其既与内在文化特质和经济结构有关，也 与外部制度环境和地理区位有关；既与内在历史基础有关，也与外部辐射带动有关；（4）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文化经济共同 演化过程，通过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矛盾统一，区域发展实现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 在构建文化经济共同演化模型的基础上，对江苏省丰县、昆山的共同演化类型进行判定，进而从共 同演化路径、共同演化亚型、共同演化大类、共同演化亚类、共同演化过程等方面对丰县模式、昆山模式解读和比较，研究发现：（1）区域发展模式是文化经济共 同演化的结果，而区域文化是文化经济共同演化和区域发展模式形成创新的能动因素；（2）区域发展变迁是一个非均衡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文化、经济通过 非均衡发展形成发展张力和发展联动；（3）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嵌套耦合的文化经济共同演化过程，其既与内在文化特质和经济结构有关，也 与外部制度环境和地理区位有关；既与内在历史基础有关，也与外部辐射带动有关；（4）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文化经济共同 演化过程，通过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矛盾统一，区域发展实现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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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形态与功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而且可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形态与功能、区域经济增长方式、区域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而且可以推进区域经济的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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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认识，是一国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评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并且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以及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本文探讨了新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而从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提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思路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其特征的认识，是一国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本文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评价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并且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以及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同时借助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第四个阶段。本文探讨了新阶段的基本特征，进而从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出发，提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发展思路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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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济国际化对本土企业的压力不断增大,本土企业需要找出应对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下有关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要问题:为什么需要提出自主技术创新的两阶段理论;自主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主要难点是什么;通过建立"自主技术创新国家工程"实现自主技术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济国际化对本土企业的压力不断增大,本土企业需要找出应对挑战、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下有关自主技术创新的重要问题:为什么需要提出自主技术创新的两阶段理论;自主技术从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主要难点是什么;通过建立"自主技术创新国家工程"实现自主技术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31] | . <p>运用物质流、数据包络分析(DEA)及Malmquist指数对中国31个案例城市进行了城市代谢效率的研究。通过将城市代谢系统社会经济产出、环境非期望产出及水、电、化石能源、金属矿物、建筑材料、食物等投入部分纳入进DEA和Malmquist 指数中,测得了案例城市的2000 年、2010 年代谢效率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代谢系统效率总体相对较高,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大城市的代谢综合效率高于巨型、超大和特大城市。2000~2010 年,城市代谢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等所有效率指标的均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呈改善趋势,并且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率高于巨型城市。</p> <p>运用物质流、数据包络分析(DEA)及Malmquist指数对中国31个案例城市进行了城市代谢效率的研究。通过将城市代谢系统社会经济产出、环境非期望产出及水、电、化石能源、金属矿物、建筑材料、食物等投入部分纳入进DEA和Malmquist 指数中,测得了案例城市的2000 年、2010 年代谢效率及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市代谢系统效率总体相对较高,尤其是东中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要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大城市的代谢综合效率高于巨型、超大和特大城市。2000~2010 年,城市代谢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等所有效率指标的均值均呈现出下降趋势,但是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却呈改善趋势,并且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率高于巨型城市。</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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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With minimal sleight of hand, it is 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 recent growth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extraordinary into the mundane. Systematic understatement of inflation by enterprises accounts for 2.5% growth per annum in the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1978-1998). The usual suspects, i.e. rising participation rates, 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labour out of agriculture,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remainder. The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of the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is respectable, but not outstanding. To the degree that the reforms have improved efficiency, these gains may lie principally in agricul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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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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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Revealing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underlying determinants is important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local dimens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hina, we employ both global and local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model the probability of urban land expansion against a set of spatial variables.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other fast growing coastal cities, Nanjing remains a relatively compact city. The orthodox logistic regression f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ximity,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 in urban land change. The logistic GWR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glob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n terms of better model goodness-of-fit and lower level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of residuals. More importantly, the local estimates of parameters of spatial variables enable us to investigate spatial varia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spatial variables on urban growth. We have found distinctive local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urban growth in Nanjing, shaped by local urban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 probability surface of urban growth, which is generated from raster calculations among the parameter and variable surfaces, provides a clear scenario of urban growth patterns and can be useful for decision making. This study also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tudies and fieldwork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ults generated from statistical and GIS mode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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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We exploit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mortality rate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Europeans adopted very different colonization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lonies, with different associated institutions. In places where Europeans faced high mortality rates, they could not settle and were more likely to set up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These institutions persisted to the present. Exploiting differences in European mortality rates as an instrument for current institutions, we estimate large effects of institutions on income per capita. Once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s is controlled for, countries in Africa or those closer to the equator do not have lower incomes. |
| [44] | . 资源型经济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能源、矿产等资源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资源丰裕区域，由于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的存在，容易导致对资源部门的投资偏好。一旦资源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便会形成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特殊的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使产业家族形成粘滞效应、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形成对资源功能的锁定效应，产生发展的路径依赖，陷入资源优势陷阱，从而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突破资源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的资源自循环机制和路径依赖，引入学习与创新活动，调整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产业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 资源型经济是以矿产资源开发为动力，以能源、矿产等资源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在资源丰裕区域，由于制造业部门人力资本投资门槛的存在，容易导致对资源部门的投资偏好。一旦资源部门成为主导部门，便会形成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特殊的吸纳效应、资源部门的扩张与延伸使产业家族形成粘滞效应、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的沉淀成本与路径依赖形成对资源功能的锁定效应，产生发展的路径依赖，陷入资源优势陷阱，从而导致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突破资源优势陷阱的关键在于打破原有的资源自循环机制和路径依赖，引入学习与创新活动，调整资源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产业协调和经济转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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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 . 自主创新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提升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不仅是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础，也是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当 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研究如何提升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既是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 径。 大量研究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创新主体与环境不断互动，从而产生适合区域独特需要的创新区域形态及不断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目标的一种动态性历程。本研 究在路径依赖理论等相关文献研究... 自主创新是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提升区域自主创 新能力不仅是国家创新能力提高的基础，也是构建区域创新系统，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当 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研究如何提升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既是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 径。 大量研究表明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是区域创新主体与环境不断互动，从而产生适合区域独特需要的创新区域形态及不断适应区域经济社会目标的一种动态性历程。本研 究在路径依赖理论等相关文献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