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ng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municipal public facilities and its influenc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LIUQianqi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3-9
修回日期:2017-07-17
网络出版日期:2017-09-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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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水平是决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1,2]。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3],城市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增长到了2014年的7.49亿;同时,城市化水平也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了2015年的56.1%。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30%时,城市的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当城市化率接近70%时,城市建设的速度将逐步下降[4]。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仍然有着很大的潜力[5,6],中国的城市将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7-9]。然而,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相反,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存在如运输能力低下、交通拥堵、缺水、生态环境恶化、污水和固体垃圾处理设施缺乏等诸多城市问题[3,10-13]。近年来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轨道交通被认为是解决当前城市交通拥堵的一项有效措施。2014年中国轨道交通共完成投资2857亿元,但是新增运营里程仅1000 km,并且目前中国轨道交通的建设仅限于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更多的城市依旧主要依靠地面交通。由此可见,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与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协调。因而,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效率问题引起了众多****和城市管理者的关注[14,15]。基于以上问题,研究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有助于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者更好地理解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现状,着力改善建设投资的效率,实现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国外研究方面,Aschauer早在1900年率先使用生产函数法探讨了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生产率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用基础设施来解释[16,17]。此后,一系列关于探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绩效的研究相继出现。总体上看,目前关于基础设施绩效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且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其中,认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意义的研究包括:Mlynek利用德国11个制造业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公共投资对制造业部门来说至关重要;Esfahani等提出了考虑制度和经济因素的基础设施和产出增长结构模型,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对GDP的增长有很大贡献[18]。Cutanda等揭示了在区域尺度,基础设施对收入差异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类似的还有Mastromarco等对意大利一些区域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19];Munnell等关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和私人经济活动的研究[20,21];Estache等对世界多国基础设施发展的效率研究[22];张光南等分析了中国交通对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23]。但也有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为有限。Banerjee等发现交通运输网络的可接近性对人均GDP的增长有微弱的影响[24-26]。
国内****关于基础设施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27,28]。近年来,国内一些****试图将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引入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效率研究,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全国省级层面[29-32]、单一省市[33,34],或者某个区域[34],研究的案例城市主要有内蒙古9个地级市、山西省11个地级市以及京津冀等区域。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二阶SBM模型[15,35]和三阶段DEA模型[31,36]对我国省际的基础设施效率水平进行研究。此外,也有一些****对中国农村的基础设配置效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37,38]。
总体来看,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研究逐渐增多并趋向成熟,但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少,很难较为全面地反映整体格局和趋势,且对城市基础设施子系统分类的研究关注不多。从研究尺度看,已有研究多以省域或单个地级市为探讨对象,对全国地市的横向比较研究相对较少,更缺少对不同区域、不同等级规模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同时,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绩效的分析,而基于指标特点从效率变化的角度分析较少。因此,本文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选取中国290个地级市(含直辖市、副省级市,下同)作为研究单元,探讨2005-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期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中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效率和变化趋势,并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为中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基于DEA模型测度城市基础设施效率
DEA是集运筹学、数理经济学和管理科学相互融合的一个新领域。Charnes等于1978年最早开始使用[39]。它主要通过数学规划模型评价具有多投入和多产出的决策单元(Diesel Multiple-Unit,DMU)间的相对有效性(DEA有效),其实质是判断决策单元是否位于可能的生产前沿面上[40,41]。设要评价市政公用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城市个数为M,评价指标中投入指标有L种,产出指标K种。设xml(xml>0)表示第m个城市基础设施的第l种资源的投入量,ymk表示第m个城市基础设施的第k种产出量。对于第m个城市,其城市市政公用服务设施投入产出效率测度的DEA模型为[40]:式中:θ(0<θ≤1)代表要素投入产出效率综合指数,简称综合效率指数;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λm(λm≥0)为权重变量;s-(s->0)为松弛变量;s+(s+≥0)为剩余变量,式(1)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CRS)。θ越大,表明综合效率越优,当θm=1时,表明第m个城市处于最优前沿面,实现了综合效率最优;θm<1时,则表明第m个城市综合效率无效[42-44]。
将约束条件
2.2 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分析效率变化
本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主要是用来更加精确地研究中国市政公用服务设施资源配置效率。使用较广泛的Malmquist指数模型为F?re等[42]提出的:进一步可分解为:
式中:TFPC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
由式(2)和式(3)可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可以表示为综合效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的乘积,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的乘积又构成了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生产率变化指数主要表示城市市政设施要素的配置、利用、集聚规模水平等的变化,技术变化指数则表示城市市政公用服务设施发展的技术变化水平,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指数是影响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的决定因素。如果CTEC(CRS)>1,表示在t和t+1期间城市综合效率增加;如果CTEC(CRS)=1,表示在t和t+1期间城市综合效率不变;如果CTEC(CRS)<1,表示在t和t+1期间城市综合效率呈下降趋势。类似的,这一原则也适用于技术变化指数TC(CRS)、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TEC(VRS)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CRS, VRS)。
2.3 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
本部分将主要测度城市基础设施效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采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修正后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计算公式为:式中:Y为生产总值;P为市辖区人口;K是固定资本;N为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Xj表示第j个控制变量;q0表示常数;k、n和qj为相应变量的系数;e为误差项。式(4)揭示了人均产出(Y/P)主要受到人均固定资本存量(PCI)(K/P)、人均建设用地面积(PCL)(N/P)以及控制变量(Xj)的影响。因变量为人均GDP,用来反映经济增长情况;解释变量Xj包括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城市基础设施效率(CTE)、代表劳动力规模的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ISE)、代表人力资本的在校师生比(TSC)、代表政府政策的财政支出比重(FEP)及代表产业结构的二产业占比(PTI)。考虑到数据获取情况,文中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折旧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示。对数形式会使数据具有良好的特性,并且不会影响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而计算过程中首先对变量进行了对数变换。
2.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借鉴已有研究[32,45,46],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采用分行业的市政公用设施投资额数据,包括供水、燃气、供热、道路桥梁、排水、园林绿化、环境卫生等7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中国南北方差异等自然因素,本文主要考虑除城市燃气供热以外的五种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额。本文的产出指标主要有供水管网长度,排水管网长度,污水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道路长度,市容环卫车辆数。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轨道交通在城市日常出行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截至2014年,中国大陆开通轨道交通的城市仅有22个,因此,数据所限,未将轨道交通纳入指标体系。表1中列出了主要投入产出指标的数据统计情况。本文主要以全国290个地级市市辖区为研究单元(因未获取到相关数据,研究范围不包括三沙市)。研究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数据,包括2006年、2011年和201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在计算多年累计投资时,以当年价格水平进行平减。
Tab.1
表1
表1投入产出指标数据统计
Tab.1Summary of input and output data
指标类型 | 变量 | 单位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标准差 |
---|---|---|---|---|---|---|
投入指标 | 供水建设 | 万元 | 58 | 705194 | 15171 | 48043 |
道路桥梁 | 万元 | 35 | 4978022 | 240985 | 514600 | |
排水建设 | 万元 | 84 | 1136523 | 27099 | 80823 | |
园林绿化 | 万元 | 40 | 1129674 | 56212 | 126940 | |
环境卫生 | 万元 | 20 | 1971974 | 18463 | 118337 | |
产出指标 | 供水管道长度 | km | 65 | 35068 | 1948 | 3644 |
排水管道长度 | km | 43 | 20972 | 1494 | 2628 | |
污水排放量 | 万m3 | 1 | 207865 | 12370 | 23412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量 | 万t | 2 | 731 | 49 | 85 | |
市容环卫车辆数 | 辆 | 15 | 10255 | 446 | 1009 | |
道路长度 | km | 44 | 8922 | 1010 | 14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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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3.1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
采用DEA模型,分别测算了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中国290个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表2、图1)。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2005-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综合效率示意图
-->Fig. 1Municip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comprehensiv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Chinese cities in 2005, 2010 and 2014
-->
(1)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综合效率水平总体不高,仅有部分城市实现了效率最优。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综合效率分别为0.441,0.676和0.503(表2),实现了最优水平的40%~70%。其中,2005-2010年综合效率上升了0.235,2010-2014年综合效率则下降了0.163,表明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2005年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综合效率达到最优的城市有56个(图1a);2010年综合效率达到DEA最优的城市则有131个(图1b),较2005年增加了75个城市;2014年达到综合效率最优的城市减少至106个(图1c)。由图上可以看出,三个年份均达到综合效率最优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青岛、珠海等24个城市,这些城市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或者中部地区及一些计划单列市。这主要是因为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通过税收政策和其他一些有力的经济激励手段,东部沿海城市和一些计划单列市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市政设施效率也较高。如宁波,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的计划单列市,投入产出的综合效率在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分别为0.75、0.84和0.91。成都和重庆作为西部地区经济最强发展最快的城市,2005年的综合效率分别为0.918和0.901。此外,2005年投入产出综合效率达到60%以上的城市有97个,占全部城市数量的33.45%;2010年达到城市综合效率60%~80%的城市有24个,达到综合效率80%以上的城市有151个,共占全部城市的60.35%;2014年达到综合效率80%以上的城市有100个占全部城市的34.48%,60%~80%之间的城市有10个,约62.07%的城市综合效率均低于60%。这体现出中国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总体上未达到最优状态,且近十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2)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总体偏低且升中有降。除2014年外,城市基础设施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均多于综合效率最优的城市数,但城市纯技术效率总体上偏低。2005年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纯技术效率平均值为0.463,实现纯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有82个;2010年纯技术效率平均达到0.698,较2005年上升了0.235,144个城市实现了纯技术效率最优;2014年纯技术效率平均值则为0.663,实现技术效率最优的城市有97个。由此可见,城市基础设施的纯技术效率总体上升,近年来有微弱的下降趋势。其中,2005年达到纯技术效率80%以上的城市有107个,占全部城市的36.90%;2010年则有157个城市达到纯技术效率80%以上,占全部城市的一半以上;2014年达到纯技术效率80%以上的城市略有下降,为124个,占全部城市42.76%,此外有52%的城市低于60%的技术效率临界值。
(3)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的规模效率增加较快但呈微弱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高于城市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是综合效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规模效率平均值分别为0.623、0.957和0.925,达到规模效率最优的城市分别为57个、147个和127个。另外,2005年有82个城市规模效率低于60%临界值,即70%的城市规模效率均在60%以上;而2010年仅有19个城市未达到规模效率80%以上;2014年248个城市规模效率达到80%以上,占全部城市的85.52%,18个城市规模效率为60%~80%,8.28%的城市规模效率低于60%。
Tab.2
表2
表22005年、2010年和2014年投入产出效率计算结果
Tab.2Calculation results of input-output efficiency in 2005, 2010 and 2014
年份 | 平均值 | 最优城市个数(个) | |||||
---|---|---|---|---|---|---|---|
CTE | PTE | SE | CTE | PTE | SE | ||
2005 | 0.441 | 0.463 | 0.632 | 56 | 82 | 57 | |
2010 | 0.676 | 0.698 | 0.957 | 131 | 144 | 147 | |
2014 | 0.503 | 0.663 | 0.925 | 106 | 97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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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分类特征
按照经济发展格局,在地域空间上将中国划分为四大板块,主要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按照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将中国城市划分为大中小城市,分别计算了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率。(1)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递减的趋势。表3展示了不同区域2005-2014年间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率分别为0.599、0.880和0.642,高于其他三个区域,类似的,在四个区域中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也处于最高水平。总体上看,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呈现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表3),这与中国东中西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从时间尺度来看,2005-2014年中国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呈现先上升后微弱下降的趋势。具体来看,2005-2010年,东部、中部、东北、西部地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有上升。其中,东部地区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幅最大,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增长水平高于东部地区。2010-2014年,各区域综合效率均有下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纯技术效率下降,中部和东北地区呈上升趋势,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区域的规模效率均有所下降。
Tab.3
表3
表3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中国不同区域投入产出效率
Tab.3Averag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cities in four regions in 2005, 2010 and 2014
地区 | 2005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2010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2014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
---|---|---|---|---|---|---|---|---|---|---|---|
CTE | PTE | SE | CTE | PTE | SE | CTE | PTE | SE | |||
东部地区 | 0.599 | 0.651 | 0.891 | 0.880 | 0.882 | 0.993 | 0.642 | 0.860 | 0.959 | ||
中部地区 | 0.524 | 0.616 | 0.823 | 0.680 | 0.690 | 0.969 | 0.548 | 0.786 | 0.936 | ||
东北地区 | 0.424 | 0.528 | 0.755 | 0.630 | 0.660 | 0.952 | 0.515 | 0.732 | 0.968 | ||
西部地区 | 0.400 | 0.583 | 0.779 | 0.578 | 0.628 | 0.914 | 0.438 | 0.617 | 0.8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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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与人口规模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城市规模上看,除了2005年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规模效率高于大城市,以及2010年中等城市规模效率高于大城市外,均呈现出大城市效率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高于小城市的趋势(表4)。这也与已有研究中提到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高低与城市人口规模大小呈积极的相关关系一致[47],说明了大城市在资源配置中依旧具有很强的集聚规模优势。从时间尺度来看,2005-2010年期间,大中城市的投入产出效率增加快于小城市,且大中小城市之间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2010-2014年期间,除大城市规模效率外,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Tab.4
表4
表4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中国不同规模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Tab.4Averag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in 2005, 2010 and 2014
城市类型 | 2005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2010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2014年城市投入产出效率 | ||||||||
---|---|---|---|---|---|---|---|---|---|---|---|
CTE | PTE | SE | CTE | PTE | SE | CTE | PTE | SE | |||
大城市 | 0.449 | 0.574 | 0.622 | 0.757 | 0.771 | 0.967 | 0.568 | 0.694 | 0.979 | ||
中等城市 | 0.372 | 0.394 | 0.820 | 0.662 | 0.680 | 0.972 | 0.565 | 0.657 | 0.916 | ||
小城市 | 0.338 | 0.383 | 0.870 | 0.562 | 0.604 | 0.918 | 0.535 | 0.583 | 0.8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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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变化趋势
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计算了2005-2014年290个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率变化(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和生产率变化指数及其空间格局特征。图2分别展示了中国在2005-2010年、2010-2014年和2005-2014年中国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变化的一般趋势。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
-->Fig. 2Municip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
首先,2005-2010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保持不变,技术变化指数则呈现下降趋势。综合效率变化指数(1.172)、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202)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1.105)大于1,规模效率变化指数(1.000)维持不变,技术进步(0.898)小于1,其中纯技术效率指数增长幅度最大,这也表明了2005-2010年期间,综合效率指数的改善主要得益于纯技术效率的提升。
其次,2010-2014年中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和技术变化指数均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且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进步最明显,其次为技术变化指数,此外,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城市综合效率的提高主要受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244)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1.052)的影响,其中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的影响更大。技术变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重要因素。2010-2014年间技术变化指数为1.780,远高于2005-2010年技术变化指数(0.898),极大地促进了期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805)的提高。
再次,除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呈下降趋势外,2005-2014年城市综合效率、技术变化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生产率变化指数均有增加。图2表明2005-2014年间,综合效率变化指数(1.103)、技术变化指数(1.402)、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1.172)和生产率变化指数(1.641)均大于1,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0.992)则略低于1,这说明这一时期城市市政公用服务设施的效率有明显改善,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指数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加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图3反映了2005-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空间格局上不具有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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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05-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图
-->Fig. 3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dex variation for municip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of Chinese cities during 2005-2014
-->
3.4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变化的分类特征
表5为不同规模城市2005-2014年的效率变化。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大中小城市中均有提升,且大城市的提高程度大于小城市,小城市大于中等城市。具体来看,2005-2014年大城市综合效率指数、技术变化、纯技术效率变化、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和生产率变化指数都呈增长趋势,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大城市综合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等城市由于规模效率的下降,导致综合效率水平的下降。小城市规模效率指数为0.665,远低于1,但是因其纯技术效率的显著增长,弥补了因小城市规模效率降低带来的负面影响。Tab.5
表 5
表 52005-2014年中国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效率变化
Tab.5Municip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changes of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during 2005-2014
时期 | 城市类型 | 综合效率变化 | 技术变化 | 纯技术效率变化 | 规模效率变化 | 生产率变化 |
---|---|---|---|---|---|---|
2005-2010年 | 大城市 | 1.289 | 0.957 | 1.285 | 1.047 | 1.311 |
中等城市 | 1.100 | 0.909 | 1.188 | 0.957 | 1.054 | |
小城市 | 1.090 | 0.783 | 1.085 | 0.989 | 0.843 | |
2010-2014年 | 大城市 | 1.206 | 1.687 | 1.036 | 1.329 | 1.827 |
中等城市 | 1.139 | 1.851 | 1.285 | 0.899 | 1.707 | |
小城市 | 1.281 | 1.858 | 1.652 | 0.713 | 1.951 | |
2005-2014年 | 大城市 | 1.226 | 1.498 | 1.053 | 1.225 | 1.948 |
中等城市 | 0.916 | 1.333 | 1.131 | 0.819 | 1.299 | |
小城市 | 1.131 | 1.264 | 1.610 | 0.665 | 1.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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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刻画城市基础设施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6)。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三个年份中,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分别为187.801、144.983和88.754,对应的概率值(P值)均为0.000,在0.01水平上显著,调整后R2分别为0.822、0.780和0.684,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高。表6呈现了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回归分析结果。从基础设施效率来看,2005年、2010年和2014年的偏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并且分别在10%和5%的水平上显著,即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的提高均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在保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效率每提升1%,经济增长分别提升0.008%、0.020%和0.150%。这主要得益于城市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要素投资的增加,通过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乘数作用于经济增长;间接影响则是通过提高城市生产函数中使用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同时,间接影响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作用于经济增长。宏观上来看,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有乘数效应,城市间通过贸易自由流动和国外资金的流入,从而促进经济在城市集聚发展;微观上来看,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的提升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Tab.6
表 6
表 6城市基础设施效率与经济增长
Tab.6Regression results of municip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变量 | 2005年 | 2010年 | 2014年 | ||
---|---|---|---|---|---|
lnGDP | lnGDP | lnGDP | |||
lnCTE | 0.008*(0.093) | 0.020*(0.273) | 0.150***(2.122) | ||
lnISE | 0.170***(8.178) | 0.165***(8.374) | 0.136***(6.480) | ||
lnPCL | 0.299***(3.083) | 0.394***(5.032) | 0.237***(3.048) | ||
lnPCI | 0.517***(15.843) | 0.407***(12.108) | 0.432***(11.556) | ||
lnFEP | -2.093***(-4.696) | -0.345(-8.400) | -1.087***(-4.266) | ||
lnTSC | 0.196(1.708) | 0.015(0.160) | 0.364(2.856) | ||
lnPTI | 0.313***(5.103) | 0.238***(4.041) | 0.112*(1.601) | ||
常数 | 5.954***(14.787) | 7.503***(18.919) | 6.156***(12.574) | ||
样本量 | 285 | 285 | 285 | ||
调整R2 | 0.822 | 0.780 | 0.684 | ||
F | 187.801 | 144.983 | 88.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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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主要反映集聚规模经济,三个年份系数均为正,说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与传统的规模收益递增相一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解释:① 从业人员作为参与生产的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② 从业人员通过劳动提高个人收入,然后通过消费扩大内需;③ 从业人员通过自身的技术进步,不断的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二产为主的产业结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对城市的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这也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师生数量比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一般而言,政府支出从功能和目的层面上来划分可分为政府消费性支出、政府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服务性支出四部分,政府支出主要通过这四个部分作用于经济增长。其中,政府消费性支出占比的增加势必会造成居民消费的减少,并且其他三方面的支出也会减少,从而间接阻碍了经济增长;政府投资性支出则通过基础建设的建设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较服务性支出的作用小,中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依靠服务业为主的投资来拉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边际效用在不断下降;由于政府转移支付仅仅是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并不能直接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转移支付的增加会使得投资性支出和服务型支出受到挤压,因而较大份额的政府转移支付不利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4 结论与讨论
文中首先利用DEA模型探讨了2005-2014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服务设施的效率,然后借助Malmquist指数模型研究了市政公用基础服务设施投入产出效率的变化趋势及空间分异特征等。最后分析了基础设施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及其分解的发现,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综合效率水平一般,仅有少数城市达到了效率最优,且2010年达到综合效率最优的城市数多于2014年,2014年多于2005年。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的纯技术效率总体偏低且升中有降。规模效率增加较快但呈微弱下降趋势,城市规模效率高于城市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是综合效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效率变化的研究表明,2005-2010年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综合效率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规模效率变化指数维持不变,技术变化指数则呈下降趋势。2010-2014年中国城市综合效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的进步最明显。除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呈下降趋势外,2005-2014年城市综合效率、技术变化效率指数、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以及生产率变化指数呈增长趋势,且2005-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空间格局上不具有明显的东中西梯度特征。
(2)从城市的分类特征看,东部地区城市基础设施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其他区域,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总体上,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呈现出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空间格局,与中国东中西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大城市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高于中等城市,中等城市高于小城市,说明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效率与人口规模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基础设施效率变化趋势看,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均有提升,且大城市的提高程度大于小城市,小城市大于中等城市。大城市综合效率的提高主要因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的提升。中等城市由于规模效率的下降,导致综合效率水平也出现下降。
(3)多元线性回归的结果发现城市基础设施效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此外,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二产为主的产业结构、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的经济增长也有着积极的影响,政府财政支出占比则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通过对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变化的研究,对今后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启示:① 中国城市市政公用基础服务设施的平均规模效率明显高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偏低则是造成综合效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因而今后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提高市政设施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市政公用基础服务设施的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②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从2005-2014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主要是在国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下,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所致,但同时还受到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决策的影响。③ 大多数中小城市市政公用基础服务设施投资为规模无效状态,要实现市政公用服务设施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合理配置,需要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城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规模报酬递减则相应减少基础设施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地区因其基础设施投资分配良好,则可以按照当前水平继续投资推动城市发展。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 基础设施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2年,ISO/TC268/SC1成立以来重点开展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标准化研制工作。2015年,ISO/TC268/SC1发布了ISO37151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要求,ISO37151是ISO发布的第一项涉及智慧城市的国际标准,对各国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基础设施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2012年,ISO/TC268/SC1成立以来重点开展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标准化研制工作。2015年,ISO/TC268/SC1发布了ISO37151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绩效评价的原则和要求,ISO37151是ISO发布的第一项涉及智慧城市的国际标准,对各国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2] | . ,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义章通过建 立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3我目30个省市(自治区)的而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 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娃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快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加快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义章通过建 立计量模型,运用1993-2003我目30个省市(自治区)的而板数据,研究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其他部门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社会 其他部门投资具有明娃的挤入效应,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最后提出政策建议: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加快基础设施领域改革,加快西部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
[3] | , |
[4] | , Although urbanization can promot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can also cause various problems. As the key decision makers of urbanizatio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be able to evaluate urbanization performance, summarize experiences, and find problems caused by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hybrid Entropy鈥揗cKinsey Matrix method for evaluat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The McKinsey Matrix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the GE Matrix. The values of a development index (DI) and coordination index (CI) are calculated by employing the Entropy method and are used as a basis for constructing a GE Matrix. The matrix can assist in assess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performance by locating the urbanization state point.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of Jinan in China demonstrates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 The cas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method is an effective tool in helping policy makers understand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and therefore formulate suitable strategies for guiding urbanization toward better sustainability. |
[5] | , 61China has recently published 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2014–2020.61The policy sets forth certain significant changes that will affect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ext few years.61Although the policy is seen a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there are unanswered questions that are considered in this policy note. |
[6] | ,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been a notable global event. The National New Urbanization Plan (2014–2020) unveil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revealed a new path for urbanization that accommodated uniqu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most notable aspect was the transfer from land-centered urbanization to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Given that land urbanization was the key to the previous orbit, this manuscript aim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and challenge for land-centered urbanization, and way forward for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With increasing urban populations and expanding industrial activities, China has experienced vigorous land urbanization and an unev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since 1978. Land-centered urbanization has created som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but has also posed many adverse impacts. The issues of the loss of arable land, the phenomenon of “ghost cities,” and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have become critical challenges. Eight suggestions from two perspectives are recommended in this manuscript for achiev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this issue of the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Government,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can all combine to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
[7] | ,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sustainability. It explores how the discursive frame of “sustainability” has favoured a hybrid neoliberaliz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Manchester (UK) and Nantes (France). Firs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framing of the environment in the 1990s and 2000s. Second, it shows - with the example of eco-neighbourhood projects - how this new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environment led to specific and selective urban policies go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of European cities. Third, it questions whether the notion of neoliberalization could be used to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urban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t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the heuristic potential of this notion when it goes along with careful case studies sensitive to contextual issues. |
[8] | ,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 has redirected attention to the entwinement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recent works i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have focused on how city governments support the rent-maximisation strategies of landowners, thereby reinforcing 0900the increasing tendency to treat land as a financial asset0964 (Harvey, [1982]2006).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paradoxically understates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finance actors, neglecting to demonstrate how, in practice, such financial investors, who have been shown to adopt selective investment practices, shape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is article, the role of financial investors is analysed through a case study of a large-scale redevelopment project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Paris city-region (city of Saint-Ouen). The analysis of negotiations over urban desig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sues 09“ raised by property developers seeking to fashion commercial properties as investment assets 09“ reveals the unevenness of a local authority0964s ability to implement an agenda that potentially diverges from the expectations of financial investors. Accordingly, given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investors in the ownership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article considers urban redevelopment as the outcome of power relations that originate in the circulation of investors0964 expectations. These expectations are met through translating market finance categories (risk, return and liquidity) into elements of the urban fabric. This bears substantial consequences for policy-making, give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austerity, as municipal authorities are increasingly constrained to rely on property markets.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s are thereby increasingly shaped to provide investment assets for financial investors. |
[9] | , Abstra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ay in which cities organise policymaking and urban growth. Smart Cities base their strategy o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several fields such as economy, environment, mobility and governance to transform the city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city of Barcelona and intends to analyse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agglomeration to a twenty-first century metropolis. The case of Barcelona is of special interest due to its apparent desire, reflected by its current policies regarding urban planning, to be considered as a leading metropolis in Europe. Hence, an assessment of the Smart City initiative will cast ligh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Barcelona’s urban policy and its urban policy of Barcelona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s. This article analyses Barcelona’s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eas of Smart City management; drivers, bottlenecks, conditions and assets. First, it present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Barcelona’s Smart City initiative. Then, the case study analysis is presented with the Barcelona Smart City model. After describing this model, we further explore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Smart City strategy of Barcelona in terms of Smart districts, living labs, initiatives, e-Services, infrastructures and Open Data. This paper also reveals certain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is initiative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s. The results of the case study analysis indicate that Barcelona has been effectively implementing the Smart City strategy with an aim to be a Smart City model for the world. |
[10] | , The speed and scale of urbanization provide serious challenges for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regard to the realization,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 of public urban infrastructures. These infrastructures are needed to keep up with living standards an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lack of public funds and the inefficiencies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have given rise to initiatives to stimulate private parties to invest their resources in public urban infrastructures. However,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creates a whole range of new challenges.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re countered by concerns about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private sector's focus on short-term return on investment with the long-term perspective needed to realize sustainability targets. On the basis of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experiences with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governance practices that help or hinder the reconciliation of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 urb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ith the objective to increas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
[11] | , |
[12] | , Greenspa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x urban ecosystems and provides significant ecosystem services. It benefits urban communities environmentally, esthetically, recreationally and economically. Beijing Province is in north of China, and has a total area of 16,807.802km 2 and a population of about 13.8 million.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rban greening of Beijing Province based on landscape ecological principles. It attempts to answer how to establish an urban greening plan at the regional, city and neighborhood levels to achiev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At the regional level, a big natural and semi-natural forest area in the northwest and an ecological buffer belt in the southeast are plann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Beijing and provide habitats for wildlife. At the city level, a green network system of green wedges, parks and green corridors has been proposed. This green network helps to limit future urban expansion, improve urban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serve as habitats and migration routes for wildlife.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green extensions and connections of riverside greenway, road greenway, parks and vertical greening permeate into the built-up areas. They provide open space close to residential areas and offer places for recreation. This three-level green system constitutes an integrated ecological network for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urban parks, forestry, agriculture, water and infrastructure should be planned and designed in an integrated way. After this greenspace plan is legislated and completely realized, Beijing will develop an interconnected and integrated network of urban greenspaces. It has the prospect of achieving the aim of “Green Olympic City 2008” and the long-term goal of developing Beijing towards an “Eco-City”. |
[13] | , |
[14] | , After decade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municipality of Beijing is now facing serious urban transport challenges with rapid motorization and travel demand growth.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fficient and equitable urban transport policies are essential to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urban mobility target of the city. The success of transport management around the 2008 Olympic Games has left policymakers with the confidence to develop various efficient policies for congestion mitigation. Following a resu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transport management measures used following the Olympic Games. These are analyzed using an ASIF approach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urban transport sustainability. The policies examined include a priority to develop mass transit systems, small passenger car purchase policy, a staggered peak-hour plan, new charging policies for parking, and traffic restrictions based on license plate numbers. Proposals fo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future policy development are also presented. |
[15] | . , 针对在基础设施投资绩效评价中,应用回归参数估计方法的特点,应用非参数统计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评价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绩效水平。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的指标评价体系,将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决策单元,分别视2003~2007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数据为生产可能集,通过二阶段的DEA计算,认为京津沪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配置效率高;中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效率过低。建议应该重视和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化配置,且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突破省际的限制,将空间相邻、特点相似的地区的纳入到基础设施投资战略中去。 , 针对在基础设施投资绩效评价中,应用回归参数估计方法的特点,应用非参数统计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评价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绩效水平。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的指标评价体系,将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决策单元,分别视2003~2007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数据为生产可能集,通过二阶段的DEA计算,认为京津沪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配置效率高;中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效率过低。建议应该重视和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化配置,且基础设施的投资应该突破省际的限制,将空间相邻、特点相似的地区的纳入到基础设施投资战略中去。 |
[16] | , The central focus of this paper is on the question: does higher public capital accumulation ‘crowd out’ private investment? Higher public capital accumulation raises the national investment rate above the level chosen by rational agents and induces an ex ante crowding out of private investment. However, an increase in the public capital stock also raises the return to private capital, which crowds in priv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net effect of these opposing forces is presented. |
[17] | , |
[18] | , This paper develops a structural model of infrastructure and output growth that takes account of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factors that mediate in the infrastructure–GDP interactions. Cross-country estimates of the model indicate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to GDP is substantial and, in general, exceeds the cost of provision of those services. The results also shed light on the factors that shape a country's response to its infrastructure needs and offer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acilitating the removal of infrastructure inadequacies. |
[19] | , |
[20] | , In the late 1980s, David Aschauer (1989) triggered a long overdue dialogue among economists and political leaders when he published a study arguing that much of the decline in U.S. productivity that occurred in the 1970s was precipitated by declining rates of public capital investment. My own work confirmed these results (Munnell, 1990a). Spending advocates seized on these findings as support for increased public investment. The enthusiasm among policymakers for the early Aschauer results was matched, if not surpassed, by skepticism on the part of many economists. Critics of these studies charged that the methodology was flaw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causation between public investment and output growth is unclear and that, even if the historical empirical relationships were estimated correctly, they provide no clear indications for current policy. Who's right? What do we know and not know about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 And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results for policy? |
[21] | , Bridge collapses and water main explosions focus national attention on the crumbling condition of the nation’s infrastructure. Catastrophic infrastructure failures are always a momentary spur to debate on the nation’s capital investment policies. But increasingly these negative developments have been accompanied by economists’ claims that public capital investment makes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national output, .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ublic capital on economic activity at the state and regional level.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ose states that have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tend to have greater output, more private investment, and more employment growth. Her findings suggest that public investment comes before the pickup 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serves as a base, but she cautions that much more work is required to spell out the specifics of the link between public capi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
[22] | , Infrastructure is the engine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national donor community has spent about 70-100 billion U.S. dollars o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ery year. However, it is arguable whether these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used efficiently, particularly whether the current infrastructure procurement prices are appropriate. Without doubt a key is competition to curb public procurement costs. This paper analyzes procurement data from multi and bilateral official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three infrastructure sectors: roads, electricity, and water and sanit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competition effect is underutilized.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competition, at least seven bidders are needed in the road and water sectors, while three may be enough in the power sector. The paper also shows that not only competition, but also auction design, especially lot division, is crucial for reducing unit costs of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estimated efficient unit costs, the annual financial needs are estimated at approximately 360 billion U.S. dollars. By promoting competition, the developing world might be able to save at most 8.2 percent of to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sts. |
[23] | . , 基于包含中间品要素的跨期利润函数及其动态分析框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因素误差似无关ECSUR-FGLS和空间权重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交通对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铁路客运交通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使厂商通过劳动密集生产技术减少中间品和资本投入;公路客运交通能产生规模效应促进要素投入;但铁路货运影响并不显著,公路货运对可变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为负。此外,"相邻经济"地区铁路客运导致本地要素转移的空间溢出竞争效应,但铁路货运和公路客运交通空间溢出则产生规模效应;而制造业结构接近的"相似经济"地区比相邻地区的交通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 基于包含中间品要素的跨期利润函数及其动态分析框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因素误差似无关ECSUR-FGLS和空间权重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交通对制造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铁路客运交通能显著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使厂商通过劳动密集生产技术减少中间品和资本投入;公路客运交通能产生规模效应促进要素投入;但铁路货运影响并不显著,公路货运对可变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为负。此外,"相邻经济"地区铁路客运导致本地要素转移的空间溢出竞争效应,但铁路货运和公路客运交通空间溢出则产生规模效应;而制造业结构接近的"相似经济"地区比相邻地区的交通空间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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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a cornerstone of growth-promoting strategie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Europ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is increasingly fail |
[26] | ,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n regional economic outcomes in China over a twenty-period of rapid income growth. It addresses the problem of the endogenous placement of networks by exploiting the fact that these networks tend to connect historical cit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proximity to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have a moderate positive causal effect on per capita GDP levels across sectors, but no effect on per capita GDP growth. We provide a simpl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empirically testable predictions to interpret our results. We argue that our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factor mobility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
[27] | .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将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包含可达性与经济变化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研究显示:交通建设扩大了长江南北可达性的绝对差距,增强了长三角江苏部分城镇间的凝聚力,使苏中地区顺利融入长三角;在江苏"十一五"期间,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经济发达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但是交通建设改善了城镇发展环境,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将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构建包含可达性与经济变化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研究显示:交通建设扩大了长江南北可达性的绝对差距,增强了长三角江苏部分城镇间的凝聚力,使苏中地区顺利融入长三角;在江苏"十一五"期间,交通建设并没有促进经济发达城镇带动周边城镇发展,但是交通建设改善了城镇发展环境,对经济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
[28] | . , 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 通过构建三江平原垦区基础设施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垦区基础设施评价函数和城镇化评价函数,分析了垦区的基础设施和城镇化发展现状。结果显示,垦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自2000年起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并且二者的协调性不断提高,最终围绕平衡状态上下波动。为检验垦区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化的影响,将研究区域划分为基础设施建设超前型和滞后型,并对两组样本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城镇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垦区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基础设施超前型区域的推动效果更强。最后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提出促进三江平原垦区城镇化发展的具体对策。 |
[29] | . , 基础设施存量很难代表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味地以基础设施投资来比较各地基础设施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特别是在中国各级政府偏好固定资产投资的背景下,应该引入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这一核心概念。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源于一些文献对政府行政效率的估计,通过比较投入和产出变量,清晰地将对于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估“嫁接”到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估计上。以此为基础,采用DEA分析中国各省2001—2008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继而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对GDP、FDI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 基础设施存量很难代表各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一味地以基础设施投资来比较各地基础设施的差异可能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特别是在中国各级政府偏好固定资产投资的背景下,应该引入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这一核心概念。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源于一些文献对政府行政效率的估计,通过比较投入和产出变量,清晰地将对于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评估“嫁接”到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估计上。以此为基础,采用DEA分析中国各省2001—2008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继而使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对GDP、FDI和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
[30] | . ,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近年来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于评价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和项目投资效率的先进的分析工具。本文运用DEA方法,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31个省(含直辖市和自治区)2008—2012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均综合效率不高,并有显著地区差异,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作用所致;我国大部分省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处于规模无效的状态,且规模报酬递增的地区在逐渐减少,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区在逐渐增加。针对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近年来被世界各国广泛运用于评价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和项目投资效率的先进的分析工具。本文运用DEA方法,通过建立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指标评价体系,对我国31个省(含直辖市和自治区)2008—2012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期间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平均综合效率不高,并有显著地区差异,这是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作用所致;我国大部分省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处于规模无效的状态,且规模报酬递增的地区在逐渐减少,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区在逐渐增加。针对实证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
[31] | . ,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现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 展的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就涉及投融资管理与绩效评价问题。文章分别从资金来源结构和资金投向结 构两个角度出发,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我国2012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绩效进行评价,同时对影响投融资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 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制约,东部地区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制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人力资本、经济基础和科 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方面占有优势。 ,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现已进入城市化高速发 展的起步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这就涉及投融资管理与绩效评价问题。文章分别从资金来源结构和资金投向结 构两个角度出发,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对我国2012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绩效进行评价,同时对影响投融资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 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制约,东部地区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制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人力资本、经济基础和科 技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方面占有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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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 , 文章首先运用DEA的C2R模型将山西省11个地级市 2005-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指标整体绩效的作用;然后运用DEA的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对其进行了纵向比较,观察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其产出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影响,分析部分地区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 文章首先运用DEA的C2R模型将山西省11个地级市 2005-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产出指标整体绩效的作用;然后运用DEA的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对其进行了纵向比较,观察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其产出指标在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影响,分析部分地区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的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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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 , 本文应用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国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水平。将建设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作为投入指标,将经济增长设置为期望产出指标,引人其对环境的污染为非期望产出。将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决策单元,以20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数据为生产可能集,基于二阶段的SBM和CCR模型来评估中国基础设施效率水平。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有非期望产出和无非期望产出的两种情况下,东部省份基础设施效率要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高于西部省份。另一方面,在非期望产出权重提高时,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趋于下降。 , 本文应用非参数估计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了中国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水平。将建设基础设施的劳动力和物质资本作为投入指标,将经济增长设置为期望产出指标,引人其对环境的污染为非期望产出。将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作为决策单元,以20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与产出数据为生产可能集,基于二阶段的SBM和CCR模型来评估中国基础设施效率水平。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有非期望产出和无非期望产出的两种情况下,东部省份基础设施效率要高于中部省份,中部省份高于西部省份。另一方面,在非期望产出权重提高时,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效率趋于下降。 |
[36] | . ,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 方法,对省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科技发展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投融资效率的提高;剔除环境因素,我国各省城市基础设施 融资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投资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因此,建议通过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规模来提高融资规模效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和技术 水平来提高投资纯技术效率;同时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与科技发展水平来改善投融资环境。 , 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分析 方法,对省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科技发展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投融资效率的提高;剔除环境因素,我国各省城市基础设施 融资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投资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因此,建议通过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规模来提高融资规模效率;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和技术 水平来提高投资纯技术效率;同时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与科技发展水平来改善投融资环境。 |
[37] | . ,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Malmquist生产率测度是深层次挖掘投资潜力,改进投资策略的重要手段.在阐述Malmquist-DEA方法基本原理基础上,利用东、中、西部29个决策单元1990~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各个决策单元投资效率变化情况及其组分变化趋势,为改进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 ,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Malmquist生产率测度是深层次挖掘投资潜力,改进投资策略的重要手段.在阐述Malmquist-DEA方法基本原理基础上,利用东、中、西部29个决策单元1990~2007年间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各个决策单元投资效率变化情况及其组分变化趋势,为改进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 |
[38] | . ,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也存在差异。合理配置资金、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意义重大。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别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和资金投向结构两个角度,对京津沪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加大多元化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严格规范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各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也存在差异。合理配置资金、最大限度地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意义重大。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分别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和资金投向结构两个角度,对京津沪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加大多元化投资力度、优化投资结构、严格规范投资管理等方面的对策建议,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
[39] | , Downloadable (with restrictions)! Author(s): Charnes, A. & Cooper, W. W. & Rhodes, E.. 1978 Abstract: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
[40] | . , <p>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是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是使用数学规划评价具有多个输入与输出的决策单元(简记为DMU)间的相对有效性(DEA有效), 即判断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前沿面”上. 使用DEA对DMU进行效率评价时, 可以得到很多在经济学中具有深刻经济含义和背景的管理信息. 介绍DEA研究的历史、现状, 特别是它的发展过程, 同时对某些模型作了扩展.阐述了数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是这一学科形成的柱石, 优化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 而DEA的广泛应用是它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p> , <p>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是运筹学、管理科学和数理经济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是使用数学规划评价具有多个输入与输出的决策单元(简记为DMU)间的相对有效性(DEA有效), 即判断DMU是否位于生产可能集的“前沿面”上. 使用DEA对DMU进行效率评价时, 可以得到很多在经济学中具有深刻经济含义和背景的管理信息. 介绍DEA研究的历史、现状, 特别是它的发展过程, 同时对某些模型作了扩展.阐述了数学、经济学和管理科学是这一学科形成的柱石, 优化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 而DEA的广泛应用是它能得以迅速发展的动力.</p> |
[41] | . , 选取21个市级以上开发区为研究样本,基于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探究2006-2011年上海市开发区整体和不同类型用地效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处在一般水平,大多数开发区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规模效率是影响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从分类特征看,国家级开发区用地效率明显高于市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用地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开发区用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从时间序列看,近郊区开发区用地效率要略高于远郊区并仍处于一般水平;"独立园区"模式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高于"一区多园"模式。用地效率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整体及不同类型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市级高于国家级、近郊区高于远郊区、"独立园区"模式高于"一区多园"模式,技术变化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提升贡献较大,除国家级技术效率变化受规模效率下降影响外,其他类型更多的是受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 , 选取21个市级以上开发区为研究样本,基于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和产出指标,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探究2006-2011年上海市开发区整体和不同类型用地效率及其变化。研究发现: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处在一般水平,大多数开发区仍处在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规模效率是影响开发区用地综合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从分类特征看,国家级开发区用地效率明显高于市级开发区,市级开发区用地效率偏低是导致整体开发区用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从时间序列看,近郊区开发区用地效率要略高于远郊区并仍处于一般水平;"独立园区"模式的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均高于"一区多园"模式。用地效率变化趋势分析发现整体及不同类型生产率指数平均值均大于1,生产率呈增长趋势,市级高于国家级、近郊区高于远郊区、"独立园区"模式高于"一区多园"模式,技术变化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提升贡献较大,除国家级技术效率变化受规模效率下降影响外,其他类型更多的是受纯技术效率下降的影响。 |
[42] | , This paper analyze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eventeen OECD countries over the period 1979-88. A nonparametric programming method (activity analysis) is used to compute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es. These are decomposed into two component measures, namely, technical change and efficiency change. The authors find that U.S. productivity growth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average, all of which is due to technical change. Japan's productivity growth is the highest in the sample with almost half due to efficiency change. Copyright 1994 by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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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 , 考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内涵,建立了由3个层级、5个维度和22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并采用极差标准化、均方差决策、加权平均和标准分等方法,对中国2007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发展排序、等级划分、空间分异和统计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和经济发展相似的自东向西递减的地带性特征;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存在短板;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呈正态分布,环境设施呈尖峰左偏分布,交通设施呈尖峰右偏分布,供排水设施属于平顶正态分布,能源设施分布曲线波动较大,邮电设施分布严重右偏。本研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思路和科学依据。 , 考察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内涵,建立了由3个层级、5个维度和22个指标构成的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并采用极差标准化、均方差决策、加权平均和标准分等方法,对中国2007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从发展排序、等级划分、空间分异和统计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和经济发展相似的自东向西递减的地带性特征;大部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存在短板;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基础设施的总体水平呈正态分布,环境设施呈尖峰左偏分布,交通设施呈尖峰右偏分布,供排水设施属于平顶正态分布,能源设施分布曲线波动较大,邮电设施分布严重右偏。本研究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思路和科学依据。 |
[46] | , react-text: 368 The chapter draws on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in COST Working Group 1 which has been devoted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ublic and social services provision in some 25 (Western as well as Central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s have been discerned. First, during the advanced welfare state that climaxed in the early 1970s service provisions... /react-text react-text: 369 /react-text [Show full abstract] |
[47] | . , 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0年和 2008年我国2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效率及其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综合效率水平一般,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规模效率是决 定综合效率最优的主要因素,但作用有所下降.从城市效率的分类特征看,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效率始终排在前列;人口规模与城巿效率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资 源型城市的综合效率变化呈弱改善趋势;技术变化指数和生产率变化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从城巿效率变化的分类特征看,西部地区的城市综合效率提高最明显;除钢 铁型城市外,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巿综合效率都有提高;中小城市的综合效率提高幅度大于大城市. , 利用DEA模型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2000年和 2008年我国24个典型资源型城市效率及其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综合效率水平一般,只有少数城市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规模效率是决 定综合效率最优的主要因素,但作用有所下降.从城市效率的分类特征看,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效率始终排在前列;人口规模与城巿效率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资 源型城市的综合效率变化呈弱改善趋势;技术变化指数和生产率变化指数均呈下降趋势.从城巿效率变化的分类特征看,西部地区的城市综合效率提高最明显;除钢 铁型城市外,不同资源类型的城巿综合效率都有提高;中小城市的综合效率提高幅度大于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