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s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China
HUANGYue, LIL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1-8
修回日期:2017-05-13
网络出版日期:2017-07-31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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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思想一脉相承[1],是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经过20多年的演进,绿色发展内涵由一元到多元、由简单到复杂。早期的绿色发展源于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当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绿色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理念在国家决策的层面上固定下来,凸显其重要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指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绿色发展研究成果日趋丰富,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① 研究指标。一部分****通过选取指标开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探讨“经济要素”与“环境要素”的关系,关注通过生产技术的进步或是资源投入的减量化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以及污染物的减少。例如,王兵等通过构建绿色索罗模型,将资本、劳动、能源消费等作为生产环节投入量,GDP作为期望产出、SO2、COD作为非期望产出,探讨了节能减排与绿色生产效率的关系[11]。另一部分****则主要通过多角度、广覆盖的评价指标的选取来实现对特定区域绿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估。例如,曾贤刚等通过构建涵盖经济转型、资源利用、福祉实现等在内的综合性指标对中国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研究[12]。② 研究尺度。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层面,较大的区域单元、城市群、单个省份、地市也有涉及。例如,黄建欢等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于绿色发展的影响,认为加大金融投入和监督将支持区域绿色发展[13];黄祖辉等通过对我国山区转型发展与绿色发展研究,提出了促进山区绿色发展的三大路径[14]。③ 研究方法。层次分析和聚类分析等传统方法较为普遍;基于DEA模型的研究日趋增多,如李琳等运用DEA模型对中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15],谢里等运用DEA模型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农村绿色发展绩效及其内部差异[16];同时由于地理学的引入,基于GIS空间分析的研究逐步显现,如郭永杰等对宁夏县域绿色发展区域差异的分析[17]。
总结已有研究发现:① 从研究指标看,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有关“社会要素”的设计仍存一定的改进空间,尤其是有关社会公平的指标倾向于被遗漏或忽视[13,17]。事实上,忽视社会公平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绿色发展的有效评价。国内****李晓西论证了平等与公平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类绿色发展除了要求经济增长的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同样要求社会发展的平等与公平,它是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18];而牛文元则指出社会矛盾、贫富差异等应视为绿色核算的人文损耗,并予以充分重视[19]。可见,没有公平就没有真正的绿色发展。② 从研究对象看,尽管部分以城市群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研究采用了静态测度或者动态变化的分析,但往往集中于将城市群视为单个整体层面,对城市群及其内部城市的空间结构特征的关注并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于不同城市群内部空间格局的对比与认知。③ 从分析视角看,新模式的尝试也存在可能性。当前,研究中国区域差异相关问题,研究人员常着眼于“全国—东—中—西”的“整体—局部”分析模式,且这一模式已具有相当的成熟度和认可度,已有的中国城市群的文献也多遵循——东、中、西3类的分析视角,鲜有根据层级划分进行专门的研究。方创琳等[20,21]根据城市群识别的基本定量标准,提出中国城市群建设“5+9+6”的新的层级格局,即5个国家级、9个区域性、6个地区性城市群;已有的国务院及发改委的相关批复也明确了建设国家级城市群的目标,可见,按层级分类进行城市群的培育和建设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又一创新之举。因此,本文借鉴这一思路,从层级划分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进行研究,尽管部分城市群发育尚待成熟,层级格局并不十分显著,但这一视角为从另一个角度探求城市群的发展,寻求与“东中西”分类的异质性提供了可能。
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的核心地区,同时又是生态环境问题高度集中且激化的高度敏感地 区[22],城市群势必成为绿色发展的前沿阵地和良好空间载体,并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理念的推进与实施,这使得城市群绿色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以2005-2014年为样本期间,采用投影寻踪模型,结合GIS可视化及相关差异指数,并引入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匹配,深入分析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化与异质性,以期在全面推进绿色发展的新形势下为中国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域包括“5+9+6”共计20个城市群,其中5个国家级城市群: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9个区域性城市群: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北部湾、江淮、中原、关中、天山北坡城市群;6个地区性城市群:呼包鄂榆、宁夏沿黄、兰西、晋中、黔中、滇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巢湖市因2011年撤市不复存在予以剔除,兰西城市群的海东市、天山北坡城市群的五家渠市、阜康市、奎屯市等因数据缺失严重予以剔除,但为保持地图完整性仍保留。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6-2015)》《中国城市建设年鉴(2006-2014)》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6-2014)》、部分数据依照《各省(市)统计年鉴(2006-2015)》补齐;城乡收入比、城乡消费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产业结构高度指数所需数据由《各省(市)统计年鉴》(2006-2015)、相关地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以及部分网络数据计算整理得到;专利申请数量则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查询得到。针对数据缺失,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外延法”或“均值法”补齐,此外还需说明的是,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根据当年建成区面积进行调整。2.3 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建立在对其内涵把握与理解的基础上,基于前文分析并参考现有研究,构建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首先,纳入经济发展维度测度指标,用以综合反映生产过程中节约自然资源与减少废物排放以及维持绿色生产、提供绿色产品能力的变动趋势与程度,具体包含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创新能力。其次,纳入社会进步维度测度指标,用以综合反映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绿色化,主要涵盖人类发展、社会公平。最后,纳入生态文明维度测度指标,用以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系统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绿色化变动趋势、程度以及为促成绿色发展而采取的努力,具体包含资源利用、污染排放和环境保护。最终构建三级指标体系(表1)。Tab.1
表1
表1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1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基础指标 |
---|---|---|
经济发展 | 经济效率 | 人均GDP、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
经济结构 | 产业结构高度指数[23]、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例、第三产业贡献率、霍夫曼系数[24] | |
创新能力 | 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人均科研支出、万人专利申请量 | |
社会进步 | 人类发展 |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人均教育支出、万人拥有医生数、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 |
社会公平 | 城乡收入差距比、城乡消费差距比、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
生态文明 | 资源利用 | 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万元GDP建设用地面积 |
污染排放 |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SO2排放强度、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 | |
环境保护 | 环保投资额占财政支出比、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均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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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研究方法
使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及其构成要素指数。投影寻踪模型是一种处理高维度、非正态、非线性数据的新型可靠数理统计方法[25],其优势是由已知样本数据直接驱动运算而无需预先主观设置指标权重及降维,相较于主成份分析法、熵值法等传统方法更加能够全面、客观反映所评价事物的综合水平,也因此得以有效推 广[26,27]。模型如下:首先,对所构建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表1)所含指标接着,构造城市群绿色发展投影目标函数:
式中:E为投影值
求得最优投影方向
此外,本文还使用Pearson相关用于研究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与其构成要素相关性的时序演化,以及变异系数、Theil指数、GIS可视化等方法。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群绿色发展整体态势及构成要素分析
图1为2005-2014年20个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及其构成要素均值,分析可知:总体而言,10年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从2005年的1.312增加到2014年的1.836,增幅达39.93%。分阶段看,2005-2008年绿色发展水平持续上升,主要得益于中共十六大“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一系列“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2009-2010年下降,表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迫于“保增长”的压力,中国政府更偏向经济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大量增加,节能环保受到一定影响,绿色发展水平有所下降;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持续推进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再次强化,以及对社会民生的逐步重视,绿色发展水平下降趋势得以扭转,并于2011年反弹,整个过程波动上升。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2005-2014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及三大要素指数变化
-->Fig.1Changes of comprehensive and secondary indicators in 2005-2014
-->
根据投影寻踪模型对绿色发展综合指数进行分解,以分析2005-2014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不同维度要素在综合指数中的地位及变化趋势(图1)。由图1可知:
(1)经济发展指数增长态势较好,后期有所加快。指数由2005年的0.597增加到2014年的0.928,表明各城市群科技创新投入、科技成果转换、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增强。以表征创新能力的万人专利申请量为例,2005年处于专利申请均值以上的城市占比为22.74%,2014年升至33.03%,越来越多的城市创新能力增强,提升了城市群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30],合理化与高度化趋势持续增强[31],由此推动城市群经济发展指数有效提升。
(2)社会进步指数复杂波动。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义务教育免费政策推行,但不同城市群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差距依旧明显,以2014年为例,人均财政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珠三角城市群3331.3元,是最低的北部湾城市群(906.7元)的3.67倍。类似的,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群医疗资源格局变动显著,2005-2008年医疗卫生资源高增长率城市群有山东半岛、中原、滇中、关中、兰西等,而2008-2012年高增长率城市群则主要包括成渝、辽中南、天山北坡、黔中、北部湾、江淮等,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造就了中国城市群社会进步指数的波动。此外,由于不同城市群财政能力差异明显,对中央政策的实施时间与力度存在较大不同,政策效果的滞后与漏损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群社会进步指数的复杂性。
(3)生态文明指数波动上升。指数从2005年的0.337增长到2014年的0.452,城市群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得到一定改善。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环境治理投资不断增加,从2005年的238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9575.5亿元。研究表明,环境治理投资额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32];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管制也有刺激技术进步从而缩减污染物排放和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作用[33-35];但由于区域发展政策的不同和产业结构的各异,以及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选择偏好”致使城市群生态文明指数产生波动。
总结可知,经济发展指数最大,是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的主导支撑,由此可推断:在以产业结构、创新能力为主的经济要素的影响下,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仍将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社会进步指数次之,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也佐证了在综合评估中加入“社会公平”借以充实“社会要素”指标的必要性及现实性。生态文明指数近年来有加快趋势,但仍旧最小。
3.2 不同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及构成要素相关性分析
3.2.1 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 表2为2005-2014年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均值,由表可知,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稳居前两位,宁夏沿黄、兰西城市群长期处于末位。2005年综合指数最高的珠三角(1.859),与最低的宁夏沿黄(0.802)相差1.057,2014年综合指数最高的长三角(3.023),与最低的宁夏沿黄(1.087)相差1.936,榜首的国家级城市群与榜尾的地区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绝对、相对差距均显著拉大。Tab.2
表2
表22005-2014年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及均值
Tab.2Comprehensive indicator result and mean value of three hierarchy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5 to 2014
城市群 | 2005年 | 2006年 | 2007年 | 2008年 | 2009年 | 2010年 | 2011年 | 2012年 | 2013年 | 2014年 |
---|---|---|---|---|---|---|---|---|---|---|
长三角城市群 | 1.803 | 2.166 | 2.204 | 2.434 | 2.283 | 2.058 | 2.19 | 2.665 | 2.795 | 3.023 |
珠三角城市群 | 1.859 | 2.173 | 2.257 | 2.280 | 2.136 | 1.987 | 2.051 | 2.496 | 2.721 | 2.887 |
京津冀城市群 | 1.684 | 1.938 | 2.122 | 1.939 | 1.858 | 1.855 | 1.99 | 2.198 | 2.211 | 2.317 |
成渝城市群 | 1.158 | 1.203 | 1.269 | 1.286 | 1.245 | 1.224 | 1.213 | 1.291 | 1.524 | 1.561 |
长江中游城市群 | 1.162 | 1.197 | 1.238 | 1.337 | 1.628 | 1.544 | 1.689 | 1.652 | 1.708 | 1.799 |
辽中南城市群 | 1.233 | 1.509 | 1.621 | 1.703 | 1.764 | 1.725 | 1.777 | 1.798 | 1.827 | 1.885 |
哈长城市群 | 1.541 | 1.798 | 1.741 | 1.794 | 1.759 | 1.743 | 1.716 | 1.894 | 1.805 | 1.837 |
江淮城市群 | 1.206 | 1.233 | 1.411 | 1.711 | 1.713 | 1.680 | 1.679 | 1.808 | 1.758 | 1.830 |
海峡西岸城市群 | 1.658 | 1.781 | 1.922 | 2.083 | 1.888 | 1.716 | 1.941 | 2.015 | 2.399 | 2.409 |
山东半岛城市群 | 1.773 | 1.904 | 1.972 | 1.979 | 2.007 | 1.754 | 1.975 | 2.099 | 2.382 | 2.559 |
中原城市群 | 1.181 | 1.261 | 1.303 | 1.321 | 1.284 | 1.289 | 1.309 | 1.288 | 1.309 | 1.362 |
北部湾城市群 | 1.135 | 1.233 | 1.287 | 1.388 | 1.295 | 1.262 | 1.217 | 1.446 | 1.515 | 1.657 |
天山北坡城市群 | 1.549 | 1.788 | 1.791 | 1.705 | 1.875 | 1.867 | 1.806 | 1.853 | 1.944 | 1.967 |
关中城市群 | 1.186 | 1.219 | 1.325 | 1.305 | 1.201 | 1.126 | 1.135 | 1.215 | 1.356 | 1.386 |
黔中城市群 | 1.025 | 1.041 | 1.001 | 0.861 | 0.834 | 0.893 | 0.959 | 1.049 | 1.137 | 1.186 |
滇中城市群 | 1.217 | 1.301 | 1.268 | 1.335 | 1.446 | 1.427 | 1.478 | 1.495 | 1.591 | 1.663 |
兰西城市群 | 0.998 | 0.997 | 0.933 | 0.820 | 0.948 | 0.868 | 0.896 | 1.170 | 1.205 | 1.211 |
宁夏沿黄城市群 | 0.802 | 0.901 | 0.904 | 0.834 | 0.872 | 0.925 | 0.990 | 1.009 | 1.081 | 1.087 |
晋中城市群 | 0.992 | 1.191 | 1.124 | 1.160 | 0.999 | 0.919 | 1.092 | 1.218 | 1.344 | 1.401 |
呼包鄂榆城市群 | 1.087 | 1.186 | 1.281 | 1.327 | 1.266 | 1.266 | 1.389 | 1.491 | 1.540 | 1.694 |
国家级均值 | 1.533 | 1.735 | 1.818 | 1.855 | 1.830 | 1.734 | 1.827 | 2.060 | 2.192 | 2.317 |
区域性均值 | 1.385 | 1.525 | 1.597 | 1.665 | 1.643 | 1.574 | 1.617 | 1.713 | 1.811 | 1.877 |
地区性均值 | 1.020 | 1.103 | 1.085 | 1.056 | 1.061 | 1.050 | 1.134 | 1.239 | 1.316 | 1.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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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绿色发展均值可知,国家级城市群均值从2005年的1.533,增加到2014年的2.317,增幅0.784;区域性城市群从2005年的1.385增加到2014年的1.877,增幅0.492;地区性城市群从2005年的1.02,增加到2014年的1.374,增幅0.354;国家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高于区域性城市群,区域性城市群高于地区性城市群。究其原因,得益于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情况等得到根本改善;但与东部地区发达相比差距仍较大,这种源于自然、经济、社会要素多方面的区域差异共同促成了不同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分异特征,并将持续存在。
3.2.2 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及构成要素相关性变化 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其构成要素,而要素对于综合指数的影响程度如何显现,变动趋势又如何?不同层级城市群表现是否一致?接下来选取2005年、2014年两个年份,对不同层级城市群(以所辖城市为对象)绿色发展与其构成要素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分析可知:对国家级城市群来说,2005年以来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始终强于社会进步、生态文明,但相关系数差距减小,表现为经济发展与绿色发展相关系数下降(增幅-0.044,下同)、社会进步快速上升(0.151)、生态文明稳步推进(0.044)的不同演变轨迹,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显著增强。这表明,国家级城市群在构建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与分配不断完善,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对区域性城市群来说,经济发展相关性系数增幅最大(0.054),社会进步次之(0.036),生态文明几乎不变(0.001);对地区性城市群来说,经济发展相关性增强(0.039),社会进步(0.006)、生态文明(0.011)增幅皆不明显;可见,对二者来说,经济发展仍占主导地位,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变动仍主要由经济发展引起,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有待增强。
Tab.3
表3
表32005年、2014年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与要素指数相关性
Tab.3Correlation between comprehensive and secondary indicators in 2005 and 2014
指标 | 2005年 | 2014年 | |||||
---|---|---|---|---|---|---|---|
国家级 | 区域性 | 地区性 | 国家级 | 区域性 | 地区性 | ||
经济发展—综合 | 0.882** | 0.701** | 0.657* | 0.838** | 0.755** | 0.696** | |
社会进步—综合 | 0.648* | 0.592* | 0.525* | 0.799** | 0.628* | 0.531* | |
生态文明—综合 | 0.602* | 0.513* | 0.618* | 0.644* | 0.514* | 0.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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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结合前述不同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距日益拉大的现实,发现尽管国家级城市群经济发展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但这并不影响其绿色发展水平的上升,一定程度上表明单纯的经济规模的扩大更多的是集聚效应或者规模效应的获取,优化、合理的搭配才能实现发展动力(经济)、发展质量(环境)、发展公平(社会)的有机统一,获得持久的绿色发展。
3.3 层级内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分类及主导要素演化分析
3.3.1 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分类 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依据样本期间的综合表现对其进行分类有助于深化对城市群绿色发展的认识。根据2005-2014年10年间各个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波动趋势(表2)、以及10年均值的排位可以将其分为5类:高度推进区(2.1~2.4)、快速推进区(1.9~2.1)、稳步推进区(1.6~1.9)、初步推进区(1.3~1.6)、初始起步区(0.9~1.3)。其中,国家级城市群包含3个等级,分别为长三角、珠三角2个高度推进区,京津冀1个快速推进区,长江中游、成渝2个初步推进区;区域性城市群包括4个等级,分别为山东半岛、海峡西岸2个快速推进区,哈长、辽中南、天山北坡、江淮4个稳步推进区,北部湾1个初步推进区,关中、中原2个初始起步区;地区性城市群包括2个等级,分别为滇中、呼包鄂榆2个初步推进区,晋中、兰西、黔中、宁夏沿黄4个初始起步区。3.3.2 城市群绿色发展主导要素演化 要素指数的差异及其与综合指数的相关性分析从中观的角度给出了不同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要素指数的重要性的时序演化,但却掩盖了可能的微观差别,鉴于此,将样本划分为2005-2009年、2010-2014年两个时段,分别计算三大层级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群三个维度要素指数的均值,以判断主导要素的时序演化(图2a、图2b)。分析可知:
(1)对国家级城市群来说,2005年以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绿色发展均为经济发展主导,长江中游、成渝则从无明显主导转变为经济发展主导。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阶段虽同为经济发展主导,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经济发展指数的贡献主要来自于经济结构、创新能力两个次级指标,而长江中游、成渝则主要源于人均GDP的增加,一定程度上表明后两者的经济发展仍以量的提高为主。此外,长三角、珠三角社会进步指数提升明显,主要归因于其城乡要素流通顺畅、基本公共服务高度共享;京津冀社会进步指数的提升则主要源于京津两市对整体的推涨。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因中小城市众多增加了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分配失调的可能性,社会进步指数增幅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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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5-2014年城市群绿色发展主导要素阶段性演化
-->Fig.2Evolution of the dominating elements in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2005 to 2014
-->
(2)对区域性城市群来说,主导要素阶段性演化差异最为显著。具体来看,2005年以来山东半岛、海峡西岸、辽中南保持经济发展主导,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阶段辽中南城市群经济发展指数增幅有所减缓,这可能与其同时存在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两大经济区造成的“空间割裂”有关(产业同质化竞争,产业结构调整受阻);天山北坡则由无明显主导转变为社会进步主导,社会进步指数大幅增加,政策成为重要推动因素(2010年全国“对口援疆”计划全面实施,重点解决民生工作)。江淮仍为经济发展主导型,但社会进步指数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的产业承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与长三角的“地理邻近”又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增加了居民收入,收入差距比由2011年的2.75∶1降为2014年的2.16∶1。北部湾城市群由无明显主导转为经济发展主导,但社会进步、生态文明指数却下降,究其原因,港口经济成为发展引擎,与东盟合作成为良好契机,经济发展加快,人均GDP迅速攀升;但同时,城乡收入差距显著(2014年收入比2.91∶1,城市群排名第3),且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配套滞后。关中与中原城市群则无明显主导,各方面发展缓慢,成为区域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后进生”。
(3)对地区性城市群来说,呼包鄂榆保持经济发展主导,这主要源于鄂尔多斯市的迅速发展(连续多年人均GDP全国第一)。滇中城市群保持生态文明主导要素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指数的提升。晋中、宁夏沿黄、兰西、黔中则无明显驱动要素,绿色发展持续低水平。
总结来看,同一层级内城市群绿色发展主导要素呈多样化特征,需区别对待;无明显主导要素的城市群通常又是绿色发展低水平区,选取一两个着力点作为突破口成为提升这些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
3.4 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绿色发展等级匹配
城市群“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蕴含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对于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中心城市②和所属城市群的等级匹配状况有助于从更为微观的角度观察群内绿色发展格局及问题所在。定义如下:若中心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与其所在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同一等级则视为同向匹配,例如,二者同为高水平,则有高等级同向匹配;反之则视为异向匹配,篇幅所限仅以2014年为例(图3)。由图3可知:(1)国家级城市群分为两类:一是中心城市与城市群高等级同向匹配,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核心区域,要继续保持其良好态势,实现其核心引领。二是中心城市高等级、城市群低等级的异向匹配,包括成渝、长江中游,由于二者“大幅扩容”,客观上引致低水平城市集聚分布,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圈;同时,由于中心城市“高首位度”且极化现象严重,对资源与人才的吸纳远超其“涓滴效应”,因此,如何有效解决中心城市过度极化对外围城市绿色发展能力的剥夺,防止“一将功成万骨枯”局面的产生成为二者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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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4年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绿色发展等级匹配
-->Fig.3Hierarchy match between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2014
-->
(2)对区域性城市群来说,同向匹配包括山东半岛、海峡西岸,虽其中心、外围城市绿色发展仍存一定差距,但由于两类城市均处良好态势而快速发展,因此要在巩固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的基础上对外围城市予以适当倾斜,努力推动城市群向高度推进区转化。异向匹配分两类:一是关中、中原,一方面中心城市发展受限,难以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外围城市同样难以对城市群提供有效支撑,形成“两不强”局面。二是天山北坡、江淮、哈长、辽中南等,虽城市群尚未达到快速推进区,但一部分外围城市为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绿色发展稳步前行,例如哈长城市群的绥化市。
(3)对地区性城市群来说,一类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低等级的同向匹配,包括宁夏沿黄、黔中、兰西、晋中4个绿色发展“水平、增长率”长期“双滞后”的城市群(2005年以来绿色发展水平稳居后4,且绝对增长率分列13位、19位、16位、10位),该类城市群需要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优先培育并强化区域经济增长极,改变中心城市“无明显主导要素”驱动的现状,形成中心突破,防止落入低水平的稳态收敛。对于滇中、呼包鄂榆两个中心城市等级高于城市群等级的异向匹配城市群来说,要继续发展壮大中心城市,强化其群内核心地位,并加强群内联系,推动绿色协同发展。
3.5 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测度与分解
前文分析可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显著,但差异与其趋势如何?接下来引入变异系数[36]、Theil指数[37]对差异进行测度及分解(图4、表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42005-2014年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CV、T指数
-->Fig.4The CV, Theil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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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发展趋势 由图4可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变异系数从2005年的0.238上升到2008年的0.303,经过2009-2010年的短暂回落之后再次从2011年的0.267增加到2014年的0.301;Theil指数也呈类似变化轨迹;总体来看,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一定发散趋势。
3.5.2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分解 由图4、表4可知:① 2005年以来层级间差异的T指数最大,对全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的贡献最大,维持在40%左右,成为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② 2005-2014年国家级城市群T指数波动上升,对全国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的贡献率从2005年的21.5%上升至2014年的23.21%。究其原因:尽管成渝城市群凭借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国家城乡统筹重点改革示范区”,形成“双轮驱动”促使经济社会迅速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则充分利用中部崛起战略机遇,以及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发展契机获得长足进步,但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较大差距。③ 区域性城市群T指数和贡献率有所下降,一定程度上表明区域性城市群内部绿色发展的均衡性有所提升。④ 地区性城市群内部差异一直较小,贡献率最低,绿色发展水平相对均衡。
Tab.4
表4
表42005年、2014年各层级及层级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Tab.4Contribution of the layer and between-layer disparity to the overall disparity in 2005 and 2014
年份 | 全国 T指数 | 国家级 | 区域性 | 地区性 | 层级间 | ||||||||
---|---|---|---|---|---|---|---|---|---|---|---|---|---|
T指数 | 贡献率(%) | T指数 | 贡献率(%) | T指数 | 贡献率(%) | T指数 | 贡献率(%) | ||||||
2005 | 0.114 | 0.025 | 21.5 | 0.033 | 28.54 | 0.011 | 9.9 | 0.046 | 40.05 | ||||
2014 | 0.154 | 0.036 | 23.21 | 0.04 | 26.1 | 0.016 | 10.49 | 0.062 |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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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在中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升绿色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城市群角度分析和探讨绿色发展对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和政策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通过优化评价指标选取、拓展城市群群内空间结构分析、尝试可能性的创新视角,以2005-2014年为样本对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波动上升,并可分为:高度推进区、快速推进区、稳步推进区、初步推进区、初始起步区5类,城市群差异显著。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层级格局。
(2)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分解表明:经济发展仍居核心、社会进步次之,生态文明逐步加快,城市群绿色发展“经济”属性明显。三大层级城市群绿色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主导要素演化不同,层级内差异同样显著。
(3)不同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绿色发展等级匹配存在异质性,需区别对待。成渝、长江中游“中心—外围”差距悬殊,需重点解决群内失衡;黔中、宁夏沿黄、兰西、晋中“中心—外围”双低,需防止低水平稳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外围城市仍需巩固,要力促其向高度推进区演化。
(4)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一定发散趋势,三大层级间差异成为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国家级、区域性城市群内部差异也要给予足够关注。
4.2 讨论
(1)当前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仍具较强的经济属性,社会进步、生态文明尤其是生态文明指数持续最低水平,因此,要努力提升生态文明指数,促进绿色发展。首先,要注重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确保政策的可扩散性,借以提升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其次,要提升环保能力建设的综合性:积极倡导“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实现成员广泛性;推进法律法规建设,拓宽环境治理的合法化渠道;加大环保投资,夯实环境治理的物质基础。最后,要积极研发和推进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借助绿色生产技术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此外,经济发展方面:城市群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社会进步方面: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加居民收入;要完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提升人类发展水平,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社会公平。(2)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且主要来源于层级间差异和国家级、区域性内部差异。因此,提升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一方面要加强城市群合作与交流,实现绿色发展协调推进。要重视城市群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真正做到按照城市群一体化的本质要求,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强化“正外部”效应,培育和壮大整个城市群的绿色发展能力。另一方面,针对国家级城市群内部差异显著的情况,成渝、长江中游城市群要积极依照有关城市群发展规划,大胆尝试培育新的区域增长点,优化城市群空间结构,改善群内绿色发展失衡,实现向国家级城市群发展定位的顺利 迈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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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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