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灵晶, 仝德, 李贵才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深圳 518055

Difference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Cases study in Guangzhou and Dongguan

WULingjing, TONGDe, LIGuicai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通讯作者:仝德（1980- ）,女,陕西西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土地经济。E-mail: tongde@pkusz.edu.cn
收稿日期:2017-01-4
修回日期:2017-04-1
网络出版日期:2017-06-3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67,4127117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伍灵晶（1992- ）,女,湖南吉首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土地经济。E-mail: 16775980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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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地方政府主体;建成空间特征;广州;东莞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China has experienced gre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at many scholars theorize as glob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local governments play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roles in shap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facilitating urban development. Local governments at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with different powers tend to produce different types of urban form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urban land competitive bidding rental theorem, we reveal the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character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derive different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path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local governments. In data analysis, we use land use data interpreted by remote sensing in the years of 1990, 2000 and 2010, and several technical measures such as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measure index, the moving windows algorithm, and the Sectorial analysis method. We measure and compare the constructive land scale, regularity of built-up land sprawl, and morphological evolution between Guangzhou and Dongguan, whose urban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different levels of governments-Guangzhou's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Dongguan's village/township governments respectively. Our results confirm the theoretical derivation that municipal governments tend to develop cities with a more compact and dense urban core. The development density reduces as the land development extends away from the urban core. In contrast, village/township governments tend to develop a more dispersed, scattered, and discontinuous spatial pattern.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different role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with different powers have played in shaping China'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t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s and impacts of local governments upon urba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and calls on our attention to the linkage between local governance and urban spatial attributes.

Keywords：local governments;urban spatial structure;Guangzhou;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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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灵晶, 仝德, 李贵才. 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以广州、东莞为例[J]. , 2017, 36(6): 1029-104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WU Lingjing, TONG De, LI Guicai. Differences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Cases study in Guangzhou and Dongguan[J]. 地理研究, 2017, 36(6): 1029-1041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6003

1 引言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城市发展不再仅仅受到纯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还受到包括社会经济体制变革、政策制定以及行动主体活动等在内的其他因素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空间塑造的行为主体,在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方面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1]。基于此,城市增长联盟、城市政体、城市管治等现代城市政治经济学理论迅速发展起 来^[2-4]。这些理论从“社会转向与行为转型”的全新视角深入剖析具有强烈社会政治色彩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规律,深刻揭示了制度变迁和地方政府转型作用下城市发展的特征与演化机制。
在中国,近年来关于政策制度及地方利益主体对城市空间发展主导作用的实证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5-7]。在政策制度方面,****们常借助制度经济学理论,以地方政府为中心展开对“制度变迁”与“空间响应”的关联讨论^[1,8],关注的制度因素主要涉及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等等。在对利益主体的剖析方面,****们认为地方政府不再停留于过去仅仅提供公共服务的政体角色,而是实现了带有追逐盈利色彩的理性“经纪人”角色转变^[9]。众多研究往往结合以上两个方面,分析探讨地方政府在制度环境变迁的激励、约束作用下对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作用。如Walder认为财税体制改革促使了中国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联盟,以此共同主宰城市经济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10];吴缚龙认为市场经济转型改变了政府管治方式,尤其是地方政府对本地域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大大提高^[11];张京祥等提出了制度变迁下“政府企业化”的观点,并以此为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动力与特征^[12];吴启焰等以昆明为例,研究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高低所带来的城市土地利用规模大小变化规律^[13]。而其他研究大多集中于土地财政和政绩考核制度作用下,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规模、土地利用结构以及城市景观面貌的重塑行为^[14-16]。
现有研究多强调制度环境对市级政府行为的影响,以及市级政府在塑造城市空间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不同市级政府,以及市级政府与辖区各区县、乡镇政府主体间由于实力强弱不一导致的城市发展主体层级不一,从而导致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特征存在差异。因此,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试图揭示出地方政府行为作用于城市建成空间特征的机理,以此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广州（以市级政府主导发展）和东莞（以乡镇政府主导发展）两市为例加以验证,从而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2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作用于城市建成空间的理论推导

2.1 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竞标地租模型

城市空间的发展、演变是城市背后各种力量抗衡作用于空间的表征结果。1949年以来,中国的城市空间发展一直处于“被动、非自然”的生长状态,即不完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8]。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地城市发展受控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控,往往依照政府的意图,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在分权化、全球化、市场化的背景下,财税、企业管理、土地管理等大量经济发展权限和社会管理职能从中央向地方的转移,以及全球资本流动带来的激烈竞争都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借助行政力量快速获取、掌控城市生产的基本要素（资金、土地、劳动力）,以强势、主动的理性“经纪人”角色介入到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建设中^[12]。地方政府不仅对地域经济发展意愿很高,而且对自身利益追求更是日趋明显（如地方财政收入、GDP、政绩等）^[17];加上地方政府掌握大量资金、土地等空间资源,又拥有垄断性行政特权（如政策法规制定、规划、税收、土地出让等）,可一方面控制城市发展中诸多行为主体（如开发商）,另一方面与他们结成增长联盟^[18],最终促使地方政府成为了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者。
以威廉·阿朗索（William Alonso）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家们提出城市竞标地租理论,该理论认为,城市中不同区位所得到的最高地租将构成城市的均衡地租曲线。随后众多****以此为基础推导出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资本密度、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等随距离衰减的变化规律^[19,20]。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快速获取、掌控城市最根本的空间发展资源,是缓解内外压力的基本着力点。为此,地方政府常表现为修整、重造地租曲线的行为活动,从而实现对土地空间、资金流动的支配。
将均衡地租曲线简化为图1所示,地方政府在城市原有空间的竞标地租曲线D₁E₁上,重塑新的地租曲线D₂E₂和S,由此获取以下三部分的城市空间发展资源和各自对应的超高额政府收益。其中,Ⅰ表示地方政府在现有建成区范围内开展的城市开发活动,主要包括了城市更新的二次开发,以及城市内原未开发区域N的一次开发,从中获取与新地租曲线D₂E₂吻合的差价收益;Ⅱ表示地方政府常固结于原有建成区,不断向外拓展空间,使其城市边界由OE₁扩大到OE₂,其中E₁E₂区域农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所带来“土地财政”,极大程度补充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Ⅲ表示政府在远离城市建成区范围,跳跃至地域E₃E₄,开展类似于开发区热、新城热、大学城热等大规模建设项目,通过地方政府的推广和营销,抬高土地价格,重造地租曲线S,从中获取额外的土地空间和可观收益（土地出让、招商引资）。而随着地方政府对该三部分城市空间资源获取的不断展开,由此带来了具有强烈地方政府主义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特征：① 距市中心越近,城市建设用地空间越饱和,开发强度越大;② 城市建成空间由中心向外围依次蔓延,城市整体规模得以壮大;③ 城市内部用地形态呈现紧凑、稳定,而外部呈现分散、跳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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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竞标地租曲线变化示意图
-->Fig. 1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land competitive bid rent cur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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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

城市空间发展的政府主体层级在单个城市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一般来说,传统大中城市主要是以市级政府为主体力量,而大量新兴城市则存在县级或乡镇级政府作为城市发展基本动力单元的现象。而这两种主体驱动下的城市建成空间在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建设用地空间规模扩展、城市建成空间外部形态等方面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市级政府在主导城市发展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偏向于对市区内的开发建设。一方面不断围绕市中心扩大行政辖区,另一方面也会以跳跃式发展模式,在市辖区外部建设新的单元,包括新区、开发区等。而相对弱势的下辖行政区,由于实力（权力、财力）不足而无法开展与之抗衡的大开发、大建设活动。因此,整体上,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发展可能更多表现出典型“单中心、圈层式”的特征（图2）,即市区建成空间规模远大于其他县级（乡镇级）城市规模,即A₁>A₂,且城市扩展行为主要集中在市辖区范围,即R₁>R₂、R₃。由此,城市外部形态呈现出如全区域B₁内所示的中心城区抱团,形态紧凑、稳定,而周边地区反之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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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市级政府主导下城市竞标地租曲线变化示意图
-->Fig. 2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land competitive bid rent cur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nicip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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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乡镇）级政府在主导城市发展时,它们会以各自利益为中心,大肆开发土地,招商引资,大办厂房,大兴房地产业,以此不断提高各自的经济收入,壮大各自辖区的城市发展建设。由此带来的分散化发展趋势使得市级政府难以扭转中心城区被弱化的现象,最终导致城市呈现“无核无心”的发展状态。因此,各县（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单个城市,在整体上可能更多表现出“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特征（图3）,即各县（乡镇）级的建成空间规模与市区相近,甚至超过市区,即A₂>A₁,A₃≈A₁,且城市扩展行为活跃在各个县（乡镇）级城市内,即R₂、R₃>R₁,其中由于各辖区行政空间有限,城市扩张主要以固结、粘滞已建成空间的方式不断向外蔓延。由此,城市外部形态呈现如全区域B₂所示的各地抱团,整体分散、波动的形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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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县（乡镇）级政府主导下城市竞标地租曲线变化示意图
-->Fig. 3Schematic diagram of urban land competitive bid rent curv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ounty (town)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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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州、东莞城市建成空间差异的实证

3.1 主导广州、东莞城市发展的政府主体力量

作为传统中心城市,广州表现出政权高度集中、市政府管制强硬的特征。在行政区划方面,广州市政府先后多次调整市区内行政区划,不断强化中心城区,扩大市区行政边界,其中在2000年,广州市政府通过归并番禺、花都设区来突破中心区发展空间不足的制约,在2005年,市政府对市辖区进行调整、合并,开展中心区优化升级,并开设南沙区,萝岗区来推进“南拓、东进”战略实施。在规划计划方面,广州市政府常以规划战略为导向控制全市发展方向,表现出强烈的市级政府主导城市发展倾向。其中在1990年,广州市政府确立城市向东南方向发展战略,在2000年广州市政府率先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发展战略,开展了对全市发展的相关部署与具体定位。财政收入方面,通过整理广州市统计年鉴中的财政收入数据（图4）可知,广州市本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比例与下辖行政区县相比基本一致,而区级政府机关属于市政府派出单位,在土地管理与收益分配过程中并没有像县级市那样享有独立的土地审批和收益权（番禺区、花都区除外）,区域政府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依旧受到市级政府的管控,因此在整体上,市级政府相比下级各政府财政实力更雄厚,经济实力更强大。以上看来,广州市政府事实上掌控了全市的城市治理、财政大权,主导、支配着全市城市发展方向与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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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广州市市本级与各区县政府一般预算收入比值比较
-->Fig. 4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budget revenue ratio between Guangzhou and its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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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是由32个镇（街道）组成且不设县的地级市。与广州相比,东莞城市发展表现出政权不集中,管制松散的特点。在东莞市“简政强镇”政策背景下,各镇级政府权力得以解放,这极大激活了乡镇政府对城市发展建设的积极性,尤其是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享有一级利益主体地位的乡镇政府在强大的外源经济带动下,大肆开发土地,创建工业厂房^[6],全市经济增长由此表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据统计,截至2014年,东莞市32镇街GDP全部突破50亿。在规划计划方面,东莞相比广州,城市规划晚,起点低,城市的规划建设基本上是以单个镇区为主体开展^[21],市级政府对整个城市发展的统筹力度明显不足,全市表现出各自为营,各行其是的发展特征。在财政收入方面,通过整理东莞统计年鉴中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数据（图5）可知,东莞镇（街）可支配财政收入比例大大高于市本级可支配财政收入比例,尽管东莞四街区属于市区直接管辖机关,但镇区所支配的财力依旧大于市本级与下辖四街区的财力总和,因此从整体上来说,镇级政府财政实力领先于市级政府。从以上得知,各镇区级政府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东莞城市发展主体,以足够大的权力、财力主导、支配着东莞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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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东莞市市本级和各镇（街）级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比值大小比较
-->Fig. 5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budget revenue ratio between Dongguan and its town-leve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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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广州、东莞两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及原因

利用广州、东莞两市遥感解译的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图6、图7）,采用如表1中的建设用地密度、扩展强度指数、紧凑度及分形维数^[22],结合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测度对比两市在建设用地空间规模、空间扩展规律以及空间形态三方面的差异,并结合两市的地方政府主体分析其差异的原因,以此验证不同政府主体对城市空间形态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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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90-2010年广州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图
-->Fig. 6Construction land distribution in Guangzhou from 1990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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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90-2010年东莞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分布图
-->Fig. 7Construction land distribution in Dongguan from 1990 to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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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1
表1
表1城市建成空间特征测度指标
Tab. 1Measure indexes for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测度指数	计算公式	参数说明
建设用地密度	Dt=ABtAt×100	Dt表示研究单元t时间的建设用地密度;ABt和At分别表示研究单元内t时间建设用地面积和研究单元面积。
扩展强度指数	EΔn=ABt+n-ABtAt×1n×100	EΔn表示研究单元t~t+n时段的扩展强度指数;ABt+n表示研究区域t+n时段建设用地面积;n表示时间间隔;其他同上。
紧凑度指数	Ct=2ΠABtPBt	Ct表示研究单元紧凑度;ABt和PBt表示研究单元t时间建设用地斑块面积和周长。
分形维数指数	St=2ln(pt4)ln(At)	St表示研究单元分形维数;At和pt表示研究单元t时间建设用地斑块面积和周长。

新窗口打开
移动窗口主要依据广州、东莞全市辖区的长宽,设计各自的窗口长宽比,并选择较合适的窗口大小和移动步长,以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的移动规则,分别统计计算每个窗口中两市的城市建设用地密度和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并同时计算窗口中心到市政府中心距离,得到两市建设用地密度以及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指数在空间的分布趋势图（图8~图10）;扇形分析主要是通过计算广州、东莞各行政单元内的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并统计各行政单元政府中心到市政府中心的直线距离,按照距离的远近从0刻钟顺时针依次绘制两市紧凑度指数和分形维数指数的扇形图（图11、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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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广州市建设用地密度空间变化趋势情况
-->Fig. 8Spatial variations of construction density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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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东莞市建设密度空间变化趋势情况
-->Fig. 9Spatial variations of construction density in Dong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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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建设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差异及原因 城市建设用地密度的空间变化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空间规模的分布特征。基于前文理论推导可知,当市级政府主导城市发展时,市区建成空间规模更大,整体表现更集中;当各县（乡镇）级政府主导城市发展时,城市规模表现出相反的特点,即各县（乡镇）区建成空间规模大于或接近市区,整体表现更分散。由此以下计算广州、东莞两市2010年建设用地密度在空间上的变化特征,以此来实证城市空间规模分布差异。
如图8所示,广州市2010年建设用地密度在整体上随距市政府中心距离的增加而不断下降,其三维映射也表现出“一枝独秀”的单中心、圈层式结构特征。其中,高密度区（建设用地密度大于50%）主要集中在市区内（0~40 km）,其中0~10 km的城市中心区（广州老三区）,建设用地密度达到70%以上。而增城、从化所在的50~60 km范围内,出现建设用地密度5%左右的小幅度回升,但相对于整体而言,这样的变化幅度并没有十分突出。广州建设用地密度空间变化与长期以来市级政府强调的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意图存在必然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市级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城市不断向内填充,向外扩张。据统计,截至2011年,广州中心城区（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的耕地几乎为零,市区内部建设用地密度趋于饱和,而市区外部大多以卖地生租、扩大空间为主,如2008-2011年广州市辖区内的土地出让收入远远大于其他县级市,并占据了市辖区财政总收入的41%。整体来看,在市级政府主导下,广州逐渐形成了市区范围城市空间规模巨大、四周小规模的城市难以与之抗衡的局面,而这恰好印证了本文假设中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模分布特征。
与广州不一样的是,东莞的建设用地密度在整体上表现出随距市政府中心距离增加而上下波动的趋势特征（图9）,在三维映射图中表现出“遍地林立”的多中心,组团式结构特征。从图中所知,建设用地密度大部分都在50%以上,主要分布在0~10 km的东莞市辖区内,以及10~35 km和40~55 km的个别镇区单元内,其中,5 km和20 km范围左右的建设密度高达75%以上。东莞市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实施了“简政放权”的政策,强化了各镇区一级利益主体和调控主体的地位,这强烈地刺激了各镇区政府对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主导倾向^[23]。尤其是在全球化带来的外资驱动作用下,各地政府纷纷以地生财,招商引资,大兴企业,壮大城市规模,打造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中心。据统计,东莞在过去短短30多年内累计外资600亿美元,外资企业聚集1.3万家,截至2014年,32镇（街）GDP均突破50亿,各镇街也基本都达到中小城市规模水平。整体来看,东莞建设用地密度在图中出现多次波峰,正验证假设中所述：在各镇级政府主体主导作用下,各镇区的城市空间规模与市区不相上下,城市整体呈现遍地成花的格局。
3.2.2 建设用地空间规模扩展差异及原因 同样,本文假设中认为,市级政府主导下,城市扩张行为主要集中在市区内,而各镇级政府主导下,城市扩张行为活跃在各镇级区内。因此,基于广州、东莞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差异,本节借助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指数,来对比分析广州、东莞两市在不同时期内城市建成空间扩展速度大小变化。
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变化的研究结果表明,两市在城市扩展的空间变化中存在显著差异（图10）。首先,广州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两阶段内,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变化都表现出“单中心,圈层式”的结构特征,且“单中心”所对应的扩展强度高值区都相应分布在各阶段的市区范围,这表明市区范围内一直以来都是全市城市扩展最快、最强、最活跃的地区。这与广州市级政府利益驱动,大规模开发市区内土地息息相关。另外,对比两阶段内的指数变化,可明显看到,两阶段内的相对峰值所对应的距离分别在10 km、30 km左右。这是因为,第一阶段,广州市政府打破旧城区界限,提出以沿轴线拓展,组团式的发展思路,开始逐渐向外建设开发区。第二阶段,广州市政府撤县设区,扩大市区范围,以规划为导向将市区空间扩展建设的主力战场下放至距市政府中心30 km左右的白云区、番禺区、花都区,启动诸如新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白云新城、广州新城、大学城等多项重大项目^[24]。事实上,两阶段都表现出围绕市中心不断向外拓展的趋势变化,充分体现假设中,利益驱动下,市级政府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增强控制城市发展资源空间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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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广州、东莞不同时间阶段城市建设用地扩展指数强度变化情况
-->Fig. 10Intensity variation of expanding index of Guangzhou and Dongguan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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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于广州,东莞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两个阶段内,城市扩展强度指数均表现出多中心,组团式的趋势特征,且多中心所对应的扩展强度高值区遍布在全市各个区段,这表明除了市区以外,东莞各镇级单元同样表现出较高强度的城市空间扩展行为。这是因为,镇区主导的以外源带动、劳务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21],迫使各镇政府大肆开发土地,抢占城市资源。另外,对比两阶段内的指数变化,可以看到,第一阶段,东莞城市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各镇区的城市扩展行为都表现较活跃,而进入第二阶段,东莞的城市化放慢脚步,表现出与第一阶段数值“此涨彼落,此落彼涨”的变化趋势,这是因为第一阶段各地中心区的城市化已发展相对成熟,使得在第二阶段的城市扩展活动集聚在各地中心区周边。总的来看,在各镇级政府主体利益驱动下,东莞市两阶段的城市扩张都出现了假设中“镇镇点火、村村冒烟”的扩张特征。
3.2.3 城市建成空间外部形态差异及原因 紧凑度^（紧凑度用来反映城市轮廓形状的紧凑性程度,其理论值在0~1之间,值越大,表明形状越紧凑。^）形维数（分形维数用来反映城市形态的复杂程度以及土地利用受干扰程度,其理论值分布在0~2 之间,值越大,表示地物形状越复杂。一般,数值<1.5 时,表示形状越简单,越接近1.5 表示越不稳定;数值>1.5 时,表示形状越复杂。）用来研究城市空间形态外部结构特征。本文假设中认为,市级政府主导下,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中心城区抱团,内部用地紧凑,稳定的特征;而各镇级政府主导下,城市空间形态表现出各地抱团,整体用地波动、分散的特征。由此,基于广州、东莞的城市发展主体力量研究,通过计算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对比分析两市在城市空间外部形态上的差异。
对比图11、图12可知,广州、东莞两市的三期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变化确实存在类似于假设中的差异性。即,以市级政府为城市发展主体的广州,中心城区紧凑度高、分形维数低,周边区县紧凑度低、分形维数高,其城市空间形态充分表现出“中心抱团,四周跳跃”的特点。而以各镇级政府为城市发展主体的东莞,市区紧凑度低、分形维数较高,周边各镇级紧凑度高、分形维数较低,其城市空间形态充分体现出“中心跳跃,各地抱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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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广州不同时间各区县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变化情况
-->Fig. 11Variation of both compact ratio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each district and county in Guangzhou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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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东莞不同时间市区和各镇区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变化情况
-->Fig. 12Variation of both compact ratio and fractal dimension of urban district and each town inDongguan in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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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空间分布及其扩张规律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市级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广州城市空间不断向市区内填充,向市区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直致了三期（1990年、2000年、2010年）市区内部空间形态紧凑、稳定,而外部反之的整体格局。虽在1990-2000年期间,广州市政府对市区内部的城市扩张行为显著,导致2000年城市形态紧凑度下降,稳定性降低,但随着中心城区内部建设用地密度趋于饱和,以及自2000年以来广州市政府推出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开展导向式城市发展管理^[25],最终使得2010年的城市形态表现出中心城区内部高度紧凑、相对稳定,外部反之的格局。
自扩权强镇以来,东莞各镇级政府获得较大自由权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使得各镇级政府对自我辖区内的城市发展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城市发展早期（1990-2000年）,受到全球化、市场化的冲击,镇级政府招商引资,投资建厂泛滥^[26],使得大多数镇区内城市紧凑度普遍较低,城市形态稳定性降低。其中,对于东莞市区,简政强权同样赋予了四街区（东莞市辖区包括莞城、东城、南城、万江四个街道）一级利益主体地位,各街区分别以自我发展为中心,导致市区内整体用地极度分散,城市形态相对其他镇区更不稳定。然而随着镇级政府对城市规划管理的重视,镇级政府开始在原有的城市规模基础上,调整城市用地结构,改观城市景观面貌,但由于之前较为“放纵”的城市开发极为混杂,加之改造将带来多方主体利益纠纷等等,使得截至2010年,东莞各镇区城市用地紧凑度相对2000年也只是小幅度提高,城市形态稳定性上升幅度不大。

4 结论与讨论

在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成为控制、推动城市发展的主体力量。而不同城市之间,由于权力层级实力差距,使得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行政级别各不一致,从而导致城市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演绎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最终通过对广州、东莞的实例研究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导。
在理论上,借助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揭示出地方政府行为作用下城市空间特征规律,即城市内部用地空间趋向饱和,城市整体规模不断壮大,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分散、跳跃,内部形态紧凑、稳定。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不同层级政府主体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特征差异,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部用地密度高、整体用地规模壮大、内部空间形态紧凑,外部分散的城市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城市空间特征。
在实证上,广州（以市级政府主导发展）和东莞（以乡镇政府主导发展）的个案研究印证了理论推导下不同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建成空间特征差异,表明从城市发展主体的地方政府入手,能够较好地解释了城市间存在的建成空间特征差异。即在市级政府主导下,广州市更偏向对市区的发展建设,不断扩大市区边界,强化市区核心辐射力,从而使得广州城市空间呈现单中心、圈层式的分布结构。而在各镇级政府的主导作用下,东莞城市建设出现“各地起灶生火”的现象,尤其是在扩权强镇政策实施后,各镇级政府对城市发展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大量征收土地,招商引资,从而使得东莞城市空间呈现多中心,组团式的分布结构。
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主体对城市空间管理、空间塑造各不一致,因此需格外注意不同权力层级治理主体对城市空间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从治理主体入手,寻找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比如在市级政府主导下,城市往往会因“摊大饼”而引发城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等问题,而在各镇级政府主导下,城市往往会因“遍地散花”的发展模式带来城市发展过于分散,产业结构趋同,城市整体功能不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利用行政、政策、管理、财税等手段来减少政府财政、经济压力,优化政府治理模式,改变政府主体治理目标,削弱政府自身利益追求,从而引导全国建成空间的优化和健康发展。
城市建成空间的形成极为复杂,通常是来自多方主体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本文仅从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主导力量出发,研究了不同权力层级的地方政府主体对城市建成空间的驱动作用。事实上,珠三角已经出现大量政府管治外、自发性的城市建设活动,市场力量、居民力量等治理作用也得到一定提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本文的结论。另外,本文借助建设用地数据进行大面上的研究可能存在局限,应需更进一步访谈,开展基于个体案例的详细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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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京祥, 洪世键. 城市空间扩张及结构演化的制度因素分析 . 规划师, 2008, 24(12): 40-43. [本文引用: 2] [Zhang Jingxiang, Hong Shijian.Institutional effects on city spatial planning and structural evolution . Planners, 2008, 24(12): 40-43.] [本文引用: 2]
[2]	Jonas A E G. Urban growth coalitions and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Postwar growth and the politics of annexation in metropolitan Columbus . Urban Geography, 1991, 12(3): 197-225.https://doi.org/10.2747/0272-3638.12.3.19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theme in urban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Within this theme, scholars have highlighted the role of so-called urban growth coalitions in the creation of conditions favorable for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ir activities, growth coalitions may be interested in jurisdict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 particular, municipal annex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ditions that have facilitated annexation as a postwar growth policy in metropolitan Columbus, Ohio, and the role of urban growth coalitions in shaping the policy. The policy has been effective to the extent that annexation to Columbus for municipal purposes has not included decisions on the transfer of school district territory.
[3]	Terhorst P, Ven J.The national urban growth coalition in the Netherlands . Political Geography, 1995, 14(4): 343-361.https://doi.org/10.1016/0962-6298(95)95718-DURL摘要 Many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use the concept of 'urban growth coali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locally dependent' business elites, local state officials and, sometimes, labour unions form a territorially based coalition in order to revitalize cities in decay or to promote urban growth. Although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do play a role in city-development policie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since the late 1970s urban growth coalitions in the USA have mainly been based on local business firms and loc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rticularly since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there is a tendency to mobilize resources locally rather than relying on federal and state resources. In this paper we want to contrast the US 'model' of city-development policy with the Dutch one, and argue for a 'national urban growth coalition' in The Netherlands.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large cities, the central state, several national institutions like transportation, trade and agricultural capital, pension funds, and the environmentalists have joined hands in order to promote central-city growth. The explan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ational urban growth coalition' in The Netherlands is to be found in a variety of Dutch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contingencies that are interrelated: a small country, specialized in agriculture, transport and trade, characterized by corporatism, pillarization, a very well-developed welfare state, an extreme fiscal centralization, one constituency and a concomitant political culture of cooperation and consensus seeking.
[4]	Pierre J.Can urban regimes travel in time and space? Urban regime theory, urban governanc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urban politics .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4, 50(6): 864-889.https://doi.org/10.1177/1078087413518175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Urban regime theory has shaped the urban politics research agenda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rban regime theory draws on public and corporate behavior and strategies that were typical to the industrial era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sult, the theory is insensitive to changes in institutional hierarchi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actors and issues in urban politics. Urban governance theory conceptualizes agency more generically that allows the theory to travel better than urban regime theory in time and space.
[5]	吴启焰, 甄峰, 张京祥, 等. 建造环境供给结构的转型与都市景观的演化: 以南京为例 . 地理科学, 2001, 21(4): 360-36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1.04.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综合国外新古典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制度分析中有关建筑环境保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制造环境保障结构转型对都市景观演变的三个基本作用要素，并针对中国都市区，揭示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转型。城市内各行业，部门的发展和土地发展的组织过程和干预手段对都市景观发展过程的影响，或城市规划功能转化这三方面共同构成的都市景观变化内涵。 [Wu Qiyan, Zhen Feng, Zhang Jingxiang, et al.The change of provision struc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transition of urba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metropolitan Nanjing .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21(4): 360-367.]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1.04.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综合国外新古典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及制度分析中有关建筑环境保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确定制造环境保障结构转型对都市景观演变的三个基本作用要素，并针对中国都市区，揭示由特定的政治经济关系转型。城市内各行业，部门的发展和土地发展的组织过程和干预手段对都市景观发展过程的影响，或城市规划功能转化这三方面共同构成的都市景观变化内涵。
[6]	叶嘉安, 黎夏.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与农田流失研究: 以东莞市为例 . 经济地理, 1999, 19(1): 68-73. [本文引用: 1] [Ye Jia'an, Li Xia.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sprawl, and agricultural land los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 Economic Geography, 1999, 19(1): 68-73.] [本文引用: 1]
[7]	张京祥, 罗小龙, 殷洁. 长江三角洲多中心城市区域与多层次管治 .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1): 65-69.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8.01.009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Zhang Jingxiang, Luo Xiaolong, Yin Jie.Polycentric mega-city regions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8, 23(1): 65-69.]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8.01.009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多中心城市区域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在这一城市区域空间内也出现了多层次的管治,以应对全球化环境下愈演愈烈的城市竞争.本研究对长江三角洲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正在呈现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同时由于地方政府的非理性发展,长三角地区出现了投资争夺,基础设施建设冲突和产业结构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从国家到县(市)的不同层面,出现了各种管治新形式,相互交织,并正在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管治体系.
[8]	刘雨平. 地方政府行为驱动下的城市空间演化及其效应研究 . 南京: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针对当前我国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以行动者（地方政府）为中心、以“理性选择”为视角，探讨在当前我国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机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行动策略及行动结果，阐述了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方式与机制，构建了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关联。在论文结构上，首先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制度所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阐述了地方政府空间生产转向的逻辑过程。在此基... 展开 针对当前我国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以行动者（地方政府）为中心、以“理性选择”为视角，探讨在当前我国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机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行动策略及行动结果，阐述了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方式与机制，构建了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关联。在论文结构上，首先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制度所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阐述了地方政府空间生产转向的逻辑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实证案例探讨了地方政府为推进空间生产采取的具体行动策略，并进一步结合实证案例阐述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空间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最后对如何构建有利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第一章，绪论，指出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思路以及论文结构。首先从当前我国令人费解的空间现象与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入手，提出了试图在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之间建立关联的主要研究目标，并对主要实证地区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二章，相关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对当前我国相关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从“制度与行为”、“资本、权力与空间”两个角度对现有的理论进行了梳理，重点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空间生产理论的特点、研究范式和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以理性选择视角、以地方政府为中心分析‘制度-空间’之关联”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基本的理论假设和研究逻辑，为本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章，制度环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行动者行为影响的角度阐述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重点阐述了“强激励”与“弱约束”的特有制度环境是如何强化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积极、冒险的行为特征的，同时结合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制度环境中各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等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剖析，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 　　第四章，制度理性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迁。从制度环境与行动空间角度阐述了制度环境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演变过程，分析这些制度变迁对地方政府发展资源（行动空间）的影响，并剖析了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发展资源调整“经营方式”的。本章同时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空间价值属性的变迁进行了回顾，结合地方政府“经营”方式的演变和城市空间价值属性的变迁，推导出当前地方政府转向“空间生产”的必然性和内在的理性选择逻辑。 　　第五章，地方政府空间生产的策略选择。本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鉴于本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分析城市的空间现象及其机制，地方政府具体的行动策略（特别是土地使用决定）尤为重要。在该部分，基于“中国式”空间生产的理论假设，剖析了地方政府“扩张策略”、“垄断策略”、“营销策略”三大策略的形成及其逻辑关系，采取“混合式”的分析途径，结合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和大量生动的案例，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重大项目决策中的具体做法以及深层原因。 　　第六章，政府行为驱动下的城市空间演化效应。在该部分重点结合扬州实证案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进行了阐述。 　　第七章，构建有利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在经过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的复杂性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同时基于“制度-行为-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回过来对当前我国制度的滞后与缺陷进行了剖析，并对如何改善制度环境、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第八章，结论与讨论部分。总结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归纳主要结论与创新点，并且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收起 [Liu Yup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driven by local government's behavior and its effects . Nan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 2013.]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针对当前我国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以行动者（地方政府）为中心、以“理性选择”为视角，探讨在当前我国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机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行动策略及行动结果，阐述了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方式与机制，构建了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关联。在论文结构上，首先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制度所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阐述了地方政府空间生产转向的逻辑过程。在此基... 展开 针对当前我国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特殊性，本研究在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地理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本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以行动者（地方政府）为中心、以“理性选择”为视角，探讨在当前我国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下，城市空间的形成与演变机制。通过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行动策略及行动结果，阐述了当前中国制度环境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方式与机制，构建了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的关联。在论文结构上，首先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制度所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的角度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阐述了地方政府空间生产转向的逻辑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实证案例探讨了地方政府为推进空间生产采取的具体行动策略，并进一步结合实证案例阐述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空间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最后对如何构建有利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第一章，绪论，指出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思路以及论文结构。首先从当前我国令人费解的空间现象与复杂多变的制度环境入手，提出了试图在制度环境与空间现象之间建立关联的主要研究目标，并对主要实证地区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二章，相关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对当前我国相关城市空间结构变迁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其研究的不足之处。从“制度与行为”、“资本、权力与空间”两个角度对现有的理论进行了梳理，重点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空间生产理论的特点、研究范式和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以理性选择视角、以地方政府为中心分析‘制度-空间’之关联”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基本的理论假设和研究逻辑，为本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三章，制度环境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从制度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行动者行为影响的角度阐述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重点阐述了“强激励”与“弱约束”的特有制度环境是如何强化地方政府作为“理性人”积极、冒险的行为特征的，同时结合地方政府多重角色、制度环境中各类行动者的相互作用等进一步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剖析，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特征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 　　第四章，制度理性驱动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变迁。从制度环境与行动空间角度阐述了制度环境对行动者的行为影响。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演变过程，分析这些制度变迁对地方政府发展资源（行动空间）的影响，并剖析了地方政府如何利用发展资源调整“经营方式”的。本章同时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空间价值属性的变迁进行了回顾，结合地方政府“经营”方式的演变和城市空间价值属性的变迁，推导出当前地方政府转向“空间生产”的必然性和内在的理性选择逻辑。 　　第五章，地方政府空间生产的策略选择。本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鉴于本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分析城市的空间现象及其机制，地方政府具体的行动策略（特别是土地使用决定）尤为重要。在该部分，基于“中国式”空间生产的理论假设，剖析了地方政府“扩张策略”、“垄断策略”、“营销策略”三大策略的形成及其逻辑关系，采取“混合式”的分析途径，结合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国家相关政策影响和大量生动的案例，阐述了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重大项目决策中的具体做法以及深层原因。 　　第六章，政府行为驱动下的城市空间演化效应。在该部分重点结合扬州实证案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进行了阐述。 　　第七章，构建有利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在经过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的复杂性进一步进行了阐述，同时基于“制度-行为-空间”之间的逻辑关系，回过来对当前我国制度的滞后与缺陷进行了剖析，并对如何改善制度环境、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第八章，结论与讨论部分。总结论文研究的主要成果，归纳主要结论与创新点，并且对下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收起
[9]	殷洁, 张京祥, 罗小龙. 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发展与地方政府企业化 . 城市问题, 2006, (4): 36-41. [本文引用: 1] [Yin Jie, Zhang Jingxiang, Luo Xiaolong.Urban develop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entreprenurialism in transitional era of China . Urban Problems, 2006, (4): 36-41.] [本文引用: 1]
[10]	Walder Andrew G.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101(2): 263-301.https://doi.org/10.1086/230725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Despite widespread skepticism about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China's rapid industrial growth has been led by public enterprises. Kornai's theory of soft budbet constraints, born of the failure of earlier Hungarian reforms, fosters such skepticism-but it assumes as fixe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in fact vary widely across government jurisdictions. Local governments with smaller industrial bases have clearer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fewer nonfinancial interests in enterprises, and a greater capacity to monitor them. In China's vast public sector, the fastest growth in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has occurred where government ownership rights are clearest and most easily enforced, which enables officials to manage public industry as a diversified market-oriented firm.
[11]	吴缚龙. 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管治 . 城市规划, 2002, 26(9): 33-35.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2.09.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分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城 市管治演变发生的重大原因 ,主要是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 ,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 ,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 ;指出了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 ,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Wu Fulong.Urban governance towards the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2, 26(9): 33-35.]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2-1329.2002.09.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分析了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城 市管治演变发生的重大原因 ,主要是经济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 ,转型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变速度超出了国家单位系统的能力范围 ;规划控制的放松导致了各种尺度上生产要素的变动性 ,而且造成了维持社会等级组织的巨大困难 ;指出了城市管治变化的方向不在于构建新的市民社会 ,国家机器通过地域化过程以加强其对社会的管治能力。
[12]	张京祥, 殷洁, 罗小龙. 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 . 人文地理, 2006, 90(4): 1-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4.001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Zhang Jingxiang, Yin Jie, Luo Xiaolong.Research of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alization . Human Geography, 2006, 90(4): 1-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6.04.001URL [本文引用: 2]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的不断作用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全面的转型,其中政府角色与作用的变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领域.与西方国家政府进行的"企业化管治"所不同的是,中国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行政资源直接移植到新的城市竞争体系之中,即表现为强烈的"政府企业化"特征.在全球竞争时代,城市空间资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的重要竞争元素,也是"政府企业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的发展因而也表现出政府强烈主导、逐利色彩浓厚的特征.本文将从政府企业化这个角度审视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发展演化的深刻机制,并且对其相应的衍生效应给予客观的评价.
[13]	吴启焰, 陈辉, Belinda Wu, 等. 城市空间形态的最低成本—周期扩张规律: 以昆明为例 . 地理研究, 2012, 31(3): 484-494.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形态演化反演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是内部最低成本土地利用模式驱动力的外部表达。这一城市空间格局演变遵循本文提出的"外部扩张,内部填充"相互交替总体规律。它既是集聚与扩散驱动因子作用的结果,也是植入与再植入的"扬弃"选择过程的交互作用产物。基于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的假设,本文选取昆明建成区近现代的影像资料,运用形态学的视角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探寻城市形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从城市形态演变的一般理性微观、宏观过程来看,城市形态变迁在统计学上遵循最低成本—周期扩张规律假设;(2)在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内,公共投资与基层设施建设变动及其要素替代效应对形态的周期性扰动响应是其核心作用机制。 [Wu Qiyan, Chen Hui, Belinda Wu, et al.The minimum cost-cycle expansion law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A case study of Kunming in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3): 484-494.]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形态演化反演城市土地利用模式的转变,是内部最低成本土地利用模式驱动力的外部表达。这一城市空间格局演变遵循本文提出的"外部扩张,内部填充"相互交替总体规律。它既是集聚与扩散驱动因子作用的结果,也是植入与再植入的"扬弃"选择过程的交互作用产物。基于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的假设,本文选取昆明建成区近现代的影像资料,运用形态学的视角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变迁,探寻城市形态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从城市形态演变的一般理性微观、宏观过程来看,城市形态变迁在统计学上遵循最低成本—周期扩张规律假设;(2)在最低成本—周期扩张模型内,公共投资与基层设施建设变动及其要素替代效应对形态的周期性扰动响应是其核心作用机制。
[14]	洪世键, 张京祥.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扩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 城市规划学刊, 2009, 181(3): 89-94. [本文引用: 1] [Hong Shijian, Zhang Jingxiang.China's urban spatial growth based on the reform of land use system: A theoretical analytic framework .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9, 181(3): 89-94.] [本文引用: 1]
[15]	吴启焰, 曾文. 基于组织与机制的“地王”现象政治经济解析 . 地理研究, 2011, 30(10): 1847-1860.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1URLMagsci摘要 "地王"现象作为一种城市政治经济现象,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城市政治经济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运用其中的城市政体论与增长机器论对"地王"现象的上层建筑进行了解构,通过分析该现象背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地王"这一土地投机泡沫现象,是城市尺度内土地开发领域的各方政治经济群体博弈的城市政治经济后果,并且"地王"现象中的增长机器与城市政体内权力组织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地方政府在增长联盟中处于支配地位,是增长联盟的核心;(2)中央政府对增长联盟有着绝对的、最终的调控能力;(3)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构成"合作—冲突"连续统。(4)增长机器与政体类型会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和社会国民意识的发育而发生变化,在地理或历史维度上呈现从发展政治策略到社会福利策略的时空上连续过渡。此外,与西方案例有异,中国城市政体/增长机器突破了城市内部的局限,将增长联盟的博弈从地方、场所推到了国家的层面。 [Wu Qiyan, Zeng Wen.A perspective of Primelot on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The building of urban regime and growth machin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0): 1847-1860.]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00011URLMagsci摘要 "地王"现象作为一种城市政治经济现象,是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城市政治经济理论进行了回顾,然后运用其中的城市政体论与增长机器论对"地王"现象的上层建筑进行了解构,通过分析该现象背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认为"地王"这一土地投机泡沫现象,是城市尺度内土地开发领域的各方政治经济群体博弈的城市政治经济后果,并且"地王"现象中的增长机器与城市政体内权力组织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1)地方政府在增长联盟中处于支配地位,是增长联盟的核心;(2)中央政府对增长联盟有着绝对的、最终的调控能力;(3)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构成"合作—冲突"连续统。(4)增长机器与政体类型会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能力和社会国民意识的发育而发生变化,在地理或历史维度上呈现从发展政治策略到社会福利策略的时空上连续过渡。此外,与西方案例有异,中国城市政体/增长机器突破了城市内部的局限,将增长联盟的博弈从地方、场所推到了国家的层面。
[16]	徐江, 叶嘉安, 吴缚龙, 等. 土地商品化: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土地新政与土地开发 . 城乡规划, 2011, (1): 138-152. [本文引用: 1] [Xu Jiang,Ye Jia'an, Wu Fulong , et al. Land commodification: New land development and politics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1990s .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1, (1): 138-152.] [本文引用: 1]
[17]	张京祥, 殷洁, 罗震东. 地域大事件营销效应的城市增长机器分析: 以南京奥体新城为例 . 经济地理, 2007, 27(3): 452-457. [本文引用: 1] [Zhang Jingxiang, Yin Jie, Luo Zhendong.Analysis of urban growth machine based on great event marketing-case study of Nanjing new Olympic city .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3): 452-457.] [本文引用: 1]
[18]	张京祥, 吴佳, 殷洁. 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及其空间效应的检讨 . 城市规划, 2007, 31(12): 26-3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中国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在特定发展环境和特定土地使用规制体系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分权化改革与土地市场化改革相叠合的产物,它强化了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治理特征。文章通过对南京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土地储备制度对城市空间演化的种种正、负效应,并运用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剖析了政府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对短期利益的述求。文章认为,当前中国许多城市实施的土地储备制度具有极大的功利性,其对城市发展中的公共利益难以保障,并直接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寻租,影响了城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必须以综合效益作为其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Zhang Jingxiang, Wu Jia, Yin Jie.Criticism of urban land banking system and its spatial effect .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7, 31(12): 26-3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中国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是在特定发展环境和特定土地使用规制体系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分权化改革与土地市场化改革相叠合的产物,它强化了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企业化治理特征。文章通过对南京的实证研究,揭示了土地储备制度对城市空间演化的种种正、负效应,并运用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剖析了政府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对短期利益的述求。文章认为,当前中国许多城市实施的土地储备制度具有极大的功利性,其对城市发展中的公共利益难以保障,并直接导致了政府行为的寻租,影响了城市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必须以综合效益作为其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19]	丁成日. 城市密度及其形成机制: 城市发展静态和动态模型 . 国外城市规划, 2005, 20(4): 7-10.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5.04.00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阐述城市(人口)密度静态和动态形成的演变机制,揭示市场经济体系下城市密度的决定机制,分析城市密度静态和动态的空间变化,以及控制城市密度的后果。文章指出,控制高度(或密度)的目的是减少密度,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减少交通压力。实际上,控制高度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造成人口密度不降反升,环境质量更加恶化,交通日益拥挤。 [Ding Chengri.Mechanism of urban density determination: Static and dynamic models .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5, 20(4): 7-10.]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05.04.00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阐述城市(人口)密度静态和动态形成的演变机制,揭示市场经济体系下城市密度的决定机制,分析城市密度静态和动态的空间变化,以及控制城市密度的后果。文章指出,控制高度(或密度)的目的是减少密度,提高人居环境质量,减少交通压力。实际上,控制高度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造成人口密度不降反升,环境质量更加恶化,交通日益拥挤。
[20]	赵楠琦, 仝德, 李贵才. 政府收益驱动下城市土地开发结构性差异的理论分析 .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12): 77-81. [本文引用: 1] [Zhao Nanqi, Tong De, Li Guicai.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 in urban l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revenue .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 21(12): 77-81.] [本文引用: 1]
[21]	温淦荣. 关注东莞、研究东莞: 城市篇. 广州: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2008. [本文引用: 2] [Wen Ganrong.Focus on and Research on the City of Dongwan. Guangzhou: New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in Guangdong, 2008.] [本文引用: 2]
[22]	王厚军, 李小玉, 张祖陆, 等. 1979-2006年沈阳市城市空间扩展过程分析 . 应用生态学报, 2008, 19(12): 2673-2679.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1979、1992、2001和2006年遥感影像资料，利用人机交互式方法提取了沈阳市城市扩展信息，并借助GIS技术对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功能，从城市扩展强度、重心坐标、紧凑度、分形维数和城市扩展弹性系数方面对沈阳市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6年间，沈阳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扩展强度逐渐增强，以2001—2006年间的城市扩展规模和速度最大;沈阳市城市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城市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偏移;紧凑度逐渐减小，分形维数逐渐增大，城市空间形态日益复杂;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政策和城市规划是沈阳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Wang Houjun, Li Xiaoyu, Zhang Zulu, et al.Analysis on urban spatial expression process in Shenyang city in 1979-2006 .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8, 19(12): 2673-2679.]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1979、1992、2001和2006年遥感影像资料，利用人机交互式方法提取了沈阳市城市扩展信息，并借助GIS技术对空间数据的统计分析功能，从城市扩展强度、重心坐标、紧凑度、分形维数和城市扩展弹性系数方面对沈阳市城市扩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9—2006年间，沈阳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扩展强度逐渐增强，以2001—2006年间的城市扩展规模和速度最大;沈阳市城市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城市重心总体向西南方向偏移;紧凑度逐渐减小，分形维数逐渐增大，城市空间形态日益复杂;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政策和城市规划是沈阳市城市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23]	胡青善, 辛华. 东莞:宜以区划调整推动多中心组团发展 . 开放导报, 2012, (1): 52-5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623.2012.01.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我国行政区划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特殊的发展模式和"市辖镇"行政架构导致东莞城市发展"四处开花",分散发展。未来东莞实现多中心组团发展,关键是要加快实施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导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32个镇街"诸侯割据"局面。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体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务必系统有序、分阶段逐步推进。 [Hu Qingshan, Xin Hua.Dongguan: A multi-center approach for growth based on urban planning revision . China Opening Journal, 2012, (1): 52-5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6623.2012.01.01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我国行政区划与城市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特殊的发展模式和"市辖镇"行政架构导致东莞城市发展"四处开花",分散发展。未来东莞实现多中心组团发展,关键是要加快实施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导的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32个镇街"诸侯割据"局面。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体的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务必系统有序、分阶段逐步推进。
[24]	吴翊朏, 李郇. 地方政府管治下城市空间拓展: 以广州市为例 . 人文地理, 2014, 29(4): 52-58. [本文引用: 1] [Wu Yifei, Li Xun.Urban spatial expansion under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in Guangzhou . Human Geography, 2014, 29(4): 52-58.] [本文引用: 1]
[25]	张京祥, 吴缚龙, 崔功豪. 城市发展战略规划: 透视激烈竞争环境的地方政府管治 . 人文地理, 2004, 19(3): 1-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4.03.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并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了种种反应。发展战略规划就是地方政府力图突破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强化地方发展利益的一种新城市管治方式。文章通过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分析了其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导角色,透视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管治的变化。 [Zhang Jingxiang, Wu Fulong, Cui Gonghao.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in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s . Human Geography, 2004, 19(3): 1-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98.2004.03.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给中国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倾向更加明显,并对外界环境变化做出了种种反应。发展战略规划就是地方政府力图突破传统城市规划的制约,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强化地方发展利益的一种新城市管治方式。文章通过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研究,分析了其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主导角色,透视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地方政府管治的变化。
[26]	王登嵘, 邓荣全, 陈文胜. 城镇空间整合导向下的东莞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 规划师, 2006, 22(9): 65-6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6.09.02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现行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是造成东莞城镇空间非整合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因而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 是实现城镇空间整合的关键。在综合分析东莞市域社会、经济、空间背景及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全面衡量各种管治模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制定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创 新方案，有序、有效地推进市域城镇空间的整合。 [Wang Dengrong, Deng Rongquan, Chen Wensheng.A study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region division in Dongguan under the guidance of space integration of towns . Planners, 2006, 22(9): 65-6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0022.2006.09.02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现行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是造成东莞城镇空间非整合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因而创新行政区划管理体制 是实现城镇空间整合的关键。在综合分析东莞市域社会、经济、空间背景及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全面衡量各种管治模式和手段，有针对性地制定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创 新方案，有序、有效地推进市域城镇空间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