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a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housing price in urban China
WANGFengl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1-26
修回日期:2017-03-9
网络出版日期:2017-05-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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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区划是国家根据政权结构、行政管理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按照一定原则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大小不同的行政区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置相关地方国家机关实施行政管理[1]。作为国家结构体系的基本组织形式和国家权力的地域分割配置,行政区划具有管理和空间双重属性,包括地域范围、等级层次、行政边界和行政中心等要素[2]。行政区划不仅是中央政府统治和管理全国各地的一个有效手段,也通过“行政区经济”等形式影响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3],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治久安的大战略问题。一般而言,行政区划的框架一经确立会长期沿袭[2]。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管理的需要,优化配置区域与城市空间结构,协调辖区间或辖区内部的矛盾,会对现有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包括行政区建制、范围/边界、级别/层次、隶属关系、名称和机关驻地变动等形式[4,5],如撤县(地)设市、撤县(市)设区、地市合并、省管县、市辖区调整与乡镇撤并等[6]。不过,行政区划调整存在不同阶段和类型。改革开放以前,国内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如为了协调过渡时期各项工作,1949-1954年间中国设立了6个大行政区,而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撤销了这些大行政区;改革开放后,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多考虑经济发展需要,为了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适应快速城镇化的趋势,撤县设市成为主流行政区划调整形式;1997年以后,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包括撤县(市)设区和区界重组两大类[7],撤县设区尤其是1999年后影响深远的一种行政区划调整形式[4]。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尤其是政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内容[4,8,9]。其中,大量研究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首先,探讨了不同类型行政区划调整的城市化效应[10-12]。研究发现,撤县设市对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效果有 限[13],而撤县设区有利于扩大中心城市发展空间[2],推动人口集聚[12],加快产业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进程[10],并通过工业化、房地产开发、大项目建设和城市规划修编带动土地、景观和设施等的非农化和建设用地扩张[14,15]。不过,区划调整的结果受城市结构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11]以及经济发展模式[14]影响,并且存在东中西区域差异[12]。在某些情况下,区划调整还会导致虚假城市化和土地开发低效等问题[2,16,17],产生土地扩张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的现象[18]。其次,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5,19,20]。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的研究认为区划调整只有短期影响[20],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区划调整具有长期效应[19],还有研究认为拆县设区效果优于整县设区[21]。最后,还有****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体系和城市群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划调整往往增强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群的向心性,推进了区域空间的整合[22],但有可能削弱次级区域中心的地位[23],并且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影响[22]。
已有研究较少考虑行政区划调整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石忆邵和徐妍菲对南汇并入浦东新区后房价变化的分析[24]。他们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后要大。但是,该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仅用区划调整虚拟变量在房价Hedonic模型中的系数衡量区划调整效应。但是,并非所有其他没有经历区划调整的城区都能作为对照组,如静安区的房价上涨因子与南汇区显然有所不同,因此可能静安区不适合作为比较对象。第二,仅采用普通线性回归模型,而没有使用面板模型,因此可能混淆时间效应与区划调整效应。第三,仅考虑了城区合并的影响,其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区划调整。
本文基于更严谨的方法分析1999年后撤县(市)设区和区界重组两种主流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以期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和其他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理论框架
商品房价格存在很强的行政区边界效应[25]。例如,在广佛交界,相隔一两公里广州的楼盘房价是佛山的2倍以上[26]。因此,行政区划调整会加快房价的空间扩散[27],从而对区划调整地区的商品房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结合现有研究文献[28,29],我们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主要通过4个机制影响商品房的价格(图1):土地出让、基础设施投资、房价预期和人口迁移。其中,前两者为供给因素,后两者为需求因素。行政区划调整对不同空间尺度房价的影响有所不同。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理论模型
-->Fig. 1Theoretical framework
-->
以撤县(市)设区为例①(① 由于县级市发展水平往往落后于城区,因此撤县(市)设区的效果与弱区被强区合并类似,即本文的理论框架适用于弱区被强区合并的情况。),被撤并县(市)和整个地级市房价变化方向可能不一致。总的来说,行政区划调整后被撤并县(市)的房价应该会上升。首先,由于被撤并县(市)土地出让价格多低于原地级市地价,因此土地市场整合后,被撤并县(市)的地价会上升,进而带动房价上升。其次,撤县(市)设区后,出于区域整合发展的考虑,被撤并县(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往往会增加,这会改善房地产的区位条件,从而促进房价上升。再次,撤县(市)设区后,人们往往预期被撤并县(市)房价将走高,这种预期会推动房价增长。最后,撤县(市)设区往往带动大量人口迁入被撤并县(市)[12],迁入的移民会通过增加住房需求推高房价。
撤县(市)设区后整个城市的房价变动方向难以确定。从用地供给角度看,撤县(市)设区后土地供应量增加,这一方面会降低新开发房地产的成本,另一方面会通过价格信号的扩散效应带动在售房地产价格降低[30],因此整个城市房价增长势头应该减缓。但是,一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存在“易涨难跌”的刚性和“买涨不买跌”等非理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新开发住房的规格往往较已有住房不断增高,因此撤县(市)设区后整个城市的房价也可能提高。更重要的是,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可能因城市级别和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特大城市拥有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具有推动房价增长的强大动力,因此区划调整的效应更强烈。相反,很多一般的地级市受行政资源和内生需求限制,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有限。因此,理论上看,撤县(市)设区对整个城市房价的影响方向不确定,并且可能存在异质性。
2.2 数据来源
由于国内房价统计数据有限,数据可获得性是决定方法选取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公开发布的地级市房价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该年鉴从2000年开始发布②(② 该年鉴2000年未提供销售额信息。),提供280多个地级市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金额和面积,据此可以计算每个城市的平均房价。考虑到房价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本文考察房价的增长率而非房价本身。地级市房价的解释变量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目前,国内尚无公开发布的区县房价统计数据,仅iFind等收集了上海市各区县新建商品房的销售价格。该数据为月度数据,但是从2009年才开始统计。然而,2009年以后上海市只有崇明县在2016年7月22日撤县设区,其撤县设区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因此,目前的房价数据只能研究撤县设区对整个城市房价的影响,而无法研究对被撤并县的影响。不过,2009年后上海市发生过多次城区合并,因此上海市各区县的房价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城区合并对区级尺度房价的影响。行政区划调整数据主要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0-2014年)。其中列出了每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包括县改市、地市合并、撤县(镇)设区、行政区边界调整和地名或政府驻地变更等类型。考虑到行政区划调整对不同行政级别和人口规模的城市影响可能有所差别,本文按照最新的城市规模分类标准将地级市分为四类: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100万以上的大城市和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分别进行研究。
2.3 研究方法
同很多项目评估(program evaluation)研究类似,评估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影响的一个难点在于无法同时观测到研究对象在经历行政区划调整和未经历行政区划调整时的房价[31]。为此,已有研究往往利用面板数据,采用直接比较法[5,11]或双重差分法[12,20],通过比较受影响地区(处理组)与其他地区(对照组)的差异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但是,直接将所有未受影响的地区作为对照组存在可比性问题——对照组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处理组不同,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的差异不能反映事件本身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Abadie等提出了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32-34]。合成控制法的主要逻辑是通过寻找可参照对象的加权组合构造一个“反事实”的对照组。该方法的优点是对照组的构造是数据驱动的,可以减少主观选择偏差,也能够避免将差异过大的城市纳入对比造成过分外推(excessive extrapolation)[35]。但在反事实对照组的构建上,Abadie等基于一系列解释变量的历史数据来拟合其被解释变量;萧政等则基于被解释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趋势外推[34,35]。目前,合成控制法已经被广泛用于评估各种政策效果[36],包括房产税征收对房价的影响[37,38]、香港和大陆签订CEPA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33]、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9]。因为国内年度地级市公开房价数据从2001年才开始发布,采用萧政的趋势外推法可能拟合效果较差,故本文采用Abadie等的方法分析撤县设区对整个城市房价的影响。相反,由于区县缺乏(月度)房价解释变量数据,故宜采用萧政的方法分析城区合并对城区房价的影响。具体而言,撤县设区对整个城市房价影响的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
对于没有经历区划调整的城市i,其房价
式中:
根据Abadie等的方法,
式中:
城区合并对房价影响的计算过程与此类似,不过房价的拟合模型中仅包含历史房价信息:
式中:
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房价的影响效应为:
未经历合并的城区房价预测方程为:
式中:
被合并城区如果没有经历区划调整(反事实)的房价可以通过下式预测:
最优的合成权重
2.4 案例选取
由于各个城市撤县设区的时间不一致,而合成控制法需要对各城市单独分析,因此这里主要选择几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案例的选取标准为:① 撤县设区发生在2008年以后、2012年以前,以便既有足够信息拟合房价变化,又能够查看调整后房价走势;② 案例地在15年间只经历过1次区划调整,防止多次调整造成效应叠加;③ 案例地具有代表性。2000-2013年间国内城市经历了60次撤县设区,多发生在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14座超大城市和其他30座特大城市分别发生14次和23次撤县设区,而189座大城市和12座中小城市仅发生23次撤县设区(表1)。2008年后撤县设区主要发生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此,本文分别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选择长沙和宜宾作为分析对象,其余相同层级的城市作为可能的对照组。这两座城市也可以看作内地二线、三线大城市的代表。两座城市都在2011年经历过一次区划调整——2011年5月,国务院批准撤销望城县设立长沙市望城区;2011年2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南溪县设立宜宾市南溪区。Tab. 1
表1
表12000-2013年不同等级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频次
Tab. 1Frequency of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 for cities of different levels during 2000-2013
城市级别 | 撤县设区(全部) | 撤县设区(2008年后) | 城区合并(全部) | 城区合并(2008年后) |
---|---|---|---|---|
超大城市(14座) | 14 | 1 | 7 | 5 |
特大城市(74座) | 23 | 10 | 2 | 1 |
大城市(189座) | 23 | 8 | 3 | 1 |
中小城市(12座) | 0 | 0 | 1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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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数据限制,城区合并的分析案例只能选择上海且发生在2009年后。从表1可以发现,城区合并主要发生在超大城市,因此将上海作为案例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2009年后上海发生了3次城区合并——2009年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2011年卢湾区并入黄埔区、2015年闸北区并入静安区。为了有足够数据进行拟合,本文选择最近被合并的闸北区作为分析对象。
3 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在过去15年间,中国地级市的房价快速增长,年均算术增长率高达12.90%,年均几何增长率高达10.57%。这说明房价存在着刚性增长趋势,容易增长而不易下降。相比之下,经历过撤县设区城市的房价增速与平均值相差不大——算术增长率为12.48%,几何增长率为10.63%。具体到每一年,撤县设区城市在区划调整后2年起房价增幅开始加快,调整前两年和调整后1年房价增速有所减缓(表2)。不过,调整前后房价的变化因行政级别而异。特大城市区划调整当年和调整后第3年房价增速较高,调整前1年和调整后1~2年房价增速较低;大城市区划调整前1年房价增速较快,调整当年和后第2年房价增速减缓,2年后房价增速重新加快。具体到长沙和宜宾,其区划调整前后的房价变化与上述趋势类似。2011年长沙的房价增速高于特大城市平均增速而2012年低于特大城市平均增速;2010年和2012年宜宾的房价增速高于大城市平均水平而2011年低于大城市平均水平。但长沙2010年房价的增速高于而非低于其他特大城市。上述结论表明,不同级别的城市区划调整前后房价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存在差异,且城市房价往往在区划调整前就已经发生异常变化——这可能由于区划调整前部分居民或开发商获得了相关信息,推动了房地产的炒作和投机。Tab.2
表2
表2不同级别的城市撤县设区前后房价的增长率(%)
Tab.2Average growth rate of housing price before and after annexation of counties (%)
(A)不同类型城市撤县设区前后房价增长率 | |||
---|---|---|---|
时间(0为调整当年) | 所有撤县设区城市 | 撤县设区的大城市 | 撤县设区的特大城市 |
-8 | 15.14 | 18.98 | 12.05 |
-7 | 14.20 | 15.80 | 13.10 |
-6 | 12.65 | 18.53 | 16.15 |
-5 | 14.25 | 16.47 | 11.21 |
-4 | 11.96 | 12.94 | 11.15 |
-3 | 15.17 | 14.97 | 8.16 |
-2 | 9.72 | 10.87 | 10.44 |
-1 | 10.06 | 14.16 | 6.35 |
0 | 10.38 | 6.54 | 16.32 |
1 | 10.24 | 12.07 | 9.26 |
2 | 14.69 | 14.23 | 10.38 |
3 | 17.34 | 17.48 | 20.58 |
4 | 16.85 | 17.50 | 15.30 |
5 | 14.94 | 17.53 | 10.75 |
6 | 13.08 | 14.46 | 11.56 |
7 | 13.69 | 16.23 | 10.81 |
8 | 18.88 | 15.79 | 18.49 |
所有年份均值 | 12.29 | 13.01 | 11.35 |
(B)研究对象城市撤县设区前后与其所在级别城市房价增长率对比 | |||
长沙 | 大城市 | 特大城市 | |
2010年 | 21.12 | - | 17.05 |
2011年 | 33.08 | - | 20.04 |
2012年 | 3.76 | - | 8.49 |
宜宾 | 大城市 | 特大城市 | |
2010年 | 21.92 | 19.46 | - |
2011年 | 17.14 | 18.81 | - |
2012年 | 11.99 | 7.8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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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的房价变化看,城区合并后平均房价会发生显著变化。2015年1月以前,闸北市的房价与上海市平均房价基本一致,而在城区合并前后房价快速增长,目前已经达到上海市平均房价和静安区平均房价的中间值(图2)。静安区的房价在2012年后增速十分稳定,说明受城区合并的影响较小。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前后静安区房价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原因是当时曾传言静安和卢湾都将被黄埔合并,但后来不了了之。这进一步说明城区合并对房价具有重要影响。采用常用的地理学比较研究思路,我们还对闸北区的房价增长率和两类相近城区进行了比较。一类采取孙斌栋等对上海市中心区—郊区的划分[39],将闸北区与其所在的“中心城边缘区”(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和普陀区)进行对比;另一类与其地理临近的城区(宝山区、普陀区、静安区、黄浦区和虹口区)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区划调整前后几个月闸北区的房价增速高于两类相近城区的平均增速,并且在第二年三月份再次走高。考虑到三月份是房地产交易的一个小高峰,说明区划调整对闸北区房价的影响持续到了第二年。不过,一方面,基于地理同质性或邻近性选择相近地区比较不一定具有可比性——如与闸北区临近的几个中心城区房价变化与闸北区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单纯对房价增速进行比较难以区分时间效应和行政区划调整效应。接下来将采用合成控制法对上述结论做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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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闸北区和上海市其他城区房价及房价增速对比
-->Fig. 2Housing price and its growth rate in Zhabei and other districts of Shanghai
-->
3.2 模型分析结果
合成控制法的结果显示,长沙和宜宾的房价各自由6个城市拟合,其中权重最大的城市分别是合肥和资阳(表3)。从拟合的效果看,长沙和宜宾两个城市的房价在区划调整前几乎与各自合成房价完全重合(图2),RMSPE分别只有0.05和0.09;合成城市和考察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前的预测变量(包括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城市人均GDP、城市总人口以及市辖区人均道路拥有量)也非常相似④(④ 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合成城市和真实城市的解释变量对照表。)。这说明合成控制法较好地拟合了两个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之前的特征,合成的区划调整后房价能够反映如果没有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房价变化,合成房价与实际房价之差适用于估计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Tab.3
表3
表3合成城市的构成及权重
Tab.3Weights of cities that synthesize Changsha and Yibin
合成长沙的城市 | 合肥 | 乌鲁木齐 | 呼和浩特 | 西安 | 银川 | 兰州 | |||
---|---|---|---|---|---|---|---|---|---|
权重 | 0.269 | 0.241 | 0.191 | 0.152 | 0.128 | 0.018 | |||
合成宜宾的城市 | 资阳 | 清远 | 益阳 | 温州 | 泉州 | 天水 | |||
权重 | 0.558 | 0.159 | 0.118 | 0.073 | 0.067 | 0.026 | |||
合成闸北的城区 | 宝山 | 崇明 | 金山 | 奉贤 | 静安 | 卢湾 | 闵行 | 南汇 | 普陀 |
系数 | 0.438*** | -0.174*** | -0.290*** | 0.206* | 0.212*** | -0.136* | 0.248* | 0.335** | 0.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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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来看,长沙和宜宾的行政区划调整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在撤县设区当年和后两年,长沙的房价高于合成长沙,说明区划调整推动了长沙房价的增长;相反,在撤县设区当年和后一年宜宾的房价低于合成宜宾,说明区划调整后宜宾的房价增速趋缓。这可能由于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财政资源充足、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大,因此区划调整后往往伴随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整合,进而推动房价增长;相反,一般的地级市往往财政力量有限、对投资和人口吸引力不足,在区划调整后土地供应量和房地产开发量大增,城市的公共资源被分散,部分地区甚至存在政区融合阻力,因此区划调整反而降低了房价增幅。这与林耿等的研究结论类似,即行政区划调整对发达地区城镇化有积极影响,但对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缺乏带动力[11]。此外,国内对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的土地供应指标控制较紧[40],也可能导致东部地区和特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主要将新增用地用于开发高端的房地产,新建房地产的规格和价格超出在建房地产必然会拉高房价。
闸北被静安区合并对其房价的影响与撤县设区对长沙房价的影响类似。从拟合效果看,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912;闸北区的房价由9个城区拟合,这些城区绝大多数位于郊区且系数在0.99的水平显著(表3);区划调整前闸北区房价几乎与其合成房价完全重合(图3)。这说明合成控制法能够用于拟合闸北如果未经历城区合并的房价变化情况。从具体影响方向看,从正式被静安区合并前6个月起,闸北区的房价就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平均增幅达12.4%,即相当于城区合并造成闸北区房价增长了8528元/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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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合成房价与实际房价对比
-->Fig. 3Synthesized housing prices and actual housing prices
-->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证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借鉴Abadie等的做法,对其他对照城市进行了安慰剂试验(Placebo test)。安慰剂试验的思路是在对照城市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对其利用合成控制法构造一个合成城市(对照组不包括之前处理的城市),观察合成房价与实际房价的差距是否显著。如果不显著,说明之前的分析结论稳健。本文在对撤县设区进行安慰剂检验时,分别选择成都和唐山进行安慰剂试验。结果表明,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2011年前后房价无显著变化(图4),因此可以认为前述分析结论是比较稳健的。对闸北区房价变化的安慰剂检验结果也显示,自城区合并6个月起闸北区房价明显偏高,且增幅高于上海市其他绝大多数城区,确证了一线城市相对落后的城区被合并后房价会增加。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4安慰剂检验
-->Fig.4Placebo tests
-->
4 结论与讨论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目前,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但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的影响。已有对行政区划调整效应的研究主要采用直接比较法或倍差法,这两种方法都存在案例选取的主观性。此外,已有研究很少区分行政区划调整效应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不同空间尺度(城市与城区)之间的差异。本文以1999-2013年地级市房价和2009-2016年上海市各城区房价两套面板数据为考察样本,采用合成控制法系统检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全市房价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会短期内减缓房价的增速;对于一线城市,城区合并能够拉高被合并城区的房价。上述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行政区划调整是房价上涨的重要推手。由于房价存在刚性,区划调整虽然客观上增加了土地供应和房地产开发,但是往往通过形成房价上涨的预期而实际造成房价的上涨。上涨的房价反过来拉高了地价和房地产交易税费,进而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支撑了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入。这部分解释了为何很多城市都积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但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对区划调整的效果有很大影响——特大城市区划调整后房价有明显增长,而一般的地级市的房价增速有所减缓。因此,地方(尤其是一般的地级市)政府不能盲目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和推高房价来维持土地财政,而应该渐进推进适合其发展水平的城市空间扩张方案。
本文对行政区划调整与房价变化问题的探索只是抛砖引玉,仍有很多问题有待后续研究补充完善。首先,限于篇幅,本文的重心在于确证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有无影响,而对于具体影响路径和机制没有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以通过详细考察行政区划调整后地价、人口等因素变化和借助微观的房价数据揭示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房价。其次,本文只是区分了不同规模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房价变化的差异。但有研究指出,行政边界对城市扩张的影响存在阶段性[41]。因此,随着不同区县的一体化程度深化,有理由相信区划调整的效应会逐渐减弱。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加以检验。最后,受房价数据质量和可获取性的限制,本文并没有检验撤县设区对被撤并县房价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房价大数据对这一问题继续加以探讨。
虽然本文存在上述不足,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供很多相关研究参考。尤其是本文采用的合成控制法通过从那些未受事件影响的样本中选择最为接近的几个合成一个最贴近处理组的“反事实”对照组,可以很好地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得到比基于直接比较或倍差法更接近实际的影响评估结论。该方法不仅可以用于评估诸如“一带一路”、举办奥运会或人口调控等诸多政策或事件的效应,还可以采取准实验的机制更好地检验诸如建成环境与交通行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等因果关系的检验。然而,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对这一方法的了解和应用相对较少——目前仅个别经济****在地理学刊物发表过运用合成控制法的论文[42],、但对方法的介绍不够详细、缺乏稳健性检验等重要步骤。本文希望通过对合成控制法的系统介绍和应用,为未来的地理学研究评估事件影响乃至因果关系提供可供参考的工具。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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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关系.然而,调整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文章认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推动相邻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关键还是要从法制层面上创新,要改革我国城市的设置办法,形成新的管治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 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关系.然而,调整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文章认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推动相邻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关键还是要从法制层面上创新,要改革我国城市的设置办法,形成新的管治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
[3] | . , 一种奇异的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舒庆,刘君德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 , 一种奇异的区域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舒庆,刘君德行政区经济是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 |
[4] | . , <p>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p> , <p>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p> |
[5] | . ,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四川地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这种影响。从1993年到1998年,先后对原南充地区、达县地区、乐山市和内江市进行了拆分,在保留原有四个地级行政区建制的同时,新设了广安地区、巴中地区、眉山地区和资阳地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而这种拆分对新设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以四川地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这种影响。从1993年到1998年,先后对原南充地区、达县地区、乐山市和内江市进行了拆分,在保留原有四个地级行政区建制的同时,新设了广安地区、巴中地区、眉山地区和资阳地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而这种拆分对新设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展有更大的推动。 |
[6] | . ,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 在回顾和总结近30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过程、类型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国内****关于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进行总结、梳理。行政区划调整在适应和促进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相应的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市制改革、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规划耦合机制、行政区划调整与农村城市化、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发展等四个方面;未来我国城市化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的重点是理顺撤县(市)设区后的城市管理体制,市辖区范围调整,城市群的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市制改革等方面。 |
[7] | . , 分析1997年至2014年中国都市区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行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调整的阶段与特征与都市区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都市区化进程所内生的空间与治理需求,在现行体制中只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有效地解决;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的负面作用所导致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约束,促使了地方层面进行更为谨慎、理性和多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内生动力和外在约束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两个阶段的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在1997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调整的核心目的是满足都市区空间扩容需求;在2008年至2014年,撤县(市)设区与区界重组并重,调整行为与都市区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两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都市区化的阶段特征,同时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都市区改善治理结构手段的适用性。作为一种干预都市区发展的行政手段,行政区划调整基本与都市区空间和治理的发展相适应,促进了大量都市区的快速发展。虽然其存在许多负面效应,而且进一步采用的阻力和成本不断加大,但它依然是当前政治经济体制中最为有效的处理空间不协调问题的手段。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研究更为合理的、负面影响最小的调整方式。 , 分析1997年至2014年中国都市区层面的行政区划调整行为,可以看到行政区划调整的阶段与特征与都市区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都市区化进程所内生的空间与治理需求,在现行体制中只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有效地解决;另一方面,行政区划调整的负面作用所导致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自上而下约束,促使了地方层面进行更为谨慎、理性和多样的行政区划调整。内生动力和外在约束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两个阶段的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过程。在1997年至2007年这一阶段,以撤县(市)设区为主,调整的核心目的是满足都市区空间扩容需求;在2008年至2014年,撤县(市)设区与区界重组并重,调整行为与都市区多元化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两个阶段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都市区化的阶段特征,同时反映了行政区划调整作为都市区改善治理结构手段的适用性。作为一种干预都市区发展的行政手段,行政区划调整基本与都市区空间和治理的发展相适应,促进了大量都市区的快速发展。虽然其存在许多负面效应,而且进一步采用的阻力和成本不断加大,但它依然是当前政治经济体制中最为有效的处理空间不协调问题的手段。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研究更为合理的、负面影响最小的调整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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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发展期,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凸显,而区划调整是其最常用的行政手段之一。区划调整带来土地的快速非农化,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城市化、被动城市化等诟病。本文通过对广东省中山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地方政府采取区划调整推动地区发展的时效性,并以此为基础,定义了“区划调整先导型城市化”的概念。即以区划调整为先导,带动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等的城市化转型。这种转型过程在短期来看是“虚假”的,但从长时段来看则是一种由虚假→部分真实→真实的渐进城市化过程。对于该结论的普适性,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11] | . ,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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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 Fan, Shenggen, Li, Lixing, and Zhang, Xiaobo-Challenges of creating cities in China: Lessons from a short-lived county-to-city upgrading policy;It has been widely observed that China is under-urbaniz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use various policie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In this paper, we evaluate one of these policies - count-to-city upgrading. Under China's hierarchical governance structure, a city status can only be determined and awar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China adopted a formula-based county-to-city upgrading policy. Based on a large panel dataset covering all counties in China, we find that the formula was not strictly enforced in the practice. Moreover, jurisdictions that were upgraded to cities prior to 1998 do not perform better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that remained county status in terms of both economic growth and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Largely because of these problems, this policy was called off in 1997. Given the strong need for urbanization, more indigenous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are needed to find a viable way of creating cities, which would also provide compatible incentives to local governme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 (3) (2012) 476-491.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C) 2012 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Published by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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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 , 在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以广州市近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保持历史文脉,相似相融;小区合并、大区分解;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对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大胆探索;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相衔接等。分析了现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设施的浪费、缺少经济推动的引导、行政区划面状蔓延而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并就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 在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以广州市近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保持历史文脉,相似相融;小区合并、大区分解;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对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大胆探索;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相衔接等。分析了现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设施的浪费、缺少经济推动的引导、行政区划面状蔓延而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并就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
[16] | . , 在5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在如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从番禺区视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间题,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 在5年的时间里,番禺经历了“撤市设区”和被拆分为番禺区和南沙区两次大的政区调整。在如此大力度和频繁的行政区划调整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无论从广州市还是从番禺区的视角来看,“撤市设区”总体上都是成功的。但是受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撤市设区”只能作为整合区域资源的途径之一,其作用是有限的。从番禺区视角来看,创新管理体制、转变思维尺度,重视区域差异、对撤市设立的区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在优化产业结构中关注失地农民就业间题,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有序、有度地推进农村城市化和提高农村城市化质量是提高行政区划调整绩效的重要途径。 |
[17] | . ,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
[18] | . ,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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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 , <p>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p> , <p>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p> |
[21] | . , 以江苏省苏州市和常州市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为实验对象,采用拟合实验法,科学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两地服务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两地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约在4%左右,但不同区划调整方式间存在着一定的效果差异,苏州将县级市拆分并入市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常州整体并入的方式,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地区竞争、行政区经济、市级政府控制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 以江苏省苏州市和常州市在本世纪初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为实验对象,采用拟合实验法,科学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调整对两地服务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两地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贡献约在4%左右,但不同区划调整方式间存在着一定的效果差异,苏州将县级市拆分并入市区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要优于常州整体并入的方式,其原因可能涉及到地区竞争、行政区经济、市级政府控制力等多方面的因素。 |
[22] | . ,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
[23] | . ,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 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 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 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 , 本文以宁夏中北部地区为例,探 讨了由于行政区划变动致使原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所形成的城市群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而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区域经济关系及 其发展的正负向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在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背景下,行政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必然会向经济型的城市群体系或区域体系转变,这 一过程对于行政区划调整来说必须科学而慎重。 |
[24] | . ,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 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队上海市南汇区并人 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 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 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 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 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 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队上海市南汇区并人 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 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 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 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 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
[25] | . , 中国行政区经济导致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角度,采用2005 年广州市房地产价格数据,通过扩展的Hedonic 模型,在分析价格的空间自相关和价格溢出程度的基础上,对城市内部区一级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5 年广州区与区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显著存在,并存在着市场分割现象,中心老城区之间的边界效应小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边界效应,自然条件和城乡历史对边界都有显著的影响。 , 中国行政区经济导致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房地产价格空间溢出角度,采用2005 年广州市房地产价格数据,通过扩展的Hedonic 模型,在分析价格的空间自相关和价格溢出程度的基础上,对城市内部区一级的边界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5 年广州区与区之间的行政区边界效应显著存在,并存在着市场分割现象,中心老城区之间的边界效应小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边界效应,自然条件和城乡历史对边界都有显著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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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 This paper provides a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usion of shocks in a dynamic system We use changes in real house prices within the UK economy at the level of regions to illustrate its use Adjustment to shocks involves both a region specific and a spatial effect Shocks to a dominant region - London - are propagated contemporaneously and spatially to other regions They in turn impact on other regions with a delay We allow for lagged effects to echo back to the dominant region London in turn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through its link to New York and other financial centers It is shown that New York house prices have a direct effect on London house prices We analyse the effect of shocks using generalised spatio temporal impulse responses These highlight the diffusion of shocks both over time (as with the conventional impulse responses) and over space (C) 2010 Elsevi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28] | . , 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用途商品房价格变动的比较,认为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中商业用房和办公 用房的价格波动比较稳定,而市场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住宅价格的波动引起的。同时对影响住宅价格的需求、供给以及资本的可获得性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结 论:在各类供给因素中,土地交易价格的变动,对住宅价格的变动有较大的同向影响,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地根”,进而调控房价;在各需求因素中,上一期 住宅价格波动,具有较强的滞后影响;而在各资本因素中,利率的变动对住宅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本文通过MTV模型,将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认为在样本 区间内资本的可获得性和需求的变化对住宅价格的波动有较强的影响,而供给因素对住宅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弱。 , 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用途商品房价格变动的比较,认为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中商业用房和办公 用房的价格波动比较稳定,而市场的不稳定主要是由于住宅价格的波动引起的。同时对影响住宅价格的需求、供给以及资本的可获得性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结 论:在各类供给因素中,土地交易价格的变动,对住宅价格的变动有较大的同向影响,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地根”,进而调控房价;在各需求因素中,上一期 住宅价格波动,具有较强的滞后影响;而在各资本因素中,利率的变动对住宅价格有较大的影响。最后,本文通过MTV模型,将各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认为在样本 区间内资本的可获得性和需求的变化对住宅价格的波动有较强的影响,而供给因素对住宅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弱。 |
[29] | . , 预期被认为是引起中国住房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且持续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北京房价租金比上涨了175%。房价租金比的迅猛上涨表明住房使用成本持续下跌。通过基于北京八个城区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价的变化可以部分由利率所代表的经济基本面因素解释,但大部分是由房价预期因素引起的。预期对房价的影响程度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市场繁荣期预期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比市场平稳期更强。这种非理性预期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非常危险,值得警惕。 , 预期被认为是引起中国住房市场价格居高不下且持续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北京房价租金比上涨了175%。房价租金比的迅猛上涨表明住房使用成本持续下跌。通过基于北京八个城区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房价的变化可以部分由利率所代表的经济基本面因素解释,但大部分是由房价预期因素引起的。预期对房价的影响程度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市场繁荣期预期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比市场平稳期更强。这种非理性预期带来的房地产市场繁荣非常危险,值得警惕。 |
[30] | . , 从信号传递角度出发,研究土地出让事件冲击带来的房价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利用杭州2006年1月-2010年3月177宗住宅用地成交数据和251个新建商品住宅楼盘交易数据,借助GIS相关软件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引起房价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②房价变化以出让地块为中心往外扩散,呈现“波纹效应”;③房价变化具有“持续性”,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对房价的影响持续四个月,影响范围达3 km以上;④房价波动强度随时间推移和空间延伸不断渐弱。对此,政府应尽量保持地价平稳,规避地价信号所产生的市场波动风险。 , 从信号传递角度出发,研究土地出让事件冲击带来的房价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效应。利用杭州2006年1月-2010年3月177宗住宅用地成交数据和251个新建商品住宅楼盘交易数据,借助GIS相关软件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引起房价的变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②房价变化以出让地块为中心往外扩散,呈现“波纹效应”;③房价变化具有“持续性”,土地出让价格信号对房价的影响持续四个月,影响范围达3 km以上;④房价波动强度随时间推移和空间延伸不断渐弱。对此,政府应尽量保持地价平稳,规避地价信号所产生的市场波动风险。 |
[31] | , The pampe package for R implements the panel data approach method for program evaluation designed to estimate the causal effects of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or treatments. This procedure exploits the dependence among cross-sectional units to construct a counterfactual of the treated unit(s), and it is an appropriate method for research events that occur at an aggregate level like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that affect only one or a small number of uni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mpe package is illustrated using data from Hong Kong and 24 other units, by examin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in 1997 and 2004 respectively. |
[32] |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conflict, using the terrorist conflict in the Basque Country as a case study. Our analysis rests on two different strategies. First, we use a combination of other regions to construct a 'synthetic' control region which resembles many relevant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sque Country before the outset of political terrorism in the 1970's. The subsequent economic evolution of this 'counterfactual' Basque Country without terrorism is compared to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the Basque Country. We find tha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errorism, per capita GDP in the Basque Country declined about 10 percent points relative to the synthetic control region. Moreover, this gap seemed to widen in response to spikes in terrorist activity.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study uses the truce declared in September 1998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the conflict. If the terrorist conflict was perceived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Basque economy, stocks of firms with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business in the Basque Country should have shown a positive relative performance as the truce became credible, and a negative relative performance at the end of the cease-fire. We find evidenc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is conjecture using event study methods. |
[33] | , Building on an idea in Abadie and Gardeazabal (2003),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application of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o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We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methods and apply them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roposition 99, a large-scale tobacco control program that California implemented in 1988. We demonstrate that following Proposition 99 tobacco consumption fell markedly in California relative to a comparable synthetic control region. We estimate that by the year 2000 annual per-capita cigarette sales in California were about 26 packs lower than what they would have been in the absence of Proposition 99. Given that many policy interventions and events of interest in social sciences take place at an aggregate level (countries, regions, cities, etc.) and affect a small number of aggregate units, the potential applicability of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s to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is very large, especially in situations where traditional regression methods are not appropriate. The method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produce informative inference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comparison units, the number of available time periods, and whether the data are individual (micro) or aggregate (macro). Software to compute the estimator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at the authors' web-pages. |
[34] | , We propose a simple-to-implement panel dat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social policy. The basic idea is to exploit the dependence among cross-sectional units to construct the counterfactuals. The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s are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some (unobserved) common factors. However, instead of trying to estimate the unobserved factors, we propose to use observed data. We use a panel of 24 countrie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We find that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hardly had any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Howev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raised Hong Kong's annual real GDP by about 4%. Copyright (c) 2011 John Wiley & Sons, Ltd. |
[35] | . , DOI: 10.1002/jae.2557. Abstract We compare two program evaluation methodologies: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and the panel data approach. We apply both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The results obtained differ depending on the methodology used. We then conduct a simul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 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results in a post-treatment mean squared error,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and mean error with a smaller interquartile range, whenever there is a good enough match. Copy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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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 , 本文利用2011年2月在重庆实施的房产税试点作为自然实验,采用项目评估中的合成控制法估计了房产税对试点城市房价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房产税对试点城市的房价上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房产税使得试点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对于其潜在房价下降了156.61~350.80元/平方米,下降幅度达到5.27%。通过对这种效应的进一步分解可发现,受房产税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大面积的住房,小户型住房由于受到大面积住房市场挤出的需求冲击,价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这提醒我们要谨慎考虑现阶段的房产税政策。 , 本文利用2011年2月在重庆实施的房产税试点作为自然实验,采用项目评估中的合成控制法估计了房产税对试点城市房价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房产税对试点城市的房价上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房产税使得试点城市的平均房价相对于其潜在房价下降了156.61~350.80元/平方米,下降幅度达到5.27%。通过对这种效应的进一步分解可发现,受房产税政策影响的主要是大面积的住房,小户型住房由于受到大面积住房市场挤出的需求冲击,价格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上涨,这提醒我们要谨慎考虑现阶段的房产税政策。 |
[38] | , We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roperty taxes on home prices, taking advantage of a policy experiment of property taxation in Shanghai and in Chongqing starting from January 2011. Using the approach suggested by Hsiao, Ching and Wan (2012) we estimate hypothetical home prices in the absence of property taxation for Shanghai and Chongqing using home prices in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We show that the OLS generates consistent estimators when the price series are non-stationary 1(1) processes. We apply the model to a panel of average home prices of 31 cities and provinces in China, and find the property-tax experiment lowered the Shanghai average home price by 11%-15% but raised the Chongqing average home prices by 10%-12%.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licy details and data on prices by home types suggests the post-treatment price increase in Chongqing can be driven by a spillover effect from high-end to low-end properties. (C) 2013 Elsevier B.V. All rights reserved. |
[39] | . , 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 研究以非参数模型计量为基础,从集聚—分散维度和单中心—多中心维度刻画了上海都市区就业、人口空间演化特征,并与北京都市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区的就业和人口不断向外扩散,同时近、远郊均出现了稳定的再集中,就业和人口的空间多中心性都在增强。而北京只存在人口的分散化和多中心化,就业却呈现集中化和单中心化的态势。因而,上海都市区的就业—人口空间匹配程度高于北京。产业结构差异是造成北京、上海两地就业空间演化特征分异的原因之一,上海制造业比重高于北京,郊区的制造业集聚强化了近、远郊吸纳就业能力,促进了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规模仍在扩张,导致近邻地区被包络在内,原有的次中心逐渐消失,因而,科学确定中心城区的增长边界,有效防止邻近蔓延,应当成为特大城市未来发展的关注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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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
[42] | . , 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对北京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北京空气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2008~2010年平均每年空气污染的天数减少了25天,但是2010之后,环境政策对北京空气改善作用逐渐消失。此外,由于冬季为北京污染最为严重的季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奥运会对冬季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冬季空气质量没有明显改善。 , 本文使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对北京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2008年之后北京空气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2008~2010年平均每年空气污染的天数减少了25天,但是2010之后,环境政策对北京空气改善作用逐渐消失。此外,由于冬季为北京污染最为严重的季节,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奥运会对冬季空气质量的影响,发现冬季空气质量没有明显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