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alligraphic landscape heritages till Yuan Dynasty: Based on Huan Yu Fang Bei Lu and its supplementary
YANBingj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0-18
修回日期:2017-02-23
网络出版日期:2017-05-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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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背景下传统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应引起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一些传统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现代化城市更新的极大冲击,置身其中的诸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岌岌可危,亟待保护。文化遗产旅游研究内容多以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为主基调,涉及遗产地商业化[1,2]、空间生产[3]、原真性[4]、遗产管理与价值评价[5,6]以及个体态度[7]、行为与体验[8,9]等方面的定性或定量微观研究。时空视角下文化遗产宏观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空间特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例如,有****以古村落遗产为对象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和概括了传统文化区、资源禀赋、腹地经济发达程度等影响因素[10];也有****以文保单位为切入点研究矿业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并从矿产资源本身和文物制度方面探讨其产生的自然、历史、文化原因[11],还有****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扩散特征与机制,并以此构建了文化扩散模型[12]。书法景观作为传统文化景观的代表,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可作为该类研究的典型和重要突破口。书法景观是“由成批书法作品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集体展现而形成的具有特殊外部视觉特征和特殊地方感的场所环境”[13]。相关研究集中在美育[14]、艺术设计[15]、城市规划[16,17]、建筑学[15,18]和地理学[19-21]等领域,多将书法景观视为一种文化符号以揭示其在城市空间生产[22-24]、地方营造[18]及集体记忆形成过程中的符号功能。同时,书法景观具有旅游资源开发、环境解说、场所烘托及情感激活等功能[25,26]。已有研究多从旅游资源视角出发,关注书法景观对旅游地地方感形成[27-29]、文化认同[24,30]和意象(DTI)建构[31,32]的影响,却忽视了其社会文化作用的历史考察。书法景观是中国地域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书法文化的扩散与传播现象,而文化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变化[21]。例如,有****分析了桂林摩崖石刻的时空演变并揭示了由此反映的小尺度区域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33],也有****从时间演进视角分析清朝和民国乡规民约石刻数量在现行地市级行政区划下的空间分布及其带来的社会基层民众环境意识变化[34]。然而,对书法景观的评价研究甚少,并多借鉴文化景观评价理论,而后者的相关研究多关注景观的特征、质量及影响等,且多针对景观的某一属性进行主观评价或是通过构建层次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景观客观性评价,总体上表现为主观和微观评价为主,客观评价不足且宏观视角并未涉猎。该现象也导致了书法景观旅游资源评价多见小尺度层面的研究,如书法景观价值的知觉评价[19]等,缺乏宏观的、大尺度的横向评价研究。
中国拥有数量巨大的文化遗产和广大的旅游市场,旅游资源评价能够指导文化遗产开发以满足市场和社会日益迫切的需求。国外旅游资源评价较注重方法论应用[35,36]和理论框架构建[37,38];国内则倾向于人文[39]和自然[40,41]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等实用领域[42]。在方法上,综合评价兼具主客观技术评价,其更加客观、合理却并未得到广泛应用,而已有常规评价模型由于评分标准和权重赋值过于主观化而未能满足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背景下的旅游研究需求。此外,针对文化景观、文化遗产的研究相对冷清,而单一文化景观、文化遗产的综合评价更为罕见,且对书法景观全国尺度下时空特征分析及从旅游资源角度、文化景观角度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尚属学术空白。此处所指书法景观是基于《寰宇访碑录》及《补寰宇访碑录》所记载石刻碑铭,涉及各类石刻、碑文及碑帖拓片等,与已有研究中的书法景观等共同构成了广义上的书法文化景观。
本文旨在揭示元朝及以前中国书法景观文化遗产总体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从书家、书体角度阐释其空间特征,并对其分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书法景观乃至文化遗产相关的历史考察提供参考。同时,尝试从客观角度提出一种特有的相对合理的赋值加权和评等定级书法景观评价方法,引导旅游资源和文化遗产评价模型的科学构建,为旅游开发、文化遗产评价与活化提供一种先验性新思路。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库源自清代孙星衍、邢澍整理编写的《寰宇访碑录》及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①(①《续修四库全书》之史部·金石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两书均按照历史朝代排序,上至东周,下至元朝,共著录石刻碑铭9000余条,兼具古砖瓦。石刻碑铭之下标有书体、撰书人、碑刻年月、后人题记及碑阴文字,所录砖瓦与石刻体例相同,石碑所在地及砖瓦藏家亦有注明。两书虽所录碑刻多不载碑额,记录碑刻时间亦未精确到日,但时间跨度之大,收录条款之多,为中国古代石刻碑铭著作之最,以当时行政区域(省府/县)为基础对秦汉至元代1500多年间石刻碑铭进行分朝代划分,此前书法景观史料并未出现此类统计方法,是研究中国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的重要史料。两书所记载碑刻成批地分布在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之中,能给人视觉审美和精神享受,更具有展现地方文化、记载历史事件等功能。2.2 研究方法
旅游资源的结构性分析主要指区域内旅游资源本身的时空结构。本文以旅游资源单体即书法景观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其结构分析包括书法景观文化遗产隶属书家、书体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研究方法包括文献分析和边际递减式景观评价模型。2.2.1 文献分析 文献分析是建立在大量文字资料基础之上的一种实用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社会、教育、心理、文化等研究领域[43]。文献分析意在通过整理加工数量繁杂的文字资料挖掘出符合特定要求的深层含义。本文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中“史部
Tab. 1
表1
表1直隶省(清)下属府(县)调整一览表
Tab. 1List of the current counties adjusted from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Pecheli (Qing Dynasty)
调整后省(市) | 原直隶下属府(县) |
---|---|
北京 | 大兴、昌平、房山、密云、宛平、良乡、通州 |
天津 | 宝坻、蓟州(今蓟县) |
山东 | 庆云(今庆云县) |
河北 | 大名、遵化、正定、获鹿(今鹿泉)、承德、滦平、磁州、安平、沧州、献县、肃宁、丰润、柏乡、大城、定州、藁城、河间、衡水、冀州、晋州、井陉、临城、灵寿、隆平(今隆尧)、卢龙、滦州(今滦县)、乐城(今献县)、满城、南宮、南和、南皮、曲阳、任丘、沙河、望都、深泽、顺德、完县(今順平)、威县、蔚州(今蔚县)、无极、武安、武強、新城(今高碑店)、行唐、邢台、易州(今易县)、永清、永平(今卢龙)、永年、玉田、元城(今大名)、元氏、赞皇、赵州 |
原直隶下属其他府(县)② | |
河南 | 长垣、濮州(今范县) |
辽宁 | 锦州、义州(今义县) |
山西 | 辽州(今左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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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书法景观评价模型构建 从艺术角度讲,书法景观是不同书法家(以下称书家)作品空间分布形态的地理集合,书家是关键研究内容之一。本文评价模型权重确立依据:① 已有书法景观知觉维度研究中权重确定方法[19];② 书家文化地位、历史知名度、故事性和旅游价值等。
首先,根据书家身份(艺术、文化及社会地位)并考虑故事性和旅游价值对其进行分类(表2)。Ⅰ类书家——文化宗匠或书法文学巨匠,在整个中国书法乃至文化史上独领风骚、影响极大而深远且为某领域首选代表人物,如书法家王羲之、文化宗匠孔子、李白等;Ⅱ类书家——著名书法家及文化名人,在中国书法或文化史上具有较大影响且属于某一领域的典型代表人物,如米芾、宋徽宗、范仲淹等;Ⅲ类书家——一般书法家或文化名人,在书法或其他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且为该领域特色人物,如李邕、朱子等;Ⅳ类书家——在自身领域的影响范围局限于地方(或某朝代)的书家或地方性文化名人,如张起岩(元朝第一个汉人状元)、杨维桢等;Ⅴ类书家——其他不知名书家或佚名作品所属书家。其次,通过书家人数边际递减方法建立评价模型,计算公式为式(1)。边际递减评价是对已有线性模型的技术性突破,具有主客观综合性和衔接边际效用递减律的特点。最后,以最大评价值为分母对评价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各省以评价值除以最大值省份值的百分数为实际评价值,计算公式为式(2)。
式中:Ej为j省书法景观评价值;Wi为第i类书家权重赋值③(③ 式(1)中Ⅰ类、Ⅱ类、Ⅲ类、Ⅳ类和Ⅴ类书家权重分别为10、8、6、4和0.2。);Nij为j省内第i类书家人数;
Tab. 2
表2
表2Ⅰ类~Ⅳ类书家分类清单
Tab. 2List of the classifies referring the calligraphers form levelsⅠ to level Ⅳ
书家等级 | 书家姓名 |
---|---|
Ⅰ类 | 赵孟頫、苏轼、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王羲之、李白、孔子、杜甫 |
Ⅱ类 | 米芾、黄庭坚、褚遂良、李斯、怀素、张旭、宋徽宗、虞世南、范仲淹、文天祥、陆游 |
Ⅲ类 | 朱子、李邕、司马光、虞集、康里巎巎、蔡京、徐浩、欧阳修、唐太宗、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张孝祥、蔡襄、范成大、葛洪、李绅、李阳冰、李义府、倪瓒、王安石、鲜于枢、智永 |
Ⅳ类 | 张起岩、宋高宗、唐高宗、唐明皇、宋真宗、蔡卞、危素、苏灵芝、王行满、王禹偁、薛绍彭、杨维桢、高岑、郭忠恕、韩翊、吕洞宾、梦英、米友仁、欧阳通、僧怀仁、司空图、陶宏景、张即之、张载 |
Ⅴ类 | 略(2317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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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书法景观时间特征
根据元朝及以前历朝石刻碑铭数量分析其时间特征,结果显示:① 时间上呈现明显的“极化”特征,注明朝代的全部石刻碑铭条录(共8849条)有95.40%仅集中在10个朝代(共36个)(表3);② 石刻碑铭6个峰值出现在汉朝(190处)、南北朝(712处)、唐朝(1935处)、北宋(2218处)、南宋(993处)和元朝(2223处)(表3)。究其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宗教兴盛等因素影响较大,据《魏书Tab.3
表3
表3元朝及以前中国石刻碑铭分朝代统计
Tab.3Statistics of Chinese stone inscriptions of each dynasty till the Yuan Dynasty
朝代 | 周 | 秦 | 汉 | 魏 | 吴 | 晋 | 燕 | 前秦 | 北魏 |
---|---|---|---|---|---|---|---|---|---|
数量 | 5 | 4 | 190 | 19 | 7 | 23 | 1 | 3 | 201 |
朝代 | 南齐 | 梁 | 东魏 | 西魏 | 北齐 | 北周 | 南陈 | 隋 | 唐 |
数量 | 1 | 10 | 246 | 11 | 167 | 72 | 1 | 190 | 1935 |
朝代 | 南诏 | 南吴 | 后梁 | 辽 | 吴越 | 闽 | 南汉 | 后唐 | 后蜀 |
数量 | 9 | 3 | 23 | 47 | 13 | 1 | 4 | 38 | 12 |
朝代 | 后晋 | 南唐 | 后汉 | 后周 | 北汉 | 北宋 | 金 | 南宋 | 元 |
数量 | 66 | 7 | 9 | 34 | 1 | 2218 | 479 | 993 | 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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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理学家认为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的发展存在两个高峰期[45](汉、唐),而本文发现南北朝、宋元时期可认为是中国石刻碑铭发展的另外两个高峰。概括其原因:① 技术的发展。汉朝大一统和长期修休养生息促使铁制工具广泛使用,“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以)上” ④(④ 《汉书
4 书法景观空间特征
4.1 分朝代空间特征⑥(⑥ 无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海南的记录。)
将朝代划分为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7个时间段,运用ArcGIS软件Graduated Colors模块将石刻碑铭频次按“中心—外围—边缘”进行划分,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周秦汉时期石刻碑铭空间格局以山东为中心区,陕西、河南和江苏为外围区,河北、四川、浙江等为边缘区,其中绝大部分为汉朝石刻碑铭。山东石刻碑铭数量超过作为政治中心所在地的陕西和河南与汉朝“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不无关系,文化政策对书法景观分布之影响可见一斑。因此,作为儒家圣地所在,山东千百年来形成了以岱庙碑林、泰山碑刻、孔庙碑刻为代表的石刻碑铭集聚区,出现了《琅琊台刻石》《衡方碑》和《张迁碑》等。咸阳、长安、洛阳为该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阳和邯郸为秦汉时期重要城市,而江浙、四川的凸显得益于东吴、蜀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后期,邯郸、临淄、洛阳、南阳及成都并称五都。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遂于长安外五都立五均官” ⑦(⑦ 《汉书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元朝及以前中国石刻碑铭分省分朝代空间分布
-->Fig.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stone inscrip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es till Yuan Dynasty
-->
魏晋时期为书法发展的高峰期[46],出现了众多大师级别的书家,尚书风气使得石刻碑铭之风渐热。与此同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显露出多元化趋势:黄河流域文化中心地位短时间内不可撼动,使得中原文化中心(河南、陕西、山东)进一步得到巩固;江南地区(江苏、浙江)文化发展(图1)主要受东吴开发及晋人南迁的影响。左思《吴都赋》中描述到:“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永嘉之乱后,皖南近江及苏南地区“侨流辐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陈书
南北朝是继汉代以后石刻碑铭数量的第二个高峰期。众所周知,该时期佛教大为流行,与其相关的摩崖石刻、造像题记等空前昌盛,如龙门石窟仅在公元495-552年间便有造像题记2000多块。一方面,北朝书法繁盛与物质载体紧密相连,形成了从墓志到摩崖的多种书法景观,数据库中该时期石刻碑铭数量以北朝居多(近700处),南朝存世较少(12处)(表2),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魏碑”便出现在此时,并印证了书法艺术传承的主观认知(“北碑南帖”)。另一方面,地理环境(如土质较北方疏松)和气候特征(如南方多雨)使得南方石质更易风化,这对石刻碑铭等文化遗产传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禁碑”政策自曹魏西晋始,《宋书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关东文化与中原文化中心位置交替出现,四川、山西突出显现,尤其是五代十国期间。四川的地位上升(第7位上升到第4位)归因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偏居一隅,避免战争)和优越的自然条件,而山西从隋唐的边缘区(第8位)上升到五代十国的外围区(第5位)得益于云冈石窟的扩凿和太原政治地位⑧(⑧ 太原与长安并列为隋朝两大城市;唐朝时太原有“北京”“北都”之称,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京”或“三都”;后唐、后晋及后汉等均从太原发迹或定都太原。)凸显。在唐朝,成都和广州为主要海外贸易港口城市,洪州(南昌)是两大造船中心之一,故韩愈有云:“当今赋除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人洪迈亦有云:“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随后的五代十国,广东为南汉主要统治区,江西先后辖于南吴和南唐,政治原因使得广东、江西两地文化地位有所提高。总体而言,五代十国较隋唐时期文化中心呈现分化现象,北方以山东为中心,南方以浙江为中心;外围区呈现出分布地域扩张、多元发展趋势。
宋金辽时期,空间特征呈现“三足鼎立”格局。传统政治中心(陕西)、儒家中心(山东)和经济中心(浙江)分化并存。其中,陕西华阴(华山祭拜中心)有华岳庙石刻碑铭群,户县有草堂寺石刻碑铭群,长安有大慈恩寺石刻碑铭群,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等等;山东曲阜既是祭拜中心又是儒家文化中心,而杭州则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朝建立使得南北重新统一,“中心—外围—边缘”格局并无太大变化。然而,由于元初采取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加之帝王尊崇儒学、册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推崇理学为官学等一系列措施,以及汉人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造就了元代山东作为文化中心的“独大”现象。其中,政治中心虽在北京,然北方文化外围区仍以中原文化所在地为主,如陕西西安、河南洛阳;江南地区的文化外围区则仍以江浙富庶之地为主,如扬州、苏州(吴县)和宁绍平原(杭州、绍兴、宁波)。
4.2 分府(县)空间特征
为了更好地反映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空间特征,将府(县)赋存数进行分组别统计(表4)。结果发现:石刻数量超过500条的府县只有1个,且随着组别数量减少府县个数逐渐增加,数量为1的府(县)数量达380个;组内石刻数量呈现一种赋存数递减趋势(图2),组内石刻最多的组别出现在10~49这组(表4)。Tab.4
表4
表4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府(县)分组结构分布
Tab.4Distribu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according to ranges of the number of counties till the Yuan Dynasty
数量范围 | 1 | 2 | 3~4 | 5~9 | 10~49 | 50~99 | 100~149 | 150~199 | 200~249 | 250~499 | ≥500 |
---|---|---|---|---|---|---|---|---|---|---|---|
府县数量(个) | 380 | 145 | 125 | 128 | 125 | 26 | 7 | 2 | 5 | 2 | 1 |
石刻总数(个) | 380 | 290 | 422 | 832 | 2548 | 1172 | 853 | 1202 | 1147 | 461 | 5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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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府(县)存数递减示意
-->Fig.2The numeric decay of the stone inscriptions of prefectures in China till the Yuan Dynasty
-->
排名前50名的府(县)如图3所示,条录隶属府(县)大致分为三类:首都型(如洛阳、长安)或全国/区域政治中心(如历城)、祭祀地(如曲阜、泰安及华阴等)和后期经济发达区(钱塘、吴县及宁绍平原)。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一些新的石刻碑铭集聚区,如曲阳、临桂、济源、孟县、偃师等。其中,曲阳是历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地,清顺治之前均在此遥祭,后改在山西浑源;临桂为唐宋重要麻纺织区、云贵交通枢纽;济源、孟县、偃师⑨(⑨ 偃师先后有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及北魏在此建都。)等均属中原文化核心区域⑩(⑩ 中原文化以河南省为核心,以广大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长期占据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上属洛阳外围地区,文化上隶属“河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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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府(县)存数的前50名
-->Fig.3The total number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top 50 prefectures of China till the Yuan Dynasty
-->
4.3 分书体空间特征
传统意义上书体类型有五种:篆(大篆及小篆)、隶(汉隶和八分体)、楷(又名正书体)、行、草。书体空间特征分析以省域为单元,比较不同类型书体的空间特征(图4)并讨论其变化原因。由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书体空间特征(图4)可知,正书(楷书)地域分布最广,草书地域范围最为狭小,可能与科技因素(如镌刻工具制造技术)或地理环境(如山石质地)有关。总体而言,书体空间特征以山东为中点呈“人字型”分布,由传统中原文化区(山东、河南及陕西)和新兴江浙文化区(江苏、浙江)构成;表明明清文化中心由中原向沿海转移的趋势,同时也间接印证了经济因素在文化中心转移中所起的作用。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4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分书体分省分布特征图
-->Fig.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stone inscriptions according to script style till the Yuan Dynasty
-->
4.4 书家石刻碑铭频数及空间分布
结果表明,有书家记载的书法景观文化遗产占数据库总数的34.83%,排名前60位的书家如表5所示。其中,书家身份可分为著名****或诗人(如苏轼、朱熹、崔志远、张起岩),国家高级官员(如司马光、蔡卞),擅长艺术者(如李邕、刘赓)等。而帝王作品同样流传较多,如唐太宗、唐明皇、宋徽宗、宋高宗等。同时,由表5可知,中国传统书法认同的书法群体意象或者集体记忆——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和宋四家(苏、黄、米、蔡)格局至元朝业已形成。以前60位书家为例,其中宋朝书家占到34%(20位、240记录条),唐朝约占27%(16位、132条记录)。以赵孟頫、颜真卿、苏轼、米芾为例,其空间分布特征(图5)表明:以不同书家书法为内容的石刻碑铭空间特征与他们的出生地、居住地及任职地有密切关联。例如,颜真卿出生在京兆(西安),分别在长安与河北道(河北省+河南省北部+山东部分)任职多年,并出任昇州(南京)刺史、兼任浙江江西道节度使等职位;苏轼生于四川,曾任职汴梁,历任杭州通判、知州,密州(山东)、徐州、湖州及定州(河北)知州,被贬黄州(湖北)、颍州(安徽)以及惠州(广东),卒于常州葬于汝州(河南)。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名书家(前4)空间分布
-->Fig.5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vincial stone inscriptions according to calligraphers (top 4) till the Yuan Dynasty
-->
Tab.5
表5
表5中国石刻碑铭热门书家石刻总频数与石刻分布的隶属府(县)频数(4次及以上)
Tab.5Statistics of top calligraphers with the number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places with his inscriptions (four and more)
书家 | 赵孟頫 | 苏轼 | 颜真卿 | 米芾 | 朱子 | 黄庭坚 | 欧阳询 | 宋真宗 | 李邕 | 刘赓 | 张起岩 | 周伯琦 | 宋高宗 | 司马光 | 王羲之 |
---|---|---|---|---|---|---|---|---|---|---|---|---|---|---|---|
书家频数 | 101 | 74 | 31 | 27 | 26 | 16 | 16 | 15 | 15 | 15 | 11 | 10 | 9 | 9 | 8 |
府县频数 | 61 | 44 | 25 | 19 | 21 | 12 | 10 | 14 | 13 | 14 | 8 | 7 | 5 | 4 | 7 |
书家 | 李阳冰 | 唐明皇 | 虞集 | 赵秉文 | 柳公权 | 康里 巎巎 | 党怀英 | 揭傒斯 | 宋理宗 | 韩琦 | 危素 | 蔡卞 | 李谦 | 游师雄 | 张仲寿 |
书家频数 | 8 | 8 | 8 | 7 | 7 | 7 | 7 | 7 | 7 | 6 | 6 | 6 | 6 | 6 | 5 |
府县频数 | 7 | 7 | 7 | 7 | 7 | 7 | 4 | 4 | 6 | 6 | 5 | 5 | 6 | 5 | 3 |
书家 | 徐浩 | 蔡京 | 刘敏中 | 宋徽宗 | 褚遂良 | 楼钥 | 汪泽民 | 杨桓 | 张孔孙 | 史惟则 | 苏灵芝 | 陶谷 | 杨聪 | 崔致远 | 蔡襄 |
书家频数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5 | 4 | 4 |
府县频数 | 4 | 5 | 5 | 5 | 4 | 4 | 5 | 3 | 5 | 3 | 4 | 4 | 4 | 1 | 4 |
书家 | 陈尧佐 | 余靖 | 欧阳修 | 薛曜 | 卢藏用 | 怀素 | 邓文原 | 苏天爵 | 商挺 | 曹元用 | 赵文昌 | 李斯 | 元宗 | 张珪 | - |
书家频数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4 | - |
府县频数 | 4 | 4 | 4 | 2 | 4 | 2 | 4 | 3 | 3 | 2 | 4 | 4 | 4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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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频数统计的书法景观评价
通过专家主观与等差加权方法,利用式(1)和式(2)分别计算各省份书家条目全样本评价值和Ⅰ类~Ⅲ类书家条目评价值(表6)。Tab.6
表6
表6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分省区域评价及分类统计表
Tab.6Value of calligraphic landscape evaluation and provincial stone inscriptions in China till the Yuan Dynasty
省市 | 边际递减评价标准化值 | 各类书家人数 | ||||||
---|---|---|---|---|---|---|---|---|
全部书家 | Ⅰ类~Ⅲ类书家 | 总数累计 | Ⅰ类 | Ⅱ类 | Ⅲ类 | Ⅳ类 | Ⅴ类 | |
浙江 | 100.00 | 50.73 | 1164 | 58 | 12 | 23 | 14 | 1055 |
山东 | 75.56 | 100.00 | 1975 | 28 | 6 | 10 | 13 | 1918 |
陕西 | 64.36 | 61.99 | 1410 | 26 | 6 | 8 | 20 | 1348 |
河南 | 54.58 | 85.39 | 1593 | 17 | 2 | 12 | 8 | 1554 |
江苏 | 35.10 | 26.39 | 537 | 22 | 5 | 4 | 3 | 503 |
广东 | 24.59 | 14.84 | 312 | 12 | 8 | 7 | 0 | 285 |
河北 | 20.13 | 28.47 | 593 | 7 | 1 | 3 | 6 | 576 |
上海 | 19.26 | 12.53 | 264 | 13 | 2 | 5 | 0 | 244 |
安徽 | 11.70 | 2.17 | 66 | 8 | 6 | 1 | 0 | 51 |
江西 | 10.88 | 0.75 | 39 | 8 | 2 | 6 | 0 | 23 |
湖南 | 10.35 | 13.93 | 230 | 1 | 4 | 7 | 0 | 218 |
湖北 | 7.58 | 2.99 | 84 | 6 | 2 | 1 | 1 | 74 |
四川 | 7.17 | 16.91 | 275 | 3 | 0 | 0 | 0 | 272 |
福建 | 6.78 | 3.36 | 74 | 1 | 0 | 10 | 0 | 63 |
广西 | 6.61 | 6.56 | 121 | 3 | 0 | 5 | 1 | 112 |
山西 | 6.42 | 6.78 | 193 | 3 | 0 | 2 | 1 | 185 |
北京 | 5.73 | 4.92 | 109 | 4 | 0 | 2 | 1 | 102 |
重庆 | 0.59 | 0.97 | 18 | 0 | 0 | 1 | 0 | 17 |
云南 | 0.51 | 1.56 | 28 | 0 | 0 | 0 | 0 | 28 |
天津 | 0.40 | 0.89 | 22 | 0 | 0 | 0 | 0 | 22 |
甘肃 | 0.19 | 0.52 | 11 | 0 | 0 | 0 | 0 | 11 |
新疆 | 0.08 | 0.37 | 5 | 0 | 0 | 0 | 0 | 5 |
辽宁 | 0.04 | 0.15 | 3 | 0 | 0 | 0 | 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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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① 评价值最高的中心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山东、河南及陕西,说明中原文化区对于石刻碑铭分布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并包括经济发达的浙江(图6a);② 外围区是分布在中心区与边缘区中间的过渡地带,包括江苏、上海和河北,广东由于海外贸易的开展成为另一个外围区(图6a);③ 边缘区则呈现出连片分布状态,包括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北京、天津等广大区域(图6a)。自然地理属性和历史文化背景,加之隶属书家类型单一、级别低等可能是造成外围区域评价值较低的原因;④ 各类书家总数空间分布与边际递减评价值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如浙江、河北以及上海等的排名(表6),而等级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上海和广东(图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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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元朝及以前石刻碑铭区域评价空间分异
-->Fig.6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bout evaluation of stone inscriptions in China till the Yuan Dynasty
-->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在分析数据库所记载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空间格局演变的同时,从书家、书体角度进一步阐释其空间特征,并通过全新的客观视角提出赋值加权和评等定级方法,构建了基于书家频次的旅游资源综合评价模型,相关结论可为旅游资源评价提供支撑,同时也丰富了文化遗产研究的内容。此外,利用现代科学统计和地理空间分析工具对已有现象提出新的证据,体现了西方新史学的多重数据法,在历史统计学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1)时间特征方面,中国书法景观在数量上呈现四个高峰(汉、唐、北宋、元)和两个过度时期(南北朝和南宋),是对已有石刻碑铭研究提出的两个高峰(汉、唐)的完善和补充。
(2)空间特征方面,得出以下结论:① 总体空间特征跟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密切相关,且南北方?(? 以秦岭淮河一线为依据。)石刻碑铭空间分布的“中心—外围—边缘”特征影响因素略有不同,北方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南方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47];② 书体空间特征:楷书和隶书占统治地位。其中,楷书的空间分布地域最广;就“中心”而言,山东省是五种书体的中心区,江苏省由于地域上的原因往往在南北文化中心地域之间起到纽带作用,同时说明文化传播的地域连续性;③ 书家空间分布具有一定的地方附属性,即书家频次在空间上的变化往往取决于其出生地、居住地以及任职地等个人因素。总体而言,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空间特征体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基本格局,表明明清文化重心转移的历史基础与经济背景,反衬了明清江南经济蓬勃发展后的文化新格局形成特征。
(3)书法景观文化遗产分布的影响因素概括为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且两者往往共同作用。中国古代中原农耕文化此兴彼衰、东移南迁的历史态势是影响着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布的关键因素之一[47]。此外,一些国家层面的政策(如“禁碑”)及社会书法群体意识或集体认同同样影响着书法景观的数量和格局。例如,热门书家的统计结果表明最晚在元代(含元代)之前,楷书四大家和宋四家的书家格局业已形成。
(4)结果证明书法景观评价的边际递减模型的有效性。评价结果与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空间特征所反映的文化中心“东移南迁”历史态势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也反映了在此类文化景观评价过程中,文化权力(如书家艺术地位、文化地位及社会地位)的决定性作用。
6.2 讨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中心转移和经济活动区域差异决定了文化产品空间特征与变化。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周秦汉时期,关中因优越的农耕条件成为当时经济和政治中心,开启了黄河流域数千年文化统治地位的序幕。随后的魏晋为经济中心转移期,“永嘉之乱”与“晋室南迁”对南方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48];南北朝南方尤其是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长江沿岸的“建康-当涂”一带成为经济发达地带;隋唐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由于北方长期战乱而南方相对安逸,使得苏浙地区以及成都、广州、桂林等成为当时全国富庶之地;至北宋,出现以淮河、秦岭为分界线的南北文化抗衡局面;“靖康之变”后汉人再次南迁,加之江浙一带学术文风氛围愈发浓厚,闲暇阶层人数增加而人文渊薮,实现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合二为一”的局面,文化中心随之完全转移到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书法景观时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区的变迁以及现有文保单位等历史遗存的分布规律。农耕文明时代农业区特征是文化区的空间分异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那些自然禀赋优越地区便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中原文化区。随着时间推移,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受到多样化因素影响之后,文化区“中心”随之变动,如从中原文化区到江南文区再到东南文化区的演变态势。书法景观时空特征正是文化区“中心”迁移的有力佐证。同样地,书法景观作为文化遗产多被视为文物保存和保留,而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研究当今历史遗存很好的切入点。实证发现,以现有文保单位各省数量为例,其分布与本文数据库记载书法景观条录省级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Peason相关系数为0.477, 显著性检验值P=0.025(<0.05)。)。
书法景观评价过程中,书家文化身份、社会地位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石刻碑铭数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折射出书法景观所隐喻的文化权力[49]。景观文化权力可理解为其所隐喻的文化身份高低,亦指其在某地出现的文化原因[50]。本文所指书法景观所蕴含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指某一历史时期的审美特征、隶属书家的频次以及空间特征等方面。书家频次以及府(县)分布频次反应了各类名人的“生命路径”,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书家身份对其作品流传范围的影响及书法文化遗产分布的空间偏好[51]。同时,Ⅰ类~Ⅲ类书家边际递减评价值与书法景观数量分布规律的高度一致性也间接印证了此观点(省份书家总量越多,其著名书家边际评价值越高,反之亦然)。当代社会的书法景观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旅游资源,其兼具环境解说、场所烘托和情感激活等功能。例如,书法景观使得场所品质意境得以升华,如《红楼梦》云:“……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 ?(? 曹雪芹. 红楼梦
鉴于《寰宇访碑录》和《补寰宇访碑录》成书时信息获得的艰难性,故在全国尺度下以记录在册之石刻碑铭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收录内容为元朝及以前所能见之石刻碑铭,缺少元朝之后的相关数据。同时,两书所记载石刻碑铭虽标注所在行政区域,但较为具体位置并未说明。因此,未来研究可将明清乃至民国书法景观相关资料纳入研究数据库,并将记载石刻碑铭所在地具体化以便更精确地揭示其时空规律,也可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运用大数据或遥感影像调查现当代中国已有书法景观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和分异规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 , <p>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p> , <p>遗产地旅游开发中的商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成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宗教型遗产地,其旅游开发的商业化既影响了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也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选取嵩山少林寺为典型案例,从商业化阶段、产业链形态、旅游景观变迁、旅游世俗化影响等方面,对商业化的演化过程进行刻画与解读;通过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商业化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的旅游商业化演化过程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视角,对客观认知中国宗教型遗产地的商业化开发状态,指导宗教型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p> |
[2] | ,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attempt to explain whether and how Chinese calligraphy - a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symbol - plays and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given its historic context and modern renaissance. Chinese calligraphy as heritage, with its long history, diverse types and forms, broad connotation, maturity in theory, wide distribution, pervasiv... |
[3] | . , <p>历史街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但原真文化僵化保护和过度商业化成为阻碍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症结。构建了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的结构方程假设模型,以苏州平江路为例实证研究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影响因素,并提出历史街区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结果显示: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消费需求和景观及空间意象是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键因素,业态分布及类型、街道布局及功能和历史信息传达是重要因素;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对支持度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消费需求;③构建了以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城市文化为基础,以满足游客体验和休闲需求为驱动力,以“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和“生活化”为开发手段,形成凸显城市文化并体现现代休闲体验需求的集“文化化”、“体验化”、“休闲化”、“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生活化”和“特色化”于一体的历史街区“八化”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p> , <p>历史街区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对象,但原真文化僵化保护和过度商业化成为阻碍历史街区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症结。构建了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的结构方程假设模型,以苏州平江路为例实证研究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模式支持度影响因素,并提出历史街区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结果显示: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消费需求和景观及空间意象是影响历史街区旅游发展支持度的关键因素,业态分布及类型、街道布局及功能和历史信息传达是重要因素;②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生对支持度影响程度最大,其次为消费需求;③构建了以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城市文化为基础,以满足游客体验和休闲需求为驱动力,以“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和“生活化”为开发手段,形成凸显城市文化并体现现代休闲体验需求的集“文化化”、“体验化”、“休闲化”、“创意化”、“人性化”、“精致化”、“生活化”和“特色化”于一体的历史街区“八化”旅游发展创新型模式。</p> |
[4] | , Chinese calligraphy is a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al symbol, acting as an art form unifying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ainting.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are common attractions in China's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how tourists' attitudes towards calligraphy impact perceptions of authenticity. This paper further develops model by adding attitude variable which differs from motivation into the model, and ame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variables in the structural model. A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were performed using LISREL 8.51. This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public ignor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ffects perceptions of authenticity and leads tourists to attribute importance to the aesthetics and form of the objective material, rather than to focus on the inner experience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ic arts. Thus tourists remain stuck in the shallow level of heritage and cultural tourism experiences. The managerial and marketing implications of authenticity within this and other contexts are then discussed. |
[5] | . ,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
[6] | , This study identifies implications of dark tourism and describes how tourists and destinations, which are principal collateral cores, define what constitutes “dark” travel.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dimensions of dark tourism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finds that the former partly affects the latter. Th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imed to examine why tourists approach and engage with disaster sites and how such experiences may affect tourists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reaction. It is the first paper that appli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to dark tourism research. We focus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 and exper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that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effect on tourist experiences. We find that the curious visitors are likely to engage cognitively by learning about the incident or related issues and tourists' emotional reaction to the “dark” space influence more heavily emotional tourist experiences than cognitive experiences do. |
[7] | , Calligraphy, described as a symbolic element within cultural landscap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ightseeing by tourists along with their local experiences of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The intention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e of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of tourists on calligraphic landscape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s of the attitudes and experi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
[8] | . , 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的研究引起学术界重视.目前文献集中于研究转 型期遗产管理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但缺少在管理机制的设计和操作层面上开展研究.本文试图从遗产管理绩效评估入手开始对遗产管理激励机制的探索.初步构建了 以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和以社区发展、游客管理和经营开发为贡献目标的遗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评价的原则和关键指标确定等进行思考. , 文化和自然遗产管理的研究引起学术界重视.目前文献集中于研究转 型期遗产管理的组织结构的调整,但缺少在管理机制的设计和操作层面上开展研究.本文试图从遗产管理绩效评估入手开始对遗产管理激励机制的探索.初步构建了 以遗产保护为基本目标和以社区发展、游客管理和经营开发为贡献目标的遗产管理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评价的原则和关键指标确定等进行思考. |
[9] | . , 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在深入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典型性对传统村落的价值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将传统村落划分为遗产性村落、特色性村落和保护性村落三种类型。在探讨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的6种模式。 , 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在深入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典型性对传统村落的价值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将传统村落划分为遗产性村落、特色性村落和保护性村落三种类型。在探讨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的6种模式。 |
[10] | . , 古村落是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乡村聚落,选取古村落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分布原因,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乡村地区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①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塞和文明的发祥地,并形成了3 大集中区、3 大相对集中区和4 大过渡扩散区,孕育了6 个文化区;②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造时间跨度较大,但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 个朝代,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③ 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有资源禀赋特点、评定标准的局限、依托腹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区域政策导向。 , 古村落是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乡村聚落,选取古村落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来分析中国古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其影响因素和分布原因,从而进一步引导中国乡村地区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研究表明:① 我国历史文化名村主要沿河流分布、多是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要塞和文明的发祥地,并形成了3 大集中区、3 大相对集中区和4 大过渡扩散区,孕育了6 个文化区;②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建造时间跨度较大,但多集中在唐宋明清4 个朝代,明朝保留下来的古村落最多,分布范围最广;③ 造成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有资源禀赋特点、评定标准的局限、依托腹地的经济发达程度和区域政策导向。 |
[11] | . ,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实施和推广,已经成为中国影响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其收录的矿业遗产无疑是中国矿业文明的代表。通过对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项目信息的提取,建立数据库,对中国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在空间上分布广泛,但呈不均衡状态,主要以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居多,边疆和内陆省份较少;空间上的不均衡还表现在矿产类型上,大部分矿产类型主要分布在少数省份;在时间分布上,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的时间跨度较大,单个矿冶点使用延续性较强,周朝到清朝是矿业遗产分布最为集中的时间段。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受矿产资源禀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交通通达度等遗产资源因素影响,另外还受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和意识形态等文物制度因素影响。 ,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实施和推广,已经成为中国影响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其收录的矿业遗产无疑是中国矿业文明的代表。通过对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项目信息的提取,建立数据库,对中国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在空间上分布广泛,但呈不均衡状态,主要以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居多,边疆和内陆省份较少;空间上的不均衡还表现在矿产类型上,大部分矿产类型主要分布在少数省份;在时间分布上,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的时间跨度较大,单个矿冶点使用延续性较强,周朝到清朝是矿业遗产分布最为集中的时间段。文物保护单位中矿业遗产的时空分布受矿产资源禀赋、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交通通达度等遗产资源因素影响,另外还受我国文物保护相关法规和意识形态等文物制度因素影响。 |
[12] | . , <p>基于文化地理学理论,运用传统定性与定量互补的研究方法,以淮剧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淮剧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二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第三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第四阶段主要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扩散,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其次,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淮剧空间扩散模型,揭示了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是扩散的主要因素。第三,以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总结出淮剧文化区存在着南、北两大文化亚区和北亚区内又分化出东、中、西三片子文化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选取典型年份下专业淮剧团的数量变化来考察淮剧文化区的演变轨迹,发现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地集中在盐城和淮安两市,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p> , <p>基于文化地理学理论,运用传统定性与定量互补的研究方法,以淮剧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淮剧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二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第三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第四阶段主要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扩散,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其次,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淮剧空间扩散模型,揭示了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是扩散的主要因素。第三,以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总结出淮剧文化区存在着南、北两大文化亚区和北亚区内又分化出东、中、西三片子文化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选取典型年份下专业淮剧团的数量变化来考察淮剧文化区的演变轨迹,发现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地集中在盐城和淮安两市,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p> |
[13] | . , 已有的书法地理研究局限于书法现象的地域分异.本文讨论了书法景观的概念、特征及类型,指出书法地理研究应该包括书法作为具有区域分异特征的人文景观元素的研究、书法作为人地关系中景观组成元素的研究以及书法审美作为人地关系的影响物的研究,并进行了详细阐述.书法地理学未来需要通过多学科方法引入进行研究,书法地理学对于旅游、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有着潜在应用价值. , 已有的书法地理研究局限于书法现象的地域分异.本文讨论了书法景观的概念、特征及类型,指出书法地理研究应该包括书法作为具有区域分异特征的人文景观元素的研究、书法作为人地关系中景观组成元素的研究以及书法审美作为人地关系的影响物的研究,并进行了详细阐述.书法地理学未来需要通过多学科方法引入进行研究,书法地理学对于旅游、城市规划等多个方面有着潜在应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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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 , 以厦门书法广场为例,分析书法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从项目背景、项目概况、总体设计构思、设计原则、总体景观布局、附属设计、绿化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 , 以厦门书法广场为例,分析书法艺术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主要从项目背景、项目概况、总体设计构思、设计原则、总体景观布局、附属设计、绿化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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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 , 在城市空间中,如何展示汉字特有的造型美和体现深层次的民族特色,探寻书法艺术在城市景观中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规律,提出在城市景观中书法景观的运用要点. , 在城市空间中,如何展示汉字特有的造型美和体现深层次的民族特色,探寻书法艺术在城市景观中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规律,提出在城市景观中书法景观的运用要点. |
[18] | . , 研究了书法在园林中的应用形式。以临沂书法广场设计建设为例,结合场地现状,对以书法为主题的园林景观的营造进行了探索。该广场采用混合式园林布局,把中国书法文化与园林艺术相结合,以立碑、卧碑、方形石、自然石、叠石广场、景墙等形式,刻制自龙山文化陶文字形开始到当代的1 080位书法名家的1 320幅作品,展示了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史,达到了宣传、普及书法的目的。 , 研究了书法在园林中的应用形式。以临沂书法广场设计建设为例,结合场地现状,对以书法为主题的园林景观的营造进行了探索。该广场采用混合式园林布局,把中国书法文化与园林艺术相结合,以立碑、卧碑、方形石、自然石、叠石广场、景墙等形式,刻制自龙山文化陶文字形开始到当代的1 080位书法名家的1 320幅作品,展示了中国书法文化发展史,达到了宣传、普及书法的目的。 |
[19] | . ,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 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 书法景观是一种代表中国特色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景观知觉维度研究是了解这种景观基本特征的手段。本文将尝试开放问卷对书法知觉场所地方记忆报告结果进行编码,并构建专门计算公式进行权重计算,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主要知觉维度可归为6 类:知觉时间、地理环境、书法特性、书法载体形式、价值和个体心理,并揭示了热点景点书法景观的知觉维度特征。眼动仪分析结果表明旅游景点的书法景观作为地域标志和景观标志,在公众知觉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园林、湖泊和海滨景点内的书法景观,公众更多知觉到了山岳和宫殿庙宇内的书法景观。利用知觉频数描述了不同类型书法景观的地理场所公众知觉特征,根据书法景观知觉频率可将这些场所划分为景点、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新闻媒体和广场三个层次。本文的研究实际上也为中国特色文化景观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 |
[20] | . ,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是城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全球化城市景观更新背景下的演化特征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设计书法景观指数对北京、江苏、安徽、香港、四川等19个案例地典型地段的12种案例类型的书法景观调查统计,揭示了中国城镇书法景观存在多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即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存在于不同属性的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不同文化和功能属性的街区之间、以及同一街区的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认同、城市更新、商业驱动,并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人潜意识地将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景观标志和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使得书法景观具备了空间地方界定和定义的功能,并促成了城镇中文化象征空间和地方感的形成以及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书法景观研究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书法景观作为文化符号是中国传统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是城镇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在全球化城市景观更新背景下的演化特征规律,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通过设计书法景观指数对北京、江苏、安徽、香港、四川等19个案例地典型地段的12种案例类型的书法景观调查统计,揭示了中国城镇书法景观存在多种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即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存在于不同属性的城镇之间、城镇内部不同文化和功能属性的街区之间、以及同一街区的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城镇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的基本因素—现代化和全球化、文化认同、城市更新、商业驱动,并构建了一个相应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中国人潜意识地将书法作为一种传统景观标志和传统文化象征符号,使得书法景观具备了空间地方界定和定义的功能,并促成了城镇中文化象征空间和地方感的形成以及书法景观的空间分异。书法景观研究对全球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21] | . , 书法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它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之一便是书法景观.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书法景观的概念,书法景观的分类.指出其构成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还应包括人文景观中的可视性因素、可悟性因素和氛围.书法景观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统一体. , 书法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它的基本理论研究对象之一便是书法景观.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书法景观的概念,书法景观的分类.指出其构成除了自然因素以外,还应包括人文景观中的可视性因素、可悟性因素和氛围.书法景观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统一体. |
[22] | . , 书法景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和文化符号,广泛应用于旅游景区而成为旅游景观的一种重要类型。本文以桂林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为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作为旅游景区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者总体上对其具有较高的认知和鉴赏兴趣;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符号效应,具体表现在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审美引导3个方面,对应于外在行为、文化环境知觉、景观审美活动3个层次的行为效应。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在书法鉴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方面无显著差异。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研究对于揭示人们的地方感和环境行为与书法景观之间的关系、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设计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等具有指导意义。 , 书法景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文化景观和文化符号,广泛应用于旅游景区而成为旅游景观的一种重要类型。本文以桂林旅游景区的书法景观为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书法景观作为旅游景区的重要人文景观,旅游者总体上对其具有较高的认知和鉴赏兴趣;书法景观对旅游者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符号效应,具体表现在书法鉴赏、文化象征、审美引导3个方面,对应于外在行为、文化环境知觉、景观审美活动3个层次的行为效应。书法景观的符号效应在书法鉴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文化象征和审美引导方面无显著差异。书法景观符号效应研究对于揭示人们的地方感和环境行为与书法景观之间的关系、旅游景区书法景观的设计和景区文化氛围的营造等具有指导意义。 |
[23] | . , <p>以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市旅游街区的商店招牌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琉璃厂、东京浅草寺作为传统旅游街区,以北京王府井、东京新宿作为更新型旅游街区,以南京新街口、东京银座作为都市现代商贸旅游街区,设计了特定的书法景观指数从不同空间尺度探讨了两国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特征及文化认同的异同。结果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对书法文化仍然存在的较强文化认同,书法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标识了城市内部象征空间的形成,表征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虽然两国文字、民俗和书法传统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书法艺术的认同角度和形式上的差异,但两国书法景观在整体上具有城市空间分异规律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旅游街区的书法景观较之传统旅游街区已经弱化;书法景观在不同类型业态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p> , <p>以中国和日本两国都市旅游街区的商店招牌为研究对象,以北京琉璃厂、东京浅草寺作为传统旅游街区,以北京王府井、东京新宿作为更新型旅游街区,以南京新街口、东京银座作为都市现代商贸旅游街区,设计了特定的书法景观指数从不同空间尺度探讨了两国书法景观空间分异特征及文化认同的异同。结果表明:全球化背景下中、日两国对书法文化仍然存在的较强文化认同,书法景观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标识了城市内部象征空间的形成,表征着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虽然两国文字、民俗和书法传统的差异性导致两国在书法艺术的认同角度和形式上的差异,但两国书法景观在整体上具有城市空间分异规律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旅游街区的书法景观较之传统旅游街区已经弱化;书法景观在不同类型业态之间的差异则揭示了这种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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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 , 书法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卓越代表,它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可以指导景观创作。无论是自然地貌还是人工筑造的园林,通过与书法结合,将书法布局、章法和结体等处理手法运用其中,可以实现景观从形式到内涵价值的提升。在当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探讨书法景观的形式之变、书法创作理念在景观中的应用、书法在景观中的现代演绎以及背后的动因。 , 书法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卓越代表,它的创作理念和审美理想可以指导景观创作。无论是自然地貌还是人工筑造的园林,通过与书法结合,将书法布局、章法和结体等处理手法运用其中,可以实现景观从形式到内涵价值的提升。在当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探讨书法景观的形式之变、书法创作理念在景观中的应用、书法在景观中的现代演绎以及背后的动因。 |
[27] | . ,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旅游者地方文化感知的重要符号元素。本文选取了我国陕西汉中著名的书法碑刻群—"石门十三品"作为案例地,将游客地方感分为情感依恋、景观原真性、社会文化氛围、书法功能四个维度,构建了书法景观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分析得出游客年龄、对景区的熟悉度、旅游动机在情感依恋维度上的差异显著。距离对游客地方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氛围维度上,而不同书法背景的游客则在书法功能维度上差异显著。地方理论与书法景观的应用研究为书法旅游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 书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旅游者地方文化感知的重要符号元素。本文选取了我国陕西汉中著名的书法碑刻群—"石门十三品"作为案例地,将游客地方感分为情感依恋、景观原真性、社会文化氛围、书法功能四个维度,构建了书法景观旅游地游客地方感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聚类分析得出游客年龄、对景区的熟悉度、旅游动机在情感依恋维度上的差异显著。距离对游客地方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氛围维度上,而不同书法背景的游客则在书法功能维度上差异显著。地方理论与书法景观的应用研究为书法旅游资源的规划和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
[28] | . , <p>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集文学、历史和绘画为一体。书法景观是风景区常见的旅游吸引物。以武夷山景区为例,基于游客书法偏好、书法欣赏水平、书法景观游览功能、书法景观感知、游客审美体验、游客景区地方感与满意度7个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模型,采用SPSS和AMOS软件,探讨书法景观在游客地方感知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游客书法偏好及欣赏水平、书法景观游览功能和书法景观感知存在正相关;(2)游客书法偏好、书法欣赏水平及其对书法景观感知对审美体验具有显著影响性,但书法景观游览功能与审美体验不相关;(3)审美体验增强游客景区地方感,书法景观有利于景区地方感的形成;这种地方感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性。</p> , <p>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集文学、历史和绘画为一体。书法景观是风景区常见的旅游吸引物。以武夷山景区为例,基于游客书法偏好、书法欣赏水平、书法景观游览功能、书法景观感知、游客审美体验、游客景区地方感与满意度7个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模型,采用SPSS和AMOS软件,探讨书法景观在游客地方感知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游客书法偏好及欣赏水平、书法景观游览功能和书法景观感知存在正相关;(2)游客书法偏好、书法欣赏水平及其对书法景观感知对审美体验具有显著影响性,但书法景观游览功能与审美体验不相关;(3)审美体验增强游客景区地方感,书法景观有利于景区地方感的形成;这种地方感对游客满意度具有正向性。</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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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 ,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 是****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但鲜有研究涉及居民对文化景观的感知和认同问题。本文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书法景观为研究切入点, 根据地方感理论构建了假设模型, 提出了17 个假设影响路径。根据遵义会议会址景区及周围红色旅游商业街中书法景观的居民感知调查数据, 构建了居民书法景观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居民感知态度与文化认同的递进性, 拒绝了部分研究假设。同时, 在书法景观功能感知的5 个维度:经济获益、环境审美、场所识别、景观原真性和行为导向中, 经济获益和景观原真性是居民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果体现了原真性元素在城市文化景观中的核心地位, 验证文化景观对城市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对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和规划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 文化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 是****们广泛关注的热点, 但鲜有研究涉及居民对文化景观的感知和认同问题。本文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书法景观为研究切入点, 根据地方感理论构建了假设模型, 提出了17 个假设影响路径。根据遵义会议会址景区及周围红色旅游商业街中书法景观的居民感知调查数据, 构建了居民书法景观感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居民感知态度与文化认同的递进性, 拒绝了部分研究假设。同时, 在书法景观功能感知的5 个维度:经济获益、环境审美、场所识别、景观原真性和行为导向中, 经济获益和景观原真性是居民文化认同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果体现了原真性元素在城市文化景观中的核心地位, 验证文化景观对城市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对城市文化景观保护和规划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
[31] | . , 选取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集中的桂林叠彩山景区作为案例地,通过因 子分析方法将游客对书法景观感知进行萃取并通过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游客对书法景观感知意象因子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游客性别对"实践与趣味"因子的感 知有明显差异,女性更容易在游程中受到环境感染,对活动趣味上的感知高于男性;受教育水平对"联想与增智"因子的感知有显著性影响,文化程度高的游客对书 法景观的欣赏会有更深层次的感悟.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动机类别的旅游者对叠彩山书法景观的感知差异,不同动机类别的旅游者在"实践与趣味"、" 地物标志"因子上差异显著. , 选取摩崖石刻等书法景观集中的桂林叠彩山景区作为案例地,通过因 子分析方法将游客对书法景观感知进行萃取并通过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游客对书法景观感知意象因子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游客性别对"实践与趣味"因子的感 知有明显差异,女性更容易在游程中受到环境感染,对活动趣味上的感知高于男性;受教育水平对"联想与增智"因子的感知有显著性影响,文化程度高的游客对书 法景观的欣赏会有更深层次的感悟.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动机类别的旅游者对叠彩山书法景观的感知差异,不同动机类别的旅游者在"实践与趣味"、" 地物标志"因子上差异显著. |
[32] | . , 书法景观作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为游客提供多重信息,对游客感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纵观书法景观和旅游意象研究,尚不存在书法景观应用性价值研究及景观元素对目的地旅游意象构建作用的实证研究。本文以西安碑林为例,通过对书法景观功能维度进行划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书法景观在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为未来旅游规划和发展提供建设性指导。研究表明书法景观在旅游意象构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且不同的书法景观功能维度(审美体验功能、地方认同功能、行为导向功能)对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方式及强度不同。 , 书法景观作为重要的文化景观,为游客提供多重信息,对游客感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纵观书法景观和旅游意象研究,尚不存在书法景观应用性价值研究及景观元素对目的地旅游意象构建作用的实证研究。本文以西安碑林为例,通过对书法景观功能维度进行划分,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书法景观在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为未来旅游规划和发展提供建设性指导。研究表明书法景观在旅游意象构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且不同的书法景观功能维度(审美体验功能、地方认同功能、行为导向功能)对景区旅游意象构建中的作用方式及强度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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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 . , 基层民众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迁起着重大作用。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与审美、环境与风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朴素认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将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低谷期、恢复期、下降期等6个阶段。民间乡规民约石刻的在时间轴上的分布规律和民间环境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清代以前,云南地区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代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经济开发对植被的不断破坏以及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打乱,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就不断增强。从空间方面看,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同时也是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 , 基层民众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迁起着重大作用。云南乡规民约石刻中包含大量保护生态环境的条款,这些条款体现了人们对环境与审美、环境与风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森林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朴素认识。根据目前收集到的具有环保条款的乡规民约石刻,结合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将云南民间环境意识发展分为萌芽期、发展期、高潮期、低谷期、恢复期、下降期等6个阶段。民间乡规民约石刻的在时间轴上的分布规律和民间环境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清代以前,云南地区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环境良好,人口密度较小,对自然的破坏程度较小,环境问题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清代以后,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大,经济开发对植被的不断破坏以及战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打乱,云南民间环境意识也就不断增强。从空间方面看,云南环保型乡规民约石刻分布广泛、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开发历史最为悠久、人口最密集、工农业最发达、同时也是毁林开荒最严重的地区。 |
[35] | ,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velop a procedure for the assessment tourism sustainability. Twelve case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ical backgrounds are analysed, and the issues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are discussed. A model development procedure is proposed, and combination of reductionist and holistic approaches to modelling is employed: identification of the systems,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scaling of sustainability; gradations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maps; extension of the maps over time; and evalu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s formulated to assess tourism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above components. ‘Barometer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BTS) and ‘AMOEBA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TSI) are introduced as devic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The proposed BTS model represents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tourism sustainability in a given destination, combining human and natural indicators into an index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without trading one off against the other. The ATSI model is introduced to complement the BTS analysis and to illustrate individual levels of sustainability of tourism indicators. |
[36]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As nature-based tourism grows, protected areas will witness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tourists, with the quality of destination attributes exerting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their experience. An evaluation and rating system may help tourists to select sites, enhance their satisfaction, and encourage them to act responsibly. Managers may als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operate such sites. The paper propose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for the assessment of protected areas by the assignment of priorities to the various elements of the structure. By applying the Standard Deviation Method, the research categorized Victorian parks in Australia into four levels, which were found to correlate closely with prevailing visitation levels and with park popularity.</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évaluation des sites naturels pour le tourisme. Au fur et à mesure que le tourisme basé sur la nature augmente, les zones protégées seront confrontées à une pression croissante de la part des touristes, et la qualité des attributs des destinations aura une influence considérable sur l'expérience des touristes. Un système d'évaluation et d'indices pourrait aider les touristes à sélectionner des sites, augmenter leur satisfaction et les encourager à agir de façon responsable. Les administrateurs comprendraient mieux comment faire valoir de tels sites. L'article propose une structure hiérarchique pour l'évaluation des zones protégées par l'attribution de priorités aux différents éléments de la structure. En applicant la méthode de l'écart type, la recherche a classé les parcs victoriens en Australie dans quatre niveaux qui correspondaient étroitement aux niveaux d'affluence et à la popularité des parcs.</p> |
[37] | ,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odel to explain and measure the determinants of tourism attractiveness of a destination by measuring supply-and-demand indicator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overall tourism attractiveness of a destination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vailability of existing attractions and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such attractions. The method used qu... |
[38] | , This paper proposes a framework to manage the many different ecotourism experiences. The overall concept proposed is not new but is one which is based on existing approaches used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 management incorporating ideas from the Recreational Opportunity Spectrum and the Tourism Opportunity Spectrum. This so-called Ecotourism Opportunity Spectrum contains eight components: accessi... |
[39] | . , 区域民俗文化是旅游地旅游资源的组成因子。有关其专项定量评价目前尚不完善。本文以九寨沟藏族民俗及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为例,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评价进行尝试。针对已有固定结构权重评价模型适应性较弱的现状,本文尝试了具有能够反映主导民俗类型的可变权重的主成分优先法对两个地区的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同时,本文利用游客态度调查结果,对九寨沟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公众体验性评价 , 区域民俗文化是旅游地旅游资源的组成因子。有关其专项定量评价目前尚不完善。本文以九寨沟藏族民俗及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为例,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评价进行尝试。针对已有固定结构权重评价模型适应性较弱的现状,本文尝试了具有能够反映主导民俗类型的可变权重的主成分优先法对两个地区的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同时,本文利用游客态度调查结果,对九寨沟民俗旅游资源进行了公众体验性评价 |
[40] | . , 生态旅游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旅游发展方向之一,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有其特殊性。在综合考虑旅游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条件、旅游条件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新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准主成份、主观经验判断法等方法,基于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了指标体系各因子权重。并以江苏沿海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为例,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江苏海滨湿地9个生态旅游区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较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 生态旅游是新世纪最重要的旅游发展方向之一,生态旅游资源的评价有其特殊性。在综合考虑旅游资源条件、生态环境条件、旅游条件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新的生态旅游资源评价的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准主成份、主观经验判断法等方法,基于专家调查的结果,确定了指标体系各因子权重。并以江苏沿海湿地生态旅游资源为例,应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江苏海滨湿地9个生态旅游区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区分度、较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 |
[41] | . , 论文回顾了当前国内外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现状 ,并依据我国具体状况 ,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评价体系。新体系选择80个评价因子 ,分为旅游资源条件和可利用条件两个大类 ,前者包括地貌、水体、气候气象、生物、人文等5个亚类 ;后者包括基础设施及管理、安全、卫生等3个亚类。论文建立的新的海滩质量评比展示模式将有利于国内外海滩的质量对比 ,可促使我国海滩旅游业与国际接轨、能够向人们提供较多的海滩质量信息并利于海滩的经营管理 , 论文回顾了当前国内外海滩旅游资源质量评价体系的发展现状 ,并依据我国具体状况 ,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的评价体系。新体系选择80个评价因子 ,分为旅游资源条件和可利用条件两个大类 ,前者包括地貌、水体、气候气象、生物、人文等5个亚类 ;后者包括基础设施及管理、安全、卫生等3个亚类。论文建立的新的海滩质量评比展示模式将有利于国内外海滩的质量对比 ,可促使我国海滩旅游业与国际接轨、能够向人们提供较多的海滩质量信息并利于海滩的经营管理 |
[42] | . , 为深入理解中外旅游研究的异同,文章对2000年以来《Annalsof Tourism R esearch》和《旅游学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外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前者侧重于旅游影响、旅游人类学、旅游社 会学与生态旅游等方面的 , 为深入理解中外旅游研究的异同,文章对2000年以来《Annalsof Tourism R esearch》和《旅游学刊》发表的论文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外旅游研究在研究内容 、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前者侧重于旅游影响、旅游人类学、旅游社 会学与生态旅游等方面的 |
[43] | . , 针对古代文献引用方式的特殊性和无法运用常规引文分析及关键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以主题内容为检索单元以朝代为时间单元进行频数统计研究,将贯穿中国历代传统书法理论(书论)中的大量自然意象描述主题内容分为21类,并以此为指标进行分朝代统计,进而采用线性回归方法计算不同朝代书论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作为各朝书论之间的传承关系。论文同时利用文史考证材料对所揭示的传承现象进行了分析、验证和阐释。 , 针对古代文献引用方式的特殊性和无法运用常规引文分析及关键词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以主题内容为检索单元以朝代为时间单元进行频数统计研究,将贯穿中国历代传统书法理论(书论)中的大量自然意象描述主题内容分为21类,并以此为指标进行分朝代统计,进而采用线性回归方法计算不同朝代书论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作为各朝书论之间的传承关系。论文同时利用文史考证材料对所揭示的传承现象进行了分析、验证和阐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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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 , 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 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再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开发. , 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 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首先,从实质上讲,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是移民政权;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再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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