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甫园, 王开泳Exploring destination spatial competition rules: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
XUChunxiao, WANGFuyuan, WANGKaiy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8-22
修回日期:2016-12-12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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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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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地空间竞争是旅游地理学的经典课题。随着旅游活动的日益普及,中国旅游业在多年的政府主导下形成了良好基础,战略性支柱产业地位全面确定。而今,旅游业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呼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期待市场规律的全面揭示以获得良好的理论支持。深入研究旅游地空间竞争的一般规律,既是旅游地理学科发展的要求,更是保障区域旅游规划和管理科学性的迫切需要。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聚焦在旅游资源的区域禀赋[1,2]和区位因素[3],分析工具主要有无差异曲线、引力模型、概率旅行模型和价格需求交叉弹性模型[1,2]。进入80年代,旅游需求的影响成为旅游地竞争的研究重点,主要关注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揭示了价格竞争优势的存在[4-6];另有研究则从感知视角探究旅游地竞争关系,如通过形象认知调查来辨识一组旅游地的竞争性地位[7,8]。90年代后,竞争优势理论引入旅游竞争研究[9],围绕旅游系统各要素及其整合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研究大尺度区域旅游地竞争力的等级格局成为主流[10-13]。
中国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初期主要是引介或应用国外成果,如价格需求交叉弹性分析法的介绍[14]、引力模型的应用[15]。随着旅游竞争现象的观察和思考不断深入,旅游地空间竞争的本土化研究出现了一批经典成果,归纳了不同类型旅游地间的替代性竞争和非替代性竞争关系[16-18]、剖析了旅游地竞争的“阴影现象”[19]和“屏蔽现象”[20];揭示了城市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和动态演化[21,22]。基于旅游流的竞争分析模型成果丰硕,提出了市场竞争态模型[23]、亲景度模型[24]、旅游场模型[25];依托共生理论和生态位理论,探索了旅游地仿生学空间竞争关系[26-28],丰富了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总体而言,旅游地空间竞争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发展、形成了以下基本理论：第一,出游距离衰减论,得到了都市居民目的地选择的距离衰减定律[29];第二,资源禀赋和功能论,认识到资源禀赋和功能属性影响旅游地竞争关系 [16,17];第三,竞争优势论,指出旅游地的综合竞争优势是资源、要素条件和区位的集成,竞争优势差异导致旅游地规模结构分级[21];第四,时空演化论,它是竞争优势理论的延伸,认为旅游地竞争格局演变受资源产品、市场服务和保障能力等因素变化的影响[22]。
事实上,旅游地竞争的焦点是对旅游者的争夺,其空间竞争的核心是市场空间的组织与再造过程。基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时空行为揭示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是面向市场空间组织追根溯源,尚有进一步探索的巨大空间。从出游决策的历时性视角提出的“旅游地间的竞争关系就表现为旅游者决策的先后次序排布”[30]和“旅游地竞争优势表现出一种轮换式的消长规律”两个论点[31],启发研究者重新审视和探索旅游地空间竞争的内在逻辑。选择典型省域空间内的代表性旅游景区为实证研究对象,探究旅游地共同的市场空间中的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时空行为,更加深入、系统地揭示旅游地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 研究假设
根据竞争优势理论,旅游地内部要素、发展条件各异,导致其竞争力分异。区域内往往存在着某些优势型旅游地,其余大部分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形成等级结构[32]。进一步考察旅游地等级与其市场区位的关联。现代旅游市场区位不再是纯粹空间关系,而是旅游地与客源地的时空关系,但是空间距离仍然是市场区位的基础参数。一般认为出游距离是影响旅游地在特定客源市场吸引力的负面因子[33],但不少市场调查发现：“距离衰减定律”的反例客观存在,距离可以激发游客探求欲望,让他们“舍近求远”[34]。不同研究结论预示着旅游地选择与出游距离之间的非线性相关关系。据此推导：假设1：旅游地竞争优势的等级结构不取决于市场区位。
基于市场视角考察,旅游者出游活动地域分布不均衡,导致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的分异,形成旅游地竞争优势的等级结构。再进一步考察其等级的动态变化,作为“理性人”的消费者在旅游决策中怀有求新动机[35],负向影响旅游地的下次重游意愿[36,37]或中、远期重游意愿[38],已经到访过的旅游地对消费者而言效用值减小,地位下降,下次出游转向其他旅游地。那么,消费者不同时间的旅游地选择表现为轮流变换,导致旅游地客源在不同时间截面上互换[30],旅游地竞争优势出现轮换式的消长[31]。加之,地位级别较高的旅游地会抑制级别较低者[17],旅游地客源轮换的机会不均等,在分布结构上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圈层。据此推导：
假设2：旅游地竞争优势的等级处于不均衡的动态变化中。
假设3：旅游地竞争优势的轮换式消长形成轮换机会圈层结构。
轮换式选择行为导致旅游地目标客源市场在不同时段不断重新“洗牌”。某一旅游地的竞争实力表现为其在客源市场出游决策次序中的位置,其意义在于“迟得不如早得”。旅游地的竞争是先后次序的竞争,相对色彩明显[30]。据此提出假设4：
假设4：轮换式竞争是不同时段间目的地选择次序的先后排布之争。
不仅如此,细分市场的人口统计特征、闲暇时间、消费水平和主观偏好等因素会影响轮换选择行为,使旅游地选择总体次序排布在不同细分市场中各异,加剧旅游地间平分秋色、在不同时段上互换客源的态势[30],因此得出假设5：
假设5：细分市场出游决策次序排布各有差异,弱化轮换竞争格局不均衡性。
3 研究设计
旅游地的不可移动性导致发展中的市场空间竞争,旅游地空间竞争分析在学术界主要遵循两种思路探究：一种为市场地位考究,根据旅游地的市场份额（如市场选择率）直观呈现市场竞争中旅游地间的优劣势,揭示旅游地竞争关系[16,17],另一种为竞争力综合评估,基于旅游资源、设施、产业发展水平、旅游环境等构成的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估各旅游地竞争力[39]。旅游地空间竞争表现为致力于将不同空间人群和特定空间的不同人群向现实的旅游市场转变的努力与结果,是市场争夺的综合现象。细致观察旅游地空间竞争现象,依据已有研究成果思辨提出研究问题,选取尺度足够的空间范围内的主要旅游地共同的客源市场——中心城市作为考察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获取中心城市居民旅游地选择的时空行为数据,以一定时间内的市场选择率表示竞争优势,综合分析,揭示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3.1 概念界定
旅游地：旅游地是旅游活动空间组织单元,是居民出游消费的核心对象。旅游地的空间尺度差距很大,国际旅游以国家为目的地,国内长线旅游以省域和省内城市区域为旅游活动的开展空间,表达为空间上不连续的旅游区域的联合,也就是旅游线路,具体旅游活动主要围绕旅游景区开展。一个完整的旅游地,具有一定的空间域面,包含了多种功能和多类要素有机组合的空间,一般包含了若干旅游景区、休闲区、度假区。特定旅游地的价值,由这个旅游地的特定空间内最高等级的旅游景区来代表。轮换选择：“轮换”意为轮流替换。设定客源市场在特定时段中的出游选择为一横断面,而轮换选择是指市场的出游选择因横断面的改变而在旅游地中轮流变换的现象。
轮换概率和轮换发生阵：以Di代表旅游者某横断面上选择的旅游地,以Dj'代表下一横断面选择的旅游地,为反映Di、Dj'的轮换关系,借鉴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关系矩阵理念,定义“Di选择率Pi→Dj'选择率Pj”的轮换概率Pij(Di→Dj')=nij/ni,ni表示选择Di的人数;nij表示选择Di的旅游者中下一横断面选择Dj'人数;Pij表示Di轮换到Dj'的概率;Pij的值恰好构成轮换发生阵
轮换指向强度和机会指数：Pij对于Di来说,代表自身对其他旅游地的轮换指向强度,这种指向对Dj'而言,意味着下一横断面游客选择中轮到自身的机会大小,命名为Dj'的“轮换机会指数”,在区域中,Di可能具有多个轮换指向,相应的Dj'也获得多个客源轮换过来的机会,机会指数的集合反映了旅游地在下一出游横断面上出游决策次序的排位。
3.2 研究对象
选择湖南省作为研究区域,共下辖14个地级市（州）。2015年全省GDP值为29047.2亿元,人均GDP为42824元,均居全国第10。年末全省常住人口6783.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451.9万人,城镇化率50.89%[40]。湖南旅游业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截止到2015年湖南省共拥有A级景区292家,其中5A级旅游景区8家、4A级92家、3A级156家。2015年全省共接待国内旅游者4.73亿人次、入境旅游者226.05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3659.96亿元,国际旅游外汇收入8.6亿美元[40]。旅游交通方面,2015年全省公路线路里程23.7万km,14个市（州）均有高速公路直接连通,省会长沙与其他13个市州可当日往返,各旅游景区可达性水平较高,已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省域旅游空间格局。因此,选择湖南省作为研究的案例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湖南省主要的旅游景区为竞争力状态的研究对象。省内旅游地竞争力水平由其竞争力水平最高的旅游景区来代表,选择已经开发的旅游地内竞争力最强的旅游景区作为分析对象,合适反映旅游地空间竞争主体的水平,可以客观揭示旅游地空间竞争力状况。从旅游市场的角度考虑省域旅游选择的对象,旅游地空间尺度设定为实际的旅游活动空间组织单元比较合适,对于省内旅游市场来讲,是单一省内出游活动明确指向的空间范围,当然,还是由旅游地内的代表性旅游景区来表达。如果以地级市或县一级行政区单元作为研究对象,会忽略掉不少客观存在的旅游地之间的竞争关系,也难于排除探亲访友群体对研究问题的干扰。研究对象依据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名录遴选,可以充分体现代表性,也强化了抽样调查对象的识别正确性。
以长沙市城市居民为消费者目的地选择行为数据的调查对象。长沙市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科教中心,中南地区重要的交通和航运中心,来湘客流的中转集散中心。2015年全市GDP为8510.13亿元,全国城市排名第13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961元,人均消费支出29753元[41]。据2013年湖南省旅游经济运行状况监测显示,本省居民仍是最大客源市场,占比约为53.44%,外省除广东占比为12.73%外,其他都在7%以下。长沙市居民消费水平较高,在省内周边游览占据主流①(① 根据《2015携程周边游用户行为分析报告》,中国周边游人次超过长途游成为主流的旅游方式,而大多数用户在选择周边的景区距离优先选择100~500 km的距离,约1~5 h的车程（汽车）。),是湖南省旅游业的最大客源地,是省内主要旅游景区的共同核心市场,选择长沙市城市居民为消费者目的地选择行为数据的调查对象,适合全面反映省内各旅游景区的竞争力水平,揭示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
3.3 调查问卷与数据收集
使用结构式问卷收集基础数据,问卷内容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长沙市居民旅游景区选择情况调查。依据研究假设检验需要,设计两个问题,分别代表两个时间断面：① 居民过去已经实际出游过的旅游景区（第一个横断面数据）;② 居民下次出游最希望到访的旅游景区（第二个横断面数据）。第一题旨在考察居民过去多次出游的选择行为,因而设置为多选,第二道题考察他们下次出游的理想预期,设为单选题。过去出游经历,影响下次出游决策,而下下次的出游决策,又会受到上一次以及过去出游经历的影响。这样的题项设置,恰能反映一定目标客源市场旅游地选择的不断变换。选择3A及以上的国家A级旅游景区作为旅游地的核心代表,这些旅游景区的综合竞争实力较强,代表了旅游地的竞争力水平,在湖南省旅游目的地体系处于核心地位②(② 据国家旅游局《2011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4A、5A级旅游景区的营业收入占全国A级旅游景区的比例达到八成多,接待人次的占比约七成。无疑,3A及以上的旅游景区是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载体。)。获得两个出游横断面数据后,可以满足轮换概率计算要求。充分体现地域分布的均衡性原则,保证各市州都有1~5个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区进入调查范围。由于抽样对象主要为长沙市城市居民,故芙蓉区、天心区、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望城区6区的旅游景区一般作为市内居民休闲场所（如岳麓山）,不列入旅游景区遴选名录。依据上述条件,确定31个旅游景区作为调查对象（k=31）（表1）。为排除距离信息不知晓的干扰,简要介绍每个旅游景区基本情况及其所处的县市。第二部分为长沙市城市居民个人基本资料收集,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年龄、职业、子女成长阶段、出游频次6个题项。调查组于2014年11月至12月中旬,采用系统抽样的方法,在长沙市岳麓山—橘子洲风景名胜区、世界之窗、长沙市博物馆、汽车西站、五一广场和荣湾镇附近大型购物场所等地的出入口实施抽样调查,抽样的间距取2,现场填写收回。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920份,有效问卷1913份,有效回收率为95.7%。利用Excel工具录入数据,选中的旅游景区赋值为1,未选中的赋值为0。
Tab. 1
表1
表1样本旅游景区概况
Tab. 1Introduction of tourist attractions involved in the survey
| 旅游景区 | 代码 | 所在行政区 | 简介 |
|---|---|---|---|
|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 | D1 | 长沙市浏阳市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杨开慧纪念馆 | D2 | 长沙市长沙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宁乡花明楼景区 | D3 | 长沙市宁乡县 |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胡耀邦故里旅游区 | D4 | 长沙市浏阳市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大围山森林公园 | D5 | 长沙市浏阳市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 |
| 长沙其他景区 | D6 | - | 长沙市三县（市）内的其他景区 |
| 韶山旅游区 | D7 | 湘潭市韶山市 |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水府旅游区 | D8 | 湘潭湘乡市、娄底市娄星区和双峰县结合处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
| 湘潭彭德怀纪念馆 | D9 | 湘潭市湘潭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湘乡东山书院旅游区 | D10 | 湘潭市湘乡市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茶陵工农兵政府旧址 | D11 | 株洲市茶陵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
| 炎帝陵旅游区 | D12 | 株洲市炎陵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 | D13 | 株洲市炎陵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
| 酒埠江风景区 | D14 | 株洲市攸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 |
| 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 | D15 |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永定区 |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武陵源为世界自然遗产 |
| 凤凰古城旅游区 | D16 |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岳阳楼—君山岛旅游区 | D17 | 岳阳市岳阳楼区、君山区 |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 南岳衡山旅游区 | D18 | 衡阳市南岳区 |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 紫鹊界梯田旅游区 | D19 | 娄底市新化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 桃花源旅游区 | D20 | 常德市桃源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崀山旅游区 | D21 | 邵阳市新宁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
| 九嶷山舜帝陵景区 | D22 | 永州市宁远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柳宗元文化旅游区 | D23 | 永州市零陵区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平江起义纪念馆 | D24 | 岳阳市平江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 D25 | 常德市武陵区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芷江抗战受降旧址 | D26 | 怀化芷江侗族自治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 |
| 曾国藩故里旅游区 | D27 | 娄底市双峰县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南山牧场景区 | D28 |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
| 皇都侗文化村 | D29 |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 国家3A级旅游景区 |
| 洪江古商城 | D30 | 怀化市洪江市 | 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省内其他 | D31 | - | 长沙市以外的省内其他旅游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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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样本特征
在有效样本中（排除缺失值后）,男性为911人,占47.6%,女性为993人,占52.2%。14岁以下、15~17岁、18~30岁、31~44岁、45~59岁、60~74岁、75岁以上的人群的比例分别为2.2%、5.6%、54.8%、19.9%、12.1%、4.6%、0.9%。文化程度以高中/中专/职高、大专/本科居多,分别占17.5%、58.1%,小学及以下、初中、研究生分别占2.9%、8.4%、13.1%。职业以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工人、服务或销售人员、教师医生律师、学生、私企老板/个体经营者居多,分别占8.8%、7.2%、6.2%、13.5%、5.9%、32.8%、9.6%,公务员、农民、军人、离退休人员、暂时无业、其他占比较低,分别为4.8%、2.0%、0.7%、5.9%、3.8%、3.1%、1.5%。子女成长阶段以没有孩子、孩子处于婴幼儿至高中阶段为主,分别为1092人、447人,占60.6%、24.8%,孩子读大学、孩子已经工作分别占5.6%、8.9%。去年出游次数集中在1~2次、3~4次,占52.2%、23.3%,0次、5次以上的比例分别为13.6%、10.8%。从样本资料来看,各个群体都抽到了一定的数量,说明获取的数据可以反映总体情况。下一步利用有效样本记录进行假设检验。3.5 假设检验方法
假设1：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分析各旅游景区选择率与出游距离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中出游距离取百度地图测算的长沙至旅游景区的最短驾车时间。假设2：首先采用频率统计法计算各横断面上旅游景区的选择率,然后,设定X轴代表旅游景区Di前一出游横断面选择率Pi(i=1,2,…,31),Y轴为下一横断面上Dj的选择率Pj'(j=1,2,…,31),绘制31个旅游景区的二维散点图,再以散点图对角线的走向来判断旅游景区竞争的等级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特征。假设3：首先比较轮换矩阵中的重游率和轮换概率,来验证旅游景区竞争优势轮式消长现象。若轮换概率大于0,则认为旅游景区获得轮换的机会。但是,本研究重点不是探讨少数几个旅游景区轮换选择情况,而是挖掘整个客源市场轮换选择倾向的共性和规律性。因此,需要对轮换发生阵作进一步的处理,来揭示轮换的集中指向,通常的做法是以Pij中位数为临界值,对发生阵T进行二值化处理,大于临界值的Pij记为1,其余记为0,由此得出发生阵T'(i,j)。通过计算旅游景区Dj'在j列上的频数和,获得每个旅游景区轮换机会的强度,再绘制柱形图来反映轮换机会的分布。
假设4：以“机会指数”衡量下一横断面旅游景区选择先后次序,则旅游景区的31个机会指数值的集合代表了各旅游景区在区域中获得轮换机会的综合水平。利用SPSS 21.0软件对各旅游景区的机会水平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测定出游决策次序先后的总体排布。分层聚类全盘考虑了旅游景区“机会指数”在各旅游景区上的分布,比简单计算出游选择率或机会指数的均值更能反映旅游景区在下一出游横断面上的决策次序。
假设5：计算出性别、出游频次、子女成长阶段等不同水平的发生阵,再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对“机会指数”进行均值比较检验,来考察市场细分因素对轮换式竞争的影响。
4 假设检验
以选择率为属性值,绘制横截面的旅游景区等级结构分布图（图1、图2）,发现各旅游景区选择率差异明显,但直观来看,市场区位与出游选择率关系联系并不密切。为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对出游距离与选择率Pi(i=1,2,…,31)、Pj'(j=1,2,…,31)进行相关检验（D6、D31无法确定出游距离,因而没有纳入检验范围）,结果表明,出游距离与Pi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126,Sig.(双尾)=0.513,出游距离与Pj'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48,Sig.(双尾)=0.806,说明出游距离与旅游景区选择率的线性相关关系在0.05水平下不显著,证实假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根据Pi绘制的湖南省旅游景区等级结构Di对应的旅游景区名称同
-->Fig. 1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Pi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由Pj'反映的湖南省旅游景区等级结构Di对应的旅游景区名称同
-->Fig. 2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based on Pj
-->
观察图3可以发现旅游景区两截面上的选择率不对称地分布在45°对角线的两侧,说明旅游景区竞争优势处于动态变换中,不断形成新的等级结构。如皇都侗文化村、水府旅游区、紫鹊界梯田、大围山森林公园等成为新的优势型旅游景区,而南岳衡山、岳阳楼—君山岛、宁乡花明楼等的竞争优势减弱。同时,由各旅游景区选择率散点图的总体走向又可发现（图3）旅游景区（Pi,Pj'）等级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如D15武陵源—天门山、D16凤凰古城、D7韶山、D18南岳衡山、D17岳阳楼—君山岛等的选择率变化程度较大（偏离对角线更远）,但排位始终靠前,而D10湘乡东山书院、D23柳宗元文化旅游区、D24平江起义纪念馆等旅游景区排位始终靠后,且变化程度并不明显（更接近对角线）,说明旅游地竞争优势动态变化程度是不均衡的,证实假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两横断面出游选择率散点图实线为45°对角线,虚线为拟合的趋势线（R2=0.659）注：各旅游景区代码的具体名称见
-->Fig. 3Percentage of tourist attractions chosen in two cross sections
-->
细致分析轮换发生阵T③(③ T为31×31的矩阵,占版面较多,不便在文中列出。),发现各旅游景区的重游意愿率在所有Pij中的值均低于相应的轮换概率值,说明出游选择以轮换机制为主导,旅游景区竞争表现出一种轮换式的消长。如到访过凤凰的游客下次出游最希望去往D15'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39.89%）、D7'韶山旅游区（22.39%）、D8'水府旅游区（20.57%）、D18'南岳衡山旅游区（19.20%）、D12'炎帝陵旅游区（18.41%）,而凤凰重游率只有17.05%。为进一步探究竞争优势轮换式消长的结构特征,以Pij的中位值为临界值（11.54%）,得到二值化后的发生阵T'。通过计算nj,绘制轮换机会频数的分布图（图4）,发现前25%的旅游景区,即韶山、水府旅游区、武陵源、凤凰古城、皇都侗文化村、炎帝陵、大围山、紫鹊界轮换机会指数较大,指数大于等于27,将它们划入核心轮换机会圈层;其次为崀山、市内其他、南岳衡山、岳阳楼—君山岛、彭德怀纪念馆、洪江古商城、桃花源等（前50%）,机会指数在16~23,将其划入次级轮换机会圈层;后50%的旅游景区获得机会较小,都小于等于15,后8个旅游景区获得机会接近0,将其归入边缘轮换机会圈层,表明旅游地客源轮换的圈层结构客观存在,证实假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旅游景区轮换机会的分布注：各代码所指的旅游景区参见
-->Fig. 4Distribution of tourist visiting opportunity to attractions in rotated competition
-->
为检验假设4,对旅游景区Dj'的“机会指数”水平进行分层聚类。相似性测度采用欧氏平方距离（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聚类方法选用离差平方和法（ward's method）。由输出的树形图,结合旅游景区轮换机会指数的均值,发现聚类结果分为5类符合实际情况。5个类别方差分析的F值在7.640~95.379,相伴概率P(sig.)=0,组间有显著差异,说明分成5类效果较好。第1类的“机会指数”总体水平较高,且分布比较均衡。第2类“机会指数”总体水平与第1类相当,但标准差较大,说明机会指数的分布有较大的波动。后2类旅游景区的“机会指数”依次降低。到了第5类,旅游景区机会指数已经相当低,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与图4的结果基本相近。5个类别反映出区域旅游形成若干层级的“轮换机会圈”,第一类、第二类轮换机会概率大,在27.54%~34.04%,说明在下次出游决策次序靠前,获得的竞争优势较大,第三类、四类轮换概率在10.03%~23.14%,获得中等竞争优势,第五类的轮换概率实际上已经非常低了,说明旅游地的竞争优势体现在特定横断面上消费者出游决策次序的先后排布。证实假设4（表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旅游地轮式竞争格局示意图注：箭头粗细代表轮换概率高低;本图为示意图,圈层数量以及圈内目的地数量可能因区域实际情况而改变。
-->Fig. 5Sketched map of regional destination rotation competition
-->
Tab. 2
表2
表2分层聚类结果及机会指数统计
Tab. 2Results of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and opportunity index of destinations
| 类别 | 机会指数均值的区间 | 标准差区间 |
|---|---|---|
| 第1类：D15'武陵源—天门山、D16'凤凰古城旅游区 | 0.2754~0.3404 | 0.069~0.089 |
| 第2类：D29'皇都侗文化村 | 0.2889 | 0.1344 |
| 第3类：D7'韶山、D12'炎帝陵、D8'水府旅游区、D9'湘潭彭德怀纪念馆、D19'紫鹊界梯田风景名胜区、D5'大围山森林公园、D21'崀山、D6'长沙市其他 | 0.1514~0.2314 | 0.046~0.084 |
| 第4类：D18'南岳衡山、D17'岳阳楼—君山岛、D30'洪江古商城、D20'桃花源、D31'省内其他、D27'曾国藩故里、D3'宁乡花明楼、D14'酒埠江、D11'工农兵政府旧址 | 0.1003~0.1464 | 0.031~0.055 |
| 第5类：D25'柳叶湖、D28'南山牧场景区、D26'芷江抗战受降旧址、D24'平江起义纪念馆、D4'胡耀邦故里、D23'零陵古城、D13'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D1'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D2'杨开慧纪念馆、D10'湘乡东山书院旅游区、D22'九嶷山舜帝陵 | 0.0280~0.0763 | 0.020~0.0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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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假设5,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市场细分变量中不同水平（level）、总体间进行比较检验,旨在考察旅游景区Dj'的“机会指数”水平在变量各水平上的差异。性别变量有两个水平,分别为男性、女性。出游频次选择“1~2次”、“5次及以上”两个水平。子女成长阶段选择“没有子女”、“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两个水平。在Excel中采用分层统计方法,可分别计算出各变量水平的轮换发生阵,再将这些轮换发生阵与总体轮换发生阵汇总,分组赋值,再利用SPSS软件中的方差分析法对均值进行比较检验。方差分析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检验方差齐次性;第二步为差异性检验,方差齐时采用F检验方法,方差不齐时采用Brown-Forsythe均值相等检验方法,第三步进行组间两两比较检验,方差齐时采用LSD检验方法,方差不齐时采用Games-Howell检验方法。方差分析的主要结果如下：
（1）性别。检验结果显示7个旅游景区机会指数水平在男、女、总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男性>女性、总体）、酒埠江、桃花源（女性>男性）、柳叶湖（女性>总体>男性）、芷江抗战受降旧址（女性、总体>男性）、曾国藩故里（男性>女性）、省内其他（男性>女性、总体）。
（2）出游频次。发现12个旅游景区的“机会指数”有显著差异,分别是：杨开慧纪念馆（1~2次的群体显著高于出游5次及以上的群体）、长沙市其他景区（1~2次群体机会指数>5次及以上）、彭德怀纪念馆（5次及以上>1~2次、总体）、酒埠江（5次及以上、总体>1~2次）、九嶷山—舜帝陵景区（5次及以上>1~2次、总体）、柳宗元文化旅游区（5次及以上>1~2次、总体）、平江起义纪念馆（5次及以上>总体>1~2次）、曾国藩故里（5次及以上>总体>1~2次）、南山牧场（5次及以上>1~2次）、皇都侗文化村（5次及以上>1~2次、总体）、洪江古商城（5次及以上>1~2次、总体）、省内其他（5次及以上>总体>1~2次）。同样采用分层聚类法,可清晰呈现两个细分市场的旅游地出游决策次序排布的差异（表3）。
Tab. 3
表3
表3各出游频次细分市场的分层聚类结果
Tab. 3Results of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of market segment based on travel frequency
| 出游频次（1~2次） | 出游频次（5次及以上） |
|---|---|
| 第1类：D15'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D16'凤凰古城旅游区 | 第1类：D1'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D2'杨开慧纪念馆、D10'湘乡东山书院旅游区、D28'南山牧场景区、D3'宁乡花明楼、D25'柳叶湖旅游度假区、D26'芷江抗战受降旧址、D4'胡耀邦故里、D13'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D22'九嶷山舜帝陵景区、D24'平江起义纪念馆 |
| 第2类：D7'韶山旅游区、D29'皇都侗文化村、D8'水府旅游区 | 第2类：D8'水府旅游区、D19'紫鹊界、D15'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D16'凤凰古城旅游区 |
| 第3类：D5'大围山森林公园、D21'崀山、D12'炎帝陵、D17'岳阳楼—君山岛、D19'紫鹊界梯田风景名胜区、D6'长沙市其他 | 第3类：D7'韶山旅游区、D12'炎帝陵、D6'长沙市其他、 D27'曾国藩故里、D30'洪江古商城、D5'大围山森林公园、D9湘潭彭德怀纪念馆 |
| 第4类：D20'桃花源、D30'洪江古商城、D18'南岳衡山、D3'宁乡花明楼、D9'湘潭彭德怀纪念馆、D1'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D2'杨开慧纪念馆、D4'胡耀邦故里、D14'酒埠江、D27'曾国藩故里、D11'工农兵政府旧址 | 第4类：D29'皇都侗文化村 |
| 第5类：D24'平江起义纪念馆、D28'南山牧场景区、D23'柳宗元文化旅游区、D25'柳叶湖旅游度假区、D26'芷江抗战受降旧址、D31'省内其他、D13'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D22'九嶷山舜帝陵、D10'湘乡东山书院旅游区 | 第5类：D11'工农兵政府旧址、D14'酒埠江、D23'柳宗元文化旅游区、D18'南岳衡山、D20'桃花源、D17'岳阳楼—君山岛、D21'崀山、D31'省内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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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女成长阶段。发现17个旅游景区的“机会指数”均值在三组间有显著差异。具体为：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宁乡花明楼景区、九嶷山舜帝陵景区为没有子女显著高于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群体。水府旅游区、武陵源、凤凰古城、南岳衡山、桃花源、崀山为没有子女显著高于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总体。大围山森林公园、柳宗元文化旅游区、平江起义纪念馆为没有子女、总体显著高于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的群体。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皇都侗文化村、省内其他则是总体显著高于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柳叶湖的机会指数为没有子女显著高于总体。芷江抗战受降旧址的“机会指数”为子女为婴幼儿—上高中显著高于没有子女、总体。
方差分析共发现24个旅游景区的选择在不同细分市场的机会指数存在差异,表明不同细分群体对绝大部分旅游地存在偏好,使得旅游地选择次序在不同细分市场中排布各异,一定程度上扰动轮换式空间竞争格局,加剧了旅游地间平分秋色、互换客源的竞争态势。证实假设5。
5 结论
研究发现了有关旅游地空间竞争的四项基本规律：第一,旅游地竞争优势的等级处于不均衡的动态变化中。以往研究揭示了旅游地竞争力水平等级结构客观存在,且指出竞争力主要归因于资源禀赋、旅游业发展水平和环境等内部要素[22,39]。从旅游者时空行为视角考察旅游地竞争优势的时空变化,发现过去一些选择率排位较高者,在下一横断面选择率排位会降低,即由市场选择反映的竞争优势降低,而过去一些选择率排位低者会有所升高,不断形成新的旅游地竞争优势的等级结构。但总体而言,不同时段内,总存在一定的等级较高旅游地和较低旅游地,且越是较高级别的旅游地,尽管选择率的变化较大,但持续保持较高级别的可能性也较大,而较低级别旅游地,持续保持较低级的可能性较大。这样的结构动态变化,除归因于旅游地本身竞争力水平外,还体现出一种目标市场旅游地选择变换规律。由此得到启示：政府需要优化区域旅游业发展的管理体系,优化旅游发展环境,引导生产要素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旅游地流动;同时要加强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结构优化,优化交通网络,引导客源分流,促进竞争力较弱的旅游地的发展,促进旅游发展的空间均衡,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减轻竞争力水平高等级的优势旅游地因旅游者过多而突破旅游容量的压力,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旅游地竞争优势的轮换式消长形成轮换机会圈层结构。目标市场客源的轮换指向的不均衡性,形成轮换机会分布的圈层结构。核心轮换机会圈旅游地间轮换概率较大,但所包含的旅游地数量较少,而边缘轮换圈层包含的旅游地数量最多,轮换机会很低。以往研究显示：在区域中高级旅游竞争力城市较少,中低级竞争力城市较多[21];等级越高的旅游景区（点）间的旅游流相互作用强度越大,而等级越低,相互作用强度越小。这些结论揭示了时间截面上旅游地的竞争力等级结构和相互作用结构。本研究引入了时间变量,进一步发现少数竞争力较高的旅游地之间因在不同时间上客源互换强度较大而形成轮换核心圈,是对以往研究的继承与发展。由此得到启示：区域旅游业发展需要大力扩展核心和次级轮换机会圈,不断减少边缘轮换机圈中旅游地数量,共同做大市场蛋糕,通过增长极培育、旅游业中心边缘的块面整合以及主题浸润的线路整合,实现区域旅游业网络化发展,增加地域的整体吸引力。但“轮换机会圈”的存在,使得旅游地竞争“马太效应”客观存在,意味着在一定时段内不少旅游地面临生存危机,旅游地公共管理部门要促进这些旅游地内部发展,积蓄实力,同时要抓住市场机遇和区域合作机遇,提升轮换机会,扩大“轮换机会圈”,提升区域旅游产业效率。
第三,轮换式竞争是旅游者目的地选择次序的先后排布之争。特定旅游地的竞争优势总是相对的,它表现为相应时段内出游决策次序的先后排布,直接导致分层级轮换圈的形成。以往竞争力格局研究大多基于某时间横截面的竞争力状态评价[42],但本结论蕴含了一定的动态特质,指出了竞争格局形成是同一时段内选择率累积及其在不同时段间动态变换的结果。旅游地竞争地位差异的更深层次表现是旅游地的机会指数分布不均等。因此,最大限度地提升机会指数成为旅游地现实和迫切的任务,轮换的机会越是推后,就会丧失宝贵的发展时间,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就越大。为此,旅游地可以实行强势竞争策略,不断更新产品,常变常新,提升内部发展水平,提高轮换的机会指数;也可以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争取与其他旅游地的客源互通、互换,提升其他旅游地客源对自身的轮换指向。
第四,细分市场选择偏好弱化旅游地轮换机会分布不均衡性。细分客源群体与总体客源市场旅游地选择次序的排布各异,说明相对竞争优势在各细分市场中各有千秋,使得一些总体市场竞争力水平较低的目的地在细分市场上的轮换机会有所增加,打破了理论上可能出现的由少数几个旅游地主导轮换的格局。事实上,以往研究也得出了旅游地选择行为与旅游者个体特征紧密相关[29],但本研究进一步指明细分市场选择偏好增强轮换机会的均衡分布趋向,使得一些旅游地通过获得利基市场上轮换机会而在强势的旅游地中获得生存之机。这一规律给旅游地的利基营销提供了决策的理论依据,启示旅游地瞄准特定细分市场,实施精准营销,提升“机会指数”,同时,也应注重加强与拥有同一潜在利基市场的旅游地合作,例如古村镇可以组成联盟,加强客源互动,形成小轮换圈,提升轮换机会,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
6 讨论
从区域共同市场目的地选择时空行为视角研究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有两大贡献：① 进一步厘清了旅游地空间竞争中时空格局的内在逻辑。“轮”字刻画了旅游地竞争的过程,阐明了旅游地竞争优势轮流变换特征,但其轮流机会又是不均等的,而是呈现出圈层结构;“换”是轮式竞争在客源市场中的具体表现,轮式竞争必然伴随着市场对旅游地选择的轮流变换现象。轮换式空间竞争给区域旅游开发和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思路。② 拓宽旅游地空间竞争的研究视角。从目的地选择时空行为视角切入,选择典型市场获得基础数据剖析,采用轮换矩阵进行统计分析,探索得出旅游地间的动态消长规律,拓宽了类似研究的视角,利于学界更快接近旅游地空间竞争的“真相”,对后续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基于笔者旅游地空间竞争前期研究的一些发现,以实证研究范式,经过理论思辨与假设验证,得出了一些规律,但是所发现的现象[30,31,34]还未得到完全解释,更多的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仍留待后续研究挖掘。第二,研究设计将研究区域限定为湖南省,研究对象只覆盖了31个主要旅游景区,让旅游景区代表特定的旅游地,以其共同的客源市场长沙市作为基础数据获取地,方便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也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留下了讨论空间,在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体系中进一步研究,特别是非唯一客源市场上的实证,对进一步验证、补充、修正轮换式竞争规律十分有益。第三,研究设计的空间限定也导致了结论的局限,旅游者时空行为存在着多尺度属性,基于省域范围内核心客源市场时空行为得出的省域空间旅游地空间竞争规律不能随意推广至更大空间范围,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案,具有巨大的探索空间。第四,研究设计采用简化研究问题的手段也存在完善空间,尽管选取的研究对象是湖南省内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熟悉度的旅游景区,但也不排除熟悉度对少部分旅游者选择结果的干扰,不熟悉可能会增加消费者感知风险程度,使得旅游地选择变得保守、慎重,未来的研究可增设熟悉度调查题项,甄别它的干扰作用。研究忽略了空间距离、交通条件等相关因素的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考察这些因素的作用程度,特别是空间尺度加大后来探讨旅游地空间竞争,应该具有更谨慎的态度。第五,研究设计采用的未来出游选择意向指标所获得的数据是意向性表达,而非选择结果,进一步研究可以动态追踪消费者选择行为,使结果更具说服力。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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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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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提出了旅游地屏蔽理论问题并简要回顾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了屏蔽现象的类型及性质，并对屏蔽度概念及其测定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也就屏蔽性旅游地的开发战略作了理论构思。 提出了旅游地屏蔽理论问题并简要回顾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归纳了屏蔽现象的类型及性质，并对屏蔽度概念及其测定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也就屏蔽性旅游地的开发战略作了理论构思。 |
| [21] | .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
| [22] | 选取资源产品竞争力、市场服务竞争力、旅游保障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赋予权重, 对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潜力进行横向上的测度, 引入SSM模型, 纵向测算1998~2008 年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指标要素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在此基础上, 评价指标要素的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力效果指数。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时空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中心的城市旅游竞争潜力较高, 始终处于区域的高值状态, 形成四强鼎立的空间格局, 城市间旅游竞争潜力差异呈现扩大化, 指标要素的结构上存在不合理, 与之相对应的旅游竞争潜力并不完全匹配。通过横向纵向两方面清晰的对比反映不同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指标的弱项和缺陷, 客观准确地表现不同城市旅游竞争潜力大小, 为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提升旅游竞争潜力提供定量依据与理论参考。 选取资源产品竞争力、市场服务竞争力、旅游保障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赋予权重, 对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潜力进行横向上的测度, 引入SSM模型, 纵向测算1998~2008 年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指标要素的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 在此基础上, 评价指标要素的结构效果指数和竞争力效果指数。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时空格局上存在显著差异, 表现为以上海、南京、杭州、苏州为中心的城市旅游竞争潜力较高, 始终处于区域的高值状态, 形成四强鼎立的空间格局, 城市间旅游竞争潜力差异呈现扩大化, 指标要素的结构上存在不合理, 与之相对应的旅游竞争潜力并不完全匹配。通过横向纵向两方面清晰的对比反映不同城市旅游竞争潜力指标的弱项和缺陷, 客观准确地表现不同城市旅游竞争潜力大小, 为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提升旅游竞争潜力提供定量依据与理论参考。 |
| [23] | . 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以准确的市场分析与把握为前提。以入境旅游业也即为基础，依据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的双指标组合，构建出一个综合反应旅游市场竞争态及其转移的模型，据此将区域旅游市场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4种类型，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方法。作为实际应用，依据该模型对20世纪末中国入境旅游境外客源市场和内部目的地市场进行了定量划分与分析，为新世纪我国入境旅游资源的市场开拓战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以准确的市场分析与把握为前提。以入境旅游业也即为基础，依据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的双指标组合，构建出一个综合反应旅游市场竞争态及其转移的模型，据此将区域旅游市场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4种类型，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方法。作为实际应用，依据该模型对20世纪末中国入境旅游境外客源市场和内部目的地市场进行了定量划分与分析，为新世纪我国入境旅游资源的市场开拓战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
| [24] | . 本文引入亲景度的概念，利用亲景度指标，以美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度美国游客旅华的人数，分析了美国游客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桂林六大热点城市的亲景度，揭示了美国游客在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的偏好程度，提出了深层次开发美国客源市场的对策，从 本文引入亲景度的概念，利用亲景度指标，以美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度美国游客旅华的人数，分析了美国游客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桂林六大热点城市的亲景度，揭示了美国游客在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的偏好程度，提出了深层次开发美国客源市场的对策，从 |
| [25] | . 旅游场是旅游活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影响和作用于其中的旅游流的产生、集聚与扩散,反映场内各源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提出了旅游场的概念体系,构建了基于旅游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分析模型与测度方法。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从单一源点的场强、一对源点的位势、多源点的相互作用三个角度,对近1000份调查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其区内旅游场核、旅游场位势、旅游场等级结构、旅游流等级扩散和旅游流空间行为的一般特点,揭示了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 旅游场是旅游活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影响和作用于其中的旅游流的产生、集聚与扩散,反映场内各源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提出了旅游场的概念体系,构建了基于旅游场的区域旅游空间竞争分析模型与测度方法。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从单一源点的场强、一对源点的位势、多源点的相互作用三个角度,对近1000份调查问卷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其区内旅游场核、旅游场位势、旅游场等级结构、旅游流等级扩散和旅游流空间行为的一般特点,揭示了区域旅游空间竞争的基本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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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 在区域间旅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明辨竞争对手,采取科学竞争策略,是目前许多旅游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尝试运用生态位重叠理论和生态位态势理论构建了旅游城市竞争关系判断框架,并以浙江省11个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11个城市间旅游生态位重叠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彼此之间竞争压力比较大。11个旅游城市中,杭州、宁波和温州的旅游综合生态位居前三位,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舟山、湖州、衢州分别居倒数前三位,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位错位、生态位扩充等理论,针对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和自身旅游综合生态位的大小,提出了相对应的基本竞争发展策略。 在区域间旅游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如何明辨竞争对手,采取科学竞争策略,是目前许多旅游城市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尝试运用生态位重叠理论和生态位态势理论构建了旅游城市竞争关系判断框架,并以浙江省11个旅游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这11个城市间旅游生态位重叠度都处于较高水平,彼此之间竞争压力比较大。11个旅游城市中,杭州、宁波和温州的旅游综合生态位居前三位,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舟山、湖州、衢州分别居倒数前三位,在旅游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运用生态位错位、生态位扩充等理论,针对每个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和自身旅游综合生态位的大小,提出了相对应的基本竞争发展策略。 |
| [28] | . 旅游目的地之间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空间关系总会呈现出有别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其他形式。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生态学解释和旅游生态位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仿生学空间关系数学模型,构建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体系,并将新体系实际应用于案例地西递、宏村,最后得出结论:宏村的整体竞争力水平高于西递,且两村于2006～2007年间达到稳定的竞争状态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案例分析证明了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旅游目的地之间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空间关系总会呈现出有别于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其他形式。研究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生态学解释和旅游生态位概念,在此基础上建立仿生学空间关系数学模型,构建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体系,并将新体系实际应用于案例地西递、宏村,最后得出结论:宏村的整体竞争力水平高于西递,且两村于2006～2007年间达到稳定的竞争状态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案例分析证明了旅游目的地仿生学空间关系研究对于旅游规划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29] | .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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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 2016-05-20. . , 2016-0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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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本文将旅游竞争力分为旅游竞争效力和潜力两个方面,并从旅游资源和距离两个方面构建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和从特定区域客源市场视角对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与世界主要旅游强国相比,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综合评价值最高,竞争潜力很大,且在旅游资源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在与客源地距离方面总体上处于劣势。在对亚太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对欧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的竞争潜力次于法国,和西班牙、意大利并列第二;在对美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的竞争潜力仅次于美国,说明中国在对欧洲和美洲旅游市场竞争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 本文将旅游竞争力分为旅游竞争效力和潜力两个方面,并从旅游资源和距离两个方面构建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和从特定区域客源市场视角对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与世界主要旅游强国相比,中国旅游国际竞争潜力综合评价值最高,竞争潜力很大,且在旅游资源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但在与客源地距离方面总体上处于劣势。在对亚太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对欧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的竞争潜力次于法国,和西班牙、意大利并列第二;在对美洲旅游市场的竞争方面,中国的竞争潜力仅次于美国,说明中国在对欧洲和美洲旅游市场竞争方面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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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novelty scale and to examine its usefulness for assessing the market of golf vacationers. Findings revealed that the novelty scale can be effectively used to assess golf vacationers, that younger golf vacationers are more apt to be novelty seekers than older ones, that golfers who play more frequently are more apt to be novelty avoiders than those who play less frequently, and that golf vacationers who seek boredom-alleviation are more apt to feel they received good quality for the money spent, on a golf vacation. Specific manageri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Une étude des golfeurs en vacances et de la nouveauté. Le but de cette étude est d'examiner la fiabilité et la validité de l'échelle de nouveauté et de considérer son utilité pour une évaluation du marché des golfeurs en vacances. Les résultats indiquent que l'échelle de nouveauté peut être utilisée efficacement pour étudier les golfeurs en vacances, que les jeunes golfeurs ont tendance à chercher plus de nouveauté que les golfeurs plus âgés, que les golfeurs qui jouent plus fréquemment ont plus tendance à éviter la nouveauté que ceux qui jouent moins fréquemment et que les golfeurs en vacances qui cherchent à soulager l'ennui ont plus tendance à penser qu'ils ont eu une expérience de bonne qualité pour l'argent qu'ils ont dépensé pour partir en vacances jouer au golf. On discute des implications spécifiques pour la théorie et la ges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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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With many destinations relying on repeat business, intention to revis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As revisit intention changes over tim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use of a latent growth curve to model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return behavior. The proposed model was tested in two steps in AMOS 16.0 using SEM methodologie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ovelty seeking, destination image 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levels across intent to revisit trajectories using data collected among French, English, and German traveler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novelty seeking and low satisfaction among travelers temper immediate intent to return. Conversely,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destination enhances both immediate and future intentions to return. (C) 2010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38] | Destination revisit intention has been viewed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both in academia and the tourism industry. It is important to observe tourists’ revisit intentions from a time perspective because the intention often changes over time.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temporally changing destination revisit intention,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tourists’ novelty-seeking and destination satisfaction on the revisit intentions measured on short-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ba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m>satisfaction</em> was a direct antecedent of short-term revisit intention, but not of mid-term or of long-term revisit intention, and that <em>novelty seeking</em> was a significant antecedent of mid-term revisit intention that was connected to long-term revisit intention. The roles of novelty seeking and destination satisfaction in establishing and reinforcing destination revisit intention as well as developing long-term commitment were discussed as well. |
| [39] | . 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以及不同城市对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等因素,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2005~2020年旅游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5年,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2020年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青岛、济南、烟台、日照、威海、东营、淄博、潍坊;与单体城市相比,城市群地域单元整体的旅游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群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整合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以及不同城市对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等因素,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2005~2020年旅游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5年,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2020年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青岛、济南、烟台、日照、威海、东营、淄博、潍坊;与单体城市相比,城市群地域单元整体的旅游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群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整合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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