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舟Memory and homesickness in transition: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 logic of urban and rural memory
WANGFang, LVZhou收稿日期:2016-12-19
修回日期:2016-12-26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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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解析
带着浓浓记忆与乡愁的春节脚步日趋临近。迁移中的滚滚人流,手提肩扛着大大小小的行囊,浸泡着工作生活所在的城市气息,怀揣着幼时少年成长的故里记忆,一年的辛勤忙碌之后,东西南北的穿梭中,奔向各自的家乡。记忆和乡愁,始终是中国文化中挥之不去、浓墨重彩的刻痕。如果不理解记忆和乡愁的意义,也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在数千年传承中的灵魂和精神。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城乡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
在城乡发展过程中,记忆不断地产生和延续。每个人、每件事都在持续形成新的记忆,同时也在经历着被记忆和重新记忆的过程。记忆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并对地方的认同产生重要影响[1]。Mumford在其代表作《The City in History》中曾经提到：城市靠记忆而存在[2]。城乡记忆深植于地方和社会经历中,个人情感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的记忆往往成为维系地方和人的重要纽带[3]。每一个记忆都由特定的一组社会人群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承载[4]。正如Srinivas所说,记忆提供了一种方式,去理解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迥异的社区是如何共同构建城市的[5]。基于城市精神和文化身份的支撑作用,承载过往记忆、容纳现代生活的旧城依然是城市活力和多样性的重要基础,可以将相对真实、完整的片段保存和活化于城市扩张后的巨构轮廓之中[6]。
同时,城乡发展也反作用于集体记忆。古老的记忆不断消失,愈发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是导致记忆危机的主要原因。快速城镇化中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人口结构调整、现代化生活需求变化等,导致城镇面貌趋同和文化同质,使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失忆、错忆、残忆、断忆的危机。中国城镇化这一历程过于迅猛,没有充分汲取国际上可以借鉴的经验[7]。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人口迁徙规模已达2.21亿,占全国人口的16.53%,是1980年的12倍,中国城镇化率首次历史性突破50%大关;至2015年,城镇化率已达56.1%。从分布情况来看,除城乡接合部,旧城由于其租金低廉而临近城市中心区,更是成为新移民人群到达城市后最主要的聚集地[8-11]。这对社会空间与地方文化造成影响与冲击的同时,也带来对宏观城市结构、城市记忆、地方性与原真性的影响。
传统村落记忆承载着文化传统和乡愁情感,具有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的功能[12]。城镇化的推进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同样对中国的乡村记忆带来不容忽略的巨大冲击,究其原因包括：“不愿记忆”,曾经辉煌的农耕文明被贬抑为落后的生产力,以及二元体制下城乡的强烈对比和巨大差异,刺激着记忆者不愿保留、甚至是故意忘却乡村记忆;“不能记忆”,伴随着物质空间与社会文化的巨变,农村土地与人口大量流失,使得记忆的对象快速消失或发生改变;“不让记忆”,在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忽视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扰乱了人们的环境感知与时间认知[13]。
文化断裂、记忆残缺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留住记忆与乡愁,是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城市修补”,对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等方面加强规划调控,留住城市特色“基因”的重要内容,也是2013年中国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重要任务。在这个历史健忘症盛行、世界快速更新的年代,我们需要对城乡记忆重新认知与评价,找寻并建立记忆场所与过程,缓解城乡面临的记忆“破碎”“失忆”等危机,完善地段、城镇、区域等不同尺度的空间规划思路。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记忆存在于真实前行的生活,是活着的,不是死去的;记忆不是唯精英权贵,草根民众记忆亦弥足珍贵;珍视记忆中蕴含的历史文脉,亦应正视与现代城乡发展存在某些不相容;记忆不是虚幻之谈,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改变了的城乡空间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今天对过去记忆和乡愁的探讨,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未来。
由此,在纷繁的世间百态中,如何描述和刻画城乡记忆的要素?在时代更迭、社会变迁、城乡流动、人群置换等各种迁移中,城乡记忆的保持和发展面临着怎样的困境和机会?如何把抽象的城乡记忆与空间构建相联系?在此,就城乡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地理、规划、建筑、文物、旅游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争鸣交汇。
主题主持人
探讨记忆研究中的“主体、客体和时间”要素。① 主体认知：对于城乡记忆,不同主体有着不同的情感—社会需求,从而产生差异化的认知体验,识别不同人群有关记忆的留存性、特色性、更新性要素,来提炼主体认知的差异化规律;② 客体响应：在空间转换、功能置换等的过程中,记忆在各种类型、各种尺度的客体呈现出长时性、演变性、暂时性等不同特征;③ 时间过程：在时间轴、时间剖面、相关事件等各个概念中,讨论人口流动、功能置换、空间转型等因素对记忆的影响。
探讨记忆研究中的“内—外”作用力。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记忆的建构问题,讨论记忆的变迁及其不同作用力因素,相关研究主要表现在记忆的社会构建[14]、传统与现在的关系[15]、记忆的传承[16]、记忆的归属感与认同[17]等。从记忆构建的外作用力来看,权力阶级的塑造、大众媒体的传播、象征性空间的创建、历史演化发展的进程、商业经济利益的促使等外在驱动因素塑造并改变着记忆的内涵;从记忆构建的内部作用力出发,个人情感是集体记忆构成的主观因素,形成地方意义与情感,同时空间、地方与景观的改变也影响个体的记忆构建。
探讨记忆研究中的“城—乡”人群。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在城市快速的人口置换过程中,城市人群在内外作用机制下形成新的内在秩序,城市记忆也随之发生改变和调整,容易形成新的记忆内容。受农耕社会传统影响,乡村人群安土重迁,延续着乡村情结。城镇化过程使城乡边缘地带出现大量“被上楼”农民,他们处于城市与乡村夹缝中,在面对新的居住环境时,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却没有与突变的生活环境同步变化,通过对社区空间的自发改造,使原本陌生的城市居住空间出现了具有乡村特征的功能,从而延续了其乡村记忆。在社会转型中,受人文环境和城乡建设等影响,各类人群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其发展,基于各自的主体认知记忆,进行独特的空间响应。
结合上述提及的记忆的构成要素、作用机制,以及涉及的不同人群,引发我们思考：
（1）记忆的保存,是让我们永远留在过去吗?城市记忆的保护等同于城市遗产的保护吗?如何平衡过去记忆和未来发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性?面对城市这个空间转换与记忆的容器,应该如何对待历史和未来?
（2）乡村聚落具有相对稳定的“景观基因”,而城市历史地段生存于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两者的记忆应如何维系和塑造?
（3）旅游开发是造成文化破坏和记忆消失的诱因,还是保存城镇记忆、传承地域文化和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
（4）在广阔的文化横向对比中,国内外城镇记忆在价值观和关注点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性,对西方学术体系如何借鉴,在中国的语境如何客观理性地评价?
（5）在深远的技术发展进程中,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在城市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中的应用,为城市记忆的恢复与存储、传播与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否可以取代传统保护方法?
种种问题,多样观点,在此碰撞。
嘉宾观点
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场所,其形态的改变是人类生活变迁的必然结果。城市形态的改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对于自身生活方式的塑造。建筑被认为是人审美趣味、生活要求、精神品格的表达,城市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与精神的外在表现。人们把建筑当作认识和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城市则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形态展现了一个社会真实的面貌。作为人类的居住环境,城市也影响着居住在其中的人们,影响着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影响着他们心理的成长。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形态的变化是一种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当人们观察一座城市,它的样貌形态总是清晰地讲述着它经历的兴衰变化,如同人的经历、品格总是会在自己的样貌上表现出来。这是一种真实,无论人们的好恶,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它都会像镜子一样折射着人类社会自己的样貌。
一个社会在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它的居住环境同样也会快速地变化。这种情况已经被城市史的研究不断地证实,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市,18世纪的英国城市,20世纪的亚洲城市,都清晰地表现了这种城市与经济、社会变迁的对应关系。生命本身就是变化的过程,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变化也同样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们无法超越也无法阻止这种变化,因为城市的变化就是人类自身的变化。
2016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把“重建”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进行讨论,其中很多讨论都涉及华沙城的重建。华沙因为反抗纳粹统治,在1944年几乎全城被毁,1945-1966年的20年间华沙人对华沙进行了重建,重建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所有在1944年被纳粹毁灭之前的城市历史遗存。华沙人民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屈不挠,表达了他们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坚守,但对城市而言,重建本身就是城市的重大变化,华沙的重建反映了20世纪人类最为惨烈的历史。如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推荐华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的意见中所提到的那样：“华沙历史中心的重建对于多数欧洲国家,对于历史城区的保护,城市发展原则的评估方面已经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基于这些事实,真实性的标准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许不适合这一案例。华沙历史中心1944年惨遭毁灭,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从13世纪到20世纪的连续历史进行重建的独特案例。它的真实性与1945到1966年特定的现实情况相关。”
重建后的华沙已不再是重建前的华沙,时间之河不会回淌,改变了的城市也无法回到从前。今天我们对自己城市的反思,本质上是对社会发展的反思。我们希望我们的历史是延续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精神是连续的,我们希望尊重传统文化中道德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城市是连续的,能够展现我们的历史,适宜今天的生活,愉悦于未来的创造,精神与物质环境的和谐是人们对城市的期许,更是对社会的期许。也正是因为如此,城市历史的保护永不言迟,保护城市的历史同样也是面向城市的未来。
记忆是对遗忘的反抗。要讨论城市记忆,先要回答“城市里有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城市是变化着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人地关系的剧烈变动,城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结构性的变迁。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国过去的城市当中哪些是不可以完全消失的,要留存证据于世,代表着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典型特征,实在是一个值得系统思考的问题。
在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研究中,有将其归入“集体记忆”的类型[3],但是实际上归根结底应当从“文化记忆”的概念层面进行解析。Assmann提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种“空间”,将日常行事和习惯风俗（摹仿性记忆）、对包括城市和建筑在内的各种物的记忆、和人与人的交往记忆,无缝对接在这个空间之中[18]。“城市记忆”包含了摹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和交往记忆等三个维度。这或许为开展“城市记忆”的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
我们注意到,在国内有关“城市记忆”的进一步研究中,会涉及地方性、地方特色、城市和建筑景观、城市—街区—建筑方面保护等内容,而在中国城镇化研究的话语中,研究“城市记忆”应当尽量超越物质环境的维度,更多地开掘在文化科学领域的深度研究。
在城市记忆的形成中,“过去”是通过当下人们的指涉、选择才产生意义的,这个过程中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都发挥着作用。“集体记忆被视为个人记忆的集合体,通过人们之间的交流,融合起来并发展成为对其以建筑形式保存下来的文化的共同记述。这种记述依赖于世世代代创造和再创造记忆的人们,而非整个群体中的个体”[19]。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城镇化过程,中国城市内在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单位制的快速解体、住房商品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四个机制导致了社会的个体化和社区的碎片化。社区的碎片化表现为社会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碎片化,由于资源分配机制的差异而分化成许多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或共同体,他们的空间特征明显,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难以整合[20]。因此,在特定的城市当中,新市民的文化和经济条件差异大,他们的“个人记忆”往往同定居城市毫不相干,如何在定居城市的文化建设和特色塑造中发挥作用?“集体记忆”的形成在整合个人记忆的过程中存在沟通、交流、融合的社会组织困难,又如何能够促成文化的“共同记述”?可以说,记忆共同体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此种条件之下,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城市转型发展中制定好过渡性的文化策略是对城市治理者的严峻考验。
“新的开始、复兴总是以对过去进行回溯的形式出现的”[18]。对于一座特定城市来说,它有自己的过去,它可以通过强调过去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展现自己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城市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上海新天地”开启了一种表达“城市记忆”的方式,它几乎重建了这里的每一幢建筑,但是充分地将石库门的建筑元素当成为场所营造的装饰物,处处向消费者暗示上海城市的一段历史和一种代表性的建筑文化,借助人们对上海城市的认识来建立起集体对这个新的消费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但要明确的是,这种保护“城市记忆”的方法并不能等同于保护“城市遗产”的正确方法。
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讨论中,大家会说到“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记忆”,但是反过来,城市记忆的保护未见得全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无独有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过去一些年全盘复建的案例也在证明这一点。城市的决策者意识到,用建筑物和城市来重塑历史、“昭示后人”是一条“捷径”。但是当他们决定要把这座古城的风貌恢复到20世纪中叶一张照片记载的视觉状态时,其思想面向的是过去而不是未来。大同的未来确实未知,但大同的过去对所有人来说其实也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留存至今的历史档案实在太有限了。城市在急急忙忙中花大价钱创建的一个内在要素有所联系、但也有所取舍的“想象的统一体”。这座全面重建的古城,通过植入错误的“记忆”,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重建的历史被认作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载,但这种“过去”本质上是不真实的、伪造的！当人们回避了国家法律规定的文化遗产保护原则,强调这个伟大的古城复建工程如何唤起了大同人民的“城市记忆”,让老百姓重新获得了自豪感和归属感时,我们应当意识到,使用“城市记忆”一词在当下有很大的随意性,人们望文生义,随心操控语意,为违反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的不当行为寻找托词。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的大规模造假复建,就是对于个人和集体的“历史记忆”实施强制性的再造,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城市建设的历史记忆生硬地抹去。
此类现象提醒我们,尽管“城市记忆”和“城市遗产”的研究领域的确有很大的交叉重叠,但对“城市记忆”和“城市遗产”做出学术性的区分非常必要。在当今中国,这样做的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说到“记忆”（memory）仿佛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和记忆中的事物都有很大的差异,而且旁人似乎也很难从外部去测定和比较。不过,西方思想家一致认为,存在着一种叫作“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的东西,而且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依赖于我们记忆过去的能力。简而言之,记忆可以指我们回忆过去的能力,即一般被归属于大脑的一种功能;同时,记忆也指本身被回忆的某种东西,如一个人、一种情感、一段经历等,是一个更抽象的概念。而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表明：记忆的这两方面最初似乎是不同的事物,但它们却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记忆能力,也与记忆的对象、环境和实践积累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学家Schama在其非凡之作《风景与记忆》中指出[21]：我们总习惯于将自然和人类感知划归两个领域,但事实上,它们不可分割。尤其是各种空间,比如某人在那里诞生的居所,充满着记忆的痕迹。大脑总是在我们的感官知觉到风景以前就开始运行,“如果说我们整个的风景传统是共同文化的产物,那么同理,它也是在丰富的神话、记忆以及夙愿的沉淀中构建起来的传统。”
法国社会学家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中认为[14]：“在任何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他还进一步指出：耶路撒冷并不是孤悬在天堂和大地之间的圣城,而是一座用石头建造而成、由他们所熟悉的房屋和街道构成的城市。正是由于这些东西的稳定性,城市的记忆才得以维持继续。
历史上,战火对城市的毁灭,可以说是对城市居民和城市结构组织进行的蓄意打击,旨在消灭城市的交流、文化分享以及公民价值。系统地摧毁某类建筑或建筑古迹,恰恰是要消灭与建筑物和场所相关的记忆、历史和身份认知,是一种强制遗忘[19]。和平年代,针对历史城市进行的大拆大建等过度开发行为,不仅导致城市环境容量急速扩张,让城市越来越不适宜人居,而且还彻底破坏了历史景观和场所精神。“大拆大建”致使城市肌理的伤筋动骨破坏,同时也是对集体记忆的彻底抹去,对城市已造成了与战争毁灭类似的文化记忆消解。看似坚固、原以为可以世代矗立的建筑物突然间就不复存在了,这既令人感到恐惧又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正如美国****Zukin在《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22]中所阐述的战后美国政府真打算彻底抹去旧日地景,然而为了城市更新去夷平某些地区的瓦砾,就会引发原子弹威胁一样的、源自本能的恐惧感。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除了农民进城、年轻人进城、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等人口大迁移之外,城市内部所发生的居民动迁和城市街巷建筑的大拆迁,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强调“可持续性”的时代,需要高度关注作为人居环境的城市保护问题,因为,“每一个社区或场所的特别的遗产和集体记忆是不可取代的,是现在和将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ICOMOS《关于文化旅游的国际宪章》）。在可持续性的各项要素中,“文化”“美丽”等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时候这些部分被那些用眼睛仅仅盯住生态指标的人所忽略了。构成城市街巷的普通建筑物被其日常承载的功能、它们在城市景观中的地位及其外在形式所赋予的意义,再不能被发展规划所轻易忽视了。
Ruskin在《建筑的七盏明灯》[23]中将“记忆”作为建筑的第六盏明灯,认为人类的遗忘有两个强大的征服者——诗歌和建筑,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在现实中更强大。因而早在19世纪中叶,他就呼吁道：建筑应当成为历史,并且作为历史加以保护。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生活,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崇拜,但是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有了几个相互叠加的石头,我们可以扔掉多少页令人怀疑的纪录！
而且,可持续性包含了对生活本身的尊重。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权力掮客们通常用曲线、图表、模型和统计数字等官方表达形式来规划城市,“官方故事”垄断了整个规划叙事,并抹杀了日常生活的城市[24],仿佛“一切都已经掉进了人类集体自我强加的这种奥运会成绩式的痕迹里”[25]。
近年来兴起的“复古”“仿古”热潮,又给城市真实的历史记忆带来了“保护性破坏”。为迎合旅游需要的布景化景观建设和伪民俗泛滥,对真实生活世界的文化复兴和繁荣可能也会带来了副作用。城市设计能够为创造新的景观发挥重要作用,但建造城市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跟生活本身一样复杂,不是理性的综合分析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正如城市的出现不是一代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一样,因而,城市设计必须是循序渐进的,通常包含许多缓慢的、艰苦的工作以及持续的实践探索。
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许多城镇的发展都得益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至少从宋元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连续不断的人口迁移就成为一种历史常态。这种迁移到近现代愈发明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更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以致在现今城市中,大多数的家庭自三代以前都来自乡村。城市是人类历史的物质性积淀,而品味历史则是闲暇时代的专有产品。当生活水平达到了一定程度,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就开始“记忆”历史,并将这种“记忆”当作一种文化“品味”。一般来说,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会有不同的社会取向,既有基于历史研究的记忆,也有基于历史想象的记忆,更多的是将二者以不同配比混合而成的记忆。在快速发展的社会中,通过人类记忆重构城市历史意象,强化城市空间的“历史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古代社会,帝王们时常以想象或记载中的“三代”为典范来营造城市,塑造符合正统伦理的空间秩序;百姓们则以守护祖上留下的宅基为前提,以“不破不立、推陈出新”为原则营造居所,形成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生活空间。正是由于这种延续千年的城市文化,使得我们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和普遍性的集体记忆。
如今,在快速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以前那种具有较强社会性和统一性的城镇集体记忆被消解,出现种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城镇“记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镇被按照各式各样的“记忆”重新打造,出现了许多想象中的、新的“历史景观”,以满足那些愿意通过“记忆”去消费历史的人群,导致很多有价值的历史场所被彻底改造。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行为与成千上万新移民们的乡愁与思绪,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相互混杂、难分彼此,使得城市空间的演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异化,视不同角度可称之为文化多元化或文化扭曲。这正是当前城镇发展与遗产保护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现象,也反映出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观念分化趋势。因此,在探讨“迁移中的记忆与乡愁：城镇记忆的演变机制和空间逻辑”这一议题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如果没有了统一的家国意识,泛大众化的城镇记忆实际上往往是一种纷繁复杂、多元交错、时序变换、逻辑混乱的社会历史情感的集合体。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其实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情感抒发或宣泄,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城镇的历史记忆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城镇记忆成为由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对城镇空间某些不足的补偿和调适。所以,从城镇历史文脉延续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仅仅通过这种城镇记忆去建构空间历史既不靠谱,更不会持久。从上海“新天地”到山东台儿庄、从大同古城到北京前门大街……,人们从许多设计细腻、施工精致的“历史场景”中看到了一些被改变、被扭曲的商业化历史片断。如果说它们能够激发起历史想象或记忆,那也是临时性、娱乐性和感官性的。
当然,从城镇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是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遗产也总要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应当依赖于理性而非记忆。真实的城镇记忆依赖于历史研究,历史赋予人类以知识,但这种知识主要是以回忆、探索与反思的方式获得的。人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对过去的记忆往往是由对现实的思考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触发,以认真的研究与发掘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将多元化的城镇记忆与可靠的历史空间的延续融为一体。
中国正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快速城镇化,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几乎每个人的家乡面貌都在发生巨大的改变,人们在获得居住条件较大改善的同时,猛然发现,曾经那么熟悉和依恋的家乡在渐行渐远,当一个个熟悉和习惯了的家乡小街小巷悄然消失的时候,人们发现,那个所谓的家乡不仅仅是个“物质生活空间”,更是一个“心理生活空间”,它已经在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个具有依附作用的“心理场”。“心理生活空间”（或称精神生活空间）的消失让人感到心中无形的失落和不知所措,关于家乡的记忆也随之受到影响。因此,解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家乡记忆和地方感的问题,必须从保护传统文化和文脉入手,着力挖掘和彰显地方文化景观基因,通过多种途径保留和增强地方感,达到“记得住乡愁”的目的。
文化景观基因是指文化“遗传”的基本单位,即某种代代传承的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基本因子,它对某种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反过来,它也是识别这种文化景观的决定因子。聚落文化景观基因是指凝结在家乡聚落中的代代相传且区别于其他聚落景观的文化因子,对家乡聚落文化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定区域内的聚落景观之所以如此相同,就是因为聚落空间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在景观传承或传播的过程中总是保持其文化“基因”的遗传特征所致;同时,由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定变化,又会导致聚落景观基因在遗传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微小变化,即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必要的变异。这既是生物体遗传繁衍的基本规律,也是聚落文化景观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二者虽有着不同的属性,但却有着较为类似的传承原理。
家乡聚落景观基因如何识别,从属性上说,即按其在聚落景观识别中的重要性可以分为主体基因、附着基因、混合基因以及变异基因;从物质形态来说,又可以分为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例如,在皖南古村落中,最引人注目的家乡印象是马头墙（即山墙）,规范整齐,令人难忘,是皖南家乡聚落的主体基因;与聚落相匹配的皖派乡村园林印象是皖南家乡聚落的附着基因;石牌坊、石桥、石雕、地方特色美食印象等是皖南家乡聚落的混合基因;由中原四合院内空间演变而来的天井、因防卫需要而变得窄小的外墙窗户印象,是皖南家乡聚落的变异基因。
当然,除了能从景观印象上得到表达的家乡聚落景观基因外,皖南聚落文化景观基因还有隐性的表达形式。皖南古村落景观建构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宗族观念明显,每个村落中都会有突出的宗祠建筑,往往是在村落形成初期的核心位置建设有总祠堂,祠堂是村落议事中心、活动中心,是公共社交场所,是全村人的精神生活空间的中心。之后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多,聚落规模不断扩大,支祠逐渐出现,一个村落便形成以一个总祠为主体心理生活空间、多个支祠为辅助心理生活空间的格局。实际上,很多宗祠并不位于村落的几何中心,但始终是村民心理生活空间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构成家乡聚落景观的基因除了看得见的因素外,还有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因素,这种能感觉到的心理因素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也可以理解为感觉中的“意象”（image）。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Lynch在20世纪50年代末出版的《The Image of the City》一书,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景观在人的头脑中的心理图像的表达,首创了从感觉形式出发研究城市特征的方法,提出了城市意象的“可印象性”和“可识别性”概念,认为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意象可以表现为五个要素：道路、边界、街区、节点、标志物。这种强调感觉形象即城市意象的设计思想,对后来的城市设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也为人们寻找城市记忆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无论是家乡聚落文化景观基因的挖掘和提炼,还是居民心理生活空间的保护与保存,抑或城市意象五要素的把握,都有助于“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建立。地方感是人文主义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是1976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Duan Y F提出“地方”（place）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地理概念,包含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感特性（地方依附或依恋）。
因此,地方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感觉结构,源自地方内在的固有的特性（地方性,place identity）的表达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附或依恋,place attachment）。北京四合院胡同及其所属的京城生活、江南水巷滨水而建的民居及其所属的生活、湘西吊脚楼民居及其所属生活、山西碛口古镇街市及其所属生活、东北雪乡景观及其所属生活等,既反映了地方环境和文化的固有特性,也反映了人们对特定环境的心理和情感适应,从而形成一种地方认同和依恋,也是“乡愁”的一种来源。因此,要“记住乡愁”,必须保护好产生乡愁的家乡文化环境、历史文脉。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难免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家乡的文化景观基因必须得到切实保护和有效传承,唯有如此,才能满足人们对家乡记忆和地方感的心理需求。
历史地段中城市记忆是动态的。关于记忆的主体,各种类型对应着不同的认知特点,具有不同记忆的形成过程;有关记忆的客体,物质空间和非物质景观中记忆的延续面临多种困境;在记忆的传播和原真性的保存中,“守门人”现象、“幕布”现象等分别展现了记忆动态传承过程中的各方响应。
记忆主体的认知显示出圈层现象。在保护实践中,我们常常为历史地段划定明确的空间边界及分区。但事实上,地段与其环境本底的界限可能随不同人群认知的不同而伸缩模糊。同为居民,处于城市中不同位置的人们对历史地段的记忆大相径庭。Landa的圈层模型在历史地段研究中也同样适用。正如“一千个人心中一千个前门”,随着居住地或者出生地距离前门由近及远,“前门地区”在人们的认知中,从居住、商业功能街区逐步向承载地区历史文化的历史地段转换。因此,对人群的合理细分,而不是泛泛而谈,这是深入了解城市记忆的前提。
记忆客体的物质空间呈现边缘化现象。历史地段有很多典型的物质空间作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它们的边缘化将使其承载的记忆面临被遗忘的风险。以名人故居为例,在历史地段更新过程中,故居因承受着“名人之累”,和周围有活力的街区氛围缺乏互动,在街区空间中被边缘化。其功能亦经历了较大改换,除少数被弃置的故居外,绝大多数名人故居仍然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一定的功能,如居住杂院、纪念馆、餐厅、宾馆等。这些转换了的利用方式,对故居物质实体的完整性构成威胁,同时其所承载的名人精神和文化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改写。在历史地段的外部环境影响和内部功能变化的背景下,故居面临着物质空间和文化内涵丧失的双重风险,其中虚体记忆的遗忘要胜于实体记忆的遗忘。
记忆客体的非物质景观面临失忆现象。景观失忆理论是从自然景观中提取的,指景观变化的缓慢性和不显著性导致观赏者均未能及时体察,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和人群的代际替换,使原来的景观记忆消失殆尽的过程。传统生活方式等非物质文化景观是历史地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不同于物质实体变迁易引发广泛的关注,非物质景观时时处于一个弱势且容易被牺牲的尴尬地位,它们的变化、消失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察觉;并且一旦变化或消失,原有的景观将很难寻觅痕迹。这种景观失忆与记忆置换在不同代际人群中自发延伸,在不施以外界措施的情况下,相关的非物质景观将随着人群更替而消失殆尽。曹禺的话剧《北京人》第一幕中出现了六次“天空中的鸽哨”这一场景,而在近几年的北京旧城改造、人口置换过程中,钟鼓楼地区已经难觅带着哨音呼啸而过的鸽群踪迹了。
记忆在信息活化传播中的“守门人”现象。这具体是指拥有知识的传播权、在资产机构和受众之间起着信息过滤或中转媒介作用的中间人[26]。守门人理论最先由K. Lewin于1947年提出[27],这些“守门人”主观控制着信息传递的关卡,并决定了信息传递的最终结果,经守门人转述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事实本身,取决于守门人的认知结构、动机等多重因素。在旅游过程中,“守门人”具体指向游览者传递知识和信息的媒介[28]。例如,在什刹海“胡同游”中,人力车夫可视为文化信息传递的“守门人”之一。专家、精英著书立说所宣传的胡同文化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段的文化传递过程中,人力车夫诙谐平易的讲解、一定程度的戏说也能积极有效地传递着胡同文化。但是,人力车夫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来源、具备的知识储备、在经济利益下的妥协以及其他种种因素,均可能带来信息传递的偏差,偏离“原真”历史信息。文化信息在商品化的浪潮中,车夫的信息传递很可能是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权衡矛盾下的表现。
记忆原真性的保存中还存在“幕布”现象。“幕布”是历史地段居民为防止“前台”入侵、保护“后台”而不自觉设立的空间与情感防线。由于处于地方传统文化与外来现代文化的交界面,随着社会发展与旅游开发,历史地段中居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出于对传统生活和环境的深厚感情,他们并不是无限制地接纳外来文化,而是构筑了一道防御界线,无形中隔离了“前台”和“后台”,起到了保护本地“真实性”的作用。游客寻求异质文化体验的出发点,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文化趋于均质的结果,本身就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一味迎合旅游者对“后台”的追求,不但会引起“后台”变质,甚至可能致使本地文化被改造、同化,造成“后台”消亡。
城市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用动态的眼光来看待位处其中的历史地段的保存和发展。它既蕴含着城市悠久的历史文脉,亦是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组成,伴随着城市发展而持续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生活、历史原真信息必然会与现代的城市发展和生活节奏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甚至有些元素逐渐消逝,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动态视角的城市记忆研究对历史地段保护更新影响深远,促进着历史地段从静止保护到活态保护,从躯壳修复到灵魂注入,从传统延续到时代创新。
城镇依靠记忆而延续[7]。城镇记忆不仅记载着城镇的形成、变迁和发展,也存续着城镇的文化和个性。伴随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和乡村正面临着记忆残缺、文化受损和“无地方”的悲剧。在时代更迭、社会变迁、旅游流动等各种迁移中,如何留住城镇记忆、记住乡愁和传承旅游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和科学命题。
自Hofmannsthal和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以来,国外****从地方、景观、认同、仪式和历史保护等方面对集体记忆和城镇记忆进行了大量的创新性研究。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城镇记忆”和“乡愁”等主题内容正从国内的政策层面渗透到学术研究,并在城镇记忆与历史街区[29]、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13]、地方认同与遗产保护[30]、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留住乡愁”与地方文化基因保留[31]等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基于“城镇记忆”和“乡愁”视角的旅游文化研究仍比较薄弱,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地方性和地方依恋、游客认知的历史地段城市记忆、城镇记忆的旅游感知与文化记忆空间建构等方面[6,32]。总体而言,记忆和乡愁在旅游文化研究中存在概念引用多,理论原创少;记忆（乡愁）主体研究多,主体与载体的互动影响研究少;地方性与旅游感知研究多,文化记忆（乡愁）及其旅游响应机制研究少等问题。今后需围绕以下科学问题进行深化研究：
（1）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旅游的理论逻辑及时空阐释。国内有部分专家认为旅游开发造成了文化破坏和记忆消失,但事实上,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造成的传统文化危机要远大于旅游产生的影响。城镇记忆与乡愁是地域文化和情感体验的重要表征,旅游是保存城镇记忆、传承地域文化和记住乡愁的重要载体。有必要通过对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和政策制度、居民权益、情感认知、商业行为、旅游作用的审视,深刻揭示旅游地城镇记忆和乡愁的时空特征、演化过程和作用机制,进一步厘清城镇记忆、乡愁与文化旅游的内在逻辑和相互关系。
（2）城镇记忆、乡愁主体与文化旅游载体的互动影响。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探究不同时空尺度的城镇记忆或乡愁主体与载体的互动影响,是旅游地理学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人的记忆和乡愁可以建构想象空间,产生地方意义与情感,空间、地方、景观等载体的改变又会影响群体的集体记忆和乡愁情结。今后的研究需对旅游相关者集体记忆和乡愁的主体更替及相关权益、地方尺度转换与空间场所、乡土文化与旅游景观、地方感与地方认同、地方依恋与地方情感、旅游感知与维度表达等进行深化研究,更好地揭示城镇记忆与乡愁的产生过程、变化特征及其与文化保护、景观意象、空间结构、地方特性、旅游发展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促进旅游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3）基于城镇记忆、乡愁理论的旅游文化恢复与重构。留住“乡愁”可通过旅游保护和活化记忆场所,但现有的城镇记忆、乡愁研究与旅游文化保护利用研究结合不够紧密。应综合运用乡愁记忆、文化基因及社区恢复力的理论和方法深入开展旅游文化恢复与重构研究[33],系统考虑生态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凝练具有传承价值的优秀文化,提取文化基因,确定旅游文化重构的内涵;引入恢复力等理论,在评价乡村旅游地文化脆弱性和恢复力的基础上,融合生态、文化、旅游、生产与生活功能,构建旅游文化恢复模型和恢复机制;按照文脉梳理与挖掘—感知维度界定与测度—记忆碎片沉淀与提炼—乡村记忆拼接与整合—文化体系重构与再生的思路,从形态、价值、功能和空间等多个维度,建立旅游文化重构模式,并对以旅游为载体的文化表达、文化活化、文化恢复与重构策略及其规划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促进城镇（乡村）文化和旅游融合共生,为存续乡愁记忆,保护和传承旅游文化,促进旅游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Topophilia（恋地症）是指人类对特定地方的心理依赖。中国在文化遗产继承中,特别重视信息的原真性,重在场所精神继承而非只是建筑本身。中国人对地点的爱,对地方的依恋是一种文化现象。例如,六和塔在钱塘江大潮收口的地方,必须要建一个厚重的建筑物来镇煞气;而保俶塔则是为了响应西湖风景秀丽的印象,符合景观审美要求,选择苗条轻盈的造型;黄鹤楼由于地处长江岸边龟蛇二山之间最狭窄江段,流速湍急,在人力控制的内河航运时代,主要作用是镇风水,各朝代都有重建,但是建筑形态可变、地址不可变,风水格局也不可更改。这就是地理学中解释的风水或者是场所精神,主要体现它的场所价值。这种场所精神比建筑本身更需保护,在原址上的重建,才能真正表现特定的地方感、地标意义和文脉传承,原址重建的意义就在于承继了特定场所基因,即特定地理位置和建筑空间所携带的场所基因,特定原址的地方精神价值,这和文物建筑一起相得益彰,不可割离。
从城市的景观来讲,建筑毁坏以后,重建时不一定要原状,是可以创新的,但是建筑当时所处的遗址为人们留下了城市记忆或城市足迹,这样形成的地方感,成为人们对场所精神、城市记忆中浓墨重彩的刻痕。场地由此让人们有了信仰、依托。客观主义原真性是考古学家特别强调的,但是建构主义原真性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建筑、遗址,或者是历史的地段,在历史原址上的重建,是一种城市记忆不断得到继承、不断得到保留的方式,也反映出人类对原址地方有消费需求,来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
当今世界地方的多样性逐渐被标准化、同质化的景观形态替代,现代城市或城镇面对全球化、现代化、标准化的趋势,无地方感的冲击,但是东方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又能把它拉回来。即自然地理环境中气象、气候、日照、降水量、植物的生长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宗教,这种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一种地方风格,奠定了地方感的基础。原址性的地方感是可能真正实现城市记忆的传承,找到我们中华民族的乡愁。乡愁找到了,才有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要传承,一定要接地气,要把文化的延续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文化的活化与传承。
从全球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香港的回归等重大事件,城镇记忆研究逐渐升温。21世纪随着全球化、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以及因各种灾难导致的家园破坏,2009年国际上“城镇记忆”研究出现了高潮,主要涉及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地理、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城市研究等领域,其中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占主导,地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城市研究领域的兴趣在不断增强。研究机构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欧美发达国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跻身前列。城镇记忆研究的主题较为分散、多样化,包括历史、集体记忆、纪念、政治、认同、社区、遗产与怀旧等,其中聚焦在战争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种族认同、日常生活记忆的成果占88.9%;从尺度上看,国家记忆的研究成果约占62.1%,其次是城/村区域记忆、个人记忆和社区记忆。
在国内,2000年以来关于“城镇记忆”研究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建筑科学与工程”“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文学”“档案及博物馆”等领域,其中“建筑科学与工程”“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占主导。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广州、福建、河南、广西与重庆等地,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主。研究的记忆主题包括城镇化、乡愁、保护、城市文化、记忆工程、遗产、集体记忆、文化、空间、认同等,特别是2014年“乡愁记忆”成为了一个热点。从尺度上看,主要集中在城市、村落、小城镇、工业遗产与历史街区等中小尺度,其次是国家/民族记忆的研究。这与中国近30年来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变迁有关。
对比发现,国内外城镇记忆研究存在差异性。
由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不一样,关于城镇记忆的研究主题与内容侧重点也不一样。国外****关注战争或者民主运动引起的创伤记忆与身份认同较多;国内****关注城镇变迁导致的忧愁记忆与文化保护较多。与此同时,国外成果聚焦在国家与个体层面;国内成果聚焦在城镇与乡村的集体层面。
换而言之,西方****以城镇记忆的非物质信息为研究对象较多,中国****以城镇记忆的物质信息为研究对象较多。由于国内外城镇发展阶段与相关学科布局不同,城镇记忆研究的领域不尽相同。在国外,人文社科领域对城镇记忆研究更为关注;在国内,工科与管理科学领域对城镇记忆关注的较多。
也就是说,城镇记忆的生成机制不一样,导致了国内外研究的领域、空间对象与主题内容有所差异。鉴于城镇记忆的两个基本维度——基于时间的非物质信息与基于空间的物质信息,可以将东西方研究的差异简单地归纳为“怀旧”（nostalgia）与“乡愁”（xiangchou）。西方****更多的是“怀念”过去自己曾拥有的引以为豪的社会经历或者国家种族“历史”;中国****更多的热衷于表达对“家园”“自然与人文景观”的“乡愁”依恋。前者侧重在社会身份与时间信息;后者侧重在物质空间与文化信息。前者记忆的主体往往是贵族精英与国家权威;后者记忆的主体则是迁居他乡的普通百姓[34]。
无论是“怀旧”还是“乡愁”,城镇记忆与传统的“集体记忆”“记忆档案”“文化遗产”等概念有着密切关联。21世纪以来,国内外城镇记忆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挑战之一,记忆保护对象的多样化。
不仅涉及保护名单中国家层面的文物记忆、传统的历史街区以及近现代的工业遗产以及多尺度的遗产廊道,也涉及保护名单外的普遍人的生活、生产与休闲的记忆场所[35]。
挑战之二,记忆保护价值与方式的多维度。
由于记忆保护价值的多维度,不仅包括美学与经济价值,也包括社会文化的情感价值,因此城镇记忆所拥有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除了个案纪念碑式的保护利用之外,也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以及日常事件的活化方法;此外,通过NGO等机构与之配套的管理政策来引导推动城镇记忆的保护。
挑战之三,如何客观理性评价城镇记忆保护效果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评价主体多元,年龄、身份、知识结构等均不一样,导致的认知与感知难以达成共识。此外,多样化的保护与传承手法的功效性期待理性评价,究竟是有效留存了记忆、丢失了记忆、扭曲了记忆,还是损毁了记忆。
面对上述的挑战,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欧洲学术体系中关于“城镇记忆”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更需要针对中国当下的语境,不是简单移植西方概念与理论,而是要讲好、传承好中国的“乡愁”故事。
（1）城市记忆的延续。城市记忆通过一些代表性的建筑景观等物质载体以及传统节事等文化载体,满足了现代人们功能性和情感性的需要而得以延续。如以教堂和博物馆为代表的建筑景观,具有记忆储存的作用,充分展示着城市演化和发展的历史,是城市记忆的重要实物载体。如罗马的300多座教堂、伦敦的253座博物馆[36],这些建筑景观至今仍服务于居民和游客,通过现代社会的宗教、旅游和休闲功能将城市记忆得以延续。而近年来西方文献中对城市记忆的研究内容也不再仅限于城市面貌和建筑景观,而更关注民风民俗等日常生活,通过节事、节庆活动让参与者回忆,追寻城市记忆并产生一种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满足城市居民的情感归属。因为满足了现代人们功能性和情感性的需要,城市记忆得以延续。
（2）城市记忆的升华。在原有记忆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元素的传承为城市记忆带来了活力,既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社区创造一种文化标识[37]。如德国鲁尔区的艾姆舍公园项目在原有城市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工业文化的保留和继承,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等,对周边工业景观进行修复,将一些废弃的工业设施开发再利用为特色酒吧、研究中心、商务办公场所、住宅等。保留了城市工业文化的独特记忆,并通过现代社会元素的注入,使得工业遗址被赋予了新的休闲、居住、旅游等社会功能,为城市创造了新的文化标识,使得原有的城市记忆得以升华并传承下来。
（3）城市记忆的保护。城市记忆是一种集体标识,集体文化认同,西方对于城市记忆的保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过去的历史建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过程中将利益相关者团体联合起来,识别和记录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为居民寻找地方感和公民自豪感,让大家能更好地珍惜城市今天的文化价值,并且通过这一过程为未来城市规划创造一种文化标识[38]。如近年来加拿大在安大略省及多伦多老城区推出的城市记忆保护项目就明确提出这样的目标。
西方的经验或许值得借鉴,我们的城市建筑景观和文化遗产也要考虑如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在体现城市记忆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化的元素才能为城市发展带来活力。城市记忆的保护工作不应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而应是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为我们带来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城市历史遗存、传统风貌的破坏和生活方式与历史记忆的消失。如今,保护、恢复、再现和延续这些城市记忆成为国内外城市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受欧美等国城市记忆工程的启发,中国很多城市或者博物馆等文化历史部门也都相继采取了旨在抢救和留存城市历史记忆的城市记忆工程。这其中,信息技术在传统城市记忆保护中的应用,促使纸质载体形式的典藏开始向数字媒介载体典藏发展,单纯文本的记录开始向图、文、音、像立体化多媒体记录发展,传统的实物展示、书本传播开始向3D 动画、全景全息呈现方式发展。
毫无疑问,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在城市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中的应用,为城市记忆的恢复与存储、传播与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快速的行业应用,尤其是在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下,需要我们在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创新环境中,去重新思考城市记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技术体系。
城市记忆涉及经济建设、社会历史文化、人民生活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城市记忆认知体系的主体是居民,不仅仅是本地的居民,还有外地游客等不同类型的来访人员。城市记忆不仅要面向过去,更要面向未来。同时,在这一个全球化、高度流动化的时代,原有的静态的城市记忆也会被放置在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流动空间之中[39]。因此,一个流动、开放的城市空间中的城市记忆,不仅仅是历史档案的保存与数字化,关键是要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让这些被“固化”的城市记忆得以“活化”,进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基于建设中的智慧城市时空信息云平台这一新的技术框架,我们可以充分挖掘反映城市记忆的文本、图片、视频等多源异构数据,以人及其活动为核心构建城市记忆数据库,并将其与更多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关联起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利用互联网等开放平台更加“全面”地收集和存储反映城市记忆的各类数据,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与模拟,从中提取有效的城市记忆信息,并创造一个开放的公众参与机制,进而更好地去激活、利用、塑造和更新城市记忆。
当然,依靠大数据方法与技术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于城市记忆而言,传统的方法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0]。尤其是对待新技术的使用,要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通过大数据技术、研究方法和传统保护方法的有机结合去实现城市记忆的原真性、整体性保护与记录,赋予城市记忆新的生命力,构建“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的“中国记忆”。
主题主持人总结：
对记忆与乡愁的辩证思考,是当今多个学科领域的热点话题。从全球范围来看,“记忆”研究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在中央提出“记得住乡愁”“留住城市特色基因”的重要命题背景下,中国过去、当下及未来的记忆与乡愁安放何处?① 应不应记忆：“应”已是不二选择！这既有集体共识,亦有个体本能诉求;已有大量的文献长篇累牍,丰富的实践检验探索,在此不再赘言。② 愿不愿记忆：这涉及人们认知的方式。人的感知有主观性,对事物或者空间进行判断后从而选择性地记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还愿不愿记忆?③ 能不能记忆：这涉及人们认知结构形成的基础。伴随着时、空、人的变化,记忆的对象也不断变异、消失、重生,是否会使得记忆者和记忆对象中的纽带割裂?④ 让不让记忆：这涉及受外部因素影响呈现的客观规律。过去记忆的复现空间减少,生活植根性减弱甚至消失,都将影响外界环境是否支持记忆的继续。但记忆,并非是为了让我们永远留在过去;记忆,是为了建设美好城市,构建未来的理想社会。（1）记忆：使物理空间转变成具有社会意义的场所
城乡记忆具有地方特征,使得纯粹的物理空间变成具有人文意义的场所。地方在人们的记忆与情感中,通过不断重复的遭遇及复杂的关系而被构建[41]。城市记忆空间不是以经纬度的几何空间为衡量基础,而是受到我们感知世界、感知空间的影响[42]。城市记忆不仅可作为地方识别的标志,而且能激发本地居民的地方依附感,地方认知和城市记忆可以形成双向沟通的渠道[43]。
（2）记忆与时间过程：时间维度使城乡记忆成为动态过程
记忆的动态性取决于其所依附的载体——城乡空间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时间参数在城市构成要素中具有重要意义,把城市构成体仅仅视为与某一个别历史时期相关的作品,是城市科学中的最大谬误[44]。城市形成、变化和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多个坐标点,包括不同时期形成的建筑、街道和文物古迹等[45]。记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统一,是城乡空间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的结果,而当代群体也在建构新的城乡记忆[46]。垂直的历史时间可被切割为若干瞬时横剖面（horizontal cross-sections）[47],体现出地段的历时性;另一方面,一些纵主题（vertical themes）沿时间轴线垂直穿越各个横剖面,发生连续的发展变化[48],体现出地段的共时性。而同样的地段对于不同时代群体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时代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不同群体对城乡记忆的塑造[49]。人类寻找和建立记忆的地方,可以在日新月异的、信息过剩的时代,获得与时间捆绑之感[50]。
（3）记忆与主体置换：记忆随着特定社会群体的变化而变化
记忆与身份有着密切的联系,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社会记忆都是如此[51]。记忆被视为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经验,体现出各个社会阶层权力之间的关系[46]。人的记忆存在于每个个体的人,并融入到社会框架和外部文化环境之中[52]。当个人记忆融合到集体记忆及其附着的物理空间时,这样就形成了与环境相联系的集体属性的城市记忆[53]。因为主体认知的差异,即使涉及同一个场所,每个人记忆中的描述与体验都有可能大相径庭。城乡记忆的过程既存在对过去内容的重复,也包括由现实阐释而加入的新内容。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记忆一直在不断地产生、延续。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支持[54],因此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4]。现代社会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势必对城乡记忆带来巨大冲击,记忆或重构,或融合,或消失。
（4）记忆与空间实践：物质空间是表现城乡记忆活力的重要载体
有记忆的城市,才有城市的延续。因此,记忆有必要成为规划的重要考量部分,应融入规划设计对策中去[55]。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未来人们对城市的记忆。城市面对着一次次的推倒重来。城市规划师和管理者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在工作中加入记忆的元素,让一代代的人能够更好地体验城市[56]。对于乡村实践亦如此。研究城乡记忆与空间实践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城乡空间的社会意义,使之成为强有力的记忆容器[57]。当代社会构建“创新型城市”,首先需要关注有关城乡记忆的要素,再将这些融入规划进程中,形成地方特色[58]。在演变过程和现状生活中,记忆空间与现实空间往往存在着差异。人们的城乡记忆具有一定的空间尺度,并不能对宏观空间的变化、总体的空间格局进行有效感知,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记忆信息,很难形成系统的空间逻辑;而空间的生长和变化,必然是有一定的空间秩序和空间逻辑。这需要把城乡记忆和空间实践进行磨合。
探讨记忆与乡愁,既不是厚古薄今,亦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文化自信、城乡复兴的源泉。“人—地关系”是地理学和规划设计学科的重要交汇点。其中,“地方”是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地方性是地方内在的、固有的特性。在持续向前的社会生活和城乡发展中,记忆与乡愁的理论和实践应将文化的延续与当代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将有助于可持续地传承和发展地方性,在我们的社会中来展现过去的历史、适宜今天的生活、愉悦未来的创造。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Work by historians, geographers and others has examined the role of memory and of commemoration in understanding social meaning and identity. Memory has been shown to be an active constituent of the ways in which meaning is invested in space and pla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ppeal to memory in Donald MacLeod's Gloomy Memories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 text written to understand social and geographical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 and, in revised form, to counter the alternative views expressed in Harriet Beecher Stowe's Sunny Memories. In discussing MacLeod's use of memory in Highland history and with reference to examples of memory's use in texts and other representations, the paper contributes to debates on how memory ‘works’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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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伴随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发展和城市记忆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基于不同学科视域开展的城市记忆研究也逐年增多。基于此，分类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外关于城市记忆的文献资料，重点就城市记忆的相关概念、要素、时空属性，城市记忆与建筑景观、文化遗产、地方感等的关系，以及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等内容进行了综述。从研究视角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等层面对城市记忆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伴随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发展和城市记忆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基于不同学科视域开展的城市记忆研究也逐年增多。基于此，分类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外关于城市记忆的文献资料，重点就城市记忆的相关概念、要素、时空属性，城市记忆与建筑景观、文化遗产、地方感等的关系，以及城市记忆的社会建构等内容进行了综述。从研究视角和内容、研究方法和手段、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等层面对城市记忆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
| [4] |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memory. Contextualization and place of cultural history in studies relating to collective memory; Suggestions for solving the central problem of the methods of mem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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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以上海上世纪晚期以来都市巨构化和高层化为背景,旧区改造为主线.结合里弄,外滩、旧工业区等典型案例,探讨历史空间的再生问题,分析旧改中商业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矛盾与化解途径,并对上海建筑演进中的都市历史语境进行了讨论. . 以上海上世纪晚期以来都市巨构化和高层化为背景,旧区改造为主线.结合里弄,外滩、旧工业区等典型案例,探讨历史空间的再生问题,分析旧改中商业价值与历史价值的矛盾与化解途径,并对上海建筑演进中的都市历史语境进行了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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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Villages-in-the-city ("chengzhongcun") as distinct urban spaces in Chinese cities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scholarly attention, and the term has been variously interpreted. The term 'urban village' was initially borrowed and applied to describe this urban phenomenon. While the term in a Western context refers to a planned neighbourhood that features good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question posed in this essay is: are villages-in-the-city the Chinese equivalent of urban villages? Furthermore, within China, villages-in-the-city are always regarded as migrant enclaves, no different from Zhejiang village or Xinjiang village in Beijing. Are they the same kind of settlement? A primary aim of this essay is to reasser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illages-in-the-city and urban villages that have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A secondary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s between villages-in-the-city and Zhejiang village.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variations between these urban morphologi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fill gaps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and hence clarify the misconceptions and confusion about Chinese villages-in-the-city. Copyright (c) 2010 The Author. Journal Compilation (c) 2010 Joint Editors 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 [9] | ABSTRACT Migrants’ settlements have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coming decades. Using data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of temporary migrants in villages-in-the-city in Guangzhou city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atisfaction, attachment, and the stay–leave intention. The authors begin by questioning the tradition that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is an adequate tool for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despite its widely acknowledged importance. They then model stay–leave intention by incorporating both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valuations. The ordinal regression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emporary migrants’ stay–leave intention is more of an affective choice than a cognitive choice. Intraprovincial migrants are found more likely to intend to stay in Guangzhou than interprovincial migrants. Finally, the authors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discrimination and territorial identity in fostering temporary migrants’ identification and attachment to the host city. |
| [10] | China’s dramatic urban expansion has encompassed many peri-urban villages and turned them into so-called urban villages that provide a niche housing market for rural migrants for whom the formal housing market is unaffordable. Yet urban villages are very distinct from informal settlements elsewhere, because they are being developed by the original village community on collectively owned land. As these communities cannot sell their land and only build housing units for low-paid workers, the only way to make a higher return from their land is to increase its built intensity. This paper tests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is built intensity are analogous to factors that drive land prices in the formal city. Results of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s of the built intensity of urban villages across the city of Shenzhen show a remarkable resemblance to hedonic models of land prices elsewhere. Location matters and access to employment, along with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henzhen’s urban villa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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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乡村记忆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是由乡村独特传统逐渐内化而成的乡民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从特质上来看，乡村记忆是多层次的动态系统，是乡村认同和乡村社会资本的集中体现。从功能上来看，乡村记忆具有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功能。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加强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迫在眉睫。文章提出了乡村记忆保护与保存的若干措施与途径。 乡村记忆是乡村文化的直接凝结和体现，是由乡村独特传统逐渐内化而成的乡民的思想观念与认知习惯。从特质上来看，乡村记忆是多层次的动态系统，是乡村认同和乡村社会资本的集中体现。从功能上来看，乡村记忆具有文化规约、社会认同、心理安慰与心灵净化功能。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加强乡村记忆的保护与保存迫在眉睫。文章提出了乡村记忆保护与保存的若干措施与途径。 |
| [13] | .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但随着城镇化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些记忆正面临巨大冲击。就此展开研究,对于乡村规划和发展、乡村记忆保存和传承等意义重大。归纳出集体记忆的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媒介依赖性等属性后,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选取60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村落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三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后结合乡村规划和乡村旅游提出建议。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承载着村庄的文化传统与人们的乡愁情感。但随着城镇化及其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徙,使得这些记忆正面临巨大冲击。就此展开研究,对于乡村规划和发展、乡村记忆保存和传承等意义重大。归纳出集体记忆的社会选择性、动态重构性、媒介依赖性等属性后,构建传统村落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研究框架,即主体(记忆者)、客体(记忆对象)、时间,借助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选取60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村落,采用内容分析等方法,探讨主体诉求及其相应的情感特征、客体如何承载传统价值以及时间演变中村落发展阶段划分等问题。并初步分析了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三者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最后结合乡村规划和乡村旅游提出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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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正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从20世纪70年代起,阿斯曼开始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开创文化记忆理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本书分两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文化记忆作出阐述。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作者从回忆文化、书写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四方面,研究了记忆的形式与意义。第二部分是关于古埃及、以色列和古希腊三种高级文化记忆的个案研究,分析有关过去的集体图像是如何构成的,对民 正扬·阿斯曼著,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从20世纪70年代起,阿斯曼开始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开创文化记忆理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本书分两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文化记忆作出阐述。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作者从回忆文化、书写文化、文化认同和政治想象四方面,研究了记忆的形式与意义。第二部分是关于古埃及、以色列和古希腊三种高级文化记忆的个案研究,分析有关过去的集体图像是如何构成的,对民 |
| [19] | 本书作者列举了大量鲜活实例来说明，战争中对建筑的毁灭，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且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破坏。 本书作者列举了大量鲜活实例来说明，战争中对建筑的毁灭，不仅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且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文化、身份认同和集体记忆的破坏。 |
| [20] | . 随着市场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构建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多重机制的复杂作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不复存在了.社区作为组成社会的基础,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逐渐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由于难以形成共识,缺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体制机制,碎片化的社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缺乏普惠能力,传统的强化管控的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社会深层结构的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只有在政策导向上回归社区本位,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才能实现社会的深度整合. 随着市场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单位制的解体,住房的商品化,劳动力市场的构建以及土地城市化等多重机制的复杂作用,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不复存在了.社区作为组成社会的基础,在空间结构、利益关系和治理架构等方面逐渐出现了一种碎片化的状态.由于难以形成共识,缺乏整合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体制机制,碎片化的社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缺乏普惠能力,传统的强化管控的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社会深层结构的转变.鉴于此,本文认为,只有在政策导向上回归社区本位,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才能实现社会的深度整合. |
| [21] | 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本书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本书探讨了神圣或神秘的河流、森林和高山等对文化想象力的影响。有力地说明人们被自然所塑造的程度不亚于他们塑造自然的程度。本书不是把风景作为孤立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作为连续的全景，视角跨越欧洲和美洲、东方和西方，融合个人记忆和群体经历，涵盖诗歌、传说、绘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从多样的风景体验中挖掘出深层文化记忆，重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精神纽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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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Abstract My argument in this paper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for the micro-spaces of the city, for the conduct of everyday life,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eanings. Meanings are created whereve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rhythms of social life coinci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inhabitants, then, the city may be thought of as a dense, complex, and often contradictory web of meanings that, however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are yet essential to the good life. Unfortunately, these meanings are difficult to represent persuasively at the points of strategic decisions. And so they remain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planners of state and private capital as they endeavor to shape (and reshape) the city through comprehensive plans and large-scale projects. Given this lack of representation, dynamic change occasioned by planned interventions that are conceived at macro- and meso-scales frequently leads to the alienation of the city's lived spaces, causing widespread anomie, destroying individual as well as social meanings as well as community bonds, and deepening an already pervasive sense of powerlessness on the part of local inhabitants. Over time, the anti-city of drugs, crime, and violence becomes a preferred way of life particularly for many of the young people of disempowered groups whose life spaces are repeatedly targeted to absorb unwanted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aesthetic impacts from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partnership of state and private capital. The answer to this problem, which will grow in severity during the coming decades in both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must begin with an acknowledgment on the part of city planners of the importance of small urban spaces for the conduct of everyday life. Concerned populations must be brought into all phases of a planning process that is open to serious negoti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Even so, given the relative powerlessness of ordinary citizens, direct action by mobilized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ranging from street protests and dramatic media events to counter-planning, may be necessary to compel the partnerships of state and capital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 object is not preservation of the status quo but a social process of urban change that will minimize the alienation of small urban spaces and the tearing apart of the web of meanings that any city is for its inhabita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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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This book explains the role of marketing within tourism management and the related areas of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Written specifically for students and future managers in these industries, it presents material in a clear and concise way which stresses how the tourism product, in its many forms,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product and service. A variety of case studies draw together and illustrate the material covered in the main 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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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文化旅游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内容涵盖旅游的运作、文化遗产管理、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管理、评估、市场营销等。 本书向读者介绍了文化旅游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内容涵盖旅游的运作、文化遗产管理、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管理、评估、市场营销等。 |
| [29] | .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 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 个二级变量、89 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 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 个二级变量、89 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
| [30] | . 文化地理****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文化地理****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
| [31] | . <p>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p> <p>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最柔软的情感,是一种精神需求。新型城镇化要记住的“乡愁”,一方面是要保护好家乡的历史文化、历史记忆和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要保留好这些地方文化基因,传承乡土文明。“留住乡愁”的前提是加强文化保护。乡愁可以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切实保护传统村镇文化遗产和风貌,保留文化基因、传承文化记忆、打造文化品牌与特色景观等方式,达到满足城镇化居民家乡情感、生活情感、历史情感、文化情感等精神需求的目的。“留住乡愁”的关键是大力开展特色小城镇的建设,以就地城镇化为依托,“满天星斗式”的小城镇分布格局与特色旅游小镇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湖湘风情旅游小镇”建设是“留住乡愁”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能为充满人性关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一个真正充满诗意的美丽家园。</p> |
| [32] | . <p>基于城市记忆的视角,文章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文化旅游地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特征和机理。结果表明: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呈现相似性递减特征,究其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以及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都是其主导因素。但是,对非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存在层级差异,而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以及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都是其主导诱因。尊重历史,传承记忆,文化旅游地的城市记忆功能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远。</p> <p>基于城市记忆的视角,文章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典型个案,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采用数理统计和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文化旅游地游后感知维度分异特征和机理。结果表明:主客双方对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呈现相似性递减特征,究其原因,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元素有机融入、建筑景观的价值弥足珍贵、自我“造血”和外来“补给”功能的匮乏以及单一静态的陈列展示方式都是其主导因素。但是,对非物质要素的游后感知维度存在层级差异,而非遗传承载体和方式的弱化、地方传统美食颇具特色、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文化涵化进程加快以及街巷生活环境遭受“挤压”和“形变”都是其主导诱因。尊重历史,传承记忆,文化旅游地的城市记忆功能保护和传承,任重而道远。</p> |
| [33] | . <p>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p> <p>新型城镇化在为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科学引导乡村地域城镇化,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需求和重要科学命题。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的审视和反思,认为乡村旅游既面临环境质量下降、乡村文化受损、旅游同质竞争、整体品质不高、产业培育不足、资金人才短缺、运营模式落后、土地利用错位等现实困境,又面临着新形势下需深入研究的诸多复杂性理论问题。提出要响应新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需求,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特性、新型城镇化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与互动机制、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乡村旅游文化与乡愁记忆的恢复与重构、乡村生态文明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乡村旅游空间结构优化及城乡旅游一体化空间格局与机制、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与产业融合创新、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三农”问题解决路径、乡村旅游运营管理与政策制度创新等科学问题。通过深化理论研究和强化实践应用,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升级,引导具备条件的乡村走以旅游为导向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实现城乡旅游互补和协调发展。</p> |
| [34] | . “记得住乡愁”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对于“乡愁”缺乏学理性的基础研究。事实上，一百年来相关文献勾勒了中国人的乡愁的本质特征，呈现了唤起乡愁的主客观要素，描绘了中国人近现代乡愁的时空意象。通过文本综述、调研与辨析，发现：中国人的乡愁不同于西方人的怀旧与恋地情结，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人文情怀，隐含了主体性、空间性与时间性三个特征。研究试图揭示乡愁的人文内涵，即对主体的情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关注，倡导全方位多维度构建跨时空的文化共同体，探索城镇人文复兴的时空路径与策略，进而实现中国城镇的人文复兴。 “记得住乡愁”成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但是对于“乡愁”缺乏学理性的基础研究。事实上，一百年来相关文献勾勒了中国人的乡愁的本质特征，呈现了唤起乡愁的主客观要素，描绘了中国人近现代乡愁的时空意象。通过文本综述、调研与辨析，发现：中国人的乡愁不同于西方人的怀旧与恋地情结，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人文情怀，隐含了主体性、空间性与时间性三个特征。研究试图揭示乡愁的人文内涵，即对主体的情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关注，倡导全方位多维度构建跨时空的文化共同体，探索城镇人文复兴的时空路径与策略，进而实现中国城镇的人文复兴。 |
| [35] | . 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成为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中出现的世界性课题。拯救与活化普遍存在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富有集体记忆、维系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历史性场所正成为当下城镇发展的一种共识。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综述、概念比较、理论思辨与案例分析等方法，介绍了记忆场所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现象及其对于文化认同建构的积极意义；阐述了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多维活化策略探索及其相关研究。本文的最大贡献是在于将“记忆场所”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之中，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框架，旨在唤起学术界对于记忆场所这类文化遗存的重视。 . 文化认同危机已经成为了城市现代化变迁中出现的世界性课题。拯救与活化普遍存在于保护名录之外的富有集体记忆、维系地方文化认同感的历史性场所正成为当下城镇发展的一种共识。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综述、概念比较、理论思辨与案例分析等方法，介绍了记忆场所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现象及其对于文化认同建构的积极意义；阐述了西方理论与实践中多维活化策略探索及其相关研究。本文的最大贡献是在于将“记忆场所”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之中，重构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框架，旨在唤起学术界对于记忆场所这类文化遗存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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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aradox of creativity in the 21st century city. More specifically, I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fficially sanctioned and alternative forms of mnemonic narratives. While public memory is always a work of creativity, its most publically visible form is often discursively situated as natural. My research in another context has led me to consider landscapes of alternative memories. This paper marks an attempt to situate Toronto’s the Missing Plaque Project into the conceptual literature on landscapes of popular memory and creativity in the city. The Missing Plaque Project uses posters to excavate little known and unpleasant, but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stories of Toronto’s past. Material form and content are crucial in exploring the ability of these projects percolate into ‘official’ acceptability. Furthermore, access to public space becomes a crucial consideration in accessing public memory. The liminality that public space offers is disappearing as Toronto’s public spac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hostile to the kinds of creative use upon which the Missing Plaques Project depends. |
| [38] |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rucial role communities' memories play in safeguard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city's historic core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stories associated with landmark buildings in the downtown. The physical regeneration of a city centre or heritage neighbourhood can occur if its community desires to reviv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historic neighbourhood in its heyday. Reference will be made to the state of Canadian downtown cores, specifically to a case study of the downtown of London Ontario, where a community-related project that aims to map layers of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the city's hub is currently underway. Getting people to revive their memories about the heyday of the downtown core is an activity indissolubly tied to an attempt to shine the spotlight back on this area and reignite the community's enthusiasm for it.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ject, co-funded by the Culture Office (City of London [ON]), is not simply a nostalgic attempt to recover narratives about an architecture that, to a degree, simulated realism; rather, the older layers of lived experience of these heritage buildings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fore in order to better value present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more-judiciously plan the future cultural profile of the city 鈥 a profile that reflects both nostalgia for the missing truth and celebra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it liberates. |
| [39]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production (IIP) and internet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IIC), we interpret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internet industry in China based on top commercial websites.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more obvious industrial clustering compared with that in Western countries, highlighting the rise of internet cities in China. The differences amongst diverse website themes generate disparities between IIP and IIC, suggesting future developmental trends of these internet cities. The specialised division of internet cities remains somewhat consistent with the local context. The govern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0964s internet industry, enabling cities involved in internet industry at the initial stage gains first-mover advantages, leading to the uneven patterns of spatial patterns since then. Though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industry should still be emphasised, the success of internet cities finally depends on whether their specialisation meets the market demand. |
| [40] | . <p>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定位应用程序的普及,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中的重要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契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以及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人文地理****也面临着数据决定论、数据分析方法准备不足以及数据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大数据”热潮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大数据”还是“小数据”的研究,都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数据规模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阐述并无很大的关联。并且,还需要警惕由于数据垄断可能带来研究的“数字鸿沟”,并呼吁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等方面与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合作。</p> <p>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定位应用程序的普及,带有地理空间信息的数据成为“大数据”中的重要部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契合了人文地理学“计量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发展规律,以及人文地理学人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但同时,人文地理****也面临着数据决定论、数据分析方法准备不足以及数据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在“大数据”热潮下,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大数据”还是“小数据”的研究,都应当给予同样的重视,数据规模与数据的采集、分析和阐述并无很大的关联。并且,还需要警惕由于数据垄断可能带来研究的“数字鸿沟”,并呼吁人文地理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内容等方面与其他学科进行更多的跨学科合作。</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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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 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is a comprehensive, stimulating and innovative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This second edition has been thoroughly revised and updated to build upon the success of the acclaimed first edition. Now in full colour and with sixteen new chapters, discussion points and glossary definitions in the margin, it is even more accessible.Part one discusses the principal ideas through which human geographers understand and shape their subject.Part two examines each of the main sub-fields: 00·cultural geography 00·development geography00·economic geography 00·environmental geography00·historical geography00·political geography00·rural geography 00·social geography 00·urban geography. Part three demonstrates how different thematic interests are combined in cutting-edge human geographical debates.Introducing Human Geographies continues to be the essential textbook for first year undergraduate geography students taking introductory courses in human geography. |
| [43]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investigates collective memory in inhabitants of two twin cities, Lviv (Ukraine, previously Lwów, Poland) and Wroc?aw (Poland, previously Breslau, Germany). Due to territorial changes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 after World War II, the two cities changed their state belonging and—consequently—their populations. This study focused on memory of residence place and on its relationship with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p><p id="">A sample of 200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districts of Lviv and 301 participants from four districts of Wroc?aw were investigated on a number of issues, including reported place identity (city district, city, country region, nation, Europe, world, human being), place attachment (apartment, house, neighborhood, city district, city) and place memory (memory of the city, the city district, the street, and the house). Collective memory showed a powerful ethnic bias, equally strong in both cities, but with different underlying mechanisms: predictors of the bias were national identity in Lviv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and lack of place identity in Wroc?aw. Place (city) was constructed as national symbol in Lviv, and as an autonomous entity in Wroc?aw. Some evidence was also obtained that the degree to which place attachm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higher-order (national) or lower-order (local) identity predicts the amount of ethnic bias in perceptions of the pre-war past of the two cities. The findings are interpreted within the dual-process models of perception, here applied to perception of place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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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从城市记忆的内涵及特征出发，阐述了现代化与城市记忆传承性的冲突、全球化与城市记忆独特性的冲突、信息化与城市记忆情感性的冲突，提出了建立相关制度抵抗“野蛮”现代化、强化城市地域性抵抗简单全球化和多途径多方法保护城市记忆、防止城市记忆虚拟化等对策。 . 从城市记忆的内涵及特征出发，阐述了现代化与城市记忆传承性的冲突、全球化与城市记忆独特性的冲突、信息化与城市记忆情感性的冲突，提出了建立相关制度抵抗“野蛮”现代化、强化城市地域性抵抗简单全球化和多途径多方法保护城市记忆、防止城市记忆虚拟化等对策。 |
| [47] | Publication » History as social memory. |
| [48] |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 2002 by James V. Wertsch. Read 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 now at Questia. |
| [49] | .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总结了景观、记忆与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指出景观、记忆与地方认同联系密切，而且景观与记忆的研究大多与历史文化景观相关。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探讨了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在城市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应用，并对佛山城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城市化趋势下，从地理学视角，透过对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分析，将有助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持续性地保护和塑造城市地方感。 |
| [50] | In those texts, and especially in the meditation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 Nietzsche wasa utopian modernist, standing at the beginning of an intellectual trajectory from Bergson to Proust,from Freud to Benjamin, that articulated the classical modernist formulations o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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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 Like 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 human memory is acquired through communication, soci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t is, therefore, about both one’s brain and one’s soci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
| [53] |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methodology and outcomes of the Collective City Memory of Oulu study that we conducted in order to research whether it is feasible to embed community shared memories in the physical landscape of a city exploiting deployed public computing infrastructure. Personal memorie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in time are altered or lost with their carries and along with them a part of the culture of a city is lost; ubiquitous computing technologies today could allow us to capture and preserve collective memory, as well as to blend it into the urban landscape. CLIO is an urban computing system that allows people to form and interact with the collective memory; we deployed it at Oulu exploiting the city's infrastructure and we monitored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it and conducted a number of user trials. Findings support our statements that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city can be blended into the urban landscape and that people perceive it as a way of preserving aspects of the city culture. |
| [54] | of them that they “await a new, metahistorical myth, for which the novel provides at least atemporary modern surrogate.” Post-Holocaust Jewry, Yerushalmi concludes, resembles thegenerations that followed the Spanish Expulsion, and so also will choose myth over history. |
| [55] | Abstract Attributing primary importance to " memory" and " history," Libeskind's architecture is often generated along lines, voids, intersecting geometries and skewed angles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loss, absence, and memory and is described a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uman history, rather than exclusivel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Libeskind establishes his projects on certain traces, signs, references and symbols he gathers from the environment and integrates the building in the city itself 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ity. In this respect,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sider the building independently of its environment. However, these traces and references endow the building with symbolic meanings and therefore compel most commentators to regard the building as representational architecture. While his drawings during the 1970s were not considered as signs of a representational architecture, after his buildings started to be constructed, Libeskind's architecture started to be criticized as being symbolic and representational.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Libeskind's drawings and buildings are representational, the article focuses on explicating firstly 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s he explicitly neither leaves history aside like the moderns nor undertakes the eclectic use of history as is the case in the postmoderns. This demonstration equally requires a discussion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architectur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Libeskind's critique of the two. Similarly,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function of the architect's unconventional mode of architectural drawing and the uses he makes of other disciplines ranging from music to mathematics and poetry, in order to embed this demonstration in Libeskind's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 of representational architectural drawing. Libeskind is not after protecting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on the contrary, he is after preserving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historical memory. His approach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torical memory is not subject to the forces of either the economic market or the daily formations. |
| [56] | Abstract From the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of urban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geography and architecture, this book explores the theory and methods of urban memory, selecting Beijing's historic buildings, historic areas, central areas and city walls as research cases. It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actors analysis, model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lays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and provides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istorical spaces, residents?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optimizing the layout and structure of the historic spaces, updating the protection of old buildings, promoting the organic growth of historic sites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with new concep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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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 Abstract Competition among cities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of urban renewal, and rankings have become instruments to indicate cities quality. Study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old industrial quarter into a "creative district" by the means of a large scale urban project we highlight three main conclusions. First, it asks us to reconsider the notion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how past, identity and memory should integrate the future develoment. Second, it shows that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doesn't yield per chance, but are the result of a large and complex grid of diverse knowledges, spaces, agents and institutions. Finally it forces us to reflect about the value attributed to the "local" in urban renewal process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