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庆忠Calculation and mechanisms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redits in the drinking water source region of plateau cities: A case studyfrom the Songhuaba Reservoir region of Kunming
ZHANGWenxiang, MINGQingzhong收稿日期:2016-10-8
修回日期:2017-01-2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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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显著,由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自然灾害频发,在全球范围内水资源短缺与水质恶化凸显[1-3]。《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特别指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尤为重要,而相应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业已成为其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4,5]。同时,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现生态价值与代际补偿的生态补偿制度”。近年来,中国围绕饮用水源地和小流域内生态保护与补偿机制的研究不断深入[6-11],运用不同的思路核算了区域水资源保护的生态补偿标准。通过将生态建设成本和生态效益结合,核算了水源地保护区生态建设工程的补偿额度,并将生态服务效益计算入生态补偿标准的新思路[12];利用生态效益和生态经济学方法,对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确定了生态恢复对区域移民农户的生态补偿值[13]。同时,通过对研究区居民问卷与支付意愿调查,结合水资源价值法、收入损失法等,对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核算与对比分析,探讨了计算小流域生态补偿额度的方法与标准[14];基于边际分析法证明了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总和即为生态补偿额度的最低标准,并以此探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关系[15]。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金华江、新安江、洞庭湖流域及南水北调工程东线、三峡库区等中东部地区,而相对于生态建设与社会发展矛盾更为突出的高原城市,已有研究成果的适用性还需进一步探究。加之目前中国的生态补偿机制仍处于“输血型补偿”阶段,而非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型补偿”模式[16,17]。因此,建立和完善高原城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将有助于解决高原城市水源区生态环境不可持续与城市居民饮水安全、城市发展间日趋紧张的矛盾。中国西南高原城市多位于断陷盆地中,城市水库已成为其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水源,水源地生态安全关系到高原城市供水安全及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随着城市对饮用水源地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生态工程的实施,水源地流域内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其工农业总量均明显降低、发展速度远低于相邻的非水源地保护区,这对水源地保护区内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收入影响较大。精准的核算水源地保护区所需的生态补偿额度,将缓解生态保护与居民收入间的矛盾,有利于推进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措施与项目的实施。
以中国高原盆地城市昆明市松花坝水源地为例,通过对饮用水源地的实地调研、问卷统计等,基于“水资源价值法”和“机会成本法”的生态补偿模型,并结合更为翔实的2012-2015年水资源价格与调配量、研究区居民人口数与收入、现行的补偿额度与制度等数据,量化研究松花坝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现阶段所需的额度,探讨完善城市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机制。研究结果将有利于保障水源区水资源的有效供给和保护区居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并对于高原城市社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2 研究区概况
松花坝水库位于昆明市主城区东北部,属大Ⅱ型水库,其日供水占昆明市的50%以上[18],被称为“昆明的生命线水源”。松花坝水源保护区面积约为593 km2,库容约2.19亿km3,区内人口共计8万余人,主要以农业人口为主,涉及松华乡、滇源镇和阿子营乡等44个村委会和281个自然村（图1）。水源区内以居民经济来源主要靠蔬菜、粮食、花卉及烤烟等作物种植,农民人均年收入约为5000元。特别是随着昆明市大力整治水源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区内花卉种植、烤烟及蔬果种植面积大量减少,居民生活十分贫困[19]。同时,随着区域内人口数据不断增加,人与环境间矛盾、面源污染、森林生态功能退化、水土流失等日趋严重,使松花坝水库水质超Ⅱ类标准,甚至有时达Ⅳ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松花坝水源地分布图
-->Fig. 1Site map showing the location of Songhuaba drinking water source
-->
根据《2015年昆明市盘龙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昆明市盘龙区内有人口约81万人,非农业人口占近90%,经济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现已成为云南省最大的商业市场和货物聚散地;全区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4716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4951元。2011年,昆明市政府将阿子营镇和滇源镇交由盘龙区托管。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3.1.1 指标数据 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中涉及的水资源价格、调配水量、盘龙区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区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源区城镇居民与农业人口数等指标与数据主要来源于2012-2015年《昆明市统计年鉴》、云南省政府2012-2015年公报,以及对松花坝水源保护区的松华乡、滇源镇、阿子营乡等地的实地调研数据。同时,因研究区域在行政上隶属于盘龙区,因此在参考区域上选择盘龙区进行对比研究。3.1.2 问卷调查数据 调查问卷以松花坝水源区生态补偿相关的利益者（水源区和非水源区）为受访对象,在充分考察被调查者基本情况、水源区生态补偿认知与政策了解程度,以及生态补偿对象与方式、支付意愿等,分析水源区与非水源区居民对饮用水源区生态补偿的认知、态度和意愿,以探讨现今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考虑到水源区居民主要由松华乡、滇源镇、阿子营乡组成,约占到水源保护区人口的92.0%。因此,在2015年3-9月间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在松花坝水源区及其非水源区共3次对不同受访者进行访谈,以评估饮用水源区生态补偿现状。问卷调查分三次,每次调查150份,因此向水源区所属的3个乡镇松华乡、滇源镇、阿子营乡和盘龙区（不含水源区）发送问卷450份,返回有效问卷427份,其中水源区230人、非水源区197人。问卷调查涉及被调查者基本情况、水源区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程度、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与捐献度、补偿意愿及非水源区居民的支付意愿等21项（表1）。
Tab. 1
表1
表1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问卷调查
Tab. 1Questionnaire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the Songhuaba drinking water source
| 受访对象 | 问卷调查项目 |
|---|---|
| 全部受访居民 | 1. 所在区域;2. 年龄;3. 文化程度;4. 家庭人均年收入;5. 职业;6. 保护水源区生态意愿;7. 水源区生态补偿意愿;8. 为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捐钱、出劳动力等;9. 对现行水源区生态补偿政策的了解程度 |
| 水源地保护区居民 | 10. 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11. 生态补偿弥补损失所占比例;12. 对当前水源区生态补偿额度的满意程度;13. 生态补偿采用的方式;14. 生态补偿采取的途径;15. 现行管理制度的完善度;16. 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满意度 |
| 非水源地居民 | 17. 水源区保护费用来源;18. 水源区生态补偿对象;19. 筹资方式;20. 支付水费反哺的意愿;21. 不支持生态补偿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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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型
3.2.1 水资源价值模型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是生态补偿额度的核算,补偿额度的高低关系到补偿效果与其可行性,因此是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重要条件[20]。“水资源价值法”是把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货币化,通过市场实施生态补偿,根据水质判定补偿方（受水区向水源地补偿或水源地向受水区补偿）。这种方法确定的生态补偿方及额度清晰,具有可操作性,其判断是以水质与水量为标准,更加简单直观,计算公式为[21]：式中：P为生态补偿额度;C为水资源价格;Q为调配的水量;δ为判定系数。其中,当上游供水水质优于Ⅲ类时,δ=1;当水质属劣Ⅴ类或以下时,δ=-1;其他情况,δ=0。
3.2.2 机会成本模型 为使补偿额度更科学与准确,在水源地生态补偿研究中,还需考虑生态系统的特性及区域差异[22]。水源保护区为了生态环境建设而损失的财政税收,其最大经济效益即为“机会成本”,通常情况下将此作为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23,24]。同时,水源地因其封闭的生态环境,在计算补偿额度时,还需考虑水源地居民丧失的机会成本。其计算公 式为[21]：
式中：P为补偿额度;I0为参考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I为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Nc为水源保护区城镇居民人口数;F0为参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F为水源保护区农民人均纯收入;Nf为水源保护区农业人口数。当流域生态的社会经济效益无法直接计算时,可以利用“生态补偿机会成本法”来估算流域环境变化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或生态服务价值损失[25]。
4 结果分析
4.1 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4.1.1 补偿主体与客体 在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其补偿主体为对水源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及从生态环境建设中获益的一方[26];与之相对应的补偿客体,则为生态环境价值实现的利益付出方[27]。结合“谁收益谁补偿”“内部补偿与外部补偿相结合”的水源地生态补偿原则[28],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应为接受松花坝水库供水的昆明市居民及其政府、企业等,而补偿客体应是松花坝水源区居民及实施松花坝水源地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图2）,现阶段水源区现常住居民,主要以少年和老年人群为主,其中年龄小于20岁与大于50岁的受访人占到了53.9%,说明由于水源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致使大部分青壮年人群外出打工;水源区现常住居民以小学学历为主,占到了65.2%,这也在客观上影响了水源区居民整体的生态保护意识与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认知。反之,非饮用水源地受访者则以中青年人群为主,且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占到了收费人数的54.3%,这将有利于松花坝水源区利用水费反哺的支付方式来实施生态补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受访者年龄结构与学历分布状况
-->Fig. 2Histograms showing the age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level of resp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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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生态补偿意愿与支出分析 从水源区居民生态补偿意愿调查分析数据来看（表2）,生态补偿经费对水源地家庭收入没影响或是不确定的占到68.7%,且认为弥补损失不足50%的占69.6%,说明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中客体的最大利益并未明显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到水源区生态保护工作与政策的开展。同时,在生态补偿方式上,还是主要集中在现金补偿方面,而技术服务、就业指导、政策倾斜等间接补偿不足20%,说明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中,如何利用间接性补偿来带动水源地居民收入增长已然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
Tab. 2
表2
表2水源区居民的补偿意愿调查统计分析
Tab. 2Summary on the responders' willingness for compensation in the water source region
| 调查内容 | 比例（%） | |
|---|---|---|
| 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 | 没影响 | 37.4 |
| 收入会增加 | 14.8 | |
| 收入会减少 | 16.5 | |
| 不确定 | 31.3 | |
| 弥补损失的 比例 | 小于10% | 46.1 |
| 10%~50% | 23.5 | |
| 50%~100% | 24.7 | |
| 大于100% | 5.7 | |
| 对当前水源区生态补偿额度的满意程度 | 非常满意 | 12.6 |
| 满意 | 37.0 | |
| 不满意 | 30.4 | |
| 非常不满意 | 20.0 | |
| 补偿方式 | 粮食补助 | 4.8 |
| 现金补贴 | 58.3 | |
| 技术服务 | 7.0 | |
| 就业指导 | 7.8 | |
| 政策倾斜 | 3.0 | |
| 其他方式 | 19.1 | |
| 补偿途径 | 水源区居民 | 44.8 |
| 水源区政府 | 30.0 | |
| 相关部门 | 14.8 | |
| 其他方式 | 10.4 | |
| 管理制度完善程度 | 不完善 | 44.3 |
| 基本完善 | 45.2 | |
| 很完善 | 10.5 | |
| 对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的满意程度 | 非常满意 | 8.3 |
| 满意 | 50.4 | |
| 不满意 | 29.6 | |
| 非常不满意 | 11.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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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非水源区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结果来看,政府、消费者是水源地生态保护的支付主体,约占到补偿主体的67.5%,即坚持生态补偿的“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同时,大部分受调查者的观念仍停留在水源区生态补偿即对水源区居民的个人补偿,调查发现约有69.0%的受访者持有此观点;且非水源区居民对于利用水费反哺来进行生态补偿的方式了解不够深入,在对生态补偿筹资方式调查中,仅有28.4%的受访者选择该种方式,明显低于捐款方式。这些均说明在高原城市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除加强水源地生态保护宣传外,提高非水源地居民对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的了解也必不可少。此外,在水费反哺的支付意愿上,受访者偏向问卷调查设置中较高的金额,认为水费反补的标准在1元/t以上的占60.4%（表3）。
Tab. 3
表3
表3非水源区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统计分析
Tab. 3Summary on the willing-to-pay survey in the non-water source region
| 调查内容 | 比例（%） | |
|---|---|---|
| 支付水源区保护 费用来源分析 | 政府 | 35.0 |
| 消费者 | 32.5 | |
| 水源区地方政府和居民 | 31.5 | |
| 其他 | 1.0 | |
| 水源区生态补偿 的对象分析 | 水源区地方政府 | 12.2 |
| 水源区居民 | 69.0 | |
| 管理水源区部门 | 15.2 | |
| 其他 | 3.6 | |
| 筹资方式 | 交生态保护税 | 25.4 |
| 捐款 | 33.0 | |
| 水费反哺 | 28.4 | |
| 其他方式 | 13.2 | |
| 水费反哺的支付 意愿分析 | 0元 | 2.0 |
| 0~0.5元 | 11.7 | |
| 0.5~1元 | 25.9 | |
| 1~2元 | 34.5 | |
| 2元以上 | 2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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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生态补偿额度估算与对比
区域生态补偿必须遵循社会公平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原则,然而由于区域自然地理条件不同,往往会引起各地区社会经济投入与产出不均等,进而引起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因此,在区域生态补偿的制定中需对其差异进行协调与补偿。“水资源价值”和“机会成本法”模型可较好的核算区域水资源保护的生态补偿额度[29]、生态补偿标准[30]、流域生态补偿的指标体系[31],为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分别利用“水资源价值”和“机会成本法”模型,估算了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的额度。根据“水资源价值”模型对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度进行估算,其中昆明现行污水处理成本价格为1.1元/t、松花坝水库向昆明市日均供水约45万m3,并按照松花坝水库全年平均的水质Ⅱ类标准,估算出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的需求额度约为1.81亿元。同时,考虑强制性限制水源地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发展的损失,本文利用“机会成本法”模型对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度进行估算。因松花坝饮用水源地内居民中约95.1%人口为农业人口,所以在计算补偿额度时,将水源地内居民均按农业人口计算,其“机会成本法”模型可简化为P=(F0-F)×Nf。据此,可计算出松花坝饮用水源地下属各区域的生态补偿额度（表4）,估算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度约为8.69亿元。
Tab. 4
表4
表4松花坝饮用水源地各乡补偿额度
Tab. 4Lis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redits at each village of the Songhuaba water source region
| 区域 | 总人口（人） | 农业人口（人） | 非农业人口（人） |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 补偿金额（万元） |
|---|---|---|---|---|---|
| 松华乡 | 14445 | 12870 | 1575 | 5083 | 14253.3 |
| 滇源镇 | 36626 | 35521 | 1105 | 6359 | 31469.1 |
| 阿子营乡 | 32355 | 31315 | 1040 | 4361 | 34263.9 |
| 双龙乡 | 7292 | 6990 | 302 | 5475 | 6909.9 |
| 盘龙区（参考区） | 519500 | 123000 | 507200 | 14951 | - |
| 合计 | 86896.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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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比两种模型估算的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度发现,其“机会成本法”计算出的补偿额度远大于利用“水资源价值法”获得的额度,其差值部分是因为是否包含限制发展水源地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而损失的效益。然而,在考虑到区域及生态环境条件下,大部分区域发展均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经济最大效益;此外由于水源区大量年轻人员外出务工,致使在计算水源区农民纯收入时普遍偏低,导致利用“机会成本法”计算的生态补偿额度结果偏大。因此,相对于“机会成本法”估算的补偿额度“水资源价值法”得到的补偿额度相对客观合理,也易于为补偿主体所接受。根据昆明市政府公报显示,松花坝水源地的年均生态补偿经费约8600万元,即无论何种模型估算的补偿额度,现有的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支出额度均低于其应支出金额。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现行水源地生态补偿模型无法将地方保护饮用水源地制定的相关政策、法规等转化为间接补偿金额,现有的松花坝水源地每年生态补偿经费可作适当增加。
4.3 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方案
高原型城市区域内多无大江大河,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严重不足。以昆明市为例,其城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11%,甚至低于京津冀地区[32]。近年来,城市水源地生态环境及水质不断恶化,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源区内外收益间的矛盾凸显。因此,加快转变以昆明为代表的高原城市水资源粗放的利用形式,加强水资源节约与水源区环境保护,提高高原城市水资源综合保障能力势在必行。通过将传统的以指向人逐渐转变为指向生态的补偿理念,以充分体现生态补偿的实效性,从而促进高原城市生态与环境的自我平衡和良性循环。（1）设立水源地生态补偿基金
现阶段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的主体仍为地方政府,其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资金补助,但补偿主体中其他个体的补偿形式体现不明显。因此,松花坝饮用地水源区生态保护与补偿应建立专款专用的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基金。基金由财政预算拨款、受益者生态补偿费、社会捐赠等组成,并可考虑适当的发行生态保护债券与彩票等多渠道筹集生态补偿资金,由松花坝水源地保护管理局专门负责生态补偿基金的使用,并接受社会监督,从而使水源地居民能从生态补偿中直接受益。
（2）完善水价反补、阶梯水价制度
加强节水型城市建设,是实现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和解决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对昆明这样高原缺水城市而言。实施水价反补、阶梯水价将有利于通过水价引导,达到水资源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目的,在水价定价时被中国大部分城市所采 用[33]。目前,昆明现行的阶梯水价标准规定第一阶梯居民用水量每月为10 m3/户,且各梯级水价比为1:1.5:2,但这并未明确体现昆明作为高原城市水资源的稀缺度和环境损害的补偿度。因此,昆明市应适当增加第二与第三阶梯间的水量与水价差,以减少水资源浪费;同时,在第二和第三阶梯水价中明确每吨用水中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并考虑季节性水价,推行“梯级水价+季节水价”的组合补偿模式,将此部分经费划入松花坝水源地生态基金,提高松花坝水源地生态保护与补偿的透明度。
（3）完善水源区生态考核,发展生态产业
根据水源区面积、年均供水量、水质等,将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将基本补偿和奖励性补偿相结合,从点源支付补偿向区域考核奖惩转变。将松花坝水源保护区生态治理与功能达标结合,例如将松花坝生态保护与补偿工作纳入昆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如松花坝水库全年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则由昆明市政府按一定比例加大松花坝水源保护区的政府经费投入,保证松花坝水质的持续改善。同时,昆明市进一步加强松花坝水源区的政策与智力补偿,适当的从教育等方面向水源区居民倾斜,如政府为水源区居民子女提供特殊教育机会、考试加分等政策以弥补生态保护中的利益损失。在此基础上,以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为载体,积极推进潜导、生态支柱产业建设,实现饮用水源区的产业升级。
（4）建立落实生态补偿监管、评估与激励机制
加大政策引导,充分考虑水源区居民的机会成本,设计生态补偿及奖励机制来鼓励水源区居民改变其生态环境观念,加大水源地生态保护宣传。鼓励有条件的水源地群体向城镇集中,实现生态移民搬迁。同时,应借鉴滇池污染治理中实施的“三制”（即河长制、段长制、库长制）,将生态补偿成效纳入行政绩效考核体系中,激励并引导水源地生态补偿工作开展,保障高原城市的水安全与生态文明建设。
5 结论与讨论
（1）通过对水源区与受水区居民调查表明,水源地居民对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及开展生态补偿具有较强的意愿与迫切要求;受水区受访者对饮用水源地实行生态保护及生态补偿意愿明显,对以水费反哺的形式来筹资补偿经费也具有较高的认可度。但还需加强对生态补偿必要性及政策的宣传,以进一步增加生态补偿主客体对饮用水源地生态保护与补偿原则的了解程度,改变补偿主体为单一的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观念,积极调动社会与个人采取补偿行为的主动性。（2）根据“水资源价值”和“机会成本法”模型对松花坝饮用水源地生态补偿额度估算及对比表明,现有的松花坝水源地生态补偿支出额度低于其应支出金额,地方保护饮用水源地制定的相关鼓励政策如何量化为间接补偿额度计算入生态补偿金额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相对于“机会成本法”估算的补偿额度,“水资源价值法”得到的补偿额度较为客观合理,也易于为补偿主体所接受。
（3）饮用水源区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受水区居民的健康和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建立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将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源区内外收益间的矛盾。松花坝饮用地水源区生态保护与补偿应建立专款专用的生态补偿基金,在充分考虑水源地利益的基础上,以市场为手段进一步完善水费反哺机制,通过社会多渠道筹集生态补偿资金,把基本补偿和奖励性补偿为主,从点源支付补偿向区域考核奖惩转变。加大政策引导,将生态补偿成效纳入行政绩效考核体系中,鼓励有条件的水源地群体向城镇集中,实现生态移民搬迁。
致谢：感谢云南师范大学陈光杰教授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及英文润色,并感谢董诗瑾女士与郭汝军先生在野外调查与数据收集、统计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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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湿地价值评价让公众和管理者很直观了解湿地功能及价值大小,对于湿地保护宣传和湿地管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北京湿地的大气调节、气候调节、蓄水调洪、水质净化、地下水补给、控制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滞尘、生物产品、水源供给、文化遗产和旅游休憩等12项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基础上,利用ArcGIS Model Builder等多种建模方式,构建了12项湿地价值评价模型,并基于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组件,在.NET环境下设计和实现了北京湿地价值评价系统。结果表明:(1)先建立模型及工具集,然后进行统一封装和调用,最后开发应用系统,这种湿地价值评价系统设计与开发方式快速简单、容易实现、而且稳定可靠;(2)该系统可以有效管理湿地资源数据,方便快捷地完成湿地资源各项功能价值评价和综合价值测算,快速获得北京湿地的各个湿地斑块、各种类型湿地、各行政区县和任何统计单元的湿地单项功能价值和综合功能价值量,还可以快速编制湿地价值空间图和统计报表;(3)该系统为湿地价值评价提供了一种自动化、流程化、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推广潜力。 湿地价值评价让公众和管理者很直观了解湿地功能及价值大小,对于湿地保护宣传和湿地管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北京湿地的大气调节、气候调节、蓄水调洪、水质净化、地下水补给、控制土壤侵蚀、生物多样性、滞尘、生物产品、水源供给、文化遗产和旅游休憩等12项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基础上,利用ArcGIS Model Builder等多种建模方式,构建了12项湿地价值评价模型,并基于ArcGIS Engine二次开发组件,在.NET环境下设计和实现了北京湿地价值评价系统。结果表明:(1)先建立模型及工具集,然后进行统一封装和调用,最后开发应用系统,这种湿地价值评价系统设计与开发方式快速简单、容易实现、而且稳定可靠;(2)该系统可以有效管理湿地资源数据,方便快捷地完成湿地资源各项功能价值评价和综合价值测算,快速获得北京湿地的各个湿地斑块、各种类型湿地、各行政区县和任何统计单元的湿地单项功能价值和综合功能价值量,还可以快速编制湿地价值空间图和统计报表;(3)该系统为湿地价值评价提供了一种自动化、流程化、标准化的测量方法,具有一定的推广潜力。 |
| [3] | .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原湖滨城市经历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给湖泊流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调整需要关注城市空间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位于滇池湖滨地区的昆明市为例，设定6种不用的城市空间拓展政策情景，应用SLEUTH模型预测了6种情景下未来20年的城市空间格局，采用空间指数和空间分析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市建成区具有典型的摊大饼式空间拓展模式，城市道路网对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6种情景模式下未来昆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集约、紧凑型的发展趋势。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滇池湖滨地区的景观影响最小。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城市总体空间规模的控制具有明显的效果，但不宜在湖滨地区实施。滇池湖滨地区需要划定景观或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用地对湖滨用地景观的占用与分割。滇池湖滨以外的区域，适宜执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高原湖滨城市经历的快速城镇化进程给湖泊流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未来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调整需要关注城市空间拓展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位于滇池湖滨地区的昆明市为例，设定6种不用的城市空间拓展政策情景，应用SLEUTH模型预测了6种情景下未来20年的城市空间格局，采用空间指数和空间分析方法对预测结果进行了分析评价。结果表明：昆明市城市建成区具有典型的摊大饼式空间拓展模式，城市道路网对城市形态具有重要的影响。6种情景模式下未来昆明市建成区空间格局既有相似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总体上呈集约、紧凑型的发展趋势。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滇池湖滨地区的景观影响最小。多中心城市发展格局和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政策情景对城市总体空间规模的控制具有明显的效果，但不宜在湖滨地区实施。滇池湖滨地区需要划定景观或生态保护区，严格禁止城市建设用地对湖滨用地景观的占用与分割。滇池湖滨以外的区域，适宜执行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管制相结合的多中心发展模式。 |
| [4] | . 新丰江是广东最重要的饮用水源之一,事关香港等地区的饮用水安全供应.结合实地调查,以新丰江水库饮用水源地为对象,将水资源管理、水权制度、补偿机制和生态经济等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新丰江水库面临着较大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经济发展限于水源保护而受到巨大制约,迫切需要启动生态补偿机制.针对新丰江水库饮用水源地面临水资源需求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水权市场,健全水源地监督管理机制和依靠科技进步创新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新丰江是广东最重要的饮用水源之一,事关香港等地区的饮用水安全供应.结合实地调查,以新丰江水库饮用水源地为对象,将水资源管理、水权制度、补偿机制和生态经济等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来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新丰江水库面临着较大的水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经济发展限于水源保护而受到巨大制约,迫切需要启动生态补偿机制.针对新丰江水库饮用水源地面临水资源需求缺乏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水权市场,健全水源地监督管理机制和依靠科技进步创新水源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
| [5] | .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随着环境压力的不断增大,生态补偿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创新手段日益受到重视,补偿效益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通过综合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的相关文献,发现优化选择补偿区域和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提高补偿效益的关键,机会成本是应用较广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方法,不同区域提供的生态服务以及损失的机会成本有差异。我国对区域差异关注较少,补偿标准未能反映农户的真实成本,存在补偿不足或对不需补偿就能提供生态服务的区域实施补偿等问题,补偿资金利用效益较低。国际上比较注重生态补偿的区域差异,在生态补偿效益、促进环境保护积极性等方面效果较好。针对我国目前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的理论框架。 |
| [6] | .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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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湿地与海洋、森林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退化速度远大于其他生态系统,从而使得湿地健康评价与分析成为湿地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以生态系统健康及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研究方法,综合利用遥感、野外实测和社会统计等多源数据,建立一套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集成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实施湿地压力、状态、响应、健康分析,揭示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洞庭湖区31%的湿地面临人类干扰压力较大,19%的湿地状态较好,82%的湿地生态系统发生很大变化。(2) 湿地的总面积在人类活动的干预下逐渐缩小,湿地综合健康较差、一般和较好的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6%、75%和19%,缺乏健康状况最好及最差的区域。(3) 湘阴县、沅江县及岳阳县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好,益阳县较差,安乡县等12个县市一般。 湿地与海洋、森林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退化速度远大于其他生态系统,从而使得湿地健康评价与分析成为湿地领域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本文以生态系统健康及压力-状态-响应模型为研究方法,综合利用遥感、野外实测和社会统计等多源数据,建立一套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集成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实施湿地压力、状态、响应、健康分析,揭示了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 洞庭湖区31%的湿地面临人类干扰压力较大,19%的湿地状态较好,82%的湿地生态系统发生很大变化。(2) 湿地的总面积在人类活动的干预下逐渐缩小,湿地综合健康较差、一般和较好的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6%、75%和19%,缺乏健康状况最好及最差的区域。(3) 湘阴县、沅江县及岳阳县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较好,益阳县较差,安乡县等12个县市一般。 |
| [10] | . 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理论上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流域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与核算方法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与方法，提出了基于分类核算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运用边际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的条件，证明了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下限，低于这个下限，生态补偿理论上将达不到激励生态保护行为的目的。由此出发，在系统总结流域生态补偿中已有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的核算范围与核算方法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直接成本核算的一般性框架与方法，提出了基于分类核算的机会成本计算方法，可有效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准确性、科学性和可接受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了新的方法支持。 |
| [11] | .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科学理解和权衡这些作用关系有利于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也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工作,归纳总结了权衡研究的主要方法：统计学、空间分析、情景模拟和服务流动性分析方法;对权衡研究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进行了机理介绍和应用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权衡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切入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效益和驱动机制。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或彼此增益的协同关系,科学理解和权衡这些作用关系有利于指导生态系统管理实践,也对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研究工作,归纳总结了权衡研究的主要方法：统计学、空间分析、情景模拟和服务流动性分析方法;对权衡研究中常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模型进行了机理介绍和应用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权衡研究的理论框架和重要切入点,即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效益和驱动机制。对生态系统服务权衡未来的进一步深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启迪和参考。 |
| [12] | .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一期生态建设工程的补偿为例，探讨生态建设的补偿标准。从工程投资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建设的总成本为1.46亿元/年，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并结合专家咨询赋权，计算出生态建设工程成功实施后，建设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0.83亿元/年，外部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2.13亿元/年；综合生态建设成本和生态效益，提出了根据生态服务效益分担生态建设成本的补偿标准分析思路，并由此计算得到外部区域对建设区域的补偿标准为1.11亿元/年。 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重点和难点。以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保护一期生态建设工程的补偿为例，探讨生态建设的补偿标准。从工程投资和机会成本的角度分析生态建设的总成本为1.46亿元/年，通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并结合专家咨询赋权，计算出生态建设工程成功实施后，建设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0.83亿元/年，外部区域所增加的生态服务效益为2.13亿元/年；综合生态建设成本和生态效益，提出了根据生态服务效益分担生态建设成本的补偿标准分析思路，并由此计算得到外部区域对建设区域的补偿标准为1.11亿元/年。 |
| [13] | . 洞庭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资源丰富。但由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围垦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湿地面积大为减少。随着洞庭湖区按照国家“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整体战略部署，以及“4350”工程的实施，湖泊面积、湿地资源将会得以恢复。然而，退田还湖中移民农户为保护与恢复湿地，牺牲了部分利益，成为受损方。洞庭湖区湖泊湿地的退田还湖工程是恢复长江生态功能系统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退田还湖农民在其中损失的利益能否得到补偿，及其为生态恢复所作的贡献能否得到承认。作者在实地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依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洞庭湖湿地恢复引起的湖区农户收益减少和一系列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表现，进行了价值评估，由此得出湿地恢复应对湖区移民农户的生态补偿值。以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评估为基础，探讨了评估方法与建立补偿机制重要性，以期实现“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也为顺利进行退田还湖的后期工作，广泛调动广大群众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为合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洞庭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湿地资源丰富。但由于人类不同历史时期的围垦和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湖泊湿地生态系统严重退化，湿地面积大为减少。随着洞庭湖区按照国家“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整体战略部署，以及“4350”工程的实施，湖泊面积、湿地资源将会得以恢复。然而，退田还湖中移民农户为保护与恢复湿地，牺牲了部分利益，成为受损方。洞庭湖区湖泊湿地的退田还湖工程是恢复长江生态功能系统工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工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退田还湖农民在其中损失的利益能否得到补偿，及其为生态恢复所作的贡献能否得到承认。作者在实地调查和试验的基础上，依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洞庭湖湿地恢复引起的湖区农户收益减少和一系列的湿地生态服务功能的恢复表现，进行了价值评估，由此得出湿地恢复应对湖区移民农户的生态补偿值。以湿地恢复的生态补偿评估为基础，探讨了评估方法与建立补偿机制重要性，以期实现“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也为顺利进行退田还湖的后期工作，广泛调动广大群众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为合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
| [14] | . 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支付意愿法、水资源价值法和收入损失法三种方法对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改进的支付意愿法得到生态补偿总额为12 924.08×10<sup>4</sup>元;基于水源保护功能的水资源价值法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 190.4×10<sup>4</sup>元;采用直接收入损失法计算的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5 839×10<sup>4</sup>元。三者相比较,引入旅游者门票反哺支付意愿的支付意愿法,更完善地表达了天目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可以作为现阶段天目湖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制订的重要依据。只有从政策层面上对水源保护区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给予水源区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政府和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对天目湖流域居民生态补偿认知状况进行问卷调查,选取支付意愿法、水资源价值法和收入损失法三种方法对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改进的支付意愿法得到生态补偿总额为12 924.08×10<sup>4</sup>元;基于水源保护功能的水资源价值法测算的生态补偿标准为6 190.4×10<sup>4</sup>元;采用直接收入损失法计算的天目湖流域生态补偿总额为5 839×10<sup>4</sup>元。三者相比较,引入旅游者门票反哺支付意愿的支付意愿法,更完善地表达了天目湖流域的生态补偿标准额,可以作为现阶段天目湖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标准制订的重要依据。只有从政策层面上对水源保护区实行差别化政绩考核制度,给予水源区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才能从根本上调动政府和当地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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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推进国内区域研究的同时,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发达国家面临的促进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实际问题对完善我国区域发展理论和施政思路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2006~2008年在日本佐渡岛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揭示了政府推进朱鹮野生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农户农业经营条件的恶化以及农户的意识和应对行为,从而说明了在推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关注欠发达地区发展权和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必要性,以民众利益为落脚点进行利益展示的重要性,加快扭转生态效益及相关经济效益分配不公平的局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推进国内区域研究的同时,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发达国家面临的促进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实际问题对完善我国区域发展理论和施政思路意义重大。本研究基于2006~2008年在日本佐渡岛的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揭示了政府推进朱鹮野生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农户农业经营条件的恶化以及农户的意识和应对行为,从而说明了在推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关注欠发达地区发展权和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必要性,以民众利益为落脚点进行利益展示的重要性,加快扭转生态效益及相关经济效益分配不公平的局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性。 |
| [17] | . 地理学以环境—社会—人类动态的综合思维，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尺度间的相互转换等系统研究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人—地”地域系统是其研究核心。生态补偿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本文分析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一般特征及其内涵。对于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判断，依据在于自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与平台。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生态补偿研究具有“区域—差异—尺度”的地理学分析范式。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表现在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方面。 地理学以环境—社会—人类动态的综合思维，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尺度间的相互转换等系统研究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人—地”地域系统是其研究核心。生态补偿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本文分析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一般特征及其内涵。对于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判断，依据在于自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与平台。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生态补偿研究具有“区域—差异—尺度”的地理学分析范式。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表现在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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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以水库型为主的云南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多处于岩溶山区，生态环境容量低，敏感度高，脆弱性强。在对脆弱性研究基础上，从云南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状况出发，结合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概念和内涵，构建反映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由于水源地影响因子的复杂性和指标评价标准界线的模糊性，采用集对分析法中的联系度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评价需要计算权重的问题。为此，依据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各等级标准界限值的关系，确定差异度系数，结合集对势对典型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松花坝水源地进行评价，发现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以水库型为主的云南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多处于岩溶山区，生态环境容量低，敏感度高，脆弱性强。在对脆弱性研究基础上，从云南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状况出发，结合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概念和内涵，构建反映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脆弱性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由于水源地影响因子的复杂性和指标评价标准界线的模糊性，采用集对分析法中的联系度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往评价需要计算权重的问题。为此，依据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评价指标的实际值与各等级标准界限值的关系，确定差异度系数，结合集对势对典型高原盆地城市水源地——松花坝水源地进行评价，发现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说明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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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sup>2</sup>·a)和机会成本(621.3元/m<sup>2</sup>·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sup>2</sup>·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 以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例,构建以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实施成本为参数的参与成本模型确定生态补偿标准。基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的考虑,构建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成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受损风险为参数的空间选择模型,以乡镇为研究单元,对生态补偿区域进行选择,采用聚类分析将全州划为5大等级补偿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临界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或可能补偿区,并对各类补偿区的特征进行了分析。构建生态补偿额基尼系数与生态补偿资金效率评价模型,分别评价了补偿额在受偿群体和补偿区域中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与不同等级补偿区的补偿效率。结果表明:①以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4776.4元/hm<sup>2</sup>·a)和机会成本(621.3元/m<sup>2</sup>·a)作为补偿标准的上下限,结合参与成本确定甘南州草地生态系统补偿标准为1999.8元/hm<sup>2</sup>·a;②草地生态系统的补偿优先度与生态重要性、生态脆弱性呈现出吻合趋同的状态,即草地生态系统优先补偿区既是高效补偿区,又是重要生态区和生态脆弱区;③受偿者(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供给者)得到的补偿额有明显不均衡状态,而在补偿区域(草地生态系统)上的分配却处于绝对平均范围内;④草地生态系统补偿区的优先等级次序与补偿效率吻合,即草地生态系统的优先补偿区的补偿效率最高,每元获取的草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为38.18,是临界补偿区的14.68倍;次级优先补偿区的效率仅次于优先补偿区,每元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为21.02。 |
| [23] | . 合理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以海南中部山区为例，在遥感解译、问卷调查以及模型模拟的基础上，计算了贴现橡胶和槟榔经营现金流，以土地权属为载体，应用机会成本法确定了海南中部山区进行森林保护的机会成本（2.37×108元/年）；探讨了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对机会成本的影响：时间因子对机会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贴现率和不同时期的现金流上，风险的存在降低了机会成本。土地权属结合机会成本估算，是确定区域生态补偿的有效方法，考虑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的影响将使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更为合理和科学。 合理的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以海南中部山区为例，在遥感解译、问卷调查以及模型模拟的基础上，计算了贴现橡胶和槟榔经营现金流，以土地权属为载体，应用机会成本法确定了海南中部山区进行森林保护的机会成本（2.37×108元/年）；探讨了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对机会成本的影响：时间因子对机会成本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贴现率和不同时期的现金流上，风险的存在降低了机会成本。土地权属结合机会成本估算，是确定区域生态补偿的有效方法，考虑时间因子和风险因子的影响将使生态补偿标准的估算更为合理和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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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流域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简要说明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系之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环境收益参照——机会成本变为环境收益,并以石羊河流域生态恢复目标为例开展实证,在考虑补偿总预算约束下,比较采用两种补偿标准参照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效果。结果表明:采用环境收益代替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参照,对于提高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约束性作用明显;引入以机会成本与环境收益比值确定的优先补偿指标,在生态补偿资金预算约束下替代机制对完成既定生态恢复目标有显著促进作用。 流域生态补偿是当前生态经济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简要说明流域内生态系统服务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系之后,从理论上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环境收益参照——机会成本变为环境收益,并以石羊河流域生态恢复目标为例开展实证,在考虑补偿总预算约束下,比较采用两种补偿标准参照生态补偿机制运行的效果。结果表明:采用环境收益代替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参照,对于提高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积极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行为的约束性作用明显;引入以机会成本与环境收益比值确定的优先补偿指标,在生态补偿资金预算约束下替代机制对完成既定生态恢复目标有显著促进作用。 |
| [26] | . 在流域,因竞争性用水导致上下游之间、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急需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尺度的补偿计划实施评价、补偿尺度的选择、补偿标准的测算、生态补偿与减少贫困关系、流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性等方面,其关键问题在于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确定以及补偿标准的制定;研究认为通过流域断面水量水质及相关利益分析方法来确定补偿主体和对象;而补偿标准则以流域上下游生态损益、机会成本、居民支付意愿分别作为补偿上限、参考值和下限来综合确定.以此为基础,构建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最后,就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流域,因竞争性用水导致上下游之间、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急需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通过对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发现流域生态补偿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域尺度的补偿计划实施评价、补偿尺度的选择、补偿标准的测算、生态补偿与减少贫困关系、流域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性等方面,其关键问题在于生态补偿主体和对象的确定以及补偿标准的制定;研究认为通过流域断面水量水质及相关利益分析方法来确定补偿主体和对象;而补偿标准则以流域上下游生态损益、机会成本、居民支付意愿分别作为补偿上限、参考值和下限来综合确定.以此为基础,构建流域多种生态要素、多元主体间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框架.最后,就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过程中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进行了讨论. |
| [27] | . 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由跨流域调水引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制约调水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目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主要是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导致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体缺失、补偿对象不全面、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极大地限制了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通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流域调水在受工程影响、水权转移形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生态补偿主导部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跨流域调水工程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缺水地区水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而由跨流域调水引发的生态补偿问题是制约调水工程社会、经济效益发挥的关键因素。目前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主要是沿用流域内生态补偿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导致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主体缺失、补偿对象不全面、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方式单一,极大地限制了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通过比较分析流域内生态调水与跨流域调水在受工程影响、水权转移形式、涉及的利益主体关系、生态补偿主导部门、生态补偿核算标准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以区域水权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补偿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形式以及补偿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
| [28] | . 饮用水源保护区是确保饮用水安全的重要屏障，目前迫切需要引入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限制型政策的必要补充。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分别属于人类和自然两种价值系统，生态服务补偿的目的是在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首先保障自然价值系统发挥其服务，同时对损失的人类价值给予补偿，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更好的发挥其功能。通过辨识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及其所对应的价值系统，可以帮助制定生态服务补偿策略。据此确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服务补偿主要是对生态公益林提供的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服务的补偿。以武夷山市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研究案例，将饮用水源保护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计算结果为897.7万元，补偿年限为2005~2020年。将补偿标准折合成水费，武夷山市需要在水费中加收0.07元/(t·a)的生态服务补偿费，但最终的水费增收额需要通过考虑补偿者的支付意愿来决定。 饮用水源保护区是确保饮用水安全的重要屏障，目前迫切需要引入生态服务补偿机制作为饮用水源保护区限制型政策的必要补充。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分别属于人类和自然两种价值系统，生态服务补偿的目的是在两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首先保障自然价值系统发挥其服务，同时对损失的人类价值给予补偿，以促进生态系统服务更好的发挥其功能。通过辨识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及其所对应的价值系统，可以帮助制定生态服务补偿策略。据此确定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服务补偿主要是对生态公益林提供的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服务的补偿。以武夷山市饮用水源保护区为研究案例，将饮用水源保护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作为补偿标准，计算结果为897.7万元，补偿年限为2005~2020年。将补偿标准折合成水费，武夷山市需要在水费中加收0.07元/(t·a)的生态服务补偿费，但最终的水费增收额需要通过考虑补偿者的支付意愿来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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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为例,通过分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本及生态服务价值,基于效益所得决定成本分担模式,对外部区域应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定量核算。结果表明:丹江口水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总成本为27.37亿元/a,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近期项目发挥效用后,在水源区实现的生态服务价值为15.82亿元/a,体现在下游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为12.85亿元/a,其他区域为4.06亿元/a;按照生态成本构成与生态服务价值受益层面,确定外部区域应承担的生态补偿费用为14.15亿元/a。研究结果可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生态效益定量评价提供借鉴,为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合理确定生态补偿标准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和难点。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库为例,通过分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本及生态服务价值,基于效益所得决定成本分担模式,对外部区域应承担的生态补偿标准进行定量核算。结果表明:丹江口水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总成本为27.37亿元/a,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近期项目发挥效用后,在水源区实现的生态服务价值为15.82亿元/a,体现在下游区域生态服务价值为12.85亿元/a,其他区域为4.06亿元/a;按照生态成本构成与生态服务价值受益层面,确定外部区域应承担的生态补偿费用为14.15亿元/a。研究结果可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生态效益定量评价提供借鉴,为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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