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姗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national protectedareas and the inspirations to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ZHULiying, XUSh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9-25
修回日期:2016-12-24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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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先后多次推动国家公园建设工作。作为构建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基础,全国各类国家级保护地数量庞大、内容繁杂。目前被认定具有国家公园特征、出现频率较高、争议较少的国家级保护地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9]、国家森林公园[2-9]、国家地质公园[2,4-8]、国家矿山公园[4-6,8]、国家湿地公园[2,4-6,8]、国家水利风景区[2-6]。此外,呼声较高的还有国家城市湿地公园[3,4,6]、国家重点公园[3,4,6]、国家考古遗址公园[3,8]、国家沙漠公园[8]和国家海洋公园[8]。目前,对于各类国家级保护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保护地内的微观层面,宏观尺度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国外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经验借鉴上,鲜见有关中国现有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然而,对于国家级保护地空间格局的总体梳理正是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其不仅可以直观地反映保护地的现状空间结构,还可以折射出相应的保护成本、资源利用和管理效能等问题,更可以为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的空间选择方向提供科学依据。在国家尺度下针对中国各类国家级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的现有研究较少,研究对象主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0]、国家矿山公园[11]、国家地质公园[12,13]、国家湿地公园[14,15]、国家森林公园[16,17]和国家水利风景区[18],对于其他类型保护地的空间分布则研究甚少,且主要集中在单一保护地类型,零散有一些针对两种保护地类型空间分布特征的比较[19,20]。研究方法上主要分别从可达性[15,17]、最邻近点指数[13]、不均衡指数[16]等单因素出发,较少结合资源禀赋、社会经济、人口分布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阐述。而由多因素共同塑造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表征,正是各国构建国家公园系统并保障其完整性和典型性的主要依据[21-23]。目前中国尚未见以服务国家公园建设为导向的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基于此,将结合主要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表征,从多视角、多因素对现有具有国家公园特征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共计12类3093处国家级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由于各类国家级保护地都属于同类型中最高级别,因此假定各类保护地重要程度一致。在反映现有保护地空间结构的同时,为国家公园试点区域的构建提供空间指向,为中国国家公园体系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对截至2014年底的各类国家级保护地进行质心抽象化处理（空间完全重叠的区域质心重叠,空间相互交叉区域根据保护地主要出入口情况偏移质心）,并根据官方披露的相关信息建立空间数据库。各类保护地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官方网站、报告,借助Google地图,选取保护地质心坐标,以形成点状要素;空间行政边界矢量数据来自12.2 最邻近距离分析
空间分布结构可以划分为均匀、随机与凝聚分布三种形式。当区域内点状要素为随机分布时,其理论上的最邻近距离公式为[10,31]：式中：
最邻近点指数公式为[10]：
式中：R为最邻近指数;
2.3 累积耗费距离分析
保护地可达性为在特定时间段内,从该保护地出发向周边行进距离的平均值[29]。根据已有可达性研究在全国尺度下的精度经验[15,17,32,33],对原矢量底图进行1 km×1 km的栅格化处理,并根据不同的地表空间对象,以平均出行1 km所需的分钟数进行时间成本赋值。具体时间成本被划分为8个部分,在国土尺度下陆地部分被简化为均质,以步行为主,设定速度为6 km/h;高铁、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和县道则参考2010年中国不同等级的铁路里程和速度标准,《铁路主要技术政策》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设定速度为高铁200 km/h,铁路100 km/h,高速公路120 km/h,国道 80 km/h,省道60 km/h,县道40 km/h;而具有一定通行能力的水域由于需要考虑到绕行的时间成本,设定速度为1 km/h[15,17,32,33]（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交通分布示意图
-->Fig. 1Dis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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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栅格数据上,通过GIS累计耗费距离算法,将保护地作为耗费距离源点,计算各个保护地通过各空间对象的时间成本赋值,到中国区域内任意栅格所花费的时间,即可根据行进路线的可逆性,得到保护地的可达性,公式如下[32]：
式中：Ci表示第i个像元的耗费值;Ci+1表示沿运动方向上的第i+1个像元的耗费值;n为像元总数。
3 结果分析
3.1 空间分布总体特征
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25处,国家森林公园79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28处,国家矿山公园73处,国家地质公园240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658处,国家湿地公园429处,国家海洋公园30处,国家重点公园63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46处,国家沙漠公园32处,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79处,共计3093处国家级保护地（图2）。通过ArcGIS最邻近距离分析可得,最邻近距离最小值为0,即空间中出现重叠现象。由于点状要素的最邻近距离测算,难以反映出保护地之间重叠、交叉和邻近的现象。因此,根据已有点状要素的面状拓展经验[34],采用GIS缓冲区分析的方法来对保护地的服务面积和服务重叠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保护地5 km缓冲区的服务重叠率为16.31%,10 km为25.03%,20 km甚至高达42.08%。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国家级保护地分布示意图
-->Fig. 2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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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服务重叠率高之外,各类保护地的最邻近点指数均小于1也表明保护地属于凝聚型分布,其中国家重点公园最邻近指数为0.2694,凝聚性最强;而国家地质公园最邻近指数为0.9188,呈弱凝聚型。这与各类保护地的景观侧重不同,以及各自依赖的景观资源分布不均衡有关。从总体来看,中国国家级保护地实际最邻近距离为
凝聚型分布结构很大程度与保护地的景观特征侧重方向有关。通过将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与主要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信息相叠加,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影响保护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不同区划下的保护地分布密度图
-->Fig. 3Density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summarized b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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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国家级保护地分布与自然地理表征
3.2.1 按自然地貌分布特征 作为自然地理景观特征形成以及发展的主要要素,全国地貌轮廓及其组合形式可以按照形态划分为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与平原五大类,对应东部低山平原,东南低中山地,北部高中山平原盆地,西南中高山地和青藏高原5个一级区划,以及其下37个二级区划[35]。国家级保护地按照地貌一级区划的分布来看,数量最多的东部低山平原（占总数31.5%）,是数量最少的青藏高原区划（占比4.24%）的7.5倍。这种不均衡现象延续至保护地二级地貌区划的分布上。保护地数量位于前两位的华北、华东低平原,以及浙闽低山地,分别占总数的11.48%和9.51%,而喀喇昆仑山大、极大起伏极高山却没有任何类型的保护地。从中国三级阶梯状地势情况来看,这种地貌区划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国家级保护地数量随着地势阶梯的升高呈倍数递减,其中低级阶梯拥有保护地数量最多,占总数的62.5%,中级阶梯占总数的33.93%,高级阶梯仅占总数的3.57%。与美国国家公园原型追求荒野高山地的“山顶公园（mountain-top parks）”模式不同[36],国家级保护地更趋向于地势较平坦、开发难度更小的东部低山平原地区。
3.2.2 按气候条件分布特征 从气候条件看来,全国共分布有中温带、暖温带、寒温带、北亚热带、中亚热带等14个气候带,以及0~50 mm、50~200 mm、200~400 mm等共6个降雨带。国家级保护地主要集中在中温带（20.08%）、暖温带（25.22%）、北亚热带（18.85%）、中亚热带（18.85%）、南亚热带（6.92%）和高原温带（3.49%）,少量分布于寒温带（0.55%）,边缘热带（1.71%）和高原热带山地（0.03%）,而中热带、赤道热带、高原热带北缘山地以及高原寒带则没有保护地分布。按照降雨带分布来看,保护地则主要集中分布于年降雨量800~1600 mm（45.13%）和400~800 mm（33.04%）的区域范围内。其余降雨带中,年降雨1600 mm以上保护地数量占12.64%;200~400 mm保护地数量占4.72%;50~200 mm保护地数量占3.10%;0~50 mm降雨带保护地数量最少,仅占比1.36%。由此可见,全国国家级保护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气候相对宜人的湿润区域。
3.2.3 按地表水域分布特征 根据水资源的流域划分,中国可以分为10个一级流域[14]。受西高东低的地势影响,全国水系大部分为由西向东流,且主要分布在东南半壁[35],这也造成了国家级保护地在流域区划中的不均衡分布。位处偏东南的珠江及华南沿海诸河（8.50%）、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7.11%）以及长江流域（32.33%）共拥有全国51.31%的国家级保护地。除了流域区划外,全国主要河流还可以划分为1~5个级别。根据已有国家尺度下的单一类型保护地分布精度经验[10],采取5 km作为河流缓冲区距离。根据ArcGIS缓冲区分析可知,中国59.72%的国家级保护地位于各级河流5 km范围内,其中三级以上河流占16.04%,四级河流占12.80%,五级河流占30.88%,可见各类保护地对于水资源的依赖（图4）。然而,同样分布不均衡的中国湖泊空间却提出了不同的注解。现有六大湖区中,占全国湖泊面积31.0%的东部湖区拥有全国59.78%的国家级保护地,然而全国湖泊面积最大的是青藏高原湖区（占全国湖泊面积48.5%）[25],其拥有的国家级保护地数量却最少,仅占3.65%。由此可见,虽然保护地建立与水资源关系密切,但是在多项自然地理要素的权衡中,现有保护地仍然选择建设在开发难度较小的平坦宜居区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保护地与各级河流的关系
-->Fig. 4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nd different riv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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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按植被与土壤区划分布特征 作为具体分布于地表的物质体系,植物与土壤直接反映自然综合体的特征[35]。从植被区划来看,全国植被从东南向西北可以划分为湿润、半湿润森林带,半干旱草原带以及干旱荒漠3个植被带,并细分为寒温带针叶林区域、温带阔叶混交林区域等共14个植被区域。国家级保护地集中分布在亚热带东部湿润常绿阔叶林区域（43.92%）以及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25.94%）。而高原高寒荒漠区域的保护地最少,仅占总数的0.10%。与植被密不可分的土壤全国可以划分为东部湿润、半湿润土壤,东部湿润、半湿润土壤与青藏高寒土壤区域三大区域,下分赤红壤带、砖红壤带等共17个土带。现有保护地主要集中于棕壤、褐土带（24.83%）,黄棕壤、黄褐土带（11.28%）,以及红壤、黄壤带（31.39%）。高山漠土带以及亚高山漠土带拥有保护地数量最少,均仅占总数的0.03%。植被与土壤最能够体现人类利用和改变的影响。现有保护地聚集的植被区域与土壤带均属于人口稠密的东部区域,更易受到人类干扰,这也为保护地的保护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3.3 国家级保护地分布与文化地理表征
3.3.1 按文化地理区划分布特征 中国文化地理主要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和西部游牧文化两大文化区,下分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农业文化、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以及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四大文化亚区,再下细分为关东文化副区、黄土高原文化副区、岭南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等,共计15个文化副区。国家级保护地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亚区（82.90%）,是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保护地数目的30倍。从空间分布上来看,现有国家级保护地分布结构延续了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向东部和南部迁移的特点。位于东南部的岭南文化副区、台湾海峡两岸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等的保护地数量占总数的68.28%。为了突出保护地的文化显性,对保护地类型进行筛选,只选择国家重点公园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两类以文化景观为侧重点的保护地类型进行分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布最多的黄土高原文化副区和荆湘文化副区,正是作为中国本土文化诞生地的“双源”所在地[27]。而以园林文化为核心的国家重点公园,其数量分布最多的燕赵文化副区和吴越文化副区则分别是中国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聚集中心。由此可见,文化中心的发展与演化是文化景观保护地的重要根植土壤。
3.3.2 按交通可达性分布特征 通过ArcGIS累积耗费距离分析,以0.5 h、1 h、2 h、3 h、4 h、5 h、8 h、12 h、24 h、48 h为时间标准点,将国家级保护地的可达性时间成本划分为11个段落（图5）。根据各个时间段在空间上的分析可知,国家级保护地的平均可达时间为5.7 h。全国61.09%的区域都在保护地可达性4 h内,其中保护地0.5 h内可达的区域占8.15%,1 h内可达占22.08%,2 h内可达占42.09%,3 h内可达占53.92%。保护地可达性大于48 h的区域仅为0.68%。从空间分布来看,保护地可达性较好的区域（5.7 h以内可达）主要分布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可达性较差的区域（5.7 h以上可达）则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其中可达性最差的区域位于西藏北部青藏高原区域。分析可知,国家级保护地主要分布在可达性较高的区域。根据旅游引力模型[37],在目的地吸引力、基础服务设施等条件一致的情况下,交通可达性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各类保护地的游客吸引力,进而大幅增加游客量和旅游收入。然而,过高的保护地可达性在带来大幅利益增长的同时势必也会带来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保护地管理部门对于旅游经济的追逐,以及大量的游客活动都会为保护地的生态保护带来巨大压力。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国家级保护地的可达性
-->Fig. 5Accessibility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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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特征 从全国八大经济区的保护地空间分布来看,黄河中游区、长江中游、大西南、东北和大西北五大综合经济区的保护地分布总体呈现与区域生产总值发展呈正相关的趋势。然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所在的北部、东部和南部三大沿海经济区中,这一经济与生态建设相互协同的趋势却发生了变化。结合省域单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发现,各省保护地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协同共进型、生态本底型、经济进取型和消极滞后型（图6）。协同共进型为经济与保护地建设同步发展,即省域单元中生产总值大于全国范围内平均值,且保护地数量较多的区域,如湖南省、福建省、山东省等。生态本底型为省域单元中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但省域内生态环境较好,保护地数量较多的区域,如黑龙江省、云南省、贵州省等。经济进取型为省域单元中生产总值较高,但保护地数量反而较少的区域,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所在区域,并明显表现出了以生态退让换取发展的倾向。消极滞后型为省域单元中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值,省域内保护地数量也较少的区域,为海南省、山西省等,其中天津由于与北京关联性较大,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以经济发展为重,消极对待保护地的倾向。结果显示,经济条件雄厚,有利于推动保护地建设,但是过度追求经济发展,也会压缩保护地的布局空间,降低保护地数量。
3.3.4 按人口分布特征 人口聚集是文化中心迁移重要的推动力和牵引力。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例,37.4%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都集中在古代中心城市周边[10]。根据八大人口区划[29],结合归一化处理可得,晋陕甘宁区、辽吉黑区、川黔滇区、蒙新区和青藏区的保护地占比大于人口密度占比,且都大致呈现协同的趋势,而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区、黄河中下游区和东南沿海区的人口密度占比则远大于其保护地占比。从省域单元人口聚居情况来看,人口与保护地分布的关系可以大致划分为四大类型,生态干扰型、协同共建型、生态关注型和生态消极型（图7）。生态干扰型为人口密度占比大于平均值,而保护地数量占比少于平均值的省市,如上海、天津、北京和广东省。协同共建型为人口密度占比大于平均值,而保护地数量占比高于平均值的省市,如江苏省、山东省、河北省等。生态关注型为人口密度占比低于平均值,而保护地数量占比高于平均值的省市,如贵州、云南、湖南等。生态消极型为人口密度低于平均值,且保护地数量占比也低于平均值的省市,如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等。事实上,人口密度与保护地分布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人类掌握绝对控制权的时候,资源的消耗、生态的退让,都会反映在保护地的数量上。在生态文明到来的时代,积极地与自然协同共建、保持生态关注、尽可能地减少生态干扰、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是时代赋予每个人的责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保护地分布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Fig. 6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nd provinci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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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保护地分布与省域人口分布的关系
-->Fig. 7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tected areas and provinci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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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国家公园布局建设的启示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了国家公园体系和制度建设,并于2015年由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等13个部门展开9个省（市）的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力求通过试点的经验和示范性作用,逐步推广建立国家公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从目前已有的国家公园试点空间布局来看,国家公园主要依托于国家级保护地,因此,国家级保护地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对于国家公园布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从分析结果可知：① 国家级保护地总体呈凝聚型结构,服务重叠率高,总体而言,华东地区>华中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② 保护地涵盖了全部的文化地理区、亚区和副区,以及全部的自然带,90%的自然地区和93%的自然区;③ 保护地高密度集中在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植被景观差异性大、土壤肥沃、文化历史悠久和交通可达性高的东部和中部区域;④ 根据保护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将各省份划分为生态本底型、协同共进型、经济进取型和消极滞后型;⑤ 根据保护地和人口分布的关系可以将各省份划分为生态干扰型、协同共建型、生态关注型和生态消极型。4.1 打破凝聚,寻求均衡发展
国家级保护地总体呈凝聚型分布,主要集中在华东区域的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华中区域的湖南、河南、湖北、江西;东北区域的黑龙江等。大量的空间重叠、交叉和邻近现象不但造成了空间层面上的困扰,更由此衍生出不同保护地管理部门之间,以及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争夺,大大降低了保护地服务效能。因此,国家公园体系构建应当在梳理现有保护地的基础上,打破东部和中部强凝聚型、高密度分布的格局。从目前9省（市）国家公园试点空间分布来看,全国八大地理分区中,除港澳台区域外,华东地区（福建）、华中地区（湖北、湖南）、华北地区（北京）、西北地区（青海）、西南地区（云南）和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六大分区都已列入试点范围,而保护地服务重叠率最小的华南地区尚未列入其中。建议将华南地区列入后期发展区域,以寻求全国范围内的均衡发展。在华南诸省中,从地理位置来看,海南省位于中国最南端,对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具有更强的空间牵引作用,建议将其作为重点发展对象。4.2 因地制宜,完善空间网络
从美国国家公园系统规划经验看,是否对主要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区划进行覆盖,是体现国家公园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21,22]。尽管中国现有国家级保护地空间的全国覆盖率高,但是仍然有部分区域未有任何保护地。因此,国家公园体系构建应当针对不同区域的保护地分布特征展开,通过“升级—整合—新建”三种模式,形成相对完善的空间网络：对现有符合国家公园建设标准的保护地实行空间置换,升级为国家公园,现阶段可以重点考察已经试运行过一段时间的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和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等;对空间相互重叠、交叉、邻近的保护地进行重组,整合为国家公园,如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相互重叠的山东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湿地公园相互交叉的湖北神农架,以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相互邻近的福建武夷山等;对景观条件优越但是尚未建立保护地的区域,新建国家公园,如云南南缘谷地丘陵等区域,以实现完整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区划空间覆盖网络。4.3 区位优越,践行保护优先
保护地空间高密度集中在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植被景观差异性大、土壤肥沃、文化历史悠久和交通可达性高的东部和中部区域。景观资源丰富、开发难度较小、充足的游客量等,可以大大降低这类区域保护地的建立成本。然而,过于密集的保护地建设与游客压力则为保护地的后期管理和维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不同于现有部分保护地的开发思路,国家公园要求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因此,国家公园试点建设可以适当向保护地分布较稀疏,交通可达性较低,人为破坏相对较小的西部地区倾斜,优先在空间配置上贯彻国家公园的保护理念。建议优先考虑区域人口数量全国占比为0.23%,平均可达性>15 h的西藏地区。4.4 把握规律,鼓励先行先试
保护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的关系往往可以反映出不同区域对于保护地建设的重视程度,并以此预期其构建国家公园的热情。根据结果分析可知,经济发展与保护地关系中,协同共进型（湖南、福建、山东等）与生态本底型（黑龙江、云南、贵州等）对国家公园建设热情较高;而人口分布与保护地关系中,协同共建型（江苏、山东、河北等）和生态关注型（云南、湖南等）对国家公园建设热情较高。从尽量减少国家公园试点推行阻力的角度来看,适于在满足资源条件的前提下将属于这些类型的省份设置为国家公园试点先行省份,并逐步发展其他省份。5 讨论
各类国家级保护地是目前反映国家最高级别生态保护的重要区域,也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基础。国家级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分布息息相关,将包括自然地貌、气候条件、地表水域、植被与土壤等在内的重要的自然地理要素,包括文化区划、交通可达性、经济水平和居民人口密度等在内的重要的文化地理要素,与全国国家级保护地空间进行信息叠加,可以更直观地阐述国家级保护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为国家公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依据。本文中研究对象选取采用的是对保护地抽取质心的方式,考虑到现有各类保护地多头管理的现象,如各类保护地相互交叉重叠且主要出入口相同则质心重叠,保护地相互交叉重叠但主要出入口有所不同则质心偏移。由于研究对象为全国尺度,受到数据精度的影响,质心抽取方式以及可达性计算方式都相对理想化,未免有所疏漏,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数据处理量巨大,且资料收集困难,本文数据截至2014年底,今后可在获取多期数据的对比下,从时间轴线上探讨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及其驱动因素。目前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2013年中央出台文件之前,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体制监管,各部门自行设立的国家公园都未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现有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则主要依托国家级保护地,整合各类资源,探索国家建设的多种可能性。后期可以结合整体空间布局,对正在开展的各国家公园试点进行具体分析,形成更具有借鉴性的建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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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以近10年研究中美两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成果为基础,结合近期的实地考察,应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发展与演进。全面探讨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演变,以及从19世纪70年代积累下来的重要经验,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将401个具有多元性格的公园单位组建为一个具有内生凝聚力的国家公园体系的过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剖析了在从“全球半开放”到“全球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如何致力于建构和应用国家公园新概念,并在多个部门之间形成了分散而具有异质特征的公园管理体制。从早期开始,中国的公园体系就有了全然不同的命名框架和管理政策,其结果是在不同机构之间衍生出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政策重点。建议学术界与政府共同努力,认真研讨如何尽早创立一个趋向统一而具有民族凝聚力的中华国家公园体系。 以近10年研究中美两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成果为基础,结合近期的实地考察,应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发展与演进。全面探讨了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演变,以及从19世纪70年代积累下来的重要经验,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将401个具有多元性格的公园单位组建为一个具有内生凝聚力的国家公园体系的过程。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剖析了在从“全球半开放”到“全球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如何致力于建构和应用国家公园新概念,并在多个部门之间形成了分散而具有异质特征的公园管理体制。从早期开始,中国的公园体系就有了全然不同的命名框架和管理政策,其结果是在不同机构之间衍生出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政策重点。建议学术界与政府共同努力,认真研讨如何尽早创立一个趋向统一而具有民族凝聚力的中华国家公园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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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风景名胜区类型的多样性和区域地理条件与历史脉络差异性,借助ArcGIS等分析工具,以全国尺度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整体呈凝聚状态,以自然特点为主和以人文特点为主的风景名胜区分布状态不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自然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集中分布在地表水域周边,与地貌特征和地质构造成因有密切关系、倾向于分布在植被种类丰富的区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人文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按类别均质分布在文化地理区划的副区中,集中分布在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尤其在古代重要城市周边聚集,而与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我国自然和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风景名胜区类型的多样性和区域地理条件与历史脉络差异性,借助ArcGIS等分析工具,以全国尺度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整体呈凝聚状态,以自然特点为主和以人文特点为主的风景名胜区分布状态不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自然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集中分布在地表水域周边,与地貌特征和地质构造成因有密切关系、倾向于分布在植被种类丰富的区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人文地理要素中的空间分布特征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按类别均质分布在文化地理区划的副区中,集中分布在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尤其在古代重要城市周边聚集,而与当代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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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2001年4月至2013年12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授牌了七批共240处国家地质公园。随着国家地质公园数量的增长，其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分布结构和演化规律。通过 GIS空间分析发现：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凝聚分布；空间分布不均，具有空间集群分布的特征；分布的高密度地区为1个带状区域和4个块状区域。通过对不同阶段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分布重心向北迁移、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日趋紧密。地质构造条件、地质公园的旅游化以及拟建地政府部门认知水平是影响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演化的重要因素。 2001年4月至2013年12月，国土资源部正式批准授牌了七批共240处国家地质公园。随着国家地质公园数量的增长，其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分布结构和演化规律。通过 GIS空间分析发现：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凝聚分布；空间分布不均，具有空间集群分布的特征；分布的高密度地区为1个带状区域和4个块状区域。通过对不同阶段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的分析，发现中国国家地质公园分布重心向北迁移、与区域中心城市的关系日趋紧密。地质构造条件、地质公园的旅游化以及拟建地政府部门认知水平是影响国家地质公园空间分布演化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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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 选取中国298个国家湿地公园样本，利用最近距离指数、<em>K</em>指数、核密度等计量地理学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98处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可接近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接近性；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分析了县域可接近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省际和经济区的分布差异均较大；国家湿地公园的平均可接近时间为144.07 min，全国60%的区域国家湿地公园可接近时间在2 h以内，30 min以内的可接近性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13.29%，可接近时间最长的地点位于青藏高原，高达1283 min；可接近性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接近性的Moran <em>I</em>为正值，国家湿地公园与其邻近地区的可接近性呈显著正相关；可接近性热点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分布的格局；国家湿地公园的服务范围整体表现为西部>东部>中部的特征。 选取中国298个国家湿地公园样本，利用最近距离指数、<em>K</em>指数、核密度等计量地理学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98处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可接近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接近性；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分析了县域可接近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湿地公园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省际和经济区的分布差异均较大；国家湿地公园的平均可接近时间为144.07 min，全国60%的区域国家湿地公园可接近时间在2 h以内，30 min以内的可接近性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13.29%，可接近时间最长的地点位于青藏高原，高达1283 min；可接近性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接近性的Moran <em>I</em>为正值，国家湿地公园与其邻近地区的可接近性呈显著正相关；可接近性热点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分布的格局；国家湿地公园的服务范围整体表现为西部>东部>中部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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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 2015-12-31. . , 2015-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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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基于GIS 技术, 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 计算中国1 063 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 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 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 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 63.29 %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 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 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 3 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基于GIS 技术, 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 计算中国1 063 个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的空间可达性, 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 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 人文景点的聚集程度明显高于自然景点。全国4A级及以上景点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为60.5 min, 63.29 %的景点可达性在120 min 以内;所有4A级及以上景点的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显著, 且其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人文景点可达性好的区域相对于自然景点更加集中。所有景点、人文景点、自然景点均呈强集聚格局, 3 种类型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
| [33] | .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可达性空间划分是交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分析其与人口布局的关系,对当下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借助GIS 软件平台,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全国县 (市、区) 域单元的空间可达性并进行区域划分,进而探讨中国大区域交通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关系,揭示不同交通条件和不同区域类型中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内在机制,为区域规划、交通规划和中国人口配置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①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可以实现空间可达性概念从定性描述转向定量计算的精确转换;②中国县域可达性以低值为主,具有圈层状和"反自然梯度"空间结构,"黑河—腾冲"线为明显分界线;③中国大陆分为3大区:可达性高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可达性低值区。可达性中值区又可分为东南诸省亚区、陕甘宁晋亚区、吉林亚区;可达性低值区分为云川渝亚区、蒙黑亚区、新疆亚区、青藏亚区;④国家区域范围内县域可达性与人口密度具有明显的相关性,2.5小时圈是目前中国可达性与人口集聚产生作用的最远距离;中国县域可达性越高的区域,可达性对人口集聚产生作用圈就越大,而可达性值与人口数量的相关性越小,说明交通条件对落后地区人口集聚所起到的作用远远大于发达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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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是必然而持久地,这深刻地影响着旅游者行为和旅游业进步,需要发展适宜的引力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和量度.长期以来,旅游引力模型在对空间阻尼的处理上类比牛顿型的幂函数衰减模式,难以克服一些固有缺陷,因此重新回到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就成为一种可能选择.本文即是基于威尔逊形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 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难以从整体上对模型的两个核心参数进行回归估计,本文首先从局部对收入弹性系数α进行回归估计,然后通过“口粒子模式法”和“出游量积分法”的引入和交互验证来确定空间阻尼系数β的合理取值.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 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 km.最后,本文从目的地供给视角计算了中国大陆分省区的旅游吸引力,从客源地需求视角计算了成都市到访游客的分省预期市场份额,这两个案例研究在取得一些有益发现的同时也表明威尔逊型旅游引力模型具有积极的应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是必然而持久地,这深刻地影响着旅游者行为和旅游业进步,需要发展适宜的引力模型对其进行刻画和量度.长期以来,旅游引力模型在对空间阻尼的处理上类比牛顿型的幂函数衰减模式,难以克服一些固有缺陷,因此重新回到威尔逊型的指数函数衰减模式就成为一种可能选择.本文即是基于威尔逊形式,将目的地“吸引力”、客源地“出游力”和两地间的“空间阻尼”作为3 个基本解释变量类型,构建了一个基础的旅游引力模型,并重点在参数估计和模型应用上进行了初步探索.由于难以从整体上对模型的两个核心参数进行回归估计,本文首先从局部对收入弹性系数α进行回归估计,然后通过“口粒子模式法”和“出游量积分法”的引入和交互验证来确定空间阻尼系数β的合理取值.研究表明,就全国平均而言,在21 世纪初收入弹性系数可取0.64,而空间阻尼系数可取0.00322,且在空间阻尼影响下,中国大陆居民国内旅游的理论出游半径均值约为300 km.最后,本文从目的地供给视角计算了中国大陆分省区的旅游吸引力,从客源地需求视角计算了成都市到访游客的分省预期市场份额,这两个案例研究在取得一些有益发现的同时也表明威尔逊型旅游引力模型具有积极的应用潜力,值得进一步探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