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on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s
HEYanhua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9-4
修回日期:2016-12-3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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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二元结构而提出的,其重点是要推进城乡经济的联动、社会的趋同、空间的融合与制度的一体[1]。城乡一体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现实需求与重要目标。在新的背景环境下,中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必须建立在对其复杂过程机理与组织规律的深刻理解之上。一直以来中国****从经济、社会、管理等不同领域对城乡一体化的背景、意义、内涵、存在问题、影响因素、运作模式、对策措施等进行了研究[2-5],为国家城乡统筹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撑。从地理学领域来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与动态演 变[6-9]、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与动力机制[10-14]以及城乡转型的空间重构、动力机制与测度模型[15-17]等方面,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研究内容上更多地侧重于城乡实体空间结构与过程的分析,以显性的、实证性研究为主,而与空间结构、空间过程、空间功能密切相关的空间组织规律的探寻依然不足。空间组织作为地理学思考世界和改变世界的重要思想[18],是建立在空间观念基础上对空间要素动态分配过程的诠释[19],是推动地域空间过程演变与空间结构优化的过程与动力,是人类为实现自身发展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空间建构行动及其所产生的空间关联关系[20]。“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概念衍生于“城乡一体化”与“空间组织”,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空间组织过程与状态,包含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的内涵,主要通过促进城乡主体的互动以及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高效配置与有序流动,来建构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秩序,从而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提升城乡地域空间功能。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与行为活动的内在组织规律,可以深度诠释城乡一体化过程与相互作用机理,为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支撑。区域人文—经济地理活动的空间组织规律与区域单元的尺度密切相关,不同尺度下的城乡关系形态与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尺度差异,这也决定了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特征、效应、机理的尺度差异必然存在。城市群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1个以上特大城市为核心,由至少3个以上大城市为构成单元,所形成的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并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都市区和都市圈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21]。城乡一体化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与核心目标,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质量与进程。城市群地区作为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人文—经济要素高度密集且流动性强,城乡要素跨区域流动频繁,城乡关系相对复杂,城乡转型较为迅速,这也决定了其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过程与路径的特殊性。因此,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规律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和迫切性。
2 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征与内容
2.1 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征
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人口和城镇数量密集,中心城市地位突出,城市之间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具有高度开放、多中心、高密度、强流动和网络化等特征[22-24]。这些特征决定了城市群的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征具有特殊性,下面主要归纳为五个方面:空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化。城市群地区日渐发达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网络,使得网络空间秩序深刻影响着城市群内部的空间结构[25],水平方向的网络联系成为城市群空间组织的重要特征[26,27]。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节点”通过各种类型的交通“廊道”联结,形成了城市群城乡地域空间组织的骨架[28],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相互联系。
空间组织尺度的层级性。城市群地理空间尺度与政策空间尺度的多级、多类型叠 置[29],使得其城乡相互作用关系也呈现出多层级性,比如县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市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跨行政单元城乡一体化组织等。而不同等级规模的城市与其外围乡村地区的相互作用强度之间存在差异,中心城市对乡村要素的集聚能力及其对周边乡村腹地的扩散效应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不过相比于其他地区而言,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更强调大尺度、长距离的城乡关联,即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乡(镇)以及次级中心城市之间的城乡互动。这种关联将打破行政界限的约束,并具有明显的网络化特征。
空间要素流动的多向性。城市群地区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网络,为城乡要素的流动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使得其相比于别的地区更为频繁、迅速,并且乡到城、城到乡与城到城的要素流动并存,行政区边界对要素流动的阻碍作用相对弱化,多向性与跨区域性流动特征明显,与外部区域的相互作用也在不断加强。尤其作为高度城市化地区,城乡人口的网络化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空间组织效应的叠加性。城市群地区城市对周边乡村地域的非农化转化或辐射带动较为强烈,并且在乡村人口非农化、产业非农化、土地非农化甚是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了多重效应。尤其随着城市群连绵化趋势的加强,更多的乡村地域受到多个城市的叠置影响,乡村地域也会为多个城市提供乡村性服务功能,乡村转型发展也更为迅速。
空间组织功能的多样性。城市群是一个城乡功能完善的地域空间,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功能均衡互补但存在差异。城市群内部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30],城市地区人口与经济高度集聚,成为主要的居住空间,并主导着产业经济的运行;而乡村地区功能多样性相比于其他地区则更为明显,兼具有农产品生产功能、居住功能、生态功能、休闲服务功能以及对城市空间增长的限定功能等。并且,随着城市地区与乡村地区界线的日渐模糊,这种二元结构在空间上逐步向“三元”结构转变,在城市地区、乡村地区之间形成了城乡融合区。
2.2 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
城乡地域系统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受多元主体影响、形态与功能多样的复杂系统,其有序化、高效化、均等化的转化过程取决于行为主体、物质空间、要素系统及功能。因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就是要通过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主体空间行为的规范、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来建构高效的城乡空间关联与相互作用秩序,促进城乡资源配置从低效转为高效、空间秩序从无序转为有序、社会文化从割裂转向和谐、公共服务从非均衡转为均衡、生活质量从差异转为均等,以形成一体化的城乡地域空间结构。其中,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是基础,即建成由城乡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共同构成的客观实体空间,为城乡社会经济活动提供空间载体与通道;城乡主体行为范式的确立是约束,即确立高效、均衡、共享、可持续的行为范式来规制政府机构、企业、城市居民、乡村居民以及一些非正式组织等城乡主体的行为;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是动力,即选择要素移动的最有效路径结构,促进城乡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流动性要素在土地要素上的协同与高效配置;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提升是内在要求,即以城乡地域功能需求为导向,逐步推进地域单元功能的置换、更新、集聚、疏散以及共享,促进城乡生活功能、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有机融合,以满足生产、商贸、交往、休闲、娱乐等相结合的多样化的城乡生活模式(图1)[31]。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1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内容框架示意图
-->Fig. 1Sketch map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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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群地区而言,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也在于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主体空间行为的规范、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等四个方面,只是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任务重点与其他地区应该有所差别,以便更好地建构中心、次中心城市与腹地区域的城乡空间关联与相互作用秩序,更好地促进城乡要素跨区域的优化配置与流动。在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培育现代化或国际化的大都市与构建高品质、特色化的乡村空间并重,重视区域性生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特别强调跨区域重大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的网络化与高速化,促进城市群范围内的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一体化;在城乡主体空间行为范式的确立过程中,建立城乡统筹发展跨区域协作框架,强化乡村主体的能动性以及精英主体的带动效应,以维护公平与可持续生存环境为行为目标导向,避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利益偏向的政策导向与资源剥夺;在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过程中,打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通道,突出城乡要素跨区域流动路径建设,实现资源要素在城乡空间的优化配置,促进优质资源要素主动向大城市集聚的同时,引导次级资源要素向中小城市集中,并充分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价值,在城市群范围内构建有序的城乡要素流通网络,加强资源要素流动的外部开放性与国际化趋势;在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过程中,促进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组织相互衔接,实现宏观尺度上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协调均衡,微观尺度上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功能混合[32],推进不同城市之间的纵向等级结构建构与公共服务质量的全域均质化建设,提升乡村地区对城市地区农产品与休闲服务产品供给的能力,尤其应充分发挥其生态基底功能以及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约束作用,以生态空间固化城市群空间结构。
3 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机理
3.1 集聚与扩散
集聚与扩散是区域空间发展的基本动力与过程[33]。在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过程中,城乡相互作用关系的建立是通过技术、资金、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城乡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具有选择性、阶段性特征(图2),其流动速度越快、频率越大,城乡一体化的广度与深度也越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网络化趋势也越明显。集聚与扩散的路径方向、跨度以及要素“流”大小与城市群的成长阶段密切相关,并且受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通达性以及行政边界的阻扰力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并随着城市群的多中心化、一体化的发展,逐步由近距离流动向跨行政区流动、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向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单一路径的流动向多路径流动以及单中心的集聚—扩散向多中心的集聚—扩散转化。要素在集聚与扩散的过程中伴随着多重效应的产生,有集聚规模经济也有集聚规模不经济,会产生内部效应也会产生外部效应。因此,从要素组织的角度来看,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过程就是要通过对“要素流”本身的管理,以及对影响“要素流”的通道与节点的优化[34],在尽可能强化集聚与扩散过程中的正效应的同时,减弱其对城市或者乡村所带来的负效应,以提升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整体效应。在此过程中,人口作为最核心的要素,中心城市城区作为主要节点,跨区域交通与物流作为主要路径通道,起着影响全局运行状态的关键作用。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2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演变的阶段性
-->Fig. 2The evolution stag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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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冲突与均衡
城乡空间资源具有稀缺性、功能多样性与外溢性等特征,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功能需求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各类行为主体之间对空间资源的相互竞争。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目标主要有三个,即获取经济利益、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社会效益。在竞争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有着不一样的空间需求和空间偏好,目标利益导向也不一样,空间资源争夺与开发利用的能力也存在差异[13],往往会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空间冲突”,即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35]。城市居民的空间需求与偏好主要源于对居住场所的要求和良好居住环境的渴望,但其竞争力和影响力都非常有限,并受公众参与机制与住宅购买能力的影响;乡村居民的空间需求与偏好不仅源于居住场所与居住环境的需求,更源于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其竞争力和影响力更是甚微。企业总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选择合适的空间区位,而企业在空间竞争中的选址、搬迁和扩张行为,不仅可以影响到居民的空间偏好,同时还可能强烈影响到政府的空间政策。应该说,政府机构是最具空间资源竞争能力的主体,其参与空间资源竞争的过程更多地体现在空间利用政策与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公共开放空间的保护、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决定了居民与企业参与竞争的规则及其竞争力大小,并试图寻求公众利益的均衡(图3)。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冲突与均衡”机制
-->Fig. 3The "conflict and balance" mechanism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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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城市群地区空间资源的多功能价值更突出,所集聚的政府机构、企业、城市居民、乡村居民以及一些非正式组织等城乡行为主体更为多元,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复杂,空间资源的竞争更激烈,并且不仅局限在行政单元内部,更多的是行政单元之间的争夺。这种竞争一方面可能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推力,但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更多的“空间冲突”问题。因此,从主体层面来看,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实质上是城乡相互作用过程中,各类城乡行为主体在空间资源的竞争中产生的空间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合理的空间组织方式可以有效应对空间资源的稀缺性,促进资源要素在城乡空间的优化配置,平衡和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空间资源竞争与开发利用的冲突,逐步引导城乡主体行为从空间资源的无序竞夺转向空间资源的有序竞合,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类主体以及各行政单元主体所需要的生产环境、就业环境、居住环境、生态环境,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需求与空间供给之间的均衡,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均衡,从而构建和谐共享的城乡人居系统。
3.3 协同与共生
协同与共生是复杂系统结构有序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共生是指不同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协同是指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通过协调合作,达到系统整体功能大于各个要素功能之和的一种系统结构状态。共生必然导致协同,共生是协同的基础,协同是共生的必然结果[36]。城市群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存在的协同共生关系更为多元复杂,包括自然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同共生,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协同共生,以及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之间的协同共生。城市群协同共生的实质是在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下构建起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良性互动关系,自发地形成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结构[37]。因此,从系统的角度,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就是要在城乡地域系统自我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寻求一种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一体化共生发展模式,促进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有机整合,从而构建一个结构有序、功能互补、共生发展的城乡统一体。城市群城乡之间的协同与共生,与城际之间的协同与共生并存。竞争是推动城市群协同共生的重要动力。在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过程中,城乡行为主体对有限空间资源的竞争,使城乡地域系统发生着从非平衡状态到平衡状态,再到另一个不平衡与均衡状态的不断反复的自组织过程,这也是城乡互动与共生模式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最终以一体化的共生模式推动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通过协同效应的综合发挥提高系统运行的高效性。
综上所述,“集聚与扩散”从要素组织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冲突与均衡”从行为主体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协同与共生”从系统结构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引发竞争,竞争意味着冲突与均衡的产生,冲突与均衡的循环往复推动了协同与共生。“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协同与共生”三大机理,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优化(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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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三大机理运行的“齿轮效应”
-->Fig 4The "gear effect" of three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pace organizati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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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研究方法
城市群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而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又是一种主体多元、机理复杂的地理过程与现象,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特征与机理的解析,需要综合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采用适合复杂巨系统研究的复杂性科学方法来解决,比如复杂网络分析与多智能体分析。复杂网络分析可以从要素组织层面有效的解释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运行过程与机理,而针对城乡主体行为所引致的城乡空间与关联变化,则可以利用多智能体建模方法来实现。而复杂网络与多智能体的综合集成,则可以更深入的诠释城乡主体行为对要素集聚与扩散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中如何实现城市群城乡地域系统“协调与共生”,以全面解析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运行过程与机理。4.1 复杂网络模型
城市群地区城乡关联的网络化特征十分明显,并具有典型的梯度分层、双向选择、连接阻塞、中心集聚等异质加权网络特征,因此,复杂网络分析与建模可以较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特征及运行机理,尤其在要素流动网络方面。关于复杂网络分析,在诠释社会、经济等实际网络结构特征、演化机制及其动力学过程中效用明显。近年来,随着图论和统计物理的融合,复杂网络理论取得大发展,城市系统网络拓扑连接的复杂性规律研究成为热点,而从网络关系系统科学角度,城乡关联系统的空间自组织运行规律—交往协同演化机制的复杂性研究还相当薄弱[38],有待进一步探索。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网络模型的建构,可以在已有较成熟的加权、异质网络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基于网络节点集(V)、边集(E)、要素集(F)框架,利用度系数、节点影响力、边权、群聚系数、阻塞系数等异质网络、加权网络参数,嵌入地理区位、设施网络、城镇等级、城乡差距、乡村转型、生态保护等影响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重要因子(图5)。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网络概念模型
-->Fig. 5Conceptual model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spatial organizati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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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多智能体模型
多智能体系统是一种强有力的复杂系统分析与模拟工具[39]。基于城乡多元主体的竞合作用,多智能体建模及其与GIS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反映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微观机理及过程的表征、模拟。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多主体模型构建过程中(图6),以居民、企业、政府及非正式组织为主体类型,并分为城市主体层和乡村主体层。各层主体决策规则的设计建构在各子类主体的经济社会生态行为活动与区位选择路径及空间效应,强调城市主体层与乡村主体层的交互作用,尤其需关注乡村要素主体功能与价值在城市群体空间组织中的作用。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6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多主体概念模型
-->Fig. 6Multi-subject conceptual model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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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展望
(1)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城乡空间组织过程与状态,主要通过促进城乡主体的互动以及各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高效配置与有序流动,来建构城乡社会经济生态空间联系与相互作用秩序,从而优化城乡空间结构、提升城乡空间功能。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研究,可以很好地揭示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与行为活动的内在组织规律,为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支撑。城市群地区人文—经济要素高度密集且流动性强,城乡要素跨区域流动频繁,城乡关系相对复杂,城乡转型较为迅速,其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规律的研究具有特殊性和迫切性。(2)城市群具有高度开放、多中心、高密度、强流动和网络化等特征,这也决定了其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形态的网络化、空间组织尺度的层级性、空间要素流动的多向性、空间组织效应的叠加性、空间组织功能的多样性等。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容主要在于城乡物质空间的建构、主体空间行为的规范、城乡要素系统的优化配置以及城乡地域功能的整合等四个方面。对于城市群地区而言依然如此,其重点与非城市群地区有所差别,更加强调现代化或国际化大都市的培育,跨区域交通、信息以及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跨区域协作框架的建立,以维护公平与可持续生存环境为目标的行为规范的确立,城乡要素跨区域流动路径的建设,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开放性与国际化,城乡地域系统功能的区域性均衡与互补等。
(3)“集聚与扩散”“冲突与均衡”“协同与共生”三大机理,彼此关联,相互作用,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引发竞争,竞争意味着冲突与均衡的产生,冲突与均衡的循环往复推动了协同与共生,并在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推动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组织优化。“集聚与扩散”从要素组织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并且受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影响力、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的通达性以及行政边界的阻扰力等特殊因素影响;“冲突与均衡”从行为主体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并因城乡行为主体的多元集聚以及行政单元之间资源争夺而更加复杂;“协同与共生”从系统结构层面解释了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机理,并强调自然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协同共生并存。
(4)面向复杂城乡关系问题研究,应综合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采用复杂性科学分析方法。复杂网络分析可以从要素组织层面较好的解释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运行过程与机理,而针对城乡主体行为所引致的城乡空间与关联变化,则可以利用多智能体分析来实现。复杂网络分析与多智能体分析的综合集成,有利于全面解析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运行过程与机理。
(5)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研究是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其深化研究既有利于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的拓展,也是对区域发展空间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充实,同时也是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科学命题。本文仅仅从城市群尺度对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特征、内容、机理及方法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而城市群地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内在机理作为该命题的关键科学问题之一,需要依托实证研究与复杂性科学分析方法,在具体量化与模型模拟中予以进一步的验证与剖析。除此之外,如何提升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整体效应,是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研究的根本目标落脚点,也是该命题下的另一关键科学问题。不同的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投入产出效应与资源环境效应,为提升城市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整体效应,不同类型区、不同阶段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的合理模式是什么?应该如何调控?在当前城乡转型新环境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为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科学支撑与决策参考。因此,城乡一体化空间组织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过程模拟、运行机理、效应评价、模式优化、政策设计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探索和深化。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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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科学评价城乡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是城乡一体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城乡融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对我国 31个省 (直辖市 ) 2 0 0 0年城乡关系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 ,评价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两大开放系统之间的要素流转情况和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水平。文中对城乡关联度概念及其评价方法的提出是对城乡关系及其量化评价研究所做的有益尝试。 , 科学评价城乡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发展状况是城乡一体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在分析了影响城乡融合诸多因素的基础上 ,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一套用以反映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特征及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此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值———城乡关联度对我国 31个省 (直辖市 ) 2 0 0 0年城乡关系发展状态进行了静态评价 ,评价结果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城乡两大开放系统之间的要素流转情况和区域城乡关系发展的实际水平。文中对城乡关联度概念及其评价方法的提出是对城乡关系及其量化评价研究所做的有益尝试。 |
[8] | . ,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进行区域尺度两者的二级指标关联度、标准关联度和动态关联系数的计算,实现了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年来,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并随着不同时期区域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中、西梯度差异比较明显,90年代中期这种格局被打破,到2000年出现了更高层面上的东、中、西明显分异。最后,基于不同省区的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动态关联系数,将全国分为上升型、下降型、U型和小幅波动型四种演化类型,并进行了类型成因分析。 ,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进行区域尺度两者的二级指标关联度、标准关联度和动态关联系数的计算,实现了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年来,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并随着不同时期区域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中、西梯度差异比较明显,90年代中期这种格局被打破,到2000年出现了更高层面上的东、中、西明显分异。最后,基于不同省区的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动态关联系数,将全国分为上升型、下降型、U型和小幅波动型四种演化类型,并进行了类型成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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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 , , |
[15] | . ,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 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一级集聚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 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呈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C”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 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 m。④ 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 , 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 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一级集聚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 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呈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C”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 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 m。④ 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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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 , 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珠江三角洲各城市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测算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过程,提取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的城市经济、物质空间和人口空间因子。研究发现:1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经历“单中心”向“双中心”的演变过程,并开始呈现多中心网络化趋势;2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经历缓速演变、加速演变和转型演变三个阶段,效率由低级向中、高级形态变化;3从全球化、区域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分权化等维度来解释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和效率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建议从增强城市竞争力、推进空间均衡和加强资源环境协调等角度引导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 , 选取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珠江三角洲各城市数据,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测算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过程,提取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的城市经济、物质空间和人口空间因子。研究发现:1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经历“单中心”向“双中心”的演变过程,并开始呈现多中心网络化趋势;2城市区域空间组织经历缓速演变、加速演变和转型演变三个阶段,效率由低级向中、高级形态变化;3从全球化、区域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分权化等维度来解释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组织和效率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建议从增强城市竞争力、推进空间均衡和加强资源环境协调等角度引导珠三角空间组织格局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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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 , 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 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 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 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 年的80 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 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 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 中国的城市群是近30 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自21 世纪初期城市群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之后,中国连续10 年把城市群提升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首次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进一步明确了城市群作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系统总结从1934-2013 年的80 年间发表在地理学报的城市群主题论文,只有不到19 篇,仅占总篇数的0.55%,不仅发表篇数少,而且发表时间短,首次发表城市群研究成果不到10 年,研究单位和作者群体集中,研究内容瞄准国家需求但比较发散.即便如此,仅有的城市群研究成果还是对国家城市群总体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体现在,提出的城市群空间格局推动国家形成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基本框架,引导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把城市群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提出的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与技术流程对界定国家城市群范围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城市群系列研究领域带动城市群的研究向着纵深与实用方向拓展,提出的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城市群的选择与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以这些研究进展和成果为基础,未来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培育的重点方向为:以问题为导向,深刻反思检讨中国城市群选择与发育中暴露出的新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重点推动形成“5+9+6”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新格局;以城市群为依托,重点推动形成“以轴串群、以群托轴”的国家城镇化新格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继续深化对城市群形成发育中重大科学问题的新认知,包括深入研究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科学求解城市群高密度集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创新城市群形成发育的管理体制和政府协调机制,研究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储备机制,研究制定城市群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与城市群空间范围界定标准等. |
[22] | . ,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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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 , 交通流是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认识城市间相互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客流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研究表明:① 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② 铁路流呈现出“两横三纵”带状分布格局;③ 航空流视角则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不同类型交通流刻画出不同层面的城市间关联格局,但却有着其内在联系。航空流是城市关联格局骨架构筑的主要形式,铁路流则为核心骨架的连通提供支撑轴带,而公路流是对整体骨架和支撑轴带的有效填充,从而形成区域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要素关联和空间关系。 , 交通流是人流、物流等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对于认识城市间相互作用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间公路、铁路和航空客流数据,对中国城市网络空间关联进行特征提取和规律挖掘。研究表明:① 公路流表现出强烈的空间依赖性和对城市群发育程度的良好识别作用;② 铁路流呈现出“两横三纵”带状分布格局;③ 航空流视角则基本形成了以“菱形结构”为核心的城市网络框架。不同类型交通流刻画出不同层面的城市间关联格局,但却有着其内在联系。航空流是城市关联格局骨架构筑的主要形式,铁路流则为核心骨架的连通提供支撑轴带,而公路流是对整体骨架和支撑轴带的有效填充,从而形成区域间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要素关联和空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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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 The global economy is nurturing an innovative class of poly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s: network cities. A network city evolves when two or more previously independent cities, potentially complementary in function, strive to cooperate and achieve significant scope economies aided by fast and reliable corridors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Creative network cities place a higher priority on knowledge-based activities lik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the creative arts.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s may resemble those of inter-firm networks in the sense that each urban player stands to benefit from the synergies of interactive growth via reciprocity, knowledge exchange and unexpected creativity. Two case studies are discussed briefly鈥擱andstad Holland and Kansai, Japan. Since much of their future dynamism may rely upon transnational human resources, it is foreseen that more network cities will transcend national borders during the next millennium. |
[27] | , Parr J. B. (2004) The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a closer inspection, , 231-240. The concept of the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PUR) is one that has gained considerable currency over the last decade. Nevertheless, a certain vagueness continues to surround the concept. A set of conditions is outlined that would need to be satisfied before a PUR could reasonably be said to exist. The PUR is contrasted with other types of region, and various forms of the PUR are then briefly reviewed. Consideration is next given to the supposed economic advantages of the PUR. This is followed by a discuss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oncept of the PUR has emerged as a focus in urban and regional policy.Parr J. B. (2004) Un examen plus approfondi de la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 231-240. Pendant la dernière décennie, la notion de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s'est répandue. Toujours est-il que cette notion s'entoure d'une certaine imprécision. On esquisse ici un ensemble de conditions qu'il faut satisfaire avant que l'on puisse légitimement confirmer l'existence d'une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On compare la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aux autres typologies de régions et, ensuite, on réexamine brièvement diverses formes de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Puis on considère les avantages économiques présumés de la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Il s'ensuit une discussion de la question suivante: jusqu'à quel point la notion de région urbaine polycentrique est-elle devenue le point central de la politique d'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Parr J. B. (2004) Die polyzentrische Stadtregion: eine eingehendere Untersuchung, , 231-240. Der Begriff der polyzentrischen Stadtregion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 PUR) ist ein Konzept, dessen Gebrauch im letzten Jahrzehnt betr01chtlich zugenommen hat. Trotzdem bleibt ihm eine gewisse Unbestimmtheit anhaften. Es werden eine Reihe Bedingungen umrissen, die erfüllt werden mü08ten, bevor man ernstlich behaupten kann, da08 es tats01chlich eine PUR gibt. Die PUR wird anderen Regiontypen gegenübergestellt, und dem schlie08t sich eine kurze Besprechung verschiedener Formen der PUR an. Sodann wird überlegt, was für wirtschaftliche Vorteile den PUR zugeschrieben werden k02nnen. Der Aufsatz schlie08t mit einer Diskussion des Ausma08es, in dem der Begriff der PUR zu einem Kernstück der Stadt-und Regionalpolitik geworden ist.Parr J. B. (2004) La región urbana policéntrica: un examen más detallado, , 231-240. El concepto de región urbana policéntrica (RUP) es un concepto que se ha puesto considerablemente de actualidad en la última década. No obstante, este concepto continúa rodeado de una cierta vaguedad. Se enumeran una serie de condiciones que necesitarían ser satisfechas antes de que se pudiera afirmar de forma razonable que existe una RUP. La RUP se contrasta con otros tipos de regiones, y varias formas de la RUP son luego brevemente revisadas. A continuación se examinan las supuestas ventajas económicas de la RUP. Se prosigue con un examen de hasta qué punto el concepto de la RUP ha emergido como objetivo de políticas urbanas y regiona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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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 . , 大量研究证实,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均是尺度依存的,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尺度问题越来越展示出其重要性。针对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都不同程度存在诸如概念模糊、转换模式不统一、转换效果评价缺乏客观标准等与尺度相关问题,本文对一些有关尺度转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在评述了尺度及其转换研究的地理学意义后,着重阐述了地理学尺度研究理论框架的内容和对象,提出了地理科学中需要解决的10个关键尺度问题,并给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 大量研究证实,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均是尺度依存的,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尺度问题越来越展示出其重要性。针对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都不同程度存在诸如概念模糊、转换模式不统一、转换效果评价缺乏客观标准等与尺度相关问题,本文对一些有关尺度转换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在评述了尺度及其转换研究的地理学意义后,着重阐述了地理学尺度研究理论框架的内容和对象,提出了地理科学中需要解决的10个关键尺度问题,并给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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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 ,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 采用样点分析、样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聚居规模与空间形态、聚居设施与居住条件、聚居主体与社会结构等农村聚居核心特征要素出发,探讨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农村聚居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规律;农村聚居空间分异是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地域文化环境以及国家政策与制度调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因素作用程度、方向、效应不同,并相互制约与影响;自然地理条件属于稳定型因子,重点作用于平原—丘陵—山区地域梯度,产生“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属于动态型因子,主要作用于发达—欠发达—落后经济梯度、近郊—远郊—偏远距离梯度,产生“倒U型阶段效应”;地域文化环境是影响农村聚居较为深刻和本质的因素,通过影响聚居主体价值体系与行为习惯发生作用,属于半稳定性因子,产生“双向均衡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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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 , ?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是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地理学视角下空间冲突的基本指向在于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在结构比例、空间组合以及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基于此,论文借鉴景观生态指数理论与方法,构建空间类型冲突指数(STC)、空间格局冲突指数(SSC)以及空间过程冲突指数(SPC),并明确其内涵及计算方法,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证区测度与验证,实证分析结论与实际情况吻合,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冲突指数构建的科学性及其地理学意义。 , ?空间冲突是源于空间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功能外溢性的一种客观地理现象,是在人地关系作用过程中伴随空间资源竞争而产生的空间资源分配过程中的对立现象。地理学视角下空间冲突的基本指向在于不同类型的地理空间在结构比例、空间组合以及相互转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基于此,论文借鉴景观生态指数理论与方法,构建空间类型冲突指数(STC)、空间格局冲突指数(SSC)以及空间过程冲突指数(SPC),并明确其内涵及计算方法,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进行实证区测度与验证,实证分析结论与实际情况吻合,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冲突指数构建的科学性及其地理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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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 , 我国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 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 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回顾、梳理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对指导国内城乡空间统筹 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认为,目前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仍然以城市单系统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方法的集成综合,同时强调质性研究和 定量分析的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应深化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等方面的研究。 , 我国新时期城乡统筹发展及城乡 空间一体化规划仍然面临着城乡关系的恶化和城乡空间分离的挑战。从本质上看,新时期城乡空间统筹规划应是以优化"城乡关系"为重点的城乡空间融合规划,其 基础工作则是认识城乡空间的复杂性。当前,在国内掀起新一轮城乡统筹规划热潮的背景下,回顾、梳理国内外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进展,对指导国内城乡空间统筹 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文章认为,目前城乡空间复杂性研究仍然以城市单系统为中心,乡村空间"被边缘";研究方法上应加强方法的集成综合,同时强调质性研究和 定量分析的结合;在研究内容上应深化城乡关系空间复杂性、城乡关联空间复杂性、城乡空间自组织演化机制与模拟、城乡社会网络空间复杂性等方面的研究。 |
[39] | . , 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 是一种进行复杂系统分析与模拟的强有力工具,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选择模型(Agent-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ABMRL),将多智能体建模的方法应用于居民居住区位决策行为和地价动态变化的研究中,旨在探索与模拟居民在居住选择过程中的复杂空间决策行为,以及居民之间、居民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ABMRL模型由表征各类居民的多智能体层和表征地理环境的元胞自动层组成,对应人地关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人类与自然环境。该模型认为居民迁居的动力源于内部的经济社会压力和外部的居住环境刺激。利用ABMRL模型模拟和验证了居住空间分异、圈层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绅士化等经典城市理论,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实验区,模拟了该区域居民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和地价的动态变化。 , 多智能体系统(Multi-Agent system, MAS) 是一种进行复杂系统分析与模拟的强有力工具,尤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提出了基于多智能体的居住区位选择模型(Agent-Based Model of Residential Location—ABMRL),将多智能体建模的方法应用于居民居住区位决策行为和地价动态变化的研究中,旨在探索与模拟居民在居住选择过程中的复杂空间决策行为,以及居民之间、居民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导致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ABMRL模型由表征各类居民的多智能体层和表征地理环境的元胞自动层组成,对应人地关系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人类与自然环境。该模型认为居民迁居的动力源于内部的经济社会压力和外部的居住环境刺激。利用ABMRL模型模拟和验证了居住空间分异、圈层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绅士化等经典城市理论,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实验区,模拟了该区域居民居住空间分异的演化过程和地价的动态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