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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戚伟1,, 刘盛和1,, 金浩然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Calculation method and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China

QIWei1,, LIUShenghe1,, JINHaoran1,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刘盛和(1967- ),男,湖南衡阳人,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E-mail:liush@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16-10-10
修回日期:2017-01-1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4-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433008,41230632)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戚伟(1989- ),男,江苏泰州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人口地理研究。E-mail:qiwei@igsnrr.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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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通过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提出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算方法。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与县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结论:①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②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沿海、沿江、北部沿边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在沿海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极化格局,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③ 中国三分之二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半城镇化水平较高,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关键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核算方法;分布格局
Abstract
Improving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s regarded as a new target of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China. The gap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s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and registered population is caused by the larg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earch on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is paper clarified the statistic definitions of "local", "nonlocal" and "urban" for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Then two calculation methods, which were direct method and indirect method, were put forward to measur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Based on the 6th census data in China,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at county scale in 2010 was calculated. Besides, the comparison was conducted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s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residential population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In 2010,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reached 50.27%, while that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was only 39.34%. The cities and counties with a large immigrant floating population usually have a relatively high urbanization rate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2)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non-agricultural opportunities. Thus the urbanization rates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the coastal area, area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and in northern border area were relativ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inland area. The immigrant floating population mostly gathered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rea and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s a result, in these areas and cities, urbanization rates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were usually higher than that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3) In China, two thirds of cities and counties had a relatively low urbanization level. The urbanization rates of all the three types in these cities and counties were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should rais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through encouraging local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hile those well-developed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should upgrade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through promoting citizenization of immigrant floating population.

Keywords:registered population;urbanization rate;calculation method;spati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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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伟, 刘盛和, 金浩然.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J]. , 2017, 36(4): 616-63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4002
QI Wei, LIU Shenghe, JIN Haoran. Calculation method and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China[J]. 地理研究, 2017, 36(4): 616-632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704002

1 引言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基于中国户籍制度下的一种城镇化率测度,指常住在城镇地区同时拥有常住地户籍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而更为普遍使用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包括了常住在城镇地区但不具有常住地户籍的流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这些城镇流入人口并不能享受与本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与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存在差距[1,2]。因此,相较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科学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城镇化的质量[3-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涌现出大量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已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者,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逐步得到广泛关注[7-10]。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发布,指出当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并提出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的发展目标。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2016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作为十三五期间主要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一。因此,亟需开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相关研究,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基础科学支撑。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制度视角延伸了城镇化的内涵,丰富了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城镇化率一直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11]。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跨越50%,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率是否被高估的热议[12-18]。“户籍人口城镇化”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成为中国人口统计与城镇化研究的前沿之一。人口学、地理学等学界相关****提出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但核算时采用的数据源差异较大,包括公安部全国公民身份信息系统的个案数据库[19]、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非农业人口汇总资料[21,22]等不同来源,而这些数据对“城镇”“人口”等的统计界定都不够严谨。即使近年有部分****尝试用全样本的人口普查资料估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但是实际处理数据时也未剔除城镇户籍人口的流出人口部分[23]。此外,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国尺度、省级尺度,缺乏与户籍制度紧密相关的县市尺度的分布格局研究。据此,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分析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并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分布格局进行综合对比和类型划分,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基本测度

图1显示了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与其他各类人口间的关系图。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具有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双重属性。按人户分离特性划分,本地户籍城镇人口是本地户籍常住人口的一部分,具有本地户籍;按城乡地域类型划分,本地户籍城镇人口是城镇人口的一部分,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与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之和等于城镇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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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与其他类型人口的关系
-->Fig. 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registered urban population and other types of population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即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与常住总人口的比值,测算公式如下:
Uh=PuhPt×100%(1)
式中:Uh表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Puh表示本地户籍城镇人口; Pt表示常住总人口。
根据图1,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的差值,等式如下:
Uh=Ut-Ui=PutPt-PuiPt×100%(2)
式中:UtUi分别表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PutPui分别表示城镇总人口、外地户籍城镇人口。

2.2 统计口径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关键在于本地户籍城镇人口的核算。而核算本地户籍城镇人口,需要明确“本地”“户籍”“城镇”的统计口径。
(1)“本地”的统计口径。采用县市尺度区分“本地”和“外地”,其中,设区城市范围由全部市辖区构成,县级市、县等县级单元由自身行政范围构成。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定义设区城市市辖区内乡镇间人口分离人口不作为流动人口,即设区城市采用县市尺度区分“本地”和“外地”,而县、县级市等其他单元仍采用乡镇尺度区分“本地”和“外地”。考虑尺度可比性,统一采用县市尺度作为区分“本地”和“外地”的基本空间口径,市辖区内、县内、县级市内的乡镇间人户分离人口均作为“本地”人口处理。
(2)“户籍”的统计口径。户籍人口是指拥有一个地区户籍的人口,包括常住户籍人口和流出人口(一般指流出半年及半年以上)两部分。如果户籍登记地改变,称为户籍迁移人口,户籍人口包含已经取得本地户籍的户籍迁入人口,但不包含失去本地户籍的户籍迁出人口。在人口普查中,流出半年以下的人口也属于本地户籍常住人口,户口待定和在国外工作学习这两款人口也作为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处理。
(3)“城镇”的统计口径。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是从地域类型角度对常住人口的划分。常住人口是指常住在一个地区半年及半年以上的人口,包括本地户籍常住人口和流入人口两部分。相应地,城镇人口包括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和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两部分。按照2007年发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城区、镇区定义为与区、市(镇)政府驻地连接的实际建成区所涉及的村级行政单元,其他地域属于乡村[24,25]。国家统计局每年发布村级行政单元的城镇乡代码,是界定“城镇”统计范围的重要依据。城区与镇区的人口统称为城镇人口,这个定义与实际城镇建成区范围非常接近。

2.3 核算方法

综合上述界定,根据人口普查的统计条目和统计资料,对应式(1)和式(2),可以有两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
(1)直接核算法。分别汇总各县市城区和镇区的“居住在本乡、镇、街道,户口在乡、镇、街道”(第一款人口)、“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待定”(第二款人口)、“原住在本乡、镇、街道,现在国外工作学习”(第三款人口),以及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人口中的“本县(市、区)”(第四款人口),还有省内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第五款人口)。对于设区城市,本地户籍城镇人口等于五款人口之和;对于县、县级市等其他县级单元,第五款人口值等于0,因此本地户籍城镇人口等于前四款人口之和。最后,汇总各县市的常住总人口,根据式(1),即可核算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间接核算法。分别汇总各县市城区和镇区的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人口中的“本省其他县(市、区)”(第六款人口)、“省外”(第七款人口),以及省内人户分离人口中的“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第八款人口)。对于设区城市,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即从外地流入本地城镇地区的半城镇化人口)等于第七款人口与第八款人口之和;对于县、县级市等其他县级单元,外地户籍城镇人口等于第六款人口与第七款人口之和。进一步汇总各县市的城镇总人口、常住总人口,根据式(2),即可核算各县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进而得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直接核算法与间接核算法均是基于人口普查既有汇总条目提出的核算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对于非人口普查年份,常住人口、城镇人口以及人户分离人口数据没有进行全面的统计或汇总。由于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镇,可以根据非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抽样统计数据,采用城镇人口减去流入人口估算本地户籍人口,根据式(1)或者式(2)估算得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4 数据来源

所有人口数据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发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其中个别省份并未汇总县级数据,只发布地级数据。由于流入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以地级数据为总量控制,根据流入总人口在“本县(市、区)”“本省其他县(市、区)”“省外”三款人口的分配比例估算城镇地区这三款人口的数量。其中,城镇总人口等于常住总人口的县市,这三款人口也对应相等。“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这款人口全部分布在市辖区内,可以直接用于设区城市的本地户籍城镇人口核算。采用的地理信息基础数据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手册2011》数字化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普查时点的县市边界。在此基础上构建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空间数据库。2010年,共计2297个县市单元,包括287个设区城市、369个县级市和1641个其他县级单元。其中,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行政区划等级代码,贺州市的平桂管理区,大兴安岭地区的加格达奇、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以及铜仁地区的万山特区均不是市辖区建制,作为独立县级单元处理。本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南海诸岛只考虑西沙群岛。

2.5 数据划分

1974年联合国在《城乡人口预测方法》中论证城镇化水平随时间呈现“S”型增长曲线的演化规律[26],通常来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介于30%~70%之间说明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说明过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按照国际经验,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说明地区具有活跃的人口流动性特征[7],可作为衡量半城镇化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将10%、30%、50%、70%作为三类城镇化率数据划分的参考断点。其中,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采用0~30%、30%~50%、50%~70%、70%~100%四个划分档;分析半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时,采用0~10%、10%~30%、30%~50%、50%~100%四个划分档。

3 结果分析

3.1 县市尺度核算结果

2010年,2297个县市单元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为33.67%,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新林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最高,达95.42%,呼中区、伊春市、鞍山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超过90%;白玉县、和田县、水城县、昂仁县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均不超过2%。而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看,深圳市、晋城市、黄石市、呼中区、新林区、冷湖行委、西沙群岛七个县市单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100%;但是新疆的和田县、贵州的水城县及西藏的昂仁县、仲巴县、江达县、革吉县、尼玛县、岗巴县、巴青县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低,不到5%。两者差异体现在半城镇化率,2010年,深圳市、东莞市的半城镇化率最高,分别高达79.29%、70.13%;而河南省鹿邑县、民权县,以及西藏的岗巴县半城镇化率最低,不到0.05%。表1按照2010年城区人口规模排序[24],列出了主要城市的城镇化率数值及排序,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多居于前100位,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居于前100位的并不多,可见,中国超大、特大、大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偏低。
Tab. 1
表1
表12010年全国主要城市的城镇化率指标(按城区人口规模等级排序)
Tab. 1Urbanization rates of main cities in China in 2010 (Ranked by city population size)
县市名城市
规模等级
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
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排序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排序
半城镇化
率(%)
半城镇化
率排序
上海市超大城市53.2820790.606237.3225
北京市超大城市51.0324487.368636.3230
深圳市超大城市20.711940100.00179.291
广州市特大城市49.1327387.638038.5021
天津市特大城市59.0614886.229927.1682
重庆市特大城市51.2223968.6822417.46190
武汉市特大城市54.1719377.0716222.90116
东莞市特大城市18.32203988.467270.132
佛山市特大城市44.8338194.094149.2611
成都市特大城市50.6724985.1810934.5137
沈阳市特大城市74.694491.415616.71204
南京市特大城市58.6115481.3312822.72117
西安市I型大城市57.1317180.0814522.95113
哈尔滨市I型大城市66.218783.9111417.70185
杭州市I型大城市48.3029082.7011834.4038
大连市I型大城市65.719095.472729.7563
郑州市I型大城市51.5823586.449734.8635
青岛市I型大城市63.6210994.653331.0356
济南市I型大城市57.8816381.3612623.47110
长春市I型大城市63.9110781.3512717.45191
昆明市I型大城市58.3915791.825533.4342
合肥市I型大城市58.9815093.614534.6336
太原市I型大城市68.367592.055423.69108
厦门市Ⅱ型大城市34.8493488.337453.499
苏州市Ⅱ型大城市45.0837581.0913536.0231
长沙市Ⅱ型大城市63.2311495.832632.6049
乌鲁木齐市Ⅱ型大城市56.5017594.193837.6923
石家庄市Ⅱ型大城市75.923597.721721.81126
福州市Ⅱ型大城市59.2914596.672137.3824
无锡市Ⅱ型大城市48.5928477.8215629.2368
温州市Ⅱ型大城市34.5295388.407353.888
贵阳市Ⅱ型大城市53.1421083.0411529.9062
南宁市Ⅱ型大城市43.8840977.4815733.6040
兰州市Ⅱ型大城市67.887992.785024.9095
汕头市Ⅱ型大城市59.3614468.382279.03415
宁波市Ⅱ型大城市41.2354373.9818332.7547
南昌市Ⅱ型大城市69.606694.313524.7197
包头市Ⅱ型大城市59.3714390.636131.2655
中山市Ⅱ型大城市38.2471087.827749.5710

注:城市规模等级划分参考戚伟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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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所示,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排序绘制中国三类城镇化率的散点图,相应分档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不难发现,中国各县市处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S”型增长曲线的不同阶段,其中在数量上也是30%~50%档的县市最多,但城镇总人口却是70%~100%档的比例最高,占全国比例达44.30%。但是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散点分布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偏低的县市两者耦合度较高,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的部分县市两者离散度较高,30%~50%档的县市数量和本地户籍人口比例最高。从半城镇化率散点分布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偏低的县市半城镇化率也相对偏低,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的部分县市的半城镇化率显著增加,0~10%档的县市数量比例最大,占全国比例高达83.72%,但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10%~30%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半城镇化率介于70%~100%档的县市只有2个,即深圳市、东莞市,但是这两座城市外地户籍城镇人口比例却高达9.60%,其城镇地区集中了全国近十分之一的流入人口,可见中国城镇地区的流入人口具有显著的极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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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0年各县市三种城镇化率的散点分布图
-->Fig. 2Scatterplot of three types of urbanization rates at county level in 2010
-->

Tab. 2
表2
表22010年县市尺度三种城镇化率的分类统计表
Tab. 2Statistics of three types of urbanization rates at county level in 2010
城镇化
率(%)
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划分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划分按半城镇化率划分
县市数量
(个)
本地户籍城镇
人口(万人)
县市数量(个)城镇总人口
(万人)
县市数量
(个)
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万人)
0~1071(3.09%)59(0.11%)49(2.13%)51(0.07%)1923(83.72%)2011(13.81%)
10~30923(40.18%)9213(17.57%)776(33.78%)7490(11.18%)313(13.63%)5601(38.45%)
30~501043(45.41%)23558(44.93%)1007(43.84%)18933(28.26%)52(2.26%)5156(35.40%)
50~70196(8.53%)15897(30.32%)250(10.89%)10847(16.19%)7(0.30%)399(2.74%)
70~10064(2.79%)3708(7.07%)215(9.36%)29679(44.30%)2(0.09%)1398(9.60%)

注:括号内百分比数字代表该纵列项占全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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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省级尺度核算结果

将县市尺度的数据累加,汇总省级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以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表3列出了各省核算的具体数值和排序。2010年,天津、辽宁、上海、北京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高,分别达到55.41%、53.12%、52.70%、50.63%,均超过50%;而最低的仍然是西藏,仅达到16.16%。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看,较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这三个直辖市,分别达到89.30%、85.96%、79.44%,均超过70%;西藏最低,仅达到22.67%。从半城镇化率来看,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浙江的半城镇化率相对较高,均超过20%;河南、江西、河北较低,均不超过5%。不难发现,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上海、北京、广东、天津等省份,外来户籍城镇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Tab. 3
表3
表32010年全国分省的城镇化率指标
Tab. 3Urbanization rates of all provinces in China in 2010
省级
行政区
所属
区域
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
户籍人口城
镇化率排序
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排序半城镇化
率(%)
半城镇化
率排序
北京东部50.63485.96235.332
天津东部55.41179.44324.024
河北东部39.211443.94204.7329
上海东部52.70389.30136.601
江苏东部47.39760.22712.838
浙江东部39.451361.64622.195
福建东部38.711657.09818.386
山东东部42.66949.71137.0519
广东东部38.171766.17428.003
海南东部37.162149.691512.539
山西中部41.251148.05166.8020
安徽中部37.342042.99235.6427
江西中部39.191543.75214.5730
河南中部34.262338.52274.2631
湖北中部42.141049.70147.5518
湖南中部37.541943.31225.7726
辽宁东北53.12262.1559.0314
吉林东北47.72653.36115.6428
黑龙江东北49.38555.6696.2824
内蒙古西部41.051255.531014.487
广西西部32.292640.02267.7216
重庆西部42.95853.031210.0713
四川西部32.272740.22257.9515
贵州西部27.893033.78305.8925
云南西部27.932934.72296.7821
西藏西部16.163122.67316.5122
陕西西部38.031845.70187.6717
甘肃西部29.502835.94286.4423
青海西部33.362444.721911.3610
宁夏西部36.612247.961711.3511
新疆西部32.322542.792410.4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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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小到大排列,绘制省级尺度各类城镇化率的散点图(图3),分档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省级尺度来看,中国大部分省级单元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集中在30%~50%档之间,包含的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比例高达84.17%,没有省级单元的城镇化率超过70%。而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划分,虽然整体上仍然表现为大部分省级单元的城镇化率都集中在30%~50%档,但是城镇化率超过50%的省级单元增加到12个,其中超过70%的有3个。从半城镇化率划分角度看,全国所有省级单元的半城镇化率均小于50%,其中有18个省级单元低于10%,其他13个省级单元半城镇化率超过10%,但是这13个省级单元集中了全国60.30%的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不难发现,与县市尺度类似,省级尺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的省份往往得益于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自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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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0年各省级单元三种城镇化率的散点分布图
-->Fig. 3Scatterplot of three types of urbanization rates at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in 2010
-->

Tab. 4
表4
表4省级尺度三种城镇化率的分类统计表
Tab. 4Statistical table of three types of urbanization rates at provincial level in 2010
城镇化率(%)按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划分按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划分按半城镇化率划分
省级单元
数量(个)
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万人)省级单元
数量(个)
城镇总人口(万人)省级单元数量(个)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万人)
0~100(0%)0(0%)0(0%)0(0%)18(58.06%)5782(39.69%)
10~304(12.90%)3056(5.82%)1(3.23%)68(0.10%)11(35.48%)7249(49.77%)
30~5023(74.20%)44132(84.17%)18(58.06%)35844(53.50%)2(6.46%)1535(10.54%)
50~704(12.90%)5247(10.01%)9(29.03%)26319(39.28%)0(0%)0(0%)
70~1000(0%)0(0%)3(9.68%)4769(7.12%)0(0%)0(0%)

注:括号内百分比数字代表该纵列项占全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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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国尺度核算结果

进一步汇总全国的三类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达6.70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实际居住在城镇和乡村地区的人口各占一半左右。本地户籍城镇人口达5.24亿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39.34%。相应地,外地户籍城镇人口达1.46亿人,半城镇化率达10.93%。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指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与本文核算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3%左右的差距。主要原因如下:“36%”这个数据是根据非农业户口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例核算得到2012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而非农业户口人口并不是常住人口概念,与城镇人口也不等价,许多城城间的流动人口也具有非农业户口。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非农业人口也将逐步不再统计。此外,考虑到设区城市与其他县级单元的可比性,本文将县、县级市等其他县级单元内城镇地区的乡镇间人户分离人口作为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处理,2010年这部分人口达0.4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3.12%。如果将这部分人口算作外地户籍城镇人口,201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6.22%,相应半城镇化率为14.05%。

4 分布格局

4.1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

重点分析县市尺度分布格局,绘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四档分布地图(图4)。总的来看,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三条轴带上,一是从新疆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向东延伸到东北三省的北方沿边带,二是从京津冀地区向南延伸到珠三角地区的东部沿海带,三是从长三角地区向西延伸到川渝地区的中部沿江带,而处于中西部的大部分内陆腹地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偏低。具体来看:70%~100%档的县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最高,但数量少、分布散,仅在东北的大兴安岭、长白山等地区分布相对集中,其他主要分散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的嘉峪关市、奎屯市等县市也属于该类型。50%~100%档的县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过半,整体上以设区城市为主,呈现分散分布,主要分布在东北的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和东部的京津唐、山东半岛、江苏、福建、湖北、河南等地区,西部主要分布在蒙西地区和新疆的乌鲁木齐周边地区,四个直辖市的市辖区均属于该类型。30%~50%档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尚不过半,在中部、东部和西北地区呈连片分布,尤其是河北南部到广州的沿海地区,以及江苏、徽南、赣北、湘北、湖北、重庆等构成的沿江地区,内蒙古中部和宁夏北部、陕西北部的连接地区,新疆北部地区,以及东北的辽东延伸至吉林地区。0~30%档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低,在近西部和西部地区呈连片分布,尤其是新疆南部、青藏地区、陕甘宁地区、云贵川桂地区分布最广,以及中部的河南、徽北、湘西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苏南地区、浙江等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高,甚至低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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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0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
-->Fig.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0
-->

4.2 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及半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对比

图5所示,绘制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四档对应的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档县市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而城镇化率较低档县市的分布范围相对萎缩,但整体上,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也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东部沿海、中部沿江三条轴带上。具体来看:70%~100%档,除了东北大兴安岭、长白山地区及其周边外,珠三角地区也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特征,而珠三角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绝大部分处于50%以下。此外,绝大部分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也达到70%,而其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多处于50%~70%,甚至50%以下。处于50%~70%档,除了东北的吉林西部、黑龙江外,沿海的长三角地区、福建、山东半岛、粤西的分布密集度也显著提升,中西部地区县市也显著增加。其中,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处于较低水平的新疆南部、青藏地区也出现了部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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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
-->Fig. 5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residential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0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半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不同,半城镇化率的分布呈现典型的“空间极化”特征(图6),2010年,中国绝大部分县市的半城镇化低于10%,流动人口高度集聚分布在少数县市,高值区呈分散分布。具体来看:半城镇化率水平较高的县市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的最为集中,以及蒙西、青海北部、乌鲁木齐周边,呈连片分布,其次为山东半岛、福建海峡西岸,而东北、中部、近西部主要以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为主,分布相对分散。不难发现,这些地区户籍城镇化率水平并不一定具有显著优势,但半城镇化率显著提升了这些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外来流入人口对当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显著拉动作用。因而,相较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中的高值区收缩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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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10年中国半城镇化率分布格局
-->Fig. 6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2010
-->

4.3 分布格局解释

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因素非常多,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格局的驱动因素。包括:① 地形起伏度,采用封志明等的算法[26],反映自然地形地貌的影响;② 人均GDP,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与常住人口的比值计算,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③ 二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采用人口普查全样本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之和,反映非农就业机会的分布;④ 平均工资,采用各县市汇总数据,反映地区生活收入水平;⑤ 万人大学以上人数,采用人口普查全样本数据计算,反映教育水平和人才分布。数据来源为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以及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县域统计年鉴等资料。逐步回归将解释变量逐个带入模型,每次有解释变量加入都进行F检验,并对入选的解释变量进行逐个的t检验,直到最后入选的解释变量只包含显著性变量,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为了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结果对比,在表5中还列出了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
Tab. 5
表5
表5基于多元逐步回归的三种城镇化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
Tab. 5Influenc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for three types of urbanization rates based on multiple regression
被解释变量逐步回归次数解释变量
地形起伏度二三产业人口比例万人拥有本科以上人数人均GDP平均工资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排除0.746***排除排除排除
2-0.209***0.678***排除排除排除
3-0.238***0.552***0.186***排除排除
4-0.214***0.573***0.190***排除-0.076***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1排除0.851***排除排除排除
2排除0.672***0.288***排除排除
3-0.127***0.613***0.317***排除排除
4-0.121***0.579***0.302***0.074***排除
5-0.108***0.587***0.303***0.083***-0.040***
半城镇化率1排除排除0.702***排除排除
2排除0.412***0.446***排除排除
3排除0.320***0.412***0.190***排除
40.137***0.377***0.378***0.205***排除
50.124***0.369***0.377***0.196***0.041***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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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相关性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只有4个因素,即二三产业人口比例、万人拥有本科以上人数、地形起伏度、工资水平。其中,二三产业人口比例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相关性最大,工业化和信息化推动的非农就业是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万人拥有本科以上人数也呈现正相关,具有良好教育资源的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往往也相对较高;地形起伏度呈现负相关,即地形起伏度较小的平原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更高;工资水平也呈现微微的负相关,工资水平较高未必具有较高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例如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较高但是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逐步回归结果相似,不同的是,人均GDP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正相关作用也表现为显著。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地区经济水平更为一致。而半城镇化率的逐步分析结果显示,5个影响因素均呈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正相关性,流动人口趋向于非农就业机会多、经济发展水平好、优势教育资源集中、工资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对地形等自然环境要素考虑较少,例如,在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区的地形起伏度较大,但是其中许多社会经济发达县市的城镇地区也吸引了较多的流动人口进入,同样具有较高的半城镇化率。

5 城镇化综合类型划分及政策启示

对每个县市而言,三类城镇化率存在内生关系,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之和等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三类城镇化率可以形成不同的组合关系,可以识别其城镇化率相对于全国的发展水平。首先,根据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全国水平50.27%作为分界线,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划分为高值型(H型)和低值型(L型);然后,根据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全国水平39.34%和半城镇化率的全国水平10.93%,识别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半城镇化的组合关系,即HH型、HL型、LH型、LL型;最后,将这个组合关系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两类再组合,得到8种三维组合类型,实现城镇化综合类型的划分。按照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的顺序,依次为HHH型、HHL型、HLH型、HLL型、LHH型、LLH型、LHL型及LLL型。实际计算结果显示,HLL型和LHH型不存在,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或低于)全国水平,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半城镇化率均低于(或高于)全国水平的情况不存在。其他6种三维组合类型的分布格局如图7所示,统计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不同类型的分布特征,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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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010年中国城镇化综合类型划分图
-->Fig. 7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types in China in 2010
-->

Tab. 6
表6
表62010年不同城镇化综合类型县市的分类统计表
Tab. 6Statistical table of different comprehensive urbanization types at county level in 2010
县市类型县市数量(个)地域面积(万km2)城镇总人口(万人)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万人)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万人)
HHH型240(10.45%)114(12.09%)28824(43.02%)19751(37.67%)9073(62.29%)
HLH型59(2.57%)20(2.15%)5098(7.61%)2083(3.97%)3014(20.68%)
LLH型43(1.87%)50(5.30%)840(1.25%)571(1.09%)269(1.85%)
HHL型161(7.01%)75(7.90%)6486(9.68%)5833(11.12%)654(4.49%)
LHL型252(10.97%)61(6.44%)6567(9.80%)6203(11.83%)364(2.50%)
LLL型1542(67.13%)625(66.12%)19186(28.64%)17993(34.32%)1193(8.19%)

注:括号内百分比数字代表该纵列项占全国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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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HH型,三类城镇化率均高于全国水平。主要分布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珠三角地区,东北、中部、近西部的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以及西北的内蒙古中部、兰州—西宁地区、青海西部、新疆北部等,新疆南部、西藏、内蒙古东部边境地区也有少量分布。虽然数量和面积只占全国的10%左右,但城镇总人口和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均占全国40%左右,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的62.29%。这类地区多是区域或地区的中心城市,城镇地区的本地户籍人口和外地流入人口数量均较多,重点要协调两类人口的社会公共服务资源配给,加快外来流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2)HLH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仅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南部、鄂尔多斯及周边地区等,其余少量县市呈分散分布。这类地区数量和面积占全国比例均只有2%左右,城镇总人口和本地户籍城镇人口不足全国的10%,但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的20.69%。这类地区的较高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外来流入人口,应加快这些外来人成为新市民。例如深圳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100%,但近80%的城镇人口均没有深圳户籍,推进市民化进程尤为迫切。
(3)HHL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仅半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主要分布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长白山地区等林区,东部和中部呈分散分布,新疆北部也有少量分布。数量和面积占全国的7%左右,城镇总人口和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的10%左右,但外地户籍城镇人口仅占全国的4.49%。这类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主要依赖于本地城镇人口,对外来人口吸引力不足。在林区、山区等生态敏感区人口居住地域类型以城镇为主,并保持较低的人口密度;其他HHL型的县市应适当提升自身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4)LLH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仅半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主要分散分布在西北半壁的新疆、内蒙古中部、青海、川西等地区。该类型县市数量最少,数量比例只占1.87%,但面积比例占了全国5.30%,主要由于这类型县市多分布在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其三类城镇人口占全国比例均不足2%,其中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比例较高。这类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同样依赖于外来流入人口的拉动,但尽管如此,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水平还是低于全国。一方面需要积极吸引外来流动人口的落户,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本地乡村人口的就地城镇化进程。
(5)LHL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全国水平,仅本地户籍城镇人口高于全国水平。主要分布在江苏北部、山东东部及南部、湖北中部、福建西北部、湖南东北部、广东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等,西北半壁也有少量分布。这类地区数量占全国10%左右,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11.83%,但外地户籍城镇人口只占2.5%。这类地区自身所处地域的人口密度水平并不低,具有一定的人口优势,但多接近其他人口集聚中心,例如苏北靠近长三角、广东西部靠近珠三角、湖北中部靠近武汉、湖南东北部靠近长株潭,人口集聚能力相对偏弱,甚至有较多的人口输出。应主动融入周边的区域发展中心,加强区域分工合作,积极承接区域发展中心的部分疏散人口。
(6)LLL型,三类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这类城市在全国分布范围最为广袤,尤其是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该类型集中了全国67.13%的县市,即三分之二的县市,占全国面积达66.12%,但城镇总人口仅占全国的28.64%,外来户籍城镇人口占全国比例不到10%。可见,全国近70%地区的城镇率低于全国水平,两极分化特征显著。这些地区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潜力地区,应突出就地城镇化,通过提高自身的本地户籍城镇化率拉动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厘清了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根据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测算公式提出了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方法。据此,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主要结论为:
(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两者差距即外来户籍城镇人口产生的半城镇化率达10.93%。无论从县市尺度,还是省级尺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即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2)沿海、沿江、北部沿边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的特征,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分布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受到户籍政策影响,大量流动人口向东南沿海的城市群地区,东北、中部和西部的省会和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呈现显著的极化特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偏低。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多数县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7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50%。
(3)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流动人口市民化压力较大,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发展潜力较大。依次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与全国水平进行比较,三者均低于全国水平的县市占三分之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潜力相对较大,这些地区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自身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剩余30%中多数县市的半城镇化率高于全国水平,尤其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地区,及其他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最为突出,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衡量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的一种定量测度,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显著偏低的地区需要积极优化人口落户政策。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不是判断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定量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是反映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基本指标,目前,中国绝大部分县市处于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国当前户籍和市民化政策多以城市为单元进行调控,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的核算更有利于政策制定的参考,此外,从县市尺度到省级尺度、全国尺度的核算过程更加准确,也为全国和区域制定人口和城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随着“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将成为解释中国人口和城镇发展进程的重要研究角度之一,基于时间序列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演化规律与机制是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Sun Hongling, Tang Weibing, Shen Yumou.The 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per capita public servic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 (5): 18-3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通过对人口普查反映的各地常住人口-9户籍人口的差异性分析,认为阻碍人的城镇化看似是户籍制度实则是财政体制问题.因为在省域财政体内农村户口转入城镇早巳不成问题,全国现有2.7亿农民工包括抚养人口共约4亿人不能入城,主要就是省级承包式分税制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带来中西部农村人口不能向东部城市迁徙的区域性城乡二元结构所致。据测算,这种新的二元结构致使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滞后了29.58个百分点。相应压缩民生消费达30万亿元之巨.2l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投资、GDP与财政收入、生态环境等损失约相当于半个东部地区。本文运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借鉴德国财政平衡方法。探求出了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人”计算公式。实证表明,按“标准人”公式规范化再分配.即可结合国情与国际接轨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税制.让人口随劳动力迁徙到哪里就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这样发挥市场机制“用脚投票”作用推进人的城镇化,就能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以释放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
[2]钟水映, 李魁. 农民工“半市民化”与“后市民化”衔接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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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508X.2007.03.00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 分"半市民化"和"后市民化"两步走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在于"后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半市民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打开农民工通 向"后市民化"的壁垒,即从经济系统、制度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自我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构建起二者的衔接机制。
[Zhong Shuiying, Li Kui.The carryover from semi-citizenship to post-citizenship.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 24(3):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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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一星. 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
. 城市规划, 2006, (S1): 32-35, 4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提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八了中期加速阶段;中国近期 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 的超高速;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 相适应,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Zhou Yixing.Thought on the spee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6, (S1): 32-35, 4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提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镇化水平达到25%上下后就进八了中期加速阶段;中国近期 城镇化的超高速增长主要是口径调整的结果,有水分;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正在经历韩国和日本历史上有过的超高速城镇化,但是不能要求在全国尺度上重现这样 的超高速;我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应当和经济增长、资源、环境保持相对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城镇化”;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 相适应,应该更多地关注城镇化的质量。
[4]方创琳, 王德利. 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
. 地理研究, 2011, 30(11): 1931-194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10001URLMagsci摘要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lt; 社会城市化质量&lt;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quot;内陆&rarr;沿海&rarr;内陆&rarr;沿海&rarr;整体提高&quot;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Fang Chuanglin, Wang Deli.Comprehensive measures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11): 1931-194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1110001URLMagsci摘要
城市化质量是经济城市化质量、社会城市化质量和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有机统一,城市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加快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借助象限图法,通过对城市化质量、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互动协调关系的分析,从经济、社会、空间三方面提出了由三类指标、12项具体指标组成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综合测度的三维指标球及判别标准值,引进阿特金森模型,构建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分要素测度模型和分段测度模型,进而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1980~2008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并正在缓慢提升,但提质速度慢于提速速度;分类城市化质量呈现出经济城市化质量&lt; 社会城市化质量&lt; 空间城市化质量的态势;全国分省城市化发展质量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并呈现出&quot;内陆&rarr;沿海&rarr;内陆&rarr;沿海&rarr;整体提高&quot;的时空差异性,东部地区城市化质量总体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质量与城市规模不存在对应关系,并不是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化质量越好,人口城市化水平并不能反映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高低。
[5]段成荣, 邹湘江.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 人口研究, 2012, 36(2): 45-49.
URLMagsci摘要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Duan Chengrong, Zou Xiangjiang.China's urban population exceeding half: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opulation Research, 2012, 36(2): 45-49.]
URLMagsci摘要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6]王洋, 方创琳, 王振波.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 地理研究, 2012, 31(7): 1305-131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7001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Wang Yang, Fang Chuanglin, Wang Zhenbo.The study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urbanization division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7): 1305-1316.]
https://doi.org/10.11821/yj201207001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县为基本单元,从人口、经济和社会三方面构建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对县级单元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及其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驱动力;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对综合城镇化水平进行分区。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是反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的两大子类型;综合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行政等级性;划分全国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滞后型和综合城镇化非滞后型四大城镇化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和行政力是全国层面的两大驱动因素;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人文地理领域进行分区研究,中国人口城镇化分区模式为北高南低,经济城镇化分区模式为东高西低。
[7]刘盛和, 邓羽, 胡章.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及空间分布特征
. 地理学报, 2010, 65(10): 1187-1197.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1-0827-8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Liu Shenghe, Deng Yu, Hu Zhang.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method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regional type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ca, 2010, 65(10): 1187-1197.]
https://doi.org/10.1007/s11442-011-0827-8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随着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和影响日趋深远,各级政府在制订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区域与城市规划等各类重大决策时,亟需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同地域类型。本文在综合比较现有流动人口地域类型划分方法优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型指标及其修正方法,并根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区县的流动人口数据,运用以上多种划分方法实证研制出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多种划分方案,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综合考虑净迁移率和总迁移率的复合指标法,可以同时测度区域流动人口的方向性与活跃度,兼具以上两种单一性指标法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能清晰地分辨出区域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的规模均比较大的平衡型活跃区这种独特类型,具有显著的优势。② 进一步考虑份额指标的修正型复合指标法,能有效地消除因区域人口总量过小或过大而导致流动人口活跃度被高估或低估的偏差,划分结果更加符合实际。③ 中国流动人口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其自然环境、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关系密切。中国各类流动人口活跃区主要分布在位处第三阶梯和大于800 mm等降雨线的东部季风区,其人口密度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p>
[8]Fan C C.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Oxon: Routledge, 2008.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937372URL摘要
Abstract China on the Move offers a new and more thorough explanation of migration, which integrates knowledge from geography, population studies, sociology and politics;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of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ssociated with powerful migration streams so essential to Chinese development. Using 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clear and attractive illustrations (maps, tables, and charts) of findings based on census, survey and field data, and selected qualitative material such as migrants' narratives, this book provides an updated, systematic, empirically rich, multifaceted and lively analysis of migration in China.
[9]Zhang K H, Song S F.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analys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4): 386-400.
https://doi.org/10.1016/j.chieco.2003.09.018URLMagsci摘要
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and unprecedented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reated by the history's largest flow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ttempts (a) to assess the role of the cityward migra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1978–1999 and (b)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factors behind the migration boom with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data. We find that (a) rural–urban migration made domin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b) while moving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economy, the causal link runs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migration, not vice versa; (c) interprovince migrant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rural–urban income gap and discouraged by their geographic distances to destinations; and (d) the amount of intraprovince migrants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rural–urban income gap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that province.
[10]Wang X R, Hui E C M, Choguill C, et al. 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in China: Which way forward?.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7: 279-284.
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15.02.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followed a unique course and transformed the country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Yet problems have arisen and the New Urbanization Policy 2014鈥2020 is designed to overcome many of these. This policy note outlines the objectives of the new policy, including a partial relaxation of the strict urban residency ( hukou ) rules, the move toward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and the expected changes that will occur in rural areas,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rural land.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number of questions that do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satisfactorily answered by the new policy. Will the differentiated hukou system be effective? Will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rural land be curbed? Will the new urbanization make China's cities more or less efficient? What are the plans to reform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How will the problem of los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s be addressed? The new policy is viewed as an important first step, but unanswered questions remain.
[11]Knox P L, McCarthy L. Urban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
Boston: Pearson, 2012.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Urbanization :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geography Paul L. Knox Prentice-Hall, c1994
[12]Dudley L, Poston Jr, Yaukey D, et al.The Population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Springer, 1992.
https://doi.org/10.1080/003247203100014771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Student~ interested in world populations and demography inevitably need to know China.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of the world, China occupie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world population system. How its population is shaped by the intricate interplays among factors such as it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reality, government policies, sociocultural traditions, and ethnic divergence represents at once a fascinating and challenging arena fo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Yet, for much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population studies have developed into a mature science, precise information and sophisticated analysis abou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d largely remained either lacking or inaccessible, first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databases due to almost uninterrupted strife and wars, and later because the society was closed to the outside observers for about three decades since 1949. Sinc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ngs have dramatically changed. China has embarked on an ambitious reform program where modernization became the utmost goal of societal mobilization. China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rely on imprecise census or survey information for population-related studies and policy planning, nor to remaining closed to the outside world. Both the gathering of more precise information and access to such information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in the 1980s. Systematic observations, analyses and reporting abou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ve surfaced in the population literature around the globe.
[13]朱宇. 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 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 人口研究, 2012, 36(2): 31-36.
Magsci摘要
从迄今国际通行的传统城乡人口划分原则和标准以及当今城乡界限淡化背景下城乡人口划分和统计的演变趋势两个方面,对2011年末中国大陆51.27%的城镇化率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基本上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不应因为城镇化进程中某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我国已有半数以上人口聚居于城镇、且拥有国际公认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的事实。文章还认为,我国现行的城镇化数据不仅没有高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反而存在着未能涵盖大量具有相当城镇特性、但仍未被纳入常规市镇人口统计的&quot;准城镇人口&quot;,从而低估实际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改进。
[Zhu Yu.Is the figure of 51.27 percent an over-estim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Some thou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Population Research, 2012, 36(2): 31-36.]
Magsci摘要
从迄今国际通行的传统城乡人口划分原则和标准以及当今城乡界限淡化背景下城乡人口划分和统计的演变趋势两个方面,对2011年末中国大陆51.27%的城镇化率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基本上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不应因为城镇化进程中某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我国已有半数以上人口聚居于城镇、且拥有国际公认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的事实。文章还认为,我国现行的城镇化数据不仅没有高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反而存在着未能涵盖大量具有相当城镇特性、但仍未被纳入常规市镇人口统计的&quot;准城镇人口&quot;,从而低估实际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改进。
[14]李浩. 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的国际现象观察: 兼论中国城镇化发展现状及思考
. 城市规划学刊, 2013, (1): 43-50.


[Li Hao.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observation of urbanization rate exceeding 50% threshol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 (1): 43-50.]

[15]段成荣, 杨舸, 马学阳. 中国流动人口研究.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Duan Chengrong, Yang Ge, Ma Xueyang.Research o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Beijing: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16]刘彦随, 杨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11-102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URLMagsci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Liu Yansui, Yang Ren.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11-1020.]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08001URLMagsci摘要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17]张车伟, 蔡翼飞. 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动与人口合理分布
. 中国人口科学, 2012, (6): 44-57, 111-112.
URL摘要
文章利用不同来源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化主要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镇”人口扩张对城镇化的作用不断增强,2000年后,呈现出人口聚集“市化”和“镇化”共同驱动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城镇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趋势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十几年城市群吸引人口和经济聚集能力不断增强,正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基于城市人口规模与位序关系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城市人口扩张速度越快,同时城市人口分布趋向于符合齐普夫定律,表明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布逐渐趋于合理,但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华南地区的中小城市发育仍显不足。文章指出,不同空间维度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任务是不同的,应实施有差别的促进政策。
[Zhang Juwei, Cai Yifei. General trends of urbanization and ration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in China
.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2, (6): 44-57, 111-112.]
URL摘要
文章利用不同来源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格局变化主要表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镇”人口扩张对城镇化的作用不断增强,2000年后,呈现出人口聚集“市化”和“镇化”共同驱动特征;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城镇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趋势未发生根本改变;近十几年城市群吸引人口和经济聚集能力不断增强,正成为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基于城市人口规模与位序关系的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城市人口扩张速度越快,同时城市人口分布趋向于符合齐普夫定律,表明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布逐渐趋于合理,但华中地区的大城市、华南地区的中小城市发育仍显不足。文章指出,不同空间维度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与任务是不同的,应实施有差别的促进政策。
[18]秦佳, 李建民.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 人口研究, 2013, 37(2): 25-40.
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文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是造成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会改变其他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与一些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在控制主要因素后发现,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Qin Jia, Li Jianmin.Spati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2): 25-40.]
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文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是造成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会改变其他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与一些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在控制主要因素后发现,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19]袁艳. 关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探讨
. 科学经济社会, 2015, 33(1): 115-12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815.2015.01.024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构建户籍口径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市民人口城镇化率等统计指标,以接近“人的城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标杆,对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传统指标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就改进政府政绩评价和城镇化的统计工作提出了建议.
[Yuan Yan.A discussion on urbanization level of registered population.
Science Economy Society, 2015, 33(1): 115-12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2815.2015.01.024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围绕国家新型城镇化,构建户籍口径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市民人口城镇化率等统计指标,以接近“人的城镇化”的内涵.在此基础上,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标杆,对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传统指标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就改进政府政绩评价和城镇化的统计工作提出了建议.
[20]王晓丽. 中国人口城镇化质量研究
. 天津: 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2011年,城镇人口规模为6.91亿,其中,乡-城流动人口为2.3亿,人口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50%,达到51.27%,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52.57%,增加了1.3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率过半,标志着中国从农业人口大国转变为城镇人口大国。然而,人口城镇化过半的水平是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并视为城镇人口的统计结果。2011年,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仅为35%,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差的16.27%恰恰是乡-城流动人口比重。由于我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受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影响,乡-城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换言之,16.27%的乡-城流动人口仅仅是农民向农民工转换,并非彻底的市民化,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反映城镇化的低质量发展。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本研究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由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居住市民化、市民化行为、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五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内容涉及意愿市民化、态度市民化、文化市民化、经济市民化、政治市民化、家庭市民化、教育市民化、就业市民化、社会保险市民化、社会关系市民化、人力资本市民化等方面,测算了我国及各省市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全国范围内的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为0.478,表明乡-城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居住等综合条件仅及城市市民的47.8%。五维度中,市民化意愿与居住市民化水平较高,分别为0.731、0.714;市民化行为、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偏低,分别为0.363、0.406;市民化能力为0.588。整体看,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主要由于市民化行为和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较低所致,进一步分析,政治市民化、社会保障及就业市民化较低拉低了市民化综合水平。 不同人口特征市民化综合水平不同。研究结果表明:男、女性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475、0.482;第一、二代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489、0.469;受教育年限为1、6、9、12、14年的市民化平均水平分别为0.450、0.459、0.471、0.499、0.532、0.563,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数逐渐提高;从事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市民化水平均有所不同,基本上是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高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市民化水平。 全国31省市中,市民化程度较高前三省市是上海、北京、广东,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543、0.531、0.514;市民化综合水平较低的前三省市是西藏、湖南、云南,整体市民化水平分别为0.414、0.428、0.432。分别以市民化综合水平、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市民化行为、居住市民化、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对31省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产业、制度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以及各维度指标均呈现地区差异。市民化综合水平、市民化能力、居住市民化、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大致按东、中、西聚类,并依序递减(除个别省市外);市民化意愿大致按东、西、中聚类,并依序递减;市民化行为虽然也具有地区差异,但东、中、西差异并不明显。 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以来,城乡居民户籍身份的差别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户籍迁移,同时不同身份特征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改革开放后限制人口流迁功能逐渐淡化,但是附加在不同户籍身份的医疗、养老、居住、就业、教育、公共文化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功能更为突出。近年来,虽然各地均在探索户籍改革制度方案,但目的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吸引技能型和学历型劳动力,对于较低层次的乡-城流动人口的限制条款和附加条件颇多,因此,户籍制度仍然是致使乡-城流动人口“半市民化”最根本的原因。影响市民化的非制度层面因素包括人口、经济、就业、地区以及主观意愿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市民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控制人口变量后,收入水平、就业类型、不同地区、户籍迁入意愿等变量均影响市民化水平。 在“半市民化”状态下,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有多高?本研究从质与量相结合的角度测算的2011年城镇化水平为42.28%,比现行的城镇化水平51.27%低8.99个百分点。不同地区的城镇化率与城镇化水平相差2.84-25.39%区间不等,东部省份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部最小。从市民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率显然高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反映城镇化发展处于低质量状态。 最后,针对现阶段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一系列对策和建议,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搭建各种平台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等。
[Wang Xiaoli.The quality of China's urbanization.
Tianj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Nankai University, 2013.]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2011年,城镇人口规模为6.91亿,其中,乡-城流动人口为2.3亿,人口城镇化水平首次超过50%,达到51.27%,2012年进一步增加到52.57%,增加了1.3个百分点。人口城镇化率过半,标志着中国从农业人口大国转变为城镇人口大国。然而,人口城镇化过半的水平是伴随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镇并视为城镇人口的统计结果。2011年,城镇户籍人口占比仅为35%,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相差的16.27%恰恰是乡-城流动人口比重。由于我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是与户籍制度捆绑在一起的,受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影响,乡-城流动人口的生产、生活、就业、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换言之,16.27%的乡-城流动人口仅仅是农民向农民工转换,并非彻底的市民化,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反映城镇化的低质量发展。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本研究以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由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居住市民化、市民化行为、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五维度构成的指标体系,内容涉及意愿市民化、态度市民化、文化市民化、经济市民化、政治市民化、家庭市民化、教育市民化、就业市民化、社会保险市民化、社会关系市民化、人力资本市民化等方面,测算了我国及各省市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全国范围内的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为0.478,表明乡-城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居住等综合条件仅及城市市民的47.8%。五维度中,市民化意愿与居住市民化水平较高,分别为0.731、0.714;市民化行为、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偏低,分别为0.363、0.406;市民化能力为0.588。整体看,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主要由于市民化行为和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较低所致,进一步分析,政治市民化、社会保障及就业市民化较低拉低了市民化综合水平。 不同人口特征市民化综合水平不同。研究结果表明:男、女性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475、0.482;第一、二代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489、0.469;受教育年限为1、6、9、12、14年的市民化平均水平分别为0.450、0.459、0.471、0.499、0.532、0.563,表明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指数逐渐提高;从事不同职业、不同行业、不同部门市民化水平均有所不同,基本上是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高于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市民化水平。 全国31省市中,市民化程度较高前三省市是上海、北京、广东,市民化综合水平分别为0.543、0.531、0.514;市民化综合水平较低的前三省市是西藏、湖南、云南,整体市民化水平分别为0.414、0.428、0.432。分别以市民化综合水平、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市民化行为、居住市民化、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对31省市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由于地区间社会、经济、产业、制度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综合水平以及各维度指标均呈现地区差异。市民化综合水平、市民化能力、居住市民化、基本社会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大致按东、中、西聚类,并依序递减(除个别省市外);市民化意愿大致按东、西、中聚类,并依序递减;市民化行为虽然也具有地区差异,但东、中、西差异并不明显。 影响乡-城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因素也有非制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自1958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登记条例》以来,城乡居民户籍身份的差别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户籍迁移,同时不同身份特征享有不同的社会保障待遇。改革开放后限制人口流迁功能逐渐淡化,但是附加在不同户籍身份的医疗、养老、居住、就业、教育、公共文化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不平等的功能更为突出。近年来,虽然各地均在探索户籍改革制度方案,但目的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吸引技能型和学历型劳动力,对于较低层次的乡-城流动人口的限制条款和附加条件颇多,因此,户籍制度仍然是致使乡-城流动人口“半市民化”最根本的原因。影响市民化的非制度层面因素包括人口、经济、就业、地区以及主观意愿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市民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控制人口变量后,收入水平、就业类型、不同地区、户籍迁入意愿等变量均影响市民化水平。 在“半市民化”状态下,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有多高?本研究从质与量相结合的角度测算的2011年城镇化水平为42.28%,比现行的城镇化水平51.27%低8.99个百分点。不同地区的城镇化率与城镇化水平相差2.84-25.39%区间不等,东部省份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次之,东北部最小。从市民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率显然高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反映城镇化发展处于低质量状态。 最后,针对现阶段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一系列对策和建议,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搭建各种平台促进乡-城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等。
[21]杨华磊, 周晓波, 吴义根. 省际及城乡无差距下的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与城镇化率
. 区域经济评论, 2014, (6): 130-1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919.2014.06.024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省际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无差距的研究目标下,采用规划的方法,回答了"落后地区省份还需要迁移出多少人口,发达省份还需要迁入多少人口,才能达到省际无收入差距和省际人口流动趋于平缓"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如今农村人口还需要迁移到城镇多少,全国和各省合理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时,才能达到城乡无差距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缓慢"的问题。其一,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提升过程中,省际收入差距正在缩短,而这种缩短更多是由于省际人口迁移引致省际人均产值重新分配。其二,最近10年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同样引致城乡差距缩小的更多是乡村人口、农业人口或第一产业人口持续转移到城镇、非农业及二、三产业上引致人均产值的重新分配。其三,城镇化依然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关键因子。
[Yang Hualei, Zhou Xiaobo, Wu Yigen.Household register population,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vel in perspective of interprovincial and urban-rural balance.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4, (6): 130-13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4919.2014.06.024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在省际人均收入和城乡人均收入无差距的研究目标下,采用规划的方法,回答了"落后地区省份还需要迁移出多少人口,发达省份还需要迁入多少人口,才能达到省际无收入差距和省际人口流动趋于平缓"的问题。同时也回答了"如今农村人口还需要迁移到城镇多少,全国和各省合理的城镇化率是多少时,才能达到城乡无差距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缓慢"的问题。其一,在中国市场化程度提升过程中,省际收入差距正在缩短,而这种缩短更多是由于省际人口迁移引致省际人均产值重新分配。其二,最近10年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同样引致城乡差距缩小的更多是乡村人口、农业人口或第一产业人口持续转移到城镇、非农业及二、三产业上引致人均产值的重新分配。其三,城镇化依然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提升中国经济的关键因子。
[22]李爱民. 中国半城镇化研究
. 人口研究, 2013, 37(4): 80-91.
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研究我国31个省(市、区)和288个地级以上城市半城镇化特点、形成机制以及解决路径。研究表明: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且高常住人口城镇化往往伴随高半城镇化和低户籍人口城镇化。半城镇化呈现由西向东逐渐加重的趋势,华南地区半城镇化程度最高,东北、西南最低。东部地区以高、中度半城镇化为主,中部地区以中、低半城镇化为主,西部地区以低、中度半城镇化为主。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半城镇化程度由轻向重转变。省会以上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广州、乌鲁木齐。非省会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东莞。半城镇化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最高的地级市为伊春。
[Li Aimin.Peri-urbaniz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2013, 37(4): 80-91.]
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基于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研究我国31个省(市、区)和288个地级以上城市半城镇化特点、形成机制以及解决路径。研究表明:全国80%以上的地级以上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半城镇化现象,且高常住人口城镇化往往伴随高半城镇化和低户籍人口城镇化。半城镇化呈现由西向东逐渐加重的趋势,华南地区半城镇化程度最高,东北、西南最低。东部地区以高、中度半城镇化为主,中部地区以中、低半城镇化为主,西部地区以低、中度半城镇化为主。随着城镇常住人口的增加,半城镇化程度由轻向重转变。省会以上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其次是广州、乌鲁木齐。非省会城市中,半城镇化程度最高的是深圳,其次是东莞。半城镇化最低、户籍人口城镇化最高的地级市为伊春。
[23]方创琳. 中国城市发展方针的演变调整与城市规模新格局
. 地理研究, 2014, 33(4): 674-68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08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ldquo;城市群&rdquo;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ge;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lt;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Fang Chuanglin.A review of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emerging patterns and future adjust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4): 674-686.]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4008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城市发展方针是指导城市持续健康发展、把握城市发展大局与方向的总体纲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发展方针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决定了城市发展方针是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而调整的,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对中国近60 多年来城市发展总体方针演变过程与指导效果回顾总结的基础上,客观分析了中国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包括现行城市发展方针与国家城市发展的客观现实不相符合,缺少对城市化重点地区&ldquo;城市群&rdquo;的基本表述,对大、中、小城市的划分标准不尽合理,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指导下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与行政区划不相协调等。最后提出了调整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建议方案,重新划分大、中、小城市的规模标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规模&ge;1000 万人)、特大城市(介于500 万~1000 万人)、大城市(介于100 万~500 万人)、中等城市(介于50 万~100 万人)、小城市(介于10 万~50 万人)、小城镇(&lt;10 万人) 共六个规模等级标准;将新形势下中国城市发展方针调整为:引导发展城市群,严格控制超大和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城市,鼓励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形成城市群与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城市发展新格局。到2020 年将形成由20 个城市群、10 个超大城市、20 个特大城市、150 个大城市、240 个中等城市、350 个小城市和19000 个小城镇组成的6 级国家城市规模结构新体系;重新构建建制市的设市标准,尝试建立民族自治市;鼓励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把其作为农业人口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首选地,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
[24]戚伟, 刘盛和, 金浩然. 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新标准的适用性研究
.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 47-56.
https://doi.org/10.18306/d1kxjz.2016.01.006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为"五类七档",受到广泛关注。但因对新标准的理解存在歧义而出现各种划分结果,引起误解与混乱。在对比新旧标准的基础上,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评价新标准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结果显示,新标准在空间口径、人口口径、分级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进;按照新标准划分的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相对于旧标准及其他标准而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大幅缩减,而中小城市数量相应增多,呈现出显著的金字塔结构特征,更加符合中心地理论模型和位序—规模法则,更有利于科学地实施城市与人口的分类管理。但同时,新标准也存在"城区人口"数据难以获取、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较大等局限性,亟待加强实体城区识别研究和推进数据共享。
[Qi Wei, Liu Shenghe, Jin Haoran.Applicability of the new standard of city-siz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1): 47-56.]
https://doi.org/10.18306/d1kxjz.2016.01.006URL [本文引用: 3]摘要
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将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为"五类七档",受到广泛关注。但因对新标准的理解存在歧义而出现各种划分结果,引起误解与混乱。在对比新旧标准的基础上,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分析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评价新标准的科学性和局限性。结果显示,新标准在空间口径、人口口径、分级标准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进;按照新标准划分的2010年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结构,相对于旧标准及其他标准而言,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数量大幅缩减,而中小城市数量相应增多,呈现出显著的金字塔结构特征,更加符合中心地理论模型和位序—规模法则,更有利于科学地实施城市与人口的分类管理。但同时,新标准也存在"城区人口"数据难以获取、受行政区划调整影响较大等局限性,亟待加强实体城区识别研究和推进数据共享。
[25]United Nations.Methods for Projec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Manual VIII): Methods for Projec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74.
[本文引用: 1]
[26]封志明, 唐焰, 杨艳昭, . 中国地形起伏度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
.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073-1082.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10.00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基于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需要, 运用GIS 技术, 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 提取了基于栅 格尺度(10 km&times;10 km) 的中国地形起伏度, 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 个方面系 统分析了中国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 63%的区域低于1 (相对高差&le;500 m); 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 随着经度和纬度增高, 地形起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28<sup>o</sup>N、35<sup>o</sup>N、42<sup>o</sup>N 纬线和85<sup>o</sup>E、102<sup>o</sup>E、115<sup>o</sup>E 经线上的地形起伏度符合中国三大阶梯的地貌特征; 随着海拔高度增加, 地形 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有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 拟合度高达0.91; 全国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 的地区, 在地形起伏度大于3 的地区居住的人口总数只占全国0.57%。中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区域差异显著, 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相关性显著, 内蒙古与青藏地区几乎不存在相关性。</p>
[1]孙红玲, 唐未兵, 沈裕谋. 论人的城镇化与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
.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5): 18-30.
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通过对人口普查反映的各地常住人口-9户籍人口的差异性分析,认为阻碍人的城镇化看似是户籍制度实则是财政体制问题.因为在省域财政体内农村户口转入城镇早巳不成问题,全国现有2.7亿农民工包括抚养人口共约4亿人不能入城,主要就是省级承包式分税制造成地方利益分割的刚性.带来中西部农村人口不能向东部城市迁徙的区域性城乡二元结构所致。据测算,这种新的二元结构致使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滞后了29.58个百分点。相应压缩民生消费达30万亿元之巨.2l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投资、GDP与财政收入、生态环境等损失约相当于半个东部地区。本文运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借鉴德国财政平衡方法。探求出了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人”计算公式。实证表明,按“标准人”公式规范化再分配.即可结合国情与国际接轨完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分税制.让人口随劳动力迁徙到哪里就把财政公共服务带到哪里,这样发挥市场机制“用脚投票”作用推进人的城镇化,就能解决差距拉大、市场分割、产能过剩和生态环境等问题,以释放中国改革的最大红利。
[26][Feng Zhiming, Tang Yan, Yang Yanzhao, et al.The relief degree of land surface in China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7, 62(10): 1073-1082.]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7.10.007URLMagsci [本文引用: 2]摘要
<p>基于人居环境自然评价的需要, 运用GIS 技术, 采用窗口分析等方法, 提取了基于栅 格尺度(10 km&times;10 km) 的中国地形起伏度, 并从比例结构、空间分布和高度特征3 个方面系 统分析了中国地形起伏度的分布规律及其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以低值为主, 63%的区域低于1 (相对高差&le;500 m); 空间分布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格局; 随着经度和纬度增高, 地形起伏度呈逐渐下降趋势, 28<sup>o</sup>N、35<sup>o</sup>N、42<sup>o</sup>N 纬线和85<sup>o</sup>E、102<sup>o</sup>E、115<sup>o</sup>E 经线上的地形起伏度符合中国三大阶梯的地貌特征; 随着海拔高度增加, 地形 起伏度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的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密度有较好的对数拟合关系, 拟合度高达0.91; 全国8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地形起伏度小于1 的地区, 在地形起伏度大于3 的地区居住的人口总数只占全国0.57%。中国地形起伏度与人口分布的相关性区域差异显著, 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相关性显著, 内蒙古与青藏地区几乎不存在相关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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