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柳新Significance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 in anhighly-urbanized area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DENGJinjie, CHENLiuxin收稿日期:2016-06-27
修回日期:2016-11-4
网络出版日期:2017-03-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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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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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廊道是指不同于两侧基质的线状或带状景观要素,是联结生态斑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隔离城市组团的重要分割带,对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后,城市建设持续快速扩张,城市自然生态空间总量逐渐减少,尤其是紧邻集中建成区的生态廊道被严重侵占,城市生态安全面临巨大压力。国内外****关于生态廊道相关的研究与探索,主要涉及结构特征研究、规划设计方法研究等方面。在结构特征方面,学术界认为生态廊道的网络结构、曲度、宽度、连接性、内部环境以及与周围基质的相互关系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关键性因素[1-3]。在规划设计方法方面,****们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法[4,5]、线性要素提取法[6][① 广州市都会区生态控规整合. 广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2014。]、斑块串联法[7][② 深圳市绿道网专项规划.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1。]、组团隔离带法[8-10]等方法来规划设计生态廊道。当前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在现状基础上规划构建生态廊道,对于已规划的生态廊道的精细化管理相关研究较少。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是对生态廊道的功能重要性、自身条件以及开发风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是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的技术依据。美国马里兰绿道委员会[11]于1990年代中期通过对网络中心和廊道开展生态重要性和开发风险评估得出两者的优先保护级别,以指导该区域的生态保护,其中连接的网络中心的重要性、廊道自身情况（包括生物多样性、用地构成、迁移阻力、断裂情况）是衡量廊道生态价值重要性的主要因素,廊道保护水平、周边区域对廊道内土地的需求情况则是影响廊道开发风险的主要因素。肖荣波等[12]开展的城市生态服务功能评价方法研究中,主要评价生态廊道作为生物迁移、传播及发挥生物保护功能的重要程度,从保护目标物种级别、廊道宽度、廊道内部物种多样性几个方面进行评价。考虑到不同区域的生态廊道具有各自的地域特点,根据特定地区的特点所建立的评价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此外,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区域尺度（如马里兰州）或者拥有较大面积未城市化地区的市域（如广州[ 深圳市绿道网专项规划.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1。]）,缺乏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关注[4,11-13]。因此,本文选取高度城市化但同时物种多样性高的深圳作为研究区,构建适合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方法,以期为进行生态廊道精细化管理和布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深圳是中国典型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市域范围内全部土地已经转为国有,城市化率为100%。从土地利用现状上看,2014年深圳市土地总面积为1996.78 km2,其中建设用地面积968.31 km2,占比48.49%[深圳市2014年度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报告.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5。],扣除占地974.20 km2的基本生态控制线后可用于城市建设的用地十分有限,土地资源极为紧张。深圳陆域地处113°46′E~114°37′E、22°27′N~22°52′N,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区,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气候湿暖。深圳同时是物种高度丰富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共有野生维管束植物2229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77种;已知的陆生野生动物509种,其中两栖类31种、爬行类76种、鸟类366种、哺乳类36种,国家级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物83种,省级保护动物55种[《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规划》.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5。]。深圳市1996年编制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就着手生态廊道的规划建设。《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规划了组团隔离廊道,《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2004-2020）》在此基础上划定了大型城市绿廊,《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结合城市组团绿化隔离带规划了生态廊道以增强大型斑块间的连通性,《深圳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沿用了《深圳生态市建设规划》的方案。上述规划廊道中既包括组团隔离廊道,又包括具备生物和景观连通功能的生物保护廊道,并已被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实施一刀切管理：允许建设重大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园、现代农业、教育科研等设施,因国家及省市重大项目建设、法定规划调整可以将其调出基本生态控制线。由于紧邻集中建成区且缺乏明确的功能定位和精细化管控,生态廊道不仅是违法建设高发地带,也有大量项目申请建设占用或者将其调出基本生态控制线。截至2014年,上述规划廊道范围内建设用地（扣除水库水面）面积为43.61 km2,占总面积的29.35%[《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专项调查》.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2015;《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专题保护规划》。]。根据相关调查,深圳市已规划廊道内林地以人工林为主,且范围内基本没有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专项调查》《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专题保护规划》。]（图1、图2）。因此,更好地进行生态廊道的精细化管理以及开展布局优化十分必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深圳市珍稀濒危植物分布
-->Fig. 1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plants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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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深圳市珍稀濒危动物分布
-->Fig. 2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re and endangered animals in Shenzhen
-->
2.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为深圳市201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专项调查数据、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研究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深圳市2013年建筑物普查数据,辅助数据有《深圳市绿地系统规划（2004-2020）》《深圳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以及相关森林郊野公园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地质公园规划等。3 研究方法
结合深圳市生态廊道的实际情况,首先对生态廊道进行功能识别,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主导功能进行重要性评价,以指导后续精细化管理政策的制定。生态廊道对维护生态安全格局十分重要,且深圳的现实情况已不乐观,因此仅将功能的重要性评价作为生物保护廊道的保护优先级识别依据,不进行开发风险评价。3.1 功能识别方法
3.1.1 生物保护廊道识别 考虑到深圳为高度城市化地区,有一定生态廊道规划基础但现状已被大量侵蚀,如采用对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提取的方法来识别生态廊道则将无法满足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11,14]。因此,本文在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识别大型源地斑块,并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动物的源间连接廊道,综合上述因素对已规划的生态廊道进行功能识别,将具备生物和景观连通功能的生物保护廊道识别出来。（1）识别生态源地。充分考虑深圳的珍稀濒危动植物分布情况,选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郊野公园等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斑块作为生态源地。
（2）确定阻力因子及系数。考虑到深圳市陆地珍稀濒危物种以两栖类和爬行类为主,且两栖类动物迁徙活动范围一般在几千米范围内,故陆地动物阻力因子及阻力系数设计基于爬行动物考虑,参考俞孔坚等[15]关于陆禽阻力因子及阻力系数的设计（表1）。考虑到深圳是东半球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栖息地和“加油站”,参考俞孔坚等[15]关于大白鹭的阻力因子及阻力系数设计（表2）,同时还根据深圳湾地区鸟类相关监测研究结果构建了基于建筑高度的阻力系数（表3）[根据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华侨城欢乐海岸工程方案调整环境影响专题报告》,多年监测统计结果显示,深圳湾地区鸟类盘旋高度常在50~200 m之间,短距离迁飞和起降过程中,其飞行高度通常小于100 m。],综合上述两类阻力系数构建综合阻力系数,二者权重均为0.5。同时,考虑到鸟类的起飞角度通常不小于10°,不同高度建筑物对鸟类迁徙飞行的影响半径R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H为建筑物高度;
（3）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累积阻力面（MCR）模型构建鸟类和陆地动物的水平运动阻力面。MCR模型如下所示：
式中：f是一个位置的单调递减函数;di代表物种离开源、经过景观i的扩散距离;Ri是景观i对于该物种运动的阻力;diRi能够近似反应MCR[15]。Ri主要通过专家打分法确定,包括单一因子阻力系数[16]以及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指标体系[17,18]。
Tab. 1
表1
表1陆地动物迁移的土地覆被类型阻力因子及系数
Tab. 1Resistance factor and coefficient of terrestrial animal migration based on land-use types
| 土地覆被类型阻力因子 | 阻力系数（1~500） |
|---|---|
| 湿地 | 1 |
| 乔木林 | 1 |
| 乔灌混合林、灌木林 | 10 |
| 其他林地 | 30 |
| 草地、耕地、绿地 | 50 |
| 园地 | 100 |
| 裸地与荒漠 | 300 |
| 水域 | 400 |
| 建设用地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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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鸟类迁移的土地覆被类型阻力因子及系数
Tab. 2Resistance factor and coefficient of birds migration based on land-use types
| 土地覆被类型阻力因子 | 阻力系数（1~500） |
|---|---|
| 湿地 | 1 |
| 乔木林 | 1 |
| 乔灌混合林、灌木林 | 10 |
| 其他林地 | 30 |
| 草地、耕地、绿地 | 50 |
| 园地 | 100 |
| 裸地与荒漠 | 300 |
| 水域 | 400 |
| 建设用地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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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表3
表3鸟类迁移的建筑高度阻力因子及系数
Tab. 3Resistance factor and coefficient of birds migration based on building height
| 建筑高度（m） | 0~50 | 51~100 | 101~200 | >200 |
|---|---|---|---|---|
| 阻力系数（1~500） | 1 | 50 | 250 |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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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组团隔离廊道识别 自1985版城市总体规划以来,深圳一直坚持组团发展模式,并规划组团隔离带以防止组团建设用地无序蔓延,同时发挥防灾减灾等生态功能。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仍坚持多中心组团发展模式。考虑到国内城市组团隔离带一般宽度为500~1000 m,在组团边界之间划定宽度为500 m的缓冲区作为组团隔离带范围,以此作为组团隔离的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用地现状和已有生态廊道规划情况,识别出组团隔离廊道。
3.2 重要性评价方法
考虑到生物保护廊道和组团隔离廊道的重要性影响因素不同,故先分类开展重要性评价,得到生物保护廊道重要性评价分值F和组团隔离廊道重要性评价分值G,最后对两种功能重叠的廊道则进行分值加和,得到综合评价分值H,并进行分级。H的计算公式为：式中：Fj是第j条廊道的生物保护廊道重要性评价分值;Gj是第j条廊道的组团隔离廊道重要性评价分值。
3.2.1 生物保护廊道评价 以科学性、可操作性、简明性为原则,充分考虑深圳高度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以功能重要性和廊道自身条件为切入点,选取6个指标进行重要性评价（表4）。因深圳市生态廊道内已经基本为人工生态系统,故不选用反应廊道内部生物多样性的相关指标。通过ArcGIS软件处理,将各单一评价指标相应图层进行数字化并分级处理,统一分为三级并进行赋值,得到指标赋值Xi。
通过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获得各评价指标权重值Ki。将分级后的各单一指标分级赋值与指标权重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每条生物保护廊道的重要性评价分值F。
3.2.2 组团隔离廊道评价 以科学性、可操作性、简明性为原则,充分考虑深圳高度城市化的实际情况,以功能重要性和廊道自身条件为切入点,选取3个指标对已规划的组团隔离廊道进行重要性评价[19-22]（表5）。通过ArcGIS软件处理,将各单一评价指标相应图层进行数字化并分级处理,统一分为三级并进行赋值,得到指标赋值Yi。
Tab. 4
表4
表4生物保护廊道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4Signific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corridor
| 内容 | 分项 | 指标 | 分级 | 分级赋值 | 含义 |
|---|---|---|---|---|---|
| 功 能 重 要 性 | 连接 斑块 重要 性 | 连接斑块 面积（km2） | ≥200 | 5 | 指廊道连接的两个生态源地斑块的面积之和。生态源地斑块面积越大,需要通过该廊道迁移的动物就越多,廊道越重要 |
| 100~200 | 3 | ||||
| <100 | 1 | ||||
| 连接斑块珍稀濒危物种种类数（种） | ≥30 | 5 | 指廊道连接的两个生态源地斑块的珍稀濒危物种种类数,包括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省级保护动物。生态源地斑块上分布的珍稀濒危物动物种类越多,廊道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越重要 | ||
| 10~30 | 3 | ||||
| <10 | 1 | ||||
| 空间可替代性 | 规划替代廊道数量（条） | 无 | 5 | 指已经规划的替代廊道的数量。如果没有规划替代廊道,则该廊道本身越重要。如果有规划替代廊道,但两条相邻廊道的间距超出一般动物活动半径,亦视为无替代廊道。因必须被规划为生态廊道并配套相应管控政策,才能保障后续连通性,故本文的空间可替代性不考虑未规划的潜在替代廊道 | |
| 1 | 3 | ||||
| ≥2 | 1 | ||||
| 廊 道 自 身 条 件 | 宽度 | 平均宽度（m） | ≥1000 | 5 | 指廊道的平均宽度,为廊道面积除以廊道长度所得值。宽度增加,环境异质性增加,物种多样性也增加,连通功能增强,平均宽度代表廊道宽度的整体水平。根据相关研究,100~200 m是保护鸟类、保护生物多样性比较合适的宽度,600~1200 m能创造自然的、物种丰富的景观结构[5] |
| 600~1000 | 3 | ||||
| ≤600 | 1 | ||||
| 最窄处宽度 （m） | ≥600 | 5 | 指廊道最窄处的宽度。根据木桶原理,最窄处的宽度是廊道的短板,会限制整个廊道效应的发挥 | ||
| 100~600 | 3 | ||||
| ≤100 | 1 | ||||
| 连通性 | 断裂用地面积比例（%） | ≤10 | 5 | 指某条廊道内的断裂段用地面积占该廊道总面积的百分比。断裂用地会阻碍动物的迁移,断裂用地面积比能较全面反应廊道的连通性 | |
| 10~30 | 3 | ||||
| ≥3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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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5
表5
表5组团隔离廊道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 5Signific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group segregate corridor
| 内容 | 分项 | 指标 | 分级 | 分级赋值 | 含义 |
|---|---|---|---|---|---|
| 功能重要性 | 隔离对象扩张需求 | 隔离组团最大人口密度 （人/km2） | ≥15000 | 5 | 指被廊道隔离的两个组团人口密度最大值。根据相关研究,组团人口密度越大,组团建设用地扩张动力越大,设置组团隔离廊道越有必要 |
| 8000~15000 | 3 | ||||
| ≤8000 | 1 | ||||
| 廊道自身条件 | 宽度 | 平均宽度 （m） | ≥1000 | 5 | 指廊道的平均宽度,为廊道面积除以廊道长度所得值。组团隔离宽度过小无法实现隔离和缓解空气污染功能。参考国内组团隔离带的建设经验,宽度一般为500~1000 m,结合深圳用地实际情况,采用《广东省环城绿带规划指引》中规定的最小宽度500 m |
| 500~1000 | 3 | ||||
| ≤500 | 1 | ||||
| 连通性 | 断裂用地面积比例（%） | ≤10 | 5 | 指某条廊道内的断裂段用地面积占该廊道总面积的百分比,此处断裂用地指扣除水库水面以外的建设用地。断裂用地面积比例能较全面反应廊道的连通性。指标分级参考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和广东省《环城绿带规划指引（试行）》建设用地不得高于20%的要求,以及深圳市实际情况 | |
| 10~30 | 3 | ||||
| ≥30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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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熵值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获得各评价指标权重值Ki。将分级后的各单一指标分级赋值与指标权重进行加权处理,得到每条生物保护廊道的重要性评价分值G：
4 结果分析
4.1 功能识别结果
4.1.1 生物保护廊道识别 （1）生态源地识别结果。结合深圳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郊野公园建设现状及规划情况,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郊野公园等具有一定规模的生态斑块识别为生态源地（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深圳市生态源地斑块分布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sourceregion in Shenzhen
-->
（2）生物保护廊道识别结果。通过最小累积阻力面模型识别出陆地动物和鸟类的源间连接廊道（图4、图5）。结合源间连接廊道、生态源地斑块分布、土地利用现状,识别出15条生物保护廊道（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陆地动物源间连接廊道
-->Fig. 4Corridors between ecological source regionof terrestrial animal migra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鸟类源间连接廊道
-->Fig. 5Corridors between ecological source region of birds migration
-->
总体来看,大部分源间连接廊道在空间上与已规划廊道范围重合,仅有少部分尚未规划为生态廊道,位于罗田森林公园斑块与光明森林公园斑块、光明森林公园斑块与观澜森林公园斑块、凤凰山—羊台山—长岭皮斑块与塘朗山—梅林—银湖山斑块、观澜森林公园斑块与平湖东斑块、梧桐山斑块与三洲田—坝光斑块、内伶仃岛与塘朗山—梅林—银湖山斑块之间,建议在上述地区规划增加生态廊道,并进行严格管控（图4、图5）。
对于生物保护廊道,建议仅允许农用地、未利用地以及建设用地中的水库水面等生态用地存在,其他用地一律进行清退,并修复成上述生态用地。
4.1.2 组团隔离廊道识别 以组团边界之间划定的宽度为500 m的缓冲区作为组团隔离安全格局（图7）,结合用地现状和已有生态廊道规划情况,识别出11条组团隔离廊道。其中有7条廊道同时具备组团隔离功能以及生物和景观连通功能（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生态廊道功能分类分布图
-->Fig. 6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组团隔离安全格局
-->Fig. 7Security pattern of urban group segregation
-->
总体来看,深圳市各相邻组团之间都有大型生态斑块或者已规划生态廊道予以隔离。对于组团隔离廊道,建议仅允许不高于20%的与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宜的重大道路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园、现代农业、教育科研等六大类项目用地存在,不符合要求的用地应进行清退。
4.2 重要性评价结果
本文分别计算各条廊道的各项评价指标值,并根据熵权法进行了指标权重的赋值（表6、表7）,最后计算综合评价分值并分级（表8）。考虑到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用地拟分成两级进行精细化差异化管理,故将生态廊道按照综合评价分值两等分法分成两级,并建议将一级生态廊道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一级管制区进行管理（图8）。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分级结果
-->Fig. 8Significance classification of ecological corridor
-->
Tab. 6
表6
表6生物保护廊道评价指标权重表
Tab. 6Weights in signific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corridor
| 指标 | 权重 |
|---|---|
| 连接斑块面积 | 0.25 |
| 连接斑块珍稀濒危物种种类 | 0.19 |
| 规划替代廊道数量 | 0.15 |
| 平均宽度 | 0.13 |
| 最窄处宽度 | 0.20 |
| 断裂用地面积比例 | 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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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7
表7
表7组团隔离廊道评价指标权重表
Tab. 7Weights in significa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urban group segregate corridor
| 指标 | 权重 |
|---|---|
| 隔离组团最大人口密度 | 0.26 |
| 平均宽度 | 0.54 |
| 断裂用地面积比例 | 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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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8
表8
表8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结果
Tab. 8Evaluation results in significance of ecological corridor
| 编号 | 生物保护廊道 重要性分值 | 组团隔离廊道重要性分值 | 综合评价 分值 | 分级 |
|---|---|---|---|---|
| 1 | 3.75 | 4.08 | 7.83 | 一级 |
| 2 | 2.38 | - | 2.38 | 二级 |
| 3 | 3.68 | - | 3.68 | 二级 |
| 4 | 3.50 | 2.08 | 5.58 | 一级 |
| 5 | 3.36 | - | 3.36 | 二级 |
| 6 | 3.00 | 4.6 | 7.60 | 一级 |
| 7 | 2.65 | 2.6 | 5.25 | 一级 |
| 8 | 2.55 | 1.92 | 4.47 | 二级 |
| 9 | 2.10 | 3.68 | 5.78 | 一级 |
| 10 | 3.04 | - | 3.04 | 二级 |
| 11 | 2.50 | - | 2.50 | 二级 |
| 12 | 3.93 | 3.96 | 7.89 | 一级 |
| 13 | 3.06 | - | 3.06 | 二级 |
| 14 | 3.68 | - | 3.68 | 二级 |
| 15 | 4.60 | - | 4.60 | 一级 |
| 16 | - | 2.6 | 2.60 | 二级 |
| 17 | - | 1.52 | 1.52 | 二级 |
| 18 | - | 4.6 | 4.60 | 一级 |
| 19 | - | 3.12 | 3.12 | 二级 |
| 20 | - | 2.6 | 2.6 | 二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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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8条即廊道1、4、6、7、9、12、15、18均被纳入一级生态廊道。一级生态廊道中,廊道1、4、6、7、9、12均兼具生物和景观连通、组团隔离两种功能,廊道15是连接了三洲田—坝光斑块和西冲—大亚湾两个重要大型源地斑块的生物保护廊道,廊道18与廊道6一同隔离了南山区和福田区两个扩张动力最大的建设组团。一级生态廊道基本兼具两种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自身情况较好,对深圳市的生物多样性维护及阻止建设用地无序蔓延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12条,即廊道2、3、5、8、10、11、13、14、16、17均被纳入二级生态廊道。一级生态廊道中,除廊道8之外均为只具备一种功能的廊道,廊道2、3、5、8、10、11、13、14为生物保护廊道,廊道16与廊道17为组团隔离廊道。二级生态廊道功能相对单一,且自身情况较差。
对于一级生态廊道,应将其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一级管制区进行严格管控,仅允许建设生态保护、监测及修复设施、必要的管护设施,并不得影响廊道连续性,优先开展清退及修复工作。二级生态廊道则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二级管制区进行管理,仅允许建设基本生态控制线相关管理规定中制定的设施,并遵循生态廊道的分类管控要求。
5 结论
（1）通过最小累积阻力面模型识别的源间连接廊道,大部分在空间上与已规划廊道重合,但仍有少部分未被覆盖。未被覆盖地区主要分布在罗田森林公园斑块与光明森林公园斑块、光明森林公园斑块与观澜森林公园斑块、凤凰山—羊台山—长岭皮斑块与塘朗山—梅林—银湖山斑块、观澜森林公园斑块与平湖东斑块、梧桐山斑块与三洲田—坝光斑块、内伶仃岛与塘朗山—梅林—银湖山斑块之间。应对上述未被覆盖的源间连接廊道进行重点规划保护研究,将其规划为生态廊道并进行严格管控。（2）深圳市各相邻组团之间都有大型生态斑块或者已规划生态廊道予以隔离。组团隔离廊道应控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宜的项目用地规模,对不符合要求的用地应进行清退。
（3）根据重要性评价,其中8条被纳入一级生态廊道,12条被纳入二级生态廊道。一级生态廊道基本兼具两种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且自身情况较好,对深圳市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以及阻止建设用地无序蔓延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级生态廊道功能相对单一,且自身情况较差。应将一级生态廊道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一级管制区进行严格管控,仅允许建设生态保护、监测及修复设施、必要的管护设施,并不得影响廊道连续性,优先开展清退及修复工作。对于二级生态廊道,则纳入基本生态控制线的二级管制区进行管理,仅允许建设基本生态控制线相关管理规定中指定的设施,并遵循生态廊道的分类管控要求。
研究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评价对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研究多集中在如何在现状基础上规划构建生态廊道,基于已经规划的生态廊道的精细化管理相关研究较少,且缺乏对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关注。本文构建了一套适合高度城市化地区的生态廊道重要性评价方法,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对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评价研究。但由于在指标选取上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部分影响因素未予全面考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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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城市是经济、社会、自然的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景观规划必须兼顾 三者,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景观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空间区域,其动态的平衡正得益于异质性的存在.城市景观由于高度人工化,极易受外界干扰,产生严重失 衡的现象.对此维护城市自然风貌,增强景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强化城市景观,应加强园林的设计;扩大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绿色廊道和蓝色 廊道相结合而形成网络绿化;同时加强城郊建设. 城市是经济、社会、自然的复合系统,因此,城市景观规划必须兼顾 三者,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景观是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空间区域,其动态的平衡正得益于异质性的存在.城市景观由于高度人工化,极易受外界干扰,产生严重失 衡的现象.对此维护城市自然风貌,增强景观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强化城市景观,应加强园林的设计;扩大城市绿色生态空间;绿色廊道和蓝色 廊道相结合而形成网络绿化;同时加强城郊建设. |
| [3] | . 生态廊道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多种功能。建立生态廊道是景观生态规划的重要方法,是解决当前人类剧烈活动造成的景观破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众多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按照生态廊道的主要结构与功能,可将其分为线状生态廊道、带状生态廊道和河流廊道3种类型。生态廊道设计包括的关键问题有廊道数目、本底、宽度、联接度、构成要素、关键点(区)等。由于生态廊道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廊道的宽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的讲,生态廊道的宽度由保护目标、植被情况、廊道功能、周围土地利用,廊道长度等多个因素决定。合适的廊道宽度应该根据对廊道主要生态过程的研究来确定。从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分析出发,分别从生物保护廊道和河流廊道两方面对生态廊道的宽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总结得出两种类型生态廊道的适宜宽度值范围。最后提出确定宽度时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 生态廊道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过滤污染物、防止水土流失、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等多种功能。建立生态廊道是景观生态规划的重要方法,是解决当前人类剧烈活动造成的景观破碎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众多环境问题的重要措施。按照生态廊道的主要结构与功能,可将其分为线状生态廊道、带状生态廊道和河流廊道3种类型。生态廊道设计包括的关键问题有廊道数目、本底、宽度、联接度、构成要素、关键点(区)等。由于生态廊道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使得廊道的宽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的讲,生态廊道的宽度由保护目标、植被情况、廊道功能、周围土地利用,廊道长度等多个因素决定。合适的廊道宽度应该根据对廊道主要生态过程的研究来确定。从景观的结构与功能分析出发,分别从生物保护廊道和河流廊道两方面对生态廊道的宽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总结得出两种类型生态廊道的适宜宽度值范围。最后提出确定宽度时应该注意的相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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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是生态城市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应成为生态城市规划的"第一道工序"。作者将GIS技术、生态学与城市规划理论相结合,运用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新区的生态廊道、生态节点和生态网络,从而为新区的景观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提供依据和指导。 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是生态城市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应成为生态城市规划的"第一道工序"。作者将GIS技术、生态学与城市规划理论相结合,运用生态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新区的生态廊道、生态节点和生态网络,从而为新区的景观规划和空间布局规划提供依据和指导。 |
| [6] | . 城市空间中绿色廊道是一种特殊的呈线形的用地形式，它不能为开发建设使用，但却在城市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目前，对它研究尚不充分，且多局限于廊道自身状态的分析。然在城市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体中，如何激发它的潜能进而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与集约，这是绿色廊道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绿色廊道的线形空间极易受人为干扰而断裂，绿色廊道生境在不当使用下极易退化和衰败，如何在绿色廊道生境可承受的情况下使其得到利用，以此来指导绿色廊道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文章以城市空间内的绿色廊道为研... 城市空间中绿色廊道是一种特殊的呈线形的用地形式，它不能为开发建设使用，但却在城市生态、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巨大潜力。目前，对它研究尚不充分，且多局限于廊道自身状态的分析。然在城市这样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经济、社会综合体中，如何激发它的潜能进而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与集约，这是绿色廊道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绿色廊道的线形空间极易受人为干扰而断裂，绿色廊道生境在不当使用下极易退化和衰败，如何在绿色廊道生境可承受的情况下使其得到利用，以此来指导绿色廊道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 文章以城市空间内的绿色廊道为研... |
| [7] | . 美国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保护自然景观、建设游憩扬所等目标的引导下，应用案观生态理论与景观建筑理论进行规划，强调美感、形态、结构、功能等的多重协调；欧洲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保护生物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水平空间布局、应用景观科学理论指导单元形态设计；而中国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掌握都市区自然生态元素的分布演变规律、找出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体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与都市空间和功能相融合的规划。三者在指导基础、功能指向、关注重点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对生态廊道在都市区生态环境维护、游憩场所建设、历史文化保存、城市有序发展方面的作用有着共同的认识。 美国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保护自然景观、建设游憩扬所等目标的引导下，应用案观生态理论与景观建筑理论进行规划，强调美感、形态、结构、功能等的多重协调；欧洲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保护生物学原理的指导下进行水平空间布局、应用景观科学理论指导单元形态设计；而中国都市区生态廊道规划是在掌握都市区自然生态元素的分布演变规律、找出城市建设与自然生态体的生态关系的基础之上，进行与都市空间和功能相融合的规划。三者在指导基础、功能指向、关注重点等方面各有侧重，但对生态廊道在都市区生态环境维护、游憩场所建设、历史文化保存、城市有序发展方面的作用有着共同的认识。 |
| [8] | . 在城市区域保持和控制必要数量、特定布局、一定质量的生态用地,发挥其生态功能,是优化城市格局、提高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规划、合理控制城市非建设用地发展是当前城市规划的一项重点工作。非建设用地的规划和管理研究是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学科的前沿领域,规划过程中新方法的引入和管理控制中新机制的探索都将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急剧扩张、资源条件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重庆市都市区具有典型的山水城市空间格局特征,多年来沿袭至今形成了“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既使城市既能够保持特大城市的集聚效益,又有利于形成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但随着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城市生态安全格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保持则必须依靠非建设用地控制,特别是组团隔离带的控制,来避免产生组团粘接和“摊大饼”等城市病。 本文在明确界定城市非建设用地,初步探索城市非建设用地控制方法的基础上,立足重庆市都市区城市建设的实际,结合《重庆市都市区非城市建设用地及组团隔离带规划》的编制过程和实施构想,探讨重庆市都市区非建设用地控制的方法并提出有关思考和建议。 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构建,通过界定城市非建设用地的概念和内容,展现城市非建设用地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图——底”互补关系;并结合案例探索非建设用地的控制方法。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从重庆市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出发,调查现状,思考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方法,并结合《重庆市都市区非城市建设用地及组团隔离带规划》的规划和实施探索重庆市都市区非建设用地控制措施。 第四部分的结语中,作者总结了本文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 在城市区域保持和控制必要数量、特定布局、一定质量的生态用地,发挥其生态功能,是优化城市格局、提高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规划、合理控制城市非建设用地发展是当前城市规划的一项重点工作。非建设用地的规划和管理研究是目前国内城市规划学科的前沿领域,规划过程中新方法的引入和管理控制中新机制的探索都将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规模急剧扩张、资源条件枯竭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重庆市都市区具有典型的山水城市空间格局特征,多年来沿袭至今形成了“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既使城市既能够保持特大城市的集聚效益,又有利于形成和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但随着城市空间的急剧扩张,城市生态安全格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保持则必须依靠非建设用地控制,特别是组团隔离带的控制,来避免产生组团粘接和“摊大饼”等城市病。 本文在明确界定城市非建设用地,初步探索城市非建设用地控制方法的基础上,立足重庆市都市区城市建设的实际,结合《重庆市都市区非城市建设用地及组团隔离带规划》的编制过程和实施构想,探讨重庆市都市区非建设用地控制的方法并提出有关思考和建议。 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第二部分主要是理论构建,通过界定城市非建设用地的概念和内容,展现城市非建设用地理论体系的构成及其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图——底”互补关系;并结合案例探索非建设用地的控制方法。 第三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从重庆市都市区空间结构的演变出发,调查现状,思考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方法,并结合《重庆市都市区非城市建设用地及组团隔离带规划》的规划和实施探索重庆市都市区非建设用地控制措施。 第四部分的结语中,作者总结了本文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 |
| [9] | . 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组团隔离带规划》为例,揭示该规划所提出的保护重庆＂多中心、组团式＂山水城市空间格局的规划策略和对非建设用地的保护思路。 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组团隔离带规划》为例,揭示该规划所提出的保护重庆＂多中心、组团式＂山水城市空间格局的规划策略和对非建设用地的保护思路。 |
| [10] | . 在理清第二道绿化隔离带概念的基础上 ,回顾了北京空间布局的历史 ,检验了城市发展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偏差 ,分析了绿化隔离带与城市布局的紧密关系 ,借鉴国外城市经验 ,提出北京未来布局的基本思路 . 在理清第二道绿化隔离带概念的基础上 ,回顾了北京空间布局的历史 ,检验了城市发展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偏差 ,分析了绿化隔离带与城市布局的紧密关系 ,借鉴国外城市经验 ,提出北京未来布局的基本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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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遥感影像解译是图像学的前沿技术,将其应用于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意义和较好的效果。该文通过解译遥感影像并以北京市为例,详细研究了城市生态廊道的位置、形式和内在结构,并以卫星图片推导的植被覆盖度、地表亮温为指标分析了生态廊道的作用。由此显示了遥感技术可应用于精确的城市环境分析中,是图学应用于地学、规划学的途径。 遥感影像解译是图像学的前沿技术,将其应用于城市环境问题研究具有交叉学科的意义和较好的效果。该文通过解译遥感影像并以北京市为例,详细研究了城市生态廊道的位置、形式和内在结构,并以卫星图片推导的植被覆盖度、地表亮温为指标分析了生态廊道的作用。由此显示了遥感技术可应用于精确的城市环境分析中,是图学应用于地学、规划学的途径。 |
| [14] | . 廊道作为景观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已渗透到城市生态、城市景观规划与研究之中。绿色廊道是廊道系统中的关键类型。本文阐述了绿色廊道的概念涵义及分类方法;分析了城市绿色廊道的结构与功能;并将景观生态规划的方法应用于城市绿色廊道的规划上,提出了绿色廊道景观生态规划的5个步骤:基础资料调查——确定规划目标及功能——生态规划——规划与设计的实施——规划项目管理;对前三步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绿色廊道分析尺度的4个等级,基础资料的分析方法,功能及规划目标的确定方法和城市各类型绿色廊道布局及宽度的确定方法。 在对城市绿色廊道规划方法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依据汽车尾气扩散模型和噪声扩散模型确定绿色道路廊道基本宽度的方法。结果表明:当下风向距离为α_2(H/γ_2)~(1/2)m时,地面污染物浓度取最大值,可以认为,在此距离之前安排绿色道路廊道,可以有效的减小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值,也可减少以后各距离污染物浓度。当道路无分车带或者布置分车带的空间不足时,假定线源在道路中线处,当道路中线距路边的距离小于α_2(H/γ_2)~(1/2)m时,绿色道路廊道的宽度应该满足与道路半宽之和大于等于α_2(H/γ_2)~(1/2)m,并且在此基础上越宽越好;当道路中线距路边的距离大于等于α_2(H/γ_2)~(1/2)m时,绿色道路廊道越宽越好。当道路有分车带,且布置分车带的空间充足时,依据以上原理将每一板块视为单独道路进行绿色道路廊道的布置。在考虑到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的功能时,绿色道路廊道距离道路越近越好,且越宽越好。 将道路背景环境分为了商业区、文教区和居住区、重工业区、水域、农田和自然植被、山体及公园6大类,分别对其绿色道路廊道绿化带的布置方法进行了详细研究。 将这些理论及方法应用到武汉市绿色廊道的规划中,通过对武汉市廊道景观构成分析、绿色廊道网络结构分析、绿心与绿色廊道的关系分析及热岛效应与绿色廊道的关系分析提出了武汉市绿色廊道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各行政区各类型绿色廊道缺乏,特别是绿带;绿色廊道网络连通性较低,间断点太多,绿色廊道不连续;绿 廊道作为景观生态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目前已渗透到城市生态、城市景观规划与研究之中。绿色廊道是廊道系统中的关键类型。本文阐述了绿色廊道的概念涵义及分类方法;分析了城市绿色廊道的结构与功能;并将景观生态规划的方法应用于城市绿色廊道的规划上,提出了绿色廊道景观生态规划的5个步骤:基础资料调查——确定规划目标及功能——生态规划——规划与设计的实施——规划项目管理;对前三步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绿色廊道分析尺度的4个等级,基础资料的分析方法,功能及规划目标的确定方法和城市各类型绿色廊道布局及宽度的确定方法。 在对城市绿色廊道规划方法进行研究时,提出了依据汽车尾气扩散模型和噪声扩散模型确定绿色道路廊道基本宽度的方法。结果表明:当下风向距离为α_2(H/γ_2)~(1/2)m时,地面污染物浓度取最大值,可以认为,在此距离之前安排绿色道路廊道,可以有效的减小污染物浓度的最大值,也可减少以后各距离污染物浓度。当道路无分车带或者布置分车带的空间不足时,假定线源在道路中线处,当道路中线距路边的距离小于α_2(H/γ_2)~(1/2)m时,绿色道路廊道的宽度应该满足与道路半宽之和大于等于α_2(H/γ_2)~(1/2)m,并且在此基础上越宽越好;当道路中线距路边的距离大于等于α_2(H/γ_2)~(1/2)m时,绿色道路廊道越宽越好。当道路有分车带,且布置分车带的空间充足时,依据以上原理将每一板块视为单独道路进行绿色道路廊道的布置。在考虑到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的功能时,绿色道路廊道距离道路越近越好,且越宽越好。 将道路背景环境分为了商业区、文教区和居住区、重工业区、水域、农田和自然植被、山体及公园6大类,分别对其绿色道路廊道绿化带的布置方法进行了详细研究。 将这些理论及方法应用到武汉市绿色廊道的规划中,通过对武汉市廊道景观构成分析、绿色廊道网络结构分析、绿心与绿色廊道的关系分析及热岛效应与绿色廊道的关系分析提出了武汉市绿色廊道存在的问题及不足:各行政区各类型绿色廊道缺乏,特别是绿带;绿色廊道网络连通性较低,间断点太多,绿色廊道不连续;绿 |
| [15] | 本书以北京市为例，在“反规划”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GIS、RS技术，通过对水文、地质灾害、生物、文化遗产和游憩过程的模拟和分析，判别维护上述过程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构建不同安全水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特别是界定最低安全标准下的景观格局。并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刚性框架，模拟北京城镇空间扩展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城镇增长格局，用尽可能少的土地，维护了城市的基本生态系统服务， 本书以北京市为例，在“反规划”理论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GIS、RS技术，通过对水文、地质灾害、生物、文化遗产和游憩过程的模拟和分析，判别维护上述过程安全的关键性空间格局，构建不同安全水平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特别是界定最低安全标准下的景观格局。并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刚性框架，模拟北京城镇空间扩展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基于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城镇增长格局，用尽可能少的土地，维护了城市的基本生态系统服务， |
| [16] | . 生态用地对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性生态用地的识别与安全格局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以河南省平顶山新区为例,结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空间技术,分析得到基于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规避、生物多样性保护三种单一过程的生态用地,进而综合叠加并重分类为理想型、缓冲型和底线型三类生态用地,并以底线型生态用地为源,现状土地覆被为阻力因子,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了平顶山新区生态用地的安全格局。结果表明：新区内最小生态用地,即底线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88.44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9.35%;缓冲型和理想型生态用地的面积分别为22.28 km^2和43.87 km^2。确定了三种安全水平的生态用地范围、＂源＂与外部联系的辐射道、＂源＂间连接的生态廊道、关键的生态节点等。关键性生态用地综合安全格局的构建,旨在为研究区城市生态规划和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等提供科学参考。 生态用地对城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关键性生态用地的识别与安全格局的构建是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以河南省平顶山新区为例,结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空间技术,分析得到基于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规避、生物多样性保护三种单一过程的生态用地,进而综合叠加并重分类为理想型、缓冲型和底线型三类生态用地,并以底线型生态用地为源,现状土地覆被为阻力因子,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了平顶山新区生态用地的安全格局。结果表明：新区内最小生态用地,即底线型生态用地的面积为88.44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9.35%;缓冲型和理想型生态用地的面积分别为22.28 km^2和43.87 km^2。确定了三种安全水平的生态用地范围、＂源＂与外部联系的辐射道、＂源＂间连接的生态廊道、关键的生态节点等。关键性生态用地综合安全格局的构建,旨在为研究区城市生态规划和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等提供科学参考。 |
| [17] | . 将城市土地景观动态模拟为生态保护用地和城镇用地扩张两个过程,建立了以两个过程最小累积阻力差值为基础 的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可用公式MCR差值=MCR生态保护月地扩张-MCR城市用地扩张表示.当被评价单元的MCR差值0,应被划分为适宜建设的用地;而当MCR差值=0时,为适宜建设用地和适宜生态用地之间的分界线.以厦门为例, 选取已有的城镇用地和生态保护用地作为扩张源,分别从地形、景观类型、水文地质、生态价值、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6个方面建立了阻力因子评价体系,并运用 最小累积阻力差值法将厦门市划分为禁止开发、限制开发、重点开发、优化开发4个适宜性分区,各区的面积分别为525.3、455.0、340.8、 243.9km2,生态适宜用地面积总和为980.3km.,建设适宜用地面积总和为584.7km2. 将城市土地景观动态模拟为生态保护用地和城镇用地扩张两个过程,建立了以两个过程最小累积阻力差值为基础 的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可用公式MCR差值=MCR生态保护月地扩张-MCR城市用地扩张表示.当被评价单元的MCR差值0,应被划分为适宜建设的用地;而当MCR差值=0时,为适宜建设用地和适宜生态用地之间的分界线.以厦门为例, 选取已有的城镇用地和生态保护用地作为扩张源,分别从地形、景观类型、水文地质、生态价值、生态敏感性、生态功能6个方面建立了阻力因子评价体系,并运用 最小累积阻力差值法将厦门市划分为禁止开发、限制开发、重点开发、优化开发4个适宜性分区,各区的面积分别为525.3、455.0、340.8、 243.9km2,生态适宜用地面积总和为980.3km.,建设适宜用地面积总和为584.7km2. |
| [18] | . 选择位于农牧交错带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基于自然地理情况、社会经济统计及多年土地覆被数据,在对研究区近30年来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借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区域内关键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与模拟,判断各土地单元针对关键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宜度,据此构建区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进而提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实施和管理的建议。研究结果对区域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扩展。 选择位于农牧交错带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基于自然地理情况、社会经济统计及多年土地覆被数据,在对研究区近30年来土地利用时空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借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区域内关键土地利用类型进行分析与模拟,判断各土地单元针对关键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宜度,据此构建区域土地利用生态安全格局,进而提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实施和管理的建议。研究结果对区域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对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扩展。 |
| [19] | . 本文从改进传统CA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的角度出发，结合Markov模型的总量预测优势以及CA模型的空间演化优势，提出基于Logistic回归的元胞适应度计算方法等，以此构建开发出扩展CA模型，并基于2000年、2008年ETM影像以及相关辅助数据对深圳市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和建设用地是深圳市变化最为显著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和园地，其次是未利用地；②深圳市未来土地利用方式仍将以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为主，若继续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耕地保护压力巨大；③经检验，扩展CA模型模拟精度达到83.74%，能够满足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的需要，可以为地方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依据。 本文从改进传统CA模型在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模拟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的角度出发，结合Markov模型的总量预测优势以及CA模型的空间演化优势，提出基于Logistic回归的元胞适应度计算方法等，以此构建开发出扩展CA模型，并基于2000年、2008年ETM影像以及相关辅助数据对深圳市2000年-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和建设用地是深圳市变化最为显著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和园地，其次是未利用地；②深圳市未来土地利用方式仍将以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为主，若继续目前的发展趋势，未来耕地保护压力巨大；③经检验，扩展CA模型模拟精度达到83.74%，能够满足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趋势的需要，可以为地方政府在制定土地政策时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依据。 |
| [20] | . 分析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影响因素对于探究城市内在演化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深圳市为例，通过建立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两个阶段建设用地变化的Logistic回归模型，从空间角度分析了建设用地变化的规律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2002-2007年），深圳市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建设用地变化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第二产业产值变化，坡度和高程，而在第二阶段（2007-2012年），深圳市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建设用地变化表现为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布局的变化，主要解释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第二产业产值变化，人均GDP变化和人口密度变化。 分析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影响因素对于探究城市内在演化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深圳市为例，通过建立2002-2007年和2007-2012年两个阶段建设用地变化的Logistic回归模型，从空间角度分析了建设用地变化的规律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在第一阶段（2002-2007年），深圳市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建设用地变化以新增建设用地为主，主要的解释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第二产业产值变化，坡度和高程，而在第二阶段（2007-2012年），深圳市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建设用地变化表现为存量建设用地空间布局的变化，主要解释变量是固定资产投资变化，第二产业产值变化，人均GDP变化和人口密度变化。 |
| [21] | . 城市边缘地区内部建设用地扩张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当前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构造城市扩张综合指数(UICI)反映城市边缘区内部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差异,并按计算结果将各镇(街道)城市用地扩张归纳为剧变型、快变型、缓变型及相对稳定型4种类型.在建立城市用地扩张影响因素因子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与通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推动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因素中科技水平是决定因素,经济水平、人口状况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主城关联因素不可忽略. 城市边缘地区内部建设用地扩张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是当前城市用地空间扩展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构造城市扩张综合指数(UICI)反映城市边缘区内部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差异,并按计算结果将各镇(街道)城市用地扩张归纳为剧变型、快变型、缓变型及相对稳定型4种类型.在建立城市用地扩张影响因素因子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与通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推动城市边缘区建设用地扩张的因素中科技水平是决定因素,经济水平、人口状况间接影响大于直接影响;主城关联因素不可忽略. |
| [22] | .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建设用地的扩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以长三角北翼中心城市南京为例，利用遥感、土地利用调查等数据研究大都市区建设用地扩张的过程、格局与机理。研究表明，1985-2007年南京市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的推动下经济快速增长，引致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年均增长率为3.14%。2001年后随着城市发展模式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换，建设用地呈加速扩展趋势。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沿长江和南北交通走廊轴向发展的特征。开发区和新城建设是南京市建设用地扩张的主要方式。区、县尺度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口增加、全球化是城镇工矿用地扩张的重要推手；经济的服务业化有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对用地的需求，这种影响在城区更大；在分权化竞争中，都市区政府具有更强的控制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