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pt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to rapid urbanization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Xi'an
HEYanbi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8-30
修回日期:2016-11-29
网络出版日期:2017-02-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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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0年的2.24万km2增加到2014年的4.98万km2,通过城市边缘区农地征收增加土地供给量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扩张,已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建设的普遍模式。在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变过程中,大量失地农民亦随之产生。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居住空间转换、社会结构变迁、身份转型等一系列变化对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以及土地所承担的基本生活、就业和养老等多种保障,加之征地补偿标准过低或缺乏再就业培训机制,多数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低保无份”的“三无”城市边缘人[1];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导致失地农民与城市居民享受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的“非均等化”,社会机会不足造成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短缺,容易陷入贫困[2];物理生存空间的快速变化割裂了失地农民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资源的获取能力下降;城市化进程中的被动地位造成了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滞后性和模糊性,城市融入过程艰难。根据民进中央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将突破1亿人[3],失地农民问题已演变成群体风险问题[4]。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推进,城市边缘区的“空间动荡”难以避免,失地农民如何适应快速城市化引发的社会—空间重构并减轻其负面影响已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失地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失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研究[5,6]、失地农民问题的现状及原因分析[7,8]、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政策建议[9,10]等方面,但较少研究从行为主体导向出发关注失地农民主动适应变化的能力和过程。近年来,部分****对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和融入问题进行了探讨[11,12],这些研究成果大多从社会学或人口学视野出发,侧重失地农民与城市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生活或心理方面的调适,如市民化[13]、身份认同[14]、角色转换[15]、社会交往[16]等,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失地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不协调所导致的人地关系冲突和错位的结果,适应性作为地理学领域人地关系分析的新范式,为失地农民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变化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如何响应全球变化的研究经历了预防和阻止(prevention)—减缓(mitigation)—适应(adaptation)三个阶段[17]。目前,作为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核心概念和途径,适应性已成为全球变化和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在适应性与恢复力、脆弱性关系辨析[18]、气候变化适应性[19]、适应性分析框架[20,21]、适应能力评价[22,23]、适应对策与措施和适应性管理[24,25]等方面。其中,适应能力评价由于可以有效测度适应程度进而调整适应行为以规避风险或减少损失,成为当前适应性研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性由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的关键。从已有研究来看,适应性研究多局限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领域,对社会人文环境变化的适应性重视不够。适应性研究尺度呈现从宏观走向微观的趋势,从国家、区域的自然或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逐渐演化为乡村、社区的敏感性群体适应性研究[26-28],但对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关注较少。此外,目前适应性评价标准和方法尚未统一,仍处于相对评价阶段。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逼近理想解排序法)通过构造各指标的最优解和最劣解,根据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和最劣解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以此作为评价对象相对优劣的依据,具有计算简便、结果合理等特点。因此,本文将适应性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研究中,以西安市为例,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数据,基于失地农民适应模式的分类结果,采用熵权TOPSIS法对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进行评价,辨识制约适应能力提升的障碍因素,并提出适应性管理对策。研究成果有利于丰富适应性研究内容,为协调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性与适应能力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是中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市域面积10096.81 km2,全市常住人口862.75万人(2014年)。近十多年来,西安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在西咸新区和“五区一港两基地”等开发区的建设驱动下,城市空间扩展迅速,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0年的186.97 km2增长至2014年的521.91 km2。城市空间扩张的土地增量主要源于对城市边缘区农业用地的征收,结果导致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西安市失地农民总量已超过50万,约占西安市农业人口的25%[29],选择西安市作为案例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建成区和农村地域之间的转变区域,在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过渡与融合特征。其中,城市建设用地不断向农业用地侵入而形成的土地利用犬牙交错状态和用地景观的破碎化是城市边缘区最直观的反映,也是识别城市边缘区范围的重要依据。因此,基于遥感影像和土地利用数据,结合西安城市空间发展态势,将建设用地面积比例、耕地面积比例和景观破碎度作为主要衡量依据和参考指标,对西安城市边缘区范围进行了界定(图1)。这一区域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西安市受城市化影响最突出、土地征收强度最大、失地农民最为集中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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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区域及调研样点示意图
-->Fig. 1Sketch map of the study area and investigation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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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入户问卷调查和关键人物深度访谈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具体过程如下:① 初步考察:2015年5-8月,对西安城市边缘区进行了初步考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了42个典型村作为样本村(图1):首先,这42个村遍布西咸新区和“五区一港两基地”等开发区,是西安市近年来城市空间扩张最突出地域,空间城市化过程显著,这些村庄中的土地已全部或大部分被征收,农民生计与生活受失地影响强烈,失地农民问题突出;其次,样本村被征土地用途包括基础设施、大学城、工业园区、商业地产等,征地用途的多样性和村庄区位的差异性为失地农民多元化的适应行为提供了可能,有利于开展比较研究。② 预调研:2015年9月,制定实验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修改与完善,确定最终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③ 正式调研:2015年10月,按照各村农户数量采用等比例抽样法抽取受访农户进行正式调研,并尽可能涵盖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就业类型及收入水平,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共发放调查问卷400份,回收问卷40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373份,有效率为93.3%。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及家庭结构特征、家庭收支情况、征地和补偿安置情况、就业情况、社会保障情况以及认知情况等。④ 补充调研:2015年12月,课题组进行了补充调研,重点对土地管理部门、村干部及典型失地农户等关键人物进行深度访谈。数据处理前,运用SPSS 19.0软件对问卷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06,KMO=0.736,Bartlett球体检验P=0,调查问卷信度和效度较好,基本上能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特征。3 研究方法
3.1 失地农民适应性分析框架
适应性概念起源于进化生态学,此后被广泛应用到气候变化[19]、社会科学[30]、政治生态学[31]、权力理论[32]等学科领域。地理学视角的适应性概念是在全球变化背景下产生的,指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针对全球变化导致的影响在不同尺度上的调整[33],是对全球变化中人地相互作用过程的表征。适应性的核心是适应能力,即系统能够处理、适应胁迫以及从胁迫造成的后果中恢复的能力[34],其驱动要素、决定因子是影响系统适应性的关键[35],因此常用来测度适应性程度。基于适应性内涵构建失地农民适应性分析框架(图2)。失地农民适应性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过程扰动下,面对城市边缘区社会—空间重构而采取的响应行为,是失地农民通过适应能力建设减轻土地征收对生计和福祉的负面影响、同时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新机会的调整过程。其中,适应能力是失地农民适应性的核心,反映了失地农民针对土地征收的响应与应对能力,以及从失地后果中恢复的能力,不仅与自身资源禀赋(个体特征、家庭结构、资本占有情况、信息可获取性等)密切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部援助(政府帮扶、制度保障等)。适应模式是在行为导向下失地农民为应对失地后果而采取的主动或被动的适应方式,适应模式的选择主要受个体适应能力的影响和制约,而适应模式的运行状态与适应效果的优劣,也可以通过适应能力评价作出判断。在表征适应能力的指标或要素中,辨识阻碍适应能力的影响因子是提高适应能力、完善适应模式、优化适应效果的重要途径,也可以为消除适应障碍并制定有针对性的适应性管理对策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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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失地农民适应性分析框架
-->Fig. 2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daptation of land-lost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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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失地农民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和评价指标。喻忠磊等[21,36]认为认知能力是适应能力的重要因子;Gupta等[37]构建的适应能力指标体系包括多样性、学习能力、资本、公平管治等要素;Pahl-Wostl[38]构建了反映适应能力和多重学习之间关系的概念框架;方修琦等[39]强调了转型能力对提高适应能力的重要性;Eakin等[40]认为适应能力由财富、技术、教育、信息、技能、基础设施、稳定能力和管理能力等决定。本文参考已有研究[21,36-40]并基于实地调研和访谈情况,遵循代表性、系统性和可获取性原则,选择认知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转型能力与管理能力作为要素层,构建失地农民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Tab. 1
表1
表1失地农民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 1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daptive capacity of land-lost farmers
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指标权重 | 指标含义与赋值 |
---|---|---|---|---|
A 适 应 能 力 | B1认知能力 | C1被征地意愿 | 0.0147 | 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态度,五点量表获取 |
C2身份认同度 | 0.0335 | 失地农民对目前身份的满意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 ||
B2缓冲能力 | C3家庭初中以上学历比例(%) | 0.0112 | 家庭初中以上学历人口/家庭总人口数 | |
C4社会联结度 | 0.0120 | 与亲戚朋友的联系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 ||
C5社会信任度 | 0.0120 | 对邻居及周围人的信任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 ||
C6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 0.0350 | 家庭年收入/家庭总人口数 | ||
C7征地补偿费(元) | 0.0348 | 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 ||
C8借贷机会 | 0.0142 | 是否从银行或亲戚朋友处获得金融资本,二值化表示,否=0,是=1 | ||
C9人均住房面积(m2) | 0.0426 | 家庭总建筑面积/家庭总人口数 | ||
B3学习能力 | C10获取信息的渠道 C11职业技能培训 | 0.0182 0.3060 | 家庭获取信息的渠道种类 是否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二值化表示, 否=0,是=1 | |
B4转型能力 | C12职业稳定程度 | 0.1392 | 不工作和临时工=1,私营业主和个体户=2,签订中短期就业合同=3,固定工作和签订长期就业合同=4 | |
C13收入多样性指数 | 0.1362 | |||
B5管理能力 | C14政府帮扶程度 | 0.0712 | 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帮扶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 |
C15社会保障满意度 | 0.1190 | 失地农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满意程度,五点量表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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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反映了适应主体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意识,认知能力越高,采取适应措施的主动性越强,能越早对外部变化做出预判和响应,取得较好适应效果。对于失地农民,认知能力主要通过被征地意愿和身份认同度来表征,其中,被征地意愿体现了失地农民对待变化的态度,身份认同度反映了失地农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和满意程度;缓冲能力指系统缓解外部变化干扰,并保持原有属性、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多取决于系统占有的资本或资源状况。失地农民家庭拥有的生计资本一定时期内可以缓解因失去土地而面临的生计风险,包括人力资本(家庭初中以上学历比例)、金融资本(家庭人均年收入、征地补偿款、借贷机会)、社会资本(与亲戚朋友的联系程度、对邻居及周围人的信任程度)和物质资本(人均住房面积);学习能力强调通过思想、方法的革新对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进行调节与修复,失地农民通过学习获取信息、经验、知识和技能以更好的指导适应行为,包括获取信息的渠道、职业技能培训2个指标,其中,获取信息的渠道反映了失地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可以提高其决策水平降低适应行为的成本和风险,职业技能培训能显著提升失地农民的再就业能力。转型能力是指由于外部环境变化使现有系统无法保持现状时,人们重新构建新系统的能力[39]。失地农民转型能力的核心在于失地后生计方式的多元化和可持续性,因此选取收入多样性指数和职业稳定程度来表征。管理能力是指适应主体利用外部援助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失地农民而言,外部援助主要表现为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选取政府帮扶程度和社会保障满意度2个指标表示。
3.3 分析方法
3.3.1 熵权TOPSIS法 熵权TOPSIS法是对传统TOPSIS法的改进,即先通过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再利用TOPSIS法逼近理想解的原理确定评价对象的相对优劣[41]。其计算步骤如下:(1)设有m个评价对象,n个评价指标,构建原始数据矩阵X:
(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构建标准化矩阵Y。由于评价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
式中:Yij、Xij、Xjmax和Xjmin分别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原始值、最大值和最小值。
(3)确定指标权重W。确定指标权重有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两种方法,在客观赋值法中,熵值法利用评价指标的固有信息反映指标的效应价值,有效弥补了主观赋值法随意性较大的缺陷,被社会经济等研究领域广泛应用[42]。本文运用熵值法求取失地农民适应能力评价指标的权重(表1),计算过程如下:
① 基于标准化值
②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③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
④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4)构建加权规范化矩阵Z:
式中:
(5)确定最优解Z+和最劣解Z-:
(6)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最劣解的欧式距离:
(7)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解的相对接近度Ci:
式中:0≤Ci≤1,Ci值越大表明评价指数越高,反之越低。
以上各式中,i=1,2,…,m;j=1,2,…,n。
3.3.2 障碍度模型 为进一步识别影响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各指标对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影响[43]。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ij代表指标偏离度,表示单项指标与最优目标值之间的差距,即单项指标标准化值Yij与100%之差。
式中:Ij代表障碍度,表示第j项指标对适应能力的障碍程度;Gj代表因子贡献度,表示第j项指标对适应能力的影响程度,即第j项指标相对于适应能力的权重。
4 结果分析
4.1 适应模式
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区位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失地农民选择不同的适应模式以应对失地后果,主要表现为家庭就业行为的调整和生计方式的改变。运用SPSS 19.0统计软件,基于失地农户家庭成员就业类型、家庭收入来源及其比例对样本农户进行聚类分析,并参考标准化数据对聚类分析结果做出适当修正,最终将失地农民的适应模式分为短期雇工型、租金主导型、自主创业型、工资保障型和社保依赖型五种类型(表2)。Tab. 2
表2
表2不同适应模式下失地农户统计特征
Tab. 2Characteristics of adaptation modes for land-lost farmers
特征 | 短期雇工型 | 租金主导型 | 自主创业型 | 工资保障型 | 社保依赖型 |
---|---|---|---|---|---|
样本量 | 258 | 40 | 31 | 35 | 9 |
样本比例(%) | 69.30 | 10.64 | 8.21 | 9.45 | 2.40 |
家庭初中以上学历比例(%) | 67.47 | 62.94 | 69.08 | 76.13 | 61.11 |
家庭劳动力比例(%) | 60.34 | 57.29 | 61.21 | 66.62 | 42.22 |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 9021 | 22790 | 15805 | 12744 | 5474 |
经营性用房面积(m2) | 20.61 | 261.88 | 79.83 | 29.62 | 10.00 |
收入多样性指数 | 0.19 | 0.62 | 0.43 | 0.32 | 0.22 |
职业技能培训机会 | 0.12 | 0.06 | 0.23 | 0.13 | 0 |
社会联结度 | 3.51 | 3.63 | 3.58 | 3.57 | 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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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短期雇工型:该类型失地农户占据了调查样本的绝大多数,高达69.30%,以中年家庭居多,子女正处在求学阶段且有老人需要赡养,家庭劳动力比例较低,抚养负担较重。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打零工等就业渠道,就业不稳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人均年收入仅有9021元。由于受到家庭劳动力资源和收入水平的制约,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户难以对其他成本较高的非农生产活动进行投资,极大地制约了生计多样化,收入多样性指数最低。
(2)租金主导型:该类型失地农户比例为10.64%,家庭人均年收入高达22790元。调研发现,此类农户多毗邻城市中心区或大学城,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在旺盛租房需求的推动下,此类农户利用征地补偿款或借款扩大住房面积,平均经营性用房面积达261.88 m2,房租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此外,优越的地理位置为此类型失地农户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选择机会和收入来源渠道,收入多样性指数最高。
(3)自主创业型:该类型失地农户比例为8.21%,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家庭为主,也包含拥有关键社会关系资源的失地农户,社会联结度较高。调查发现,此类型农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活动的积极性最高,有助于发现创业机会、提升创业决策能力以及降低创业风险,对家庭顺利创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自主经营,如餐饮、零售、批发、运输等,此外,在生意淡季时打零工是此类农户增加家庭收入的辅助方式。
(4)工资保障型:该类型失地农户比例为9.45%,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征地前已经实现稳定非农就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低,土地征收对其影响较小;第二种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民,失地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非农就业岗位和稳定收入;第三种是少部分失地农民通过政府招工安置实现稳定就业。由于失地农民就业层次相对较低,工资性收入普遍不高,家庭部分中老年劳动力以打零工作为辅助生计方式。家庭初中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和家庭劳动力比例均为最高,但由于其收入来源以固定工资为主,收入多样性指数较低,存在生计单一化风险。
(5)社保依赖型:该类型失地农户在调查样本中比例最低,仅有2.4%,以老年家庭为主,大多已丧失劳动能力。家庭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失地农民专项养老保险金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家庭人均年收入仅有5474元。与此同时,随着居住空间的转换和家庭代际同住格局的变化,老年失地农民从熟人社会和家庭成员处获得的物质帮助、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越来越少,社会联结度最低。
4.2 适应能力评价
结合原始数据,运用式(1)~式(10)计算得出五种类型失地农民的认知能力、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转型能力、管理能力以及适应能力平均值,然后运用SPSS 19.0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观察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评价结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ANOVA结果显示(表3):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缓冲能力、学习能力、转型能力、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均存在显著差异(P值<0.05),认知能力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0.05)。Tab. 3
表3
表3不同类型失地农民适应能力均值及ANOVA结果
Tab. 3Means and ANOVA results of adaptive capacity by different types of land-lost farmers
类型 | 认知能力 | 缓冲能力 | 学习能力 | 转型能力 | 管理能力 | 适应能力 |
---|---|---|---|---|---|---|
接近度Ci | 接近度Ci | 接近度Ci | 接近度Ci | 接近度Ci | 接近度Ci | |
短期雇工型 | 0.119 | 0.356 | 0.505 | 0.138 | 0.109 | 0.273 |
租金主导型 | 0.267 | 0.883 | 0.271 | 0.434 | 0.466 | 0.404 |
自主创业型 | 0.704 | 0.468 | 0.991 | 0.843 | 0.668 | 0.801 |
工资保障型 | 0.739 | 0.400 | 0.578 | 0.223 | 0.252 | 0.341 |
社保依赖型 | 0.655 | 0.103 | 0.006 | 0.027 | 0.994 | 0.162 |
F值 | 1.994 | 12.579 | 4.054 | 27.368 | 13.483 | 7.038 |
P值 | 0.995 | 0.000 | 0.046 | 0.000 | 0.000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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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知能力: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认知能力差异性不显著。调查结果显示,91.5%的受访对象不愿意土地被征收,表明绝大多数失地农民属于被动城市化,对生存发展环境的变化缺少必要的心理调适。在“对目前身份的定位”回答中,58.7%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仍是农民,32.4%认为自己是介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边缘人”,只有8.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市民。在“对目前身份的满意程度”回答中,只有14.2%的失地农民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可见,在土地资源丧失且农民市民化进程缓慢的情况下,失地农民的心理认知普遍表现出模糊性和滞后性特征。
(2)缓冲能力: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民表现出最高的缓冲能力。由于邻近城市中心区或大学城,受到发达经济或多元产业的辐射和带动,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民就业选择机会较多,家庭收入稳定且多样化,金融资本积累水平较高。此外,此类农户社会资本最为丰富,有助于其获得更多更好的外部资源,扩展应对策略选择范围。通过合理配置家庭生计资本,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最强。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户则受到家庭金融资本不足的制约,调查数据显示,65.5%的社保依赖型农户在失去土地后家庭收入急剧减少,而消费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经济资本的匮乏,抵御风险能力下降。
(3)学习能力: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学习能力呈现较大差异,其中,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民学习能力指数最高。原因在于,此类家庭户主年龄相对较小,文化程度高,就业信息获取能力强,尤其是善于通过网络等新兴媒体主动获取政策、市场信息并重视参加创业技能培训。他们能够正确认识变化并积极采取响应措施,将土地补偿金转化为创业资本实现家庭生计资本的优化配置。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民普遍受到年龄限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较差,学习能力指数极其低下。
(4)转型能力: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民的转型能力最高,原因在于自主创业的积极性、职业的成功转型和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可以帮助失地农民分散风险,缓解生计压力,增强适应能力。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民转型能力较低,除了文化素质低和职业技能差等原因,传统思想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生存状况的改善。他们就业观念陈旧,地方依恋感强烈,就业期望高,不愿意从事流动性大、竞争性强的工作,大多数选择就近打零工以应对失地后果,就业不稳定、失业风险大。
(5)管理能力:社保依赖型和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户管理能力指数较高,原因在于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户多为老年型家庭,按照《西安市建立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若干意见》(市政发[2005]45号)的规定:已到达领取养老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及以上的人员可按月领取260元的失地农民专项养老保险金。加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惠农政策的实施,此类农户社会保障满意度显著提升。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民则充分利用政府在政策支持、创业指导、资金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的帮助,顺利实现创业并带动家庭就业。
(6)适应能力:由表3可知,不同类型失地农户的适应能力评价结果依次为自主创业型>租金主导型>工资保障型>短期雇工型>社保依赖型。其中,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户在学习能力和转型能力方面都表现出最高水平,适应能力最高;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户适应能力次之,得益于其在缓冲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工资保障型失地农户适应能力居中;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民在管理能力方面呈现明显劣势;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民的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转型能力均为最低,究其原因,一方面,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户多属于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薄弱导致了其适应能力的低下;另一方面,此类型农户在土地被征收之前严重依赖农业,缺乏非农就业技能,土地情结深厚,征地对他们造成的冲击最为显著。
4.3 适应能力障碍因素识别
通过式(11)~式(12)计算指标层各因子障碍度,进一步判断适应能力的障碍因子,为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性和适应能力提供科学依据。由于指标层因子较多,按照障碍度大小,本文只列出平均障碍度排序前5位[43]的因子(表4)。结果表明,影响各类型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障碍因子呈现趋同态势,其公共障碍因子依次为职业技能培训(C11)、收入多样性指数(C13)、社会保障满意度(C15)、职业稳定程度(C12)和政府帮扶程度(C14)。Tab. 4
表4
表4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指标层因子障碍度(%)
Tab. 4The obstacle degree of main factors on index layer for adaptive capacity of land-lost farmers (%)
类型 | 类别 | 障碍度排序 | ||||
---|---|---|---|---|---|---|
1 | 2 | 3 | 4 | 5 | ||
短期雇工型 | 障碍因子 | C11 | C13 | C12 | C15 | C14 |
障碍度 | 32.67 | 15.13 | 14.23 | 12.03 | 6.72 | |
租金主导型 | 障碍因子 | C11 | C15 | C12 | C13 | C14 |
障碍度 | 38.66 | 12.33 | 12.29 | 9.85 | 8.16 | |
自主创业型 | 障碍因子 | C11 | C15 | C13 | C14 | C9 |
障碍度 | 33.31 | 15.72 | 15.38 | 8.66 | 5.82 | |
工资保障型 | 障碍因子 | C11 | C13 | C12 | C15 | C14 |
障碍度 | 32.87 | 14.32 | 13.31 | 12.67 | 7.37 | |
社保依赖型 | 障碍因子 | C11 | C12 | C13 | C15 | C14 |
障碍度 | 37.65 | 15.42 | 13.58 | 9.01 | 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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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最大障碍因子是职业技能培训(C11)。调查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再就业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87.9%的受访对象未接受过任何职业技能培训。问及原因:90.2%的失地农民表示政府未组织,4.3%的失地农民认为培训作用不大,4.1%的失地农民受到年龄限制,1.4%的失地农民表示培训内容不对口,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严重制约了失地农民的择业能力和就业稳定性,可见,在失地农民因土地资源丧失导致传统劳动技能失效后,职业技能培训已经成为阻碍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提高的关键因素。障碍度第二位的因子是收入多样性指数(C13),由表2可知,五种类型失地农民收入多样性指数普遍偏低,不利于分散风险和增强家庭稳健性,已成为制约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主要因素。障碍度第三位的因子是社会保障满意度(C15),失地农户平均满意度仅为1.84。究其原因,被动失地导致失地农民“被剥夺感”强烈,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又难以完全替代土地所承载的就业、生活保障、养老以及心理安全等功能,失地农民适应性必然受到影响。此外,与市民享受社会保障的非均等化现象也是造成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满意度低的原因。障碍度第四位的因子是职业稳定程度(C12),调研情况表明,受自身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限制以及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排斥,失地农民非农就业渠道少,就业压力大,大多数选择就近打零工的失地农民基本上处于半失业或隐性失业状态,结构性失业严重,就业稳定性差。另外,失地农民维权意识薄弱,大多数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此同时,失地农民就业意识和择业观念落后,普遍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自主创业意识,56.1%的受访对象从未想过创业,29.8%的受访对象仅有创业的想法但是不敢行动。障碍度第五位的因子是政府帮扶程度(C14)。对失地农民来说,土地资本的丧失意味着可行能力的严重削弱,多数陷入“收入无门、支出无底”的贫困境地,成为城市社会中新的弱势群体,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而西安市现行征地安置补偿方式以一次性货币补偿为主,政府在技能培训、就业指导、资金扶持、法律援助等方面存在严重的职能缺失现象,失地农民对政府帮扶的平均满意度仅为2.04。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失地农民的适应模式分为短期雇工型、租金主导型、自主创业型、工资保障型和社保依赖型五种类型。其中,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户占据了调查样本的绝大多数,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打零工,就业不稳定导致家庭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户多毗邻城市中心区或大学城,房租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活动的积极性最高,对家庭顺利创业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工资保障型失地农户文化程度最高,但由于收入来源以固定工资为主,存在生计单一化风险;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户以老年家庭为主,收入来源主要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金。(2)不同类型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存在显著差异,评价结果依次为自主创业型>租金依赖型>工资保障型>短期雇工型>社保依赖型。其中,自主创业型失地农户在学习能力和转型能力方面都表现出最高水平,适应能力最高;租金主导型失地农户适应能力次之,得益于其在缓冲能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工资保障型失地农户适应能力居中;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民在管理能力方面呈现明显劣势;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民的适应能力最低,征地对他们造成的冲击最为显著。
(3)不同类型失地农民适应能力的障碍因素呈趋同态势,其中职业技能培训(C11)、收入多样性指数(C13)、社会保障满意度(C15)、职业稳定程度(C12)和政府帮扶程度(C14)是阻碍失地农民适应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5.2 讨论
根据失地农民适应能力评价结果和适应能力障碍因子分析,从政府、社区、失地农民三个层面提出如下适应性管理对策:(1)政府层面:① 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及教育水平,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失地农民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性,分层次、分领域、分类型提供教育和就业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② 以保证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逐步建立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子女教育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并覆盖所有失地农民。③ 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就业信息服务平台,拓展就业安置渠道。鼓励和扶持失地农民自主创业,搭建创业平台,提供创业贷款,帮助解决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融资问题,全方位多渠道安排和引导失地农民再就业。④ 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促进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同演进,协调人地关系。⑤ 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帮扶力度,尤其是针对适应能力较差的失地农民弱势群体:在促进短期雇工型失地农民再就业的同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引导其签订就业合同,增强就业稳定性;在发挥政府养老保障托底作用的同时,动员家庭、社区、社会力量参与,为社保依赖型失地农民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引导工资保障型失地农民将征地补偿资本化,拓宽收入渠道,降低收入单一化风险。
(2)社区层面:加强社区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充分发挥社区自组织在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性过程中的作用,建立以社区互助组织为核心的社区支持系统,帮助失地农民拓展社会网络关系,增强失地农民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3)失地农民层面:转换角色,更新观念,主动寻找就业门路,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自身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能力。
地学领域的适应性研究关注人类对环境变化的响应,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将适应性分析框架应用到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研究中,对快速城市化扰动下失地农民的适应性进行了探讨,是对人文—社会环境变化适应性研究的一次尝试,不仅丰富了适应性的类型研究和微观尺度研究,同时可为协调城市边缘区人地关系、提高失地农民适应性与适应能力提供指导。但由于目前尚缺乏统一的适应能力评价框架,文中构建的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验证和完善,如未考虑征地时间、征地用途对失地农民适应性的影响。此外,本文仅对特定时段和特定地域的失地农民适应性进行了探讨,失地农民适应性的时间尺度演变及驱动机制将是后续深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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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a name="OLE_LINK1">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a>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a name="OLE_LINK2"><span>文章根据国内外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span><span>国外****利用社会学模型和质性研究方法,对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和创建救助组织的融合策略建议。</span></a><a name="OLE_LINK4">国内****侧重于研究失地农民个人属性、就业培训、户籍、生活空间等因素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a>,提出政府和失地农民个人都需进行改变以促进失地农民的全面融合。未来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问题的研究应注重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综合运用,建立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测量模型,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得更加紧密,改善失地农民的生存与生活质量。 ,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a name="OLE_LINK1">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a>多,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问题。<a name="OLE_LINK2"><span>文章根据国内外近十多年来的相关文献,总结了国内外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span><span>国外****利用社会学模型和质性研究方法,对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和创建救助组织的融合策略建议。</span></a><a name="OLE_LINK4">国内****侧重于研究失地农民个人属性、就业培训、户籍、生活空间等因素对其城市融合的影响</a>,提出政府和失地农民个人都需进行改变以促进失地农民的全面融合。未来失地农民城市融合及保障制度问题的研究应注重量化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综合运用,建立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测量模型,将理论与实际联系得更加紧密,改善失地农民的生存与生活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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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 Planne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denotes actions undertaken to reduce the risks and capitalize on the opportunities associated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current thinking about planned adaptation. It starts with an explanation of key adaptation concepts, a descrip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adaptation contexts, and a discussion of key prerequisites for effective adap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introduction, major approaches to climate impact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 and their evolution are reviewed. Finally, principles for adaptation assessment are derived from decision-analy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from the experience with past adaptation assessments. |
[20] |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of human communities to global changes, especially climate change, in the context of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It focuses on scholarship that contributes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adaptations at the community scale. In numerous social science fields, adaptations are considered as responses to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or adaptive capacity. In the climate change field, adaptation analyses have been undertaken for several distinct purposes. Impact assessments assume adaptations to estimate damages to longer term climate scenarios with and without adjustments. Evaluations of specified adaptation options aim to identify preferred measures. Vulnerability indices seek to provide relative vulnerability scores for countries, regions or communities. The main purpose of participator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is to identify adaptation strategies that are feasible and practical in communitie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daptation analyses with this purpose are outlined, and common elements of this approach are described. Practical adaptation initiatives tend to focus on risks that are already problematic, climate is considered together with oth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resses, and adaptations are mostly integrated or mainstreamed into other resource management,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grams. |
[21] | .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旅游影响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已成为国际上旅游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构建农户旅游发展适应性分析框架,以陕西秦岭金丝峡景区为案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数据,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行为模式、影响因素及机制。主要结论包括:① 旅游业推动小河流域农业商品化,但并未促进农业增长,相反农业生产功能大幅衰退;农户以旅游经营和常年务工作为主要对策,形成了旅游专营型、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及务工主导型四种适应效果差异显著的适应模式。② 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机会和政策认知)、劳动力(劳动力总量、聘用人数)、地理区位(可达性与区位优势度)、自然资本(耕地面积)、物质资产(房屋类型) 和社会资本(邻里关系) 。③ 旅游开发导致的自然生计资源缺失与农户生存理性之间的矛盾是适应发生的根源,社区补偿制度是重要推动力量;农户社会理性与经济理性偏好决定着其适应模式选择;适应效果受适应力驱动因素影响。最后对旅游影响的社会—生态整合研究有效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后续深化研究的方向和本研究的实践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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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 在对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易损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弹性等适应性要素构建了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据此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分异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呈正态分布;从资源类型看,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系统适应性呈现冶金类>综合类>煤炭类>石油类的特征;从空间格局看,呈现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变化趋势;从发展阶段看,呈现老年期>中年期>幼年期的递变规律;从城市规模看,呈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的递变规律。据此,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分为4种类型,即高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高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低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低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 , 在对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易损性、敏感性、稳定性和弹性等适应性要素构建了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并据此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性分异特征、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呈正态分布;从资源类型看,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系统适应性呈现冶金类>综合类>煤炭类>石油类的特征;从空间格局看,呈现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变化趋势;从发展阶段看,呈现老年期>中年期>幼年期的递变规律;从城市规模看,呈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的递变规律。据此,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东北矿业城市产业生态系统分为4种类型,即高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高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低适应能力、协调发展类型;低适应能力、环境优先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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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 ,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是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和敏感地区。研究北方草原地区牧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对于提高牧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促进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内蒙古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生态区牧户对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灾害事件的感知和适应的现状与行为特征。结果表明:过去30年内蒙古草原地区气候基本呈暖湿化趋势,近10年极端气候灾害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大雪和干旱分别是东、西部草原地区最主要的极端气候灾害;牧户能够正确感知变暖趋势,但无法正确判断降水情况;东部牧户对大雪事件的感知度较高,西部牧户对干旱的记忆最深刻,并分别针对大雪和干旱采取有差别的应对措施;当前,牧户应对措施相对缺失,需要进一步探求更为积极、高效的应对行为,以便更好更快地适应气候变化。 ,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是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和敏感地区。研究北方草原地区牧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对于提高牧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促进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内蒙古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生态区牧户对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灾害事件的感知和适应的现状与行为特征。结果表明:过去30年内蒙古草原地区气候基本呈暖湿化趋势,近10年极端气候灾害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大雪和干旱分别是东、西部草原地区最主要的极端气候灾害;牧户能够正确感知变暖趋势,但无法正确判断降水情况;东部牧户对大雪事件的感知度较高,西部牧户对干旱的记忆最深刻,并分别针对大雪和干旱采取有差别的应对措施;当前,牧户应对措施相对缺失,需要进一步探求更为积极、高效的应对行为,以便更好更快地适应气候变化。 |
[28] | . ,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① 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② 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③ 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① 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② 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③ 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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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 , 适应性研究是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基于对适应性概念的辨析,探讨了全球变化背景下适应性的科学内涵,总结了适应性研究的途径。通过文献分析与归纳,将适应性研究途径分为敏感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暴露-适应能力-脆弱性框架与弹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从“适应对象”、“适应者”以及“如何适应”的角度概述了适应性研究的实践与应用,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 适应性研究是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基于对适应性概念的辨析,探讨了全球变化背景下适应性的科学内涵,总结了适应性研究的途径。通过文献分析与归纳,将适应性研究途径分为敏感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暴露-适应能力-脆弱性框架与弹性-脆弱性-适应性框架。从“适应对象”、“适应者”以及“如何适应”的角度概述了适应性研究的实践与应用,最后指出了未来的研究重点和发展方向。 |
[34] | . , 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 , 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 |
[35] | . , 在气候变化领域,随着对气候变化本身不断的关注,适应性研究不断涌现.因此,理清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脉络、把握国际适应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对未来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削减、针对性地提高人类适应和应对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主要文献,分析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概念及其应用,适应性与适应能力、响应能力和恢复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综述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情景模型测算、适应性选择、不同尺度适应能力、主动适应策略研究的4个集中领域;总结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社区尺度、自下而上手段、适应性过程研究的趋势. , 在气候变化领域,随着对气候变化本身不断的关注,适应性研究不断涌现.因此,理清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脉络、把握国际适应性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动向,对未来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削减、针对性地提高人类适应和应对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依据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主要文献,分析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概念及其应用,适应性与适应能力、响应能力和恢复力之间的相互关系;综述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情景模型测算、适应性选择、不同尺度适应能力、主动适应策略研究的4个集中领域;总结了气候变化适应性社区尺度、自下而上手段、适应性过程研究的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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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 , 弹性、脆弱性和适应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由于各自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 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含义有很大差异, 有的甚至是不可 比的。本文主要根据《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 年第3 期发表的IHDP 学术委员会专题 研讨会成果, 结合UNU 关于脆弱性的研究成果, 重点介绍了这三个核心概念的演变以及相互联 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 弹性、脆弱性和适应是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IHDP) 中三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由于各自学科研究传统的差异, 不同学科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其含义有很大差异, 有的甚至是不可 比的。本文主要根据《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06 年第3 期发表的IHDP 学术委员会专题 研讨会成果, 结合UNU 关于脆弱性的研究成果, 重点介绍了这三个核心概念的演变以及相互联 系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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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 . , 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论文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采用改进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根据重庆市1997年-2007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评价其土地利用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逐渐提升,1997年-2007年绩效指数从0.1866增加到0.7707,土地绩效程度经历了低级绩效—中级绩效—良好绩效的演变历程;②2005年以前,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影响最大;2005年后,土地投入水平是最大障碍因子,地均从业人数的影响最大;③长远来看,土地利用程度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首要因素。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投入水平障碍度以年均9.66%、1.47%的速度增加,而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障碍度以年均3.00%和1.44%的速度下降。最后,根据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现状提出提升土地利用绩效的主要路径。 , 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重要基础。论文从土地投入水平、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益、土地利用可持续性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指标,采用改进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根据重庆市1997年-2007年的城市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评价其土地利用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①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逐渐提升,1997年-2007年绩效指数从0.1866增加到0.7707,土地绩效程度经历了低级绩效—中级绩效—良好绩效的演变历程;②2005年以前,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的影响最大;2005年后,土地投入水平是最大障碍因子,地均从业人数的影响最大;③长远来看,土地利用程度是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的首要因素。土地利用程度和土地投入水平障碍度以年均9.66%、1.47%的速度增加,而土地利用效益和土地利用生态可持续性障碍度以年均3.00%和1.44%的速度下降。最后,根据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绩效现状提出提升土地利用绩效的主要路径。 |
[42] | . , 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 , 集对分析是研究客观事物之间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联系的一种有效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将多个评价指标合成一个与最优评价集的相对贴近度,用来评价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基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经济系统对区域可采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建立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法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模型。以典型石油城市大庆为例,分析1991年以来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由1991年的0.504增至2007年的0.573;区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由1991年的0.268增至2007年的0.771;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由初期的0.619降至2007年的0.402。②应对能力的强弱对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主导作用。③原油产量增长率、人均GDP和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的关键因子。④区域应对能力的"障碍度"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密度一直是第一障碍因素,而产业结构的限制集中出现在2000年以前。研究认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呈下降趋势,但仍处于中等脆弱状态,需要重点关注主要敏感因子与障碍因子的发展变化。 |
[43] | . ,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8)、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10)、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9)、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3)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7);3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 农户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其满意度直接关系到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成效。论文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来研究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及其障碍因子的诊断方法,可为提高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提供决策依据。选取在全国创新探索农田生态补偿的上海市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和率先试点耕地保护基金的四川省成都市为实施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的典型地区,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成都市、张家港市和上海市闵行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农户评价的绩效值分别为0.529、0.494和0.461,对应的绩效水平分别为良好、一般和较差,农户满意度绩效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影响三个地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农户绩效评价排序前5位的障碍因子依次为对耕地保护补偿账务公开是否满意(C8)、对政府部门关于耕地保护补偿资金的监督管理是否满意(C10)、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使用要求是否满意(C9)、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是否满意(C3)和对耕地保护补偿资金分配是否满意(C7);3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其进行评价,是合理可行的。不仅如此,通过障碍因子诊断,其指标评价信息可以揭示出耕地保护补偿政策存在的绩效问题,有利于促进耕地保护补偿政策绩效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