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妍^1,, 梅林^1,2,
1. 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2.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长春 130017

Coordination of the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triad in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CHENYan^1,, MEILin^1,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7, China;
通讯作者:通讯作者：梅林（1962- ）,女,吉林长春人,教授,研究方向人文地理、旅游管理和城乡区域规划。E-mail: meil682@nenu.edu.cn
收稿日期:2017-08-15
修回日期:2017-11-21
网络出版日期:2018-02-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111)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妍（1990- ）,女,吉林抚松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乡规划。E-mail: cheny662@n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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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鉴协调发展相关理论,构建综合评价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和环境转型的指标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算2000-2014年系统内各要素对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的作用,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协调水平呈现波动式缓慢上升的走势,共出现四次较大幅度的波动,空间上差异性先减弱后加剧,协调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辽宁省南部,失调城市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缘地区,无论是协调度水平变化或是空间分布上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②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从划分类型看,协调发展型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作用力均衡较好,对社会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投入强于发展调和型城市和失调衰退型城市,钢铁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强于石油型城市和冶金型城市,森工型城市表现最弱。③ 第三产业发展、教育、技术、非国营经济、生产生活环境等因素对协调转型的促进作用显著,但历史遗留问题、产业结构升级等仍待进一步解决,同时也对实践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提出了高要求。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经济;社会;环境;东北地区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ordinating rule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ition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structs indicators for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ory with referring data.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examined at the city level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0 to 2014. The main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coordinated level of the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triad increases slowly in four stages with cyclical volatility. The spatial pattern appears to be unbalanced with the high-level coordinated cities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low-level coordinated cities mostly situated in the north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2) Three types of cities can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coordinating level. The first type consists of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score in society transition development; they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systems equally. The second type are cities that usually invest less in bo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The third type, which includes most forest cities, obtained the lowest score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ar below the other two types. (3) The development of a service industry, education level, and technology were found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however, heavy industry was not found to be as effective as other factors. Overall, transition development in resource-based cities demands higher standards in this new period with historical problems still needing to be solved.

Keywords：resource-based cities;coordinating transition;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Northeas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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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妍, 梅林.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环境协调演化特征[J]. 地理研究, 2018, 37(2): 307-31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6
CHEN Yan, MEI Lin. Coordination of the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triad in the transition development of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307-31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802006

1 引言

协调发展是体现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是否配合得当,和谐一致的程度,是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趋势,对于提升系统内的良性循环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许多地区出现发展水平与转型不相适应的现象,无论是落后的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和资金、人力资本抑或是转型的滞后,过渡的建设造成资源浪费,城市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等现象,均会随着改革开发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而日益严重^[2,3]。其中资源型城市作为特殊城市类型之一,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可持续性矛盾突出,城市转型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深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仍然缺乏对环境改善、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关注,亟需根本性、结构性的改革创新^[4,5]。如何从“协调”的角度对资源型城市中社会、经济、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差异进行刻画分析,系统地反映综合实力水平,寻找切实可行的转型路径是推进资源型城市振兴发展的关键,不仅对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有助于区域内各系统、要素间的和谐发展,提高研究成果的实用性。
东北地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起步较早。在计划经济体制和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背景下,依靠丰富的农、林、矿等资源,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然而长期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得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枯竭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滞缓、隐形失业问题严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生态恶化趋势加剧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接踵而至^[6,7]。2000年国家提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战略。然而,在原来高强度、高速度的发展背景下,东北地区城市形成了“资源高度依赖型”的经济结构,加上计划经济体制退出晚、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低等条件约束,实现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8,9,10]。目前,东北地区经济疲软,城市转型发展步入深化阶段,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升级^[11,12]。十八大以来,全面振兴东北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变传统观念,实施创新政策,为新时期区域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系统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类型、演变特征、影响指标,可为其他类似城市转型、国家和地区发展决策提供借鉴。
地区转型协调发展研究逐渐受到各界****的重视,并开展了不同地域尺度层面的评估和研究。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大致为两大类,一是经济学视角下注重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对其进行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探究时间序列下各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13,14,15,16,17,18]};二是地理学视角下,以城市和乡村作为两条研究主线,系统分析单一指标或者指标体系间两两互动关系,通常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作为切入点对协调发展现状和建议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19,20,21,22,23,24,25,26]}。这些研究对整体把握全国到乡村层面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协调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状态对应分析相对薄弱,难以深刻认识转型发展中的区域问题,并且现有文献中缺乏对资源型城市的协调发展分析。作为全国重要的一类特殊性城市,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较深,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基础存在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有必要在研究尺度和机理分析上进行深入探讨。本文综合参考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学科视角以及模型方法,构建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指标体系,建立协调转型度模型,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协调发展水平演变,并结合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性进行定量考察和有效评价,探索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增进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化发展提供实质性对策建议。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

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中资源型城市的概念和划分标准,即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本文研究对象为东北地区20个资源型地级城市（不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图1）,其中黑龙江省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大庆、伊春、七台河、牡丹江、黑河;吉林省包括吉林、辽源、通化、白山、松原、延边州;辽宁省包括鞍山、抚顺、本溪、阜新、盘锦、葫芦岛。根据资源类型划分为5类,分别为有色冶金型城市、森工型城市、煤炭型城市、石油型城市和钢铁型城市。选取2000-2014年各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面板数据指标。基础数据来自于2001-2015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①(①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不包括延边州的相关数据,因此文中数据主要是以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为依据。)以及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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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空间分布图
-->Fig. 1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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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环境转型各自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很多,本文借鉴现有文献的梳理,依据各个指标被使用频次以及指标的重要性和可获得性,结合研究目的,采用人口密度、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员占比、教育支出占比、科技支出占比和社会保障支出占比等5项作为评价资源型城市社会转型水平的指标,采用工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岗平均工资、货运量和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等5项作为评价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水平的指标,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清扫保洁面积和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等5项作为评价资源型城市环境转型水平的指标,建立转型系统协调度测度指标体系（表1）。
Tab. 1
表1
表1转型系统协调测度指标体系
Tab. 1Indicators of transformation coordinating system

目标层	指标层		功效性
	名称	单位
社会转型水平	人口密度X1	人/m2	+
	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员X2	万人	+
	教育支出占比X3	%	+
	科技支出占比X4	%	+
	社会保障支出占比X5	%	+
经济转型水平	工业产值X6	亿元	+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X7	%	+
	在岗平均工资X8	元	+
	货运量X9	万t/km	+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X10	万美元	+
环境转型水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X11	%	+
	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X12	%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13	%	+
	清扫保洁面积X14	万m2	+
	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X15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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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项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和指标的正负取向存在差异,在进行评价前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功效函数测度子系统中单个指标的变化对该系统的影响。具体方法如下：
Zij=Xij-MinijMaxij-Minij，Xij正作用指标Zij=Maxij-XijMaxij-Minij，Xij适度作用指标Zij=Mij-XijMaxij-Minij，Xij负作用指标（1）
式中：X_ij是第i个系统中的第j个指标;Z_ij为指标X_ij对系统i的影响程度;Min_ij、Max_ij是系统i到达稳定临界点时指标X_ij的下限和上限值;M_ij为适度指标的临界阈值,0≤X_ij≤1。
对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环境转型子系统内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实现,避免人为主观性,更加客观地反映各指标所产生的作用,即：
Ui=∑j=1nλijzij, ∑j=1nλij=1（2）
式中：U_i（i=1,2,3）是社会、经济、环境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系统的影响,λ_ij是指标权重。

2.2 模型设定

2.2.1 协调转型度模型 转型度U是度量系统或者要素转型程度的定量指标,U=T₁+T₂+T₃,T=aX（ρ）+bY（ρ）+cZ（ρ）+dG（ρ）+eH（ρ）,T是社会、经济或环境转型水平,X（ρ）、Y（ρ）、Z（ρ）、G（ρ）、H（ρ）是三个子系统的5个评价指标,a、b、c、d、e是相应的权重,ρ是指标的功效系数值,协调度C=[（U₁×U₂×U₃）/（（U₁+U₂+U₃）/3）]³,反映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转型协调程度,C取值在0~1之间,C值越大代表三者协调性越好;反之,说明三者协调性越差。协调度C往往难以反映三者的发展水平,引入协调转型度进一步度量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D=C×U,式中D是协调转型度。
2.2.2 回归模型 面板数据是同时在时间和截面空间上取得的二维数据。与截面数据相比大幅提高了样本容量,在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中能有效缓解多重共线性,提高模型参数估计的精确度,尤其是当存在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而引起内生性时,采用面板数据可以消除这种异质性,得到回归系数的一致估计^[27]。
面板数据模型形式：y_it=α_i+χ_itβ+u_it,式中：i=1,2, ?,N,表示截面数量;t=1,2, ?,T,代表时间标示;x_it是k×1解释变量;β是k×1系数量向量;α_i是个体i不随时间改变的影响因素;u_it是随着截面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20]。以协调转型度D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影响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协调发展的因素（X₁~X₁₅）作为解释变量。依据变量干扰项的处理方式建立的模型可分为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用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

3 结果分析

3.1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时空变化特征

2000-2014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呈现波动式缓慢上升的走势（图2）。其中,2000-2002年各资源型城市协调度系数普遍下降,主要源于国家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初试阶段,经验技术匮乏,社会、经济和环境各系统打破原有的均衡发展状态,短时间内无法完全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结构转变;2003-2007年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等措施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大力实施,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力量带动转型发展,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波动上升;然而前期依靠经济增长为主要目的来拉动转型发展并不具有全面性,2008-2010年协调转型水平再一次出现下降,一方面伴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深化,原有的转型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阶段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诉求,另一方面,在此时期东北地区整体经济疲软,转型动力不足,国家对于东北区域政策由原先的“输血”功能为主转变为“造血”功能为主,减少了金融财税等多方面的直接补偿,发展出现瓶颈;2011-2014年,D值变化幅度较小,超过60%的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出现小幅上升。伊春、牡丹江、白山等森工型城市呈现下降趋势,部分源于大多数城市在前期转型的基础上探寻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而对于森工型城市以旅游转型为主的发展方式提出较晚,试行时间不长,效果有待于后续观测。整体上,15年来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出现四次较大幅度的波动,水平值以缓慢式上升为主,再一次佐证了转型过程的阶段性和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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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D值变化
-->Fig. 2The change of "D"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

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时间变化的基础上,选取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四个典型年份的D值进行空间分层设色分析（图3）。① 2000年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中鞍山、抚顺和大庆D值范围0.6~0.8,协调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城市,12个资源城市协调水平在0.4~0.6间,鸡西、黑河、鹤岗、伊春和白山水平值在0.2~0.4间,属于失调状态。② 2005年D>0.6的资源型城市有大庆、吉林、牡丹江、抚顺、本溪、盘锦和鞍山,数量上有所增加。20个资源型城市D值均超过0.4,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整体处于协调状态,各城市差异不大。③ 2010年大庆、鞍山、盘锦、抚顺、吉林、本溪和牡丹江协调程度依次降低,D值均大于0.6。黑河、伊春和双鸭山三个城市D<0.4,再一次出现失调状态,各资源型城市转型协调差距拉大。④ 2014年,鞍山D值超过0.8,成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中第一个高度协调转型的城市,0.6<D<0.8的有大庆、吉林、抚顺、盘锦、本溪和葫芦岛,黑河、伊春、鹤岗和双鸭山仍是协调水平较低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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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4年东北资源型城市D值的空间分布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2000, 2005, 2010 and 2014
-->

东北地区各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水平空间上差异性先减弱后加剧,协调程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辽宁省南部,以鞍山、盘锦、本溪为代表,黑河、伊春、鹤岗等失调城市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缘地区,无论是协调度水平变化时间或是空间分布上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3.2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类型分析

3.2.1 基于城市资源属性的分类特征 结合相关文献和研究结果^[28,29],将东北地区20个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度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协调发展型（0.6<D≤1）,发展调和型（0.4<D≤0.6）以及失调衰退型（0<D≤0.4）。协调发展类型中若0.8<D≤1为高度协调,0.6<D≤0.8划分为初级协调,失调衰退类型中若0.2<D≤0.4是轻度失调,当0<D≤0.2时属于严重失调。以2000-2014年研究对象的D值平均值为基准,并参考各城市的资源属性,进行更细致的分类（表2）。
Tab. 2
表2
表2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分类
Tab. 2Different types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协调发展型(0.6<D≤1)		发展调和型(0.4<D≤0.6)					失调衰退型(0<D≤0.4)
煤炭型城市	抚顺		阜新	辽源	双鸭山	鸡西	七台河	鹤岗
	0.65		0.51	0.47	0.42	0.48	0.46	0.39
石油型城市	盘锦	大庆	松原
	0.61	0.68	0.47
森工型城市	吉林		牡丹江					白山	伊春	黑河
	0.66		0.56					0.40	0.36	0.36
冶金型城市	本溪		葫芦岛	通化	延边
	0.60		0.55	0.50	0.54
钢铁型城市	鞍山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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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型城市中,抚顺属于初级协调发展类型,阜新、辽源、双鸭山、鸡西和七台河差距较小,属发展调和型,而鹤岗D值仅为0.39是轻度失调型;石油型城市D均高于0.4,盘锦和大庆分别为0.61和0.68,初级协调发展类型,松原0.47,略低于前两者,属发展调和型;森工型城市中60%是轻度失调发展,白山0.40,伊春0.36,黑河0.36,只有吉林属于协调发展,其D值0.66,仅次于鞍山,牡丹江D值0.56属发展调和型;冶金型城市共有4个,本溪D值最高0.60,其次是葫芦岛0.55,延边0.54,通化0.50,未有失调衰退型城市;钢铁型城市仅鞍山一座,也是东北地区20个资源型城市中协调转型水平最好的,属于初级协调型,平均D值0.77,超过黑河、伊春等地区的2倍及以上。
根据2000-2014年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度的平均值看,并不存在高级协调和严重失调两种类型。钢铁型城市协调转型水平强于石油型城市和冶金型城市,煤炭型城市以发展调和型为主,森工型城市表现最弱。失调衰退型中的鹤岗、伊春、黑河等城市集中于黑龙江最北部,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交通便捷程度不高,产业升级困难,区域内部社会、环境和经济矛盾突出,相比之下鞍山、抚顺、盘锦等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依靠经济区腹地的地理位置,加强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转型进程相对较快。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不同资源属性的城市间差距较大。
3.2.2 基于子系统驱动下的分级特征 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类型不仅是指水平值大小的分类,系统间作用力的分级也是其重要表现,不同视角下对整体和内部的划分进行综合考虑,才能较全面地反映出转型过程中不同城市协调发展类型间的差异和原因。在上述资源属性分类特征的基础上,利用SPSS对20个研究对象回归分析,以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作为解释变量,对三种协调分类的地区按照各子系统驱动强度大小分成不同作用级别,探寻转型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系统间的影响力。图4表示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回归的标准化系数,系数越大代表作用效果越强,反之说明在转型过程中该系统的发展速度较慢,作用强度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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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系统影响分布
-->Fig. 4Distribution of systems influencing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强于环境优化和社会转型。其中协调发展型城市在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均衡性较好,对社会服务设施完善等方面投入强于发展调和型城市,失调衰退型城市的社会子系统作用系数小于0.3,仅是发展调和型城市的二分之一。经济总量增加不再是衡量转型成果的唯一指标,尤其是人们对高生活质量的诉求增加,使城市建设中社会和环境问题得到更多关注。系统内部社会、经济和环境间的均衡性越强,协调转型效果越好,鞍山、抚顺各子系统均衡发展强于其他城市,协调转型水平亦优于其他城市,这种趋势会随着转型的深化而进一步凸显。
大庆是典型的社会转型驱动型城市,辽源和伊春属于经济转型驱动型,本溪、阜新、吉林、通化、白山、鸡西和双鸭山是环境转型驱动型,这10个资源型城市均是单系统引导作用为主;盘锦、延边和牡丹江是由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为主导,葫芦岛、松原、鹤岗、七台河和黑河属于经济转型和环境转型共同作用,共8个资源型城市属于双系统协同作用类型;鞍山和抚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发展作用力强度相差不大,是多系统均衡作用型城市。另一方面,根据地区转型过程中发展的实际情况,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具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例如森工型城市中吉林和白山均为环境系统占主导地位,但是吉林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强于白山地区,说明白山在转型过程中应注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服务设施体制的完善以及加强经济增长的引导作用,资源型城市应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有效的协调系统内各要素均衡发展。

3.3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3.3.1 模型设定检验 在探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与各系统内影响因素间的定量关系。利用EVIEWS软件分别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混合估计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混合估计模型默认不同个体和截面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R²检验值为0.78,模型可成立。
Tab. 3
表3
表3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Tab. 3Regression result of D growth and driving factors

被解释变量	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度（D）
模型设定	混合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人口密度	0.0749***	0.0807**	0.0728***
	(10.55333)	(2.214886)	(13.06485)
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口	0.2713***	0.1407***	0.2653***
	(10.24817)	(5.976517)	(13.16686)
教育事业支出占比	0.2951***	0.2435***	0.2771***
	(4.046505)	(3.771541)	(4.945308)
科学技术支出占比	0.4408***	0.325**	0.4164***
	(4.158973)	(2.383748)	(5.154141)
社会保障支出占比	0.13**	0.598	0.1227***
	(2.24556)	(1.20829)	(3.019892)
工业产值	0.00923***	0.0119	0.00913***
	(7.175209)	(-0.858595)	(9.812395)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26789***	0.138464**	0.249207***
	(5.34968)	(2.187461)	(6.015458)
在岗平均收入	-0.0000254	0.000471***	-0.0000271
	(-0.500953)	(4.806558)	(-0.74326)
货运量	0.000792***	0.000381***	0.000807***
	(4.617614)	(2.818286)	(6.484118)
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0.00000895***	-0.00000471	-0.0000874***
	(-4.953234)	(-0.39205)	(-6.63688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457**	-0.0568	-0.0442***
	(-2.508385)	(-1.440034)	(-3.350828)
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	0.0278*	0.0541***	0.0294***
	(1.907039)	(5.226361)	(2.763163)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0.0239***	0.00937***	0.0237***
	(5.780248)	(3.28412)	(7.955119)
清扫保洁面积	0.00102**	0.000851***	0.00106***
	(2.203185)	(2.806396)	(3.152491)
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	0.0424***	0.0351***	0.0377***
	(6.931728)	(3.86893)	(5.539586)
常数项	1.517545***	0.390618***	0.027812
	(5.23549)	(5.786463)	(0.912815)
参数联合检验		Prob(F-stat)=0	Prob(F-stat)=0
R2检验	0.783465	0.928906	0.783031
观测数量300;组数2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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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的假设条件是各城市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对不同截面或时间序列,模型的截距项不同。采用在模型中加虚拟变量的方法估计回归参数,分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其中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就是对不同截面、不同个体都有不同的截距模型,通过三种固定效应模型模拟结果对比,选用个体时刻效应模型。
利用F统计量检验选择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时刻固定效应回归模型。
H0∶α1= α2= ?= α20（3）
对模型检验：
F=RRSS-URSST+N-2URSSNT-T-N-K+1（4）
式中：RRSS和URSS分别是约束模型和无约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20;T=15;K=15）。经计算F=40.6>F_0.01,所以推翻原假设,可以建立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
与固定效用相比,随机效应模型相当于将固定效应中的截距分解为截面随机误差项和时间随机误差项,即各城市具有相同的截距项,个体差异主要反映在随机干扰项。利用Hausman统计量检验,H₀：个体随机效应模型;H₁：个体固体效应模型,Hausman统计量值282.8,对应的P值是0.000,即拒绝原假设。与其他回归模型系数相比,随机效应R²检验值为0.78,小于固定效应R²值0.93,说明就描述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的动态变化影响来看,不适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应该选择固体效应模型。
3.3.2 估计结果分析 在综合考虑各参数和检验结果后,选取个体时刻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表3）。其中,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人口密度、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员占比、教育支出占比、科技支出占比、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岗平均工资、货运量、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清扫保洁面积和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等11项指标对协调转型产生一定影响,而工业产值、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以及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等指标并没有形成显著作用,社会保障服务水平和工业产值影响系数为正,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和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的参考系数为负,结果均未通过检验,不是驱动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的有效指标。
社会系统影响因素中,人口密度、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口、教育事业支出占比和科学技术支出占比等指标在检验通过的情况下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科学技术占比系数最高0.33,其次是教育事业支出占比系数值0.24,人口密度和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口的估计值分别是0.08和0.14。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是提高生产力和社会素质的根本保障,在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能够带动地区由粗放式发展模式向技术型经济转变,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科学技术和专业人才可以带动创新、寻求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间关系,在转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非国营经济从业人口数量是社会活力和就业能力的体现,增加民营和个体经营企业发展可以丰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稳定性,而人口密度是劳动力资源的直接反映,扩大人口规模依然会对资源型城市社会转型依然起到促进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并没有对社会转型起到显著作用,主要在于早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以企业为主体,市场经济改革中遗留问题突出,至今未有效解决。
经济系统影响因素中,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在岗平均工资和货运量等指标在检验通过的情况下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系数最高0.14,其次在岗平均工资和货运量估计值为0.0005和0.0004。服务产业发展是经济转型的主导力量,对其影响效果也较明显,符合理论预期。在岗平均工资的增加也会积极带动资源型城市经济与社会、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截止2014年,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水平46512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6000元,提高工资水平不仅能够吸引劳动力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保障。经济系统指标要素中,货运量对协调转型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工业产值影响不明显,主要是许多原有的重化工企业在转型后破产或倒闭,剩存的企业依然面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对于促进经济转型作用效果与第三产业相比较差。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高低直接决定区域竞争力强弱,正向相关性检验未通过,表明外商的介入并未在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中形成竞争优势,由于技术层次低,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可能形成挤出效应,制约了经济转型的协调发展。
环境系统影响因素中,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清扫保洁面积和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等指标在检验通过的情况下对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均起到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废水处理达标率系数最高0.05,其次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系数值0.04,清扫保洁面积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估计值分别是0.0009和0.009。东北地区早期的资源开发利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都大大下降,由估计系数值变化可以看出,尽管与社会或经济系统下指标影响值相比作用程度较小,但是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也会有效地推动区域转型系统间的协调发展。许多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选择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环境系统往往成为薄弱环节,东北地区转型以来上至政府机构下至工厂企业加大了环境工程的改善投入,个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逐渐加强,这对于协调转型的作用效果势必会更加明显。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与协调转型成负相关关系,但固定效用模型下检验未通过,可能是源于建成区绿化面积大小更新较慢,对于城市整体的转型发展作用效果并不明显。
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在今后协调转型过程中应在保障生产和生活环境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服务业发展、合理规划工业企业规模,减少产能过剩、提高在岗工资、完善社会各项服务设施体系和保障系统,只有兼顾系统内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更好促进有效转型。

4 结论与讨论

（1）运用协调转型度模型,测算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2000-2014年社会、经济和环境子系统综合评价值。结果显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波动式增强,共经历4次较大波动,分别为2000-2002年、2003-2007年、2008-2010年和2011-2014年,协调水平值无论是空间或是时间变化上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特征,水平值较高的区域鞍山、抚顺和盘锦等集中在辽宁省南部,而协调转型较差的城市伊春、七台河、黑河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北部边缘。
（2）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协调转型类型可以大致分为协调发展型、发展调和型和失调衰落型三大类,其中根据资源属性差异,钢铁型城市强于石油型城市,森工型城市协调转型能力较差;从系统驱动力角度来看,目前除鞍山与抚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作用力均衡发展之外,剩余18个城市中,有10个资源型城市主要是靠单一子系统驱动,8个资源型城市以双系统协同作用促进转型发展。
（3）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发现社会系统中教育和技术对于协调转型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且影响系数值大于非国营从业人口和地区人口密度;经济系统中第三产业发展、平均工资水平和货运量的增加是提升协调转型水平的有效途径;环境系统中工业废水、生活垃圾、空气质量已经成为转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并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转型期间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均有待解决完善,工业产值、社会保障等对于协调转型水平提高贡献不大。
（4）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应避免照搬照抄,协调地区子系统间的均衡发展,不能仅仅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社会需求和环境改善也同样是保障居民生活水平和转型成效的关键。未来要依据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推进服务业发展、合理规划工业产业规模,避免产能过剩、提高在岗工资、完善社会各项服务设施体系和保障系统。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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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孙才志, 张坤领, 邹玮, 等. 中国沿海地区人海关系地域系统评价及协同演化研究 . 地理研究, 2015, 34(10): 1824-1838. [本文引用: 1] [Sun Caizhi, Zhang Kunling, Zou Wei, et al.Study on regional system of man-sea relationship and its synergetic development in the coastal regions of China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10): 1824-1838.] [本文引用: 1]
[26]	李玉恒, 陈聪, 刘彦随. 中国城乡发展转型衡量及其类型: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 地理研究, 2014, 33(9): 1595-1602. [本文引用: 1] [Li Yuheng, Chen Cong, Liu Yansui.Assess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study of Bohai Rim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9): 1595-1602.] [本文引用: 1]
[27]	樊欢欢, 刘荣. EViews统计分析与应用.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4. [本文引用: 1] [Fan Huanhuan, Liu Rong.Statistic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n EVIEWS. Engineering Industry Press, 2014.] [本文引用: 1]
[28]	李裕瑞, 王婧, 刘彦随, 等.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 地理学报, 2014, 69(2): 199-212.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05 [本文引用: 1]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Li Yurui, Wang Jing, Liu Yansui, et a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form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 prefecture level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2): 199-212.]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02005 [本文引用: 1]摘要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是促进城乡统筹和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战略导向。本文着力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揭示我国地级区域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借助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探讨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结合相关分析探讨四化协调指数与区域发展主要指标的关联关系，建立识别方法开展基于四化发展状态的问题区域识别研究。结果表明：四化各自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耦合度、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四化协调发展水平越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发展水平越高，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越低；社会经济、交通区位及自然地理类要素对四化协调状况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尤以农业和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及金融支持，以及大中型企业发展、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消费等因素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更为稳健而积极；识别出四化发展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145个地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西南山地丘陵区和青藏高原区。在城乡转型发展新时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既需要共性制度创新，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区域问题研制区域政策，有必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社会投资、财政投入与金融扶持力度，积极扩大内需，优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镇投资和教育投资的效率。
[29]	李婷婷, 龙花楼. 山东省乡村转型发展时空格局 . 地理研究, 2014, 33(3): 490-500. [本文引用: 1] [Li Tingting, Long Hualou.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 33(3): 490-500.] [本文引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