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开泳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DINGJun, WANGKaiy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6-26
修回日期:2017-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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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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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重要内容,也是十八大报告的明确要求。在建设生态文明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推进生产空间的有序协调,解决当前城镇化面临的用地粗放、无序扩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的迫切需求。工业生产空间作为城市生产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矛盾问题最突出的区域,其优化调控也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整体上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生产空间呈现剧烈变化和转型发展态势,探究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变的格局、过程及机理,对于完善城市功能空间、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工业生产空间是工业生产活动和工业部门在地域空间上的落实[2],其时空演变不仅反映了生产工业活动及其实体要素的时空格局变化,而且决定了地域经济空间的未来变化方向[3],因此一直是国内外****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国外对工业生产空间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早,早期主要集中在以韦伯为代表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上[4],并逐渐加强对工业区位选择和布局的实证研究[5,6,7]。伴随工业过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区而产生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城市病,工业生产空间开始向郊区转移,工业郊区化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8,9,10]。近年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国外****的研究着重于工业生产空间重构[11,12,13]、文化和制度等对工业生产空间变化的影响[14]等。国内对工业生产空间的研究相对较晚,早期以工业综合布局研究为主[15],目前主要集中在工业生产空间的格局[16]、演化[17]、模式[18]、动力机制[19,20]等。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工业生产空间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目前大多数研究方法以统计数据的计量分析为主,所刻画的工业生产空间格局较为模糊,借助GIS和RS手段对其实体空间的研究不多,并且少数研究工业实体空间的案例主要是长春、广州、武汉等单体城市[21,22,23],从城市群的尺度和区域视角研究较少。
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国家优化开发地区,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24],且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区域[25,26,27],但对于其工业实体空间演变的研究同样较为薄弱。近年来,资源环境承载力超载、环境污染等问题已严重制约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当前经济新常态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研究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对于区域工业生产空间的认知和优化调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利用RS和GIS技术,在对珠三角城市群多时段工业生产空间实体信息进行准确判别和提取的基础上,定量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扩展的驱动机制,以期为区域工业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提供参考和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区主要包括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7个地级市和惠州的惠城区、惠阳区、惠东县、博罗县以及肇庆的端州区、鼎湖区、高要市、四会市,总面积约4.17万 km2,如图1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90-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图
-->Fig. 1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0 to 2014
-->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础数据来源包括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和2000年空间分辨率为30 m的Landsat TM/ETM卫星遥感影像,以及2007年和2014年的谷歌地球影像（空间分辨率为5 m）。由于目前的遥感影像数据并没有单独的工业生产空间分类,为了获取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空间信息数据,首先将各时段遥感卫星影像与珠三角城市群行政区划矢量图进行空间配准,其次在ArcGIS中通过人工判读和目视解译的方法对2014年的工业生产空间进行矢量化,并针对解译结果通过现场勘查及相关规划现状资料对比进行精度检验,然后将其叠加到2007年的遥感影像图上作为参照,以判别增加或减少的工业生产空间,据此即可准确提取2007年的工业生产空间,最后再以此类推,对1990年和2000年的工业生产空间进行矢量化,得到珠三角城市群各年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图1）。此方法虽然工作量较大,但精确性较高,能把珠三角城市群集中连片的工业生产空间提取出来,获得的工业生产空间基本接近其实际的分布状况[28]。
2.3 研究方法
（1）扩展速度与扩展强度扩展速度表示工业生产空间从基期至末期的递增状况;扩展强度表示各空间单元年均新增工业生产空间占其总面积的比例,实质是将各空间单元工业生产空间的年均扩展速度进行标准化,使其具有纵向可比性[29,30]。计算公式如下：
$L_{v}=(\sqrt[t]{S_{t}/S_{0}}-1)\times100％$ （1）
式中：
（2）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按照空间赋值状况量测各个变量值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用来揭示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特征。本文引入Moran's I和Getis-OrdGi*来分别测度其全局和局部的空间特征,前者用于探测全局的空间关联结构模式,后者用于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局域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31]。
Moran's I指数用于检验整个研究区中邻近地区间是相似、相异（空间正相关、负相关）,还是相互独立的[32],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N是研究空间单元总数;
Getis-Ord Gi*（热点指数）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高值或低值,计算公式如下：
为了便于解释和比较,对上式进行标准化处理[33]：
式中：
（3）分形理论
分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用地拓展、空间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生产空间的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城市空间变化特征的反映[34],所以引入分形理论模型来研究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特征,其关系式为[35]：
式中：D表示工业用地分形维数;A为工业生产空间斑块面积;P为斑块总周长;C为常数(截距)。D值为[1, 2],D值越大表示斑块形状越复杂,边界越不规则,反之亦然。当D=1.5时,表示斑块处于布朗随机运动状态,越接近该值则稳定性越差。
（4）形态紧凑度指数
形态紧凑度被认为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36],其计算式为：
式中：BCI为形态紧凑度。BCI值越大,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紧凑性越高;反之,形态紧凑性越低。
3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化特征
3.1 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化的数量特征
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2000年、2007年和2014年遥感影像的解译,利用ArcGIS 10.0对4个年份的工业生产空间规模进行空间统计,并根据式（1）、式（2）计算其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结果如图2、图3和表1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统计
-->Fig. 2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reas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占行政区面积的比例
-->Fig. 3Propor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area in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
Tab. 1
表1
表11990-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扩展速度与扩展强度
Tab. 1Expansion speed and intensity indexes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0 to 2014
| 扩展速度（%） | 扩展强度 | ||||||
|---|---|---|---|---|---|---|---|
| 1990-2000年 | 2000-2007年 | 2007-2014年 | 1990-2000年 | 2000-2007年 | 2007-2014年 | ||
| 广州 | 13.771 | 10.113 | 5.304 | 0.179 | 0.340 | 0.302 | |
| 佛山 | 17.121 | 13.362 | 4.665 | 0.343 | 0.867 | 0.558 | |
| 肇庆 | 20.828 | 26.576 | 8.471 | 0.019 | 0.133 | 0.126 | |
| 深圳 | 18.03 | 11.609 | 2.071 | 0.488 | 0.996 | 0.286 | |
| 东莞 | 23.349 | 14.261 | 2.356 | 0.638 | 1.603 | 0.468 | |
| 惠州 | 23.412 | 17.346 | 8.158 | 0.030 | 0.100 | 0.108 | |
| 珠海 | 13.199 | 26.844 | 7.453 | 0.051 | 0.437 | 0.353 | |
| 中山 | 21.303 | 14.424 | 4.595 | 0.291 | 0.763 | 0.462 | |
| 江门 | 17.636 | 17.434 | 9.605 | 0.029 | 0.107 | 0.142 | |
| 珠三角 | 17.872 | 13.578 | 4.73 | 0.153 | 0.390 | 0.24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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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扩展规模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持续扩展且各市的规模差异显著。1990年、2000年、2007年和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总面积分别为153.33 km2、793.84 km2、1935.55 km2和2660.39 km2,工业生产空间规模的增长速度飞快,不到25年的时间内扩展了近16倍。从1990-2014年,东莞、佛山、广州和深圳是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核心增长极,贡献率分别为20.49%、20.31%、18.65%和11.04%,合计70.49%,而其余5市合计仅贡献29.51%。从各市工业生产空间面积占各自行政区面积的比例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城市远高于边缘区城市。尤其是到2014年,东莞的工业生产空间占比最高,超过了20%,深圳、佛山和中山紧随其后。而实际上这四个城市也是珠三角城市群国土开发强度较高的地区,早已超过了30%的国际警戒线,广州和珠海也逐渐逼近该强度[27]。这些城市在未来的国土空间开发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存量空间的盘活、优化和提升,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
从扩展速度来看,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速度整体呈现先高速,但近年逐渐减缓的趋势,特别是在1990-2000年和2000-2007年两个时间段内高速扩展特征明显,年均扩展速度均超过了10%,而2007年以后扩展速度明显降低。结合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规模可以看出,虽然每个时间段内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的扩展规模最大,但边缘城市（如肇庆、江门、惠州）的整体扩展速度最快。从扩展强度来看,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强度整体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各市在1990-2000年间均相对较为稳定,之后除江门和惠州的扩展强度持续增大外,其余城市在2000-2007年间陡增达到扩展强度的高峰,之后又逐渐降低。
3.2 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化格局
利用ArcGIS 10.0对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进行1 km格网化处理,以扩展强度为变量,对1990-2000年、2000-2007年和2007-2014年3个时段的Moran's I和Getis-OrdGi*指数进行测算,从而测度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全局性空间扩展格局和空间扩展热点。3.2.1 全局扩展格局 表2列出了珠三角城市群1990-2014年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强度的Moran's I估计值及其显著性。从表2可以看出,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强度空间自相关的正态分布统计检验在3个时段珠都通过了99%的可信度检验,且Moran's I指数均为正,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正相关明显,即空间扩展呈集聚化趋势。但是,Moran's I和Z值均呈下降的趋势,表明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集聚态势在减弱。1990-2000年,Z值较高,表明该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围绕少数极核中心展开;2000-2007年,Z值缓慢降低,表明空间扩展的中心极化作用开始减弱;2007-2014年,Z值显著降低,表明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中心极化作用强度急速减弱,扩展热点区和冷点区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的演化和迁移。
Tab. 2
表2
表21990-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强度的Moran's I指数
Tab. 2Moran's I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expansion intens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0 to 2014
| 1990-2000年 | 2000-2007年 | 2007-2014年 | |
|---|---|---|---|
| Moran's I | 0.163 | 0.144 | 0.072 |
| Z值 | 125.889 | 110.784 | 55.604 |
| P值 | 0.000 | 0.000 | 0.000 |
| 标准差 | 0.00002 | 0.00002 | 0.0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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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空间扩展热点 通过对珠三角城市群几个时段的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强度进行地统计的热点探测模拟（图4）发现,1990-2014年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热点主要集中在珠江入海口两岸的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空间扩展构型呈现为“核心—边缘”的部分分布特征,以广州、佛山、东莞和深圳为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核心,逐渐发展成为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最密集、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从不同阶段来看,1990-2000年,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热点主要围绕广州开发区与白云区、佛山南海与顺德、中山北部、东莞与深圳交界等几个极核中心展开。该时期南海、顺德、中山和东莞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积极承接香港加工企业的转移,成为广东“四小虎”,促进了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2000-2007年,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极化作用开始减弱,扩展热点明显增多,但主要还是分布于上述核心区,惠州大亚湾、珠海斗门西部、江门中部以及肇庆开发区等边缘地区也出现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高值。该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城镇化快速推进,各类新城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工业的发展重点开始由村镇地区向城市周边地区转移,一些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成为新的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高值区。2007-2014年,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极化作用进一步减弱,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热点明显减少甚至变成了冷点区,而珠三角城市群边缘地区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热点明显增加,尤其是佛山西部、广州西北部、江门市区和珠海斗门区。该时期是珠三角城市群进入全面转型的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城市已没有过多的空间发展工业并以第三产业为主,深圳也进入增量约束和存量挖潜的阶段,再加上核心区的一些产业逐渐向边缘转移,从而促进了边缘地区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
-->Fig. 4Hot spo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expansion in Pearl River Delta
-->
3.3 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化的形态变化特征
利用ArcGIS 10.0提取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2000年、2007年和2014年工业生产空间斑块面积（A）与周长（P）的属性值,建立工业生产空间斑块的周长—面积（P-A）双对数关系散点图（图5）,并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进而根据式（6）、式（7）计算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和形态紧凑度指数（表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P-A关系图
-->Fig. 5The P-A relationship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in Pearl River Delta
-->
Tab. 3
表3
表31990-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分形维数与形态紧凑度指数
Tab. 3Fractal dimensions and compactness index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of cities in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0 to 2014
| 分形维数 | 形态紧凑度指数 | ||||||||
|---|---|---|---|---|---|---|---|---|---|
| 1990年 | 2000年 | 2007年 | 2014年 | 1990年 | 2000年 | 2007年 | 2014年 | ||
| 广州 | 1.137 | 1.192 | 1.134 | 1.068 | 0.0424 | 0.0241 | 0.0204 | 0.0206 | |
| 佛山 | 1.147 | 1.149 | 1.148 | 1.069 | 0.0473 | 0.0272 | 0.0229 | 0.0212 | |
| 肇庆 | 1.019 | 1.090 | 1.117 | 1.127 | 0.1803 | 0.0940 | 0.0671 | 0.0616 | |
| 深圳 | 1.157 | 1.169 | 1.132 | 1.065 | 0.0664 | 0.0340 | 0.0277 | 0.0280 | |
| 东莞 | 1.094 | 1.121 | 1.153 | 1.007 | 0.0586 | 0.0266 | 0.0209 | 0.0211 | |
| 惠州 | 1.087 | 1.185 | 1.202 | 1.114 | 0.1183 | 0.0488 | 0.0328 | 0.0276 | |
| 珠海 | 1.089 | 1.139 | 1.028 | 1.014 | 0.1452 | 0.0891 | 0.0665 | 0.0608 | |
| 中山 | 1.089 | 1.175 | 1.216 | 1.070 | 0.0955 | 0.0410 | 0.0339 | 0.0345 | |
| 江门 | 1.100 | 1.199 | 1.180 | 1.130 | 0.0885 | 0.0482 | 0.0337 | 0.0274 | |
| 珠三角 | 1.126 | 1.187 | 1.208 | 1.171 | 0.0230 | 0.0120 | 0.0098 | 0.0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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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分形变化特征 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整体的空间形态来看,1990-2014年的P-A关系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并且其分形变化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差异性。1990-2007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逐渐增大,而2007-2014年又趋于减小。这说明1990-2000年和2000-2007年这两个时间段内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镶嵌结构形态总体上趋于复杂,形状趋于不稳定,不规则的程度和破碎度在增加,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主要以外部扩展为主,且扩展显现出无序的特点;而2007-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镶嵌结构形态总体上趋于简单、规则和整齐,形状更加稳定,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主要以边缘区填充为主,这也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越来越多地受规划的控制,用地更加紧凑集约。
从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及其变化情况来看,1990-2000年所有城市的分形维数均增大,且惠州的增幅最大,佛山最小,表明这一时期所有城市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镶嵌结构形态趋于复杂,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2000-2007年,广州、佛山、深圳、珠海和江门的分形维数开始减少,表明这些城市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镶嵌结构形态趋于稳定,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开始以边缘区填充为主,而其余城市的分形维数还在持续增加,表明其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还是以外部扩展为主;2007-2014年,除肇庆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增加外,其余城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分形维数均减小,表明肇庆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继续以外部扩展为主,而其余城市工业生产空间面积的增加均以边缘区填充为主。
3.3.2 形态紧凑性变化特征 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整体的形态紧凑程度来看,其变化也具有阶段性和差异性。1990-2007年形态紧凑度指数逐渐减少,到2014年又略微提升,这表明1990-2007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用地拓展以蚕食吞并周边土地、团块状蔓延为主,形态紧凑程度逐渐降低,而到2007-2014年,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用地拓展以内部整合、填空和补实为主,这也验证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形变化所得结论。
从珠三角城市群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紧凑程度来看,1990年和2000年形态紧凑度指数最大的前三位均是肇庆、珠海和惠州,从2007年开始中山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紧凑度指数超过惠州,而1990-2014年形态紧凑度指数最大和最小的城市均分别是肇庆和广州。另外,佛山、肇庆、惠州、珠海和江门的形态紧凑度指数从1990-2014年均呈减小趋势,而广州、深圳、东莞和中山的形态紧凑度指数在1990-2007年间减少,而到2007-2014年间小幅度增加。可以看出,珠三角城市群边缘区的城市在1990-2014年间其工业生产空间均呈以团块状向外蔓延的趋势;而核心区城市的工业生产空间只在2007年前如此拓展,2007年以后以内部整合为主,土地利用更加注重集约紧凑。
4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
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与演变是一个动态而复杂的过程,其空间结构与形态的变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27]。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驱动其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过程与格局也各具特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驱动机制也处于不断变化与组合之中。改革开放初期的乡村工业化和开放政策推动了珠三角城市群早期工业生产空间的集聚与扩展。随着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中央到地方的“放权”,在“引进来”及出口导向政策的指引下,珠三角城市群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廉价土地、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港澳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通过“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建立了大量以“贴牌生产”为主要方式的村镇工业园区[37,38],逐渐形成了珠三角城市群1990年代初的区域工业生产空间布局。此时的工业生产空间主要集中于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区,规模较小且增长主要发生在特区和乡镇一级。
1990-2000年,开发区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是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该时期,随着国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地方政府发展的积极性高涨,大规模设立和建设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吸引了一大批港台及欧美企业投资建厂,形成了一波开发区建设热潮。珠三角城市群生产制造业加速发展,“世界工厂”的地位日益巩固。而开发区作为工业生产空间的重要载体,其大规模建设不仅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扩张,而且满足了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对用地空间的要求,带动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大规模集聚与扩散[28]。在开发区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下,此阶段的工业生产空间除在原来村镇工业园区的基础上扩展外,更多地依托城市开发区大规模扩展,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破碎化且呈无序和团块状扩展,使其整体的分形维数增大而形态紧凑度减小,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开发区集中的地方也就成为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热点区”。
2000-2007年,新城新区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产业转移政策的实施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外资全面进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逐渐成为参与全球竞争的独立单元,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推进,工业发展重点也开始由工业化成本较低的村镇地区逐步向基础设施和功能相对完善的城市周边转移[39],传统的村镇工业化地区也积极向城市化地区转型,各类新城新区大规模建设,工业生产空间有了更多的增长极,扩展热点区也逐渐增多。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区域联系的日益紧密,跨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推动外资流动和引导工业生产空间向外扩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许多工业企业更加倾向于围绕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周边分布,不仅成为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高值区,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工业生产空间的外延拓展和空间形态的复杂性,从而使得其分形维数进一步增大而形态紧凑度进一步减小。另外,为了加快珠三角城市群外围地区的发展,广东省出台了区域产业转移政策和“腾笼换鸟”战略,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的工业企业开始向边缘区和外围转移,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热点也逐渐向外迁移,在惠州、江门以及肇庆等边缘地区也零散出现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高值。
2007年以后,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方式的逐步转变以及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推动使工业生产空间扩展呈现出新的特征。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珠三角城市群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利润下降、工厂倒闭和“用工荒”等现象。过去依靠大量土地、劳动力投入的低成本工业化模式和简单模仿、复制的代工模式已不再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以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投入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趋势[40]。珠三角城市群逐渐步入全面转型发展时期,工业生产空间更加注重紧凑集约发展,其空间形态趋向规整,故分形维数整体趋于减小而形态紧凑度有所增加。另外,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其工业发展越来越注重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工业生产空间的利用方式表现出精细化和集约化的利用特征,再加上“退二进三”和产业转移的不断推进,其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缓慢,甚至成为了扩展冷点区;而珠三角城市群边缘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并拥有广阔的工业发展空间,再加上承接核心区的产业转移,其工业生产空间仍快速拓展,并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特征。因此,此阶段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热点已由核心区逐渐转移到边缘区,且呈多点开花的态势。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采用多种模型测度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过程、格局与特征,并揭示了影响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全局扩展呈集聚形态且态势逐渐减弱,局域扩展热点格局不断演化,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扩展热点逐渐由核心区向边缘迁移,使得核心区的扩展热点持续减少甚至部分变为冷点区,而边缘区的扩展热点不断增加。
（2）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破碎化和复杂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工业生产空间的斑块形态趋于规整而紧凑性有所提高,其面积的增加以边缘区填充为主。这表明珠三角城市群正逐渐由粗放式扩展为主向集约内涵式发展转变,工业生产空间的扩展与利用方式正逐步转型,近年来的调控和引导政策已有所成效。
（3）在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演变的不同阶段,扩展格局与特征不同,主要的驱动机制也有所不同。从时序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是乡村工业化和开放政策、1990年代是开发区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21世纪初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政策、2007年以后则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等。总体而言,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和工业生产空间的不断演化。
5.2 讨论
本文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客观真实地刻画了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演变的过程与格局,弥补了以往在城市群尺度的相关研究中以行政区为分析单元并采用统计数据分析而引起的格局刻画较为模糊的不足,所得结论不仅符合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规律,而且结果更加精确。在建设生态文明和转型发展背景下,本文对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实体空间时空演化的研究对于其今后的优化调控也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和参考意义。但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对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演变驱动机制的解释只进行了定性分析,未来可构建相关指标体系和模型对其加以定量解释,从而从深层次探讨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演变的驱动机理。另外,工业生产空间与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联系、与城镇化的互动耦合以及工业生产空间的优化调控路径等方面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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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东北地区的产业空间结构是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重 要的区位与地缘环境基础上形成发展的,重工业和农业是其空间结构的产业基础.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与结构类型也有别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其发展 态势与发展模式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态势和东北地区的特点.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和农业为基础,深化和优化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过程.东北三省 一区经济一体化应是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重要内容. . 东北地区的产业空间结构是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重 要的区位与地缘环境基础上形成发展的,重工业和农业是其空间结构的产业基础.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与结构类型也有别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其发展 态势与发展模式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总态势和东北地区的特点.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和农业为基础,深化和优化其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过程.东北三省 一区经济一体化应是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重要内容. |
| [3] | .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工业空间现状特征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重化工业空间的一般特征及基于重化工业发展的珠三角工业空间结构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重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结构效应主要表现为形成工业空间集聚的新要素;大城市工业核心功能更加突出,工业发展空间分异日益显著;形成新的地方性工业节点以及临海工业空间逐步形成,并从促进珠三角区域经济、空间协调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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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explore the issu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f East Asia. We present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secondary empirical evidence as to why we should have strong expectations about find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also review evidence from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systems. We then focus specifically on the case of China. We argue that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other East Asian economies,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important contrasts because of China's history of socialism and its recent trend towar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s, we substantiate (in part) the expected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We show that many kinds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is phenomenon is especially marked in sectors and regions where liberalization has proceeded rapidly. We consider the relevance of our comments about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for policy form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f East Asia. |
| [8] | . Problem: Many metropolitan jurisdictions face contests over industrial land because growth in the industrial sector is slow while the office and retail sectors and population grow more rapidly.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ethodology for planning and setting priorities for industrial land us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Purpos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 approach to evaluating market demand for industrial land, applied here to Prince George's County, MD,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ich industrial areas could be rezoned to alternate uses without causing major employment and tax losses to the county. Methods: I led a team that included an urban planning colleague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identifying three types of industrial land: economically healthy industrial districts; industrially zoned areas where there was evidence of conflict between industry and alternative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office land uses; and areas zoned for industry where demand for industrial space and land was weak or nonexistent. The project used data from private data provider CoStar,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s Quarterly Census of Employment and Wages, county zoning maps and tax records, Microsoft Map, and Google Map to assign each industrial district to one of five categories of demand, ranging from weakest (no history of industrial demand) to strongest (economically healthy industrial activity). Results and Conclusions: Two estimates, one based on the projected absorption rate of industrial land over the next 10 years, and one on the industrial acreage exhibiting evidence of weak demand, both suggest a similarly large surplus of industrial land in the county. Further, rezoning and redeveloping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the three weakest demand categories would cause the county to lose little industrial employment. Thus, all analyses reach consistent conclusions that the county should release some industrially zoned land for other uses while protecting some that is essential to the local economy. Takeaway for Practice: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methodology for assessing industrial areas to determine where industrially zoned land could be rezoned at little loss to the local economy; where land use conflicts should be addressed with urban design or industrial land protections; and where industrial areas are economically healthy and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Comprehensive plans can improve the health of local economies by identifying districts where industrial activities are strong and essential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encouraging investment in those areas while accommodating and protecting them. Research Support: This research evolved out of two years of work for Prince George's County, MD, by a tea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s urban planning program, supported by the Maryland-National Capital Park and Planning Commission. |
| [9] |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and re-structure a mass of published ideas on the geography of industrial activity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The argument proceeds in a series of stages. First, some basic locational factors in the city are examined. Second,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ture on 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 and scale in cities is undertaken. Third, a brief description of manufacturing activ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cities is provided by way of motivating and orientating the succeeding discussion. Fourth, the phenomenon of industrial decentralis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ities is described. Fifth, an attempt is made to construct a composite theory of intra-metropolitan industrial lo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ubstitution of capital for labour in capitalist commodity production. Sixth, a schematic re-statement of the theory is presente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spatial-cum-organisational evolution of modern industry are elucidated. Seventh, some of the main policy issues raised by the continued loss of industry from the cores of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are briefly treated. |
| [10] | . The conventional story of suburbanization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ortrays an outward movement of residences from the cities that only since World War II has been fuelled by the dispersal of employment to the urban fringe. This prevailing wisdom needs considerable revision. In this essay we present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We argue that the outward spread of factories and manu facturing districts has been a distinctive and important feature of North American urbanizatio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paper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how industrial decentralization has been repeatedly misinterpreted as new and unprecedented, rather than an extension of past trends. In contrast to the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 we claim that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is the product of a combination of the economic logic of geographical industrialization, investment in real estate, and political guidance by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leaders. The result has been extensive, multinodal metropolitan regions. |
| [11] | .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planning regulation, changing use of industrial space and market adjustment in a compact city of Hong Kong under deindustrializatio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Planning regulation defines and attenuates the rights of property owners in the use of industrial premises. Property users need to secure additional rights, through planning applications, from the regulatory authority before converting the premises for higher-value non-industrial u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under a flexible planning regulatory regime of facilitating incremental land-use conversion by the users in industrial property, the development market actually produced more rather than less industrial accommodation. A Supply Adjustment Model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is unexpected market phenomenon. Empirical estimations by Johansen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 confirm opposite movements in the supply and property prices of new industrial and office accommodation, indic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egment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ectors. |
| [12] | . In: UweAltrock, Sonia Schoon. The regeneration of derelict manufacturing sites—as part of the “three olds” policy—is now pushed forward through incentive policies and, to a great extent, depending on the officially planned future uses. Still space is left for negotiations and creative ideas. This chapter focuses on those sites preferring adaptive reuse of derelict industrial sites in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examines how the redevelopment policies work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as well as the renovation strategies of case studies in the two cities. |
| [13] |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urrent trend among traditional industrial regions in Europe to launch initiatives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Increasingly, restoring and exploiting former industrial sites for touristic purposes is regarded as a useful strategy for regional renewal. After having discussed its background and categories, we argue that, theoretically, industrial heritage tourism could be an interesting 'new combination' for industrial areas in the European service economy. In practice, however, its effects for regional restructuring might be limited. Therefore, we suggest to re-use Europe's industrial heritage also for other economic activities than only tourism. |
| [14] | . 工业地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产业 区位的形成机制,对指导工业布局实践、促进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近年来实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 展,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认为,目前工业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工业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理论研究方面经历了由传 统的产业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到近年来的"文化、制度转向"的发展历程。实证研究方面对工业空间组织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从传统的自然因素、运费因素等 向网络、嵌入、学习、创新、劳动力市场等新因素转变。但与国际研究相比,我国理论研究仍较为欠缺。从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制度等因素对我国工业空间区位影 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 工业地理学研究有助于理解产业 区位的形成机制,对指导工业布局实践、促进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结了国内外工业地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近年来实证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进 展,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认为,目前工业地理的主要研究内容为工业空间组织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理论研究方面经历了由传 统的产业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到近年来的"文化、制度转向"的发展历程。实证研究方面对工业空间组织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从传统的自然因素、运费因素等 向网络、嵌入、学习、创新、劳动力市场等新因素转变。但与国际研究相比,我国理论研究仍较为欠缺。从发展趋势来看,文化、制度等因素对我国工业空间区位影 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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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 镶嵌于城市地域的都市型工业，有着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和空间格局。基于2008年上海都市型工业微观企业数据，探讨工业郊区化背景下都市型工业空间分布、集聚特征以及行业间的空间邻近关系。研究表明：上海都市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具有中心城区与近郊区双重指向性，在距离城市中心10-20km区间都市工业分布最密集，空间分布的非均质特征明显。空间集聚以城市内各类园区（商业楼宇、都市工业园、工业园区）为主要载体，集聚格局在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在空间邻近关系方面，各行业间呈现出基于相同要素投入、生产关联、共同市场、政策导向的邻近布局以及基于异质排他性、环境要求的弱邻近布局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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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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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工业转型系数、工业高级化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和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近10年来江苏省工业转型速度呈先快后慢而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工业转型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各工业部门增长速度差异显著,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发生更替,但主导产业的主导作用变化不明显;空间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工业转型速度、方向及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苏州—无锡、南京、徐州三个工业空间集聚高地;工业专业化分工梯度差异显著,呈现以苏南为核心向外工业技术层次逐渐降低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贸易需求、区域政策是造成江苏工业转型时空分异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 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及工业转型系数、工业高级化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和偏离—份额分析等方法,深入分析了2000-2012年江苏省工业转型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理。研究发现:近10年来江苏省工业转型速度呈先快后慢而高级化呈较快提升趋势,工业转型对工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各工业部门增长速度差异显著,竞争优势行业和主导产业均发生更替,但主导产业的主导作用变化不明显;空间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工业转型速度、方向及空间集聚程度各异,形成了苏州—无锡、南京、徐州三个工业空间集聚高地;工业专业化分工梯度差异显著,呈现以苏南为核心向外工业技术层次逐渐降低的圈层式垂直分工格局;资源禀赋、技术创新、贸易需求、区域政策是造成江苏工业转型时空分异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力。 |
| [21] | . <p>以长春市1995年、2003年、2011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以ArcGIS为分析工具,在城市功能空间动态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长春市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服务空间、交通空间的耦合程度与耦合特征,探讨了工业空间与居住、服务、交通空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长春市功能空间分异日趋明显,工业空间向外快速转移,城市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转移严重滞后,形成了大尺度的城市功能分区格局,带来更加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工业空间与交通空间整体表现为临近布局和协调共进的耦合特征,但"临近性"开始降低,城市用地开发的交通导向并不十分明显。</p> . <p>以长春市1995年、2003年、2011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遥感影像为数据源,以ArcGIS为分析工具,在城市功能空间动态变化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长春市工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服务空间、交通空间的耦合程度与耦合特征,探讨了工业空间与居住、服务、交通空间的耦合机制。研究发现,长春市功能空间分异日趋明显,工业空间向外快速转移,城市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转移严重滞后,形成了大尺度的城市功能分区格局,带来更加严重的城市交通拥挤问题;工业空间与交通空间整体表现为临近布局和协调共进的耦合特征,但"临近性"开始降低,城市用地开发的交通导向并不十分明显。</p> |
| [22] | . 采用1996、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和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工业的企业规模、产出强度、专业化指数、工业区位商、工业地位凸显程度、投资强度、外向性和要素结构等原始数据变量的选取和处理基础之上采用主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广州工业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分异有四种类型区:旧城工业区、综合工业区、专业工业区和乡村工业区.这四种类型区在原有工业基础、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经济机制、科技创新、区位条件、环境要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分别表现出衰退、分化、强化和提升过程.文章最后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业空间布局模式. . 采用1996、2001年两次基本单位普查和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工业的企业规模、产出强度、专业化指数、工业区位商、工业地位凸显程度、投资强度、外向性和要素结构等原始数据变量的选取和处理基础之上采用主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研究了广州工业空间分异.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广州工业空间分异有四种类型区:旧城工业区、综合工业区、专业工业区和乡村工业区.这四种类型区在原有工业基础、政府政策导向、市场经济机制、科技创新、区位条件、环境要求等因素的推动下分别表现出衰退、分化、强化和提升过程.文章最后总结了我国城市工业空间布局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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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
| [25] | .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
| [26] | . 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式总结法，研究了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整合的策略与模式。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的整合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或用地改造问题，单一的解决策略、局部或单个地块的改造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采取“产业升级＋空间优化＋城市转型”三位一体的总体整合策略。围绕这一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社区、产业新城、有机更新、综合改造等四种产业用地整合模式，并通过相关案例分析对比了各个模式的特点以及实施效果。 . 以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为目标，采用案例分析与模式总结法，研究了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整合的策略与模式。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村镇产业用地的整合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或用地改造问题，单一的解决策略、局部或单个地块的改造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必须采取“产业升级＋空间优化＋城市转型”三位一体的总体整合策略。围绕这一策略，进一步提出了产业社区、产业新城、有机更新、综合改造等四种产业用地整合模式，并通过相关案例分析对比了各个模式的特点以及实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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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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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依据1995年、2003年、2008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长春市卫星影像图,借助于Arc GIS技术平台,综合运用Global Moran's I指数、分形理论模型法以及缓冲区分析法,对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空间整体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但工业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先降低后逐渐增高的趋势,显示出工业空间具有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演变特征;2工业空间总体扩展方式为向外扩展,但具体呈现出"交通轴向扩展—轴间指状填充—交通轴向扩展"的特点;3工业空间演化呈现郊区化显著、多中心分布以及工业多次搬迁且不连续性的特征。在上述综合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自然因素、开发区的成立和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与企业改制重组、城市规划以及交通是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的驱动力。 . 依据1995年、2003年、2008年长春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和2011年长春市卫星影像图,借助于Arc GIS技术平台,综合运用Global Moran's I指数、分形理论模型法以及缓冲区分析法,对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空间整体具有空间正相关特征,但工业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先降低后逐渐增高的趋势,显示出工业空间具有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演变特征;2工业空间总体扩展方式为向外扩展,但具体呈现出"交通轴向扩展—轴间指状填充—交通轴向扩展"的特点;3工业空间演化呈现郊区化显著、多中心分布以及工业多次搬迁且不连续性的特征。在上述综合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认为自然因素、开发区的成立和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与企业改制重组、城市规划以及交通是长春市工业空间扩展的驱动力。 |
| [35] | . 应用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基于遥感影像的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通过分形模型,计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和2005年3个时期各土地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探讨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同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指数,探讨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80年代末至2005年水域分形维数逐年增大,土地利用斑块形态不规则程度递增,并在空间上呈扩张趋势;但其稳定性呈逐年下降趋势.除水域外的其他各大土地利用类型,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其分形维数呈递增趋势,复杂性递增且达到最高点,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不规则,空间上呈扩张趋势;而稳定性递减且达到最低点.90年代末至2005年分形维数呈递减趋势,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空间上呈缩小趋势,其稳定性呈逐渐增强趋势. . 应用地理信息技术,提取基于遥感影像的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数据,通过分形模型,计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末和2005年3个时期各土地类型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指数,定量分析其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并以此为依据,探讨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复杂性和稳定性,同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动态度指数,探讨新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80年代末至2005年水域分形维数逐年增大,土地利用斑块形态不规则程度递增,并在空间上呈扩张趋势;但其稳定性呈逐年下降趋势.除水域外的其他各大土地利用类型,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其分形维数呈递增趋势,复杂性递增且达到最高点,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不规则,空间上呈扩张趋势;而稳定性递减且达到最低点.90年代末至2005年分形维数呈递减趋势,土地利用斑块形态趋于规则,空间上呈缩小趋势,其稳定性呈逐渐增强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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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The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capitalist world after 1979 was done in a spatial sequence designed to mobilize the resourc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with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located in the key areas of migrant origins. Including the ompatriots (tongbao)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great major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come from the Chinese diaspora. Local development patterns have been strongly affected by the extent, or lack, of emigrant connec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n local development of the mobilization of resources from the diaspora. Second, it is suggested that a new stage in the relationship is developing, where the capital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s becoming less significant, at least in richer areas such a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s the differentials between Chinese inside and outside are changing. Some new patterns of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seem to be emerging, however, as China strategically endeavors to develop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s between overseas Taiwanese in Silicon Valley and the high-tech sector in Taiwan may be seen as a model for similar processes that are emerging between Taiwanese and certain regions of China, particularly in the Shanghai region. |
| [38] | . An economic geographer based in Hong Kong presents a study of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 coming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Dongguan, a rapidly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etropolis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ttempting to comp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wo major sources of investment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Based on systematic field work and interviews at ca. 60 firms through mid-2006, the paper argues that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ments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paths with regard to sectoral composition, investment motivations, market orientation, entry modes, and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changes. Most of the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are related to the distin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two source regions and the specific character of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host re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F21, O16, R11. 4 figures, 4 tables, 60 references. |
| [39] | .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 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显著变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面临新的挑战,珠三角下一步如何发展成为必须解决的新问题。现状,将其与国内外城市群对比,提出了珠三角发展战略思路。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3年期间,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有所降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人口红利面临枯竭;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经济全球化程度下降等;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和竞争力与国外世界级城市群相比差距较大;与国内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相比,总体发展势头下降。在此背景下,应将产业技术创新、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人口政策创新、区域合作与人文引领作为新时期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的主要方向。 |
| [40] | . <p>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p> . <p>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