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德升Unbinding and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production of global space of Tianhebei in Guangzhou
WANGLi, XUEDeshe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6-5
修回日期:2017-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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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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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渐进式制度开放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来自外生力量的跨国要素正在对中国城市内部空间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2],如北京[3,4]、上海[5,6,7]、广州[8]、深圳[9]等城市空间的演变与重构正被越来越多的跨国要素和国际事件所左右。表明此类城市的发展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逐渐由内生要素变革向与国际化接轨转变[10],由“国家”城市向“世界”城市转变[11,12]。对应到城市空间层面,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化空间作为商品、媒介、符号被批量化生产。典型的有：西式风格的住宅群和闲暇场所[13]、跨国餐厅[14]、后现代无国界的地标性建筑[15,16]、跨国机构驻地[17]、族裔经济区[18,19]等。这些全球化空间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蕴含的问题是否与世界城市之路有着必然的联系?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18,19]、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1]、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23]等一批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空间本体论与认识论[24],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空间话题“迷恋”。特别是全球化风靡下的城市空间研究格外关注资本、权力和阶层等政治经济要素对城市空间的形塑[25],城市空间成为介质和产物在日常生活中被生产与再生产[26]。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成为洞悉历史文化空间复兴[27]、城市文化空间重构[28]、旅游社区演变[29]等“地方空间”的典范性理论,但是尚未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或诠释全球化要素影响下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依据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大卫·哈维等****的观点,在全球资本跨国界积聚与增值的过程中,适宜跨国资本栖息的空间会不断被重塑,并纳入全球经济体系成为全球资本增值链条上的“节点”[30],而这些节点实质上是不同等级—类型的全球化空间。全球化空间意味着资本、权力的跨国化,预示着空间在开发、设计、改造的过程中融入外生的跨国元素[31]。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究竟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其中,权力的作用又是如何平衡国家利益和阶层利益的?二者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媒介是什么?
本文以此问题为基础,以受全球化影响较为典型的中国城市广州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加深对全球化空间生产的理解,重点在于阐释天河北全球化空间作为媒介和产物的生产过程及其评价。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天河北地区现为广州CBD组成部分之一,东至天河东路、体育东路一段,西至天河直街、体育西路一段,南部是天河南路,北部至大都会广场、耀中广场和中信广场一带（图1）。此区为天河南街道办事处和林和街道办事处属地,涉及天河直街居委、体育村社区居委和华新居委、雅康居委、侨庭居委。之所以选取天河北作为案例地,是因为在以下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天河北案例地区位及范围
-->Fig. 1Location and boundary of Tianhebei area
-->
（1）天河北因天河体育中心、中信广场而兴起、发展,是广州城市空间跨国要素和全球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
（2）该区曾为大片农田和菜地,现为商务办公—高档商业—康体休闲的混合城市形态[32],空间职能被赋予到全球化的语境中。
（3）天河北驻扎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外资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大华银行、香港汇丰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贸易公司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4）高端零售商业消费群体、商务人群、商务旅游人士和高级公寓的居住人群经常活动于这个地区,是大量跨国商务人士的商务办公空间和健身康体空间。
2.2 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33]。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了“空间的三元统一与辩证过程”,即“（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其“空间三元论”将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与表征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作为空间生产的三个重要层面。认为：社会空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品,历史上每一种特定的空间形态和模式都是特定的社会造成的,因此社会空间具有历史性特征;每个社会都有自身主导的实践方式,而不同社会的主导实践决定了空间生产的独特的方式;三位一体的空间含义是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的重要概念,也是理解全球范围内不同空间类型被模仿、复制、翻新与重塑的重要理论基础[34]。以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等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重视资本和制度对城市空间的作用,认为城市的空间结构是经济和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35],资本对城市空间类型的形成与重塑起主导作用。全球化的资本对地方空间的重塑势必引起制度的再构,原先稳固性的地方制度及其背后隐藏的空间利益框架被打破。新社会关系在形成的过程中,新的制度和阶层关系通过规划、权力介入的形式进行“空间表征”。以米歇尔·福柯、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爱德华·索加（Edward Soja）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学派,从解构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角度去阐释城市空间、城市社会的发展[36]。认为城市空间的去中心化、无中心化以及自下而上的抵抗、适应、转嫁、再生等柔性社会生活策略使得全球化空间被嵌入进“反规划”和自由自主的“我向性”地方空间中。这种微观领域的“表征空间”范式,是通过一系列的“空间实践”展开的,而实践的形式又是多样化的。它是一种社会的再生产,包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一些特定区域通过全球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本文借鉴这两种学派的学理阐释,深入解读与挖掘全球化空间生产的过程及蕴涵的问题,其理论意义和实证价值在于厘清国家政府、（跨国）资本、日常生活在空间“全球化”生产中的相互作用关系。
2.3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网络舆情相互结合相互佐证的方法。搜集了1920年以来的相关文字资料,先后进行了5次实地考察,累积深度访谈中外跨国商务人士、涉外机构职员、跨国文化消费者及国外游客35人（美国2名、日本2名、德国1名、印度1名、澳大利亚1名、韩国1名,其余为中国人）,每次访谈都在30 min以上。调研期间,笔者亲自参与到跨国餐厅、体育中心赛事等日常生活场所中,借鉴“扎根理论”,强调情境化的体验和微观深入的“深描”,力求解释其全球化空间背后隐藏的问题。3 全球化空间生产作用过程分析
3.1 去地方化的空间表征：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互动
3.1.1 政府对主导企业的授权、规训与激励 在天河区成立之前,天河北的房地产开发由郊区和省、市有关房地产开发部门负责。1985年,天河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成立,隶属天河区房地产管理局管理。同年,天河区城建开发公司成立,隶属于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广州城建开发公司的成立催生了政府市场化的渐进式改革,也解开了天河北作为“地方”空间的枷锁。地方政府委托广州城建开发公司①(①其前身是广州市“住宅建设办公室”,1983年“住建办”改制为“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暨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1992年12月15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是当时第九家在香港上市的中资红筹公司,现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中国指数成分股。越秀地产的主要股东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是隶属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理的国有企业。)全权负责该地区的开发,实行“规划—征地—配套三统一”的建设指导思想,分批次建设[37]。先期履行了政府职能的特征,后逐渐与地方政府脱离。建设初期,广州城建开发公司曾面临较大的资金困难,收益很低,根本无法保持10%的利润。广州城建开发公司采取了以下对策：一是向建设委员会（政府主管部门） 提出调整收费标准、强化收费规定和政策;二是决定进入商住地产的开发,在体育中心周边空地上规划布局近300 万m2的商务办公楼和商品住宅,并在体育中心周围不断建设和配置娱乐、商业、旅游、文化设施;三是以合作的形式,引进港资、外资进行开发建设并向其收取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通过销售期楼获得流动资金,后期城建开发公司将收入的主要来源定位在物业和股份分红方面。商业写字楼和住宅小区的大量兴建成为广州城建开发公司资本积累和天河体育中心建设的关键环节。后续在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比如无偿建设的中国市长大厦,规训了城建开发公司的市场逐利行为,使得地方政府与城建开发公司形成特殊的管理—代理—委托关系。二者之间频繁的互动、协商机制推动了天河北实体空间的地景变迁和功能演化（表1）,同时也造就了广州乃至全国众多百强建筑企业②(②至2000年时,广州城建公司已发展为跨国综合集团企业,有18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1家海外子公司、14家全资和控股公司,成为以房地产为主业、房地产相关产业为依托,进出口贸易、商贸、文化娱乐等行业多元化发展的综合性集团企业。)。天河北中高端住宅小区的建设为天河体育中心的顺利建成及后期全球消费主义的空间载体——全球化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的建设提供了保障（表2）。此外,政府对参与天河体育中心、写字楼、中高端住宅、商业广场的企业推行了一系列以“授奖”和“表彰”为代表的激励措施③(③1987年4月,天河体育中心并被评为广州市经济建设10件大事之一;1990年,由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编制的《天河体育中心规划》获广州市一等奖（1988）、广东省一等奖（1988）和建设部三等奖（1989）;1996年11月,建设部部长侯捷向广州市第四建筑公司、广州市机电安装公司颁发广州城市大厦建设特别鲁班奖。),向全国营销了参与天河北建设的开发商,对开发商的资本积累和企业扩张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Tab. 1
表1
表1以城建开发公司为主体开发的天河北中高端住宅小区
Tab. 1Advance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constructed mainly by urba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Tianhebei
| 商住小区 | 建成时间 | 开发商 | 物业公司 | 绿化率(%) | 容积率 |
|---|---|---|---|---|---|
| 侨怡苑 | 1991-06 | 北京金地融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华侨物业管理公司 | 40 | 2.24 |
| 华康小区 | 1992-02 | 广州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 | 城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 30 | 3.1 |
| 天河东远洋小区 | 1994-02 | 广州远洋公司 | 广州远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35 | 3 |
| 名雅苑 | 1994-04 | 广州越秀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 城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 30 | 3.5 |
| 信成小区 | 1995-02 | 广州华侨房屋开发公司 | 广州信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30 | 2.6 |
| 侨苑小区 | 1996-05 | 华侨房屋开发公司 | 华侨物业 | 35 | 1.3 |
| 天河直街小区 | 1997-01 | 地块为广州空军所有,为行政事业单位,后以用地置换的形式迁出 | 30 | 2.5 | |
| 怡苑小区 | 1997-05 | 越秀城建总与香港和黄集团合作开发 | 港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43 | 7.21 |
| 天英阁 | 1998-01 | 广州市伟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广州城建物业管理公司 | 30 | 2 |
| 西雅苑 | 1998-04 | 广州市城建开发物业有限公司 | 广州城建物业管理公司 | 30 | 2 |
| 绿庭苑 | 1998-06 |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 广州城建物业管理公司 | 20 | 3 |
| 都市华庭 | 2002-03 | 广州侨鹏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 凯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25 | 3.5 |
| 亿泉尚园 | 2010-10 | 广州市亿泉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 高力国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35 |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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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城建集团参与的天河北重要写字楼开发
Tab. 2Remarkable office buildings constructed by urban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companies in Tianhebei
| 写字楼 | 建成时间 | 层数 | 开发商 | 物业公司 |
|---|---|---|---|---|
| 广州外经贸大厦 | 1992-01 | 33 | 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 外经贸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中国市长大厦 | 1996 | 28 | 广州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 | 中国市长大厦物业管理公司 |
| 高盛大厦 | 1996-08 | 26 | 高盛集团 | 广州市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中信广场 | 1997-06 | 82 | 熊谷蚬壳发展（广州）公司 | 上海保利物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
| 城建大厦 | 1997-12 | 28 |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 广州城建怡城物业有限公司 |
| 新创举大厦 | 1998 | 31 | 广州市高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广州市穗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建和中心大厦 | 1998-01 | 29 | 广州市云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 广州市高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广州国际贸易中心 | 1999 | 48 | 广州侨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广州市侨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天骏国际大厦 | 2002-01 | 30 |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 城建物业开发有限公司 |
| 平安大厦 | 2002-02 | 31 | 广东地产广州分公司 | 广州市欣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 盛雅商务中心 | 2003-01 | 38 | 广州恒怡投资有限公司 | 广州恒怡投资有限公司 |
| 财富广场 | 2003-06 | 40 | 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公司 | 广州市怡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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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第三方资本的参与 广州城建开发公司为解决初期建设的资金缺口,引入第三方资本,向其收取土地出让金等相关费用。第三方资本既有跨国资本,又有国有资本、民营资本。第三方资本介入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生产具有时序性特征,充分表明第三方资本的趋利行为,这与被政府“规训”和“授权”了的广州城建开发公司是有巨大差别的。第三方资本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总是在市场形成和相关制度改革的“关键点”介入相应的投资领域（表3）。作为资本方的广州城建开发公司和第三方资本集团则是充分利用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的机会红利,投资于商业地产、住宅地产、物业管理,实现了资本的增值。广州城建开发公司联合与统筹港资、侨资、外资、民营资本等第三方资本,形成了以广州城建为主体,各种资本类型参与,受地方政府调控,同时以市场为主导的城市资产经营模式。天河北在制度、政府、（第三方）资本的阶段性作用下经历了“城市大事件的公共空间—高端商住空间—跨国商务政务空间”的变化。这种社会空间在扩大和规制原有空间的同时又提供了新的空间,在锁定空间旧职能的同时又提供了新职能演变的基础,新生产的空间不断被更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空间所占领和覆盖（图2）。
Tab. 3
表3
表3第三方资本介入天河的时序特征
Tab. 3The temporal features of third-party capital involvement in Tianhebei
| 阶段化制度改革 | 投资背景 | 投资方向 | 盈利性质 | 资本性质 | 资本类型 |
|---|---|---|---|---|---|
| 第一阶段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 天河体育中心建成后 | 商业住宅的建设 | 一次性收入 | 外资、国有资本 | 房地产资本、物业资本 |
| 第二阶段 住房商品化制度 | 政府投资地铁与市长大厦建成 | 写字楼和大型商业综合体建设 | 一次性收入; 持续性收入 | 港资、国有资本 | 房地产资本、 物业资本 |
| 第三阶段 城市治理体制 | 城市新区升格为国际化标准的商务空间 | 商务设施建设 | 持续性收入 | 民营资本、港资、外资、国有资本 | 金融资本、综合资本（集团公司） |
| 第四阶段 城市管治 | 世界知名CBD | 体育、文化、餐饮娱乐业 | 持续性收入 | 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外资、港资 | 金融资本、混合资本（大型跨国企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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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天河北制度变革与地方政府、资本的互动作用过程
-->Tab. 2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Tianhebei, local government and capital
-->
3.2 嵌入全球的空间实践：全球化的行动与感知
3.2.1 国际节事壮观化 在天河体育中心、正佳广场、宏城广场等承载全球消费主义的场所建成后,各种大型演唱会、纪念活动、文艺演出、会展博览、节日庆典等文化综艺活动在此举办,成为众多跨国节事活动乃至广州文化营销的“符号空间”。其中,中德音乐会、世锦赛、中美拳击对抗赛、世界杯、国际花卉节、亚运会、亚冠足球联赛、国际旅游文化节、国际美食节、家居装饰博览等国际化赛事和文艺活动成为吸引全球目光的手段（表4）。此外,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主场设在天河体育中心,国际赛事、引进超级足球明星及体育事业的跨国运作使得体育中心成为展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地和走向国际化雄心的“地点”和集会场所。体育中心曾数次启动改造计划,按照国际一流足球场馆的硬件标准建设。特别是于2015年开始的面向世界顶级足球俱乐部主场标准改造天河体育足球场,使其更为专业化、全球化,推动天体2.0的全面升级改造,足球文化成为天河北日常生活消费的一部分。这些壮观化的国际赛事和综艺活动提升了天河北的国际关注度,是天河北向全球化空间演进的重要途径。Tab. 4
表4
表4在天河北举办的事件与活动
Tab. 4Different festivals and events in Tianhebei
| 主要事件 | 数量 | 主（承）办方级别 | 数量 |
|---|---|---|---|
| 博览会 | 4 | 世界级 | 2 |
| 国家级 | 2 | ||
| 节庆活动 | 3 | 区级 | 1 |
| 国家级 | 2 | ||
| 体育设施建设 | 4 | 国家级 | 4 |
| 科普宣传活动 | 2 | 省级 | 2 |
| 纪念活动 | 2 | 区级 | 1 |
| 省级 | 1 | ||
| 商业综合体建设 | 4 | 市级 | 2 |
| 国家级 | 1 | ||
| 世界级 | 1 | ||
| 体育赛事 | 9 | 国家级 | 2 |
| 世界级 | 2 | ||
| 省级 | 3 | ||
| 市级 | 2 | ||
| 文艺宣传与教育活动 | 9 | 省级 | 4 |
| 市级 | 5 | ||
| 新闻发布会 | 3 | 市级 | 3 |
| 国际组织考察 | 2 | 世界级 | 2 |
| 中央领导视察 | 3 | 国家级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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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跨国职业群体的“全球想象” 天河北承载全球化活动的商业广场、写字楼等地标性建筑多为国际知名专业机构和人士设计。美国、英国、日本等跨国建筑设计机构和跨国职业群体（transnational professional class）,以现代主义摩天大楼的建筑符号和全球消费主义的空间载体为主基调,设计了一系列象征“全球城市”的地标性建筑④(④其较为典型的包括：太古汇由美国Arquitectonica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天环广场由英国贝诺（Benoy）建筑设计公司和香港吕元祥建筑事务所设计;正佳广场由美国捷得设计师事务所与广州设计院联合设计。),成为全球化的符号景观,向社会的中上层和跨国资本家阶层做着身份谄媚和高尚文化生活的想象[38]。在各种综艺活动和跨国职业阶层的“全球创意”带动下,天河北成为承载节庆消费、猎奇消费、体验消费、健身消费等空间消费的“想象空间”和国际流行、时尚前沿、品质生活方式的全球消费主义“符号空间”。天河北由政府、资本、制度推动的实体空间基础上向文艺活动介入的跨国阶层生活空间和国际化消费空间转变。社会关系也不再是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游客与消费者这样简单的地缘、业缘关系,而成为差异化空间消费的使用者和服务群体间的多元、异质的城市社会关系。
3.3 亚文化群体的表征空间：日常生活的复归
3.3.1 日常生活行为的再表征 通过政府—资本的联合天河北的地方化制度得以解绑,市场化运营的空间生产机制基本建立起来。事件—跨国职业群体介入的文化营销推动了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其“地方”的进步通过对“全球化”的呼应表现出来。最终在天河北集聚了不同类型的跨国要素,35栋高档写字楼内有762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和19家领事机构、75家跨国餐厅、20家涉外增智型教育机构、28家中外银行、12个国际化标准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表5）。正佳广场、天河广场、太古汇等大型商场综合体提供了大量国际化的餐饮、娱乐等生活服务设施,为写字楼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员工的城市生活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在领事机构、英语培训机构、移民咨询机构的外国人的购物、闲暇活动基本在天河北内部进行。加之,天河北众多高档住宅区优美的环境,相对独立、封闭的社会化管理,吸引了跨国公司代表处的外国职员、职业经理人、领事机构办事人员在此区租住。一方面接近工作地,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各种行为一站式服务的最佳首选,还是白领、金领以及到广州谋生的外国人寻找工作的机会空间。总之,天河北因不同类型跨国要素的介入逐步向跨国商务人士的亚文化群体日常生活空间转换。与此并行不悖的是,天河体育中心集中了大批健身、休闲的亚文化群体,尽管在收入、职业和住房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日常的健身活动这一生活行为将其联系起来。以日常的身体锻炼为主,中老年人居多,练习时间集中在早晨和傍晚,大多以练拳和散步为主。Tab. 5
表5
表5天河北跨国要素
Tab. 5Transnational elements of Tianhebei
| 跨国要素 |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 中外银行 | 高级写字楼 | 跨国餐厅 | 大型商业综合体 | 驻穗使领馆 | 涉外增智型教育机构 | 合计 |
|---|---|---|---|---|---|---|---|---|
| 数量（个） | 762 | 28 | 35 | 75 | 12 | 15 | 20 | 947 |
| 占比（%） | 80.46 | 2.96 | 3.70 | 7.92 | 1.27 | 1.58 | 2.1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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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新社会关系的空间再定义 从政府、广州城建公司、第三方资本到居民、跨国空间消费者⑤(⑤跨国空间消费者是指那些光顾非本地化品牌及全球化消费场所的消费群体,如宜家家居、西餐厅、老佛爷购物中心等世界知名的连锁跨国品牌实体店的消费人群。),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作用者不断增多。广州城建开发公司的国有属性和特定时期经营城市的职能特征,成为连接地方政府、第三方资本、居民、跨国空间消费者的枢纽和缓冲器,是天河北全球化空间形成的核心作用者。地方政府、居民、第三方资本和跨国空间消费者通过广州城建开发公司发生多样化的社会联系（图3）。当居民和跨国空间消费者因广州城建开发公司而联系在一起时,二者的生活行为使得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的日常生活得以复归。可见,在资本塑造空间的同时,也被亚文化群体以生活行为为策略对全球化空间进行再定义、再利用。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天河北开发建设的行为关系
-->Fig. 3Behavior relations of Tianhebei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
4 结论与讨论
天河北全球化空间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演变,由一个偏僻、封闭的地方发展为标志广州城市全球化水平的“符号化”空间。重要的变化源自于跨国要素的介入,而跨国要素的产生机制是政府—资本、事件—跨国职业群体综合作用去地方化和制度束缚,并引进跨国资本通过文化营销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天河北从城市边缘地区演变为集现代商务、留学教育、文化娱乐、体育休闲、交通枢纽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全球化空间,表现为政府的空间发展意志与资本多方面协作的阶段式空间演变过程。天河北被跨国资本、跨国职业阶层、文化事件等多重作用者数次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下,却又同时被全球在地化的日常生活所复归,全球化空间经历了去地方化—跨国化—全球化—再地方化的过程。天河北全球化空间既是政治性空间生产过程,也是工具性空间生产过程。全球化空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是经济的、政治的,也是符号化的,它具有双重的特征,不仅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生产者。天河北全球化空间是由资本、政府、日常生活的协同作用聚合跨国要素形成的,它是由一个相对封闭和排斥逻辑的地方空间演变为一个开放多元的全球化空间,是一种跨国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关系建构的过程,由多个作用者主导,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重塑的历史过程。全球化空间与一般城市空间的区别在于跨国要素的作用,跨国机制和国际化背景下跨国资本的跨界流动,它是一个城市全球化水平的标志和符号。但是是否全球化空间仅仅存在于世界城市或者世界城市的全球化空间就是城市全球化发展的空间范式仍有待明确,还有全球化空间的类型如何划定、水平如何测度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政府通过制度的开放引入了跨国资本的参与,以国家全球主义的方式确保了空间生产的资本利益、地方利益和阶层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文化事件和跨国职业阶层作为媒介引导了天河北社会空间的跨国生产,成为一个有别于Sassen提出的全球化空间二元化的典型案例。天河北全球化空间是与特定时代特定的城市发展条件以及中国城市“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联系在一起的,与中国政府通过实体空间的全球化建设推进“世界城市”的发展意志关系密切。具有明显的“国家全球主义”空间生产模式的特征,有别于欧美城市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发展模式。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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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 [7] | . 采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当前趋势进行探讨,结合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地域性,针对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对全球化下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向进行分析,发现上海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出现社会空间极化。通过对社会空间因子空间分布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尚不明显。 . 采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当前趋势进行探讨,结合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地域性,针对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对全球化下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向进行分析,发现上海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出现社会空间极化。通过对社会空间因子空间分布的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尚不明显。 |
| [8] |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华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其中部分开始由短期滞在转向长期居留,日本人为典型之一。外国人居留模式的变化,对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及空间景观带来前所未有的诸多影响,族裔经济的出现即是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本文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实证了在广州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形成,探讨了其规模、行业分布、形成过程及运作模式,通过案例剖析揭示了新时期在华日本移民族裔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在广州日本族裔经济体系业已形成,并且其仍在发展壮大之中。广州的日本移民对族裔经济依赖度高,族裔经济不仅是其生活的支撑,同时也是保持族裔身份认同的工具。广州日本族裔经济具有自我服务、本地植根的特征,同时族裔经济的发展在空间上也带来族裔景观,如广州的天河北地区即是一例。这些变化给中国的国际化城市建设和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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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 In this era of glob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paces’ are being created within urban settings, providing a direc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Corporate headquarters, hotels, shopping malls, and airports are typical examples of such spaces, which while located within an urban territory, are often conceived by foreign designers, developers, and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maintained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and banks. Such local–global interconnection is giving urban management a new shape, as urban management practices are now frequently intertwining with global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 management approach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t the same time, a set of new mechanisms that may help to tackle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s unfolding. Starting with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globaliza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al restructuring, this paper subsequently explores the context of Beijing and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ossibilities introduced in this city by global actors (through the examples of World Tower, IBM Tower, and ABN AMRO and ING head offices). Beijing, due to China’s recent economic opening process, provides an intriguing backcloth to demonstrate how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s—standing in-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may canaliz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s from the ‘global’, putting globalization at work for a better urban environ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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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 Global cities are relatively central nodes in a worldwide hierarchy of urban centers. In recent years several Chinese cities have begun to participate as more central players in this global network. While cities atop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the world’s urban places attract wealth, glamour, and prestige, they are also said to be socially polarized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other cities and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migrants disproportionately. The recent ascendancy of places like Shanghai, Beijing and Guangzhou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global city formation practices that have led to this apparent “success” and to questions about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chieving global city statu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ly developing transitional Chinese economy. It also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ability and commitment of the local and national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 concomitant challenges to social harmo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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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 61The location-space nexus is central in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practices.61The chain restaurants' location pattern has evolved from anchor points to balanced networks in three expansion phases.61As the chains penetrate into residential areas to form service networks, the cognitive distance for consumers diminishes.61Local consumers have refashione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consume the new urban space, distinct from its intended functions.61Accommodating such local practices is a strategic move for the global cha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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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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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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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placed on terms such as "social justice' and "social rationality' in urban planning has undergone a powerful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20 yr. This transformation in meaning parallels the shift from modernist to postmodernist ways of thinking about cities and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engaging in interventionist planning practices. The underlying power relations have not changed, though they have become much more open and direct through privatization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a strong free-market ideology which presumes that the market always generates socially just outcome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atter is manifestly untru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lternative vision of social justice, which accepts variation of meaning across time, space and individuals, can become a powerful mobilizing rhetoric for alternative forms of political action in urban settings. The contemporary problem is therefore to confron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dominant power relations and market mechanisms by an appeal to notions of social justice which preclude any return to earlier and largely discredited practices of bureaucratic rationality and state paternalism. -from Auth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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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of the limitations of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in particular its economistic tendencies, the suppression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omains,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human agency and everyday life. It tries to establish more fully the identities of global subjects. Examining two sets of global actors, transnational businessmen and cosmopolitan professionals, it argues that the expansive reach and mastery imputed to global subjects, their flight from the particular and the partisan, their dominance and freedom from vulnerability, are far from complete. The separation of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nd the ascription of mobility and universalism to the global and stasis and parochialism to the local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for an optic of transnational global spaces should not conceal the intersecting reality of circumscribed everyday lives. |
| [27] | .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 文章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对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出现的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实际上是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针对特定人群,借助特定文化氛围的创造而被符号化了的一种消费空间,其本质上是一种赢利型的空间生产行为,并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街区与建筑保护,而且也扮演着强行推动绅士化过程的角色。 |
| [28] | .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采取实地景观考察、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前门—大栅栏地区的节事活动与地方文化空间生产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节事文化空间的＂第三空间＂性质。研究表明：第一,政府在节事活动中占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和财政手段投入节事活动,从而赋予实体空间新的文化符号意义,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第二,政府努力创造非排他的消费条件,从而使得人们公平地享受节事活动这一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机制下空间再生产中的不公平性。第三,该区域的节事活动努力营造观念与实践、自我与他者融合的＂第三空间＂,使空间具有自下而上的再生产活力。第四,与历史密切联系的节事活动增强了历史街区独特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资本。从结论延伸出两个建议：第一,区域性节事活动的策划组织人应将节事活动与本区域的历史植根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地区实体空间恒久且独特的文化软资产。第二,强化个体日常社会实践和抽象文化符号的联系,加强个体对本区文化形象的理解,从而达到认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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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Invited 2007 Carroll D. Clark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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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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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p>针对目前空间生产的研究中存在的2 个潜在问题——对理论运用的简单化和理解的宽泛化，在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哈维和福柯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或思想重新进行了梳理。研究认为，哈维和福柯都对空间给予了长期关注，并发展了2 种互补的、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是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的3 个要素，而工具性空间、生产性空间和空间合理性则构成了福柯的空间研究的三大视角。尽管这2 个视角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强调空间生产背后的不平衡逻辑并追求主体性的解放，从而为未来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方向；最后，结合福柯对知识-权力的讨论，呼吁建立一个更为求真、自省的学术体系。</p> . <p>针对目前空间生产的研究中存在的2 个潜在问题——对理论运用的简单化和理解的宽泛化，在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哈维和福柯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或思想重新进行了梳理。研究认为，哈维和福柯都对空间给予了长期关注，并发展了2 种互补的、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是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的3 个要素，而工具性空间、生产性空间和空间合理性则构成了福柯的空间研究的三大视角。尽管这2 个视角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强调空间生产背后的不平衡逻辑并追求主体性的解放，从而为未来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方向；最后，结合福柯对知识-权力的讨论，呼吁建立一个更为求真、自省的学术体系。</p> |
| [37] | . 本文研究对象为城市中心区。以往针对城市中心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CBD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塑造等方面，对城市中心区开发体制关注较少。在城市中心区开发中，国外普遍采取了成立专门的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模式。这一介于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城市开发主体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案例，如英国道克兰、法国拉德芳斯等。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城市经营理念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城市中心 区开发建设也成为了各大中城市竞相上演的剧目，而如何导演出一场杰出的喜剧却少有人问津。 在我国早期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中，也有较多成功的经典案例：上海陆家嘴CBD、广州天河CBD... 本文研究对象为城市中心区。以往针对城市中心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CBD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塑造等方面，对城市中心区开发体制关注较少。在城市中心区开发中，国外普遍采取了成立专门的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模式。这一介于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城市开发主体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案例，如英国道克兰、法国拉德芳斯等。在我国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城市经营理念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城市中心 区开发建设也成为了各大中城市竞相上演的剧目，而如何导演出一场杰出的喜剧却少有人问津。 在我国早期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中，也有较多成功的经典案例：上海陆家嘴CBD、广州天河CBD... |
| [38] | .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on the role of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TCC) in and around architecture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iconic buildings and spaces, in global or world cities. The TCC is conceptualized in terms of four fractions: (1) Those who own and/or and control the maj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local affiliates (corporate fraction). In architecture these are the major architectural, architecture-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developer-real estate firms.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ajor global consumer goods, energy and financial corporations the revenues of the biggest firms in the architecture industry are quite small. However, their importance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ir cultur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in cities, far outweighs their relative lack of financial and corporate muscle. (2) Globalizing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state fraction). These are the politicians and bureaucrats at all level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who actually decide what gets built where, and how changes to the built environment are regulated. (3) Globalizing professionals (technical fraction). The members of this fraction range from the leading technicians centrally involved in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new building to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in architecture. (4) Merchants and media (consumerist fraction). These are the people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marketing of architecture in all its manifestations. (There is obviously some overlap between the membership of these fractions.). My conclusion is that many global and aspiring global cities have looked to iconic architecture as a prime strategy of urban intervention, often in the context of rehabilitation of depressed areas. The attempt to identify the agents most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namely the TCC, and to explain how they operate, suggests that deliberately iconic architecture is becoming a global phenomenon, specifically a central urban manifestation of the culture-ideology of consumerism. <P>L'article porte sur la classe capitaliste transnationale (TCC) au sein et à la périphérie de l'architecture, et sur son r00le dans la production et la commercialisation de constructions et espaces iconiques dans les villes mondiales ou planétaires. Cette classe se conceptualise en quatre fractions: (1) Ceux qui détiennent et/ou contr00lent les principaux groupes transnationaux et leurs sociétés affiliées locales (fraction économique): En architecture, il existe de grands cabinets d'architecture, d'ingénierie en architecture et d'architectes promoteurs immobiliers. Par rapport aux grosses sociétés multinationales de la finance, de l'énergie ou des biens de consommation, les recettes des plus importants cabinets sont assez faibles; pourtant, leur place dans l'environnement construit et la culture, notamment en milieu urbain, compensent largement leur impact relativement mince sur le plan financier et 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