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新梅, 王珏晗, 赖舒琳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00- 2010
ZHOUChunshan, TONGXinmei, WANGJuehan, LAIShulin收稿日期:2017-06-4
修回日期:2017-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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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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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老龄化持续发展。据联合国报告,2015年全球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9.01亿,占总人口比例由1950年的8.0%上升为12.3%,其中亚洲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5.07亿,占世界总数的56.3%,世界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数量增长比发达地区要快[1]。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经历预期寿命提高和出生率死亡率下降的快速人口变化。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为1.78亿,占总人口比例从2000年的10.3%上升到13.3%。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公共设施、道路交通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使中国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国外地理****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内容涉及了老年人口空间分布、老年人环境的空间格局和生活安排、需求服务的可达性等方面[2,3]。关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大量研究从全球和国家区域、城市内部等不同尺度对老年人口的空间集中和分布进行实证描述分析。在全球层面,通过分析世界老年人口数量分布变化构建全球人口老龄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地理进程模型[4];区域层面上,对欧美国家老龄化空间分布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口分布普遍不均衡,主要集中于都市区、特定区域（如类似州、城市之间）等区域[5,6];城市层面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大多将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作为首选居住之地,都会区的核心区及偏远的乡村聚落为老年人口明显集中地区,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同时郊区的老龄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7,8,9]。
国外****对城市内部老龄化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老龄化空间分布的成因。老龄化空间的形成受不同社会阶层的死亡率、城市发展导致的老年和非老年人口不同区域的迁移率、城市化或郊区化发展阶段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10];残留集聚（accumulation,年轻人迁出和老年人留居原地）、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年轻人迁出和老年人迁入）、汇合集聚（congregation,年轻人和老年人同时迁入）是老龄化空间形成的三种类型[11];另外,政治和文化因素如公共政策等对人口老龄化的空间不均衡也有影响[12];老龄化空间性可以被理解为复杂的空间分化组合,在一定时间尺度范围内空间和老年人如同一个共同进化的社会范畴,不断被制造和重塑[13]。二是关于老年人的住房选择。****们关于老年人住房的研究受益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变换,晚年住房选择形式不断地受到结构约束,老年人面临的多种住房选择依赖于他们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地位[7,14],老年人早年生活的经济地位和社会不平等持久影响晚年住房机会的分化,且通过政府住房政策被进一步限制,从而也影响老龄化社区空间格局的形成[15]。三是关于老年人住房和生活环境及其对住宅设施设计的影响等,对某些特定环境如住宅[16]、社区或封闭的退休社区[17]的研究可以揭示老年人和他们生活其中的变化的社会和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为应对以现行政策和规划为导向的“健康老龄化”和“老年友好型社区”主题做出了贡献[18]。四是对老龄社会空间隔离的研究,运用GIS空间技术分析老年人群体的社会隔离状况,探索老年人的空间和社会分异,理解年龄的社会和空间隔离背后的现实[19]。
国内的人口老龄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逐渐兴起的地理学界从空间视角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和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老年人生活环境和老年服务设施建设、老年人空间行为等主题。其中,国内地理****对老龄化区域差异的探讨从国家、区域、城市三种尺度展开：一是对全国各省和区域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发展趋势与影响因素进行宏观分析[20,21,22,23],结果发现中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老龄化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并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二是研究省域内由于城乡人口迁移和老年人口的滞留等而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成因问题[24,25];三是对城市内部的老龄人口分布差异及机制等进行实证研究。对城市老龄化空间的研究继有关****运用空间自相关和模糊聚类方法分析得出广州市[26]、北京市[27]等老龄化空间均呈现类似圈层分布规律后,逐渐出现探讨单个或几个大城市老龄化空间演变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模式的实证研究[28,29],例如如运用GIS技术研究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老年人的空间分布模式和发展趋势,分析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分异加剧形成的老年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城市空间发展产生的影响[30]。已有研究中,林琳等以区为研究单元将老年人口比例分成成长型初期（5.0%~7.4%）、成长型后期（7.5%~9.9%）、老年型初期（10.0%~12.9%）、老年型中期（13.0%~15.9%）、老年型后期（16.0%以上）5个阶段对1990-2004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布进行的研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26]。
尽管国内关于老龄化区域差异和老年人空间分布的研究逐渐增多,但针对中微观层面城市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为对较单一的老龄化指数运用统计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地域空间分析方法描述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缺乏对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的深层次探讨。在当前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变迁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出现明显分异的过程中,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影响其居住、迁移行为,从而影响城市不同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因此结合城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分析能更好地从本质上诠释城市老龄化地域空间过程及驱动机制。本文即利用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街道为单元,分析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后与老龄化空间分布图叠加,研究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机制,为老龄化背景下的城市规划应对养老服务设施需求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2010年广州市越秀、荔湾、海珠、天河、白云、黄埔、萝岗、番禺、花都和南沙10个区共148个街道为研究范围,划分为中心城区（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天河区和白云区部分街道）、近郊区（黄埔区、萝岗区、番禺区和白云区部分街道）和远郊区（花都区和南沙区）三部分的地域结构,其中中心城区包含着老城区（越秀和荔湾区大部分街道、海珠区部分街道）,总面积3719 km2。首先分析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而后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研究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并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继而采用地图叠加法并以保持街道完整性为原则将老龄化空间分布图与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图叠加分析,划分老龄化空间地域类型,从而总结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最后分析广州市2000-2010年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及形成机制。
根据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5%以下为年轻型,5%~10%为成年型,超过10%为老年型,20%以上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参照林琳等对老龄化发展阶段的划分[26],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本文将老龄化进程分成5个阶段：0~4.9%为年轻型,5.0%~9.9%为成年型,10.0%~12.9%为老年型初期,13.0%~15.9%为老年型中期,16.0%~19.9%为老年型后期。
采用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提取反映广州市老龄化人口社会结构属性的人口状况、老年人口状况、职业状况、住房状况和教育程度等变量（表1）的原始数据进行因子生态分析。然后对提取的主因子进行聚类分析,划分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类型。
Tab. 1
表1
表12000年和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分析所选取变量
Tab. 1Variables of the social area analysis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00 and 2010
| 变量类型 | 变量 | 2000年 | 2010年 | 变量类型 | 变量 | 2000年 | 2010年 |
|---|---|---|---|---|---|---|---|
| 数目（个） | 数目（个） | 数目（个） | 数目（个） | ||||
| 人口状况 | 人口规模 | 2 | 2 | 住房状况 | 住房来源 | 7 | 7 |
| 户籍类型 | 5 | 5 | 租金价格 | 9 | 8 | ||
| 年龄结构 | 3 | 3 | 住房建成年代 | 6 | 7 | ||
| 家庭结构 | 6 | 6 | 人均住房面积 | 9 | 10 | ||
| 老年人口状况 | 主要生活来源 | 6 | 5 | 职业状况 | 职业结构 | 7 | 7 |
| 家庭状况 | 5 | 5 | 教育程度 | 教育人口 | 8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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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
3.1 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总人口计算,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占比为9.74%,但是2010年按户籍人口计算的老年人口占比为14.48%,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呈现出较明显的圈层式分布模式（图1）。中心城区为典型的老年型街区,核心的老城区老龄化程度为最高的老年型后期;中心城区外缘过渡为成年型,近郊区是年轻型街区,此为老龄化衰减圈层;在城市远郊区内缘,分布着成年型的镇区;远郊区的外围则又出现老年型初期甚至老年型中期的镇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0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布
-->Fig. 1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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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
本文对选取的71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提取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04%的5个主因子（表2）,并以各个主因子在各街区上的得分作为基本数据矩阵做聚类分析,划分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6个地域类型（图2、表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
-->Fig. 2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10
-->
Tab. 2
表2
表2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
Tab. 2Principal factors of the social area analysis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10
| 序号 | 特征值 | 贡献率（%） | 因子名称 | 因子得分高的街镇反映的社会空间特征 | 得分分布 |
|---|---|---|---|---|---|
| 1 | 20.887 | 31.647 | 城市户籍家庭 | 主要以城市户籍的二代三代有离退休老人家庭户居多,人群以受中高等教育和国家公职人员及从事商服业人员为主,居住较新条件较好的商品房或公有住房 | 花都区新华街、番禺区市桥街及海珠区和天河区的赤岗、昌岗、棠下等街道得分较高,城市近远郊镇街得分低 |
| 2 | 12.810 | 19.409 | 农业户籍家庭 | 主要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业人员为主,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居住以自建住房为主 | 城市近远郊的镇区得分较高,中心城区得分低 |
| 3 | 11.747 | 17.798 | 外来人员家庭 | 老年人口指标不显著,多为受中等教育水平的外来务工普通收入的青年单身人口,主要租住小面积的商品房 | 中心城区外围的街镇得分较高,远郊镇区得分较低 |
| 4 | 5.296 | 8.025 | 旧城老年家庭 | 老年人口数特征显著,主要以有一个或二个以上离退休老人家庭户居多,住房老旧、面积狭小、租金低廉 | 老城区的海珠区、越秀区和荔湾区大部分街区得分高,老城区外新区得分较低 |
| 5 | 2.745 | 4.159 | 文化教育水平 | 主要以受大学本科以上教育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多为购买公有住房 | 天河区的五山、石牌、棠下和番禺区的小谷围和海珠区的新港街道得分值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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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表3
表3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类型区
Tab. 3Types of the social area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10
| 序号 | 类型区 | 主要特征 | 空间区位 |
|---|---|---|---|
| 1 | 旧城老年人口高度集聚区 | 普通城市户籍退休老年人口集中分布,老年家庭特征显著,普通商服人员为主混杂其他人员,住房年代久远 | 主要位于老城区 |
| 2 | 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老人集中分布区 | 单位退休老年人口集中分布,人群以国家企事业单位公职人员为主,住房多为公有住房或商品房 | 主要为老城区外围街区 |
| 3 | 教育科研单位退休老人零散分布区 | 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集中区域,单位退休老年人口零散居住,多为购买公有住房或商品房 | 天河区的五山、石牌和番禺区的小谷围街 |
| 4 | 农村老年人口集中分布区 | 主要生活来源为劳动收入和家庭供养的农村老年人口集中分布,以三代同堂以上家庭户居多,居住以自建住房为主 | 主要分布于城市近远郊的镇区 |
| 5 | 混合人口分布区 | 各职业人群大致均等分布,老年人口以退休为主亦有部分农村老人,住房以较新商品房为主亦有部分自建住房 | 主要是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和近郊的街区 |
| 6 | 年轻人口集聚新开 发区 | 从事生产运输和服务的一般年轻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分布,老年人口少,主要购买或租住普通新建商品房 | 主要分布于近郊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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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
将201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图2）与2010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布图（图1）叠加,将广州市划分为8类老龄化地域空间类型（表4、图3）。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呈圈层和扇形分布：老年型后期老城区（Ⅰ）位于核心;其外围圈层由老年型中期企业单位街区（Ⅱa）和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Ⅲa）两个扇形组成,其中还镶嵌着同样呈扇形分布的老年型中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Ⅱb）;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Ⅳb）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Ⅴ）交错分布形成第三圈层,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Ⅳa）则呈小面积扇形分布于此圈层中;最外围为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Ⅲb）圈层,并有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Ⅴ）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Ⅳb）呈扇形分布其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
-->Fig. 3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10
-->
Tab. 4
表4
表4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类型区
Tab. 4Types of the spatial district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10
| 序号 | 类型区 | 主要特征 | 空间区位 |
|---|---|---|---|
| 1 | Ⅰ老年型后期老城区 | 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域,普通退休或低收入城市户籍老年人口高度集聚,人员构成较杂乱,住房多为建设年代久远且设备条件差的解放前老房或改革前政府公房 | 主要位于老城区 |
| 2 | Ⅱa老年型中期企业单位街区 | 多为早期工业集聚区及周围区域,原工厂企业退休职工集中居住于条件一般的单位原配套建设公房或商品房,老龄化程度较严重 | 主要位于荔湾区和海珠区西南部 |
| 3 | Ⅱb老年型中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 | 主要为政府机关单位所在区域,居住人群为受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好的科技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等,单位离退休老年人集聚,老龄化程度较严重,住房多为年代较新及条件较好的公有住房 | 主要分布于越秀和天河区的农林、东风、梅花村、沙河等14个街道 |
| 4 | Ⅲa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 | 原多为机关企事业单位人群集中区域,因房地产开发吸引部分学历较高收入较高的其他高级职员入住,住房多为条件较好的90年代新建商品房,单位退休老年人口集中,进入老龄化社会 | 主要位于天河区和海珠、黄埔、番禺区的林和、滨江等15个街道 |
| 5 | Ⅲb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 | 家庭规模较大尤其以老少留守型家庭为主的传统农村镇区,农村老年人口集聚,大部分镇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居住以自建住房为主 | 主要分布于远郊区和白云、番禺区的赤坭、江高、榄核等15个镇区 |
| 6 | Ⅳa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 | 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集中区,以年轻大学生和教学及科研人员为主,仅有单位退休老人零散居住,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或更低,住房多为年代较新的公有住房或2000年后商品房 | 天河区的五山、石牌和番禺区的小谷围街道 |
| 7 | Ⅳb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 | 多为新世纪开发房地产的近郊区,高水平新式居住区居多,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与原郊区农村人口混杂,退休老年人口和农村老年人口数量不多,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 | 主要分布于中心城区内缘和近郊区的天河、番禺、黄埔、萝岗等区 |
| 8 | Ⅴ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 为制造业或房地产开发集中区域,老年人口少,以从事生产性行业和商业服务的外来务工普通收入的年轻人口为主,老龄化程度为年轻型,住房为新建的商品房或农村自建房 | 位于近郊区外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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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 空间分异特征
4.1 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
采用与2010年同样的方法,分析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叠加得出老龄化空间类型区。（1）2000年广州市的老龄化空间同样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布模式（图4）：老城区及其外围分布的老年型街区形成核心圈层;由中心城区外缘的成年型过渡到近郊区大片分布的年轻型街区则为老龄化衰减圈层;最外圈层分布着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的镇区并偶有老年型初期的镇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
-->Fig. 4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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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年提取出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1.77%的5个主因子（表5）,聚类得出6类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
-->Fig. 5The social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00
-->
Tab. 5
表5
表5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
Tab. 5Principal factors of the social area analysis of the aged in Guangzhou in 2000
| 序号 | 特征值 | 贡献率（%） | 因子名称 | 因子得分高的街镇反映的社会空间特征 | 得分分布 |
|---|---|---|---|---|---|
| 1 | 21.772 | 31.103 | 农业户籍家庭 | 主要为本地户籍的农业人员,三代以上和老年家庭户居多,人群受教育水平较低,居住以自建住房为主 | 城市近远郊的镇区得分较高,中心城区得分低 |
| 2 | 12.698 | 18.140 | 外来人员家庭 | 主要为从事生产性行业和商业服务的外来务工劳动人口,中等教育水平,租住或购买小面积、租金低廉的新建商品房 | 中心城区外围的街镇得分较高,远郊镇区得分较低 |
| 3 | 10.521 | 15.030 | 旧城老年家庭 | 主要为非农户籍的退休老年人口,三代户和老年家庭户居多,住房老旧、面积狭小、租金低廉 | 老城区得分高,中心城区外缘得分较低 |
| 4 | 8.601 | 12.287 | 文化教育水平 | 主要以受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为主,多为购买条件较好的公有住房 | 天河、海珠和越秀区的石牌、五山、新港等街道得分高,农业镇区得分低 |
| 5 | 3.648 | 5.211 | 城市户籍家庭 | 主要为城市户籍的政府、企事业普通工作人员,老年人多为离退休人员,居住年代较新的普通商品房或公有住房 | 花都区新华街、番禺区市桥街和中心城区的街道得分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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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可划分为7类老龄化类型区（表6、图6）,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同样呈现圈层和扇形同时伴有两核心结构分布：老年型后期老城区位于核心;其外围圈层由老年型初期企业单位街区和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两个扇形组成,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则呈扇形紧贴其外分布;环绕以上地域的是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最外围为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则呈两核心分布于外围两圈层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
-->Fig. 6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00
-->
Tab. 6
表6
表6200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类型区
Tab. 6Types of the spatial district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in 2000
| 序号 | 类型区 | 主要特征 | 空间区位 |
|---|---|---|---|
| 1 | Ⅰ老年型后期老城区 | 老龄化程度严重,普通退休城市户籍老年人口高度集聚,商服人员聚居,住房以年代久远且设施老旧的老房为主 | 主要位于老城区 |
| 2 | Ⅱa老年型初期企业单位街区 | 老龄化程度较严重,国企单位职工集中居住,20世纪80-90年代企业单位房居多 | 主要位于荔湾区和海珠区西 南部 |
| 3 | Ⅱb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 | 老龄化程度较严重,主要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科技人员和国家公职人员等,住房多为年代较新及条件较好的公有住房 | 主要分布于越秀和海珠、天河区的农林、赤岗、沙河等14个街道 |
| 4 | Ⅲa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 | 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主要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大学生和教学科研人员,住房多为年代较新的公有住房 | 天河和海珠区的新港、石牌、五山、林和、天河南5个街道 |
| 5 | Ⅲb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 | 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国家公职人员比例较高同时也集聚较多农业人口,农村自建住房、单位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并存 | 番禺区市桥街和花都区新华街 |
| 6 | Ⅲc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 | 老龄化程度为成年型,农业人口集聚,有老年人家庭户数多且规模较大,居住以自建住房为主 | 主要分布于城市近远郊的镇区 |
| 7 | Ⅳ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 老龄化程度为年轻型,老年人口少,以从事生产性行业和商业服务的外来务工劳动人口为主,住房多为新建商品房 | 位于中心城区外缘和近郊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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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010年与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变化比较
对2010年与2000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变化特征：（1）10年来影响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较稳定且累积解释方差数值较高。两次分析结果抽取的因子个数都为5个且都为共同的城市户籍家庭、农业户籍家庭、外来人员家庭、旧城老年家庭和文化教育水平等主因子,说明这5个主因子持续稳定地影响着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因而也是对老龄化空间发展稳定持续起作用的主因子;提取出的5个主因子累积解释方差均达到81%以上,说明两个年份的广州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分异现象都很明显。
（2）主因子影响程度变化较大。城市户籍家庭状况由2000年的第五主因子跃升为2010年的第一主因子,表明了具有城市户籍的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家庭已然由次要影响因子变成为影响广州市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结构的最主要因子,可见城市退休老年人口对老龄化空间影响地位和作用的大变化,说明残留集聚对老龄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余主因子位次均由2000年顺序相应退后一位,说明农业户籍和外来年轻人口等因素作用减弱。
4.3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特征
（1）老龄化空间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将两个年份的老龄化空间地域类型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广州市2010年的部分老龄化空间类型区承袭自2000年老龄化空间类型,除了部分类型区老龄化程度加深以外,以往的老龄化特征和老年人口社会空间特征仍然深刻体现其中,具有一定历史延续性。尤其在中心城区,2010年老年型后期老城区、老年型中期企业单位街区和机关事业单位街区所包含的街道基本也原属于2000年的对应类型区,这主要是由旧城一直留存着大量的老式住房和公有住房以及其中的居住人口类型变化不大所致。成年型和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也有相当部分街镇是重合的,说明其空间发展保持了一定的历史继承性。
（2）老龄化空间类型随着城市发展而趋于复杂化
2000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类型结构相对简单,老年型后期老城区、老年型初期企事业单位街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和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分4个圈层分布,成年型教育科研单位街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则呈小扇形或核心简单分布于某一圈层中。随着广州市城市空间向东和向南的迅速拓展,2010年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类型结构亦趋于复杂,老年型初期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等新类型区出现并呈多个扇形切割中间2个圈层和楔入外圈层,使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结构的异质性更加突出。
（3）老龄化空间分异随城市开发进程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
2000-2010年,广州城市新开发区由中心城区外缘向整个近郊区乃至远郊区拓展,老龄化空间分异也随之发生变化：① 部分早先开发的原属老年型初期企事业单位街区的天河区和海珠区街道因为开发力度的纵深发展而演变为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区,白云、番禺、黄埔等区大部分原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的街道也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区;② 2010年的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圈层外边缘较之2000年向外扩展并往最外圈层的农村镇区跳跃式发展,部分原为传统农村镇区的街镇演变为城市新开发区,传统农村镇区范围相应缩减;③ 2000年的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到2010年消失,市郊番禺区和花都区政府驻地的市桥街和新华街分别演变为老年型初期和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
5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与形成机制
5.1 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主要存在以下四种演变模式（图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
-->Fig. 7The pattern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
（1）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
位于城市旧核心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将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存在。该区域新建商品房整体发展规模较小,其建设呈现有限度的填充式,对老城区的居住空间改变不大,以往的社会空间结构得以延续发展,类似于残留集聚的模式,普通退休或低收入城市户籍老年人口高度集聚,大部分街道老龄化程度超过16%,形成了稳定发展的老年型后期老 城区。
（2）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
中心城区多为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事业单位,房地产市场有选择性的开发使地理区位优越的街区逐步更新,较大规模的中高端商品房住区的建设促进人口的流动,被拆迁而经济能力有限的部分原居民迁出,代之以由于工作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且具备更强经济能力的中青年家庭迁入改造后的住区,部分随迁老年人迁入集中,类似于汇合集聚形成老龄化社区。基于中心城区发展的老龄化空间分异呈现出更新演替的模式,主要由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演变为老年型中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和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的新类型。
（3）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
近郊区是城市建设扩张作用最强烈的地区,迁入的大量劳动年龄人口客观上延缓了此区域的老龄化进程,在居住空间上表现为大型的商品房区取代原有的近郊农民自建房,同时社会空间也形成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混居的形式,近郊发展的老龄化空间结构演变则呈现出明显的急剧转变模式,主要由早期建设的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变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4）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
城市的最外圈层即远郊区,城镇化发展使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而老年人留守居家,区域老龄化程度加深,形成类似于残留集聚的老龄化社区,促进了原来的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化为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另一方面,城市工业由中心城区向远郊转移,在部分农村区域逐渐形成新的工业区,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务工人员聚集,使原来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演变为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
5.2 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影响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因素包括社会经济诸多因素,其主要体现于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化上,而对于广州这样一个人口快速增长和外来成年人口占比大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固然是影响老龄化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但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愈来愈显著,城市内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变化通过影响不同区域的人口年龄构成而成为影响城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原因。因此,从影响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自然增龄）和年轻人口迁移的历史发展惯性、城市规划引导、制度变迁影响以及房地产市场促进等四个方面分析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如图8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Fig. 8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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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奠定老龄化空间的形成基础
城市空间发展具有历史惯性,现状广州市老龄化空间的发展是不同阶段历史遗存的叠加结果。在城市的中心区域,依然存留着“1949年前的老房区”“改革前政府公房区”“20世纪80年代企业公房区”等住房特征[31],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稳定中略有减少,人口迁移率处于较低水平。广州历史发展形成的老城区一直以来属于商贸业发达和政治文化中心的综合功能区,人口密集、配套设施完善,使得本地人口对此形成长期居住惯性,且由于医疗条件改善人口寿命延长而导致居住人口渐渐老化、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终至形成老龄化系数居高不下的老年型后期老城区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计划经济时期中心城区主要形成以“单位大院”式为主的就业—居住空间单元,自年轻时期开始就居住于单位公房的单位职工大部分选择留居于此,随着人口自然加龄,这一区域老年人口数增加,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由此形成老年型中期单位街区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区。计划经济时期广大的农村郊区人口处于自然更替水平,属于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上述历史发展形成的城市空间即构成当前老龄化空间的基础。
（2）城市规划建设引导老龄化空间变化的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规划引导城市空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天河区为城市新发展中心沿珠江北岸呈带状组团向东拓展、90年代引导居住空间向南面的番禺和向北面的白云区发展同时引导大批工厂企业向旧城区外围疏散、2000年后以“南拓、北优、东进、西联、中调”发展战略指导城市空间向东向南拓展且中心城区通过旧城改造优化提升等的发展历程。在规划引导城市产业、人口分布和迁移方向的过程中,由于城市开发区域对劳动力的客观需求以及老年人口留恋故居和年轻人改善居住条件愿望强烈的主观心理差别,迁移流主要以年轻人口从老城区往中心城区外围新开发区迁居和大量外来年轻务工人员往开发区流动迁移为主,由此影响不同年龄人口的居住空间变化,导致年轻型、成年型老龄化空间类型区向东向南扩展和向北跳跃发展。根据六普数据,2000-2010年广州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向外围扩散,人口密度缓慢降低,城市近远郊区人口增长加快[32],而2010年迁移人口中15~59岁的成年组占迁移人口总数的88.28%,为绝对多数,60岁以上的老年组仅占迁移人口总数的4.18%,由此可证明近10年广州市迁移人口的年龄构成和迁移方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广州对旧城区实施的旧城改造客观上促进了中心城区部分居民群体的迁居,不同年龄人口和社会阶层的置换和演替引起了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中心城区被置换出去的原居民中有限的老年人口迁移流对部分地区的老龄化空间分布产生一定影响,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老年型后期老城区和老年型中期企事业单位街区向更深老龄化程度空间类型区转变的速度。
（3）住房和户籍制度等变迁影响老龄化空间格局
1998年广州市经历了由按单位分配福利住房制度转变为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化的全面市场化改革之后,单位公房原住户大多通过购买原分配公房取得了住房产权,拥有了重新选择家庭住房的自由,不同年龄人口的迁移分化逐步改变了以往单位制下的居住空间。在旧城区的越秀和荔湾区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位集中区域,大多居住着住房改革时已经或临近退休的单位职工。根据六普数据计算越秀和荔湾区的迁移人口数分别占全市迁移人口总数的6.21%和7.11%,属于迁移人口比例较低的区域,中心城区的年轻新移民人数也较少[33],说明原居住于旧城区的这部分单位职工人群受种种原因影响,大多选择留居原地,随着人口自然加龄,该区域逐渐成为老年人口高度聚集之地。另一方面,旧城区公房设施功能较新建商品房落后,拥有了住房选择自由的年轻职工倾向于向外围新商品房区域迁移,更加剧了旧城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促进城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空间类型由老年型初期向老年型中期和后期空间类型的演变。
在城市郊区的农村区域,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后,由于生产率提高而产生大量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力,在巨大的现实需求冲击下,严格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传统户籍制度得以放宽,城乡和地区间的巨大发展差异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向城市迁移寻求工作机会,农村老年人口残留集聚导致郊区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年轻人口流入的城市开发区域老龄化进程得以大大延缓,由此影响了城市外圈层的老龄化空间类型,具体体现在老年型初期传统农村镇区和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的演变。
（4）房地产市场促进老龄化空间分异
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给城市居民提供了多样化住房需求的选择,而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年龄人口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的差异造成居住空间分化,使得各老龄化地域居住群体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促进了城市老龄化的空间分异。20世纪90年代,在紧靠旧城的天河、海珠区部分区域如天园、沙园、新港和赤岗等街道或近郊区,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建造起设备条件好的现代楼房,吸引了具有较高经济收入的中青年精英人群,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迁入使部分区域原有社会特征逐渐发生变化,导致老龄化空间类型由老年型初期机关事业单位街区和成年型近郊行政街区演变为老年型初期混合人口街区。2000年以后,在中心城区外围交通条件良好、环境安静优美的近郊区建成了一批如洛溪新城、祁福新村等的大型楼盘,在番禺、白云、黄埔等区形成大片商品房发展区域,吸引了很多收入较好的白领阶层入住,随着社区发展成熟,家庭随迁老年人逐渐增多,加上原区域居住人口的自然加龄作用,该区域由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逐渐演变为成年型混合人口街区。根据六普数据计算显示,白云区吸引移民人数最多,占总迁移人数的26.24%,天河、番禺和海珠区吸引迁移人数占比也都超过10%,同时这些区域对所有年龄组的人群都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说明其居住环境趋于成熟,吸引了迁移人口家庭几代举家搬迁,由此证明了中心城区外围和近郊区居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另外由产业发展等因素推动近、远郊区部分街镇的房地产发展,吸引了收入较低的外来务工年轻人群的集聚,促进成年型传统农村镇区向年轻型城市新开发区演变。
6 结论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呈现中心区高边缘区低的明显圈层式特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程度越来越突出。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结构趋于复杂化并随城市开发进程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可归纳为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和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等。广州市老龄化空间分异受到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住房等制度变迁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等因素影响,各个因素以各自不相同的作用方式和程度,通过体现在城市人口自然增龄即就地老化和年轻人口迁移的作用上影响不同区域的居住人口年龄构成,从而影响城市老龄化的空间分异,城市居住和就业空间及社会环境因此发生变化,城市空间由此不断被重塑。基于城市人口老龄化的不争事实,城市老年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老年人对居住空间、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多,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将对大城市的空间结构调整、交通组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等方面提出适应动态变化的更高要求。为此,地理和城市规划学界应加强对老年人口空间分布动态特征的研究,总结城市老龄化空间分异的规律,以达到满足老年人空间需求的长远、前瞻性规划策略要求,为未来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城市规划建设奠定基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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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In: Andrews G J, Phillips D R. |
| [5] | . In: Martin L G, Preston S H.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examine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its change over time (especially migration).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chapter summarizes patterns of elderly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the country....The second section focuses on patterns of elderly and nonelderly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about migration....A fourth section introduces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The fifth section specifies some of the major remaining gaps in knowledge about elderly migr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
| [6] | . An American demographer specializing in the former USSR and Russia examines the demographic aspects of aging and the age structure of Russia's population across its regions, covering urban versus rural areas, and ethnic homelands versus non-ethnic (Russian) regions. The paper also ass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aging for Russia's pension and electoral systems, by examin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real value of pens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ather durable, conservative "red belt"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older, more agrarian, and rural populations. A final section examines the future of aging in Russia using recent population projections by Goskomstat Rossii demographer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Numbers: J10, J11, J14. 10 figures, 2 tables, 39 references. |
| [7] | . Housing America's elderly: Many possibilities/few choices. Post a Comment. CONTRIBUTORS:Author: Golant, Stephen M. PUBLISHER: Sage Pub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lif.). SERIES TITLE:YEAR: 1992. PUB TYPE: Book (ISBN 0803947631 ). VOLUME/EDITION: |
| [8] | . Introduction : In South Australia there has been a massive chang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Objective: The paper analyses recent changes in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ethnic aged population in South Australia. Method: The paper utilises the results of the 1996 Australian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Results: Whereas in 1971, 19.7 percent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aged 65 years and over were overseas-born, this applied to 34 percent in 1996. Moreover, this share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over the next decade. The proportion who were born in non-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from 5.1 to 22.1 percent. Each of the major birthplace groups among the ethnic aged has a distinctive spatial distribution. Conclusion: This presents a major challenge to policy mak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since the overseas-born groups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which mean that their needs for services are somewhat different to those of the Anglo-Celtic majority. |
| [9] | . This paper tests assumptions often made by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that networks of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urs are able to provide sustained care to frail elderly Canadians. Using national survey data, we exam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re networks of 1,104 seniors living with a long-term health problem. Care networks were found to vary considerably in size, relationship composition, gender composition, age composition, and proximity, and these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were found to help explain variations in the types and amounts of care received. As a result,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that might place seniors at risk of receiving inadequate care (including small size and higher proportions of non-kin, male, and geographically distant members) were identified. These risk factors appear to be poorly reflected in most existing policy. |
| [10] | |
| [11] | . The changing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examined. Th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are "to document the geographic patterns of age recomposition that have occurred since 1960 to analyze the demographic processes that have generated those changes to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eas that are experiencing specific patterns of age recomposition to explore the dynamic behind these changes and to suggest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delivery to the elderly." (EXCERPT) |
| [12] | . |
| [13] | . This editori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d issu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We begin with outlining five reasons for more sustained attention to ageing and old age in human geography and go onto discuss two major challenges for geographical inquiry into ageing and later life. One of these is examining embodiment in ways that keep both its social/cultural aspects and its biological/physiological dimensions in sharp focus; the other concerns the challenge of considering time, or rather spatiotemporality, in all its facets. With regard to the latter we argue that the life-course concept can be helpful in this regard, especially if attention is paid to transitions as well as to slow, difficult-to-identify forms of change and if life-courses ar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folds. Thinking in these terms opens up a perspective according to which ageing and space can be analysed as entwined becomings. We conclude by positioning the contributions in this issue vis- -vis the perspective developed in this piece. |
| [14] | . Abstract I explore the reciprocity operating between age relations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by presenting an age-sensitive reading of urban history in the US. By focusing on the segregation of the elderly,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are shown to have clear territorial expressions. The resultant built environments of aging occur both by design and default. State policies are implicated in the creation of ageist built environments. In some instances, policies explicitly aimed at the elderly result in age-segregat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while, in other cases, policies directed 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age relations. Further, private-sector views of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elderly people also determine the types of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vailable to old people. I argue that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is simultaneously a cause and an effect of ageist attitudes. |
| [15] | . 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s a life-course approach and retirement migration theory to develop a model of future housing expectations and actual moves for a random sample of men and women in late midlife. Results suggest that late-midlife workers and retirees expect to age in place; expectations to live in highly supportive environments are uni- formly low. Older, nonmetropolitan respondents with less education and more years in their homes express the strongest expectations that they will age in place. Those people who rent their homes, have weaker ties to their communities, and have mor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tend to foresee a move in the future. However, physical health of respondents and their spouses do not predict future housing expectations. Prior expectations about aging in place, residential history, and life-course changes in marriage and retirement predict actual moves within the next two years, with differing patterns for men and women.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older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owing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housing, and related services for older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on the policy agenda (Pillemer et al. 1995;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5). Several |
| [16] | . About 11% of Hong Kong's population of 7 million people are aged 65 and over and many of them live in old urban areas. Many of these area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some of the residents have been relocated to newer estates in peripheral new towns.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challenges the urban environment has placed on older persons in terms of cap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demands that the environment places upon them.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dwelling conditions can act as stressors and become contributing factors that impact on older person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satisfaction with dwelling unit, estate and district) in mediating the effects of dwelling conditions (interior environment and exterior environmen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sample of older persons was recruited from a sampling frame of 16 urban sub-areas located in old urban areas and new towns. 518 older persons (224 males, 294 females) aged 60 and over were interviewed and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was determined by assessment of both the interior environment and the exterior environment, although these were appraised differently. The interior environment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than the exterior environment. It appeared that environmental dwelling conditions mainly affected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directly and, hence, probably influenced their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ful ageing. However, subsequent tests revealed that dwelling conditions had no direct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light of these findings,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ir relation to older person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epend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s expectations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re met.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for local housing and social care policy are discussed. |
| [17] | . This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focus groups describes how neighborhood design encourages active aging. Nine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in 2002 and 2003 with residents ( N=60 N = 60 mathContainer Loading Mathjax ) aged 55 and over living in Portland, OR, USA. Cont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local shopping and services, traffic and pedestrian infrastructure, neighborhood attractivenes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fluence activity among older adults.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useful for mak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relating to land use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to assist in senior-friendly developments and neighborhood improvements, and to design effective senior health interventions with an emphasis on neighborhood design influences. |
| [18] | . Healthy Communities |
| [19] | . Abstract "Because minority populations often have greater needs for health care and fewer resources to pay for it, 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the demand for services. This paper takes an initial step in that direction by focusing upon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at several spatial scales,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elderly minority populations tend to be even more segregated than their non-elderly counterparts." excerpt |
| [20] | . 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预测了它的发展趋势。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表明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而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为按照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依据。 . 分析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并预测了它的发展趋势。研究了人口老龄化的地理区域差异，表明在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和各民族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而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之间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为按照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地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依据。 |
| [21] | . 文章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在"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 文章运用定量测度方法,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非常明显,东部沿海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在"十一五"期间中西部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将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是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
| [22] | . <p>利用中、美、日、韩四国一级行政区划近20 a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的划分,总结这4个国家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特征,并借助所构建地分析框架,进行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实证分析。以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速度作为划分其区域类别的主要依据,将人口老龄化划分成8个区域类型。通过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的划分发现,日本已处于超老龄社会阶段,美国则一直在老龄社会阶段初期徘徊,而中韩刚进入浅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在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基础上,归纳总结发现:①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的影响因素大致分成4类:区位效应、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和人口惯性;②经济差异直接导致区域人口老龄化的两极分化;③社会保障差异引导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的方向。</p> . <p>利用中、美、日、韩四国一级行政区划近20 a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的划分,总结这4个国家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特征,并借助所构建地分析框架,进行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实证分析。以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与速度作为划分其区域类别的主要依据,将人口老龄化划分成8个区域类型。通过人口老龄化区域类型的划分发现,日本已处于超老龄社会阶段,美国则一直在老龄社会阶段初期徘徊,而中韩刚进入浅度人口老龄化阶段。在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基础上,归纳总结发现:①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的影响因素大致分成4类:区位效应、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和人口惯性;②经济差异直接导致区域人口老龄化的两极分化;③社会保障差异引导人口老龄化区域演变的方向。</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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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解释其成因,对合理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时空角度探讨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进程,构造模型分析老龄化空间分异变动的制约因素,采用两种分布比较方法定量研究各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终揭示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出现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自身的惯性作用,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出生率的共同作用,此外还受到经济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 . 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及解释其成因,对合理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时空角度探讨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进程,构造模型分析老龄化空间分异变动的制约因素,采用两种分布比较方法定量研究各制约因素的影响程度,最终揭示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山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出现极化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自身的惯性作用,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出生率的共同作用,此外还受到经济社会诸多因素的制约。 |
| [25] | . 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1990-2010年间县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人口老龄化的总体空间格局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集聚有所减弱。② 热点区（高度热点区）由沿海向内陆演进，属跃迁式突变；边缘区发展方向刚好相反，属收缩式渐变。③ 总变异中随机性因素增大，结构化分异减弱；区域空间差异愈发显著，主要体现在西北—东南方向上。④ 各类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但在空间上按一定的方向产生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分化。总体而言，死亡率和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对人口老龄化贡献为正，出生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及迁入率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既有推动也有抑制作用。 . 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口老龄化区域差异研究，以福建省为例，分析1990-2010年间县域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导致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人口老龄化的总体空间格局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但空间集聚有所减弱。② 热点区（高度热点区）由沿海向内陆演进，属跃迁式突变；边缘区发展方向刚好相反，属收缩式渐变。③ 总变异中随机性因素增大，结构化分异减弱；区域空间差异愈发显著，主要体现在西北—东南方向上。④ 各类因素对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相同，但在空间上按一定的方向产生具有一定规律性的分化。总体而言，死亡率和每千人拥有病床数对人口老龄化贡献为正，出生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及迁入率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均GDP对人口老龄化既有推动也有抑制作用。 |
| [26] | . 利用4个代表年份的数据,对广州市10区2市(县级)进行分析。选取6项人口老龄化指标,利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呈三个圈层:中心区、内缘区和外缘区,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表现为老年型初期、老年型中期和老年型后期。利用GIS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得出广州市不同圈层人口老龄化集聚扩散趋势,中心区呈扩散趋势,外缘区呈集聚趋势,内缘区介于两者之间。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对人口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化表现出来,不同圈层间人口迁移的快速变化,是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变化的主要原因。 . 利用4个代表年份的数据,对广州市10区2市(县级)进行分析。选取6项人口老龄化指标,利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呈三个圈层:中心区、内缘区和外缘区,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表现为老年型初期、老年型中期和老年型后期。利用GIS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得出广州市不同圈层人口老龄化集聚扩散趋势,中心区呈扩散趋势,外缘区呈集聚趋势,内缘区介于两者之间。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对人口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化表现出来,不同圈层间人口迁移的快速变化,是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变化的主要原因。 |
| [27] | . 通过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北京市老年人口呈圈层式分布特征,城市中心区老龄型家庭最多;多因素相关分析表明,自然加龄和非老年人口外迁是造成中心区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外来人口迁入近郊也成为导致中心区老龄化水平相对更高的因素之一。提出了新建社区户型多样化、完善基层社区的老年福利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针对性建议。 . 通过分析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发现:北京市老年人口呈圈层式分布特征,城市中心区老龄型家庭最多;多因素相关分析表明,自然加龄和非老年人口外迁是造成中心区老龄化的主要原因,年龄结构年轻化的外来人口迁入近郊也成为导致中心区老龄化水平相对更高的因素之一。提出了新建社区户型多样化、完善基层社区的老年福利设施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针对性建议。 |
| [28] | . 概述了我国城乡规划领域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基本发展情况,认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城乡规划,需要对老龄人的空间分布进行动态的、整体的研究。以杭州市区为样本,在"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应用GIS及相关模型对2000年、2010年杭州市区老龄人口密度进行计算和空间化处理。研究发现:圈层结构是杭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城市中心与外围地区的老龄人口密度成指数下降;城市中心地区的老龄人口密度不断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且分布边界相对稳定;不同圈层的老龄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与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养老设施规划建议。 . 概述了我国城乡规划领域对人口老龄化研究的基本发展情况,认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城乡规划,需要对老龄人的空间分布进行动态的、整体的研究。以杭州市区为样本,在"五普"和"六普"数据的基础上,应用GIS及相关模型对2000年、2010年杭州市区老龄人口密度进行计算和空间化处理。研究发现:圈层结构是杭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特征,城市中心与外围地区的老龄人口密度成指数下降;城市中心地区的老龄人口密度不断提高、老龄化程度加深,且分布边界相对稳定;不同圈层的老龄人口在年龄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在此基础上给出了与老龄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养老设施规划建议。 |
| [29] | . 随着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不断发生重构，老龄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逐渐显现。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近十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广州市老年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老龄化率较高的区域仍集中在老城区；就老龄化程度的变化情况看，中心城区总体上呈现老年人口集中化趋势，但内城核心区老龄化程度有所下降，核心区外围老龄化情况加重，老年人口分布局部表现出一定的“离心化”扩散趋势。研究认为，中心城区与原单位社区的就地老化和旧城改造与新开发区的居住迁移是体制内外不同老年群体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因，从而导致不同地域的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主体存在差异。城市规划需要重点针对不同地域类型及其成因制订相应的养老设施供给公共政策。 . 随着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老龄化已成为当今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不断发生重构，老龄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逐渐显现。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近十年广州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广州市老年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老龄化率较高的区域仍集中在老城区；就老龄化程度的变化情况看，中心城区总体上呈现老年人口集中化趋势，但内城核心区老龄化程度有所下降，核心区外围老龄化情况加重，老年人口分布局部表现出一定的“离心化”扩散趋势。研究认为，中心城区与原单位社区的就地老化和旧城改造与新开发区的居住迁移是体制内外不同老年群体空间集聚的主要动因，从而导致不同地域的老年人口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主体存在差异。城市规划需要重点针对不同地域类型及其成因制订相应的养老设施供给公共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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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
| [32] | . <p>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 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 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 年代末，2000 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p> . <p>基于第三、四、五和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利用数学模型对1982~2010年广州市近30 a来的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规律深入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近30 a 来广州市人口保持稳定增长，人口分布总体上趋于分散，人口变化趋于缓和，尤其是近10 a 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缓慢降低，近郊区人口密度较快增长，远郊区人口密度逐步增加的特征更加明显；② 人口空间分布由“峰值单中心+外围小中心”结构演变为“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③ 广州市人口发展已进入成熟晚期阶段向老年阶段的过渡时期，但中心城区人口缺口尚未出现；④ 广州市人口郊区化始于20世纪90 年代末，2000 年以来郊区化明显加快，属于市中心发展型郊区化。</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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