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诗元The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Guangdong Zengcheng Hakka settlements
LINLin, LIShiyu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8-10
修回日期:2017-10-24
网络出版日期:2017-12-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7790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乡村聚落是一种经过长期演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综合体,具有历史传承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客家文化是古汉文化的活化石,客家聚落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且保留相对完整的形态结构和组织体系。探究客家乡村聚落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脉络,有利于丰富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把握传统乡村聚落演化的规律和机制,挖掘地方乡村文化特色。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国内的乡村建设研究取得显著成就。医疗卫生[1]、文化教育[2]、经济发展[3,4]等农村综合建设的速度加快,力度增强,极大地改善了乡村人居环境[5],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具有重大意义。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乡村在大力规划基础设施的同时,应更加重视乡土文化的积极作用,挖掘内涵丰富的“乡愁记忆”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特色鲜明的乡村聚落保留了相对独立的形态结构和组织体系,其聚落形成和演进过程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对农村循序渐进的规划和建设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近年来,许多****对乡村聚落发展脉络的研究包括聚落分布格局[6]、乡村土地利用[7]、村庄格局[8]、乡村公共空间[9,10]、乡村权力结构[11]、乡村人居环境演变[12]等,主要是针对民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聚落发展和演进的研究。而对民国以前村落发展的研究,主要运用新方法探究传统聚落的人地关系[13]、选址[14]、分布[15,16]和聚落空间演变[17]等,而对于传统村落发展历程的文化价值的探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基于此,本研究既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演变,也重视探索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和文化意义。
影响聚落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方面。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聚落的选址一般与水源[18,19]、食物和生产活动等紧密相关。中国传统村落选址考虑环境、景观和生态意象等[20],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对自然环境的优选思想[21]。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农村聚落位置[22],村落的演变也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23]。乡村聚落的人口增长一旦突破耕地供养能力,使土地不堪重负时,部分人口就会迁徙到其他地区[24],新聚落就会产生[25]。如徽州外来中原移民形成最初的村落,随着人口不断地繁衍增长,如同细胞分裂般新的定居点逐渐建立[26]。村落建设和规划必须考虑到周边的自然条件和未来发展[27]。
影响客家聚落选址的因素具体可分为四点：一是根据其个体身份特征选择聚落位置。共同的族群来源是构成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28],人们对于原住地社会关系纽带的依赖和情感认同,进一步促进迁入者在迁入地保持抱团状态[29]。二是根据迁出源地与迁入目的地空间距离相对更近的原则形成聚落。历史人口迁移可以通过复原距离[30]、通过数量分析揭示其内在变化规律。三是选择靠近山区和远离区域交通中心发展。山区交通险阻,利于保存客家聚落住宅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个性[31]。四是选择远离主要河流发展。一般村址靠近河流、湖塘[32],而在客家迁往增城之前,广府人已在增城建村形成了居住平原且近水的格局,客家先驱在定居选址时需要考虑族群差异和土客生存资源竞争等因素,须与广府主要集聚地保持一定距离。
总之,对客家聚落演进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本研究从民系视角结合定量方法探究客家聚落的发展历史。选择广州增城作为研究区,以客家聚落作为研究对象,以明清时期客家从粤北粤东北的山区迁入广府增城一带作为研究背景,利用历史数据并采用条件logit模型方法,分析明清客家的村落形成和乡村聚落演进的过程,探究明清族群聚落发展的影响机制,对揭示客家聚落演化背后的自然规律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广州增城市在东汉时期设县,距今1800多年,为岭南少有的历史古城。近年来增城在创建文明村镇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包括客家小楼镇在内的国家级文明村镇2个,广东省级文明村镇6个,广州市级文明村镇32个和示范村24个。增城处于珠三角洲平原与两广丘陵交汇的地带,具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其境内大部分属于两广丘陵,较少区域属于珠江三角洲平原。同时增城是广府客家文化交汇地带,产生了广府客家共祭祀和共修族谱的独特文化现象,存在异姓共建共用祠堂的独特文化现象,这种跨宗姓、跨民系的融合景观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明清增城县内行政区划体系一直相对稳定（图1）,包括“一坊十一都”。目前增城有客家自然村1348个,占自然村总数的63%左右。客家人口约32万,占总人口的40.61%,主要分布在增城北部和中部低山丘陵地区①(① 即杨梅、金牛、崇贤、庆福、绥宁和云母等。)。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明清时期增城行政区划图②(② 基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ttp://www.fas.harvard.edu/~chgis/）绘制。
-->Fig. 1Zengche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2.2 数据来源
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地方志、实地调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联合编制的CHGIS最新基础数据资料等。通过整理地方志资料得出客家先祖初入增城的空间信息和分布状况,包括客家先驱籍贯信息、迁入的镇街、姓氏和族群特征等。客家聚落的高程来源于广东省DEM 30 m数据。客家来源地、增城广府和客家聚落等坐标来源于Google Earth。Ymjl（迁出至迁入地距离）、Hljl（迁入地与主要河流最短距离）、Gfkj（客家和广府聚落之间最短距离）通过ArcGIS 10.2空间分析获取。共整理所得明清79个客家先驱迁入增城各村的基础样本。这79个客家先驱分别在明清不同时期迁入增城11个镇（街道）,通过配对共得到79×11=869个研究样本。2.3 研究方法
采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客家聚落在增城演进过程中空间位置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条件logit模型在考虑了个体的选择和特征变量的同时,解决了单个样本部分定量数据难以获取的问题[33]（如明清客家开基祖的年龄、携带家眷数量等）,常用于区位选择行为的研究。假定每一个客家先驱迁入者面临一系列备选定居地（J=j,i,
在上述基本表达形式基础上进行变换并加入具体变量,更直观的条件logit模型组（一）和模型组（二）如下：
模型组（一）
模型组（二）
式中：Xz表示为客家先驱是否选择迁入该聚落,Xz=1表示选择迁入,Xz=0表示不选择迁入;Xtjg为在此之前是否已有籍贯相同的同乡迁入该聚落,Xtjg=1表示在此之前有同乡迁入,Xtjg=0表示在此之前没有同乡迁入;Xtxs为在此之前是否已有同宗姓的移民迁入该聚落,Xtxs=1表示在此之前有同宗姓迁入,Xtxs=0表示在此之前没有同宗姓迁入;Kj为在此之前是否已有客家移民迁入该聚落,Kj=1表示在此之前有客家移民迁入,Kj=0表示在此之前没有客家移民迁入;Ymjl为客家先驱迁出至迁入目的地（聚落）的距离;Gc为迁入聚落所在地高程;Jtjl为交通距离为开基点到交通中心新塘的距离;Hljl为迁入聚落与增城主要河流（增江或者东江）最短距离;Gfkj为客家和广府聚落之间最短的距离。
模型组（一）包括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四个模型。模型组（二）包括模型（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四个模型。Xz、Xtjg、Xtxs、Kj、Ymjl和Hljl几个变量表达的含义与模型组（一）和模型组（二）相同。考虑到自变量Gc（高程）与自变量Jtjl（镇域中心点至交通中心新塘的距离③(③ 以新塘作为交通中心的原因在于,明清时期新塘在增城的交通重要性很高,且离珠三角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距离最近。如康熙《增城县志》卷一和嘉庆《增城县志》卷四,均有记载新塘通往广州、东莞、佛山等地的长行渡,这种历史上的交通地位在整个增城是绝无仅有的。)）有很强的相关性,两个自变量同时放入同一回归模型会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模型（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只引入自变量Jtjl。
3 结果分析
3.1 增城客家聚落的现状及其分布
客家聚落文化促进了增城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是增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12月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州市文明办指出,广州各区、各创建单位要学习借鉴增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加强乡风文明培育和村容村貌建设。省内外的惠州、阳山、珠海和衡阳等多地政府相继到增城考察,学习增城新农村建设经验。客家聚落是增城现存重要的聚落类型之一。从族群类型和行政村尺度看,增城乡村聚落主要以广府型和客家型为主,其次为广府和客家混合交错的聚落。据1995年出版的《增城县志》和地方志办公室1991年的调查数据,增城共有298个村委会,其中纯广府聚落134个,纯客家聚落101个,客家广府混合聚落73个（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增城聚落民系类型示意图
-->Fig. 2Zengcheng Guangfu and Hakka settlement ration
-->
客家聚落集中分布在增城北部、中部和西南地区。增城北部和中部地区是客家聚落聚集区。其中北部派潭镇、正果镇、小楼镇和福和镇聚落总数达到87个,占整个增城客家聚落的86%以上。增城客家聚落主要包括客家屋式、组团状、弧形状、长条形和丁字形5种布局形态。其中又以弧形状居多,常分布于山脚、河流和公路转弯处。
增城客家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是农村乡风文明的典型,同时是当前推动增城农村精神文明发展的积极因素。客家从粤东北迁入增城后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产生了两姓共祠、广府客家共修族谱等跨宗族和跨族群的特殊文化现象。小楼镇竹坑村张氏在康熙年间迁居增城,期间王氏从松源迁入。不久张、王两姓共建村落和祠堂。共建的祠堂为同一栋建筑,左半部分张姓使用,右半部分则属于王姓。这种异姓共建共用祠堂的现象,实为岭南极其罕见的一种人文现象。如今张姓和王姓的社会关系依然和谐,共建的祠堂仍然延续使用至今。
3.2 客家聚落的演进过程分析
明清时期增城客家聚落的演化主要可以划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和兴盛期4个阶段（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明清增城客家聚落演进阶段
-->Fig. 3The evolution stages of Zengcheng Hakka settlements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3.2.1 雏形期 客家迁入之前,增城南部主要村落为广府人的聚居地,属长期定居型村落。客家人自明代开始逐渐从福建、粤北和粤东等地迁入增城。明正德七年至康熙二年迁入的客家仅占整个明清期间总量的14.63%。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客家迁入的人口数量较少,来源比较分散,迁入的地段相对后来者要好一些,定居的地点离河谷地带的广府人村落较近。
3.2.2 形成期 明代中后期客家先驱集中来源于新丰和梅州,对明末清初时期客家的迁入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至乾隆年间,增城客家人居住的村落已经达到50个。这些村落主要分布在增城中部丘陵、西部和北部山区。乾隆年间增城的村落总数为344个,客家聚落的数量约占14.53%。
3.2.3 稳定发展期 乾隆至嘉庆年间约70年是增城客家社会经济文化稳定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客家人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在客家经济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客家聚落形成由山谷向平原扩展的趋势。此时客家人的地位和客家文化的重要性在增城得到进一步提升,主要表现在聚落规模和社会地位两个方面。一是客家村落总量增多。从嘉庆年间的县志来看,客家聚落散布全区。客家村落除了南部甘泉都和合兰下都（今新塘、石滩一带）外均有分布。客家村落则从50个增加到了83个,65年间增加了1.5倍多。二是客家人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增城的客家人中举入仕的数量增加,据嘉庆县志记载,乾嘉年间增城358位举人当中就有8人是客家人。
3.2.4 兴盛期 嘉庆后期至清朝末年是增城客家社会文化勃兴的兴盛时期。随着增城客家人口不断增长,村落数量也不断增加形成一种快速发展的趋势。嘉庆至宣统年间,增城客家和广府村落的人口数量均呈现快速增长。嘉庆二十四年增城的总人口超过18.9万,比乾隆六十年增长了约13.7万。光绪年间总人口增至28万。整个增城村落总数量达到1058个,比乾嘉年间增长了2.5倍以上。但从客家移民的情况来看,嘉庆至宣统年间开基的客家村落只有3个,仅占明清时期客家移民的2.6%,且均迁至增城北部。清末是广府和客家聚落快速增长的阶段,客家在增城北部和中部低山丘陵区迅速发展而达到兴盛。
3.3 客家聚落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3.3.1 模型组一 表1模型（1）Xtjg的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了明清客家先驱在移民定居位置选择时,在此之前已有籍贯相同的同乡迁入的镇更有可能被选择。模型（2）Xtxs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同宗姓的移民迁入的镇更有可能被选择。模型（3）Kj的系数也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在此之前已有客家移民迁入的镇更有可能被选择。这三个系数的结果证明了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同身份认同的聚落附近开基建村。模型（4）Gfkj系数也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客家具有趋向接近北部广府形成聚落的趋势。Tab. 1
表1
表1模型运行结果一
Tab. 1Results of regressions Ⅰ
| 变量 | 因变量：Xz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 Xtjg | 0.841026**(0.035) | ||||
| Xtxs | 1.273431*** (0.000) | ||||
| Kj | 2.009839*** (0.000) | ||||
| Gfkj | 0.005196*** (0.000) | ||||
| Ymjl | -0.000064***(0.001) | -0.000066*** (0.001) | -0.000051*** (0.007) | -0.000091*** (0.000) | |
| Gc | 0.002724** (0.021) | 0.003128*** (0.006） | 0.002025* (0.077) | 0.005844*** (0.000) | |
| Hljl | 0.000296*** (0.000) | 0.000311*** (0.000） | 0.000277*** (0.000) | 0.000575*** (0.000) | |
| Pseudo R2 | 0.2139 | 0.2412 | 0.2520 | 0.5512 | |
| LR chi2(7) | 81.04 | 91.38 | 95.48 | 208.85 | |
新窗口打开
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Ymjl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迁出源地至迁入目的地（聚落）的距离越短该镇越有可能被选择,证明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离迁出地更近的聚落移民定居。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Gc的系数分别在5%、1%、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海拔越高的镇更有可能被选择,证明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靠近山区形成聚落。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Hljl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迁入目的地（聚落）至增城主要河流距离越长该镇越有可能被选择,证明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远离河流形成聚落。
3.3.2 模型组二 模型组（二）的实证结果如表2。与表1类似,表2模型（5）、模型（6）、模型（7）和模型（8）Xtjg、Xtxs、Kj和Gfkj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明清客家先驱在选择定居位置上倾向于根据其身份认同形成集聚,具有向北部广府聚落融入的趋势。表2中四个模型Ymjl系数,Hljl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离迁出地更近的聚落迁徙定居,并倾向于选择远离河流形成聚落。三个模型Jtjl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聚落中心点至交通中心的距离越远,该镇越可能被选择,表明客家先驱倾向于选择远离交通中心位置形成聚落。
Tab. 2
表2
表2条件logit模型回归检验结果二
Tab. 2Results of regressions Ⅱ
| 变量 | 因变量：Xz | |||
|---|---|---|---|---|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模型（8） | |
| Xtjg | 0.737721* (0.069) | |||
| Xtxs | 1.231724*** (0.000) | |||
| Kj | 1.928473*** (0.000) | |||
| Gfkj | 0.005105*** (0.000) | |||
| Ymjl | -0.000056*** (0.005) | -0.000056*** (0.007) | -0.000048** (0.015) | -0.00008*** (0.001) |
| Jtjl | 0.000049*** (0.008) | 0.000055*** (0.002) | 0.000034* (0.066) | 0.000095*** (0.000) |
| Hljl | 0.000410*** (0.000) | 0.000431*** (0.000) | 0.000361*** (0.000) | 0.00081*** (0.000) |
| Pseudo R2 | 0.2177 | 0.2456 | 0.2526 | 0.5525 |
| LR chi2(7) | 82.49 | 93.06 | 95.69 | 209.32 |
新窗口打开
客家族群内部关系,以及客家与广府族群良性互动关系是增城客家选址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当今增城新农村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基础。模型组一和模型组二综合表明血缘地缘为基础的群体属性、地理空间距离、近山远水、与交通中心保持距离等都是客家先驱移民选址决策的考量因素。同时客家的选址行为进一步反映增城客家与广府具有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客家倾向于选择山区发展聚落,表现为远离南部平原的广府集聚区。相反模型中Gfkj又证明客家具有向广府聚落靠近的趋势。出现此等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南部为增城最早开发的成熟地区,聚落密度大,人口众多。增城南部东江三角洲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汉民南迁开发了大量土地,客家迁入的明中后期南部平原和增江两岸已成广府人的鱼米之乡。如广府新塘的沙村于乾隆年间所修的《陈氏族谱》中绘制了详尽的聚落图,从中可以看出南部广府聚落房屋建筑已极其稠密,祠堂支房众多,表明当时人口已近饱和。二是客家在封建农业社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扩展性。客家具有勤俭、刻苦、更有团结性和不论男女均能从事体力劳动的特点,这些优点使得客家在封建农业社会能够从事条件恶劣的山区开发和生产劳作,相对其他族群客家人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增城北部在明清客家迁入之前主要是宋元广府人开发的聚落。当客家在增城获得发展且经济实力增强之后,竞争力和扩展能力增强,积累了在增城北部原广府地区替代广府聚落的能力,即客家通过购买房产和援助他人等方式不断替代广府人来发展客家聚落,促进了向北部广府聚落靠近及相互融合发展的趋势。
3.4 客家聚落演进机制
客家聚落在增城北部资源的吸引和广府族群的反作用力下逐步形成。从客家定居地址选择模型的结果可知,增城客家选择远离交通中心和远离主要河流的山区形成以血缘为主体的聚落。罗浮山和南昆山的余脉环绕增城中部及北部,在增城形成山谷和盆地成为客家迁入增城重要的自然条件。据地方志的记载分析,增城客家移民主要集中在清朝康熙和乾隆年间,当时南部平原地区已经形成人口稠密的广府聚落,北部虽然战乱较多但荒田数量巨大,在南部广府聚落形成排挤之势和北部资源条件吸引双重作用下,客家最终选择了动荡的北部开基定居从而在增城产生了客家聚落（图4）。迁入增城的客家经历多代的发展,因人口增长导致人地关系矛盾突出,其后代向境内续迁扩大了客家的分布范围。清末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客家人通过援助广府人的形式,获取了河流谷地较好的地块形成向增城南部拓展的趋势,从而基本上确立了增城客家聚落的空间分布格局且延续至今（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明清时期增城客家开基聚落分布及南界④(④ 南界是指客家聚落分布的南端。以1998年《增城方言志》1348个客家聚落数据为基础,95.62%的现状客家聚落、100%的客家开基聚落分布在此线北端。)
-->Fig. 4Zengcheng Hakka settlement original distribution
-->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增城客家聚落分布现状及南界
-->Fig. 5Zengcheng Hakka settlement current distribution
-->
播迁、裂变和替换是客家聚落持续演进的三种形态。从明清增城客家的演进历程来看,随着客家人的迁入和繁衍,客家聚落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增城最重要的聚落文化景观之一。客家由播迁所至,在不同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推动客家聚落在增城不断拓展。播迁形成的客家聚落,是客家聚落演进的基础和重要前提。裂变是客家聚落基于宗族血缘关系的进一步扩展。替换是客家综合实力增强且与土著公平竞争的结果,是客家聚落演进的高级形式（图6）。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明清增城客家聚落演进机制
-->Fig. 6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Zengcheng Hakka settlement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客家在迁入增城初期处于朝代更替最动荡的阶段,增城受到战争破坏性因素的影响迫使土著人口逃亡,产生普遍的田地荒废现象,但对客家迁入却产生了吸引作用。另一方面广府长期占据增城南部平原及增城较好的河谷盆地,对客家迁入产生反作用力。增城的实际情况使得客家远离主要的广府集聚地,寻找对自己发展有利的区域拓展聚落。一般来说客家会选择安全的区域开基。李小建认为安全与便利是古今聚落选址中的共同取向[34],王恩涌等认为农民往往选择合适的地点形成聚落以防止盗匪的抢劫[35]。而增城客家则选择动荡的山区开垦主要是因为客家聚族而居[36-39],客家住宅建筑形态和结构均具有防御和抵抗外侵的能力,增城客家这些优点都是继承和发扬客家核心区精神和文化的结果。另外客家族群具有丰富的山区开发经验,客家同时具有艰苦奋斗和勤于耕读的优秀品质,综合增城的现实状况客家族群形成向增城山区开发和复垦的动力。客家在增城劳动力短缺及土地资源等的拉动作用下迁入,由播迁所至开基形成客家聚落。另外部分客家人直接入住土著荒弃的村庄,播迁而来并替换土著转化成为客家聚落（图7）。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客家聚落的演进路径
-->Fig. 7The evolution path of Hakka settlements
-->
在稳定的宏观政治环境下,清政府政策上鼓励拓垦山地以发展经济。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也促进了广州府、广东乃至整个岭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些宏观政策同时影响下增城广府族群和客家族群的经济水平不断增强,广府和客家聚落扩展的能力和动力均显著提升。微观因素包括增城土地资源限制及客家人口增长使得聚落人口稠密达到饱和状态,促进部分客家聚落内部的分裂。但客家向资源条件较好的南部扩展仍然受到广府聚落的制约。客家在清政府拓垦山区政策的激励下,形成进一步深耕山区的动力。部分宗姓后代围绕祖祠就近开基,产生新的和小的聚落从而实现客家向周边进一步扩展,并对北部广府聚落形成替换之势。
客家聚落经历裂变和扩展,新的客家聚落进一步成长。客家聚落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资源与人口矛盾则更加紧张,使得山区的资源劣势进一步凸显出来。但因客家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增城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都得到提高,客家开始以经济条件来换取生存和发展空间。一种扩展方式是客家人基于宗亲血缘关系,通过经济援助广府同姓人来获取原广府生产生活的场所,替换广府而完成客家聚落拓展。另一种方式是直接支付现金,通过购买广府房产替换广府人完成客家聚落的扩展。这种聚落演进形式的根本动力是部分客家人经济实力强于一些广府人。其次是广府与客家在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等方面实现了深度融合,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实现了客家对土著的替换,推动客家聚落在广府地区持续演进。
4 结论与讨论
（1）相同姓氏、相同族群和相同籍贯是客家选址稳定且积极发展的因素,客家聚落选址与距主要河流距离及高程呈正相关关系,与迁出地距离呈负相关关系。其中相同的血缘姓氏、共同的来源地和共同的客家族群来源综合而形成的身份认同是影响客家集聚的稳定性因素。客家聚落选址聚族而居,通过血缘关系保持宗族的凝聚力。地理空间距离的影响使得客家聚落更加靠近客家主要来源地的粤东北和粤北,因而增城客家聚落越往南越少。国内外部分****认为客家人喜山[40,41],通过条件Logit分析发现,总体而言客家聚落逐渐向占据优势地理资源的广府聚落推进,即具有由北向南部发展的路径。同时,在小范围内,尤其是北部地区条件相对较好的广府聚落也有被客家聚落部分替代的趋势,这也说明客家并非真正的喜山住民。（2）增城客家聚落演进经历了雏形期、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和兴盛期。明代中晚期客家迁入增城北部一带形成少量村庄,显现客家居北的分布格局雏形。顺治至乾隆年间是客家人入迁增城的高潮阶段,客家聚落已占有四分之一的比例。从空间分布来看,乾隆年间客家村已遍布增城中部和北部,达至最南界,客家在增城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定型。乾隆至嘉庆年间是增城客家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主要表现在村落数量规模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此时客家村落总量已远超过乾隆年间,客家参与增城事务能力增强。嘉庆之后增城整体上人口总量和村落数量快速增长,但迁入的客家占比不大。在嘉庆之后增城客家以自然增长为主,并达到兴盛。
（3）客家人播迁、客家聚落经历数代裂变和客家替换土著是推动客家聚落持续演进的主要动力。整体来说,明清时期增城客家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主要表现在聚落形成形式由初级到高级,客家移民聚落产生由北而南和由高而低动态扩展趋势,聚落数量由少至多不断增大三个方面。前期客家聚落播迁形成形式包括替换广府村落形成和迁入新开基形成,裂变式聚落是客家聚落发展和规模增长的主要形式。后期客家经济实力增强,通过购买广府人房产或经济援助广府人等形式实现向条件较好盆地和河谷中心拓展,进而替换广府形成客家聚落,不断地推动客家聚落持续演进。
通过研究发现,客家聚落与一般的乡村聚落发展历程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客家对广府聚落的替换。初期的客家聚落通过两种形式产生,一种方式是通过迁入未开垦的山区建设新的村落,一种方式是迁入广府地区被战乱破坏的村庄,替换广府人形成客家村落。在客家聚落发展的过程中,客家聚落与一般农村聚落发展规律也存在差异。客家不但实现了与广府聚落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而且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实现了客家对广府聚落的替换。本文通过历史数据模型、实地调研和利用方志文献资料,深化了客家乡村聚落演化和人地关系的研究,对聚落地理学的历史研究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p>以湖北省仙桃市为研究区域,运用改进区位配置模型,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实验,研究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首先对比分析传统区位配置模型（LA模型）,引入等级规模偏好系数,构建改进区位配置模型。然后基于ArcGIS10.2 Geoprocessing 框架,整合GIS网络分析,运用程序设计语言Python和线性规划建模工具PuLP实现模型构建,运用线性规划软件Cplex实现模型求解,运用ArcGIS10.2进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最后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对比实验发现：医疗机构布局调整后更加合理,居民就医效率明显提高,居民获得医疗服务时间成本减少,且15 min内满足更多医疗需求,验证了改进区位配置模型在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的实用性。</p> <p>以湖北省仙桃市为研究区域,运用改进区位配置模型,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实验,研究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首先对比分析传统区位配置模型（LA模型）,引入等级规模偏好系数,构建改进区位配置模型。然后基于ArcGIS10.2 Geoprocessing 框架,整合GIS网络分析,运用程序设计语言Python和线性规划建模工具PuLP实现模型构建,运用线性规划软件Cplex实现模型求解,运用ArcGIS10.2进行地理空间可视化表达。最后通过调整设施数量和规模对比实验发现：医疗机构布局调整后更加合理,居民就医效率明显提高,居民获得医疗服务时间成本减少,且15 min内满足更多医疗需求,验证了改进区位配置模型在农村就医空间优化布局的实用性。</p> |
| [2] | . |
| [3] | . 从居民生活质量角度评价区域发展程度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本文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在抽样农户调查基础上,基于小康监测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主观评价体系,分别测算了村级客观、主观生活质量指数,运用聚类法与差异贡献率法,开展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的对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客观指数上,99.29%的村庄低于北京农村的平均水平,村间差异显著,高指数村庄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近郊区;②主观指数上,具有一定地域趋同性,离城区越近主观满意度越低;③综合来看,深山区与近郊区的村庄自身存在较大的主—客观差异,18.95%的村庄综合生活质量较差,文化娱乐、信息教育、生态环保等生活品质是限制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④差异扶贫、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扶持生活质量高维度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开展扶贫动态监测与开发规划,是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能够深入反映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关系,可作为区域综合发展决策的重要辅助方法。 从居民生活质量角度评价区域发展程度长期以来备受关注。本文以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为例,在抽样农户调查基础上,基于小康监测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主观评价体系,分别测算了村级客观、主观生活质量指数,运用聚类法与差异贡献率法,开展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的对比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研究表明：①客观指数上,99.29%的村庄低于北京农村的平均水平,村间差异显著,高指数村庄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近郊区;②主观指数上,具有一定地域趋同性,离城区越近主观满意度越低;③综合来看,深山区与近郊区的村庄自身存在较大的主—客观差异,18.95%的村庄综合生活质量较差,文化娱乐、信息教育、生态环保等生活品质是限制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④差异扶贫、提升人口综合素质、扶持生活质量高维度相关产业发展以及开展扶贫动态监测与开发规划,是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区域发展水平的主要驱动力。主客观生活质量评价能够深入反映区域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间的关系,可作为区域综合发展决策的重要辅助方法。 |
| [4] | . |
| [5] | .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运用自组织理论,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特征及其演化机理。研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包含3个要素集合: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地域空间环境,并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和涨落性的典型自组织结构特征。利用Logistic生长曲线模型,对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模拟,并以长岗村为例,提出了基于农户空间行为变迁的乡村人居环境自组织演化路径。最后,根据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化特征,提出了若干对策。 |
| [6] | . |
| [7] | .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 [8] | . 研究村庄格局演变，对于制定新时期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以江苏邳州市的吴楼村为典型实例，采用当面问询式访谈和GPS量测的方法分析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该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绝对缓慢发展、改革开放前相对缓慢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快速扩张、90年代稳定前进、新世纪逐步衰退的系列演化格局，并伴随道路和池塘的相应变化。2）经济原因、社会结构演变、城镇化、村民传统观念变革及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影响是村庄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而村内人口数量变化是根本。3）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规模变化较小，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是村庄规模扩大最明显的时期，2000年左右村庄内部空弃房屋开始增多。4）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核心家庭地位提升以及保护耕地意识淡薄等是村庄规模大面积扩张的主要原因。5）近期村庄空废房屋大量出现主要缘于城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放松、种粮比较效益低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等。 研究村庄格局演变，对于制定新时期农村土地利用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以江苏邳州市的吴楼村为典型实例，采用当面问询式访谈和GPS量测的方法分析黄淮海平原中部地区村庄格局的演变。结果表明：1）该村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绝对缓慢发展、改革开放前相对缓慢发展以及20世纪80年代快速扩张、90年代稳定前进、新世纪逐步衰退的系列演化格局，并伴随道路和池塘的相应变化。2）经济原因、社会结构演变、城镇化、村民传统观念变革及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影响是村庄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而村内人口数量变化是根本。3）改革开放以前村庄规模变化较小，改革开放以来至90年代是村庄规模扩大最明显的时期，2000年左右村庄内部空弃房屋开始增多。4）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大量增加、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核心家庭地位提升以及保护耕地意识淡薄等是村庄规模大面积扩张的主要原因。5）近期村庄空废房屋大量出现主要缘于城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户籍管理制度不断放松、种粮比较效益低及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等。 |
| [9] | . 本文基于功能与形式的视角,以历史的维度分析我国乡村公共空间的演进脉络,探讨其背后生长的动力机制,总结各个时期乡村公共空间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与特征。研究发现,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生成的内在基本规律是"使用功能驱使—交往的形成—公共空间";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共存—特殊—脱节—分离"的变化。通过实地勘察与访谈,进一步论述改革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弱化的原因,认为村民所发生的公共活动已由"必需性"转变成"自发性";诸多社会变化因素构成"合力","催化"了传统公共空间走向衰亡的道路。最后,审视当前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实践,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本文基于功能与形式的视角,以历史的维度分析我国乡村公共空间的演进脉络,探讨其背后生长的动力机制,总结各个时期乡村公共空间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与特征。研究发现,传统乡村公共空间生成的内在基本规律是"使用功能驱使—交往的形成—公共空间";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共存—特殊—脱节—分离"的变化。通过实地勘察与访谈,进一步论述改革后传统乡村公共空间弱化的原因,认为村民所发生的公共活动已由"必需性"转变成"自发性";诸多社会变化因素构成"合力","催化"了传统公共空间走向衰亡的道路。最后,审视当前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实践,并提出一定的建议。 |
| [10] | . 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本文首先在总体上对莘塍镇祠堂的结构和功能演变进行了研究。在结构演变方面,莘塍镇祠堂建筑由传统的单层结构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单层结构、双层结构、三层结构和混层结构;在功能演变方面,莘塍镇祠堂历经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五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的演变背景不同,其演变特点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尤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其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最后从合理保护的视角分析了莘塍镇祠堂的未来走向。 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调研,本文首先在总体上对莘塍镇祠堂的结构和功能演变进行了研究。在结构演变方面,莘塍镇祠堂建筑由传统的单层结构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单层结构、双层结构、三层结构和混层结构;在功能演变方面,莘塍镇祠堂历经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化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五个阶段,由于不同阶段的演变背景不同,其演变特点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尤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其影响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基于以上的研究,本文最后从合理保护的视角分析了莘塍镇祠堂的未来走向。 |
| [11] | . |
| [12] | .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欠发达地区为地理单元,以红安县二程镇8个村100户问卷和访谈调查为基础资料,探讨了转型期特定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微观机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主要体现在: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和边缘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剧烈恶化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的更新等方面。从微观的视野来看,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化实质上是农户空间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不同类型的农户空间行为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方式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但其综合效应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功能影响较大。 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户生活质量,统筹城乡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欠发达地区为地理单元,以红安县二程镇8个村100户问卷和访谈调查为基础资料,探讨了转型期特定区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微观机制。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主要体现在: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和边缘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剧烈恶化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的更新等方面。从微观的视野来看,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化实质上是农户空间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不同类型的农户空间行为对乡村人居环境的作用方式不同,影响效果也不同,但其综合效应对乡村人居环境的系统功能影响较大。 |
| [13] | . 遗址—河流距离是史前聚落遗址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河南省卢氏县为例,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采用基于<i>P</i><sub><i>D,H</i></sub> 值计算的连续性地理数据最优离散法,获取遗址—河流相关性定量数值,讨论和总结模型中等间距(EI)、百分位(QV)、自然断点(NB)、几何间隔(GI)4 种分类方法,分别在裴李岗时期、仰韶前期、仰韶后期、龙山时期所表现的性能及适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聚落的结构、发展规律、分布和范围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4个文化时期分别采用NB、QV、NB、GI及其分类数分别为8,8,8,6 时,为离水距离因子的最优离散。该因子对遗址密度分布的决定力分别为39.5%、70.8%、73.0%和59.8%;②洪水切割作用导致河岸两旁的阶地逐渐崩塌,阶地的面积越来越小,古人类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将遗址沿河散开呈条带装分布。当阶地面积小到一定程度,聚落沿河流长度扩展的成本过高,便开始向远离河流部分扩张,因此离河距离因子呈先升后降;③从Q 值提升强度看,NB/EI>GI>QV;从提升效率看,EI/GI>NB>QV;从决定力大小来看,GI>QV/NB>EI;④聚落结构由裴李岗时期的简单、稀疏和松散不断发展,分别在仰韶前、后期和龙山时期出现两极化、三段式,聚落发展影响因素由人口数量增长变为社会内部结构变化,聚落的分布和古人类活动范围距河流约正常人步行1~2.5 h 的距离,且不断扩大。 遗址—河流距离是史前聚落遗址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河南省卢氏县为例,引入地理探测器模型,采用基于<i>P</i><sub><i>D,H</i></sub> 值计算的连续性地理数据最优离散法,获取遗址—河流相关性定量数值,讨论和总结模型中等间距(EI)、百分位(QV)、自然断点(NB)、几何间隔(GI)4 种分类方法,分别在裴李岗时期、仰韶前期、仰韶后期、龙山时期所表现的性能及适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聚落的结构、发展规律、分布和范围规律。研究结果表明:①4个文化时期分别采用NB、QV、NB、GI及其分类数分别为8,8,8,6 时,为离水距离因子的最优离散。该因子对遗址密度分布的决定力分别为39.5%、70.8%、73.0%和59.8%;②洪水切割作用导致河岸两旁的阶地逐渐崩塌,阶地的面积越来越小,古人类为了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将遗址沿河散开呈条带装分布。当阶地面积小到一定程度,聚落沿河流长度扩展的成本过高,便开始向远离河流部分扩张,因此离河距离因子呈先升后降;③从Q 值提升强度看,NB/EI>GI>QV;从提升效率看,EI/GI>NB>QV;从决定力大小来看,GI>QV/NB>EI;④聚落结构由裴李岗时期的简单、稀疏和松散不断发展,分别在仰韶前、后期和龙山时期出现两极化、三段式,聚落发展影响因素由人口数量增长变为社会内部结构变化,聚落的分布和古人类活动范围距河流约正常人步行1~2.5 h 的距离,且不断扩大。 |
| [14] | . 通过x^2检验等方式提出，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对海拔400～500m高程区域选择倾 向十分明显．在这一高程内又偏重于距河床10-40m的坡地，兴隆洼、赵宝沟以及红山文化期这一特征最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位置表现出以 400-500m高程区为核心向高、低两个方位发展。针对上述聚落环境选择特征指出：①根据人类生存方式可将西辽河流域划出林地与草地两大地带．两者的交 界处即400～500m高程区域内以坡地为主的林缘地带．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里，随着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原始农业 的发展．聚落选址从原来的林缘地带向草地甚至林地扩展，前后不同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界定了自然环境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差异。②西辽河流域受地带性环境因素 制约，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林缘地带的动植物资源也并不丰富，仅能满足人口密度极低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获取食物的需求，红山文化以后随着人口增殖原 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③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很低．人口规模在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之下，农业开发尚未对西辽河流域带来明显的环境扰动。 通过x^2检验等方式提出，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对海拔400～500m高程区域选择倾 向十分明显．在这一高程内又偏重于距河床10-40m的坡地，兴隆洼、赵宝沟以及红山文化期这一特征最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位置表现出以 400-500m高程区为核心向高、低两个方位发展。针对上述聚落环境选择特征指出：①根据人类生存方式可将西辽河流域划出林地与草地两大地带．两者的交 界处即400～500m高程区域内以坡地为主的林缘地带．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里，随着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原始农业 的发展．聚落选址从原来的林缘地带向草地甚至林地扩展，前后不同考古文化期的聚落位置界定了自然环境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差异。②西辽河流域受地带性环境因素 制约，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林缘地带的动植物资源也并不丰富，仅能满足人口密度极低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获取食物的需求，红山文化以后随着人口增殖原 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③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很低．人口规模在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之下，农业开发尚未对西辽河流域带来明显的环境扰动。 |
| [15] | . 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模型分析,按照裴李岗(9000-7000 a BP)、仰韶(7000-5000 a BP)、龙山(5000-4000 a BP)、夏商(4000-3000 a BP)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9000-3000 a BP)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套适应于史前聚落时空分布模式研究的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具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分别具有3个集聚中心;2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裴李岗时期聚落以分布于南部地区为主,仰韶聚落分布重心开始向北部迁移,这种态势在龙山时期仍在持续。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形成了以嵩山北部为重心的东西分异特征;3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文化演进关系密切。以狩(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裴李岗聚落主要分布于近山丘陵岗地与近水高台地两种地貌单元。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对于南部平原地区影响较大,近山地区地势较高、顶面平坦的地貌单元成为仰韶、龙山时期聚落营建与开展农业生产理想的场所。夏商时期社会形态的复杂化使得聚落具有围绕都邑性中心聚落集中分布的趋势,嵩山北部也成为聚落分布的核心区域。 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模型分析,按照裴李岗(9000-7000 a BP)、仰韶(7000-5000 a BP)、龙山(5000-4000 a BP)、夏商(4000-3000 a BP)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9000-3000 a BP)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套适应于史前聚落时空分布模式研究的分析方法。结果表明:1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具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分别具有3个集聚中心;2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裴李岗时期聚落以分布于南部地区为主,仰韶聚落分布重心开始向北部迁移,这种态势在龙山时期仍在持续。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形成了以嵩山北部为重心的东西分异特征;3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文化演进关系密切。以狩(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裴李岗聚落主要分布于近山丘陵岗地与近水高台地两种地貌单元。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对于南部平原地区影响较大,近山地区地势较高、顶面平坦的地貌单元成为仰韶、龙山时期聚落营建与开展农业生产理想的场所。夏商时期社会形态的复杂化使得聚落具有围绕都邑性中心聚落集中分布的趋势,嵩山北部也成为聚落分布的核心区域。 |
| [16] | . |
| [17] | . 研究聚落在山地中的空间演变过程对探讨历史时期山地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为研究区,综合利用地名志资料、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等建立聚落信息数据库,重建了流域内近300年来聚落的分布格局和演变进程。研究表明：在时间上,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发展可分为缓慢增长阶段（1701-1800年）、高速增长阶段（1801-1950年）和缓慢增长阶段（1951-2000年）。在空间上,中下游河谷地带始终是聚落密度最大的区域,并呈现出由中下游向中上游,再由中上游向中下游,由河谷向两侧边远山区扩展的趋势。影响山地流域聚落演变的主要因素中,高程2200 m和2500 m、坡度20°是聚落扩展的重要界限,人口数量的增长是聚落数量增加和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少数民族的迁移与定居增强了聚落分布的垂直性特征。 研究聚落在山地中的空间演变过程对探讨历史时期山地的土地利用变化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掌鸠河流域为研究区,综合利用地名志资料、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等建立聚落信息数据库,重建了流域内近300年来聚落的分布格局和演变进程。研究表明：在时间上,近300年来掌鸠河流域聚落的发展可分为缓慢增长阶段（1701-1800年）、高速增长阶段（1801-1950年）和缓慢增长阶段（1951-2000年）。在空间上,中下游河谷地带始终是聚落密度最大的区域,并呈现出由中下游向中上游,再由中上游向中下游,由河谷向两侧边远山区扩展的趋势。影响山地流域聚落演变的主要因素中,高程2200 m和2500 m、坡度20°是聚落扩展的重要界限,人口数量的增长是聚落数量增加和空间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少数民族的迁移与定居增强了聚落分布的垂直性特征。 |
| [18] | Rural geography has gone through profound changes over the decades. Dissatisfaction with traditional emphases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landscape features, labor markets,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as led to a recent focu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s associated with rural landscape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urality. Included in this new turn is a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the concept of worldview, or metaphysical frameworks, in geographic study. These new studies, however, often address culture and religious constructs apart from more traditional topics of rural geography. This study of five Iowa farm communities attempts to put such metaphysical frameworks in the context of their everyday settings and connect them to rural agricultural systems. Each of the five communities had a particular vision of society, challenging the monolithic assumptions about rural places. Fundamental to these communities worldviews was their range from communitarian to individualistic. Communitarian groups tended toward more diversity in their agricultural systems, articulated alternative agricultural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and had smaller farms. The metaphysical community-level understandings expressed by the five groups in this study shaped spatial patterns, creating places that express the fullness of the intertwined nature of worldviews, legal constructs, relationships with nature, and ethical systems. While each community or place may have a unique configuration of these elements, the processes and forces are similar. |
| [19] | Arguably, rural land markets in Australia are currently in a high state of flux, with a panoply of competing interests seeking to capitalize on both the traditional and a range of newly emergent values anchored in land. Amenity-led migration is, we argue, an important strand of this renewed interest in rural lands, albeit one that is highly spatially selective. Employing a predictive and synoptic model of migration attractiveness across southeastern and southwestern Australia, we test its associations with migration currents into and out of rural communities for the 1990s and 2000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communities with high relative accessibility—to metropolitan and urban centers and the coast—and an established or emerging tourism industry have been most likely to experience net migration gains. Yet amenity migration also intersects with more traditional rural land uses and, in particular, irrigated agriculture. Farming, and the bio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landscape it both draws on and produces, is an important attractor of amenity migration. |
| [20] | . |
| [21] | . |
| [22] | . 农村聚落选址影响因素研究既是对农村聚落地理学研究内容的有益补充,也是科学确定农村聚落选址,保障居民生活和生产安全及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我国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基础.文章对国内外有关农村聚落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遴选出影响农村聚落选址的主要因素,并进行较为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村聚落选址影响因素的自然因素主导—地质构造和生态安全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因素主导—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并重的动态演变过程,同时探讨了农村聚落选址综合性和主导性取向. 农村聚落选址影响因素研究既是对农村聚落地理学研究内容的有益补充,也是科学确定农村聚落选址,保障居民生活和生产安全及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我国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基础.文章对国内外有关农村聚落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遴选出影响农村聚落选址的主要因素,并进行较为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村聚落选址影响因素的自然因素主导—地质构造和生态安全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因素主导—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并重的动态演变过程,同时探讨了农村聚落选址综合性和主导性取向. |
| [23] | . 城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客观上表现为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即在发达地区表现为居民聚集区由点状分布趋向面状分布，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由点状分布趋向线状分布。这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受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制约；然而，聚落选址和布局演变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现代交通取向，现代市场取向、现代工业取向和现代人口取向是聚落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影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基本格局。不同的聚落选址和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城乡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在客观上表现为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即在发达地区表现为居民聚集区由点状分布趋向面状分布，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由点状分布趋向线状分布。这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演变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受着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的制约；然而，聚落选址和布局演变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现代交通取向，现代市场取向、现代工业取向和现代人口取向是聚落演变的重要推动力，影响聚落选址和布局的基本格局。不同的聚落选址和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
| [24] | . 通过分析乡村聚落功能的历史演化，认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乡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导致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３个基本阶段和演变的基本模式。 通过分析乡村聚落功能的历史演化，认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乡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导致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阐述了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形态演化的３个基本阶段和演变的基本模式。 |
| [25] | . |
| [26] | . |
| [27] | |
| [28] | Studies of culture and place form a long tradition in geography but, within rural studies,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ways in which contrasting ethnicities intersect with specific places and landscapes. Recently,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authors have noted how dominant Anglophone, western, ethnicities (frequently labelled ‘white’) have been privileged in British,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ettings and this paper engages that literature. We use a detailed case study of place identity in Southern New Zealand to show how a composite appreciation of ethnicity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place identity. As such we demonstrate how place and ethnicity intersect via diverse landscapes, social interaction sites and cultural practices. |
| [29] | . |
| [30] | |
| [31] | |
| [32] | |
| [33] | . 本文以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微观理论为基础,利用条件Logit模型,对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1995年到2007年期间,457家美国子公司和537家欧洲子公司在华个体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集聚效应是样本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华投资的欧美制造业公司普遍采用"集聚"这一战略,其子公司大量集聚在东部地区,盲目吸收外资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并不合适,尤其是中部地区。因此,在文章末,本文对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减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合理引用外资提出了建议。 本文以跨国公司区位选择微观理论为基础,利用条件Logit模型,对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中,1995年到2007年期间,457家美国子公司和537家欧洲子公司在华个体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集聚效应是样本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华投资的欧美制造业公司普遍采用"集聚"这一战略,其子公司大量集聚在东部地区,盲目吸收外资来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并不合适,尤其是中部地区。因此,在文章末,本文对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减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合理引用外资提出了建议。 |
| [34] | |
| [35] | |
| [36] | |
| [37] | . 根据移民与族群及其文化形成的相互关系,阐述东江客家文化是历次中原移民南下,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秦代进军岭南,东江作为首途之区,产生客家先民;东晋南朝移民,孕育了客家文化;宋元移民高潮,以主客户比例变化,共同经济模式和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客家方言的形成等为标志,显示东江客家及其文化个性定型成熟,与梅江客家一起出现在岭南文化版图上。 根据移民与族群及其文化形成的相互关系,阐述东江客家文化是历次中原移民南下,与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秦代进军岭南,东江作为首途之区,产生客家先民;东晋南朝移民,孕育了客家文化;宋元移民高潮,以主客户比例变化,共同经济模式和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客家方言的形成等为标志,显示东江客家及其文化个性定型成熟,与梅江客家一起出现在岭南文化版图上。 |
| [38] | . |
| [39] | . |
| [40] | |
| [4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