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凤君Xiong'an New Are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geography
MENGGuangwen, JINFengjun收稿日期:2017-05-15
修回日期:2017-05-3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6-3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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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1日,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也是继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之后又一个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新举措,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探索,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的培育,京津冀三地协调发展以及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现实与深远历史意义。
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天津、保定之间,交通便捷、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强,生态环境较好、开发程度较低,具备高起点与高标准开发建设的有利条件,因此,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首选承载地。其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起步区面积约100 km2,中期发展区与远期控制区面积分别可达到约200 km2和2000 km2。
在承接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基础上,雄安新区以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为目标,期望未来能够建成高端高新产业集群地、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地、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培育京津冀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2017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座谈会时,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明确七个重点任务：一是建设国际一流、绿色、现代与智慧城市;二是打造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三是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培育新动能;四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五是构建快捷高效绿色交通体系;六是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基础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七是打造扩大开放新高地和对外合作新平台。
设立雄安新区这一国家战略决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础上,相关研究重点集中在其战略意义及开发建设目标一般性解读与探讨,有关雄安新区深层次战略意义、发展定位、开发模式、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还需深入分析与冷静思考[1-6]。地理学的综合性与空间分析学科优势为参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本文集中了四位长期从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政策以及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的地理****,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抛砖引玉,期望更多地理****参与这一重大战略的深入研究。
主题主持人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应该体现新思路,面对新挑战
孟广文（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核心观点：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应该体现新功能、新属性、新结构与新机制,同时还应面对管理模式、功能区协调与生态保护等新挑战。
在一定意义上说,雄安新区的设立出乎很多****的想象,也引起了****们的关注与讨论。雄安新区功能何为、性质如何、结构和机制怎样以及挑战多大,都值得深入研究和冷静思考。综合考虑,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应该体现四个新思考,面对三个新挑战。
（1）新功能：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承担着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扩散,也服务于河北南部地区发展以及京津冀国际城市群建设的历史使命。
雄安新区是以分散疏解到集中疏解方式治理大城市病的新尝试。雄安新区首先要服务于北京大城市病治理,具有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承载地功能。北京非首都职能外迁进展缓慢,主要是分散外迁难以满足外迁企业对投资与生活环境质量以及集聚效益的要求。建设雄安新区能够打破原有体制机制格局制约,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宜居宜业新城,使外迁产业和部门尽快形成集聚效益,满足大规模企业和机构外迁要求,在跨区域城市与产业开发与管理方面实现创新,引领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与治理的新思路。
雄安新区还应具有带动河北发展,培育京津冀世界城市群的功能。深圳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引擎,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目标是培育世界级城市群。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有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疏解,使其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一起共同形成北京新两翼;有利于张北地区与雄安新区成为河北建设发展新两翼,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推动河北省走出一条加快转型、绿色与跨越发展的新路;有利于调整与优化京津冀城市与空间结构,培育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2）新属性：雄安新区融合了卫星城、科学城、大城市新区的几种属性,成为一个科技、智慧与生态宜居相结合的复合型新型大城市。
首先,由于要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城市功能,雄安新区就具有了服务北京中心城市的卫星城部分属性,然而,仅仅是服务北京难以使雄安新区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达到带动河北南部区域发展,建设京津冀国际城市群的目标。根据创新、智慧和生态宜居城市设想,雄安新区具备了国际上典型“科技城”（technopoleis）的部分特征。科技城一般布局在大城市边缘（如距东京60 km的筑波科学城）以及生态环境优美的地区（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的Sophia-Antipolice）,具有知识、高新技术产业与人才、资本密集,环境优美,交通便捷的区位条件以及特殊刺激政策等特征,体现科研、教育、生产与居住四大功能[7]。雄安新区在鼓励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建设生态与智慧城市,国家投资建设等方面符合科学城的特征。但科学城建立在智力密集区,强调高科技研发,生产规模与城市规模较小,这些特征显然和雄安新区发展设想不符。雄安新区城市规模较科学城要大,居住等一般城市功能要突出,因此,雄安新区还具有一般城市新区的特征,即产业功能区驱动、产城融合,最终形成新城区或者新城的特征。
（3）新结构：雄安新区应该具有高科技产业为主,民生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居住区与生态功能区比例较高的用地结构。
在低碳、绿色、科技与就业前提下,雄安新区引进与培育高科技研发与生产性产业为主,同时,也应该发展满足就业和服务民生的一般性产业;除了加工制造业外,还应该发展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除了第二和第三产业,也应该发展生态、有机、绿色农业,创意农业与观光农业,提高雄安新区居民食品安全,促进旅游业发展。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战略性,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景观,是生态城市、宜居城市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雄安新区应合理安排产业、交通、居住与生态涵养用地比例。产业功能区、生活与商业区、交通与公共服务以及生态功能区应该按照创新与科技、生态与智慧的新型城市标准安排用地比例。根据科学城以及西欧生态城市建设经验,生活、交通与生态用地比例应该高于国内现有大城市标准[8,9]。
（4）新机制：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新机制应该体现在城市增长新动力与土地开发新模式两方面。
雄安新区是实现国家转型发展,破解京津冀协调发展困局的新动力。1978年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建立了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等,通过开放制造业,利用劳动力、土地、基础设施以及税收、环保等优惠政策,引进外资,实现出口换汇,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实现经济发展。此外,中央集权、人口、吃苦耐劳和学习能力也是这种“中国模式”巨大成功的内在因素[10]。然而,快速经济增长模式也付出了收入差异、环境污染、资源与能源安全、产能过剩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人口、环保、资源、世界产业格局调整的红利也已释放殆尽,因此,发展模式转型压力剧增,出现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只有实施新型“对外开放战略”2.0版才能实现成功转型发展,即由经济改革向经济和行政相结合改革转变,由制造业向服务业开放转变,由引进向引进与输出相结合转变,由主要向国外开放向国外与国内开放相结合转变,最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目标[11]。新常态下,国家不仅需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获取外部转型发展动力,同时也应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获取内部转型动力,实现内生性驱动发展。
雄安新区实现土地使用与管理制度新变革,回归土地全民与集体共有,由土地财政向实体经济转变,实现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目标。深圳特区开启了国有和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新变革,此后,浦东新区等不断深化土地有偿使用改革。土地有偿使用使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使经济发展充满活力。然而,随着工业化快速发展,城镇化汹涌而至,土地升值迅速,制造业成本上升,致使很多园区转向土地与房地产开发为主,制造业空心化,造成房价飞涨,产生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问题。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不可能走土地与房地产开发驱动的老路,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中心,走创新驱动、产业引领的新路,即保持土地国有与集体所有基础上,通过开发房地产与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制造业投资,获取租金,再投资实体经济,促进新区良性发展。
（5）新挑战：雄安新区的设立面临着行政与市场、功能区协调与生态环境等新挑战。
雄安新区的开发建设面临着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如何平衡的问题。城市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般而言,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利于获取大量资源和特权,导致人口、公共服务等资源集中,容易形成超大城市。当城市超过了合理的集聚规模,会出现大城市病,扩散的力量就会增大,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就是这种城市发展规律的反应。然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的产物,如果没有市场发挥的调节作用,雄安新区建设的效益就难以保证。此外,雄安新区位于河北省,但它主要服务北京,集中承接非首都职能外迁,并最终成为一个现代化新城,那么,雄安新区是河北的雄安还是北京的飞地,抑或是河北与北京共管的雄安?如果是河北的雄安,那么多非首都职能的迁入需要和北京协调,在城市管理上如何建立有效机制来协调这种关系?而且,雄安新区定位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它和河北省其他城市以及天津的关系如何定位也有待研究。
雄安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及曹妃甸新区的分工与合作有待明确。按照规划设想,雄安新区主要是服务北京,带动河北南部发展,助力京津冀国际性城市群的建设,那么,雄安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与唐山曹妃甸新区在服务北京,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外迁以及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分工与地位就需要进一步明确与调整。是否可以理解为前者是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主要部分,并主要是通过获取内部一体化与自主创新获取发展动力,而后两者是主要分散和小规模承接北京非首都职能部分,并更多的是通过对外开放获取发展动力? 此外,雄安新区除了服务北京首都之外,如何全面对外开放,如何服务于中国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以及如何对接国家自由贸易实验区战略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水资源供给和湿地生态保护是影响雄安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雄安新区尽管依托白洋淀,但本地地表水较少,地下水资源超采严重,水资源供应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此,雄安新区发展模式必须为节水与环境友好型,而不是高能耗与高水耗的产业发展模式。然而,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人口与产业外迁之外,是否会吸引更多的人口集聚,造成北京大城市病没有缓解,而新城市病出现的局面?如果真如此,在京津冀原有水资源已经很紧张的情况下,水资源供应如何解决?此外,作为华北地区仅存的较大湖泊,白洋淀具有难以替代的生态价值。如果城市环湖而建,白洋淀成为城市内湖,人口产业密集,湿地湖面是否会急速减少,是否会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也有待探讨。
嘉宾观点
雄安新区：发挥新模式与新业态的引领作用
金凤君（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核心观点：雄安新区应重点发挥“技术港（中心）”和“服务港（中心）”作用,突出新模式、新业态的引领功能,有效推动其与京津及河北其他地区融合发展。
雄安新区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中必须有独特的定位。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是京津冀发展的长远目标。作为世界城市（群）,其“世界性”可以用“五港模式”来形容,即“贸易中心”“海运中心”“航空中心”“技术中心”和“服务中心”。前三者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客货的全球性交流,具备通达全球的网络枢纽功能;后两者体现创新和现代服务业能力,应具备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并具有引领作用。综合京津冀区域整体基础和发展趋势看,上述“五港”功能都是具备的。北京在“航空中心”“技术中心”“服务中心”方面形成了明显优势,天津在“海运中心”和“贸易中心”方面形成了较强的实力;雄安新区作为新的支撑点,只能在“技术中心”和“服务中心”方面着力,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形成独特的活力,引领区域融合发展。
雄安新区必须发挥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的引领者功能。“中关村”“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是推动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的三驾马车,是优化产业发展网络和引导区域分工协作的核心区域,谋划好“三区联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在引领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信息产业、高端制造、产品研发等诸多领域探索了有效的发展路径。雄安新区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目标,就必须在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方面构建自身的动力和活力,形成具有优势的品牌。从河北的发展需求看,也需要雄安新区在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方面着力,推动其他地区产业发展转型。具体操作上必须重点将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与新区建设相结合,探索技术、人才、资金等配置的新机制与模式,发挥高端产业承接区与产业链（群）建设的承载区功能,成为产业优增量和新动能培育的激发区,以此发挥其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中的作用,推动区域融合发展。
雄安新区产业发展需要谋划好核心抓手。在积极借鉴深圳等产业转型成效明显地区的经验,谋划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发展的有效机制。首先,大力推进产业创新孵化转化平台建设。充分发挥京津冀地区科教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承接京津的教育科研功能转移,鼓励发展以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为重点,围绕大飞机、极大规模集成电路、重大新药创制、新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基础软件产品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及大气污染治理、绿色交通、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传统产业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能源利用等方面的关键技术需求的企业技术研发平台、技术创新联盟和孵化器等,建立重点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中心与产业技术研发基地,建设完善中试基地、测试中心、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发展产权交易、技术评估、成果转化等中介机构与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着重进行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等科技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和示范推广,促进河北制造业的转型与提升。其次,实施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发展计划,推动产业新体系形成。积极整合京津技术优势和地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优势,瞄准制约高端装备制造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组织实施装备制造业云公共服务平台工程,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鼓励装备制造和工业设计及电商企业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研发、设计与创新平台,实现研发、生产、销售和用户的协作,强化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联合攻关。重点以汽车制造、钢铁、建材、矿山装备等产品为核心,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据,鼓励开展工业设计、故障预警、质量诊断、远程维护与远程过程优化等在线增值服务,拓展产品价值空间,实现京津冀制造业向“制造+服务”转型升级。
嘉宾观点
雄安新区：应在承接中汇聚创新要素进而打造成为创新城市
李国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核心观点：雄安新区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域外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但不是唯一的承载地,雄安新区应该重在承接中汇聚创新要素进而打造成为创新城市。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主要目的在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雄安新区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的角色是什么?如何在承接中寻求汇聚创新资源,从而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
由于人口与经济功能过度集中在北京中心城区,形成“一极集中”的区域空间结构,导致出现了“大城市病”,为此需要在配合北京城市内空间重组,在更大空间尺度上,重新配置首都职能,实现北京过度集中的城市职能的合理分散[12]。北京过度集中的人口有序疏解,不仅需要在北京市域形成职住平衡的多中心人口空间布局,更需要通过在京津冀地区打造若干个人口集聚中心来实现[13]。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北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对中心城区的部分人口和功能进行疏解。疏解区域有向中心城区以外但局限在北京市域范围内和向北京市域以外的地区疏解两种。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可以认为是市域内集中承接疏解的承载地,那么雄安新区是作为北京市域外疏解的集中承载地,疏解方式也分为分散疏解和集中疏解。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和雄安新区以外的区域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都可以认为是分散疏解。
为了缓解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带动周边地区全面发展,北京的部分产业功能需要渐次往外转移,并且转移疏解应该按照中心城区、外围地区、首都周边地区等不同空间距离配置不同的功能和产业[14]。考虑到雄安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国家对该新区的定位要求,该新区将接纳的疏解对象不会是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物流,而将主要是“部分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以及“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服务功能”。
北京非首都功能应该泛指北京的城市功能,但并不意味所有城市功能都需要疏解,北京为落实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及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以及履行“四个服务”都需要保留必要的城市功能,但应该考虑在北京市域内的布局优化。事实上,北京人口和功能过度集中主要是指中心城区,在北京市域内同时存在“过密”和“过疏”。如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所构成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超过23000人/km2,而由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等区构成的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密度不到230人/km2,两者相差超过100倍。北京市中心城区的部分功能将疏解到市域内,在市域范围内促进城市空间的多中心发展,也将是缓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以及促进北京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课题[15]。
考虑到雄安新区要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建设成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显然没有创新要素汇聚是绝不可能完成的,因此,雄安新区重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加速汇聚创新要素。未来雄安新区一定会承接更多的北京市高端原创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同时考虑到北京的高校（可以是分校、部分学院等多种形式）和科研院所,在北京拓展受到用地空间等的制约,就有可能部分转移到雄安新区,通过创新资源的集聚,可以助其成为创新之城。
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创新驱动,需要整合区域创新资源、强化协同创新支撑、完善区域创新体系。雄安新区建设更需要创新驱动。北京是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正在致力于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将在京津冀地区优化科技资源布局,构建“一心、两核、三带、多园区”的区域科技创新格局[16]。雄安新区应创造一切条件,汇聚北京以及海内外创新要素,重点承接北京市教育科技资源的转移。
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创新城市,必须要有若干所高水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显然,这仅靠承接外来转移是远远不够的,雄安新区应自主筹建一所高水平大学。这所大学建设标准可以按照目前国内985高校的建制和水平来规划建设。可以考虑由北京市内985高校分别支持建设其中的一个学院,每个学院由国家出资至少引进“****”****3人、“青年****”****3人,再招揽海内外优秀高校教师或博士毕业生来任教,争取在短时期内成为名副其实的“985高校”。除此之外,再适当承接部分院校（可以是分校、部分学院等多种形式）和科研院所的转移。这样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的创新发展,对于改变河北省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促进河北省特别是冀中南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都至关重要。
嘉宾观点
雄安新区：中国全球创新合作发展的新地标
曾刚（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
核心观点：雄安新区功能定位高大,现实建设条件不佳,应该锐意改革,构建全球合作网络,为实现“中国梦”和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供新样板、新标杆。
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是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继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肩负着以下三大历史使命：首先,作为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承载地,缓解北京大城市病,与北京城市副中心构成北京新两翼;其次,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提升河北南部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第三,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优化京津冀产业与城市格局,加快构建京津冀世界城市群[17]。
与1980年设立的深圳特区和1990年设立的浦东新区相比,雄安颇具新意。20世纪80年代,借助特区政策,深圳承接了香港制造业的转移,吸收了海内外华人资本和营销渠道,“三来一补,两头在外”成为深圳当时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深圳开启了中国工业化新时代,奠定了珠三角都市圈坚实的经济基础。20世纪90年代,借助中央的特殊支持,浦东以吸引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投资为重点,以江浙沪长三角联动为支撑,将中国工业化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有力地推进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发展[18]。昔日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发展更多是一种“开放”导向,而目前的雄安新区将承载“改革”导向的历史责任,力争在“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上取得新突破。
雄安新区目前面临生态脆弱、产业基础不牢、开放区位不佳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雄安新区所在的白洋淀湿地生态不断退化,最高水位由11.58 m降至6.82 m;白洋淀干淀频次越来越高,由20世纪60年代的2次上升到70年代的4次,80年代连续5年干淀,2000年以后连续出现3次;最大水面积和水量也不断减小,1996年最大水面面积不足1970年的一半,而最大水量约为1963年的1/10;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1960-1990年代初,藻类种类减少了15.5%,但数量增加了181.4倍,鱼类种类减少了44.4%,生态脆弱,不能承受大规模开发之重[19]。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2016年,雄安新区所属的雄县国内生产总值完成101.14亿元,财政收入完成6.56亿元;安新县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完成40.01亿元,财政收入5.43亿元;容城县201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完成59.4亿元。三县人口规模为103.31万人。雄安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从区位来看,雄安新区尽管距北京、天津不远,但对外经贸、文化、科技联系不强。
因此,应该借鉴中国台湾新竹、日本筑波科技城的建设经验,应该选择低密度、高品质、精细化开发模式,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大规模开发的老路。利用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契机,以北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迁入为抓手,通过基于中国崛起的开放制度创新和设计,吸引全球科创资源,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建设集技术研发与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引领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平台,推进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着眼于中国大国、强国建设需要,推动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交流、合作、互动,建设全球交流合作平台（国际论坛、联合实验室、国际合作组织等）,扩大对外对内两个“扇面”的开放程度与水平,将雄安建设成为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彰显“一带一路”合作精神、体现内生发展活力、引领示范作用突出的绿色智慧新城。
主题主持人总结
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雄安新区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要举措,其规划建设还需不断深入研究与冷静思考。地理学应发挥综合性、系统性与空间性的学科优势,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咨询与建议,为国内区域一体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参与本次“观点与争鸣”的地理****对雄安新区的意义、定位、开发模式以面临的挑战做了初步探讨,主要观点如下：
（1）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应该体现新功能、新属性、新结构与新机制,同时还应面对管理模式、功能区协调与生态保护等新挑战。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承担着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扩散,也服务于河北地区发展以及建设京津冀国际城市群建设的历史使命;雄安新区未来将成为一个融合了卫星城、科学城与大城市以及新区的几种属性,科技、智慧与生态宜居相结合的复合型新型大城市;应具有高科技产业为主,民生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以及交通、居住与生态功能比例较高的用地结构;应在探索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新动力、土地共享开发新模式等方面实现机制创新;此外,雄安新区还应积极面对行政与市场、功能区协调与生态环境等新挑战。
（2）雄安新区应重点发挥“技术港”和“服务港”作用,突出新模式与新业态引领功能,推动京津冀区域融合发展。
在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贸易中心”“海运中心”“航空中心”“技术中心”和“服务中心”中,雄安新区作为新的支撑点,在“技术中心”和“服务中心”方面着力,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形成独特的活力,引领区域融合发展。“中关村”“滨海新区”和“雄安新区”是推动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的三驾马车,是优化产业发展网络和引导区域分工协作核心区域,谋划好“三区联动”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至关重要。雄安新区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目标,就必须在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方面构建自身的动力和活力,形成具有优势的品牌。在积极借鉴深圳等产业转型成效明显地区的经验,谋划产业新动能和新业态发展的有效机制基础上,雄安新区应该大力推进产业创新孵化转化平台建设,并实施创新链支撑产业链发展计划,推动产业新体系形成。
（3）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域外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应重在承接中汇聚创新要素而打造成创新城市。
考虑到雄安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定位,雄安新区重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加速汇聚创新要素。因此,疏解对象不会是一般制造业和区域性物流,而将主要是“部分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服务功能”。未来雄安新区一定会承接更多的北京市高端原创性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同时考虑到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部分转移到雄安新区,通过创新资源的集聚,成为创新之城。此外,雄安新区同时还应自主筹建一所高水平大学。可以考虑由北京市内985高校分别支持建设其中的一个学院,每个学院由国家出资至少引进“****”和“青年****”****,再招揽海内外优秀高校教师或博士毕业生任教,争取在短时期内成为名副其实的“985高校”。这样不仅可以支撑自身的创新发展,还可以提高河北省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促进河北省特别是冀中南地区的创新驱动发展。
（4）雄安新区应该锐意改革,构建全球合作网络,为实现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供新样板、新标杆。
与昔日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开放”导向的发展不同,雄安新区将承载“改革”导向的历史责任,力争在“创新驱动,协同发展”的新模式上取得突破。然而,雄安新区目前面临生态脆弱、产业基础不牢以及开放区位不佳等问题。因此,应该借鉴台湾新竹、日本筑波科技城的建设经验,选择低密度、高品质、精细化开发模式,避免走传统工业化、大规模开发的老路。利用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契机,以北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迁入为抓手,通过开放制度创新和设计,吸引全球科创资源,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建设集技术研发与转移交易、成果孵化转化、产城融合的创新引领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造京津冀体制机制高地和协同创新重要平台,推进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建设具有引领新时代发展的智慧新城。同时,推动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交流、合作、互动,建设全球交流合作平台（国际论坛、联合实验室、国际合作组织等）,将雄安建设成为反映时代发展趋势、彰显“一带一路”合作精神、体现内生发展活力、引领示范作用突出的绿色智慧新城。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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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Diese Dissertation er02rtert die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von Freiwirtschaftszonen auf internationaler, nationaler und lokaler Ebene. Sie besteht aus 3 Teilen: In Teil A wird zun01chst die weltwirtschaftliche Integration und ihr Verh01ltnis zu Freiwirtschaftszonen dargestellt, um ihre dominierende Rolle in der Weltwirtschaft und ihrem Entwicklungstrend zu erl01utern. Ein strukturelles und r01umliches Entwicklungsmodell für Freiwirtschaftszonen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 wird herausgearbeitet auf Grund einer allgemeinen Definition, eines Faktorensystems und einer systematischen Typisierung von Freiwirtschaftszonen, was die früheren Studien erg01nzt und ein nützliches Beispiel chinesischer Freiwirtschaftszonen zur Verfügung stellt. In Teil B steht die nationale Ebene im Mittelpunkt. Die Notwendigkeit zur Errichtung von Freiwirtschaftszonen in China wird am besten in einem Rückblick auf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regionale Entwicklungspolitik Chinas seit 1949/50 dargestell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Zeitraums seit 1978. Das Entstehen und die allgemeinen Charakteristika der chinesischen Freiwirtschaftszonen wird auf der Grundlage von Hauptfaktoren und einem Vergleich mit Freiwirtschaftszonen weltweit dargestellt. Im Ergebnis stellt dieser Teil 20 Jahre Erfahrung Chinas mit Freiwirtschaftszonen und ihrer Entwicklungsm02glichkeiten dar. Teil C gibt einen kurzen historischen 05berblick der urbanen und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Tjanjins w01hrend der letzten 100 Jahre wieder. Dies liefert den Hintergrund für das Verst01ndnis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Situation, die zur Gründung von TEDA (Tianjin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rea) und ihrer Entwicklung seit 1984 führte. Hier werden die Erfolge und Probleme von TEDA bis 2000 bewertet. Aus dieser Bewertung werden einige Konzepte entwickelt. Zum Schluss werden die empirischen Auswirkungen von TEDA auf die Freiwirtschaftszonen der Welt er02rtert. Die Erfahrungen mit TEDA k02nnten eine Beitrag zur Weiterentwicklung von Theorie und Praxis von Freiwirtschaftszonen in China und der übrigen Welt sein. |
| [8] | . <p>联邦德国生态环境保护走过了一条污染-治理-预防的道路, 即由技术性和应激性转为政策性和预防性的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由环保活动家,大企业，学术界,地方及联邦各级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由一个国家级综合的监测体系监督执行。公众不仅有权力了解结果，而且也将参与政策措施的制订和监督。德国空间规划包含欧盟，联邦，州，区域，城镇和城市建设6个层面。空间规划，特别是生态环境规划已成为预防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然而，联邦德国生态环境规划实施也面临个人交通和小企业污染以及环保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区位劣势所带来的挑战。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政策措施的完善及生态空间规划的制订和监督落实，环境评价，特别是规划本身的环境评价具有借鉴意义。具体包括4个方面: 1)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现从提高环保技术手段向预防污染产生转变; 2)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及实施的有效性; 3)把空间规划作为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提高生态和环保目标的地位; 4)在规划的技术层面上关注居住，休闲，交通和自然保护区用地的增长。</p> . <p>联邦德国生态环境保护走过了一条污染-治理-预防的道路, 即由技术性和应激性转为政策性和预防性的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由环保活动家,大企业，学术界,地方及联邦各级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由一个国家级综合的监测体系监督执行。公众不仅有权力了解结果，而且也将参与政策措施的制订和监督。德国空间规划包含欧盟，联邦，州，区域，城镇和城市建设6个层面。空间规划，特别是生态环境规划已成为预防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措施。然而，联邦德国生态环境规划实施也面临个人交通和小企业污染以及环保成本提高造成企业区位劣势所带来的挑战。这些经验教训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政策措施的完善及生态空间规划的制订和监督落实，环境评价，特别是规划本身的环境评价具有借鉴意义。具体包括4个方面: 1)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实现从提高环保技术手段向预防污染产生转变; 2)保证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及实施的有效性; 3)把空间规划作为实现区域经济和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提高生态和环保目标的地位; 4)在规划的技术层面上关注居住，休闲，交通和自然保护区用地的增长。</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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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自由经济区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近年来已成为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市化的驱动力以及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在中国,为应对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格局的新挑战,增强深化改革开放新动力,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贸易型自由经济区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一些专家****对自由经济区发展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归纳,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从动力机制角度探讨其演化规律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自由经济区理论及案例研究基础上,应用访谈、问卷等形式采集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分析方法,选用政策、市场、环境、产业、要素、效益和创新驱动力7个要素,建立了自由经济区发展演化动力机制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模型,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实际情况,系统分析了影响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主要动力因子及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未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模式;最后,探讨了该研究对中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与演化的意义.本文对中国未来自由经济区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 自由经济区作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近年来已成为促进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城市化的驱动力以及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在中国,为应对全球化与世界贸易格局的新挑战,增强深化改革开放新动力,实施国家“一带一路”和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贸易型自由经济区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目前一些专家****对自由经济区发展规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归纳,但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从动力机制角度探讨其演化规律的研究还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自由经济区理论及案例研究基础上,应用访谈、问卷等形式采集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价分析方法,选用政策、市场、环境、产业、要素、效益和创新驱动力7个要素,建立了自由经济区发展演化动力机制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模型,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实际情况,系统分析了影响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主要动力因子及动力机制,从而预测未来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演化模式;最后,探讨了该研究对中国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与演化的意义.本文对中国未来自由经济区的转型与发展以及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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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正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人口的规模及空间布局对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1。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地区人口整体均衡发展的核心,然而与世界上众多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相似,目前北京的人口发展面临规模过大、布局不合理等突出问题,需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北京市域和京津冀地区两个层 . 正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人口的规模及空间布局对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系统的协调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1。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北京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地区人口整体均衡发展的核心,然而与世界上众多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发展历程相似,目前北京的人口发展面临规模过大、布局不合理等突出问题,需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北京市域和京津冀地区两个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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